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尼斯特·派利格鲁正在询问斯迈利有关殖民主义的问题。每一个来到萨勒特的人，迟早都得面对他的这种质问，而他的问题内容总是差点让人勃然大怒。他是个问题孩子，父亲是个远赴西非布道的英国传教士；不过他也确实是情报局应极力网罗的那种人才——既有丰富的学识，又有优越的语言能力。他和平常一样，独自坐在幽暗的书房后方。他将瘦削的面庞往前伸，一只手臂抬了起来，彷佛是要抵挡别人的嘲笑。刚开咍时，他的问题还满有条理的，可是后来就变成了长篇大论，极力指责英国对那些曾被它奴役过的臣民漠不关心。
“是的，嗯，我认为我相当同意你的观点。”当斯迈利听完派利格鲁的一席话后，竟然如此亲切地说道，实令大家感到惊讶。“不过恐怕这个问题的答案会令人伤心不已。冷战意外地在我们身上制造出一种替代性的殖民主义。在某方面我们务实地放弃了所有独特的国家认同，以迎合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我们心中那种殖民者的幻觉与迷思，我们花钱买通，以得到缓刑处置。更糟的是，我们还鼓励美国人有样学样。这并不是说他们需要我们的鼓励，不过很自然地，他们也会很乐意接受这份鼓励。”
这种相同的论调汉森已经说过，所使用的措词也大致相同。但是斯迈利说这些话时，丝毫不失他的温文尔雅，而汉森却是用他那充满愤恨的双眼恶狠狠地瞪着我；他眼中的怒火乃是由他已逃离的那座赤色炼狱所燃起。
我从以色列搭飞机来到了曼谷。这是因为斯迈利拍电报告诉我汉森已经疯了，而且他又知道太多的秘密。电报上注明：自行译电，由特拉维夫站长转交。那时斯迈利负责情报局的安全工作，头衔则是副局长。不管我在何时听到他的消息，他好像总是在东奔西跑，以防堵接连发生的泄密事件和丑闻。热浪侵袭下，我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卖力地阅读由专人送交给我的一叠档案资料，然后我又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安慰梅贝尔。她出马竞选我们那里的女子高尔夫球队会长，结果在最后一刻失利，她因而怀疑其中另有阴谋。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梅贝尔。也许是她率直的说话方式让她们受不了吧。我尽力地安慰她。我告诉她连我在情报局所得到的见闻，都无法与肯特郡那些太太们的诡计相比。我答应她等我回去后，会给她一个美好的假期。不过我忘了提出该去哪儿了，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度过假。
汉森的档案为我描绘出了一种我曾十分熟悉的典型人物的形象，因为我们曾经启用过不少这样的人。我自己就是这种人，而班也是一个实例：我们都是混血的英国人，都把情报局当成是自己的国度，并赋予这个国度许多它本身不曾具有的素质。
汉森就像我一样，也是半个荷兰人。也许这就是斯迈利为什么会挑中我的原因。汉森是在德国占领荷兰的那个漫漫长夜里出生的，之后并在代尔夫特教会的影响下长大成人。他的母亲是托马斯·库克公司的柜台职员；当战争爆发时，她的英国父母曾敦促她跟他们一起回伦敦去，但是她拒绝了这项要求，反而选择嫁给教会的一位助理牧师。一年以后，这名牧师被德国的行刑队处决，留下身怀六甲的妻子独自谋生。之后她便将生死置之度外，投入了建立一条英国逃亡路线的工作。战争结束时，她已经成为一个组织完善的间谍网的负责人，拥有自己的联络管道、线民、秘密联络点，以及所有必需的装备。
至于幼儿期的汉森是如何与耶稣会的人凑在一起的，档案里并没有说明。也许是他母亲改变了信仰吧。那时还是苦难的年代，基于权宜之计，她有可能会放弃自己的新教信仰，以便让她的孩子接受较好的教育。她或许是在心里盘算着，让他成为耶稣会的信徒吧，这样他们就会传授他知识。或者，她早就察觉出日后主导汉森一生的那种善变个性，于是决定让他接受一套较刻板的宗教教规，而不是那种随和的清教徒生活。如果她真是这么想，她的决定显然是明智的。汉森拥抱这样的信仰，就像他拥抱其他的事物一样，怀着无比的热情。修女和他在一起，修士也和他在一起，神父接受他，学者也乐意与他为伍。二十一岁时，他已经学有所成，而且信仰非常虔诚。不过由于还是一名见习修士，因此他便启程前往印尼的一所耶稣会神学院，去学习异教徒的生活方式，活动范围广及苏门答腊、摩鹿加、爪哇等地区。
像大多数的荷兰人一样，汉森似乎天生就热爱东方。善良的荷兰人就像海涅诗中那棵知名的松树一样，只要站在他们那个平坦小国的海岸边，就能从寒冷的海风中嗅出亚洲柠檬树和茶叶的芳香。更何况汉森来到了亚洲，亲眼目睹了一切，所以自然就被同化了。佛教、伊斯兰教，居住于最偏僻之处的野人所保有的各种仪式和迷信——他对这些东西如痴如醉，而当他越深入丛林，这种狂热也更形强烈。
他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许多语言。他的母语是荷兰语和英语，于是他毫不费力地就学会了法语和德语。现在他又可驾驭坦米尔语、高棉语、泰语、梵语，以及相当程度的广东话。他经常在崇山峻岭之中跋涉数百哩，以探寻失传的方言与各种仪式之间有何关联，他写了许多报告，内容涵括哲学、婚嫁仪式、启蒙或是猴群等。他在深山丛林中发现了被人遗忘的庙宇，并赢得了耶稣会禁止他接受的奖赏。在无所畏惧地探索、访查了六年之后，他已经不再只是耶稣会具以成名的那种学院派展示榜样，同时也成为一名正式的神父。
但是很少有秘密能被隐瞒六年之久。逐渐地，有关他的传闻开始出现：汉森是个猎艳高手；汉森的口味；汉森的女人俯拾即是。
这些谣言扩散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都让他无法收拾。事实上，一旦他们着手调查，就立刻发现他的生活中没有一处可以幸免，所到之地，处处留情。走到哪儿他都有女人——甚至还有一、两个男孩——呃，就我对世界各地神职人员的了解，各种教规多半都是禁止犯下这种过失的。
就如同他们所发现的，汉森竟然就这样无视于教会的存在，肆意放纵自己在每一座村庄、每一条粗陋的小街道，乐此不疲地拈花惹草达十多年之久，而且所交往的都是那些在西方标准下，几乎没有资格参加第一次圣餐礼，更别说是拥抱婚姻的女子。如此放浪形骸的行径突然让汉森变得完全站不住脚，难获支持。面对汉森如此持久而又执迷不悟的罪行，他的上司感到哀戚甚于愤怒。他命令汉森返回罗马，并赶在他抵达之前先寄了一封信给耶稣会的会长。他告诉汉森，他可能得从罗马启程前往西班牙的洛约拉，在那里合格的耶稣会心理治疗专家会帮助他克服那些令人遗憾的弱点。从洛约拉出来以后——呃，一切重新开始，也许他会被派到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再待个十年。
但是就像他的母亲一样，汉森固执地拒绝离开这个他已归化的地方。
无可奈何之际，他的教长将他赶到偏远山区里——一个由一位信奉传统教义的神父所管理的教会去。汉森在那里遭到不人道的软禁，而且被当成疯子似地遭人监视。他不许踏出房子一步，不许看书，不许写字，没有同伴谈心，连发出笑声都不可以。就如同人们对高处、寒冷、死亡的反应各有不同，遭受囚禁表现出的反应也因人而异，汉森感到极端地痛苦，三个月后他再也无法忍受了。当他的教友护送他去做弥撒时，他将其中一人推下楼梯，另一个则仓惶而逃。之后他逃向雅加达。身无分文也没有护照的他，就这样一头栽进了他所熟悉的妓院。那些妓女们对他百般照顾，他则以充当男妓及保镳予以回报。他送啤酒，洗杯子，赶走刁蛮之徒，听取其他人的忏悔，以助人为乐，而且常和一群孩子在后院玩耍。当我看到他时，他和现在没什么两样，干起活来一点也不急躁，而且十分有条理。年方三十的他，欲望还是一如以往那么强烈。直到有一天，一如平常的冲动，他突然刮了胡子，穿上干净的衣服，以整齐的仪容向英国领事表明了他的英国身分。
