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请你们记住，”斯迈利真诚地规劝他的年轻听众，那种语气像是在请他们离开时将捐款放进募捐箱里。“恕我放肆地说一句，那些接受私立学校教育的英国男子——和英国女子，是世界上最虚假的伪君子。”他等着笑声平静下来，然后说道：“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而且只要我们这个丢人现眼的学校制度保持现状，以后也都会是如此。没有人比那些出身显贵，交游广阔的英国男女更能如此圆滑地奉承你，并对你掩饰他们的感情；也没有人比他们更会技巧地隐藏自己的行为，或不轻易承认自己是个大笨蛋之类的话。当他们胆颤心惊时，没有人能显示出比他们更勇敢的样子；当他们受苦受累时，没有人能表现出更高兴的神情；当他们恨你时，没有人比他们更能吹捧你；当他们站在你身旁排队等车时，他们可能会突然神经失常，而你可能会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但是却永远也不会比他们更聪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些最优秀的官员会变成最差劲的官员，而最差劲的官员却变成最优秀的官员。这也就是为什么最难指挥的间谍就是你自己。”

我相信在斯迈利的心灵里，他所指的是我们之间最大的骗子比尔·海登。但是对我来说，他是在说班——是的，虽然这让我难以启齿，但是对那个小奈德来说的确是如此，或许现在这个奈德也得算上一份。

就是我没能干掉猫熊保镖的那个下午。我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地回到巴特西的公寓，结果发现门没有上锁，而两个身穿灰色西装的人正在翻我书桌上的文件。

当我闯进去时，他们几乎无视于我的存在。较靠近我的是人事主管，另外那位一脸严肃，看不出年纪，身材魁梧，戴着一副圆眼镜。他以一种不算友善但有点同情的眼光看着我。

“你最后一次收到你朋友凯文迪什的来信是什么时候？”人事主管问道。在他将我的东西归位时，根本不看我一眼。

“他是你的朋友，对吧？”那个一脸严肃的人很不高兴地问道，我努力地整理自己的思绪。“班？还是阿诺？你都叫他什么？”

“没错，他是我的朋友。我叫他班。怎么回事？”

“那么你最后一次收到他的信是什么时候？”人事主管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并随手把我当时那个女朋友寄来的一堆来信推到一边。“他打过电话给你吗？你们是怎么保持联系的？”

“一个星期前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怎么啦？”

“在哪儿？”

“我不知道。如果不在抽屉里，那就是被我销毁了。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销毁了？”

“是扔了。”

“‘销毁’听起来像是故意的，对不对？那张明信片是什么样子？”人事主管说道，随手又拉开一个抽屉。“站在那里别动。”

“一面有张女人的照片，另一面班则写了几行字。上面的内容关你们什么事？请你们出去。”

“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上面说这是我最近的收获。‘亲爱的奈德，这是我最新的猎物。真高兴你不在这里。爱你的人，班。’现在你们给我出去！”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又拉开另一个抽屉。

“我想他是高兴我无法横刀夺爱。这是开玩笑的话。”

“你经常横刀夺爱吗？”

“我们没有共同喜欢的女人。从来没有。”

“那你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友谊，”我怒气冲冲地说道。“你们究竟想找什么？我看你们最好马上给我出去。你们两个一起走。”

“我找不到，”在人事主管把我的另一扎私人信件扔到一边时，他向那位身材魁梧的同伴解释道。“一张明信片都没有。奈德，你不是在撒谎吧？”

那个一脸严肃的人一直盯着我，一副于心不忍的样子，像是在说事情落到了我们身上，我们也别无他法。“奈德，那张明信片是怎么寄来的？”他问道。他的声音跟他的举止一样，带着点试探性，又有些遗憾。

“邮寄的啊，不然还能怎样？”我没好气地回答。

“你是说平信？”那个一脸严肃的人忧虑地说道。“比方说，不是以公文邮寄的方式送来的吗？”

“是用军邮，”我答道。“战地邮局。寄自柏林，上面贴的是英国邮票。是由这里的邮差送来的。”

“奈德，你有没有可能还记得那个战地邮局的号码？”那个一脸严肃的人非常客气地询问道。“我是说邮戳上的号码你还记得吗？”

“我想是个普通的柏林邮局号码吧。”我反唇相讥。面对一个对自己如此彬彬有礼的人，我只好强忍着保持风度。

“我想是四十吧。这有那么重要吗？这事我已经受够了。”

“但是你确定是寄自柏林吗？我是说这是根据你当时的印象？还是你现在才想起的？这个柏林的号码——你确定吗？”

“看起来和他寄给我的其他明信片没有两样。我根本没有仔细研究。”看到人事主管又拉出一个抽屉，并倒出里面的东西时，我再度怒不可遏。

“奈德，是个性感的女郎吗？”那个一脸严肃的人问道。他脸上带有愧意的笑容，显然是在为自己和人事主管的这种举动道歉。

“是一张裸体照片，没错。我想是个回头望着自己光着屁股的妓女吧。这就是我把它扔了的原因，因为在这儿打扫房间的是个老太太。”

“噢，你现在可记起来了！”人事主管叫了起来，猛然回身看着我。“‘我把它给扔了。’刚才你怎么不直说呢！”

“喔，好了，雷克斯，”那个一脸严肃的人劝道。“奈德走进来时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谁不会这样呢？”他目光忧郁地再次望着我。“你被指派和跟监人员一起工作，对吧？蒙帝说你干得不错。顺便问一下，那张裸体照片是彩色的吗？”

“是的。”

“他都是寄明信片给你，或是有时也写信给你？”

“只寄明信片给我。”

“一共多少张？”

“他去那儿以后寄了约三、四张。”

“都是彩色的吗？”

“我想不起来了。大概是吧。是的。”

“上面总是有女人的照片吗？”

“我想是这样。”

“噢，你真的想起来了。你当然想起来了。上面总是有裸体女郎的照片吧。”

“是的。”

“其余那些明信片呢？”

“我一定也都扔掉了。”

“是因为替你打扫房间的那位老太太吗？”

“是的。”

“你不想让她大惊小怪，是吗？”

“是的。”

那个一脸严肃的人考虑了一会儿。“那么那些淫秽的明信片——抱歉，我不是有意冒犯你，真的不想——它们是你们之间的一种玩笑吗？”

“是他开的玩笑。”

“但是你都没有回寄过吗？如果寄了，请你老实说。别不好意思。现在没有时间讨论这些了。”

“我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从来没寄过明信片给他。是的，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玩笑。而且它们变得更加伤风败俗。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看到它们搁在大厅的桌子上等我去拿时，我觉得有点烦。辛普森先生也这么认为。他是房东。他要我写信给班，叫他别再寄这些东西来了。他说这件事会破坏这座房子的名声。现在请你们——任何一个——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好吗？”

这次是人事主管说话。“嗯，我们以为你也许能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以悲伤的语气说道。“班，凯文迪什失踪了。换句话说，他指挥的那些情报员也失踪了。其中有几个上了今天早上的《德意志报》。英国间谍网当场被破获。伦敦的晚报稍后也有报导。他已有三天不见人影了。这位是斯迈利先生。他想和你谈一谈。你必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待会儿见。”

我一定失神了一会儿。因为当我再次看到斯迈利时，他正站在地毯中央，神情忧郁地环视他和人事主管弄乱的房间。

“我在河对岸的拜沃特街上有一栋房子，”他告诉我，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你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到那儿去。里面不是很干净，不过要比这儿好多了。”

我们开着斯迈利那辆其貌不扬的奥斯汀汽车到那儿，车速极慢，慢到你会认为车上载了一位病人；也许斯迈利就是这么看待我的。日暮黄昏，阿尔伯特桥上的白色路灯映照在水面上，随着水的波动，看起来像是挂在马车上的灯光一摇一晃的。我绝望地想到班，我们到底干了些什么？班，他们对你做了些什么？

拜沃特街塞车，所以我们将车子停在一条小巷里。对斯迈利来说，停车就像轮船靠码头那么复杂而困难。不过他还是停好了车子，然后我们就一起往回走。我还记得要跟上他的脚步很不容易，他挥动双臂大步疾行，根本漠视了我的存在。我也还记得他是怎么硬起心肠转动钥匙打开前门，以及当他走进大厅时所保持的高度警觉心，好像这个家对他来说是个危险的地方，而我现在已知道那儿还真是如此。玄关里有放了一、两天的牛奶，客厅还有一个盘子，里面的牛排和豌豆都只吃了一半，留声机的转盘还在静静地转动着。这很容易让人猜到昨天晚上他大概是在一边大口嚼着牛排，一边听着音乐时，被人事主管匆匆忙忙叫出去的。

他脚步蹒跚地走进厨房去找配威士忌酒的苏打水，我跟着他一起进去。斯迈利身上有种特质，会让你觉得对他的独居有所亏欠。到处都是一些打开的罐头食品，洗涤槽里则堆满了脏兮兮的盘子。在他调威士忌酒时，我开始清理，他见我这样，便从门后拿出一块抹布，将该擦的擦干净、该扔的扔掉。

“你和班是一对很有默契的搭档，对吧？”

