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将至，但是斯迈利仍兴致勃勃地说着一些人们从未听闻的精采故事。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圣诞老公公，一边送着礼物，一边却散发着煽动性的传单。

“有时候我认为冷战时期中最卑鄙的事情就是我们学会了很快地掌握我们的宣传内容，”他说，脸上并露出了极为慈祥的笑意。“我并不想说教，然而，当然啦，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历来总是会这么做。在冷战时期，我们的敌人撒谎是为了掩盖他们制度上的缺失。然而当我们撒谎时，我们却掩盖了自己国家的美德，甚至忽视了每个人本身的长处。我们抹煞了很多使自己站在‘理’字这边的事。我们尊重个人，我们乐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及争论，我们相信只有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才能够治天下，我们还以为自己有能力明了其他人的观点——最为明显的就是在那些我们所剥削的国家中；我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几乎把这些国家剥削至濒临灭亡的地步。在我们自以为正直的意识形态中，我们却漠视这一切悲惨的遭遇，丝毫没有一点同情心。我们济强欺弱，偏爱向公众撒谎的伎俩。我们与真正的改革分子为敌，而帮助那些最令人厌恶的当权人物。我们几乎不肯停下来自问，我们还能用这些手段保卫我们的社会多久，并且能使这个社会仍然值得去保卫。”他又瞥了我一眼。“所以，奈德，如果我们向每一个举着反共旗帜招摇撞骗的骗子敞开大门的话，那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是吧？我们活该网罗了那些恶棍。奈德知道这事。你们问奈德吧。”

说到这里，斯迈利突然对着听得津津有味的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感染了大家——而我在犹豫了一会儿以后也笑了起来，并对我的学生保证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正如美国人所说的，也许你曾躬逢其盛。他们犹如作秀赶场般，不知疲倦地奔走于美国中西部，也许你就曾坐在观众席里，欣赏过其中一场激动人心的表演。他们跟大众握手致意，举办巡回演讲，定价一百美元的票券，全部兜售一空。我们将其称为西奥多及拉齐的秀。西奥多就是我所要提的这位教授的名字。

当我们这两位英雄谦卑地登台亮相时，也许你也曾随着难以计数的众人起立鼓掌。高大而耀眼的教授穿上了为这次巡回演出而买的几套贵重衣服的其中一套，而拉齐却又矮又胖，一句话也不说，浅色的双眼使他显得一副鬼灵精怪的样子。他们还未开口说话之前，众人就已起立鼓掌，他们讲完时更是获得了如雷的喝采。引述塔尔萨《先驱报》上的话，掌声已不足以宣扬他们的伟大，“两名美籍匈牙利人单枪匹马，奋勇地在铁幕里打下了一片天地。”

也许当时的美国小姐曾打扮成匈牙利的乡村少女，发上插着鲜花——这类事情确曾发生过；也许你曾捐过一笔款项给自由联盟位于威尔明顿的某个信箱；或者你曾在牙医诊所的候诊室里，从《读者文摘》中读过关于我们这两位英雄的事迹！

再不然，你们也许就和彼得·吉勒莫一样，那时他正好被派至华盛顿，并对能有机会参与他们那场规模盛大的全球首演而深感荣幸。这场演出是由我们的美国同行和华盛顿市警局及联邦调查局所共同筹画的，地点是和白宫只隔着一个广场的海亚当斯饭店，此地简朴素雅，可视之为右翼人士的圣殿。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你必须是一流的记者或者游说人士，才能获准进入这个鸦雀无声的会场。在这里每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语都会令人不由自主地铭记在心，而那些衣服鼓鼓，像是配着枪的便衣警察们则紧张地盯着你，令你浑身不自在。因为谁知道克里姆林宫何时会反击呢？毕竟那个年代的原则就是这样。

或许你们读过他们写的那本书。我们的美国同行把这本书塞给了麦迪逊大街一家奉公守法的出版社，并且发动一大群听话的评论家大事吹嘘，使该书得以在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上吊了两星期的车尾。我希望你们真的读过这本书，因为虽然这本书的作者用的是他们俩的名字，事实上我也写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还取了书名，只是我们的美国同行对我取的名字有点意见，因而驳回未加采用。这本书出版时的书名是《克里姆林宫的杀手》。稍后我会告诉你我原先取的是什么。

像往常一样，人事主管又弄错了。因为对一个在汉堡待过的人来说，慕尼黑简直就不像德国的一部分，而是另外一个国家。我从未感觉到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差异竟是如此之大。但是如果提到从事间谍活动，慕尼黑就像汉堡一样，是一个具有伟大功绩却未为人颂扬的欧洲城市之一。说起慕尼黑的间谍活动规模和引人注目的程度，恐怕连柏林都得甘拜下风。我们这些组织中最为庞大且腐败的机构，是一个以其掩护地普拉赫闻名于世的情报机构。一九四五年后不久，美国人就在此地网罗了一伙讨人厌的旧纳粹军官，他们的领袖则是一名曾在希特勒手下负责军事情报事务的将军。这批军官的任务是拉拢住在东德的其他旧纳粹分子，并透过贿赂、恐吓或重叙袍泽旧情等手段，替西方收买他们。然而美国人似乎从未想过东德或许也会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尽管他们做得再多，干得再好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所以德国情报局因而座落于普拉赫。而美国人就继续和这批军官维持良好关系，激励他们努力工作。然而后来美国人却落得心灰意冷，对他们完全失去了信任感。美国人会布线的地方，别人也会布线。因此丑闻不时地爆发：通常是这帮小丑中的一、两个人根本忘了自己是在为哪边工作，或者是在酒醉时来番声泪俱下的告白；要不就是枪杀自己的情妇、男友，或是自杀；再不然就在铁幕另一边喝得酩酊大醉，向他从未效忠过的人宣誓自己的忠诚。我有生以来还真没见过这样一个活像妓院的情报机构。

普拉赫之后，来了密码破译人员和安全人员，而在这些人之后又出现了自由电台、欧洲自由电台和一些以其他地方命名的自由电台，而设立电台的人不可避免地多是同一批人——流亡的保皇党员，他们对自己的时运不济有些不悦，却又不敢大肆声张。这些流亡团体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争执，例如王室恢复以后，谁是皇家骑兵队队长；或者在懦弱的共产党被推翻之后，谁去继承大公的避暑行宫？或者谁去收回那罐沉入某某湖底的金子，但是他们却忘了湖水早在三十年前就已被那些篡位的布尔什维克党徒抽干了，而且湖水干涸之前，共产党还曾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占地六公顷的水力发电厂。

若各位觉得这些还不够精采的话，我可以再补充说明一下。慕尼黑曾是大德国狂热思潮的发源地，这种思潮的拥护者认为一九三九年德国所占领的疆界只是大德意志帝国所需领土的一小部分，换言之只是些开胃小菜。东普鲁士人、撒克逊人、波美拉尼亚人、西里西亚人、波罗的海人和苏台区的德国人全都群起抗议本身所遭受的极不公平待遇，而这些煽动抗争的人均从西德站那儿获得了一笔丰厚的报酬。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当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过那些弥漫着啤酒味的街道回家看梅贝尔时，我都似乎听到了那些间谍正在希特勒昂首阔步的幽灵之后高唱着凯歌。

我在写这段故事的时候，他们是否还在干那种事？噢，我想他们还继续在干吧，比起过去我常在他们之间走动的时候，他们现在看起来已不再那么狂热了。斯迈利曾对我引述过贺拉斯·沃波尔的话——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有点陌生——沃波尔说：对那些惯于思考的人而言，这个世界是出喜剧；对那些只用感觉的人来说，则是出悲剧。呃，就喜剧方面来说，慕尼黑有巴伐利亚人活跃其中，使这个城市屹立不摇。至于悲剧方面，那就是它过去那段伤痛的历史。

将近二十年后再来回忆教授的政治生涯，我只能想起其中的片段。那时我自以为能理解这些事情——的确，照理说我是应该能理解，因为和他在一起的大部分夜晚，我都在倾听他讲述匈牙利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我相信我们在那本书里都记载了这些——如果我能参与那本书的修订，我觉得这部分值得用上一章的篇幅来写。

问题是，教授较偏好描绘匈牙利过去的历史，而不愿谈论现在的情势。也许在不断调适的生活中他已学会把自己的兴趣局限在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问题上才是明智之举。我记得曾有正统派的保皇党人支持查理国王，他于一九二一年突然回到匈牙利，而使协约国大为惊恐，于是命令他识相地退出政治舞台。我想这件大事发生时，教授的年纪大概还不到五岁，但是当他说起这件事，那双睿智的眼睛却总是泪汪汪的，而提到特里安农条约时，他更是悲愤不已，连那只握酒杯的手也因气愤而抖个不停。

“奈德先生，这是事实，”他谦恭地向我提出抗议。“这是你们这些胜利者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你们掠夺了我们国王统治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你们把这些土地给了捷克、罗马尼亚及南斯拉夫。奈德先生，你们把我们的土地给了这些无赖！而我们匈牙利可都是有教养的文明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为什么？”

对于自己国家这样恶劣的行为，我只能表示歉意，就像我只能为国际联盟在一九三一年摧毁了匈牙利经济的行为表示遗憾一样。国联究竟为什么会有这种鲁莽的举动，我一直都不清楚，不过我记得这似乎与小麦市场，以及国联严格的通货紧缩政策有关。

