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让我明快地告诉你们吧，要不是我当初一时冲动，提笔草草地给乔治·斯迈利写了一张便笺，请他为我这期的应届毕业生在第一阶段学习结束的那个晚上讲个话，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地，他竟然同意了，不然我也就不会对你们如此知无不言了。
我最多只会告诉你们一些经过修饰的往事，大谈一些秘密骑士所缔造的勇敢而充满戏剧性与想像的丰功伟业，不过说实话，有时我倒是有点太过偏好这种题材而使学生觉得乏味。当然，我通常只挑些有利的话讲。我会向你们叙述那些扣人心弦的回忆——夜晚空降高加索山区，乘着快艇冒险涉渡、登陆滩头，岸上的灯火忽明忽暗，加密的无线电讯文莫名其妙地中断等等。我会谈一些籍籍无名但功不可没的冷战英雄如何介入他们极欲保护的世界事务中，以及他们如何在紧要关头把那些弃暗投明的人们从虎口中拯救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我们的亲身经历。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都干了这些事情，而且有些也干得很好。在那些邪恶的国度中，有一批好手在为我们赴汤蹈火。一般来说，他们值得我们信任，而有时我们也巧妙地应用他们提供的情报。我希望事实是如此，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世上最好的间谍也还是一文不值。
在见习生餐厅喝下第二杯威士忌以后，我会挑些轻松的话题，先从情报局的一个三人接应小组在我勇敢领导下潜入东德活动开始。有一次我们一动不动地趴在哈次山的山脊上，祈求能听到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飞机关掉引擎以后所发出的振动声，并盼望能看到飞机的尾部投下黑色的降落伞。但是当我们的祈祷应验以后，等我们滑过一片冰原准备领回宝物时，我们发现了什么呢？石子！我告诉那些眼睛瞪得大大的学生，那是货真价实的阿盖尔花岗石。苏格兰空军基地的装货人员误把训练用弹筒送来了。
尽管我的其他故事常讲到一半就让听众们索然无味，但这个故事至少还能引起某种共鸣。
我认为想写信给斯迈利的冲动在我心中酝酿已久。我在某一次定期拜访人事主管以讨论我那批学生受训的进展时，就萌生了这个念头。我顺路造访了高级官员酒吧，点了三明治和一杯啤酒，就在这时，我撞见了彼得·吉勒莫。在追查情报局叛徒的漫长过程中，乔治扮演的是福尔摩斯，彼得则扮演华生这个角色，而情报局的叛徒原来是我们的行动主任比尔·海登。彼得已经——哦，至今约有一年，或更久没收到乔治的消息了。他说乔治在北康瓦耳某处买下了一座农庄，而且依然对电话十分厌恶。他在爱塞特大学谋得一份闲差，并可使用他们的图书馆。我难过地想像着其他的情况：乔治这位孤独的隐士踯躅在空旷的大地上独自散步与思考。就在等着进入情报员纪念堂之际，他悄然远走爱塞特颐养天年去了。那么他的太太安妮呢？我压低声音问彼得。每当提到安妮的名字，大家都是这样的，因为比尔·海登是安妮的情人之一。这既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秘密。
彼得说安妮就是安妮，还煞有其事地耸耸肩膀。她有些亲戚住在赫尔福德埃斯蒂里的那些华宅里。她有时和他们一起住，有时和乔治一起住。
我问了斯迈利的地址。“别跟他说是我告诉你的。”在我记下地址时，彼得说道。透露乔治的下落总不免让人产生某种愧疚——我实在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
三个星期以后，托比·埃斯特海斯来到萨勒特，为我们做了一场如何在非友好国家进行伪装侦查的精采演讲。他当然留了下来吃中饭，而且由于有我们首次招收的三位女生出席，他兴致极高。经过一场自我进入萨勒特后就已开始的漫长争论，人事部门终于决定可以招收女生。
我听到自己提起斯迈利的名字。
我以前不论是在何种情况下总是不太愿意招呼托比，而我也曾感谢上帝能支持我这种做法。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欣然地了解到一个人终究还是要随和一些。
