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把彼得·吉勒姆带进病房，自己笑得春光灿烂：“人带到了。”他说道。
这次谈话很局促；至少吉勒姆感到不自然，因为回想起史迈利突然辞职，也因为在医院病房见面而感觉不适。史迈利穿着蓝色短上衣，绷带之上耸立的头发肮脏凌乱，左边太阳穴上还留有深色的瘀伤。
极其尴尬的沉默过后，史迈利说：“嘿，彼得，曼德尔已经跟你说过我的遭遇了。你是个专家——对东德钢铁代表团，你知道多少？”
“真是纯洁得跟被吹散的雪一样，天呐，除了突然间解散。相关的也就是三个人和一条狗。他们就住在汉普斯特德的什么地方。初来乍到时，谁也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但在过去四年里，他们还是表现得很好的。”
“他们干的是什么工作？”
“天知道。我看他们到这边来是想说服贸易委员会打破欧洲钢铁市场的垄断，但是遭到了冷遇。然后他们找上领事方面的工作，重点是机床和成品，交换工业与技术信息之类的。他们要什么并不重要，这比较能让人接受。”
“他们是何方神圣？”
“呃——两个技术人员——某某博士教授跟某某博士——还有几个女的和一个打杂的。”
“打杂的是谁？”
“不知道。一个专门摆平乱子的外交官。军情局里面有他们的记录。我看我可以把详细资料发给你。”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
然后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史迈利打破僵局：“照片应该能派上用场，彼得。这你可以弄得来吗？”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吉勒姆略显拘谨地把视线从史迈利身上移开。“其实我们对东德钢铁代表团了解并不多，这你也知道。我们只不过是零零碎碎地了解一些情况，但总体而言，他们还是个谜。如果他们是在收集情报，就不会打着外交或贸易的幌子——因此，假如你对那家伙的判断没错，而他却是钢铁代表团的人，事情就古怪了。”
“哦。”史迈利平静地应道。
“他们是怎么收情报的？”曼德尔问道。
“我们只知道几起没什么关联的事件，单靠这些来概括还是挺难的。在我印象中，他们直接指使德国特工，指挥员和情报员在情报区并没有接触。”
“但这样的话肯定对他们有很大的限制，”史迈利喊道，“你可能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等到你的情报员去国外会面。他可能连必要的掩护都没有，根本没法出行。”
“嗯，显然这会约束到他，但他们的目标看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他们宁肯跑到国外去——瑞典人，外籍波兰人，接手一些短期任务，让他们去技术约束少一些的地方。也有例外的，他们会安插一名情报员驻守在目标国家，他们自有一套情报体系来运作，这符合苏维埃模式。”
史迈利这会儿一直在倾听。
“事实上，”吉勒姆继续说，“美国最近拦截了一个信使，这让我们多少对德国的手段有所了解。”
“比如说？”
“比如说，永远不要在约见的地方等，不要在规定的时间见面，而应该提前二十分钟，识别标记——所有寻常的小把戏都不过是给低级情报长脸。他们也会在名字上做文章。一个信使可能要跟三四个情报员接触——一个指挥员可能要管到十五个那么多。他们从来不会给自己起假名。”
“什么意思？很显然他们一定要这样做啊。”
“他们会让情报员去自己起。情报员选择一个名字，随便什么他们喜欢叫的，然后指挥者采纳。说白了就是个骗人的花招——”他停了下来，一脸狐疑地看着曼德尔。
曼德尔立马抬起了脚。
吉勒姆靠坐在椅子上，想知道自己是否能抽口烟。后来他还是勉强克制住了。这时候若来根香烟应该还是挺管用的。
“怎么说？”史迈利问道。曼德尔已经向吉勒姆说过他跟斯卡尔先生的谈话了。