领事耳聪目明，而且一直都在为情报局工作。他听着汉森的自白，并且哼哼哈哈地问了一、两个问题。表面上他无动于衷，可是一转身他便立即行动。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具备有汉森那些天赋的人。汉森的任性根本未让领事感到迟疑。他喜欢这样的性格。他拍电报要伦敦方面提供汉森的背景资料，然后以一份三连式收据借给汉森一笔数目不多的现金——因为他不希望表现出太高兴的样子。伦敦方面送来了有关汉森母亲的资料，其中指出她曾是情报局的间谍，领事知道这个消息后，精神更是为之振奋。
又过了一个月，汉森仍然处于半知半觉的状态，这也就是说他知道——但是也许只知道一半，不过话说回来，他也可能完全不知——他目前与英国情报局的接触并不深入，而且也不够直接。又过了两个月，像以往那样闲不住的他，到了爪哇南部。此行表面上是去寻找古画，实际上他是去勘察共产党在当地的颠覆力量，以回报给领事。近来他把这些人看成是反基督的异教徒。年底时他带着全新的英国护照出发前往伦敦，虽然护照上面用的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我转而观看他那份简明的训练记录，涵盖时间达六个月。克莱夫·贝拉米，一个瘦削顽皮的伊顿毕业生，是当时萨勒特的负责人。他在汉森的结业报告上写道，“实务执行能力极强，”“有一流的记忆力，反应敏捷，独立自主，但是必须严加管束。如果我的军舰上发生兵变，汉森将是我第一个鞭打的人。需要一张大帆和一位顶尖的管理者才足以驾驭他。”
我又阅读了他的作业记录，不过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发现。由于汉森仍是个荷兰人，所以总部决定维持现状，不理会他的英国身分。汉森为此大发雷霆，不过他们还是掌控了他。当时除了英国人本身，国外都把在海外的英国人看成没有影响力的美国人，所以总部可能会为瑞典人去杀人，会为西德人去行窃。即使是加拿大人，虽然他们很容易被当作乔装的对象，我们也还是对他们笑脸相迎。汉森回到荷兰后，正式和耶稣会脱离关系，并放出风声说要去中东找新的工作。那时西欧各国的首都设有二十多个研究东方的学术机构。汉森在这些机构中来回奔波，收获颇丰，到处都得到了承诺和保证。一家法国通讯社聘请他为特约通讯员，一家伦敦周刊则在总部的敦促下，为他安插了一份工作，而条件是他必须保持自由之身。渐渐地，他的掩护身分就这样被安排得天衣无缝了——有足够让他四处走动的理由，可以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他的财务状况扑朔迷离，因为根本没人知道他的这几个老板到底付给他多少薪水。现在已经万事俱备，只等着展开行动了。那时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而日益缩减，而美国人却正式介入越战，非正式地插手高棉战事，并且在寮国搞秘密战争。我们则扮演着不讨喜的随军杂役角色，乐意地向美国人呈献汉森的那些天分。
间谍工作的技术可以有很大的作为。它能拍摄农作物和战壕、战车和火箭发射台、轮胎印和驯鹿的迁移。它能探测苏联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在四万尺的高空乘风翱翔的声音，也可以捕捉到中共某位将军打鼾的声音。然而它无法取代人类的理解力。它无法告诉你，高棉农夫在山地作物被季辛吉博士的轰炸机炸得粉碎时，心中作何感想；它无法得知当他们的女儿被卖到城里为妓时，当他们的儿子被驱离田野去为美国人操纵的军队打仗，或是为家庭的安全参加赤棉时，他们内心的感受又是什么。它无法理解那些身穿黑色宽松衣裤的丛林战士——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由一个曾在法国大学接受教育、嗜血如命的高棉精神病患者所曲解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它嗅不到一支非机械化部队所排出的乌烟瘴气，或是破译一支没有无线电的军队的密码。它算不出那些可以依靠步枪打仗和吃树皮与甲虫充饥的士兵有多少补给力量：也无法估量那些已经一无所有，只有指望赢得战争的人们有多高的士气。
但是汉森却做到了。汉森，这个已被同化的亚洲人，他能一个星期不带粮食四处奔波，潜伏在各个村落里，倾听村民们的窃窃私语，早在农民的抵抗势力将美国驻金边和西贡的大使馆闹得鸡犬不宁之前，汉森就已察觉到这股潮流的风起云涌。而且他还可以告诉轰炸机——他后来为了真的做出此事而深感后悔——他还可以告诉美国轰炸机群越共藏匿在哪些村庄里。他同时也是一名招募人员。他可以从社会各阶层招募帮手，并教导他们如何去观察，去倾听，怎么记忆，怎么报告。他知道该让他们了解多少状况，以及如何做到赏罚分明。
汉森就这样经年累月地在高棉北方所谓的“解放区”里从事他的工作，这里名义上是由赤棉统治。直到有一天，他突然从他所居住的村庄里消失了。他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失去踪影，而且还带着村民们一起走。很快地他就被认定已经死亡，而这只是另一起丛林失踪案件。
汉森一直都被认为是死了，直到不久前，他却活着出现在曼谷的一家妓院里。
“奈德，不用着急，”斯迈利在打到特拉维夫的电话里，这么劝告我。“如果你想增加两天时间以适应时差，我可以接受。”
斯迈利这话的意思是：“尽快找到他，然后告诉我，我手上并非又多了一件大丑闻要处理。”
我们的曼谷站站长是一位秃头的小暴君——他蓄着八字胡，性情粗暴，名叫朗比罗。我对他向来没什么好感。情报局对五十岁左右的人几乎已经不抱指望了。大多数人的身分都已经暴露；也有许多人已经厌倦至极，心灰意冷，根本不再在乎自己的身分是否已经暴露。其他的人则投身私人银行或大企业，但是鲜少有人能长久地待在新环境里工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某种变化，使得他们无法适应大千世界里的生活。但是有极少数的人——托比·埃斯特海斯和朗比罗算是其中数一数二的——能够耍花招要胁情报局继续利用他们所谓的资产。
朗比罗究竟有什么才干，我无从得知。不过我相信，那应该也是些下流的招数，因为如果要说他真有任何一项专长的话，那大概就是表现人类的卑鄙与堕落吧。有谣传指出他手下有几名贪污的泰国将军，对他忠心耿耿。另外还有谣传说他为泰国王室的某个成员执行了一项下流而且非他莫办的任务。然而不管这些传闻对他如何不利，五处的那些主管们却置若罔闻。“奈德，看在老天的份上，别乱说朗比罗的坏话。”斯迈利拜托我。“我相信他确实是个讨厌的眼中钉，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他。”
我是在我旅馆的房间里见到他的。对外界而言，我的身分是马克·西摩，一名会计师，因此我不想出现在大使馆或是他的居处。我坐了二十个小时的飞机，而此时正是傍晚时分。朗比罗说起话来就像个伊顿人出身的出版业者。现在想想，他看起来还真像呢。
