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安恩·塞康姆小姐嫁给了乔治·史迈利，一个被她形容为普通得令人心动的人物，这让她那些伦敦上流社会的朋友们惊愕不已。两年过后，当她爱上一名古巴摩托赛车手并离他而去时，又令人摸不着头脑地宣称，她要是那时不离开他，就再也没机会这么做了；之后，索利子爵特意到他的俱乐部走了一趟，发现这个消息已被传扬开去。
那句也算得上警句的评论，惟有认识史迈利的人才能理解通透。五短身材，臃肿体态，外加一副温顺脾性，似乎还热衷于把大量银子砸在一些品味差劲的衣服上，这些衣服挂在矮胖骨架上就如同蟾蜍收缩后身上耷拉的皮囊一般。而事实是，索利早在婚礼上便断言过，“塞康姆嫁的是一只披着油布长雨衣的牛蛙”。然而，史迈利并未意识到这种不协调，他只会摇摇晃晃地穿过教堂的走道，寻找那一个能让他变成王子的吻。
他究竟是富贵荣华，还是一贫如洗，究竟是抡锄头种地的，还是捧圣经传教的？而她又是从哪儿把他给弄过来的？新郎新娘之间的不登对在安恩小姐毋庸置疑的美貌中被强烈地突显出来，而这种突兀感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小道消息的对象终归要黑白分明，如此便能在只言片语中轻易传达出罪恶与居心。至于史迈利，顺势成了没有学院背景、没有父母、既不参军也不做买卖、既不是大富大贵也不至于囊中羞涩的人，他没头没脸地搭上社交圈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迅速沦为一件丢失的行李，当婚姻来了又去，他便命中注定地被遗忘在落满灰尘的旧闻架子上，再也无人问津。
就在安恩小姐跟随她那位明星车手前往古巴之时，她给史迈利透露了一些想法。带着那么些勉勉强强的钦慕之情，她承认，要说在她的生命当中真正有过的唯一一个男人，那自然是他无疑。她满怀欣悦地追溯过往，表示自己已用圣洁的婚姻证明了这个观点。
安恩小姐与前夫分离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在社会上激起波澜——轰动过后的余波确实未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不过，要是知道索利那帮人对史迈利的反应作何感想，那事情还是颇有嚼头的；当时，史迈利正深深地沉浸在那些地位并不显赫的德国诗人的作品中，阅读时那架着眼镜肉感十足的脸因为精神过度集中而缩拢起来，而那双汗湿了的胖手则在松垮的袖子下紧紧地握着。不管怎么说，索利在轻描淡写地安慰说“离开终究是短暂的结束”时还是感觉到了满足，仿佛他并没有意识到，虽然安恩小姐才离开没多久，但乔治·史迈利的一部分已经确然死去。
存活下来的那部分史迈利不仅跟他的外在形象毫不搭调，还跟他的爱情以及不入流的文学品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他从事的职业，乃是情报官。这是一份他喜欢的职业，这份职业仁慈地带给他好些同样隐藏了个性与出身的同僚。与此同时，这份职业还能够让他去做曾经是这辈子最爱的事情：对人类行为的谜团进行学术考察，并且通过实践应用自己那套演绎法来加以提炼梳理。
在1920年代的某段时间里，史迈利从他那所毫不起眼的学校脱颖而出，继而笨重地穿行在同样寂寂无名的牛津学院昏暗的回廊里，他眨巴着眼睛，憧憬着谋取一份教职，将后半生奉献给晦涩的十七世纪德国文学。但是那位对他了如指掌的导师明智地作出指引，让他远离这些毫无疑问终将隶属于他的荣誉。于是，在1928年7月的一个美好的早晨，一脸疑惑、面色涨红的史迈利端坐在了海外学术研究委员会的面试席前，而这个组织他在之前素未听闻。贾比迪（他的导师）在介绍时异乎寻常地言辞模糊：“就跟这些人聊聊呗，史迈利，他们会考虑你的，而且待遇可以保证你不用跟那些不入流的人为伍。”然而史迈利表明了自己心中十分恼火。他很是担忧，因为贾比迪平素说话一向精准到位，但是这次却如此含糊其辞。怀着一星火气，他答应多等几天，直至真正见到贾比迪所说的“神秘人物”再作答复。
尚未有人给他介绍这个委员会，但是放眼望去，半数成员他都知晓。这当中有来自剑桥的法国中世纪专家费尔丁，有东方语言学院的斯巴克，还有斯蒂德·阿斯普雷，那晚他在贾比迪家做客时，对方就在贵宾席上用餐。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内心颇受触动。像是费尔丁，且不用提剑桥大学，光是这号人物能够大驾光临，本就已算奇迹。后来，史迈利总是觉得这次面谈就像是一出扇子舞；在逐步披露这个神秘组织真相的过程中，每一点进展都经过了精心安排。终于，看来应该是主席的斯蒂德·阿斯普雷把最后一层面纱揭下，真相耀眼的胴体便在他面前展露无遗了。他被安排了一个职位，就在这个组织里，因为暂时还没有更好的叫法，所以斯蒂德·阿斯普雷只能够红着脸称之为特务机构。