然而当我们一谈到与现今局势较相关的问题时，教授就很奇怪地不愿发表他的观点。

“这是另一场灾难。”这就是他要说的全部内容。“所有的一切都是特里安农条约和犹太人所造成的后遗症。”

傍晚的斜阳透过朝向花园的窗户照在西奥多的满头白发上。他器宇轩昂、天庭饱满，气质酷似苏格拉底，看起来像个天生的大指挥家。他的双手布满了皱纹，头发平顺，一副学养高深的样子。一个看来如此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绝非肤浅之辈——尽管他那双睿智的眼睛显得太小，与眼窝不大相称，而且有时当他将眼睛瞥向一边时，就像是坐在餐馆里用餐的人盯着另一份更好的食物从身边端过。

不，不，他是位了不起的人，一个好人，而且他为我们工作了十五年。一般人都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身材高大，那他一定很有权威；如果他的言词动人，那他的文章一定也是掷地有声。如果他看起来像谢勒，那他的看法一定也和谢勒一样。如果他的笑容意味深长，那么他一定也有相当的内涵——这是个以表象判断一切的社会。

除此之外，偶尔我也会认为上帝在作弄人类，而让一个人的内在及外表有着极大的差异。其中有些人遭到挫败而被识破了。也有人继续地嚣张跋扈，直到他们的表面功夫面临质疑。还有少部分的人什么都不做，只是打扮得人模人样，然后犹如上天宠儿般安稳地接受他不配得到的尊敬。

教授很快就讲完了他的谍报史。他讲得实在太快了，因为这段历史实在是乏善可陈。他出生在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德布勒森。他是个备受宠溺的独子，父母是见风转舵的小贵族；他从双亲那儿继承了财富以及社会关系这种情形常是超乎你想像地出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即使在当时也是如此。他是位学者，常替一些学术性杂志撰稿；他有点诗人的灵气，又像个结了好几次婚的情场老手。他经常只将外套披在身上，荡着两只袖子，就像是披着斗篷似地。本身所享有的特权以及经过谨慎处理的财富，使他得以过着奢侈的生活。

他在布达佩斯教授一门乏味的哲学，并获得了他那些温和派学生们的拥戴。这些人从西奥多的话语中所感受到的热情是他所始料未及的，因为他从来就没打算要成为一位演说家，修饰辞令的事该是那些瞎起哄的乌合之众做的事。然而，他还是尽了某种努力去迎合他们的需求。他觉察了他们的热情，并以一种天生安抚者的姿态作出回应——凭良心说，他的语调可说是相当温和了，那是一种能够表达一切而又让他们崇敬的语调，再配合他优雅的举止，和一种代表着淳美旧有秩序的风度。那时他已经上了年纪，需要年轻人的崇拜来恢复些活力，然而却经常是徒劳无功。由于虚荣心作祟，他任由自己继续置身于反革命的阵营里。所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日那个可怕的夜晚，当苏联的战车从边境上折转过来包围布达佩斯时，他别无选择，只有逃命，最后还成功地扑进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怀抱。

教授到达维也纳以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打了一通电话给一位住在牛津的匈牙利籍朋友，教授毫不客气地向他朋友要钱，并要他写信向人举荐自己，介绍自己的才华。碰巧他这位朋友也是情报局的朋友，而那时正是局里在大量招募人员之际。

数月之内，教授的名字就上了薪资名册。情报局只简单地徵询了他的意见，没有采用什么迂回手段，也没有施展惯用的美人计，双方简直是一拍即合。一年之内，在美国人慷慨的资助下，西奥多教授在慕尼黑的一栋河边房屋安家落户，也有了汽车，还有一位有些神经质，却对他忠贞不二的妻子海伦娜。她是和西奥多一块逃出来的——有人猜测，他对此事感到有点后悔。西奥多教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我们攻击匈牙利的矛头，即使像海登那样的人都没办法弄走他。

他的掩护身分是在欧洲自由电台里以流亡贵族的身分，教授匈牙利的历史和文化。这个工作对他而言是如鱼得水。事实上他也没干过其他的活儿。此外，他还开些讲座，并且私下授课——我注意到他主要的学生都是女孩子。美国人给他的这份隐密工作使他得到丰厚的报酬，而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联络国内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并使他自己成为那些人注意的焦点及一种整合的力量，然后在上级的指示下将他们组成一个间谍网。虽然据我所知，这样的期望一直未能实现，而且这种想法也不成熟，只能算是纸上谈兵的空想，然而这种行动却一直持续下去。起初进行了五年，然后又是五年，而在我开始研究这位伟人的档案时，这项行动已经进行了十五个年头。有些行动或许就是需要这样吧，慢工出细活。这些行动的花费并不大，却也很难有个什么结果，它们不一定得闯出什么名堂来——政治的僵局也是如此——所以也不会闹出什么丑闻。每次进行年度预算审核时，它们的经费不必经过投票决定即可轻松过关，只要不出问题它们就可以一直存在下去。

我不能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教授一事无成，因为这么说不仅有欠公平，而且也有损托比·埃斯特海斯的名誉。他自己的祖籍就是匈牙利，而且在海登垮台之后，他复职所接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担任教授这个案子的承办官员。他为自己盲目支持海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当他被任命为匈牙利站的负责人时——尽管这地方从来都不是铁幕事务的重点所在——教授便立即成为托比恢复个人声望计划中的最重要人物。

“奈德，我得说西奥多——他绝对是我们的巨星。”我要离开伦敦时，曾和托比一起吃了一顿差点由他付帐的午餐，席间他很有自信地告诉我，“他是旧派人物，做事谨慎，勤奋工作那么多年了，一直都是赤胆忠心。西奥多是我们手中的王牌，绝对是的。”

教授所获致的成就中，较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竟逃脱了海登的整肃——他要不是走运，较不留情地说，就是他弄来的情报数量根本不足以让一名忙碌的叛徒有兴趣来关心。因为在我准备接管这项工作时——我的前任在伊披萨岛休假时中风死亡——我不由得留意到教授的私人档案厚达数卷，但是绩效档案却是少得出奇。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发掘人才，而不是利用人才；部分原因则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他所引荐的那几个情报来源根本没弄到多少情报。

“奈德，我得说，匈牙利这个地方其实是个很难搞的目标。”我委婉地向托比指出这一点时，他却振振有词地说道：“这里太公开了。这里是一个公开的目标，你只能弄到一大堆你已经知道的废物回来。如果你弄到的不是真正重要的情报，那么就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谁会要这些东西呢？西奥多所提供给美国人的情报才让人叹为观止呢！”

这一点似乎是问题的核心。“那他究竟为美国人弄了些什么？”我问。“除了电台上那些无病呻吟的谈话，和那些没人看的文章以外还有什么情报？”

托比的笑容中带有一种令人不悦的优越感，“对不起，奈德，我的哥儿们。我想你的名字恐怕未列在‘须知本案’的人员名单上，所以这不便让你知道。”

几天以后，我按照规定，拜访了住在格罗夫纳广场的拉塞尔·谢里顿，向他道别。谢里顿是美国情报机构驻伦敦的负责人，但是他也负责指挥他们在整个西欧的行动。在和他谈话时，我耐心地等待机会，然后提到了西奥多这个名字。

“啊哈，奈德，这得去问慕尼黑。”谢里顿赶紧说道。“你知道我的为人，我从来不越权去管别人的事。”

“但是他对你真的有什么帮助吗？我只想知道这一点。我是说间谍总会有油尽灯枯的时候，对吧？十五年吔。”

“呃，奈德，我们以为他才对你们有帮助。听托比的口气，你会认为西奥多正独臂支撑着整个自由世界。”

我想不是这么回事。听托比说话的口气，你会认为西奥多是独臂支撑着托比。我这并不是在讽刺他。在间谍活动中，就如同平常生活一样，否定一件事要比肯定一件事来得容易。我抵达慕尼黑时，心中已准备接受西奥多是托比所称颂的明星这个事实，而我想做的只是进一步地去证实。

而我的确得到了证实。一开始真的是如此。西奥多实在不简单。我以为自己与梅贝尔的婚姻已经使我丧失了这种急切的狂热，在某方面也确实是这样，然而那天晚上看到他向我敞开大门，我却觉得自己像是走到了一座保存完整的中欧历史遗迹，我只能恭敬地坐在他的脚边，像其他的信徒一样，接受他智慧的薰陶。这就是情报工作的目的！我当时心想，不为别的，光是这样的伟人就值得我们去保护！我不断地想着他那丰厚的文化涵养、广博的学识，以及多年来的谍海历练。

西奥多很热忱地接待我，不过基于年龄和个性，他仍和我保持一点距离。他给我一杯上等的匈牙利托凯葡萄酒，并就这种酒的来源给我上了一课。我得承认，我对匈牙利葡萄酒知之甚少，不过我倒是挺乐意学习的。他又谈到音乐，令我感到沮丧的是我对此也是一窍不通，他用珍藏的小提琴拉了几段给我听，并告诉我当他逃离匈牙利时，随身就只带了这把小提琴。这并不是史塔第发利制作的那种小提琴，而是由另一位更优秀的名匠制作的，可惜那人的姓名我一直想不起来。我认为自己能指挥这样一个逃亡时还带着小提琴的间谍，是项殊荣。接着他谈到戏剧。一个匈牙利剧团那时正好在慕尼黑访问，演出不同凡响的戏剧《奥赛罗》。虽然我和梅贝尔还未决定是否要去看这出戏，但是他的见解却使我深深着迷。他上半身穿着德国人所称的家居服，下半身则穿着黑色长裤和一双擦得晶亮的靴子。我们谈论上帝、整个世界，我还吃到了由他那位神经质的太太海伦娜所准备的美味食物。她是个身材高？的女人，以前必定是美貌出众，但是她却甘于平静。在吃完甜点之后，我们结束了这次愉快的用餐。