“我们会撞到那个混蛋纯粹是他妈的一个巧合，”他不悦地对我说道，“一个人当然派出他的探子耳听八方。他了解情况，也听说过别的案子。而且他并不是无动于衷，也不愿意想到自己手下的间谍会被绑在柱子上，用牛车装着穿梭丛林间示众数周，让赤棉把他折磨得狼狈至极，所以你们别想逃避，要了解实情。你们那个亚洲人并不遵守业余拳击规则，这你是知道的。”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道，彷佛我在反对他似地。他从汗渍斑斑的西装袖子里拉出一条手帕，然后用它轻按着脸上那看来颇为滑稽的胡子。“在那样被折腾一晚之后，你那名平庸的间谍会希望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
“你能确定这些都是他所经历的事吗？”
“没有一件事能确定，老兄，那只是传言。如果那个混蛋连谈都不愿意和我们谈的话，我还能确定什么？我们如果想找他谈就得动用武力！就我所知，赤棉尚未打探到任何他的消息。永远都别信任荷兰人——在这儿不能——他们以为他们拥有这块鬼地方。其实汉森也不算是首开先例者，当事情变得难以收拾时，这些间谍通常都会隐匿起来避避风头，等到事情解决了，他们就会现身，回来要索他们应得的奖章及养老金，坐享其成，最后也还能以各种方法让自己得以全身而退。从他藏匿的地方来看，他根本没什么损失，还是过得好好的嘛。是达菲·马奇班克斯看见他的。你还记得达菲吗？他真是个好人。”
我的心往下一沉。是的，我记得达菲，当我在档案上看过他的名字后，我就将他牢牢记住了。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在香港一带活动。他喜欢干净俐落的交易，而且什么买卖都做。有几年，我们还曾误入歧途地资助过他的事业。
“纯粹是偶然，是的，对达菲来说纯属偶然。他临时搭机造访此地，而且就只停留一天，一天一夜，然后他就要重回太太的怀抱，栽进他的帐册中。经营海上娱乐事业的财团请达菲替他们在沿海地区购买一块约一百英亩的土地，而在完成这笔交易后，达菲就和他的一群生意伙伴去了那家色情餐厅——达菲对另外一家并无反感，从来都没有。那个地方叫快乐海，正处于红灯区的心脏地带。我听说他们去的这家可是一家高级娱乐场所。那里有单独的套房、可口的饭菜——如果你喜爱辛辣口味的话。交易采直接方式进行，而且小姐们绝对不会冷落你，除非你叫她们走开。”
朗比罗开始向我解释色情餐厅里的种种，语气中似乎在暗示着他自己从来没去过那种地方。他说那里年轻的女服务生们，通常穿少许衣服或不穿衣服坐在客人中间喂饭劝酒，而那些男人则高谈生意经。此外，快乐海还设有一间按摩厅，一间迪斯可舞厅，一楼还有现场表演的戏院。
“达菲和那个财团达成了交易，接过支票，显得兴高采烈，所以他决定和一位小姐玩玩。条件谈好了以后，他们就进了小房间。那位小姐说她口渴，便提议来瓶香槟让她提提神怎么样？她当然得为店里多拉点生意喽——她们都是这样的。无所谓。达菲觉得反正自己手头阔绰，所以为什么要说不呢？于是那位小姐便按了铃，对着内线电话嘀咕了一阵，接下来达菲就看到那个该死的欧洲人拎着一桶冰块和一个托盘走了进来。他把东西放下，达菲给了他二十铢泰币，而后那个家伙便颇有礼貌未带笑容地用英语说了一句‘谢谢你’，转身走了出去。那是汉森。丛林汉森。那不是一张画像……而是他本人！”
“达菲怎么知道是他？”
“达菲看过他的照片，不是吗？”
“为什么他看过？”
“天啊，因为在汉森失踪时，我们就给达菲看过那个混蛋的照片了；我们曾把这张照片拿给所有认识的人看过，整个东半球的人都看过了！我们并没有详述原因——我们只说，如果你们看见这个人，就通报我们一声。拜托，这是总部的命令，不是我的意思。其实我认为这样做不太安全。”
朗比罗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又替我们两人斟了一杯威士忌酒。“达菲赶回旅馆后，立即打电话到我家。当时是凌晨三点。‘是你要找的那个家伙。’他告诉我，‘什么家伙？’我说。‘是你让我看过照片的那个帅小子。那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他现在在一家快乐海妓院里当跑堂。’你知道达菲说话的方式，老是守不住秘密。所以第二天我就派亨利去探探情况，结果这个混蛋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想你已经听说这件事了吧？真是倒霉。”
“达菲和汉森说过话吗？达菲问过他是谁了吗？说过什么没有？”
“一句话也没说。不过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达菲这人忠诚可靠，可是我们的中坚分子呢，一直都是这样。”
“亨利在哪儿？”
“在楼下大厅里坐着。”
“叫他上来。”
亨利是中国人，一名在掸族活动的国民党将军之子。他是我们在当地的主要间谍，虽然我怀疑他早就取得泰国警方的再三保证，并且挑拨双方互相敌对以从中牟取暴利。
矮矮胖胖的亨利，总是显得过分热情，红光满面，脸上老是堆着笑容。他在脖子上挂了一条金项链，而且还随身带着一本夹有一枝金笔的漂亮记事簿。他的掩护工作是当翻译。我从未见过当翻译的会炫耀一本古姬牌的记事簿，但是亨利却不一样。
“你告诉马克，上个星期四晚上你在快乐海是他妈的怎么出丑的。”朗比罗气冲冲地说道。
“好的，麦克。”
“马克。”我说。
“好的，马克。”
“我给他的指示只是去看看。他只要做这件事就行了。”在亨利什么都还没说之前，朗比罗就粗暴地插嘴。“看看，四处打听，出来，打个电话给我。是不是啊，亨利？他只要碰碰运气，到处探查一下，看看能否找到汉森，如果真找到了，也不要接近他，先回头向我报告。这是一次不需实质接触的秘密侦查。探听之后，回报即可。现在你告诉马克，你干了什么好事。”
亨利说他先是在酒吧里喝了一杯，接着便去看表演。然后他叫人找来老鸨。匆忙赶来的老鸨，还以为他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那名老鸨是个中国女人，与亨利的父亲来自同一省份，所以他们一见如故。
他向老鸨出示了他那张标明自己是翻译者的名片。他说他正在为她的事业撰写一篇文章——介绍这里上等的菜肴、浪漫的小姐、高雅的享受与卫生标准，特别是卫生方面。他说他乃是接受德国一家旅游杂志的委托而来，这份杂志只推荐那些最好的场所。
那名老鸨信以为真，便带着他到四处参观。她带他看了雅座、餐厅、小房间，以及盥洗室等。她把他介绍给那些小姐们——而且还替他找了一个，不过他谢绝了——然后又带他去见了主厨、门房和保全人员，但她却始终未替亨利引见那个有着圆眼睛的大个子。亨利已经看过他三次了——一次是他托着一盘酒杯从雅座走向厨房，一次是他推着上面放着酒瓶的小推车穿过走廊，另外一次他从一道敞开的铁门走出，那个门显然是通往放置饮料的仓库。
“那位为你们拿酒的外国人又是谁啊？”亨利兴致勃勃地对着老鸨大声问道。“他是不是因为付不起帐，所以才待在后面工作啊？”
老鸨也哈哈大笑起来。只要是为了反抗外族，或者说是西方人，所有的亚洲人就会很自然地团结在一起。“这个外族和我们的一个高棉女人住在一起，”她语带轻蔑地答道。在泰国人的眼中，高棉人的地位要比外族和越南人低。“他在这里遇见了她，并且爱上了她，所以他想替她赎身，使她变成一位淑女。但是她不想离开我们。所以他就每天带她来上班，然后待在这里，直到她下班回家。”
“他是哪一国人？是德国人、英国人，还是荷兰人？”