史迈利要求一些考虑的时间。他们给了他一个星期。没有任何人提到报酬。
那一夜，他留在伦敦，找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住所，还去了剧院。他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头晕目眩，这让他很是忧虑。他十分清楚自己会接受这份工作，这本来在面试时就能够表态了。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由于他与生俱来的谨慎，或者可以说是因为他想吊一下费尔丁的胃口。
接受任命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训练：不知名的乡间宅邸，不知名的指导员，到处巡游的机会，还有一个逐渐明朗的事实，那便是全然独自工作的绝佳前景。
他的第一项任务还是比较舒适的：在德国的一所本地大学担任两年英语讲师，平常讲授济慈的作品，休假时便跟一大群热忱真切又随性而为的德国学生待在巴伐利亚的狩猎者小屋。在每一个悠长假期行将结束的时候，他都会带几个具备潜质的学生回英国，然后暗地里把他们的推荐信传送到波恩；在整整两年内，他压根儿不清楚到底这些推荐信是被采用了还是被无视了。即便是他挑选出来的候选人，他也没有渠道去获知他们是否通过了。他甚至无法确知他的信息是否能够安然到达目的地；而他在英国的时候，与军情局之间也是互不往来的。
他在执行这项工作时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能站在一个超然的位置，学着用诸如“具有特工潜质”这类话语去形容他人，设计一些关于性格与行为的小测试去判断某人能否担当候选人，这项工作都把他给迷住了。这一部分的他是缺乏人性、不人道的——史迈利在这交易当中就是一个惟利是图的跨国雇佣兵，不顾及道德，也没有任何超乎个人私欲的动机。
而另一方面，当他见证自己自然而然的快乐日渐凋零时，心中平添忧愁。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忠诚发散出来的诱惑，他发现生性怯懦的自己只会习惯性地退缩。他对这种自然反应采取了敬而远之的警惕措施。通过理智的力量，他迫使自己在看待人性的时候用临床医学般的客观眼光，但又因为他既非神仙，也非圣人，他对生命中出现的虚假还是感到既厌恶又恐惧。
不过，作为一个感性的人，长时间的背井离乡只会加深史迈利对英国的深爱。他饥肠辘辘地用牛津学院的记忆去喂养自己；关于它的美好，它那合理的闲逸，还有它做出判断时不紧不慢的成熟姿态。他憧憬着在哈特兰德码头度过秋风瑟瑟的假期，在康沃尔郡海崖上长途跋涉，期盼着海风的吹拂让脸庞变得光洁温热。这曾经是他的另一重秘密生活，而他现在则日渐厌憎新德国下作的侵扰，那些身穿校服的学生的跺脚以及叫喊，那些骄傲自大的疮疤脸及他们口中吐出的粗俗应答。他同时也非常怨恨那些教员胡乱干预他研究的项目——他钟爱的德国文学。然而在1937年冬天的一个恐怖夜晚，史迈利站在窗边，遥望着校园庭院里的盛大篝火：几百号学生围聚四周，他们的面容在跳荡的火光中闪现着狂喜的神采。他们往这异教之火里扔进了上百本书籍。他知道这些书的作者是谁：托马斯·曼，海涅，莱辛，还有其他诸位作家。史迈利汗湿了的手环拢住香烟末端，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内心汹涌着怨恨的波浪，同时，也暗自庆幸确切知晓了自己的敌人究竟是谁。
1939年，他出没于瑞典，作为一位大名鼎鼎的瑞士小型武器制造商的信用代理人，他巧妙地构建了自己与对方的合作历史。此外，他的外貌也能奇妙地进行变更，因为他发现自己所能实现的变化可以不仅仅停留在发型的简单改换或者一小撮胡子的增添上。整整四年，他来来回回穿行于瑞士、德国和瑞典之间，常常改头换脸。他从来没有想过，心中的畏惧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他的左眼会在神经紧张时感到疼痛，这症状于之后的十五年内持续存在；他那肉乎乎的脸颊以及额头上扭曲的皱纹同样会犯这种毛病。他饱尝无法安睡、无法放松的滋味，他无论白天黑夜都能感觉到心脏一刻不停地跳动着，他那顾影自怜的情绪扩大到了极点，种种毫无道理可言的欲望会骤然袭来，包括对女人、对酒精、对运动以及对药物的欲求，只盼这些能够移除生活中的压力。