“哎呀，老天，奈德！”托比大声喊道。他那一口匈牙利英语实在无可救药。他用手向后抚平那头梳得油亮的银发。“你的意思是你没听说过？”
“听说过什么？”我耐心地问道。
“我的好伙伴乔治目前正执掌捕鱼权利委员会。他们没告诉你有关乡下的事情？我看我最好还是单独与局长谈谈这件事。我会找机会在俱乐部里告诉他。”
“也许你可以先告诉我这个捕鱼权利委员会是怎么回事。”我向他提议道。
“奈德，你知道吗？我觉得有点紧张，也许他们把你除名了。”
“也许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吧。”我说。
无论如何他还是告诉了我，而我也知道他会这么做。我适度地表现出吃惊的样子，这更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其实直到今天我还是有点惊讶。托比向孤陋寡闻的我解释，捕鱼权利委员会是一个非正式的工作组织，由莫斯科中心和情报局的官员组成。至于这个组织的工作，托比说——我相信他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就是确认这两个情报机构都感兴趣的目标，并从而拟出一个情报分享的制度。“奈德，这构想的真正目的是要关注世界上的动荡地区，”他洋洋得意地说道，“我认为他们首先锁定了中东。奈德，别告诉别人是我说的，好吗？”
“你是说斯迈利主管这个委员会？”我疑惑地问道，同时试图去理解这件事。
“呃，奈德，也许时间不会太长，因为……诸如年事已高此类的原因。但是俄国人很想会会他，所以我们就安排他进去摸摸底。我还告诉他们：好好礼遇这个老家伙吧，别怠慢了，信封里并塞了一把五英镑的钞票。”
我当时不知道究竟哪件事较使我惊讶：是托比·埃斯特海斯和莫斯科中心共同携手的计划呢，还是让乔治·斯迈利接掌这个组织的念头。过了几天，在得到人事部门的同意后，我按照吉勒莫给的那个地址，写了一封信到康瓦耳郡。我在信中谦恭地说，如果斯迈利和我一样厌恶在众人面前讲话，他可以拒绝我的邀请。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他是否会来。但是当他寄给我一张字迹工整的明信片告诉我他将欣然应邀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见习生一样，紧张得要命。
两个星期后，为了这个场合，我特地穿上崭新的便装，站在帕丁顿车站的栏杆旁。我望着老旧的火车走下一批中年的通勤客。我想我以前从未意识到斯迈利是如此地没没无闻。不管我的眼光落在何处，似乎都看到和他相似的身影，那些大腹便便、戴着眼镜、上了年纪的绅士们看起来都和乔治一样，对自己不大情愿做的事，总是姗姗来迟。然而，突然地，我们很快地握了手，然后紧挨着坐进总部的一辆路宝汽车的后座。他比我记忆中要结实些，头发白了，但是仍精力充沛，谈笑风生。真的，自从他太太与海登闹出了那段风流韵事以后，我还没见他的精神这么好过。
“嗨，奈德，你那校长的工作还好吧？”
“你觉得退休怎样？”我反问了一句，放声大笑。“我很快就要加入你的行列了。”
噢，他郑重地向我保证，他喜欢退休。其乐无穷，他诡谲地笑道：奈德，我大可不必那么害怕退休的。在这儿讲讲学，到那儿发表一篇奇特的文章，还有散散步，他甚至还弄来一条狗。
“我听说他们拉你出山，参加一个非比寻常的委员会，”我说，“说是要与北极熊合作，对付巴格达大盗。”
乔治不置可否，但是我看得出他笑得更开心了。“他们现在是这么说的吗？毫无疑问地，这一定是托比告诉你的。”他说，同时笑眯眯地观赏着郊区的景致。他把话题转到有关他那个村子里的两位互相仇视的妇人身上。这两名妇人的其中一位开了家古董店，另一位家境则非常富有。当路宝汽车继续在曾是乡野的赫特福郡奔驰时，我发觉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想乔治的故事，而不是他村子里的那些妇人。我当时心想这已不是当年的斯迈利，他谈着老妇人们的轶闻趣事，并且和俄国间谍坐在一起开会，他就像个大病初愈的人，饶富兴味地注视着大千世界。