“奈德先生，如果我可以这么称呼你的话，”教授说道，“有件事一直沉重地压在我心上。在我们的业务关系开始之前，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提出来。”

“请说吧。”我很大方地说道。

“很不幸地你的前任者——当然，他是个好人，”他停了一下，显然是不愿对尸骨未寒的人多所责难。“而且和你一样，都是有教养的人……”

“请直说。”我说道。

“是关于我的英国护照的事。”

“我不知道你有英国护照！我并不知道。”我惊讶地叫道。

“问题就在这里，我并没有护照。我知道要护照有麻烦。这都是官僚体系在作祟。奈德先生，官僚体系是人类最邪恶的制度。它崇拜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却把最良善的一面贬得一无是处。一个流亡至慕尼黑，而且又为美国机构工作的匈牙利人当然不适合成为英国公民，我能理解这一点。但是，我都和你们这个部门合作这么多年了，我理应得到这本护照。一本临时的旅行证件老让我觉得没什么尊严。”

“但是就我所知，美国人曾给了你一本护照啊！你们当初的协议不正是这样吗？美国人有责任为你安排国籍并安顿你——这其中当然包括一本护照。事情必须是这么安排的！”

让我深感震惊的是，一个曾为我们付出那么多光阴的人，竟无法得到这么一点尊严！不过教授倒是已经采取了一个更理智的态度来自处。

“奈德先生，美国人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一个现实的民族。他们把我榨乾以后，就不再把我看作是个还有前途的人。对美国人而言，我已经是一堆废弃的垃圾。”

“但是难道他们没有向你承诺——基于你卓越的贡献？我相信他们应该有所承诺啊！”

他作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手势。他从桌上举起双手，彷佛是在举起一块沉重的石头。接着他把双手几乎抬及肩旁，然后又猛然松开，让手中那块无形的巨石突然砸在桌上。我还记得他那种压抑许久而后爆发的盛怒眼神，正对我发出无声的谴责。他是在说，去你妈的承诺。不管你的或是美国人的承诺，都一样。

“奈德先生，帮我弄张护照！”

我心想，身为一位忠实的专案主管，就应该尽力帮助手下的间谍，于是我便亲自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早就了解托比，所以决定从一开始就依循官方作法：不要轻易承诺，不要空口保证。我把西奥多的要求转告托比，并请求他有所指示。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我的主管，是我在伦敦方面的靠山。如果美国人不愿履行提供教授公民身分的诺言，那么这个问题就必须由伦敦和华盛顿，而不是由慕尼黑方面解决。如果出于我不知情的某种原因，上级决定发给他一本英国护照，这也要有第五处的全力支持才行。从前内政部随意给予情报局工作人员英国公民身分的时代过去了。自从海登垮台后，那个时代就结束了。

我的请求不是用电报发出，而是以邮袋寄送的。根据情报局的规矩，这样做显得较为正式。我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并在一、两个星期以后又去函催促。不过当教授问我护照的事进展如何时，我并未给他任何肯定的答覆。我只是向他保证，事情正在进行，伦敦方面不喜欢被人催。但是我自己心里却一直纳闷托比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回信。

在我与西奥多会面的这段期间，我同时试着去了解他究竟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而能在托比的这片荒地中成名。由于教授敏感易怒，使我的调查工作推展不易。起初我怀疑他是否一定要等到护照问题获得解决，才肯和我合作，然而渐渐地，我才明白每当涉及秘密工作时，他都会有这种反应。

在他那些乏味的工作中，有一项就是在施瓦宾区的学生公寓里租了一间房间，然后把此地作为专门收取他的匈牙利友人寄来的邮件。我说服了他带我到那儿去。他打开了门，结果发现散落在地上的信件有十几封之多，上面全都贴着匈牙利的邮票。

“我的天啊，教授，你上次是什么时候来的？”我问他，一边看着他费劲地把它们拾起来。

他耸耸肩，我觉得这动作有些失礼。

“教授，你估计平常一个星期能收到多少封信？”

说完，我便从他手中拿过信件，仔细看着上面的邮戳。时间最长的是三个星期以前寄出的，最短的也有一个星期。我们走到那张布满灰尘的小桌边。他叹了一口气，坐在椅子上；然后他打开一个抽屉，从一个隐秘的小隔板内取出两瓶化学药剂及一枝画笔。他拿起第一封信，沉着脸仔细端详着，然后用一把小摺刀切开信封。

“谁寄来的？”我问。他显然认为我太过好奇了。

“帕利。”他沉着脸答道。

“农业部的帕利？”

“是德布勒森的帕利。他一直在罗马尼亚访问。”

“他去干什么啊？不是去出席那次生化武器会议吧？那可是一件轰动的新闻啊！”

“我们马上就知道了。是某种学术性的会议。他的研究领域是控制学方面，不过他的名气并不大。”

我看着他把画笔插入第一个瓶子，然后用笔在那张手写的信纸背面涂着。他把画笔放入水中漂洗，接着蘸上第二种化学药剂。我觉得他的举止似乎是有意在显示他对这种不入流工作的厌恶。他重复着这个过程来处理每封信，有时变更程序，先摊开信封，将药剂涂在信封的背面，或者涂在清晰可见的手写字行间。接着他以同样慢条斯理的动作，坐在一架手动式的雷明顿打字机前，无精打采地将那些显现出来的文字翻译好并且打出来：新兴工业预计将短缺矿产和电力……包科尼山铝土矿的配额量……米什科尔茨地区最近开采的铁确含铁量较低……某区域的玉米和甜菜预计将可丰收……谣传五年计划中将重振铁路网……肖普朗发生反对共产党官员的骚乱……我几乎可听到三处的情报分析人员正打着哈欠阅读这些华而不实的资料。我想起托比曾夸耀西奥多只对最有价值的情报感兴趣。如果这些就是最有价值的情报，那么什么才是最没价值的情报呢？我告诉自己，要有耐心。伟大的间谍是要有些幽默感的。

第二天我收到了有关护照问题的回信。托比解释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情报机构的匈牙利科近几年来变动颇多。他说目前正在努力——他这种消极的口气实在令人怀疑——查明美国人或我们本身许诺过什么样的条件。他并表示在这段期间我应该避免和西奥多讨论这个问题——这下子当事人似乎变成了我，而不是教授。

三个星期过后，这件事仍然悬而未决。有一次我在大都会餐馆与米尔顿·华格纳共进午餐。华格纳是个老手，在美国情报机关中担任与我相当的职务。他奉派前来慕尼黑，担任美国情报机关的东欧行动主任，这也将是他谍海生涯中的最后一件任务。大都会餐馆就是那种到处都有的美国式餐馆，供应脆洋芋片和大蒜酱，以及上面叉着许多塑胶牙签的总汇三明治。

“你和我们那位杰出的学术界朋友处得怎么样？”在我们很快吃完饭后，他以那种美国南方的慵懒缓慢语调问道。

“很不错啊。”我回答道。

“我们之间有些人似乎认为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尸位素餐。”华格纳懒洋洋地说。

这一次我保持沉默。

“国内的人员正在重新评估他的工作。奈德，不妙，奈德。情况很糟。他在电台所推出的《嗨，匈牙利》这个节目中采用的某些资料早就有人发表过。他们发现有一段文字和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当月》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完全相同。原作者一听到广播就认出那是他写的文章，因而大为恼火。”他倒了一大堆番茄酱。“说不定哪天我们会找他就这件事全面而坦白地交换些意见。”

“他大概刚好走霉运被逮到了吧。”我说。

“奈德，可是十五年的霉运也太长了一点。”

“他知不知道你们在调查他？”

“奈德，你是指在‘欧洲自由电台’吗？那些匈牙利人之间的风言风语？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我再也无法克制内心的焦急。“但是为什么没人警告过伦敦方面呢？你们为什么不警告呢？”

“奈德，你得明白我们已提出过警告。只不过这个信息石沉大海啦。这年头你们的日子可不好过。我们不都清楚这一点？”

就在此刻，米尔顿的消息使我完全领悟了。如果教授敢以他的广播节目来鱼目混珠，那么还有什么人他不会欺骗呢？

“米尔顿，我能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吗？”

“奈德，别客气，尽管问。”

“西奥多有没有过一些出色的表现？在他为你们工作的期间内？他做过秘密工作吗？甚至是极机密的工作？”

华格纳想了一下，决定还是对教授予以否定。“奈德，我们实在说不出他有过什么大斩获。我们确实曾考虑过让他去和我们的一条大鱼接头，但是有些人不大喜欢这老头办事的方法。”

“我能相信这一点吗？”

“奈德，我还会对你撒谎吗？”

