没有任何事情会照你预计的那样发生。

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人，都对《圣殿春秋》感到惊异。人们已经把我当成了惊悚小说家。在写作生涯中，当你有所建树时，聪明之举便是在你的余生中每年都写一些同样类型的东西。小丑不要妄想扮演哈姆雷特；通俗歌手不该去写交响乐。我不会甘冒牺牲我的名声之险去撰写超出我的特长的非分之想的作品。

更重要的是，我不相信上帝。我并非大家所说的那种崇尚精神世界的人。按照我的代理人的说法，我身为作家的最大的问题便是：我不是一个备受折磨的灵魂。读者诸君指望从我这里读到的无非是一个修建教堂的故事。

因此，《圣殿春秋》未必是该由我来写的小说——连我自己都有这样的看法。我提笔撰写之后又将其束之高阁，有10年的时间未作一顾。

事情就是这样。

在我的孩童时代，我们全家都属于一个叫做“普利茅斯兄弟会”的清教团体。对我们而言，教堂只是中间有一张桌子、四下围着几排椅子的空荡荡的房间。举凡绘画、雕像，以及一切装饰都在禁止之列。该团体也不鼓励其成员到敌对派别的教堂去。因此，我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对欧洲教堂富丽堂皇的建筑宝库一无所知。我在25岁前后担任伦敦的《晚间新闻》记者时，开始涉足小说创作。当时我即意识到，我从来未对身边的城市景观感兴趣过。而且，我也没有掌握描述我的人物所从事的建筑业的词汇。于是我便购买了一本尼古拉斯·佩夫斯纳所写的《欧洲建筑概要》。该书使我对建筑，尤其是教堂建筑，大开眼界。佩夫斯纳在写到哥特式大教堂时，确实情有独钟。他写道，尖顶拱在历史上难能可贵，在解决技术问题——如何建造更高的教堂——的同时，也使之具备了挺拔崇高之美。

在我阅读佩夫斯纳的专著之后不久，我所在的报纸派我去东英格兰的彼得伯勒城。我早已忘记了我正在撰写的故事，却始终牢记着我将其搁置之后要做些什么。我有1小时的时间等候返回伦敦的火车，想起了佩夫斯纳对中世纪建筑迷恋和钟情的描写，于是便前往观看彼得伯勒的大教堂。

这就是那样一种时刻。

彼得伯勒大教堂的西端，有三座巨大的哥特式拱门，像是为巨人进出而设。其内部比外面还要古老：由规则的圆形诺曼式拱券构成的连拱廊，庄严地排列着，直通侧廊。如同一切伟大的教堂一样，这里既宁静又优美。但还不仅如此。由于佩夫斯纳的著作，我对背后的工作略知一二。我知晓人们修建更高更美的教堂的种种努力的故事。我了解这座建筑物在历史——我心中的历史——上的地位。

我为彼得伯勒大教堂心仪神迷了。

参观大教堂成了我的一项爱好。每隔数月，我都要驱车前往一座英格兰的古城，住进一家旅店，研究那里的教堂。就这样，我拜访了坎特伯雷、索尔兹伯里、温切斯特、格洛斯特和林肯的大教堂，个个都独具特色，也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大多数人只花上一两个小时参观一座大教堂，而我却愿意逗留上两三天。那些石头本身就揭示了建造的历史：中断和开始，损毁和重修，繁荣时的扩建，奉献给出资付款的富人的彩色玻璃窗饰。另一方面，也讲述了大教堂在城中所占的位置。林肯大教堂与城堡隔街相望，宗教和军事两种势力面面相觑。温切斯特大教堂坐落在棋盘式街道的中间，那是中世纪一位自诩为城镇规划者的主教的设想。索尔兹伯里的大教堂在13世纪时迁址，从设防的山顶——那里的旧教堂的残迹依旧可见——改建到开阔的草地上，表明持久的和平已经到来。

然而，有一个问题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为什么要建造这些教堂呢？

有些答案很简单——为了上帝的荣光，出于主教的虚荣，以及如此这般——但这些于我都不满足。中世纪大教堂的建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欧洲现象。那些建筑匠师们没有强力的工具，他们也不懂得结构工程的数学计算，而且他们还一贫如洗：当年最富有的王公们，可以说，也没有现代监狱中囚犯的日子过得好。可是，他们却竖起了前所未有的最美的大教堂，而且建筑之精，使之在数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巍峨耸立，供我们研究和赞赏。

我开始阅读有关这些教堂的书籍，但我觉得那些书不能令我满意。书中尽有对高耸的美学赞叹，但对活生生的建筑物却涉及甚少。这时，我得到了让·金培尔撰写的《大教堂建筑师》一书。金培尔是法国一个艺术商家族的不肖之子，却和我一样对高侧窗是否产生美感显得更加热衷。他在书中写道，实际上是那些住在简陋破屋中的人们建起了这些传奇般的建筑。他浏览了众多法国修道院的薪俸记录，对建筑匠师是何许人及所挣几何颇感兴趣。例如，是他第一个注意到，很有一些人名是女性。中世纪的教会是注重性别的，但女人却和男人一样参与了大教堂的建筑施工。

金培尔的另一部著作《中世纪的机械》使我懂得，中世纪是一个高科技迅速创新的时代。其间，水力磨坊在工业上得到多方面的广泛应用。之后，我又对中世纪的普通生活产生了兴趣。而且，我渐渐明白：对于中世纪的人们而言，修建大教堂何以成为顺理成章之举。