那天晚上，就是这个人，穿着一件小了一号的老旧晚礼服，挨着我坐在萨勒特的贵宾餐桌边。他和颜悦色地凝视着擦得光亮的蜡烛架，以及一大堆年代久远的历届学生照片。他那些年轻的听众则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睁大眼睛，等着主人开口。
我起身郑重介绍斯迈利。“各位女士、先生，这位是乔治·斯迈利先生——情报局的传奇人物。谢谢诸位。”
“噢，我一点也不认为我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站起来表示反对，“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又胖又老，沉溺在布丁和波特葡萄酒之间的家伙。”
然后这位传奇人物开始讲话了，我想起自己还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下听他演讲过。我原先以为他是个不擅长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灌输给别人，而且也不会拿自己声誉开玩笑的人，所以在我尚未深入了解演讲内容之前，看见他对我们讲起话来竟然娓娓动听，我着实吃了一惊。我听了他前面几句话，然后观察我那些学生脸上的表情——他们通常不是这样彬彬有礼的。他们抬起头，脸上的表情显得轻松许多。他们先是仔细地倾听斯迈利所讲的，然后信任他所讲的，最后更表示他们完全的支持，我在心里微笑地想着，自己到现在才了解他：当然，当然，这就是乔治所具有的另一种特质，所扮演的另一个深藏不露的角色：一个神秘的班衣魔笛手。这就是让外界迷惑，让安妮钟爱的人，也是比尔·海登所欺骗的人，更是让我们大家忠心追随的人。
在萨勒特有一个明智的惯例，那就是在餐会上所发表的演讲不能录音，也不能做笔记，事后的官方资料中也不得引用演讲的内容。人们很喜欢斯迈刹那种条顿语气十足的说法：“愚人的自由”，尽管我想不出有几个人没资格享受这种特权。但是如果我不是一位接受过倾听和记忆训练的职业情报员，那我就一无是处了。你们一定要明白，在斯迈利还没有说多少话时——我的学生并不迟钝，他们应该也注意到了——我就了解他是在向我那离经叛道的心坎慷慨直言。我指的是那个较不服从的内在自我而言。说实话，我曾拒绝这个神秘的询问者，因为我已进入了一生事业的最后阶段。然而这份不安定的性格甚至在我的一个不怎么起眼的手下巴利·布莱尔冲破铁幕之前，就已经一直伴随着我，而后为了追求爱或某种荣誉，它继续与我并肩同行，因而引起了情报局的怀疑。
提起人事主管的作风，如果他带你去越好的餐厅用餐，就表示他要告诉你的消息越糟。我们在康诺特享受一顿丰盛午餐时，他这样告诉我：“奈德，你该把你的才智传授给那些新来的小伙子们，还有那些新来的小姐们，”他用那副装模作样、让人觉得恶心的笑容补充道。“我看他们下一步就要让她们去传教了。”他转到较为愉快的话题。“你知道那些花样，过去你也四处奔波过，最后还在秘书处干得非常出色，现在该是这些东西派上用场的时候了。我们认为你应该接掌训练部门，把薪火传给未来的情报员。”
在巴利·布莱尔变节的余波荡漾下，他把我从俄罗斯事务负责人的职位上撤了下来，将我放进安置闲人的部门，也就是审讯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他找我谈话时，也是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
他又要了两杯法国白兰地。“另外，你的梅贝尔怎么样了？”他接着说道，就像刚好记起她似地。“有人说，她高尔夫球的差点已经降到十二至十之间了，天啊，真了不起！我相信你还会让她和我保持距离的！所以你觉得如何？平时待在萨勒特，周末回坦布里奇威尔斯的家，在我看来这可算是功成名就，春风得意呢。你怎么说？”
那你又有什么话要说？你只会说些别人说过的话。能做事的人就去工作，不能做事的就去教书。而他们所教的就是他们再也做不到的事。因为不论是他们的体力或精神，甚至是两者，都失去了对目标的专注性，因为他们已经看得太多、压抑得太多、妥协得太多，然而最后他们所享受的成功果实却少得可怜。所以他们转而在年轻人的身上重新燃起自己的旧梦，并且借助年轻人的热情使自己感到温暖。