老鸨耸耸肩。这有什么差别？亨利穷追不舍地逼问她。一个外国人竟然会带着他的女人到妓院来，并且在她和其他男人作生意时去上酒，最后又带她回家上床？他坚持这实在太奇怪了，这个女人一定是非同凡响！
“她是十九号，”老鸨耸耸肩说道。“她在这儿的花名是阿曼达。你想点她吗？”
亨利受到挖出这条大新闻的激励，根本不愿改变话题。“可是那个外国人，他叫什么名字呢？他是什么来历？”他兴致勃勃地大声问道。
“他叫汉森。他和我们说泰语，和那位女人说高棉语。但是你可别把他写进你的文章里喔，因为他是个非法移民。”
“我可以替他改头换面。我可以把这一切都改头换面，不会正面描写。那位小姐也爱他吗？”
“她情愿待在快乐海，和她的朋友在一起。”老鸨一本正经地说道。
亨利忍不住想看一眼。那时有一些没接客的女孩子，正懒洋洋地躺在玻璃门后的豪华躺椅上，她们的脖子上挂着号码牌，全身一丝不挂。她们就在那儿吱吱喳喳地聊天，修指甲，或直愣愣地看着影像没调好的电视机。正当亨利观望之际，十九号听到了一声召唤，于是便站起身来，拿起她的小手提包和一件外套走出房间。她非常年轻。为了应付规定，许多女人都谎报自己的年龄——特别是一贫如洗的高棉人。而这位小姐，亨利说，她看起来还不到十五岁的样子。
就在此时，亨利的过分热情让他误了事。他告别了老鸨，然后把车子开进后门对面的一条小巷，在那里等着。凌晨一点钟一过，所有干活儿的人都陆续离去，而个子高出别人一大截的汉森也夹在人群中间，挽着十九号的手臂走出来。汉森和那个女孩子走到广场，往四处张望，想叫部计程车。此时亨利冒冒失失地把车开到他们身边停下。晚上的这个时候，皮条客和非法计程车司机的生意特别好，而亨利这两行都干过，所以对他来说这么做也是挺自然的。
“先生，你要上哪儿去啊？”他用英语喊道。“要我开车送你吗？”
汉森说了五哩外的一个贫民区的地址。谈定价钱后，汉森便和那位小姐钻进汽车后座，车子立即驶离。
现在亨利真的开始失去理智了。他为自己的计策成功而得意忘形，于是判定此时最佳的行动方案便是把这猎物和那个女孩一起送到朗比罗的家里，至于那时他为何要这么做，事后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那时他当然未让朗比罗有时间做好准备，甚至连他大概也没料到自己会有如此大胆的行动。他并不确定朗比罗是否在家，或者他会不会愿意在凌晨一点半时，和一个在地图上已经消失了十八个月的间谍交谈。然而那一刻亨利的大脑已经不是理性所能控制的了。他是一名间谍，而世上没有任何间谍从来不曾在一生中的某一刻里干过一件愚蠢之至的事。
“你喜欢曼谷吗？”亨利兴高采烈地问汉森，以希望能转移汉森对他往那个方向开车的注意力。没人答腔。
“你来这儿很久了吗？”
还是没人答腔。
“这个小姐真不错。非常年轻。非常漂亮。她是你的老相好吗？”
那个女孩子把头枕在他肩上。亨利从镜子里看到她已经睡着了。不知为了什么，这使亨利感到更加兴奋。
“先生，你想找裁缝吗？二十四小时服务，很优秀的裁缝？我带你去吧。他真的是位好裁缝。”他猛然把车开进一条边街，继续朝朗比罗家的方向疾驶而去，在此同时，他还假装在找着他说的那名可怜裁缝。
“你为什么往西边开？”汉森首次开口说话了。“我不想往这边走。我不想找裁缝。回到大路上去。”
亨利连最后一点常识也失去了。汉森人高马大，而且又坐在后座，据有绝佳的战术位置，这一切使他胆颤心惊。如果汉森带了枪怎么办？于是亨利猛踩煞车，把车停了下来。
“汉森先生，先生，我是你的朋友！”他用泰语大声说道，像是在求饶。“朗比罗也是你的朋友。他为你感到骄傲！他想给你一大笔钱。请跟我来，不会有问题的，朗比罗先生会很乐意见到你的！”
这是亨利那天晚上所说的最后一段话，因为接下来他知道的就是汉森猛推他的驾驶椅，以至于使他的脑袋差点撞出挡风玻璃外。汉森下了车，把亨利拖到街上。之后他便抓起亨利，把他扔到马路的对面。一群已经睡着的乞丐因而吓了一跳，开始低声呻吟，吵吵嚷嚷。汉森大步走到亨利躺下的地方，狠狠地瞪着他。
“你告诉朗比罗，如果他来找我，我会杀了他。”他用泰语说道。
然后他就带着那个女孩走到路上，想另外找一辆好一点的计程车。那个女孩还在打着盹儿，汉森则用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腰。
听完这两个人的话之后，我突然觉得疲惫不堪。
我把他们遣走，并且告诉朗比罗明天早上打电话给我。我说在采取任何行动以前，我要先好好睡一觉以调整时差。当我躺下时，睡意却顿然全消。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了快乐海，并且买了一张五十美元的门票。我入境随俗地脱了鞋，而后没多久，只穿着袜子的我便来到了亮着霓虹灯的小房间，凝视着十九号那张毫无表情、浓妆艳抹的脸庞。
她披着一件其上印着老虎图案的外套，而外套从她脖子以下的部分都是敞开着的，里面则未着寸缕。她脸上的日本妆化得挺浓的。她冲着我笑，并迅速地将手插进我的裤裆里，但是我把她的手放回她身边。她如此单薄的身子，竟能从事这份工作，真是令人感到奇怪。她的腿比一般亚洲女孩修长些，而且她的皮肤十分苍白。她揭去外套，而且在我还来不及制止时，便跳上了那张老旧的长沙发。她摆了一个自认为相当诱人的姿势，抚摸着自己的身体，并发出欲火中烧的呢喃。她滚到一边，翘起臀部，黑发从她的肩膀落下，正好让她那对娇小的乳房露了出来。在我还未走向她之前，她已仰躺在沙发上，对我叉开大腿，抬起屁股，称我为“亲爱的”，还说“请吧”。她从我身边扭转开，以便让我欣赏她的背面，而且仍然叉开双腿引诱着我。
“坐起来。”我说道，所以她就坐了起来，再次等我走到她身边。
“穿上你的外套。”我说。
她似乎没弄懂，于是我就帮她披上外套。亨利替我用高棉语写了一张便笺：“我想和汉森谈谈，我可以替你和你的家人弄到泰国证件。”我把便笺递给她，然后端详她阅读时的神情。她识字吗？我无从而知。我掏出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汉森的姓名。她接过了信封然后打开来。这封信是用打字机打的，语气并不柔和。信封里还装了两千铢。
“身为弗农神父的老朋友，”我在信中使用了他所熟悉的暗语写道。“我必须向你提出忠告，你已违反了你和本公司所签订的合约。你殴打了一名泰国公民，而且你的女友又是一名非法的高棉移民。我们除了将这个情况报告有关当局外，别无选择。我的汽车就停在对街。把信封里的钱交给老鸨，做为你今晚的外出费，十分钟后来找我。”
她带着那封信离开了小房间。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走廊上有多么地嘈杂：刺耳的音乐，无力的笑声，充满情欲的语言，此外并夹杂着水管流水的哗啦声。
我没锁上门，而他和那个女孩就这样并肩坐在后座。不知怎地，对他把女孩也一起带来，我并不觉得意外。如我所知，他长得又高又壮，但是形容已略显憔悴。在昏暗之中，他那黑色的胡须，凹陷的眼睛以及紧紧抓着后座椅背的扁平双手，使他看起来就像是他从前所崇拜过的某位圣徒，而不是档案照片里的那个人。那个女孩依偎在他怀中瘫坐着。我们开了不到一百公尺，却忽然下起一阵倾盆大雨。于是我把汽车开到路边停下，然后我们就盯着大雨淋漓的挡风玻璃，看着阵阵积水涌进了排水沟和下水道。
“你是怎么进入泰国的？”我用荷兰语大声说道。大雨倾盆的落在车顶上。
“我走过来的。”汉森用英语答道。
“你从哪儿过来的？”我也用英语大声说道。