“这就对头了，”吉勒姆说，“很显然，这就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对上了。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事情不太清楚。要是金发妞是一个信使，这就有点奇怪了——至少从我的经验来看——那就是，他应该使用贸易代表团作为据点才对。”
“你说过钢铁代表团已经来了四年了，”曼德尔说道，“而金发妞第一次找上斯卡尔也是四年前的事情。”
好一阵子大家都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史迈利认真地说：“彼得，这是有可能的，对吧？我的意思是，他们要是从事情报活动，那不仅要有信使，还要有一个据点。”
“嗯，当然，要是有什么大动作要策划，他们还是需要的。”
“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让一名高级驻地情报员参与进来？”
“嗯，大概是。”
“假定他们有这样的一名情报员，像麦克林或者法克斯那样的，那他们可不可能会在这里建立一个据点，用做买卖的名义打掩护，不用来从事情报活动，而仅仅是掌控这名情报员？”
“对，有可能。但是这个任务难度很高，乔治。你推断的是这个情报员由国外遥控，由信使传信，而信使则听命于钢铁代表团，钢铁代表团正好是情报员私人的守护神。那肯定是名高端的情报员。”
“我没有这么推断——但也八九不离十了。我相信这个体系需要一名厉害的情报员。别忘了我们只知道金发妞来自荷兰，而这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辞。”
曼德尔插了个嘴：“这个情报员——他会跟钢铁代表团直接接触吗？”
“天呐，当然不会啦，”吉勒姆应道，“他很可能有个应急程序跟他们联系——一个电话代码或者别的什么。”
“那怎么运作呢？”曼德尔问。
“因人而异。可能用一个错号系统。你从公共电话亭拨一个号码，说要找乔治·布朗恩。对方跟你说那里没有乔治·布朗恩这号人，于是你道个歉把电话挂了。这个时间跟地点是事先安排好的——紧急信号就包含在你要找的那个人的名字里。之后就会有人去那里了。”
“钢铁代表团还会做什么？”史迈利问道。
“难说。很可能给他钱。安排一个收报告的地方。指挥员会给情报员安排好一切，这是肯定的，然后通过信使告诉他要做的事。他们密切按照苏维埃原则行事，就像我说的那样——即便最小的细节也会通过指挥安排妥当。混这行当的人没多少自主性。”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史迈利看了看吉勒姆，又看了看曼德尔，然后眨着眼睛说：“金发妞没有在一月和二月去找斯卡尔，对吧？”
“没错，”曼德尔答道，“今年是第一次。”
“芬南通常会在一月、二月滑雪。这四年来他是第一次没去。”
“我琢磨着，”史迈利说道，“我要不要再去见一次麦斯顿。”
吉勒姆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笑着说：“你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他要是知道你脑袋被砸了，肯定很高兴。我私底下认为，他会以为贝特西也在海岸线上，但不用担心。跟他说你在某人的私人庭院里逛荡，结果被人袭击了——他会明白的。还要跟他说说袭击你的人，乔治。你始终没见到他的脸，记得么，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是东德情报局的一名信使。麦斯顿会当你后盾的，他一直都这样。特别是当他要跟部长汇报的时候。”
史迈利看着吉勒姆，一句话也没说。
“同样，在你的头被人砸了之后，”吉勒姆补了一句，“他会明白的。”
“但是，彼得——”
“我明白，乔治，我明白。”
“呃，等我再跟你说件事。金发妞通常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去拿车子。”
“那又怎么样呢？”
“那正是艾尔萨·芬南去韦布里奇剧院的时候。星期二芬南总会工作得很晚，这是她说的。”