“是的，我们在萨勒特时住同一间宿舍。”

“宿舍是——有厨房、两间卧室，还有浴室的吗？”

“没有厨房。”

“训练课程期间你们都在一起？”

“只有最后一年，你得选择一个对手，互相演练。”

“选择？或是安排好的？”

“先是自己选择，然后他们不是同意就是打散。”

“那么自此之后，你们就成为志趣相投、祸福与共的好友喽？”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

“最后整整一年都在一起吗？还是其实只有上课时那一半的时间呢？就像以前一样，日以继夜地相处，完全的配合吗？”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追根究柢地去了解一些他早已知道的事情。

“你们做什么事都在一起吗？”他继续问道。“抱歉，我受训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写作、实务操作、体能训练，你们一起用餐、同住——实际上你们所有的作息都是在一起吗？”

“我们一起从事分组讨论，做粗重工作，这是很自然而然发生的。刚开始是因为我们的体重和体能大致相近。”尽管他的问题越来越让人不安，但是我开始觉得很想和他好好谈谈。“此后其他的事情我们自然就都一起做了。”

“喔。”

“有时他们会把我们分开——比方说，要举行某种特殊的训练，或是他们认为我们其中一人过分依赖对方的时候。不过只要能平分秋色，他们会乐意让我们俩在一起的。”

“你们赢得了所有的比赛，”斯迈利表示赞许地提示，随即拿起另一个湿的盘子。“你和班是最佳拍档。”

“这只是因为班是最优秀的学生。”我说。“任何人和他在一起都会赢。”

“呃，当然。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在加入情报局之前，你们是不是已经认识了？”

“不认识。不过我们经历有颇多相似之处。我们上过同一所学校，不过住在不同的宿舍；我们都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只是学院不同；我们都念过语文，却从来没见过面。他曾在陆军待过一阵子，而我则在海军待过。是情报局把我们凑在一起的。”

他拿起一只精致骨瓷杯，满腹疑虑地往杯底看了一下，彷佛是在看看我有何遗漏。“你会派班到柏林去吗？”

“是的，我当然会那么做。有何不可呢？”

“呃，为什么？”

“他从他母亲那里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聪明机灵，又足智多谋。别人都愿意听命于他。他的父亲在战争期间表现得非常出色。”

“如果我没记错，你的母亲在战时的表现也相当出色。”他是指我母亲参加荷兰的抗德组织一事。“他是做什么的？我是指班的父亲。”他接着问道，就像他真的不知道似地。

“破解密码，”我带着和班一样的骄傲说道。“他曾是优等生，数学家，显然是个天才。他曾组织专门对付德国人的反间系统——招募德国间谍，然后把他们送过去。相较之下，我母亲算不上什么。”

“班对此十分自豪吗？”

“谁不会这样呢？”

“我是说他谈过这件事吗？”斯迈利执意说道。“经常说吗？这对他来说是件大事吗？你有没有印象？”

“他只说这就是他要过的日子。他说这就是有个德国母亲所占的优势吧！”

“我的天啊，”斯迈利黯然神伤地说道。“可怜的人啊。他是这么说的吗？你没有加油添醋吧？”

“当然没有！他说有他这种背景的人，在英国要成功，得跑得比别人快上两倍才行。”

斯迈利看起来的确有些不安。“我的天啊，”他再次说道。“真是不幸。你认为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吗？”

他的问题再次让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在我们这个年龄，彷佛有着用不完的精力。

“问这干嘛？”我问道。

“喔，我不知道。对一个在柏林工作的人来说，他需要什么样的精力才能跑得比别人快上两倍呢？我想要有超过一般人两倍的胆量与沉着——在那儿工作压力总是很大的；酒也要比别人多喝两倍，至于与女人交往，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我相信他具备胜任工作的条件。”我诚挚地说道。

斯迈利把抹布挂在一根弯曲的铁钉上，看起来这是他自己钉在厨房里的。“你们有没有谈过政治？”在我们端着威士忌酒走进客厅时，他问道。

“没有。”

“那么我相信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他说，脸上并露出惨淡的笑容。我也跟着笑了。

第一次走进别人的房子，我总是先看看房间带有男人还是女人的风格，而斯迈利的房间无疑地是带有女性风格。漂亮的窗帘、雕花的镜子，有聪明干练女人的品味。我想知道他是和谁同住，或者是他一个人独居。我们坐了下来。

“有没有任何会让你不派班去柏林的理由？”他透过酒杯和蔼地望着我再度发问。

“呃，那就是我自己想去。大家都想去柏林工作一段时间。那是第一线的工作。”

“他就这样失踪了，”斯迈利对我解释，他靠在沙发上，似乎快闭上了眼睛。“我们什么都不会瞒你。我会把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上个星期四他进入东柏林，与他手下的头号间谍见面，那人叫汉斯·赛德尔，你可以在《德意志报》上看到他的照片。那是班首度单独会见他，算是大事一件。班在柏林站的上司是哈格帝。你认识哈格帝吗？”

“不认识。”

“你听说过他吗？”

“没听过。”

“班没跟你提过他吗？”

“没有。我告诉过你，我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

“对不起。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有时一个答案可能会随着上下文而有所不同。”

我不明白。

“哈格帝是柏林站的第二号人物。你也不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

“班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就我所知，没有。”

“不固定的呢？”

“你只要和他一起去跳舞，你就知道女孩们都围着他转。”

“跳完舞以后呢？”

“他没说过。他不爱吹牛，如果他和她们睡过觉，他也不会说。他不是那种人。”

“他们告诉我，你和班有时候一起休假。你们都去哪儿？”

“伦敦的特威克汉姆区，钓钓鱼。大部分时间我们是与对方的朋友在一起。”

“喔。”

不知道为什么，斯迈利的话让我感到害怕。也许我是担心班，所以才觉得每件事都令我心悸不已。逐渐地，我有种感觉，斯迈利一定认为我隐瞒了什么，即使这还有待我们去澄清。他对事情的陈述像是在总结这些证据。

“先是威利，”他说，彷佛我们正举步维艰地走着。“威利是柏林站站长，统管一切。然后是哈格帝，威利手下的一名校级军官，班的直属上司。哈格帝负责的是赛德尔间谍网的日常运作。这个间谍网有……或者说曾有十二名间谍——这也就是说，原来的九名男子和三名女人，现在全都被捕了。这么大的一个非法间谍网，联络时一部分是靠无线电，一部分是靠密语，同时也需要一支人数相同的后勤组来维持它的运作，这还不包括评估或分送情报在内。”

“我知道。”

“我相信你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再告诉你一遍，”他接着往下讲，态度还是那么从容不迫。“我漏掉的地方你可以补充。哈格帝的个性很倔强，他是北爱尔兰人，下了班后就喝酒，吵吵闹闹的，不讨人喜欢。但是他在工作时却判若两人。他是一个认真谨慎并且有超人记忆力的军官。你确定班从来没有向你提过他吗？”

“我告诉过你，没有。”

我无意把话说得这么硬邦邦的。只是人们经常无法确定能对某件事情否定多少次，才不会让别人或自己觉得是在撒谎。而斯迈利就是在利用这个奥秘，让我抖出深藏内心的真相。

“是的，嗯。你的确告诉过我没有，”他仍以那种习惯性的客套方式表示同意。“我也的确听到你说没有。我只是想知道我是否唤起了你的记忆。”

“没有。”

“哈格帝和赛德尔曾是‘朋友’，”他继续说道，速度放得更慢。“只要工作需要，他们就是‘亲密的’朋友。赛德尔曾是一名被关在英国的战俘，哈格帝则是一名被关在德国的战俘。一九四四年，赛德尔在赛伦塞斯特附近当农工。那时对德国战俘看管不严，因而他成功地掳获了一个英国农地女工的芳心。战俘营的卫兵在大门外放了一辆自行车，并在扶手上披了一件军大衣，以便遮盖赛德尔的战俘服。只要他能在吹起床号前回到自己的铺位，卫兵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赛德尔永远不会忘记英国人民对他的恩情。婴儿出生时，赛德尔和卫兵们以及其他的战俘都参加了洗礼仪式。这情景挺动人的，不是吗？英国人竟然这么亲切善良。不过你难道不觉得这个故事挺耳熟的吗？”

“怎么可能呢？你说的是一个间谍的故事。”

“是一个已暴露身分的间谍——班手下的一员。哈格帝在德国战俘营的经历就不是这么平顺了，这段暂且不提。一九四八年，表面上在管制委员会工作的哈格帝，在汉诺威的一家酒吧遇见了赛德尔，于是就将他吸收进来，然后把他送回东德的家乡莱比锡。自此之后他一直指挥着他。在过去的十五年内，哈格帝与赛德尔的友谊一直是柏林站运作的关键所在。当上星期赛德尔被捕时，他已是东德外交部的第四号人物，并且曾任驻哈瓦那大使。不过大概没人向你提过他。班没提过，别人也没有提过。”