他提到一个小镇的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奥兰尼亚·普拉瑟”。后来大雨停了，我接连着开了三个小时的车。那个女孩仍在打盹儿，汉森则保持着猫一般的警觉与沉默，坐在她身边守护着。我挑选了一家曾在曼谷国民报上登过广告的海滨旅馆。我想让他远离他所熟悉的环境，将他带进一个我能控制的地方。我拿到了钥匙，并且预付了一夜的租金。汉森和那个女孩子跟着我走上一条通往海滨的水泥路。那些平房面对着大海呈半圆形分布，我订的那幢是在另一头。我先打开房门走了进去，汉森跟着进来，然后是那个女孩。我将电灯打开，启动空调。那个女孩在门旁踌躇着，但是汉森却大剌剌地脱掉鞋子，跨步来到房间中央，以那双凹陷的眼睛扫视四周。
“坐吧，”我说。我拉开冰箱的门，“她想喝点什么？”我问道。
“给她一罐可口可乐，”汉森说。“还有冰块。里面有没有莱姆果？”
“没有。”
他看着我跪在冰箱前。
“你呢？”我问。
“水。”
我又开始在冰箱里找玻璃杯、矿泉水和冰块。在此同时，我听到汉森用高棉语温柔地对那个女孩子说话。她先是反对，但是汉森说服了她。我听到他进了卧室，然后又走出来。我站起身来，看见那个女孩子蜷缩在那张靠墙的长沙发上，而汉森正弯腰替她盖好毛毯。之后他关掉上方的壁灯，并且用指尖碰了一下她的脸蛋，然后大步走到法式落地窗前，眺望着大海。一轮红色的满月悬挂在地平线的上空，漆黑的乌云飘过天际朝山头前进。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马克。”我说。
“马克是你的真名吗？”
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乃是来自直觉。当我看到汉森那眺望着大海的身影映照在落地窗上，而月光将他那饱经风霜的面孔上的线条一一勾勒出来时，我知道这位离经叛道的神父此刻已指派我听取他的告解。
“随便你叫我什么都可以。”我说。
你们可以想像一下：一个有力却又不安的声音说着英语，语调浑厚，却带着惊悸之情，就好像说话者从未料到他会听到自己说出这些话。他说话时并带有些微东印度及荷兰的口音。为了给暗渡陈仓者方便，平房里没有开灯，只有游泳池和水泥假山处有些微光线。在这些俗不可耐的建筑物以外是一片壮阔而又宁静的大海，水波月影，星光在水中闪烁着。两个渔民站在舢舨上，往水里撒下鱼网，然后又慢慢地拉上来。
你们必须将焦点集中在汉森那副憔悴而魁梧的身影上。他光着脚在房间里徘徊，一会儿驻足于法式落地窗前，一会儿坐在椅子的扶手上，接着又静悄悄退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总是那些声音，一会儿怒不可抑，一会儿喃喃低语，有时微微颤抖，有时又像他的身体一样，得歇上几分钟以养足精神去接受另一次考验。
那个高棉女孩裹着毛毯躺在沙发上，头则枕在弯曲的前臂上，这种睡姿大概是亚洲式风格吧。她醒着吗？她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吗？她在乎吗？但汉森很在乎。每当从她身旁经过时，他都要俯视她一眼，或者理一下她颈边的毛毯。有一次他在她身边蹲下来，热切地凝望着她那紧闭的双眼，并且把手搁在她的眉头上，彷佛是在测试她的体温。
“她需要莱姆果，”他轻声地说道。“可口可乐对她没用。要莱姆果。”
我要旅馆的人去找莱姆果。结果由服务台的一个男孩送过来了。汉森替她挤莱姆果汁，然后扶她坐起来把果汁喝了下去。
他先是针对我在情报局的职位含糊地盘问了一下。他想知道我是哪个单位派来的，而我接到的指示又是什么。
“我做的事不用别人来谢我，”他警告我。“轰炸那些村庄没什么好谢的。”
“但是你或许需要帮助。”我说。
他的反应等于是正式告诉我，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再为情报局工作。我原本可以和他谈这件事的，但是我忍住没说。他说，他原先以为自己当时是在为英国人效力，但后来他发现他根本是在为一群凶手卖命。当他在做那些他曾做过的事时，他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人。同样地，他希望当时那些美国飞行员也不是他们自己。
他问起手下那些间谍的情况——某某农民，某某米贩等。他问到了敌后他历经千辛万苦创建的间谍网——用来对抗那些他认为总有一天会冲出丛林，并攻占城市的赤棉。当时不管是我们还是美国人，尽管多次遭受警告，还是不大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汉森却相信。他就是曾经发出警告的人之一。汉森告诉过我们，季辛吉的炸弹会惹出大麻烦，虽然汉森曾引导它们炸毁目标。
“我可以信任你吗？”当我向他保证他手下那些线民没有遭到逮捕时，他这么问我。
“这是实情。”我对他含有恳求意味的询问作出回应。
“我并没有出卖他们。”他甚为讶异地喃喃说道。他坐在那里，好一阵子一句话都不说，只用双手托着头，好像它快裂开似地。
“如果你被赤棉抓到了，再怎么说，都没人指望你能守口如瓶。”我说。
“守口如瓶！我的老天。”他几乎要放声大笑。“守口如瓶！”他倏地站起来，再次大步走到落地窗前。
在月光的照耀下，我看见他那张蓄着胡子的脸上冒出了汗珠。我开始提及情报局希望能体面地和他脱离关系，然而在我说到一半时，他突然伸开了双臂，彷佛是在测试自己是否遭到了囚禁或限制。最后他发现没有什么碍着他，于是又将双臂垂了下来。
“去他妈的情报局，”他轻声说道。“去他妈的西方。下地狱去吧。我们无权来这儿参战，传播我们的宗教。我们对亚洲有罪，曾经是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现在是美国人。我们对伊甸园的孩子们有罪。愿上帝宽恕我们。”
我的录音机正放在桌上。
我们是在亚洲，汉森的亚洲，被重大罪行所戕害的亚洲。我们倾听着昆虫的喧闹。一般人都知道，泰国人和高棉人都喜欢在一只牛蛙会鼓噪几次这种问题上投下大笔的赌注。房间里一片昏暗，我们忘却了自己身处何时何地；月亮也升至高空，几乎失去了踪影。我们回到了越战的记忆中，我们和汉森待在高棉的丛林里，现代设施极为缺乏；除非我们把盘旋在头顶数哩外的美国轰炸机包括在内，否则几乎等于没有。它们就像是镇定自若的老鹰，等着电脑告诉他们下一步该轰炸哪个目标？比方说一群公牛——它们撒的尿被秘密探测设备误判为是一列军车队所排出的废气；一群儿童的说话声则被错认为是军事命令。美国突击队员依照汉森的指示将这些探测设备沿着补给线布放——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探测设备并不像汉森那样能够准确的通报。
我们所在之处被美国飞行员称之为不毛之地，虽然在丛林里所谓的好和坏常常很难下定论。我们是在赤棉的“解放区”内，这里是越共的避难所，他们希望从两翼而非北面攻击美国人。可是尽管战争态势十分明显，我们和周围的人却都未感受到敌人的存在，而我们身处之地则是一个在地图上无法寻获、只有战士才知晓的地方。据汉森说，不管他是以神父，还是以罪人或是学者的身分来发言，他都认为这个地方与天堂没有什么差别。
搭乘吉普车沿着小路走上几里后，可以看见一座古佛寺，这座庙宇是汉森在村民帮助下，从草木深处开凿出来的。表面上看来，他是为了这座庙宇才来到此地，做笔记拍发无线电报；偶尔还会有人来造访，而且大多数都是天黑之后到达，黎明时分便离去。他住的那个村子位于河边的一块空地上，房屋建在支架上，周围尽是肥沃的平地，不远处则是雨林。此地常弥漫着蓝色的迷雾。汉森的房子建在高高的山坡上，以便提高无线电的接收效果，而且从这里可以看清山谷中的进出情况。在雨季，他习惯将吉普车停在村子里，步行回去。旱季时，他则把车子开进自宅的围栏里，而且身边总是围绕着村子里半数的小孩。成群的孩子都等着想爬上吉普车后挡板，从这里到他家，坐车兜风五分钟。