我心想他为美国人所缔造的佳绩原来不过如此而已。他忠诚服务多年的成果竟然没有什么是值得让人记忆的。

我立即发电报给托比。因为心中气愤难平，我在草拟电报内容时花了不少时间。我现在了解美国人为什么拒绝提供教授护照，而他又为什么要转而求助于我们的原因了。我明白了他为何急于办完此事，而且常常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他是在等着被人一脚踢开。我复述了华格纳提供的情报，并询问总部是否知道这个情况。如果总部毫不知情的话，那么美国同行就是未确实履行情报交换的协定。如果知道，也就是美国人曾经警告过我们，那么为什么没人警告我呢？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了托比那封含糊其辞，语气冠冕堂皇的回信。由于实在不像他的语调，我怀疑这封信是别人捉刀代写的。他解释说美国情报机关曾经向伦敦方面提出某种“非确切的警告”，即指教授也许将面临“在日后的某一天，将就他的广播节目做纪律调查”。总部——我怀疑他是在指他自己——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情报局将不直接干涉教授与他的美国雇主之间的关系。总部还“认为”——除了托比还会有谁？——指派给教授的工作太多，因此即使他在掩护工作中犯了任何“小过失”，那也是可以原谅的。如果有必要替教授找另外一份掩护工作，总部将会“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方案之一是请他到一家他经常投稿而且很听话的杂志社，不过此事将留待日后再谈。托比提醒我，教授以前也惹过麻烦，不过他还是安然过关了。这倒是真的。一位女秘书曾经抱怨受他骚扰，而匈牙利社团的人也对他的反犹太观点不表赞同。

在信的结尾处，托比建议我冷静下来，耐心等待，而且必须——这是托比惯用的格言——装作若无其事。在之后一个星期又十二个小时内，我的确这么做了，一直到他那天晚上十点用紧急联络暗语打电话给我。他压低着嗓门且语气急迫地请我立即去他家，并且得从后门进去。

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杀了人，可能是他的妻子。没想到我完全猜错了。

教授打开后门，并在我进去后赶紧关上。屋里的灯光昏暗。幽暗中的某处，一个典雅的老爷挂钟就像是一枚老式炸弹一样滴答地响个不停。海伦娜站在客厅的入口，双手捂住嘴，以免自己喊出声来。从西奥多打电话给我到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分钟，但是海伦娜仍然像是随时会尖叫的样子。

即将熄灭的炉火前摆着两把安乐椅。一把是空的，我想那是教授的座椅。另一把椅子上则坐了一个人。从我的角度看不很清楚，不过大概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人，举止温和、身材圆胖，一头柔软的黑发，而且眨着一双圆圆的眼睛，像是在说着，我们都是好朋友，对吧？他斜坐在那张安乐椅里，就像是飞机上准备降落的一位乘客。他的双脚没有着地，我想起他脚上的那双皮鞋应该是东欧的产品：刻有花纹，看不出是由哪种皮革制成，鞋底是浇铸压成的。他身上的长毛棕色西装，像是一件修改过的军服。他的面前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盆淡紫色的风信子；我认出盆栽旁边的东西是暗杀用的器材：两具由木制套索钉以及约有钢琴弦长度的铁线做成的绞杀器；一把被磨得可以当匕首用的螺丝起子；一把制式三八口径，能装进五发子弹的连发左轮手枪，旁边还放着两种子弹：六颗软头子弹，六颗步枪子弹，子弹的凹槽里还塞着药粉。

“这是氰化物。”教授见我困惑不解，便解释道。“这是恶魔的发明，这种子弹只要擦过目标，就能完全置他于死地。”

我心里纳闷这种含有剧毒的药粉如何能经得起枪管里的高温而不融化。

“这位先生名叫拉迪斯劳斯·卡尔德。”教授接着说道。“匈牙利秘密警察派他来杀我们。他是我的一位朋友。放心，奈德先生，请坐。”

为了表示礼貌，拉迪斯劳斯·卡尔德从椅子上起身，使劲地握住我的手，好像我们刚完成了一笔大交易似地。

“先生！”他欣喜若狂地用英语叫道。“我叫拉齐。我很抱歉如此冒昧，先生，你什么也不必担心。大家都叫我拉齐。博士先生是我的朋友。请坐。”

我至今还记得风信子的芳香与他的微笑十分相称。之后我才慢慢地觉察到自己竟然未感受到任何危险性。有些人总是让人觉得危险；还有些人是在动怒或者受威胁时才会给人这种感觉。但是拉齐，当我用直觉来打量他时，他表现出来的只是全力讨好别人的无限热情。如果你是一名职业杀手，你或许就需要具备这种特质。

我并没有坐下。我心中矛盾重重，一点也不觉疲累。我想着那些空的咖啡杯，以及那些只剩饼屑的空盘子。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谁还会有心情去吃甜饼，喝咖啡？拉齐又坐了下来，脸上堆满魔术师一般的笑容。教授和他的夫人坐在房间里的不同位置，端详我脸上的表情。我心想，他们吵过架；危机使得他们各处一隅。我想，那是一把美制的左轮手枪，但是那个空弹匣可不是老手平常所使用的那种，还有那双踏过地毯或打过腊的地板时，都会留下清晰鞋印的东欧皮鞋；以及会在枪膛里烧尽的氰化物。

“他来这里有多久啦？”我问教授。

他耸耸肩。我讨厌他这个动作。“一个小时，还不到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海伦娜和他过不去。她用愤怒的目光凝视着我。在今天晚上之前，她一直冷落我。她像幽灵似地从我身边溜过，而且只会对着地板微笑或者皱眉表示她的不满。突然间她需要我的支持。“他是在八点四十五分整按的门铃。我当时在听收音机，然后节目就变了。”

我瞥了拉齐一眼。“你会说德语吗？”

“是的，先生。”

我回头看着海伦娜。“你听的是什么节目？”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全球广播》。”她说。

我走到收音机前把它打开。一个性别不详，声音高亢的牛津派学人正在大谈济慈我心想，谢了，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我关掉收音机。

“他按了门铃——是谁去开门的？”我说。

“我。”教授说道。

“没错。”海伦娜说。

“请继续。”拉齐说。

“然后呢？”

“他站在门口，身上穿着一件大衣。”教授说。

“是一件雨衣。”海伦娜纠正他。

“他问我是不是西奥多教授，我说是的。他报出自己的姓名，并且说：‘教授，请你原谅，我到这儿来，原本是准备用绞杀器或者氰化物子弹杀死你的，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我是你的门徒和崇拜者。我希望向你投降，并且留在西方。’”

“他当时是说匈牙利语吗？”我问。

“当然是。”

“所以你请他进来？”

“当然。”

海伦娜却不同意。“不是的！西奥多先问了我的意见。”她语气坚决地说道。在今晚以前我还没听过她纠正她的丈夫，而现在这段短短的时间内她已经纠正了他两次。“他叫我，然后说：‘海伦娜，我们有位客人。’我说，‘那好啊。’然后他就请拉齐进屋。我接过他的雨衣，将它挂在大厅的衣架上，然后我再去煮咖啡。这才是事情真正发生的经过。”

“还有甜饼，”我说。“你烤了甜饼。”

“甜饼是早已做好的。”

“你当时觉得害怕吗？”我问——就像她毫无危险性一样，在她身上也令人察觉不出一丝恐惧。“我只觉得恶心，我吓到了。”她答道。“现在我害怕了——是的，我非常害怕。我们都很害怕。”

“那你呢？”我对教授说。

他又耸耸肩，彷佛是在说，他绝对不会向我表露他真正的感觉。

“你为什么不带你的太太去书房呢？”我说。

他想要争辩，不过马上又改变了主意。他们俩像一对陌生人般生硬地手挽着手，大步地走出房间。

此时我单独与拉齐共处一室。我站着，而他坐着。一时间我觉得整个慕尼黑似乎变得一片死寂。拉齐即使是静坐在那里，都会冲着我谄媚地笑。他还眨着那双小眼睛，但是我看不出他的眼神别有用意。他对我点一下头以示鼓动，接着又眉开眼笑地说了声：“请吧。”然后调整了一下姿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我做了一个每个中欧人都能明白的动作——伸出我的手，手心向上，作个ok的手势。仍然面带笑容的他，伸手从上衣内层的口袋中掏出自己的证件，把它们递给我。证件上登记的姓名是埃贡·布劳巴赫，家住帕绍，生于一九三三年，职业是艺术家。我还从没看过像他这样不像巴伐利亚艺术家的人。证件中还包括了一本西德护照、一本驾驶执照和一张社会保险卡。在我看来，这些证件似乎一点都无法取信于人。甚至连他的皮鞋说不定也是仿冒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德国的？”

“今天下午，先生。今天下午五点钟。”

“从哪里来？”

“维也纳，是从维也纳来的。”他又重复了一遍；一副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似乎是要把我捧成全城皆知的一个显赫人物。他再次扭动屁股，显然变得更加恭顺。“我是搭今天上午的第一班火车到慕尼黑来的，先生。”

“几点的火车？”

“是八点，先生。八点钟的火车。”

“你是什么时候到奥地利的？”

“昨天。先生，当时下着雨。”

“你在奥地利边境用哪一份证件？”

“用我的匈牙利护照。到了维也纳之后，有人给了我德国证件。”