“没有。”我尽量装作不感兴趣地说道。

“哈格帝习惯一个月去一趟东柏林，听取赛德尔的汇报——有时是在汽车里，有时是在一个秘密联络点，有时也会在公园的长椅上，哪儿都有可能——不过都是老套。柏林围墙筑起后，情报工作曾耽搁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又谨慎地再度安排会面。见面方式就是乘坐一辆汽车到东柏林——例如一辆军用吉普车——然后换上一名替身开车，哈格帝则在适当时机下车，最后再于预定地点回到车上。听起来是挺危险的，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是这种方式却从未出过差错。如果哈格帝休假或是生病，会面就将取消。一、两个月前，总部认为哈格帝应该把赛德尔引见给他的继任者。哈格帝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而威利在柏林待太久了，出事的话可能无法收拾，而且他知道的秘密也太多，不能常到铁幕那边走动。因此班被派到柏林。班是一张纯净的白纸。哈格帝亲自向他做简报——我想应该是很详细的说明。我相信他并不宽厚。哈格帝不是一个宽厚的人。指挥一个拥有十二名间谍的间谍网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谁替谁工作，为什么？谁知道谁的身分？还有联络地点、密码、信差、化名、暗号、无线电、秘密信箱、墨水、汽车、工资、孩子、生日、妻子、情妇。有许多东西要一下子全部装进脑子里。”

“我知道。”

“班告诉过你，对吗？”

这次我没和他争辩。我决定不这么做。“我们上课时学过。这种事情总是一成不变的。”我说。

“是的。嗯，我想你是学过。不过麻烦的是，理论与现实并不一定相符，对吧？除了你之外，谁是他最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突然改变话题让我吓了一跳。“我想应该是杰雷米吧。”

“杰雷米姓什么？”

“高尔特。他是我们的同学。”

“女人呢？”

“我告诉过你，没有特定的女人。”

“哈格帝想把班带到东柏林去，然后亲自把他引见给赛德尔认识。”斯迈利接着往下说。“但是第五处不同意。他们试图让哈格帝与他手下的间谍疏远。而且他们也不赞成派两个人到一个敌对国家去做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做的工作。所以哈格帝在一张市区地图上介绍过会面的步骤后，班就单独进入东柏林。星期三他去探路，并实地勘察了地形。星期四他再进入东柏林，这一次可是来真的了。他开着一辆管制委员会的洪堡汽车合法入境。下午三点他通过三号检查站，并在约定地点下车。他的替身开了三个小时的车，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六点十分，班成功地回到车上，并在晚上六点五十分返回西柏林，检查站有他返回的记录。最后他在自己的公寓前下车。这趟会面的一切都配合得天衣无缝。威利和哈格帝在柏林站总部里等他，但是他没去，而只从公寓打了个电话过去。他说他按计划去了接头的地点，并且说除了发高烧和肚子疼得厉害外，他什么都没带回来。他问他们是否可将汇报延到第二天早晨，遗憾的是他们答应了。自此之后，他们就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见他的行踪。他虽然有病，但是听起来情绪是很好的，所以他们只认为那是紧张而引起的病痛，应该没什么大碍。班和你在一起时曾生过病吗？”

“没有。”

“他说他们那位共同的朋友情况很好，人挺能干的等等。当然，在公共电话里，他不便详谈。他的床没睡过，他也没多带衣服。没有证据显示他是在公寓里打的电话，也没有证据显示他遭到绑架。如果他要叛变，那他为什么不留在东柏林？他们不可能把他送回来，也不可能派他回来对付我们，因为若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必逮捕间谍网的成员。如果他们想绑架他，那他们为什么不在柏林围墙的那一边动手呢？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他是经由合法的管道——搭乘火车、汽车或飞机——离开了西柏林。交通管制不很严格，而且诚如你所说的，他曾受过训练。据我们所知，他根本就没有离开柏林。另一方面，我们想过他也许会来找你。不要害怕。你是他的朋友，对吧？他最好的朋友？比任何人都亲近他？小高尔特根本不能和你比。他曾亲自对我们这么说过，‘我最好的哥儿们是奈德，’他说。‘如果我要投靠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那一定是奈德。’我想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事实？”

他并未觉得难以启齿，也未刻意地改变语气，或提出任何的警告；老乔治·斯迈利的话里只有稍许的歉意。“他的公寓里有一封信，是写给你的。”他说，“没有日期，只是扔在抽屉里面；信手写了几句，谈不上是封信。他大概喝醉了。我想这应该是一封情书。”他递给我一份影印本，然后又站起来替我们俩拿了瓶威士忌。

也许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自己摆脱此刻心中的不安。但是每当我追溯这段记忆时，我总是发现自己会以斯迈利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我可以想像如果以他的处境而言，他会怎么想。

摆在他面前的事情再明显不过了。他看到的是一个一心想求上进，正努力使自己变得老成些的受训人员，一个爱抽烟斗的人，一名水手，一个急着想步入中年的大男孩，这就是小奈德在六〇年代早期的形象。

但是小奈德以后的生活却没有这般轻松，而这种际遇正好能改变斯迈利对我的看法。虽然我当时并不知情，但是情报局却真的陷入了困境，并遭遇到许多离奇的失败。班手下的间谍被捕原本就是个悲剧，但这只是各地传来的一连串灾难中最近发生的一件。在日本北方，情报局设在那里的监听站及三名工作人员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地区，我们的撤离路线在一夜之间遭到破坏。连续数月之间，我们相继损失了匈牙利、捷克和保加利亚的间谍网。在华盛顿，我们的美国同行大声地指责我们办事不可靠，并且威胁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要切断这条特殊的管道。

在这种气氛下，各种耸人听闻的论调已是司空见惯。我们陷入一种迷乱的困境。不能容忍任何意外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随便打发。如果情报局得手，那是因为我们的敌人让我们得手。不少人受到株连。在美国人看来，情报局供养的不是一只鼹鼠，而是一窝鼹鼠。这些鼹鼠都非常狡猾，而且比其他任何行业的专家都来得精明。而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并不是有毒的马克思主义——虽然这种信仰实在够糟糕的——而是他们那种无可救药的英国式同性恋倾向。

我将班的信读了一遍。共有二十行字，没有署名，使用的是没有水印图案的情报局专用信笺。笔迹是班的没错，但是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倒是没什么涂改。所以没错，他大概是喝醉了。

信上称我为“奈德吾爱”。在信中的叙述里，班将他的双手滑过我的脸，将我的唇凑近他的唇，他并亲吻着我的眼睑和颈项，谢天谢地，之后的身体部分就此打住，未再多写。

信上并未使用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多少文采。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才更让人感到心惊肉跳。这不是一份时代性的文件，也未见刻意做作的言词。这也不是什么考古学着作、希腊文或二〇年代的难解文字。这是一个渴望同性恋情的人不顾一切所发出的呼喊，而这个人我一直只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好朋友。

但是在我读这封信时，我知道这的确是班写的。这是痛苦的班对一份我从未知悉的感情所做的沉痛告白，而我在读完这封信后，也相信这是真的。也许这已经使我感到心中有愧——我是说，我竟然是他爱慕的对象，虽然我从未注意到这份感情，而且也并未回报他同等的爱意。他在信中说抱歉，然后就停笔了。我认为不是信没有写完，而是他已没有别的话要说。

“我以前不知道。”我说。

我把信递还给斯迈利。他把它放回口袋里，眼睛仍一直盯着我。

“或是你不明白自己早就知道了。”他暗示道。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急切地重复了一遍。“你想让我说出些什么？”

你必须明白斯迈利是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提起他的名字，我们那一代的人都会产生一种由衷的敬意。他等着我开口。我会永远记住他的耐心有一种慑人的力量。天空突然下起一阵雨，使得伦敦的狭巷里像是响起了一片掌声。如果斯迈利告诉我他能呼风唤雨，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反正在英国你总是很难确定这种事。”我沉着脸说道，努力稳定心神。只有上帝知道我想要说什么。“杰克·亚瑟没有结婚，对吧？晚上无处可去，就跟一群小伙子饮酒作乐，闹到酒吧关门。然后再喝上一点。没人说杰克·亚瑟是个怪人，但是如果他们明天逮到他和两个男人躺在床上，我们就会说我们早就知道了。或者我就会这么说。这种事说不准的。”我语无伦次地试着想表达什么，但是什么也没说清楚。我知道越是去辩就越辩不清，但是我还是继续辩下去。

“不管怎样，这封信是在哪儿找到的？”我要求答覆，试图采取主动。

“在他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空抽屉吗？”

“这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如果这封信与其他的文件夹在一起，那是一回事。如果是被故意放在那里，好让你们找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也许他是被迫写了这封信。”

“喔，我确信他是被迫的，”斯迈利说。“问题是他受何所迫。你知道他有多么寂寞吗？如果他的生活中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那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就不言而喻了。”

“那么人事主管怎么不认为这问题是不言而喻呢？”我再次怒气冲冲地说道。“我的天啊，我们可是经过他们长期的考验之后才任用的。他们曾对我们的朋友、亲戚、老师作过反覆清查。他们对班的了解比我要深得多。”