这使我回到了那天晚上斯迈利演讲的开场白中，突然之间，他的话吸引了我。我请他来，是因为他是昔日的传奇人物，然而令我们大家感到高兴的是，他已成为一位开创新局的预言者。
我不打算把斯迈利畅谈天下大事的内容在此细述。他对他们谈到了中东，这一地区显然是他心之所系，他也探讨了所谓的后殖民时代中的殖民势力有何限制。他向他们谈到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并且断定会出现第五世界，他还大肆抨击富庶国家并非真的关心人类的绝望和贫困。他似乎极为自信，认为它们并不关心这些事情。他嘲笑那种认为冷战结束，间谍已成夕阳职业的看法。他说，随着每一个破冰而出的国家出现，新联盟的不断形成，每项旧有认同与激情的再度重现，以及时局的日新月异，间谍们会更昼夜不停地工作。事后我发现他演讲的时间是平常的两倍长，但是我并没有听见椅子吱吱作响或是酒杯发出的叮当声，即使后来他们把他拉到书房，让他坐在炉火前的荣誉宝座上，希望能听到更多相同的故事、更多的异端邪说、更多的颠覆言论时，也还是没有这种响声。我的孩子们可是不好侍候的，但他们竟然爱上了乔治·斯迈利！斯迈利的言谈充满自信，而每当孩子们意外地听到他自嘲或者认输时，就会发出急切的笑声。当我侧耳倾听分享他们的兴奋时，心里想着人只能年轻一次。
他告诉他们我从未听说过的案例，我相信总部事先也没有人允许他公开，更不要说是我们那位法律顾问帕弗里了，为了应付我们从前的对手所倡导的开放政策，只要他影响力能及之范围，他就压制并且加信封锁每一个无用的秘密。
他阐述了他们未来置身于这个改变中的世界所应扮演的间谍主管角色，在传统的谍报工作中，间谍主管是以导师、牧羊人、父母和好朋友的形象出现，他们是下属的支持者、婚姻顾问、听取告解者和守护者；他们必须要将处理那些令人气恼的事视为家常便饭，毫不介意，并要暗地里协助他的下属。他说，这些事要牢记在心，因为它们永远都不会改变。他套用柏恩斯的话说：“间谍就是因为具有这些特质才叫做间谍。”
但是他们还来不及陶醉在他的话语中，他就提出了警告：在指使同事工作时，很可能会使自己的特性消失而扼杀了心中天生的感受力。
“要适应众多的间谍特性，就要冒着最后可能失去自我的危险。”他悲哀地承认。“请你们不要幻想自己所使用的方法将不会对你们造成损害，为达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如果你们不是这样想的话，就不会到这儿来了。但是你们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往往就是自我。在你们这个年龄出卖自己的灵魂并不难，远比以后容易得多。”
他把十分严肃的问题与十分琐碎的问题揉合在一起，并使两者间的差距缩小。有时他像是在问一些我在工作中经常问自己，但是却从来无法表达出来的问题，例如：“这么做有什么好处？”以及“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影响？”还有“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时他的问题就是答案。我们过去常说，除非乔治已知道答案，否则他从来不问问题。
他虚怀若谷，让我们开怀大笑，见微知着；他出其不意的反对言论，让我们目瞪口呆。他让我们的偏见无处藏身，他驱逐了我逆来顺受的思想，并使我心中那股自流落至萨勒特后即被压抑而沉睡的反抗精神复苏。乔治·斯迈利从天而降，使我重新开始我的探索，并且让我觉得有点高兴地冲昏了头。
我知道害怕的人永远学不到东西，如果的确如此，他们当然没有资格去教别人。我不是一个害怕的人——或者说不会比任何一个眼见自己即将死亡的人更害怕。然而同样地，我的经历和所承受的痛苦却使我有些畏惧真理，甚至也对自己害怕。乔治·斯迈利证明了这一点。对我来说，乔治胜过良师与益友。虽然他并未随时在我身边守候，但却统领了我的生活。有时我把他看作是某种程度上的父亲，以替代那个我永远也不了解的人。乔治的来访使我回想起往事中最不如意的一段。不过既然现在我有闲情去回忆，我就为你们敞开胸怀，畅所欲言，让你们分享我的经历，也让你们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