他的嘴唇上渗出汗珠。他的德语说得不错，不过是标准的巴尔干半岛口音。他是坐火车来的，他说：博士先生，我是从布达佩斯、吉尔一路来到维也纳的。他的上司给了他一只冷鸡和一瓶葡萄酒，让他在路上吃，还有最好的腌菜以及辣椒呢。他露出更多的微笑。他抵达维也纳后，就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帝国”旅馆，有人已经替他在那里订了一个房间。是一个寒酸的房间，一家寒酸的旅馆，不过我原本也就是个小人物。就是在这家旅馆里，深更半夜里突然有一位他从未见过的匈牙利绅士来找他——“但是博士先生，我怀疑他是个外交官。他就像你一样，衣冠楚楚，很有风度！”他解释说，是这位先生把钱和证件交给了他——还有那些摆在我们面前那张桌子上的杀人武器。

“来到慕尼黑之后你住在哪儿？”

“先生，是城边一家不很起眼的小旅馆。”他略带歉意地笑笑答道。“更像是一家妓院。没错，应该是一家妓院。在那里随时可以见到许多男人进进出出的。”他告诉我那家妓院的名字。我觉得他似乎有点要向我推荐小姐的意味。

“是他们要你住那儿的吗？”

“这是为了慎重起见，先生。那儿可以不必登记姓名。”

“你有行李在那儿吗？”

他可怜兮兮地耸耸肩，不过他这个姿势和教授完全不同。“一把牙刷，”他说。“一些衣服。还有一个袋子，先生。都是些日常用的东西。”

他说，他在匈牙利的职业是农业新闻记者，不过为了生计，他也替秘密警察工作，起初他只是个告密者，一直到最近，他才为了钱当起杀手来。他在匈牙利境内曾完成几次任务，但是他不愿意——原谅他——他不能说出是哪些任务，除非我们能保证他不会在西方被起诉。教授是他国外行刺的第一个目标，但是一想到要去刺杀这样一个人，他便感到不安。

“先生，教授不是一般人啊！他是个声望卓着的人！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教士。我为什么要杀这个人呢？我的天啊，我是个正派的人，我也有廉耻之心！真的！”

“把你接到的命令告诉我。”

这个命令的内容并不复杂。他要先去按教授家的门铃——所以他就这么做了。教授一定在家，因为星期三他会在家上课到九点——而教授也确实在家——他应该告诉教授他就是那位德布勒森的帕利的朋友——不过他自作主张舍弃了这种自我介绍的方式——一旦进屋后，他必须使用任何可行的方法，最好是用绞杀器杀死教授，虽然这样做有被处死刑的危险，但是这种方式的成功机率大，而且不会弄出声响来。他们要他也杀死海伦娜——或许应该先杀她，这得看是谁去替他开门，关于这点他们并无特别指示。为了应付这种突发情况，他随身带着第二具绞杀器。他适时地解释道，先生，如果只有一具绞杀器，难保在杀掉第一个人后还能把它解下来。接着他应该打个电话到波昂去，找一个叫彼得的人，报告“苏西今晚和朋友在一起”——苏西是我们在这次行动中替教授取的代号。这是事成的信号，虽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先生，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成功。接着他咯咯笑了。

“从这里打电话吗？”我问。

“就是从这间屋子没错。打给彼得。先生，他们都是些粗暴的人。他们威胁我的家人。我当然没有选择的余地。我还有个女儿。他们给了我严格的指示：‘你要从教授的家中打电话给彼得。’”

这又让我感到惊讶。既然匈牙利秘密警察已经确认教授是西方的一名有价值的间谍——而且已效力十五年——谁都会想到他们一定会怀疑教授的电话。

“如果你失败怎么办？”

“如果任务无法完成——如果教授家中有客人，或者由于某些原因外出了——我就会用公用电话通知彼得，苏西正在回家的路上。”

“用特别的公用电话吗？”

“如果无法达成任务，所有的公用电话都可以，先生。然后彼得可能会下新的指示，也有可能不会。如果没有新的指示，我就立即回到布达佩斯。再不然彼得会说，‘那就明天再看看吧。’或是说，‘这两天之内再试试。’这件事完全得由彼得定夺。”

“彼得在波昂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他说了。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他掏出了一条土黄色的手帕，一些冲洗粗糙的家庭快照，其中包括一个年轻女孩的几张照片，大概是他的女儿吧。另外还有三个东欧制保险套、一包已拆开的苏联香烟、一把显然是东方出产的锡制小刀、一截铅笔的笔头、九百六十西德马克，一些零钱，还有一张维也纳到慕尼黑的二等火车来回票。我还真没见过一个人的口袋能装这么多的东西呢。匈牙利情报单位没有快递人员或支票簿吗？他们的脑袋里究竟在想什么啊？

“还有你的雨衣。”我说，然后就看着他到玄关把它拿过来。这是一件崭新的雨衣。口袋是空的。奥地利的产品，品质挺不错的，这一定花了不少钱。

“这件雨衣你是在维也纳买的吗？”

“是的，先生。当时下着大雨，而我又没有东西可遮雨。”

“那是什么时候？”

“您说什么？”

“你身上带了什么东西？”

“什么？”

我发现他能迅速地激怒我。“你是坐今天早上的第一班火车来的，对吧？火车离开维也纳时商店都还没开门，对吧？那位匈牙利外交官是昨天深夜来找你的，在这之前你身无分文。所以你倒说说看，你是什么时候买了这件雨衣的？你拿什么去买雨衣？还是这件雨衣是你偷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先是皱起眉头；然后便对我的失礼宽容地笑了起来，他显然原谅了我。他大方地向我摊开双手。“可是这是我昨夜买的，先生！这是我下火车时买的——是我用自己的匈牙利钱买的！我当然得随身带点钱，以便买点东西。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绝没有撒谎！求您留点情吧！”

“你有收据吗？”

他郑重地摇摇头，像是在对一个年轻人提出一项忠告。“先生，您问我是否留着收据？我要给您一个忠告，保存收据只会招惹麻烦，别人一定会问你钱是从哪儿弄来。一张收据——那简直就是让他们瓮中捉鳖。”

我只是想着，藉口太多，而没去留意他那副动人的笑容。一段话里有太多的答案。我所有的直觉都告诉我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相信现在我所听到的事情。暗杀计划太草率，压根儿就无法让我相信——那些可轻易识破的证件、口袋里的东西，还有那双皮鞋——没有一丝在执行任务的可能性。苏联附庸国所发起的一些不甚高明的行动我见多了，这种业余水准的演出是很正常的，让我不安的是，这些人似乎是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地编了一个故事，而他们自己却有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他们只是叫我到这里来帮助他们脱离嫌疑，然后这群人就会要求我闭上嘴巴，继续为他们做事。

然而我同时陷入了困境。我别无选择，也没有时间去查证，所以只能相信他们告诉我的一切。我就像个医生，即使怀疑病人是在装病，却也只能依症状进行治疗。根据游戏规则，拉齐本身就是一项意外的收获，姑且不论他是多么无能，一名来自匈牙利的杀手要投奔自由这种事也并非天天可见。按照这种想法，这种杀手目前就正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因为这样的暗杀行动，竟没有人在一旁监视，实在是令人无法置信。

手册上说，当你产生疑问时，那就按照作业程序来。他们是否正在监视这栋房屋？即使要监视这栋房屋并不容易，这样的假设仍是必要的。十五年前负责西奥多案子的主管相中了这个地方。房子位于死巷底，而且后方就是一条河。前往花园的通道是一条废弃的拖船路，而从附近走过的人大都还能看到屋子的前门。或许已经有人注意到拉齐进了屋里。

我上了楼，从落地窗查看路上的情况。四周毗邻的房屋此时已隐没在幽暗的夜色中。我并未发现任何人车的踪迹。我自己的汽车则停在附近的小巷内，离河不远。我回到客厅。电话摆在书柜上。我把听筒递给拉齐，然后看着他拨电话到波昂。他的双手如少女般秀气，而且还冒着汗。他依言行事，将听筒对着我。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旧毛毯和苏联香烟的气味。电话接通了，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的是德语，而且显得很暴躁。我心想，对一个等待暗杀结果的人来说，你也装得太像了吧。

口音挺重的，大概是个匈牙利人。“喂？是啊，哪位？”

我点头示意拉齐往下说。

“先生，晚安。我想和彼得先生说话。”

“什么事？”

“请问你是彼得先生吗？是件私事。”

“你有什么事？”

“你是彼得先生吗？”

“我是叫彼得！”

“彼得先生，是有关苏西的事。”拉齐解释道，同时瞥了我一眼。“苏西今晚不回家。我想她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会照顾她的。彼得先生，再见。”

他正准备放下听筒，但是我拦住了他，并刚好听到对方在挂断电话前发出的一阵怒骂，不知他这是因为厌恶还是茫然不解。

拉齐冲着我微微一笑，煞是得意。“先生，他装得挺像的。我得说他真是具有职业水准，是位出色的演员，你同意吗？”

“你认得这个声音吗？”

“不认得，先生。唉，这个声音我不大熟悉。”

我推开书房的门。教授正坐在桌边，双手交叉着搁在桌上。海伦娜则坐在平常上课时坐的沙发上。我觉得有必要让教授了解我的疑虑。我走进书房，随手带上门。

“这个你称作拉齐的家伙是一名罪犯，”我说。“他如果不是个狂妄的骗子，就是一名自首的杀人犯。他用假证件来到德国，准备暗杀你和你太太。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你都有权利把他交给西德警方，这样你就与他毫无瓜葛了。你要这么做吗？或者你希望由我们来决定？你说怎么办？”