“我们为什么不能假设是人事主管没有把这件事办好呢？他也是个人，而这是英国，我们又都是自己人。我们还是来谈谈那位失踪的班吧。就是那位写信给你的班。除了你之外，没人和他更亲近了。不管怎么样，至少你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比你更亲近他的人。可能有许多你以前就不知道的人，不过这不是你的错。据你所知，没有这样一个人。这个问题我们就此了结，好吗？”

“好！”

“那好，我们来谈谈你所知道的情况吧。怎么样？”

不知怎地，他让我冷静了下来，我们一直谈到凌晨。雨早就停了，欧掠鸟都已开始活动，而我们谈兴正浓，或者应该说我在说，斯迈利在听。只有他才能这样子听人说话——眼睛半睁半闭，下巴抵着脖子。我想我已把我知道的事情全都抖了出来。也许他也是这么想，即使我有些怀疑，因为他比我更清楚自欺欺人的程度——那是我们求生存的手段。电话铃响了。他听着，嘟哝了一声“谢谢”就挂上了电话。“班还没有找到，没有新的线索。”他说，“你仍然是唯一的线索。”我记得当天他并未做任何笔录，而直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录音。不过我不大相信他会这么做，他讨厌机器；再说，他的记忆力比机器更可靠。

我谈了有关班的事，但也说了不少我自己的事。这就是斯迈利想让我做的：让我自己来解释班的行动。我再次叙述了我们生命中相似的特质与背景。我是如何羡慕他有位英雄父亲——我对自己的父亲毫无印象。我毫不掩饰地描述了当我们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后，班和我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不，没有，我再次说道，我不知道他的生活中有任何女性——除了他的母亲以外，而她已经过世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确定。

我告诉斯迈利，在孩提时代，我曾想像着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是否有个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他和我就像一对神秘的双胞胎，有着同样的玩具及衣服，有着同样的思想，甚至同样的父母。我大概是读过一本根据这个故事写成的书吧。我是独子，班也是独子。我把这些都告诉斯迈利是因为我已决定直言不讳，想到什么讲什么，即使这些事情在他看来会使我受到牵连。我只是感觉到自己并未对他隐瞒什么，哪怕我认为这些事情会对我不利。不知怎地，斯迈利使我相信我只欠班这么一点东西。然而在潜意识里——呃，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当一个人为了他的生存而就事论事时，谁知道他隐瞒了什么呢？

我跟他谈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和班的会面——那是情报局位于兰贝斯区的训练中心，新招募的人员都在这里集合。在这之前，我们每个人都不曾见过面。除了训练官、体检人员和审查人员，我们和情报局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我们之中有些人对自己加入的这个组织只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不过最后我们都会了解一切的——共事的人员和所肩负的使命。我们聚集在等候室里，就像是外国军事小说中的各路英雄好汉一样，各怀着其不为人知的期望与理由来到这里。每个人提着的旅行袋都装有相同数量的衬衫和内裤，并用油墨标上自己的号码，而且每个人都必须遵从一张便笺上所印的指示。我的号码是九，班的号码是十。当我走进等候室时，前面有两个人。一个是班，另一个则是名叫吉米的矮胖苏格兰人。我向吉米点点头，但是我和班马上就认出了对方——我不是指我们在小学或大学里见过，而是我们两个人无论在体型或是气质上都极为相像。

“来了第三个谋杀者。”他说着并与我握手。这似乎不是个引述莎士比亚文章的适当时刻。“我叫班，这是吉米。我们显然已忘了自己的姓了。吉米把他的姓留在家乡了。”

于是我也和吉米握手，并挨着班坐在长条椅上，等着看下一个推门而入的人会是谁。

“一赔五他有八字胡，一赔十他下巴有胡子，一赔三十他穿着一双绿色的袜子。”班说。

“五赔五他穿着斗篷。”我说。

我告诉斯迈利我们如何在陌生的城镇进行训练，当时我们得杜撰一个假经历，与别人接头，体验被捕和受审的经验。我和班曾经一起跳伞，曾经在深夜靠着指南针穿越苏格兰高地，曾经在人迹罕至的内陆城市寻找无法投递的秘密信箱，曾经乘潜艇登陆滩头。我详细地叙述了这些经历，好让斯迈利明白这点点滴滴已使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密不可分。

我向他描述那些教官们时常间接地提及班的父亲，只为了强调能有机会教导他的儿子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我告诉他我们周末的假日生活是怎么过的。有一次我们到了我母亲在格洛斯特郡的住处，还有一次我们去什罗普郡，住在他父亲那里。由于我的母亲和他的父亲都丧偶独居，我们也曾经幻想也许能将他们凑合在一起。但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刻板的英籍荷兰人，她那些开朗的姊妹、外甥和外甥女看起来全都像是布鲁格尔的模特儿；而班的父亲则是一位隐居的学者，他仅有的生活乐趣就是欣赏巴哈的音乐。

“班却凡事都和他背道而行。”斯迈利在同一个话题上作文章。

“是的。他崇拜他的母亲，但是她死了。对他来说，他的父亲对他而言，只是个形象而已，没有任何意义。”

让我想起来感到尴尬的是，我故意避免使用“爱”这个字，因为班曾用过这个词来形容他对我的感觉。

我告诉他班喝酒的事，虽然我又想到他一定知道了。班平常喝得不多，大多数情况下是滴酒不沾，直到有一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周末快到了——他竟不知节制地豪饮，苏格兰威士忌、伏特加，什么都喝，给我倒一杯，给阿诺倒一杯。然后他就倒在床上一言不发，并没有乱发酒疯，惹人讨厌。第二天早上，他看起来就像在健身中心接受过一夜治疗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除了你之外真的没有别人吗？”斯迈利若有所思地说道。“难为你了。要单独抗拒这样的诱惑，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回忆往事，抚今追昔，能想起什么就告诉他什么，不过我知道他仍然在等着我告诉他一些我所隐瞒的事件，如果我们能弄清楚那是什么就好了。我真的刻意保留了什么吗？我只能把事后我给自己的回答告诉你们：我当时并不明白我知道一些事却没说出来。我花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苦思冥想，才从一个黑暗的角落找出这个秘密。凌晨四点时，他要我回去睡一会儿觉。我若想外出，就必须打电话给人事主管，告诉他我要去哪儿。

“他们当然会监视你的公寓，”当我在等计程车时，他这么警告我。“你不会在意的，是吧？假如你想逍遥法外，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几个地方是可以藏身的安全之地。班极有可能会去你那里。我们预料除了他父亲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信赖的人。但是他不会去找他父亲，对吧？他没有脸去见他。所以他们才监视你的公寓。这是很自然不过的事。”

“我懂。”我说，心里却直觉得恶心。

“毕竟，在与他年纪相当的人之中，他似乎最喜欢你。”

“没关系，我懂。”我又说了一遍。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不是个傻瓜，所以他应该知道我们会怎么推理。他也不大可能相信你会把他藏起来，而不告诉我们，对吧？”

“是的。我不会不告诉你们。”

“如果他还有点理智，他就不会来找你。但是我想他也许会路过你那儿，叫你替他出主意并帮助他。或是喝一杯。虽然这不大可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假设。你无疑地是他最好最好的朋友。没人能与你相比，对吧？”

我真希望他不要再说这种话。直到现在，他还在竭力避免谈论班对我表示爱意的这个话题。但突然间他似乎决定揭开这道伤口。

“当然他或许除了你之外，也写信给别人，”他顺着他的思路推测。“男的或女的，两者兼有。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快死了，或是考虑要孤注一掷的话，面对如此绝望的处境，他会向所有的人表白他的爱意。所不同的是，在这些情况下，他会把信寄出去。但是我们总不能找上班的所有朋友，然后一个一个地询问班最近有没有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给他们。那样做也不安全。而且，要从哪儿着手呢？这是个问题。你必须以班的立场来考虑。”

他这么做是不是有意要将这种自觉的念头灌输给我呢？后来，我确定他的确是有意的。我至今还记得，当他送我坐上计程车时，他那忧郁而有洞察力的目光落到我的身上。我也记得当车子拐弯时，我回过头去看见他站在街道中央，目送我远去的情景；他临别时说的话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你必须以班的立场来考虑。”

我心里乱得很。今天天还没亮我就到南奥德里大街去，先跟踪猫熊的猴子，后来又忙着班的那封信，一直折腾到现在，几乎没有时间睡上一会儿。再加上去斯迈利那儿喝了一些咖啡的刺激，以及我自认为是饱受煎熬的冤狱囚犯的感觉，使我在剩下的一点时间中根本无法入眠。但是我发誓，那时我还是没想到斯泰芬妮这个名字——在之前，之后都没有想到。斯泰芬妮仍然不存在。我确信，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把一个人忘得干干净净。

回到公寓后，班的激情使我产生的阵阵反感，随后就被我对他安危的关心所代替了。我坐在客厅里，望着在兰贝斯实地受训一天后，他总是躺在上面休息的那张沙发。“老兄，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可是要在这儿躺一会儿。这比在家里睡还痛快。阿诺可以回家睡，班可要睡在这里。”我在厨房里，用那个旧烤炉弄了几个鸡蛋给他半夜吃。“我的天啊，奈德，这也算是炉子吗？看来我们就是因为它才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