吉勒姆站起身来：“那我再去挖点料，乔治。再见了，曼德尔，今晚我可能会给你打个电话。我也不知道现在大家能做点什么，但是，知道这点总是好事，对吧？”他走到门边。“顺便问一句，芬南的私人东西哪里去了——钱包、日记之类的？他们在尸体身上找到的那些东西？”
“很可能还在警察局里，”曼德尔答道，“一直会留到审查之后。”
吉勒姆站着看了会儿史迈利，寻思着该说些什么好。
“你还要什么不，乔治？”
“不用了，谢谢——噢，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你能不能让刑事调查部别来烦我？到今天为止，他们都来找过我三次了，虽然，在这里他们也没别的什么地方好去。你能不能暂时把这事儿定性为情报事件？既神秘兮兮，又能安抚人心？”
“行，我看问题不大。”
“我知道还是挺困难的，彼得，因为我不是——”
“哦，还有另外一件事能让你们振奋一下的。我已经比对过芬南的遗书和匿名信了。他们是不同的人在同一部机子上敲出来的。打字的力道和间隔不同，但字体是一样的。再见，亲爱的老伙计啊。多吃些葡萄哦。”
吉勒姆关上身后的门。他们听到他的脚步声清脆地回荡在无人的走廊上。曼德尔给自己卷了一支香烟。
“天啊，”史迈利说道，“你就没有一件事是害怕的吗？难道你没看到这边的护士？”
曼德尔咧开嘴笑着摇摇头。
“你只会死一次。”他把香烟塞到两片薄嘴唇之间。史迈利看着他把它点燃。他拿出打火机，掀开盖子，用留有污痕的拇指拨弄转轮，敏捷地用双手围着，护住火苗向香烟伸去，仿佛那里正有一场飓风来袭。
“好了，你是罪案专家，”史迈利说，“我们得怎样做？”
“一片混乱，”曼德尔说道，“没梳理过。”
“为什么这么说？”
“到处都是没解释清楚的零碎问题。没有警方介入。没有查证。就跟代数一样。”
“代数跟这有什么关系？”
“你得证明那些能够被证明的，这是第一点。找到常数。她是不是真的去了剧院？她是不是一个人去的？邻居有没有听到她回来的声音？要是有听到，那是几点钟？星期二的时候芬南是不是回来得很晚？他老婆是不是当真像自己讲的那样，每两个星期都会定期去剧院？”
“还有八点半那通电话。你可以帮我梳理下这个不？”
“那电话印在你脑子上了，是吧？”
“是啊。所有没解释清楚的零碎问题当中，这个是疑点最多的。我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但就是没道理可言。我看过他的火车时刻表。他是个守时的人——通常比其他人早到外交部，自己打开橱柜。他本来可以赶得上八点五十四、九点零八分的车，或者最晚赶上九点十四分的。八点五十四分的车在九点三十八分到——他喜欢在九点四十五分到达办公室。他不可能等到八点半才被叫醒。”
“也许他就是喜欢铃声呢？”曼德尔说着，站了起来。
“还有匿名信跟遗书，”史迈利继续说，“不同的人用了同一台机子。先忽略凶手，有两个人可以碰那台打字机：芬南跟他老婆。要是我们确信芬南给自己打了封遗书的话——而且他确实在上面签了字——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就是，艾尔萨·芬南打了那封告密信。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史迈利累了，看到曼德尔要离开，舒了口气。
“去梳理下吧。找出那些常数。”
“你会用得到钱的。”史迈利说着，从床边的钱包里拿给了他一些钱。曼德尔没有推托，接过来便走。
史迈利躺了下来。他头痛得要命，烧得滚烫。他想把护士叫来，但内心的怯懦制止了他。慢慢地头痛缓解了。他听到外面传来救护车的声音，车子此时正从威尔士亲王大道转入医院的院子。“也许他就是喜欢铃声呢。”他喃喃自语着，睡了过去。
他被走廊上的争执声吵醒——他听到护士提高了声音抗议；他听见脚步声以及曼德尔的嗓音，他很急迫地反驳着。房门突然被打开，有人开了灯。他眨眨眼坐了起来，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表。现在是五点四十五分。曼德尔正在跟他说话，几乎是叫喊着的。他想说些什么啊？说着贝特西桥……河警……昨天开始失踪……
他彻底醒了。亚当·斯卡尔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