令我惊讶的是，那天晚上他第一次真的慌了手脚。也许他没有料到会被质问。也许是自己的生命正危在旦夕，才使他醒悟了过来。不管怎样，在我印象中，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超乎我所能理解。海伦娜已将目光从我身上移开，转而望着西奥多。他的目光带着严厉的批判性，就像一个等着索取报酬的女人。

“你觉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那么你就得照我的话去做，你们俩都是。”

“我们会合作的。我们会的！没错，合作。我们已经合作了……这么多年。太久了。”

我看着海伦娜。

“这件事由我丈夫负责。”她说。

我无暇去考虑她这句话里的玄机。“那么就请你们收拾一些过夜的用品，五分钟后在花园门口等我。”我说道，然后回到客厅去找拉齐。

我想他刚才大概一直站在门口，因为在我走进客厅时，他急忙往回走，然后双手合拢，撑住下巴，笑眯眯地看着我，问我结果如何——我的决定是什么？

“今晚之前你是否见过教授？”

“没有，先生。只见过照片。大家都很敬重他。他是一位真正的贵族。”

“那他太太呢？”

“我认识她，先生。我当然认识她。”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她以前是名演员，先生。她曾是布达佩斯一名极出色的演员。”

“你看过她的戏吗？”

他又停顿了一下。“没有，先生。”

“那你是在哪里见到她的？”

他试图弄清楚我在想什么。我觉得他是在怀疑她是否跟我说了些什么，所以他讲话时总是字斟句酌。

“从海报上，先生。当她年轻的时候，她那副远近驰名的面孔常出现在街头巷尾。所有的年轻人都喜爱她——我也不例外。”

“还在别的地方见过她吗？”

他已经知道我一无所知。而我也明白他看出来了。“先生，女人的容貌实在令人感到可悲。一个男人即使迈入耄耋之年也还能保持萧洒的风度。至于女人嘛……”他叹了口气。

我等他收好武器，然后将它们拿过来。我把软壳子弹装进左轮手枪。就在我这么做时，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当我走进来时，弹匣是空的，子弹摊在桌上。”

“没错，先生。”

“你是什么时候把子弹取出弹匣的？”我问。

“在进这幢屋子之前。这样我才能表明自己的动机是善意的。就是这么回事。”

“是啊，就是这么回事。”

当我们走向大厅时，我把左轮手枪插在腰带上。

“如果你想逃跑的话，我会从你背后开枪。”我向他说明。看到他那双眼睛在乱转，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我心中有种满足感。看来职业杀手似乎太乐意接受自己。

我把他的雨衣扔给他，然后环视四周，看他有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什么也没有。我要他们三人保持肃静，并领着他们沿着那条拖船路穿过花园，坐上我的汽车。她是一位演员，我心里想着，但档案里却对此只字未提。我安排教授和海伦娜坐在后座，拉齐跟我坐在前面。我们静静地坐了五分钟，我等待着是否会有任何我们已被监视的迹象出现，结果一点动静也没有。此时已是午夜，一轮明月高挂，众星闪耀着。我绕城行驶，并且一直留意着后视镜，然后便掉头往西南方朝施塔恩贝格湖驶去；我们在那儿有个秘密联络点，以用来对间谍们简报并听取汇报。这栋房子靠近湖边，并由隶属伦敦站点灯夫组的两个杀人不眨眼的长发怪人看管。这两人的名字是杰弗里和阿诺德。我们到达那儿时，阿诺德正守候在门口，一只手插在他那件土耳其长袍的口袋里，另一只手则放在身体另一侧，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样子。

“是我，你这个小丑。”我轻声地说道。

杰弗里带教授和他的太太到他的卧室去休息，阿诺德则和拉齐坐在客厅里。我穿过花园走进了船屋。在这里我终于可以使用加密电话和托比·埃斯特海斯联络。他显得异常镇静，似乎早就在等候我的电话了。

第二天上午，托比从伦敦搭乘第一班飞机抵达慕尼黑。他身穿厚呢大衣，头戴皮制软毡帽，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歌剧团的经理，而不是一个四面楚歌的间谍。

“小奈德，我的天啊！”他大叫一声，随即便像是一个欢迎浪子回头的父亲紧紧地拥抱我。“听着，我得说你看起来气色很不错啊。是不是该恭喜你啊？只有来点高兴的事才会让你容光焕发。说真的，梅贝尔怎么样了？婚姻是需要培养灌溉的，就和种花一样。”

我缓缓地开着车，并且尽量保持沉着地把我花了一夜所研究的结果向他报告。我希望能在我们到达湖边那座房子之前让他知道我所深知的一切。

我告诉他，不只是美国人，就连西德人都不知道拉齐的来路。而且据托比所言，伦敦方面也不知道。

“奈德，拉齐是一张白纸。真的。”托比一边说道，一边欣赏车窗外闪过的景色，而后不住地点头赞叹。

我说，我们也没有拉齐那个巴伐利亚化名的任何记录，甚至他宣称在匈牙利出“任务”时所用的化名也是毫无线索可循。

托比摇下他那边的车窗，陶醉在田野的芳香之中。

我继续以坚定的语气说，拉齐的西德护照是假的，最近维也纳有个劣等证件伪造者制作了一批假护照在黑市兜售。

托比有点生气。“得了吧，我是说谁会去买那种烂玩意儿呢？”他表示反对，此时车子正经过一个围场，里面有两匹马在吃草。“这年头假护照可是一分钱一分货。要是你手上拿的是那种货色，那可就要在臭气熏天的监狱里坐上六个月的牢。”他悲哀地摇摇头，就像是他的忠告没人听得进去，结果使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似地。

我没能明白他话中的含意，仍自顾自地说下去。那个波昂的电话号码是一个匈牙利军事武官的号码，他在记录上的名字确实是彼得。他是一名已经验明身分的匈牙利情报官员。我带着点含蓄的讽刺意味说道：

“托比，这对我们来说倒是挺新鲜的，对吧？一名间谍竟然会使用他自己的名字作为化名？我的意思是那何必再使用化名呢？我们把你的真名托比视为机密，然后又称呼你托比。这招可真高啊。”

然而托比只是专注地欣赏着巴伐利亚的风景，根本没去思考我话中的含意。“奈德，相信我，这些大兵都是笨蛋。匈牙利搞军事情报就和他们在吹军乐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真的会笨到把自己的屁股都给吹破。”

我继续我的汇报。我说，西德安全部门一直在对这名匈牙利军事武官进行窃听，而有关他和拉齐谈话内容的录音带很快就会送到我的办公室。据我所知，里面并没有什么惊人之语，只不过彼得没料到会有这通电话。昨天晚上彼得没有再打电话，也没有再接到任何来电，而且他和匈牙利驻波昂大使馆之间也未见有任何联络的迹象。不过，彼得却曾向西德外交部礼宾司抱怨有人打电话骚扰他。我认为这绝不是一个阴谋者的行径，然而托比却不像我这么肯定。

“奈德，可能是这样，但也有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他说着便靠在椅背上，无精打采地摊开双手。“也许他认为自己已经被连累了？若是这样，他会提出正式的抗议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是为了替自己开脱——这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我向他汇报了其他的情况。我决定要这么做。拉齐所描述的那位他在维也纳见过的外交官，与一个名叫列奥·巴科克斯的大使馆商务秘书特征相符。他和彼得一样，是一名公开的匈牙利情报官员。我们的美国同行华格纳正在替我们找一张他的照片，以便在今晚拿给拉齐指认。

托比一听到巴科克斯这个名字，嘴角便流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们也把列奥扯了进来吗？听着，列奥这个人爱慕虚荣，只会去刺探那些公爵夫人。”他哈哈大笑，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列奥在某家劣等旅馆里，把绞杀器交给一名全身臭气熏天的杀手？奈德，说点别的吧。我说真的。”

“这不是我说的，”我说。“是拉齐说的。”

最后我告诉他，我已经派杰弗里到慕尼黑的那家妓院替拉齐付帐，并取回他前天晚上放在那里的一些衣物。他的行李中唯一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一组色情照片。

“奈德，这是紧张使然。”托比宽宏大量地解释着。“在异乡暗杀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私底下多少需要一点慰藉——你懂我的意思吗？”

相对地，托比没有为我带来任何私人或是其他方面的新讯息，我猜想他曾为了这件事打了一整夜电话，或许他是真的这么做了——不过都不是为了支援我的调查工作。

“我们今晚也许可以开个派对。”他提议。“法务部的哈利·帕弗里会和外交部的几个家伙一起来。哈利人挺不错的，是个很典型的英国人。”

我满头雾水。“外交部的哪个部门？”我说。“谁要来啊？为什么是帕弗里？”

但是如同托比所说的，除非得到回答，否则不会惹麻烦。我们抵达了湖边的房子，发现阿诺德正在煎鸡蛋及培根。教授和拉齐坐在大桌子的另一端。素食者海伦娜则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吃着她从手提包里取出的核果条。

阿诺德一头金发，身材修长。他将头发挽至脑后扎了起来。“奈德，他们吵了一架。”在托比走到教授身后时，阿诺德露出厌恶的表情向我说道。“教授和他太太大吵了一架，吵得还真厉害。我不知道是谁起的头，也不知道他们吵些什么。我才懒得去问呢。”

“拉齐也加入了‘战局’吗？”