我还记得那次我关了床灯后好一阵子，他的声音透过那道薄薄的隔墙传来一个接着一个的奇想异论——用我们拥有的共同词汇，我们内心的语言。

“你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对付纳瑟大哥吗？”

“不知道，班。”

“把以色列给他。你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对付犹太人吗？”

“不知道，班。”

“把埃及给他们。”

“为什么，班？”

“人们只有得到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时才会心满意足。你知道那则蝎子和青蛙过尼罗河的故事吗？”

“知道。现在闭上你的嘴，睡你的觉吧。”

接着他还是告诉我萨勒特历史上的一个案例。蝎子是渗透进来的间谍，必须和留在对岸的后方小组取得联系。青蛙是双面间谍，他假装相信蝎子的托词，然后却把这个情况向那些付钱收买他的主子报告。

第二天早晨他走了，留下一张上面只有一行字的便条：“少年感化院见”。这是他替萨勒特取的代号。“爱你的班。”

我们在那些场合谈过斯泰芬妮吗？没有。我们是在运动时才不经意地谈起斯泰芬妮，而不是在一种很认真、冷静的情况下讨论她。斯泰芬妮是我们跑步时分享的一个虚幻影像——一个让人急着想要去破解的谜。这也许是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她，或者是当时还没到我想起她的时候。原因不明。我并没有瞬间豁然开朗地从浴缸里一跃而起，大呼：“斯泰芬妮！”这种戏剧性的场面从未发生过，而原因正如我试图向你们解释的那样：在坦白交代和保留自我的某个交界点中，斯泰芬妮像是一个神话人物般漂浮不定，只有在被人想到时她才存在。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在收拾人事主管在我公寓里翻箱倒柜后所留下的一片凌乱时，才第一次想到她。我偶然翻到了去年的日记，于是便一边翻阅着，一边回想那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日子。我翻到六月份时，看到中间有两个星期划了对角线，旁边工整地写了个数字“八”——意指位于阿盖尔地区以北的八号营区，我们在那里进行基础训练。接着我开始——或者只是隐约地意识到——有了，当然，是斯泰芬妮。

我并没有从那儿得到任何阿基米德式的启示，不过我想起了我们在苏格兰高地的月色下开车的情景：班驾驶着那辆胜利牌敞篷车，我则坐在旁边喋喋不休地陪着他说话，以便让他保持清醒；因为那时我们刚完成模拟在阿尔巴尼亚的崇山峻岭中组建游击队的一周训练，早已精疲力竭了。此时六月的晚风拂面吹来。

其他的学生坐上萨勒特的交通车返回伦敦。但是我和班则有斯泰芬妮的胜利牌敞篷车可以开。斯泰芙个性爽朗又大方，她把这辆车从奥本开到格拉斯哥，就是为了让班能借用一个星期，并在课程重新开始时还给她。我就是这样想起斯泰芬妮的——就像是她开着车子来到我的面前一样——一个不定形的、让人兴奋的概念，一个共享的女人——班的女人。

“那么斯泰芬妮究竟是谁？难道你又要对我守口如瓶吗？”当我拉开手套箱想寻找她的踪迹却徒劳无功时，我向他问道。

他一声不吭了好一阵子。

“对亵渎神灵的人来说，斯泰芬妮是一道光，可望不可及；而对善良正直的人来说，斯泰芬妮是个典范。”他严肃地回答。然而接下来，他却显得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说：“斯泰芙是承自我们家族中的德国那一系。”他自己就是来自那一系，而且常喜欢这样尖刻地说自己。他的意思是说，斯泰芙来自阿诺那边。

“她长得好看吗？”我问。

“你少俗气了。”

“美丽吗？”

“嗯，有格调一点了，不过说得还不够贴切。”

“那她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尽善尽美，光彩照人，举世无双。”

“真的这么美丽吗？”

“不，你这个蠢货。她是高尚美善，无与伦比的。人事主管做梦也想不到她竟然这么聪明。”

“换个角度——对你来说——她是什么人？除了她是德国人，并且是这辆汽车的主人之外还有什么？”

“她是我母亲的第十八位表亲，这层关系不知要上溯多少代。大战以后她来到英国，和我们一起住在什罗普郡。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这么说她和你一样大喽？”

“如果你要测量永恒的话，是的。”

“就像大家所说的，是你的乾妹妹，对吧？”

“有几年时间是的。我们一起四处乱跑，黎明时分就去采磨菇，玩些孩子们的游戏。后来我去上寄宿学校，她则返回慕尼黑，重新做她的德国人。而我也就结束了儿时的浪漫，回到爸爸和英国的怀抱。”

我从来没听他这样坦率地谈论过任何女人，甚至是他自己。

“现在呢？”

我担心他又要转移话题，不过最后他还是回答了我：“现在没那么有趣了。她在艺术学院念书时，和一个疯狂的画家，一起住在苏格兰西部小岛上一栋寡妇的房子里。”

“为什么没那么有趣了？她那位画家不喜欢你？”

“他谁也不喜欢。他开枪自杀了。原因不详。留了一张短笺给地方议会，为事情闹成这样表示歉意。没留下什么话给斯泰芙。他们没有结婚，因而使事情显得更扑朔迷离。”

“现在呢？”我又问他。

“她仍然住在那里。”

“在岛上？”

“是的。”

“住在那栋寡妇的房子里？”

“是的。”

“单独一个人？”

“大部分时间。”

“你是说你有时会去看她？”

“我是看过她，是的。我想我也去了那里。是的。我去那里看她。”

“你不是在说着玩吧？”

“我对每件和斯泰芬妮相关的事都是认真的。”

“你不去的时候，她都做什么？”

“我想和我在那儿的时候一样吧。作画，和小鸟交谈，读书、弹琴、看书、弹琴、作画，思考，读书，把车借给我。你还想知道我什么事吗？”

有那么一阵子，我们两人就像是陌生人一样。但是看到班的态度再度软化下来。“听我说，奈德，娶她吧。”

“斯泰芬妮？”

“还有谁？你这个笨蛋。你想一想，这真是个绝妙的好主意，好好想想。我准备把你们俩凑在一起，讨论这件事。你应该娶斯泰芙，斯泰芙应该嫁给你。我会去和你们俩住在一起，在海边垂钓。”我突发奇问：“你自己为什么不娶她？”虽然我并非别有用意，却已犯下了一个不可原谅的无心之过。

我站在屋里，看见黎明的曙光渐渐地映在墙上。我是否到现在才有了答案？是否当我凝视着去年六月划线的日记，并且联想起他那封麻烦的信时，我才找到了答案？

或者是在我们疾驰于苏格兰高地的那天晚上，班在车里的沉默就已经告诉了我答案？我那时是不是已经知道班是在告诉我，他永远都不会与任何女人结婚？

而是否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把斯泰芬妮排拒在记忆之外，深埋于心灵深处，甚至不管斯迈利如何精明，如何追根究柢，都无法将她挖掘出来？

当我提出那个该死的问题时，我是否注视着班呢？当他一再拒绝回答时，我是否注视着他呢？我是否曾故意不去看他呢？我那时或许已习惯于他的沉默，所以当我等了一会儿，见他没有反应，我就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以此来惩罚他。

我所能确定的只是，班从未回答我的问题，而此后我们也没再提过斯泰芬妮。

斯泰芬妮是他梦中的女人。我检阅着日记，心里这么想着。她住在自己的岛上，而且深爱着他。但是她却应该嫁给我。

她拥有那种死亡的形象，而班心中的英雄总是需要这种表徵。

永恒的斯泰芬妮，对亵渎神灵的人来说是一道光，光彩夺目、举世无双，德国的斯泰芬泥，他的楷模、乾妹——也是母亲，或许吧——正从她的塔楼向他招手，提供他一个远离他父亲的避难所。

你必须就班的立场去考虑，斯迈利曾这么跟我说过。

就在这一刻，手中捧着打开的日记本，我已不容许自己回避这件已揭发的秘密。一个念头正在我心中成形，并渐渐地变成一种可行的想法。当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再次逐渐地予以强化，这种可行性即会演变成一种信念，最后成为目标。

天终于亮了。我启动吸尘器打扫房间，然后又是挥尘又是擦拭。我克制住怒火。你们若冷静地想想，就会明白。我再度打开书桌，拿出我那些蒙受亵渎的私人书信，并把那些我认为难免因斯迈利和人事主管破门而入而受到沾污的东西全部扔到壁炉里：其中包括梅贝尔的来信，还有我从前的指导老师写的信，他告诫我在陆军部：“不要光是研究，还是要做些痛快的事。”

我木然地做着这些事情，并下定决心，准备采取正确、道德而理智的行动。

班，我的朋友。

班，后面有狗在追他。

班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而只有上帝才知道还有什么在等着他。

斯泰芬妮。

我洗澡洗了很久，然后躺在床上，注视着衣柜上的镜子，因为从镜子里可以看到街上的情况。我看见两个人，大概是蒙帝的手下吧，他们身穿工作服，对着一个接线箱弄了很久。斯迈利说过我不应该将这种事放在心上。毕竟他们只想将班逮捕归案。