解释起来并不简单。有些类似设法理解20世纪的人们为什么花费那么多的钱财去开发太空。在这两种情况中，都有一整套势力网在起作用：科学上的好奇，商业上的利益，政治上的敌对，以及普通百姓精神上的向往。依我之见，只有一个途径来全面绘制那一套网络：写一部小说。然而，我并不打算写一部“晦涩”的小说。我所写的是一个冒险故事，充满了丰富多彩的人物，他们胸怀大志，工于心计，情欲旺盛，英勇无畏，聪明过人。我要让普通读者和我一样为中世纪大教堂的罗曼史而欣喜若狂。

我同十年前就曾激励了我的让·金培尔取得了联系，我得知他不仅寓居伦敦而且与我同街为邻，感到喜出望外。我聘用他做顾问；直到他辞世，我们都是朋友和网球场上的对手。

翌年，也就是1987年的3月，我只草拟出全书的前三分之二的提纲。我认为已经够了，便动手写作。

就我记忆所及，我在那年的年中前后，完成了初稿。既激动又急切的心情推动着我在修改时倍加努力，一周里要工作7天。我的公务无暇顾及，但我在1989年3月，完成了该书，从提笔算起，历时3年零3个月。

我筋疲力尽，却欣喜异常。我觉得自己写了一部很特殊的书，虽说不一定又能畅销，但很可能会广受欢迎。

许多人并不同意。我的美国精装本出版商威廉·莫罗公司，印制了和《与狮同眠》同样的印数，当售出了同样数量之后，他们非常满意。我在伦敦的出版商们更加兴奋，《圣殿春秋》一书比我此前的任何一本书销售都好。不过，世界各地的出版商的最初反应都是松了一口气：福莱特完成了他的难以置信的工程，侥幸成功了。该书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甚至没有被提名。少数几位评论家表示赞赏，但大多数印象一般。意大利读者一向对我青睐，该书在那里是畅销书的第一名。在英国，其简装本占据畅销书榜首为时一周。我开始觉得自己错了。这本书不过是引人入胜而已，写得不错，但没什么了不起。

不过还是有一个人激情满怀地坚信，这本书非同一般。我的德文编辑，古斯塔夫·吕波·威尔拉格出版社的瓦尔特·弗里茨希早就梦想着要出版一部修建大教堂的长篇小说。他甚至向他的一些德国作家谈及这个主意，但始终不见动静。因此，他对我的写作激动之极，当打印稿传到时，他觉得他的希望成真了。

到那时为止，我的作品在德国只算是勉强成功。（我书中的坏蛋往往是德国人，因此我无可抱怨。）弗里茨希热情洋溢地相信，《圣殿春秋》会是打破坚冰之作，会使我在德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中独占鳌头。

连我都不相信。可他是对的。吕波公司闪亮推出该书。他们聘用了一位青年画家阿齐姆·吉埃尔设计封面，但当他坚持作为一件艺术品来设计全书时，吕波公司居然勇气十足地认可了他的观点。他索价甚高，但他与买主弗里茨希的沟通成功，认定这本书有独到之处。（他继续为我的全部作品的德文版本担任设计多年，创造了一种吕波一再使用的外观。）

我最初获悉读者认为该书非同一般，是在吕波公司做广告庆祝销售量达到10万册的时候。除去美国，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销售过这么多的精装本（美国人口可是德国的3倍）。

时隔两三年，《圣殿春秋》在德国登上畅销书榜80次之后，开始出现在畅销时间最长的书的名单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书始终榜上有名。（迄今为止，上榜时间已逾300多周。）

一天，我在察看来自我的美国简装本出版商——新美国图书馆的稿酬清单。这种清单设计得十分巧妙，使作者无从知晓他的作品的真实销售情况，但在我几十年来的不懈努力之下，我还是学会了从中了解真相。我注意到，《圣殿春秋》每半年便销售5万册左右。与我的其他作品相比较，《针眼》则是2万5千册，我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如此。

我察看了一下我在英国的销售量，发现情况相仿：《圣殿春秋》的销售量大体上也是我的其他作品的两倍。

我开始注意到，在我的书迷的邮件中，提及《圣殿春秋》的最多。我在书店签名售书时发现，越来越多的读者对我讲，《圣殿春秋》是他们的最爱。许多人还要求我写出续集。（有一天我会的。）有人说，这本书是他们读过的最佳作品，这样的赞誉是我从未因我的其他作品而得到过的。一家英国旅行社还向我提议，创立一个“圣殿春秋”的节日。这简直有些像风靡一时的崇拜了。

我最终琢磨出了事情的原委。这是一部口口相传的小说。书籍销售的秘诀在于，最佳广告是花钱买不到的：那就是读者奔走相告的推荐。《圣殿春秋》的畅销靠的就是这一条。亲爱的读者，这是你们的功劳。出版商、代理人、评论家和颁发文学奖项的人们，普遍忽视本书，但你们却没有。你们注意到了本书非同寻常的特殊之处，并且向朋友们推荐；最终口碑就不胫而走。

事情就是如此。该书似是不当；我也似乎是不当的作者；而且我简直没有恪尽己责。但这本书却是我的最佳作品，得到了你们的赞赏。

我对此深表感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