“他跃跃欲试，奈德，不过我叫他安静点。我不喜欢在人家夫妻吵架时穷搅和的人。我一直都不喜欢。”

回顾过去，我们那天的讨论就像是跳着一支错综复杂的慢舞，首先是从我们那间简陋的厨房开始，然后结束于全能的法院——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美国总领事馆里那间插着国旗的会议室。那里的墙上所挂的尼克森总统和安格纽副总统笑容可掬的肖像，似乎是在对我们所做的努力表示赞同。

我很快就明白了托比并不是什么事都没做。相反地，他为自己拟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并且正以熟练周到的方法循序渐进地执行着他在厨房里从拉齐和教授那儿又听了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海伦娜则在一旁吃她的核果条。我以前从未见过托比完全以匈牙利语说话，所以对他的这种转变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一张口，就抛开了英国式拘谨态度的束缚而回到他的同胞之中。他眼中闪烁着光芒，显得洋洋得意。他弓起了背，像是坐在一匹参加游行庆典的马背上。

“奈德，他们说你真的非常出色，”他在谈话进行到一半时，从桌子那头对我大声说道。“他们说你浑身是胆，真的。我认为他们或许会推荐你去角逐诺贝尔奖呢！”

“告诉他们推荐我去领奥斯卡吧，那我倒是会接受。”我没好气地说了一句，随即便转身独自向湖边走去，以平息心中的怒气。

我回到屋里时，看见托比和教授正窝在客厅滔滔不绝地交谈着。托比对教授的崇高敬意看来似乎是有增无减。拉齐正在帮阿诺德洗碗，两人还一起低声窃笑着。拉齐显然是在讲黄色笑话。海伦娜则不见踪影。接下来，轮到拉齐单独和托比相处，教授和他太太则不安地在湖边散步。他们每走几步就会吵起来，最后教授只好转身大步走回屋里。

我抓住这个机会溜了出去，来到海伦娜身旁。她噘着嘴，脸色苍白——我不知道是由于害怕、气愤，还是疲倦。当她开口时，她总是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才又开始说话。

“他是个骗子，”她说。“全都是谎言！撒谎，撒谎！他是个骗子！”

“谁啊？”

“他们两人都是骗子。从他们出生那天起，他们就开始撒谎。一直到临死前他们都还会撒谎。”

“那么什么是实情呢？”

“实情就是等待！”

“等待什么？”

“我已经警告过他，‘如果你这么做的话，我就要告诉英国人。’所以我们就等着。如果他真要那么干，我会告诉你们。如果他后悔了，我会原谅他。我毕竟是他的太太。”

她往屋里走去，真是个高贵的女子。就在她进屋时，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出现在车道上，然后，哈利·帕弗里，情报局的法律顾问，由两名英国政府官员陪着从汽车上走下来。我认出较高的那位是亚伦·巴纳比，他是外交部异常之情报与研究部门的权威人士，专门负责最无创意的共党反宣传工作。托比一边与他们热情地握手，一边用另一只手示意我过去。我们走进屋里，并各自就坐。

起初我生着闷气，不发一言。那些演员们都已上楼了。大部分时间都是托比在侃侃而谈，其他的人则带着只有对乞丐或黑人才会表现出来的那种特别尊敬的神情洗耳恭听。甚至连我都觉得有点想要保护他——托比·埃斯特海斯。然而，老天为证，他从来只顾自己！

“直接了当地说，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是一个现在已经毫无用处的一流情报来源。”托比解释道。“一个了不起的间谍，但是已来日无多！”

“你是在说教授吧？”巴纳比友善地说道。

“他们了解他。他们太清楚他的价值了。我从拉齐那里得到的某些明确线索显示，匈牙利人显然已针对教授的工作搜集累积了一份厚厚的档案。总之，我要说的是，他们为什么想要除掉一位对我们毫无用处的家伙呢？一次匈牙利人的暗杀企图——我得说，证明了他们要收拾这个目标。”

“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保证教授的安全。”帕弗里带着无奈的笑容告诫我们。“我们是可以保护他一阵子，但是总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啊。他必须知道这一点。也许我们应该让他签个什么的，把话说清楚。”

第二位外交部官员是个胖子，他的西装背心上挂了一条闪闪发光的链子。我突然有种孩子气的念头，很想将它扯下来，看看他是否会因而尖叫。

“嗯，我认为我们也许想太多了。”他温和地说道。“如果美国人同意接手处理教授和他太太的问题，那我们就不必发愁了，对吧？最好不要招惹是非，怎么样？”

帕弗里踌躇着。“诺曼，他还是应该签署一份切结书给我们。最近这几年来，他可是一直在挑拨我们与美方之间的关系，好坐收渔翁之利呢。”

托比虽然是个只求自保的人，但此时亦会意地一笑。“哈利，我得说所有最优秀的间谍都会这么做的——相互利用，即使是西奥多这种层次的人也一样。问题是，既然他已鸟尽弓藏，那么我们除了免除麻烦之外，还会有什么损失呢？噢，我是说，我在这方面并不是专家。”他补充道，并冲着巴纳比露出逢迎的笑脸。

“那名来暗杀的家伙怎么办呢？”那位叫诺曼的人说道。“他会和我们合作吗？如果我们就这样像待在树上的鸭子不安地枯坐着，实在挺危险的，不是吗？”

“拉齐倒好对付，”托比说。“他吓坏了，而且他也是个真正的爱国者。”我并不支持他那些观点，不过我已经懒得打断他的话。“这些人一旦步出了他们那个社会制度，就会变得惊慌失措。拉齐正在适应这种变化。他为他的家人担心，但是他也正在调适自己。如果西奥多接受这个提议，拉齐也会接受。不过当然啦，我们也得给他们一些保证。”

“什么样的保证？”那位红光满面的外交部人员问得太快了，连哈利·帕弗里都来不及抢在他前头说话。

托比并没有犹豫。

“嗯，当然还是依照惯例啦。我想拉齐和西奥多不会希望就这样被弃如敝屣，海伦娜也不希望这样。所以给他们美国护照、一点打发他们上路的钱，并提供帮助和保护——我认为这应该是最基本的。”

“这全都是一场骗局！”我脱口而出。我已经受够了。

每个人都冲着我笑。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会笑。他们就是这种人。如果我说我是一名匈牙利的双重间谍，他们也会笑。如果我说我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弟弟转世，他们也会笑。此刻只有托比例外，他整张脸变得毫无生气。他知道此时最保险的做法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奈德，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巴纳比很有兴趣地问道。

“拉齐并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杀手。”我说。“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不过他绝不是一名杀手。当时他手中拿的是一把没装子弹的手枪。没有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职业杀手会这么做。他当时假扮的是巴伐利亚的艺术家，但是他却穿着匈牙利的衣服，而且口袋里的东西有一半是从匈牙利带来的分文不值的物品。在他打电话到波昂去时，我就站在他身边。没错，那个武官的名字是彼得，在外交官名录上可以查到这个名字。但是彼得并未料到假日里会有这么一通电话，拉齐是个骗子。你们可以听听德国人送来的那卷录有他们谈话内容的带子。”

“奈德，那么那个维也纳的家伙又是怎么一回事？”巴纳比问道，他依然对我保持着那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那个给他钱，给他装备的家伙啊！”

“他们从来就没碰头。我们把拉齐的照片拿给他看过，他立刻欣然地指认出来。‘就是这个人。’他说。是啊，他当然会这么说，他大概早就在其他地方见过拉齐的照片了。去问海伦娜，她知道。目前她不会说，不过如果我们向她施压，我相信她会开口的。”

托比马上恢复了生气。“奈德，你是说向海伦娜施压？这个手段只有在你确定自己能比对手逼得更紧时才能使用。那女人深爱着她的丈夫，实际上她至死都会保护她的丈夫。”

“教授冒犯了美国人。”我说。“他们已不再礼遇他了。教授正陷于绝望之中。如果不是他自己安排了这次暗杀，那么就是拉齐干的。对教授来说，这整个计划就是使他能赶紧脱身以开始新生活的一种手段。”

他们全都等着我往下说。就好像是在等着柳暗花明似地。最后托比开口说话了，他又生龙活虎了起来。

“小奈德，说真的，你有多久没睡觉啦？”他带着一丝疼惜的笑容问道，“你倒说说看。”

“这跟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

托比假装在看表。“奈德，我看你到目前为止大概有三十个小时没合眼了。这段时间里你做了一些至关重大的决定——我得说这些决策都挺不错的。不过我看我们也不能责备你会有点冲动。”

此时所有的人都转向托比，好像我从来没说过话似地。

“呃，我看我们应该和那几位演员见个面，这可是相当重要的。”当我朝门口走去时，巴纳比这样说道。“托比，我可以叫他们下来吗？看看他们在聚光灯前的表现如何。”

“巴纳比，我看这件事得立刻进行才有新闻价值。”帕弗里在我正要前往花园时说道。“打铁要趁热。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哈利，我始终都是跟着你的。毫无疑问。”

他们第一次试镜时，我拒绝参加。我在厨房里生着闷气，只留下阿诺德牧师和我作伴，并假装在听他讲他的母亲抛弃了那个和她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家伙，去和她青梅竹马的情人同居的故事。此时我看到托比上楼去招呼他的斗士们。几分钟后，他们三人走了下来。拉齐将黑发分了边。教授披了件上衣，他那预言家的脑袋稍往前伸，状若沉思，而白发则梳得很整齐，煞是得体。