又是个漫长的早晨。早上十点钟，我故意靠在后窗的一边，往下望着杂乱不堪的庭院，里面有一个涂着木馏油的棚子，过去是当作厕所用的，隔板做成的门则对着脏乱的街道。街上空无一人。蒙帝毕竟并非无懈可击。

班曾说过，是西部的小岛。西部小岛上一栋归寡妇所有的房子。

但是究竟是哪一座岛呢？斯泰芬妮姓什么？如果她是班家族里德国那边的人，住在慕尼黑，而班的德国亲戚又多是些显赫人物，那么她很可能会拥有某种头衔。

我打了电话给人事主管。我也许应该打电话给斯迈利，但是我觉得对人事主管撒谎要来得安全些。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的故事，他就听出了我的声音。

“听到什么风声没有？”他诘问道。

“恐怕没有。我想出去一个小时，我可以出去吗？”

“去哪儿？”

“我需要一些东西。食品啦，一些读物。我打算去图书馆看看。”

人事主管以沉默来表示反对乃是众所周知的。

“十一点钟以前回来。进屋后尽快打个电话给我。”

我真高兴自己能如此沉着冷静。我由前门出去，买了一份报纸和一块面包。我利用商店的橱窗察看背后的街景。没人跟踪我，我敢肯定。我去了公共图书馆，从参考书专柜里抽出一本旧版的《名人录》，以及一本破烂不堪的《哥德人年监》，不过我根本没时间去想在巴特西还会有谁能翻破这本《哥德人年监》。我先查《名人录》，找到了班的父亲的名字。他具有骑士爵位，并得过许多勋章：“一九三六年，娶女伯爵伊尔莎·阿诺·洛林为妻，育有一子，名叫班杰明·阿诺。”我回头去查年监，找出阿诺·洛林这个姓氏。这个家族竟占有三页之多，不过我还是立即找到了一个名叫斯泰芬妮的远房表亲。我大胆地向图书馆里的管理员要了一本苏格兰西部群岛的电话簿。她说没有，不过她容许我使用她的电话查询，这对我来说可真是大有帮助，因为我自己的电话一定正被人窃听。十点四十五分我回到家中，立刻以往常般轻松的语气，打电话给人事主管。

“你上哪儿啦？”他问。

“报摊，还有面包店。”

“你没有去图书馆？”

“图书馆？噢，对了。是的，我去了。”

“请你告诉我，你挖到什么消息了？”

“什么也没有，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目前很难静下心来。我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等着他回话，心里纳闷我是否说得太多。但是想来应该不会。

“你就和我们大家一样继续等下去吧。”

“我可以去总部吗？”

“既然你必须等，那你在那儿等和在这儿等都一样。”

“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可以回到蒙帝那里去。”

此时大概是我过于丰富的想像力在作祟。我彷佛看见斯迈利站在他身旁，告诉他应该如何回答我。“就在原地等吧。”他率直地说道。

我等着。天晓得我是怎么等的。我装模作样地看书读报，还煞有其事似地写了一封壮观的辞职信要给人事主管。我撕碎了那封信，并把碎片烧成灰。我又去看电视，到了晚上则躺在床上，透过镜子观察蒙帝的手下换岗。我想到了斯泰芬妮，想到了班，然后又想到斯泰芬妮。她已经牢牢地存在于我的想像之中，但却又是那样遥不可及，穿着一身素衣，洁白无瑕的斯泰芬妮，班的守护者。我得提醒你们一下，当时我还年轻，对女人没什么经验，如果你听到我谈论这方面的事，也许不大相信这点。但是对于男女关系的了解，我那时真的只能算是个稚嫩的男孩，无法与那位勇士相提并论。

我等到十点，然后拎着一瓶酒，下楼去找辛普森先生和他的太太。我们坐下来喝着酒，又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我把辛普森先生叫到一边。

“克里斯，”我说。“我知道这么做有些冒失，但是那位追求我的小姐生性善妒，我想从后门走。你能不能放我从厨房出去？”

一个小时以后，我已经在开往格拉斯哥的夜班火车上了。我严格遵循自己所学过的反跟监程序，并确定没有人跟踪我。在格拉斯哥中央火车站，我仍然没有放松戒备。我去自助餐厅，要了一壶茶，一边观察有没有潜伏的跟监人员。为了慎重起见，我先叫了辆计程车到克莱德河对岸的海伦斯堡，然后再搭乘坎贝尔敦的公共汽车去塔柏特。那时候除了短暂的夏季外，驶往西部群岛的渡船一个星期只有三班。不过我运气不错，有艘渡船就等在那里，我一上船以后它就开动了。所以中午过后不久我们就过了侏罗岛，停靠在阿斯凯克港，等到北方的天际暗淡下来后，渡船便又驶向宽阔的大海。这时船上只剩下三位乘客，我和一对老夫妻。在我走上甲板以逃避他们不断的询问时，却碰上了兴致勃勃的大副，又问了一大堆问题：我是在度假吗？那么我是一位医生喽？我是否结婚了？但是我仍然镇定自若，不受他们影响。从我一出海，就认清了每一个人的面目，也体认到此行可能会发生任何事。是的，环视着渡船驶经的悬崖陡壁，笑迎着鼓噪的海鸥时，我兴奋地想着，是的，这就是班会藏身的地方！这就是他心中的恶魔华格纳所能安心生存的地方！

你一定要谅解我的年轻幼稚，当时我对各种形形色色的北欧游侠故事有着无限憧憬。我在探讨，到底是什么驱使着班。神秘的岛屿——应该是莪相的岛屿！——汹涌澎湃的大海及满天漩涡状的云朵，那位女祭司独自在她的城堡中徘徊——我无法一一列举。我正处于充满浪漫情怀的年纪，虽然还没有见到斯泰芬妮，我的灵魂却早已被她摄去了。

在店里他们告诉我，那座寡妇的房子是在岛的另一头，而且最好是请小弗格斯开他那辆吉普车送你过去。小弗格斯竟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和我原来的想像比起来，他就像是在一日之内变成这么大把年纪。我们坐着车通过两扇破落的铁门。我付了小弗格斯车钱打发他走，然后按了门铃。门开了，一个貌美的女人凝视着我。

她长得高？纤细。如果她的年纪真的与我一般大——而事实确是如此——那么她的那种威严气质，我大概要来世才能修得。她并没有穿着一身素衣，而是穿着一套深蓝色的工作服，上面沾着斑斑点点的油彩。她一手拿着调色刀，当我说话时，她把刀举到额前，并用手腕把一缕滑落的头发推到一边，然后垂下了手，站在那里听我说话。在我说完以后，她还是站着。她是在心里思考着我的话，并把这些话与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或男孩做个比对。但是此刻最令人觉得奇怪，也是我最难以联想的，就是斯泰芬妮与我想像中的形象竟是如此相似。她肤色白皙，一副冰清玉洁的模样，柔中带刚。她长得完全符合我的期望，如果我是在别处遇见她，我也会一眼就认出她是斯泰芬妮。

“我叫奈德，”我直视着她的眼睛说道。“我是班的朋友，也是他的同事。我是一个人来的。没人知道我在这里。”

我原本想继续说下去。我曾在脑海里草拟了一篇夸大堂皇的讲稿，准备说一些如“请告诉他，不管他做了些什么，我都无所谓”之类的话。但是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令我不由得沉默下来。

“谁知道你在这儿或是谁不知道你在这儿又有什么关系了？”她问。她说话时带着点德国人的声调，发母音之前都会稍微停顿一下。“他不是跑来这儿藏匿的。除了你还有谁在找他？他为什么要躲起来？”

“我知道他可能惹上了某种麻烦。”我说着，一边随她走进屋内。

大厅有一半是画室，另一半则是临时客厅。大多数家具都盖上了防尘布。桌上摆着饭后所留下的餐具——两只杯子，两个碟子，看起来都用过了。

“什么样的麻烦？”她诘问道。

“与他在柏林的工作有关。我想他也许跟你谈过这件事了。”

“他什么也没说。他从不和我谈论他的工作。也许他知道我不感兴趣吧。”

“我可以问一下他和你谈些什么吗？”

她想了一想。“不行。”稍后她的态度似乎又软化了。“他现在根本就不和我说话了。他彷佛变成一个特拉普派的修士，这有何不可呢？有时他看着我作画，有时他去钓鱼，有时我们吃点什么或是喝点酒。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他来这儿有多久了？”

她耸耸肩。“三天吧？”

“他是直接从柏林来的吗？”

“他是坐渡船来的。因为他不开口，所以我就只知道这些。”

“他失踪了，”我说。“到处都在缉拿他。他们以为他或许会去找我。我想他们大概不知道你的事吧。”

她再次出神地倾听着我的一切，先是思量我的话，然后思量着我的沉默。她似乎一点也不害羞，就像一只出神聆听声音的动物一样。我心想这就是人历尽沧桑所表现出的庄严自若吧。我想起了她爱人的自杀，这样一点小小的烦恼是无法撼动她的。

“他们，”她茫然不知所解地重复了一遍。“他们是什么人？我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值得他们了解吗？”