“有时候我女儿也和他们在一块。”汉森说道。
朗比罗和档案都未提到汉森有个女儿。如果他本来就一直隐瞒我们这件事，他就严重违反了情报局的规定——虽然天知道，我们俩这时才不去管什么情报局的规定呢。接着他不再说话，而只是在黑暗中凝视着我，彷佛是在等我责备他。但是我仍然一言不发，我希望自己就是他等待多年，可以倾诉衷肠的人。
“当我还是神父时，曾造访过高棉的许多寺庙，”他说。“我还在那儿的时候，爱上了一个村姑，并且使她有了身孕。到目前为止，那段时间仍是高棉最平静的时期，施亚努还在位。我一直陪着她，直到她生下孩子为止。那是个女孩。我替她施洗并取名叫玛莉亚。我给了她母亲一些钱，然后回到雅加达，然而我仍然非常想念我的孩子。我寄去更多的钱，而且还寄钱给村长，请他照应她们母子俩。我写信给她们。我为孩子和她的母亲祈祷，而且发誓有一天我会妥善地照顾她们。我一回到高棉，就把孩子的母亲接回家，尽管这些日子以来她已经失去了她的美貌。我的女儿有一个高棉名字，但是自从她回到我身边，我都叫她玛莉亚。她喜欢这个名字。她为有我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他似乎急切地想向我表明玛莉亚喜欢她的欧洲名字。他说，这不是美国名字，这是一个欧洲名字。
“在我家里还有别的女人，但是玛莉亚是我唯一的孩子，我爱她。她比我想像中更美丽。即使她其貌不扬又粗俗无礼，我对她的爱也不会减少一分一毫。”他的声音突然有了力量。在我听来，他是在提出警告。“从来没有任何女人，任何男人，或任何小孩，曾经得到我这样的爱。你可以说除了我母亲之外，玛莉亚就是我唯一真心深爱的女人。”他在黑暗中凝视着我，等着我去质疑他的炽爱。但是我已被汉森的魅力所迷惑，因而丝毫没有怀疑。我已经忘却了自己的一切，甚至忘却了我母亲的去世。他正在征服我，正在占领我。
“你一旦开始钻研那个不可能的上帝理念时，你才会知道真爱是不容许被排斥的。也许这一点只有一个罪人才能理解。只有一个罪人才会知道上帝是多么地宽容。”
我想我当时是明智地点了点头。我想到杰兹上校。我纳闷汉森为什么要向我解释他不能遗弃他的女儿，而且为什么他在谈起她时，总觉得自己是如此罪孽深重。
“那天晚上当我要从寺庙开车回来时，虽然那时还是旱季，却没有一个小孩在村里等我。我觉得很失望，因为我们那天收获不少，我想讲给玛莉亚听。于是我想到也许他们在学校里有庆祝活动吧，但是我想不出他们要庆祝什么。我把车开上山坡，进了围栏，然后喊着她的名字。围栏里空荡荡。门房处也是空无一人。家庭主妇们用来烧饭的空锅子悬挂在房子的支柱下。我再度叫唤玛莉亚和我的妻子，然后又喊了别人。但是仍然没人出来回应我。我开车回到村子里。我到每个玛莉亚的朋友家里一户户地查看，并沿路喊着玛莉亚的名字。村子里甚至连猪和鸡都不见踪影。我寻找血迹以及搏斗的痕迹，却一无所获。但是我发现了走向丛林的脚印。我开车回家。我带了一把铁锹，把无线电埋藏在树林里，就在两棵沿着正西方呈直线矗立的大树之间，此处邻近一座形似人体的旧蚁塚。我痛恨自己为你们做过的所有工作，为你们以及那些美国人说过的所有谎言。现在还是如此。我回到屋里，取出密码簿和设备，然后捣毁它们。我很乐意这么做。我也痛恨它们。我穿上皮靴，在背包里装了一周的食物。我拿起左轮手枪，对着吉普车的引擎开了三枪，让它动弹不得，然后就随着脚印走向丛林。这部吉普车对我来说是一种污辱，因为这是你们买的。”
汉森就这样单枪匹马地前去追击。其他的人——甚至那些不是西方间谍的人——就算是娇妻幼女真的被抓去当人质，他们也会三思而行。但是汉森不会这么做。他是一个绝对主义者，想干什么就立刻行动，绝不延宕。
“我无法忍受自己与上帝的恩宠分离。”他说。他是在告诉我——以防我不了解他的意思——这个女孩的生死关系着他那不朽灵魂的存亡。
我问他走了多远。他说他不知道。刚开始他只在晚上行走，白天休息。但是阳光不断地侵扰他，打乱他的作息，于是渐渐地，他就违反了所有丛林求生的常识，只是拼命地向前走。当他前进时，他便回想起玛莉亚的种种。他记得那天晚上他把她从母亲的子宫里取了出来，并且用竹片割断了脐带，然后命令在一旁帮忙的女人替他端水来，以便替玛丽亚洗澡。他用水替她洗澡，并藉此水行使他身为神父和父亲的权力，为她以他的母亲和圣母之名施洗，并取名为玛莉亚。
他还记得晚上她常在他怀里，或是在他脚边的摇篮里静静地沉睡着。他曾经看着她在火光映照下，依偎在她母亲胸前。他责怪自己因为前往雅加达工作和英国受训而和她们分离了好几年。他责怪自己为情报局所做的一切虚伪狡诈的工作，以及自己的软弱，就如他所说的，他背叛了亚洲。他所指的是引导美军轰炸机的这份工作。
他又回想起自己说故事给她听，以及哼唱着英国和荷兰歌曲让她进入梦乡的情景。他只关心自己对她的爱，他只关心自己需要她，而且玛莉亚也需要他。
由于没有其他的线索，他只有顺着踪迹前进。他现在知道究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汉森住的那一带没发生过这种事。但在别的村庄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形。那些战士们在夜里把村子包围起来，等到天亮那些壮丁下田工作时，便将这些壮丁一网成擒，然后他们再潜进村里抓走老人和孩子，最后是牲畜家禽。他们一方面为自己贮备粮食，另一方面也可补充兵源。他们行色匆忙，否则应该会洗劫房屋，他们可能是想在被人发现之前撤回丛林。不久之后，在满月的光线下，汉森发现了第一批足以证明这个理论的可怕证据：一对开小店的老夫妇赤身横尸于丛林中，双手被绑在背后。是不是因为他们走得太慢跟不上？还是因为他们长得太丑？或是他们吵架了？
汉森加快步伐。他感谢上帝，玛莉亚长得完全像个亚洲人。在大部分混血儿身上，欧洲血统很容易被亚洲人识破，不过汉森虽然人高马大，但是他的皮肤黝黑，身材瘦削，再加上他那几乎已等同于亚洲人的灵魂，于是成功地造出了一个亚洲女孩。
第二天晚上路边又出现了一具尸体，汉森心惊胆颤地走上前去察看。那是阮莎，那个喜欢和人斗嘴的小学女老师。她嘴巴张得开开的，汉森判断她被枪杀时仍在争辩。他忐忑不安地继续往前走。他在寻找玛莉亚，他那纯洁的爱情结晶，他那身为大地之母的女儿，他所受恩宠的守护神。
他想知道自己是在跟踪什么样的部队。是那些在夜里敲你的门，羞答答地向你要点米给战士吃的孩子吗？是那些一脸狰狞，认为亚洲人的微笑是西方堕落象征的训练军官吗？他又想起了那些天性古怪的家伙：无家可归的游民三五成群地任意抢劫，比游击队还要无法无天。然而走在他前头的这帮人并非乌合之众。一帮纪律涣散的盗匪会滞留下来掠夺村庄。他们会扎营大吃一顿，为自己庆祝一番。发现阮莎之后的那天早晨，汉森特别留意在睡觉时把自己藏好。
“我有预感。”他说道。
在丛林里，如果你忽视预感，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他把自己深深地埋在树林下的草丛，并且在身上涂满泥巴。他手里拿着左轮手枪睡觉。晚上醒来时，他闻到了木柴燃烧的烟味，还听见了尖厉的叫声，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发现几枝自动步枪的枪管正对准他。
这时他谈到了那些链条。训练有素的丛林战士身轻如燕，能够背负着十二副锁链步行数百公里——他们是怎么办到的？至今他仍迷惑不解。然而就是有某人带着他们，另一个人则辟出一块空地，并在空地中央打下一根木桩，再将铁环套在桩上。十二副锁链配上十二个铁环，套住十二名特殊的囚犯，任由他们忍受雨水、炎热、寒冷和黑暗的折磨。汉森特别用法语来形容链条的式样，我想他是需要使用另一种语言来保护自己。