没多久海伦娜泪流满面地走进了厨房，阿诺德于是拥抱了她一下，并替她拿了一条毛毯来。春天的早晨有些凉意，使得她不住地颤抖。阿诺德替她弄了一杯甘菊茶，然后拥着她坐下来。之后托比闯了进来，通知我们得在两个小时内赶到美国领事馆去。

“拉塞尔·谢里顿正从伦敦搭机赶来，皮特·德迈会从波昂过来。奈德，他们对这件事都很有兴趣，真的。而华府更是欢呼雀跃。”我想不起来那时皮特·德迈和谢里顿谁的官阶比较大，不过都够大的了。“奈德，那个叫西奥多的果真是个厉害角色。”托比私下向我证实。

“真的吗？哪方面？”

“你知道他们跟他说了些什么？‘教授，你根本就是在玩命。你以为自己能应付得了吗？’你知道教授是怎么回答的吗？‘大使先生，我们唯有誓死冒险才能保护文明社会。’他的态度镇定自若，不卑不亢。拉齐也是。奈德，这事了结以后，你去睡会儿好吗？我会替你打个电话给梅贝尔的。”

我们分乘两辆汽车。托比和那些匈牙利人坐一部车，而我则和帕弗里及外交部官员坐上另一部。帕弗里替我开车门时，碰了一下我的手臂，丢给我一句很伤人的忠告。“奈德，我看从现在起，我们得同心协力了。劳累是一回事，如何反制诡计可又是另一回事。对吧？同意吗？”

与会人员大概有二十多人，由总领事主持会议。他脸色苍白，来自中西部，而且和帕弗里一样，以前也是律师。此刻他正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反响”这个主题。米尔顿·华格纳坐在谢里顿和德迈的中间。在我看来，谢里顿和华格纳显然已接获指示，不管他们私下怎么想，都不许流露出任何疑虑的神色。或许他们也已经体认到，想甩掉已无价值的间谍，还有比把他们送到美国新闻处去更糟糕的方法。当时新闻处有四名我不认识的代表与会，个个皆流露出疑惑不安的神色。

很自然地，有人替普拉赫说话。虽然他们与此事无关，但是他们还是派了自己的发言人，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到了下午，我们的决定就会成为波茨坦区众人闲聊的话题。他们还坚持要对维也纳方面表示抱怨。普拉赫似乎为了假护照问题与奥地利警方长期争执不休，因为他们怀疑奥地利警方贩卖假护照给匈牙利人。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被主席以及一些抱怨奥地利方面表里不一的人占用了。

那三位斗士当然没有出席我们的讨论会，他们坐在接待室里。分发三明治时，我们也送了满满的一盘给他们。最后当他们被召唤进来时，有几个与会人员热烈地鼓起掌来，这一定是在他们上演了这么多出精采好戏后，所听到的第一次真正喝采声。

但是主宰整场表演的却是海伦娜的眼泪。教授只说了几句话，他那欲言又止的威严神态发挥了预期的魔力。拉齐则紧接着登台亮相。当他解释为什么要携带两具绞杀器时，大家都感到不寒而栗，随后与会人士并小心翼翼地传阅着绞杀器和其他的物件。然而当海伦娜在教授搀扶下跨步走向前时，我只感到一阵哽咽，相信在座的每个人也都有这种感觉。

“我支持我的丈夫。”这就是这名伟大的女演员所表达的全部感想。

这句话已足以令在座的人深受感动而起立鼓掌。

等我找到机会与她单独交谈时，已经是晚上了。这时我们都已精疲力竭；连那个老是静不下来的拉齐也都劳累不堪。战将和国王都已离去，托比也走了。我和阿诺德坐在湖边那幢房子的客厅里。一辆有着黑色玻璃车窗的美国旅行车在车道上等着，里面坐着两名身穿便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但是我们这两位明星正学着让他们的观众惯于等待。他们这一整天都在准备下午要发表的新闻声明，以及签署帕弗里早就放在公事包里的脱离声明。

她犹豫不决地走进屋里，好像认为我会揍她似地，但是我早已没有了怒意。

“我们就要拿到护照了。”她说道，随即坐了下来。“一切就要重新开始。”

阿诺德识相地溜出了房间，并随手关上了门。

“拉齐是谁？”我说。

“他是西奥多的朋友。”

“除此之外呢？”

“他是一个演员。一个来自德布勒森的蹩脚演员，噢，真的非常蹩脚。”

“他替秘密警察工作过吗？”

她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他有一些门路。当西奥多需要与有关当局接触时，拉齐就充当中间人。”

“你是说当西奥多需要举发他的学生时吗？”

“是的。”

“你们在慕尼黑时，拉齐提供过情报给你们吗？”

“刚开始时只有一点点。不过在其他情报来源没什么收获时，他提供的数量就增多了，后来更多。拉齐为西奥多准备资料，西奥多再把它们卖给英国人和美国人。我们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身无分文。”

“拉齐有没有得到秘密警察的协助？”

“私下交易。匈牙利的局势正在转变。与有关当局打交道已经不需要那么戒惧戒慎了。”

我打开门，看着她昂首离去。

几个星期后，我回到伦敦，并且当面告诉托比海伦娜所说的话。他既不惊讶也不后悔。

“奈德，女人啊，其实是一个犯罪阶层。我们最好只管喝汤而不要去搅混它吧。”

又过了几个星期，西奥多和拉齐搭档的节目如日中天。托比也跟着红了起来。这件事他参与了多少？他知道多少？是全部的情况？他是不是为了要利用完他那名陷入困境的间谍仅有的剩余价值，然后把他打发掉，所以才凭空杜撰了这整出戏呢？我经常暗自怀疑这出戏是由这三人挂帅主演，而海伦娜则是一位不太情愿的观众。

“小奈德，知道吗？”托比说，他用一只手臂亲热地拥住我的肩膀。“如果你不能同时驾驭两匹马，你最好还是离开情报局吧。”

你们还记得书中那个威瑟比上校的人吗？还记得那位精通七种欧洲语言的乔装大师吗？还有东欧反抗军的领导人，以及那个“进出铁幕，来去自如，铁幕对他来说就像是一扯即断的丝线所织成”的人吗？那个人就是我，奈德。谢天谢地，那个部分不是我写的，而是美国情报局在巴尔的摩所吸收的一些见钱眼开的体育记者的大作。我写的是一份描述那位伟大爱国者的介绍性文章，标题是〈我所认识的西奥多教授〉，这是托比和情报局第五处叫我写的。我为那本书取的书名是《谍报诈术》，但是第五处认为这个书名会产生误解，所以未加采用。不过他们改以晋升我的职务作为补偿。

但是在我找到斯迈利宣泄心中怒气之前，我并没有接到晋升的通知。此时斯迈利刚辞去代理局长的工作，正打算要退隐到学术界。我则暂时回到伦敦休假。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到拜沃特街去找他，当时他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度周末。他听我讲完，先是轻笑几声，然后便哈哈大笑起来。他低声说了一句：“噢，托比。”叫得可真亲切。

“奈德，但是他们的确是在进行暗杀呀。”他费劲地穿上一套斜纹软呢西装，同时表示他的相反意见。“我是指匈牙利人。就算是根据东欧的标准，他们也是最邪恶的暴徒之一，不是吗？”

没错，这个我得承认，匈牙利人确实嗜杀成性而且残酷无情。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事实，拉齐仍然是个骗子，西奥多也还是他的同伙，至于托比嘛……

斯迈利打断了我的思绪。“好了，奈德，我认为你有点大惊小怪。每一座教堂都有需要自己的圣陡，即使是反共教堂也不例外。当你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那些圣徒也不过只是一帮伪善者罢了。但是一旦他们得到了这份差事，就没人会说他们毫无用处。你看这件衬衫行吗？还是我应该再熨一下？”我们坐在他的客厅里，啜着苏格兰威士忌，并倾听着拜沃特街上那些参加社交活动的常客起哄所喧闹的声音。

“奈德，还常常看到斯泰芬妮的幽灵在慕尼黑的人行道上昂首阔步吗？”正当我开始纳闷他是否又迷糊起来时，斯迈利突然亲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已经有许久未再为他的洞悉我心而感到惊异了。

“偶尔。”我答道。

“但是再也没见过她本人吧？真替你难过。”

“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她的一位姨妈，”我说道。“那时我不该与梅贝尔吵架，住进了旅馆。那时已经很晚了。我想我大概是多喝了一点。”我心里在想，斯迈利是否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但随即又觉得自己是过虑了。“可能是我自己认为接电话的是她姨妈，也有可能是个佣人。不，应该是她姨妈。”

“她说了什么？”

“斯泰芬妮小姐不在家。”

我们之间陷入冗长的沉默，不过这次我并未误认他睡着了。

“年轻的声音吗？”他若有所思地问道。

“十分年轻。”

“那么接电话的人也许就是斯泰芬妮。”

“也许是吧。”

我们又倾听着街上的喧哗声。一个女孩正在放声大笑，有个男人则在发脾气。有人按了声喇叭，开着车呼啸而过。喧闹声平息了下来。当我走回头越过河道朝自己位于巴特西的住处走去时，我在心里想着：斯泰芬妮就是我的安妮，不同的是，我一直都没有勇气让她辜负我，打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