“班在从事秘密工作。”我说。

“班吗？”

“像他父亲那样，”我说。“能追随他父亲的脚步尤其让他感到自豪。”

她深为震惊，而且气愤不已。“为什么？为什么人工作？秘密工作？真是个傻瓜！”

“是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他到了柏林，被分派在军事顾问团，不过他真正从事的是情报工作。”

“班？”她说着，脸上流露出厌恶和怀疑的表情。“所以他必须撒那些谎吗？班？”

“是的，我想恐怕是如此。不过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啊。”

“真是可怕。”

我站在她的画架后方。她走到画架的另一面，开始调配颜料。

“我真希望能与他谈谈。”我说，但是她装作正在专心画画，没听见我说了些什么。

从这座房子的后门出去，可通向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再往前是一排被风吹弯了的松树，松树尽头则有一个淡紫色小山围绕的小海湾。在海湾的另一边，我看见一个人正站在坍塌的栈桥上钓鱼，不过他没有在掷钓竿。我不知道自己注视了他多久，反正那段时间已足够让我认出那就是班，而且也看出他对钓鱼没有兴趣。我推开落地窗，走进花园里，然后小心翼翼地顺着栈桥走去，一阵冷风吹皱了水面。他上身穿着一件苏格兰粗呢夹克，显得松松垮垮的。我猜这件衣服是斯泰芬妮那位死去的情人的。他的头上戴着一顶绿色的毡帽。这顶帽子和班其他的帽子一样，就像是特别为他订做的。他没有转身，不过他一定听见了我的脚步声。我来到他的身旁。

“你在这儿只能钓到肺炎，你这头德国蠢驴。”我说。

他背对着我，我仍站在他身旁，与他一同凝视着海水。栈桥摇晃了一下，使我们俩无意间撞在一起。我感觉到他的肩膀抖动了一下。水面的颜色变得更深了，山外的天际添上了黯然的色彩。我好几次都看到他那条钓鱼线上的红色浮标没入墨绿色的水面，但是即使鱼儿上钩了，班也不会去动竿子或是拉线。我看见屋里的灯亮了，斯泰芬妮的身影正站在画架前，添上一笔，然后又台起手腕擦拭额头。气候渐冷，夜色也渐浓了，但是班仍木然不动。我们就像在进行耐力训练时一样暗自较劲。我是在探问，而班则是在拒绝。我们俩只有一个人会赢。即使得捱上一天一夜，并饱受饥馑之苦，我也不会屈服，除非班承认我的存在。

一轮半月及满天的繁星露了出来。风停了，幽黑的石南属植物上笼罩着一层银色的迷雾。然而我们仍然站在那里，等着其中一人投降。就在我站得几乎快睡着时，我听到了绕线的声音。我看到浮标被拉出了湖面，然后是在月光下闪动着的钓鱼线。我没有挪动脚步，也没有开口说话，只是等着他缠好线，收好钓鱼竿转身面对我。如果他要从我身边经过走下栈挢的话，他就得转身面对我。

月光下我们面对面站着，班低着头，显然是在看我的双脚，想着要怎样才能从我身边绕过去。他的目光在我脸上游移着，但是他自己的神情却毫无变化。他就是那样不动声色。如果要说他不经意流露出什么的话，那就是愤怒。

“嗯，”他说。“来了第三位谋杀者。”

这一回我们俩都没笑出声来。

她一定是察觉到我们回来了，于是自己走开。我听到屋子另一头传来音乐声。当我们来到走廊时，班走向楼梯，但是我一把揪住了他的手臂。

“你得告诉我，”我说。“你再也找不到像这样可以坦诚相告的人了。我不顾一切地来到这里，你得告诉我那个间谍网到底出了什么事？”

走廊另一头是一间长方形的客厅，那里有百叶窗，沙发上也盖着防尘布。屋里挺冷的，班仍穿着夹克，我也仍旧穿着大衣。我打开百叶窗，让月光照进来，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任何较亮的东西都会打扰他。音乐声听起来离我们不远。我想是葛利格的乐曲吧，我不很确定。班开口说话了，既未满怀悔恨，也未慷慨陈词。我知道他已经日以继夜地忏悔过无数次了。他的语调死气沉沉，像是在描述某一场他所知道的灾难，而未身历其境的人就无法理解这场灾难。音乐声更是低沉。在他自己眼中，他已经毫无用处。这位众所瞩目的英雄已经不再竭力扮演生命的斗士。也许他已对犯下的罪行感到深恶痛绝。他说得很简洁，而我认为他是要我离开。

“哈格帝是个混帐东西，”他说。“世界级的。他是个小偷，酗酒成性，而且还不时去找女人。他干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组织赛德尔的间谍网。总部试着哄他脱离这个间谍网，并把它交给新任人选，而我正是第一人选。因此哈格帝认为我夺走了他的间谍网，所以决心惩罚我。”

他描述了那些刻意的侮辱。哈格帝连续让他在晚上和周末值班，并且向总部里那些支持他的人递交充满恶意的报告。

“起先关于间谍网的事情，他什么也不向我透露。后来总部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才把全部的情况告诉了我。十五年来的全部情况。他们生活中的细微末节，甚至包括了那些殉职的间谍。他送来了成堆的档案，全都划满记号，并前后引证。读读这个，记住那个。她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注意这个地址、那个姓名、这些化名、那些暗号。还有逃离步骤、撤退、无线电的识别密码和安全措施。然后他对我进行了测试。他带我到秘密联络点，然后坐在我的对面拷问我。‘我们现在不能派你去，除非你完全明白这些资料，否则你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周末你最好老实待着，熟读这些资料。我星期一再来考你。’这个间谍网是他的命根子。他想让我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而我确实觉得我无能。我是无能。”

但是总部并没有屈从于哈格帝的威胁，班也没有。“我把它当作是一次考试。”他说道。

随着与赛德尔首度会面的日子越来越近，班为自己编了一套首头字语记忆术，使他能对间谍网十五年来的事件了如指掌。他不分昼夜地坐在站本部的办公室里，草拟记忆流程图，并设计出一套方法以默记这个间谍网的信差、搭档、间谍们的化名，以及他们的家庭住址、工作地点。然后他把这些情况记到空白明信片的其中一面，另一面则写上题目：“秘密信箱”、“薪资”、“秘密联络点”。每天晚上，在他回到公寓之前或是在站里的休息室躺着时，他都会独自玩上一遍这种记忆游戏——先把明信片的正面朝下放在写字台上，然后将所能记住的情况与反面的内容进行比对。

“我睡得不多，但是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他说。“到了约定会面的前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整个晚上我都在熟读那些资料，然后就躺在长沙发上，盯着天花板。但是当我起身时，我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就像是瘫痪了。我走进我的卧室，坐在书桌边，把头埋在手里，开始问自己，‘如果化名为马格里特-二号的人认为他被监视了，他要与谁联系，怎么联系，接头的人又该怎么做？’答案却是一片空白。”

“哈格帝脚步蹒跚地走了进来，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还好’。凭良心讲，我认为他当时确实是在祝我好运。我以为他会问我一个出其不意的刁钻问题，正准备叫他见鬼去。但是他只说了一句‘干得好’，而且还拍拍我的肩膀。我把明信片放在口袋里。别问我为什么。我只是害怕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说对吗？我害怕失败，我恨哈格帝，是他把我推进了火坑。我还有二百个其他的理由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带着明信片，但是这些都没多大用处。也许这是寻求自杀的方式吧！我很喜欢这个想法。我带着明信片，越过了边境。我们驾驶着一辆特意改装的豪华轿车，我坐在后座，我的替身则藏在座位下。尽管东德武警不可以对我们进行搜查，但是在拐弯时与替身换过来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你几乎都快摔出汽车外了。赛德尔为我准备了一辆脚踏车。他相信脚踏车。当他在英国当战俘时，他的警卫总是借给他一辆脚踏车供他外出使用。”

斯迈利已经对我说过这个故事，不过我还是让班再重复一遍给我听。

“我把明信片装在上衣口袋里，”他接着说道。“是在夹克里层的口袋里。那段时期柏林的天气奇热无比。我想我是在骑车时解开了夹克的钮扣。我也不清楚。我试图回想当时的情景，有时候觉得自己是解开了夹克，有时候却又认为没有。当你绞尽脑汁想起某些事物时，你就什么也搞不清楚了。我提前赶到了集合地点，检查各种汽车。真是他妈的老套。然后我走了进去。那时我脑子清楚得很，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明信片。赛德尔看来一切安好，我也是。我们公事公办。我向他简报，给了他一些钱——一切都像在萨勒特时一样，之后我骑车返回搭载地点，把脚踏车扔到沟里，偷偷上了汽车。当我们乘车进入西柏林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明信片不见了。我身上没感觉到明信片的重量感，或者是它带来的压力或其他东西。那时我惊慌失措，其实我向来都是如此。在内心深处，我一直都很紧张。我就是这样的人。只不过这一次要紧张得多。我叫他们把我送回公寓，然后我拨了赛德尔的紧急号码联络他，但是没人接电话。我又打电话到撤退站，那儿也没人。我再打到赛德尔的代理人，一个叫做洛蒂的女人那里去。还是一样没人接电话。于是我叫了部计程车去了腾伯尔霍夫区，经由一条秘密的撤离路线，来到了这里。”