我看了那个女孩一眼。她仍然躺着，不过似乎显得较有生气了。她可能是处于昏睡状态吧。我意识到汉森是不想让她听到我们的谈话。
他仍继续用法语叙述。到了白天，他们会松开我们的脚镣，这样我们就可以跪下来，甚至爬行。但是我们根本爬不远，因为身上的链条被固定在木桩上，而且每个人的身体常会碰撞在一起互相牵制。只有在夜里，当我们的脚镣被固定在围成一个大圆的那些粗大木桩上时，我们才能完全让身子伸展开来。锁链的数量决定了特殊囚犯的数量，而且他说，囚犯只限于村里的资产阶级。他认出了两位村里的长者，以及一个骨瘦如柴、年约四十的赖姓寡妇，她在算命卜卦方面小有名气。另外还有三个卖米的刘氏兄弟，他们是出了名的守财奴，其中一个看起来和死了没两样，因为他蜷缩在那里，就像是一只无毛的刺猬一样，只有他的抽噎声还能证明他还活着。
汉森面对这可怕的囚禁，他的感觉是如何呢？他对链条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承受这一切痛苦都是为了玛莉亚。”他那急促而带有告诫意味的法语，让我开始萌生敬意。
普通囚犯被关在空地边缘的一个栅栏里，而且没隔多久就会有一个人被带到或被拖到隐蔽于土丘后的总部去。审讯过程历时甚短。在数小时的尖叫声之后就会听见一声枪响，然后丛林又恢复了令人不安的寂静。没有人在受审后还能回来。孩子们——包括玛莉亚——可以随便走动，只要他们不接近那些囚犯，或是斗胆爬上土丘后面的总部。胆子最大的孩子在跋涉途中与年轻的战士熟识起来，于是便在他们的身边乱窜，想替他们跑腿，或是碰碰他们的枪。
但是玛莉亚却远离众人。她坐在空地的尘土中，在木桩的另一头，从早到晚望着她的父亲。甚至当他们把她的母亲从栅栏拖走，接着土丘后便传来呼喊汉森的尖叫声，然后是她哭着求饶的声音，到最后以一声枪响终结时，玛莉亚的眼光都不曾从汉森脸上移开。
“她知道吗？”我用法语问道。
“整个营里的人都知道。”他答道。
“她爱她的母亲吗？”
这只是我自己的想像，还是汉森真的在黑暗中闭上了双眼？
“我是玛莉亚的父亲，”他答道。“不过我不是她们关系中所谓的父亲。”
我怎么会知道这对母女相互憎恨呢？是不是因为我已察觉出汉森对玛莉亚的爱已经变成一种嫉妒而且苛求的情感——一种绝对的情感，就像他所有的钟爱一样，必须摒除一切对手的介入？
“他们不许我和她说话，也不许她和我说话，”他说，“囚犯们禁止与人交谈，而死亡的痛苦又迫在眉睫。”
甚至连呻吟一声都会遭殃。一个倒霉的刘氏兄弟，只不过哼了一声就被卫兵们用枪托活活打死。第二天早上他的位置马上被栅栏里剩余生还者的其中一个补上了。但是玛莉亚和她父亲之间无声胜有声。当汉森被铐在锁链上，毫无挣扎余地时，他从女儿脸上看到了冷静刚毅的神情，因而使他的决心更加坚定。有玛莉亚的支持，他可以忍受一切的痛苦。他们彼此成了对方的救星。她对他的爱就和他对她的爱一样炽烈而专一。对此他从不曾怀疑。尽管他怨恨自己成为阶下囚，然而他还是感谢上帝让他能跟随着玛莉亚。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汉森却仍然被绑在木桩上，白天被炎热的阳光烤晒着，晚上则被逼人的寒气冻得浑身发抖，他满身污秽，奇臭无比，但是他的目光和心思总是集中在玛莉亚身上。
在此同时，他亦在心中不断地思索着要如何摆脱这个困境。
打从一开始，他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被另眼相待的人物。如果他们有意逮捕一名欧洲人，他们就会在汉森离家之前展开攻击，然后搜查他的房屋。然而对这些人而言，他是一件意外的宝藏，所以他们正等着上级作出如何处置他的指示。其他被绑在木桩上的人都被拖离，然后消失无踪，最后只剩下一个刘氏兄弟，以及那个女算命师存活下来。他们两人经过数天的审讯之后再度现身，并且成为营中的楷模。他们咒骂虐待先前的同伴，而且不遗余力地奉承阿谀那些战士。
一个教化阶层就这样形成了。每天晚上，孩子们和那些经过筛选的幸存者都要坐在树荫下围成一个圆圈，聆听一位头上绑着红布条的年轻政委发表长篇大论。当身体承受着热烤及严寒的双重煎熬时，汉森也听到了那名政委不断地痛骂可憎的帝国主义者。刚开始，他怨恨这些说教的人把玛莉亚从他身边带走。但是当他费力地将头抬到一定的高度时，他看见了玛莉亚正坐在圆圈的那头，挺直身子，一脸严肃地望着空地这边的他。他告诉她，我会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朋友。我会是你的生命，哪怕是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有时候他会为玛莉亚的出众美貌而自责，他认为这是上天对他到处留情所作的惩罚。年方十二的玛莉亚无疑地是营中的大美人。尽管干部们严禁纵欲，因为性爱对他们的革命意志而言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威胁，但是汉森还是看得出来，她那仅着单薄衣物的身躯对那些年轻战士们所产生的影响。当他们从她身边经过时，她那正在发育的乳房，以及褴褛棉布连衣裙下的臀部，总是让他们目眩神迷。更糟的是，他知道玛莉亚也感觉到了他们的欲望，而她那颗情窦初开的女儿心也已有所反应。
一天早上，不知为什么，他们对汉森的待遇有了改善，这使得他更加忧心忡忡，因为对他大发慈悲的正是那位头扎红布条的年轻政委。由两名战士护卫着的政委命令汉森站起身来。但是他根本站不起来，于是战士们便将他架了起来，一人抓着他一只手臂，让他踉跄地走到河边的一个天然小水池里。
“洗一洗。”那位年轻的政委下令。
自从他们把他铐起来以后，这些日子他一直要求能有洗澡的权利，但总是徒劳无功。第一个晚上他曾对他们大吼，“带我到河里去！”结果被毒打了一顿。第二天上午他冒着惨遭毒打的危险，拼命地想挣脱锁链，希望能找到一位主管同志。他的这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让掳获者能对他保持应有的人道尊重，并因而得以幸存。
在战士们监视下，汉森总算还能挥动带着手铐脚镣的四肢，并用细腻的河泥搓身，好好洗了个澡——尽管这根本是在受罪。然后他又被带回，绑到木桩上。每一次的行程中，他都会经过玛莉亚面前几尺处。玛莉亚仍然坐在木桩外她常坐的那个位置上。虽然近在眼前的她以及她眼中流露的勇气让他的精神振奋起来，然而他还是不得不怀疑是否是他的亲生女儿为他谋求到现在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当那名政委嘟哝一声向她问候时，玛莉亚抬起头，报以一笑，见此情景，心中的妒意使汉森更加痛苦。
洗完澡以后，他们替他拿来了米饭——这些米饭比他被俘之后所吃的全部数量还多。他们没有让他像狗一样舔着碗吃饭，而是为他松绑，让他用手抓，所以他可以在手掌中藏一点，并在他们把他铐起来之前，把这些米饭放进衣服的前襟。
一整天他都在想着衣服里的米饭，而且在扭动身体时特别留意，以免压碎了它。他在心中想着，我会把她赢回来的。我会取代政委在她心中的地位，并得到她的崇拜。傍晚时，他们又把他带到河边去洗澡。这时他终于找到了机会完成他的计划。他假装踉跄行走，然后乘机成功地把一个饭团丢至玛莉亚脚下，并且未让卫兵们发现。当他在回程中从她面前经过时，他心中暗喜，饭团不见了。