在这种状态下，他同时操持着可靠的生意和间谍工作。随着时间推移，情报网日渐成熟，其他国家开始弥补之前欠缺的远见和准备。到了1943年，他被召回本国。还没过六个月，他便嚷着要重出江湖，但他们不再让他走了。
“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斯蒂德·阿斯普雷说道，“现在就是训练一些新人，抽点时间休息下。结个婚，或者什么都好。放松就是。”
史迈利向斯蒂德·阿斯普雷的秘书安恩·塞康姆小姐求婚了。
战争结束了。他们付钱遣散他，他则带着美丽的新娘去了牛津，好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令人费解的十七世纪德国文学。然而两年后，安恩小姐已经身在古巴，而渥太华一名从事编码工作的俄国年轻人身上暴露出的内幕，使得拥有史迈利这种经验的人再度变得炙手可热。
这份工作充满了新鲜感，面临的挑战难以捉摸，在最初的时间里史迈利乐在其中。但更年轻的血液正源源不绝地输送进来，也许还顺带着更为新锐的思想。史迈利不再具备晋升资质，他逐渐看清自己从未青春过便已步入中年，他现在已经——以最体贴的方式——被束之高阁。
万事更变，今非昔比。斯蒂德·阿斯普雷已经离开，从新世界逃到了印度，寻求另一种文明。贾比迪死了。就在1941年，他与年轻的比利时无线电操作员一同在里尔登上火车，自此二人再无音讯。费尔丁转而献身于对罗兰的研究——只有麦斯顿还在。麦斯顿，职业外交家，战时纳入的新成员，部长的情报顾问；“第一个人，”贾比迪曾经说过，“第一个在温布尔顿打权力网球的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以及美国人采用的孤注一掷措施，改变了史迈利所在组织的整体性质。斯蒂德·阿斯普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他不可能再在莫德林学院的研究室里边喝波特酒边对你下指令了；一小撮领取低薪的高素质人才发挥的业余作用，已让位给重大政府部门的雷厉风行、官僚主义以及阴谋诡计——说白了，幕后支配的就是麦斯顿，这个衣饰华美、有尊贵白发和银色领带并享受爵位的人物；麦斯顿，即便是秘书的生日也能铭记于心，他的礼数在女人堆里口耳相传；麦斯顿，一面满脸歉意地扩张着自己的帝国，一面满心遗憾地搬进了更为宽大的办公室；麦斯顿能在亨利镇举办出色的家庭宴会，也能依靠部下的成功上位。
战争时期，他们把他这个专业的公务员从正统部门引进，他擅长处理文书，并且能通过臃肿的官僚机器汇聚众人才智。能够跟一个知根知底的人打交道，这让高层很是受用，而且这个人不仅能让任何颜色简化为灰白，还能穿行于他熟知脾性的上司当中。在这些方面他确实做得颇为出色。他们喜欢他为自己的交际圈致歉时的羞赧，为属下的不轨行径辩护时的伪善，以及应许诺言时的灵活机动。他不愿抛掉作为一名情报员身披斗篷暗藏匕首的优势，而是助上瞒天过海，对下耀武扬威。从表面上看，他的职位甚是怪异。他并非特务机构名义上的领导者，而是各位部长的情报顾问，斯蒂德·阿斯普雷老是把他形容为“大太监”。
对史迈利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廊道是灯火通明的，成员是聪慧年轻的。他自觉死板且落伍，一个劲儿地怀想着骑士桥那边残破的连栋房屋，那里是一切发生的起点。他的相貌似乎能够反映出一种衰退的迹象，他比以往更为弯腰驼背，更像一只蛤蟆。他眨眼的频次提高了，而且获得了“鼹鼠”的昵称。不过，他那初出茅庐的秘书对他青眼有加，自始至终把他称作“我亲爱的泰迪熊”。
史迈利现在的年岁已经不适合出国了。麦斯顿说得很清楚：“怎么都好，我亲爱的朋友，十有八九是因为你在打仗那会儿东钻西跑四处搜寻，所以现在可就蔫了。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吧，老伙计，也好让咱自家的火烧着。”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乔治·史迈利会在1月4日星期三的半夜两点，坐在一辆伦敦出租车的后座上前往剑桥圆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