突然之间，四周只剩下斯泰芬妮的音乐萦绕着我们。班讲完了他的故事。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事件的全部经过。我等候着，凝视着他，期待他接着往下讲。我心里想着至少应该会发生一次绑架吧——凶残的东德秘密警察从班的汽车后座处突然跃出，猛揍他一顿，然后强行替他戴上氧气罩，并且翻开他的口袋。隔了好久我才反应过来，他已经向我讲完了事情的经过，而且竟是这样平淡无奇，竟然就像是掉了一大把钥匙，一本支票簿，甚或是一条手帕一样，如此轻易地就丢掉了一个间谍网。我原本渴望听到一个较有尊严的过程，但是他的故事什么也没有。

“那么你最后一次见到那些明信片是什么时候？”我傻乎乎地问道，就像是在对一个孩子谈起他遗失的课本。但是他并不介意，他再也没有什么尊严了。

“明信片？”他说。“也许是在脚踏车上。也许是下汽车的时候，也可能是回车上的时候。脚踏车上有一条安全链可以锁住轮胎。打开和锁住脚踏车时，我都得弯下腰。也许就在那时丢掉的吧。这与弄丢其他东西没有两样。除非你能找到它们，否则你永远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丢的。事后一切才会明朗化。不过已经没有事后了。”

“你认为有人跟踪你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啊。”

我想问他是什么时候写那封情书给我的，但是我开不了口。而且，我想我知道。一定是哈格帝逼他逼得太紧，使他万念俱灰，于是才在酗酒解闷时，写下了那封信。其实我真正想听他说的是，他从来没有写过那封信。我真希望时光能倒流，让一切恢复到一周前。但是这个简单的问题就这样随着班那句简单的回答结束了。属于我们美好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们一定包围了这座住宅，而且他们当然不会按门铃。当我打开百叶窗让月光照进屋内时，蒙帝大概就站在窗外。这样一来，当他觉得有必要时，就可以直接进屋来。他进来时，表情看来有点尴尬，但是十分坚定。

“你干得非常漂亮，奈德。”他安慰我。“是公共图书馆让你泄露了行踪。那位漂亮的图书管理员倒是挺喜欢你的。我想如果我们答应的话，她会和我一起来。”

斯考迪诺紧跟在蒙帝之后，接着斯迈利出现在另一个门口；他总是为自己种种无情的举动带着满脸歉意。对于自己做了他想要我做的一切，我并不觉得讶异。我是站在班的立场，把他们引到我的朋友面前。班似乎也不觉得意外。也许他是如释重负吧。蒙帝和斯考迪诺一左一右地走到他跟前，但是班仍然坐在防尘布之间，那件粗呢夹克像一条毛毯似地披在他的身上。斯考迪诺拍拍他的肩膀，然后便和蒙帝一起弯下腰，像是两名家具搬运工一样轻轻地把班抬起来。我向班辩解自己并不是故意要出卖他，他只是摇摇头说没关系。斯迈利闪到一旁，让他们走过去。他用那双近视眼望着我，似乎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我们安排了一次特别的渡轮旅行。”他说。

“我不去。”我答道。

我将目光自他脸上移开。当我再回过头时，他已离去。我听到吉普车的声音渐渐消失在公路上。我顺着音乐声，走过空荡的大厅，来到一个满置书籍和杂志的书房，地上则摊着一堆看来似乎是一本小说的手稿。她坐在一张大椅子的扶手上，而且已换上了家居服，淡金黄色的头发则放下来，披在双肩上。她光着双脚，而且当我走进室内时连头都没抬一下。她对我说话的样子，彷佛已经认识我很久了，而我也认为就某方面而言，她的确认识我，因为感觉上我和班是如此相像。她关掉音乐。

“你是他的情人吗？”她问。

“不。他希望我成为他的情人。这件事我现在才知道。”

她微微一笑。“而我则希望他成为我的情人，不过这也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

“奈德，你有女人吗？”

“没有。”

“班呢？”

“我不知道。我想他曾经试过。不过我猜他做不到。”

她深吸了一口气，眼泪顺着脸颊流至颈项。她站起来，紧闭着双眼，像是一个失明的女人，伸出双臂要我拥抱她。她把头靠在我肩上，身体紧紧贴着我，浑身颤抖地泣不成声。当我张开双臂抱住她时，她却把我推开，然后拉我坐在沙发上。

“是谁让他成为情报员的？”她问。

“没有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想效法他的父亲。”

“这也算是选择吗？”

“可以算是吧。”

“你也是吗？你是自愿的吗？”

“是吧。”

“你又是效法谁呢？”

“我不效法任何人。”

“班适应不了这种生活的。他对这些工作没有一样在行的，他太容易被说服了。”

“我知道。”

“你呢？你是想让他们把你锻链成一个男子汉吗？”

“这种事情得有人去做。”

“你是说把你锻链成一个男子汉的事吗？”

“我是说工作本身。就像是倒垃圾或打扫医院一样，总得有人去做这种工作。我们不能假装这些事不存在啊。”

“噢，我倒认为我们可以。”她抓过我的手，紧紧地用她的手指缠着我的手指。“我们常假装许多事情都不存在，或者假装其他事情更重要。我们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我们是无法用谎言去战胜撒谎者的。今晚留下来好吗？”

“我得回去。我不是班。我是我。我是他的朋友。”

“能不能听我一句话？与现实竞赛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请你记住好吗？”

我想不起离开时的任何情景，因此我猜想是这场离别太痛苦了，使得我将它从记忆中抹去。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是，我必须赶上那班渡船。没有吉普车在等我，所以我得用走的。当我顶着晚风匆匆离去时，我还记得她那苦涩的泪水和头发散发出的淡香。当我走过瘦石嶙峋的海湾时，月亮周围乌云密布，大海翻腾不息。我记得那个小海湾以及那艘灯火通明，正准备启航的小型轮船。我知道在整个航程中，我一直站在前甲板上，快到达目的地时，斯迈利来到了我身边。他那时一定听过了班的故事，于是走上甲板来对我投以无声的安慰。

我再也没有见过班——下船时他们把我和他分开——当我听说他被情报局除名时，我写了封信给斯泰芬妮，请她告诉我班在什么地方。结果我的信被退了回来，上面打着“迁移”的字样。

我真希望自己能告诉你班并没有毁掉那个间谍网，因为比尔·海登早就出卖了它。或者找个更好的藉口——这个间谍网原先就是东德或俄国人为我们准备的，好让我们无暇分神，并传递假情报给我们。但是恐怕事实正好相反，由于工作性质的区分，那时候海登对这方面事务的接触有限，而且他的工作也不需要他到柏林去。比尔被捕后，斯迈利甚至问过他是否曾介入此事，而比尔只是笑了笑。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想插手这个间谍网，”他答道。“当我听到事情的经过后，我还真想献束鲜花给凯文迪什这个小伙子，不过我想那样做恐怕不太保险。”

如果现在还能见到班的话，我只能告诉他，即使当时他没有毁掉这个间谍网，几年以后海登也会毁掉它。对斯泰芬妮，我只能告诉她她是对的，而我也是对的，即使我不再把她当作是所有智慧的泉源，我还是一直记着她的话。虽然我永远不明白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相对于我而言，她更是一个属于班的谜——然而她的话却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海妖之音，告诫着我说我的使命是模棱两可的使命。有时我很想知道在她眼中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自己恐怕也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乳臭未干的大男孩，另一个班，缺乏生活历练，只会炫耀力量以遮掩弱点，和躲在象牙塔里逃避现实。

不久前我曾回过柏林一趟。那是柏林围墙拆除以后几个星期的事。当时我是去处理一些旧事，而人事主管竟然慷慨地替我支付了出差费。虽然我从未正式地被派驻在柏林工作，我以前还是常到那儿去。对于我们这些冷战时期的斗士来说，回柏林就像是回家一样。一个潮湿的下午，我来到了那一小段肮脏的无名者之墙前。这面墙是用以纪念那些在六〇年代试图逃亡而遭枪杀的人们，其中有些人由于缺乏远见而未事先留下姓名。我站在一群大多是妇女的谦卑东德人之中，我注意到她们正在察看十字架上的铭文：无名男子，于一九六五年某月某日被枪杀。她们正在寻找各种线索，并把这些日期与她们所知的一点资料凑在一起比对。

让我感到愧疚的是，她们甚至可能在寻找班手下的某个间谍，一个曾在紧要关头投奔自由而未成功的牺牲者。每当想起不仅是我们这些西方盟国，就连东德本身都在努力地抹煞这些曾经发生过的残酷事实时，我都不禁感到更加茫然。

纪念碑已荡然无存。也许在某个博物馆里的一方角落里还能找到它，不过我不大相信。当柏林围墙倒塌——它被人劈成碎片、四处兜售——纪念碑也就随之倾圮，在我看来这倒是人们对世事无常所下的一个恰如其分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