可是她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有她的眼神——直直地注视前方，有时则显得了无生气——说明了她正在对他那份毫无保留的爱作出回应。我是在欺骗自己，当他们重新把他铐起来时，他这么想着。她已经学会了囚犯的花招。她是贞洁的，她会活下来。那天晚上，他耐心地听着政委上课。他持续地和她进行心灵感应对话：去诱惑政委，迷住他，获得他的信任，但是什么也别给他。玛莉亚一定感应到了，因为下课时汉森看到政委招手要她过去，并且训斥她，而她则始终是沉默而胆怯。他看见她低着头。他看见她从政委身边走开，头仍旧低低的。
第二天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汉森都重复着他那套鬼把戏，而且自认除了玛莉亚之外没人注意到他。每当他一动身子，就会轻轻地滚过他腹部的饭团，成为他最重要的慰藉泉源。我是在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她。我是她的监护人，她的贞节的保护者。我是她的神父，赐给她耶稣的圣餐。
此时米饭是他最重要的东西。他想出各种新方法将米饭私藏起来，等到经过她身边，他便迅速地把饭团塞在后面，让它从褴褛的裤管内滑下。
“我做得太过火了。”他带着忏悔的口吻轻声说道。
因为他做得太过火了，因此上帝将玛莉亚从他身边带走。突然有一天早晨，当他们打开锁链带着他到河边时，玛莉亚并没有坐在那儿等着接受他的圣餐。晚上上课时，他看见她的座位已经被调升到政委身边，他认为自己听到她的声音压过了其他人，带着一种全新的自信吟诵着礼拜仪式中的祈祷文。深夜降临时，他辨认出她混坐在火堆旁的战士们之间的侧影——她已经成为他们的伙伴，并像同志一样分享着他们的米饭。第二天他根本就没看见她，第三天也是如此。
“我想去死。”他说。
到了傍晚，他等得心灰意冷，便伏在地上动也不动地让卫兵们铐住了他的双脚。此时那位年轻政委大步向他走了过来，而身穿一件黑色上衣的玛莉亚，则快步地走在他身边。
“这是你父亲吗？”当他们走近汉森时，政委问道。
玛莉亚的目光并未有丝毫迟疑，不过她似乎是在从记忆中寻找答案。“安卡是我的父亲，”她终于说道。“安卡是所有被压迫人民的父亲。”
“安卡就是党，”我还没问，汉森就先向我解释道。“安卡是赤棉所膜拜祈求的一种对象。在赤棉的信仰中，安卡就是他们的上帝。”
“那么谁是你的母亲呢？”政委问玛莉亚。
“我的母亲是安卡。我只有安卡这么一位母亲。”
“这个人是谁？”
“他是美国间谍，”玛莉亚答道。“他在我们的村子里投掷炸弹。他屠杀我们的工作者。”
“他为什么假扮你的父亲？”
“他想佯装成我们的同志来欺骗我们。”
“检查这个间谍的锁链，看看是不是锁得够紧了。”政委命令道。
玛莉亚以汉森教她下跪祈祷的相同姿势在他身边跪下，握住他的脚踝。有一会儿，她的手就像基督的碰触般有着神奇的疗效，因而使他溃烂脚踝的痛苦大大减轻。
“你能把手指塞进脚镣和脚踝之间吗？”政委问道。
惊慌之中的汉森此刻就像他平时脚被锁住时一样，尽量放松脚踝的肌肉，好让链条绑松些，为自己多留一点伸展的空间。他感觉她的手指在探试他的锁链。
“我能塞进我的小指头。”她举起小指答道，此时她的身体挡在政委和汉森的双脚之间。
“塞进去很费力还是很容易？”
“我只能费力地塞进我的手指头。”她撒了谎。
汉森望着他们迈步走开，此时有件事让他忧虑起来。穿着黑色上衣的玛莉亚走起路来，就像丛林战士一样摇摆不定，鬼鬼祟祟的。无所谓，自被俘以来今晚还是他第一次戴着手铐脚镣睡得这么沉。他安慰自己，她和他们在一起是为了要欺骗他们。神在保护我们，我们很快就可以逃脱的。
正式的审讯者是坐船抵达的。他是一名五官平庸的学生，相当认真，却总是愁眉不展。在汉森记忆中，这就是他会称他为学生的原因。政委领着一支欢迎队伍在岸边迎接这名学生，并护卫着他越过土丘到达总部。汉森知道他是审讯者，因为只有他没有回头去观看最后一具在酷热下腐烂的俘虏尸体。但是他看到了玛莉亚。他在她面前停下，其他人也跟着停了下来。他就这么站在她面前，并将他那张认真谨慎的脸庞贴近她，问了几个问题。汉森听不清楚问了些什么。那名审讯者在倾听着她的机械式回答时，仍然保持原来的姿势。汉森绝望地想着，我的女儿是军妓。但她真的是吗？汉森从未听闻赤棉曾指派甚或是纵容妓女在他们之间活动。每件他所听说的传闻都和事实相反。“安卡讨厌性。”一位法国人类学家曾对他这么说过。
那么他们就是利用他们的清教主义抢走了她，他这么推断。他们把她禁锢在比堕落更糟糕的一种热情中。他趴在那里，脸贴着地上，祈求上苍允许他承担她那些无知之罪。
我对汉森受审的过程并没有深刻连贯的了解，因为他自己也不太清楚。我想起自己落入杰兹之手的遭遇，和他相较之下，那简直形同儿戏。不过同样的是，汉森的回忆也不十分准确。不用说，他们一定把他折磨得很惨。他们还特地做了一个木头烤架作为刑具。不过他们也非全然不顾他的死活，因为不用刑时，他们会送吃的给他；如果他没记错，他们甚至允许他去河边洗澡，虽然那也许是在他昏迷时，他们才送他过去一次。
有时也要作笔录。在那位学生缺乏想像力的心灵里，自白只有写下来才能算数。作笔录的过程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最后更成了一种惩罚，即使他们会为了让他写自白书而把他从烤架上放下来。
做为一个审讯者，那位学生似乎是以双管齐下，一箭双雕的方式进行询问。当他在查核这个回答时，常会接着转到另一个问题上去。
他说，你是个美国间谍，是反革命傀儡龙诺的代言人，也是革命的敌人。汉森否认。
而且你还是一名假扮成佛教徒的罗马天主教徒，一名思想犯，你鼓吹反党邪说，破坏全民启蒙运动，这个学生向他高喊着。
大体说来，那位学生似乎比较喜欢发表观点，而非提出询问：“现在请你交代你与龙诺这名反革命傀儡兼美国间谍会面的所有日期和地点，以及所有在场美国人的姓名。”
汉森矢口否认有这种会谈存在。但是那位学生并不满意这个答案。随着痛苦难忍，汉森回想起母亲曾为他唱过的一首英国民谣中的名字：汤姆·皮尔斯……比尔·布鲁尔……简·斯图尔……彼得·格尼……彼得·戴维……丹尼尔·威登……哈里·霍克……
“现在请你写出这群乌合之众的首领。”那位学生把笔记本翻了一页说道。汉森说，那位学生的眼睛几乎总是闭着的。我记得杰兹也是如此。
“考伯雷，”汉森在他们让他坐下的桌前抬起头来。他写着：“托马斯·考伯雷，简称汤姆，代号叔叔。”
日期比较重要，因为汉森担心日后会忘了自己瞎编的这些资料，这样他们就会发觉他的供词前后不一。于是他选择了玛莉亚的生日，他母亲的生日，以及他父亲的忌日，同时并将年代更改，以便与龙诺掌权的时间相符。至于他们密谋的地点，他选择了龙诺金边王宫里那座有围墙的花园。每当他要去自己最喜欢的一家鸦片馆而路过时，经常对之赞叹不已。
在他提供这些乱七八糟的资料时，他真怕自己会一时失言，说出真实的情况。但是现在他明白那位学生根本对他真正从事的蒐集情报活动一无所知，而对他所提出的指控也只不过因为他是一名西方人。
“现在请你写下最近五年中，你付钱雇用的间谍名字，以及你对人民犯下的每一件破坏罪行。”
这些日子以来，汉森不是没想过万一胡编的资料露出疑点，他将会遭受什么样的酷刑。他供出那些殉难者的姓名，并已经在心中揣想了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以便为自己作好辩白的准备；他供出那些早已过世的东方学者以及哲学和语言学方面书籍的作者姓名。他说他们是间谍，全都是间谍。他写下了他们的姓名，他的手在纸上扭动抽搐着。在他们将他从烤架上放下来许久之后，他还是觉得疼痛难忍。
他努力地写着，列出了劳伦斯笔下那些出没于沙漠中的军官名单，这是他从《七根智慧之柱》一书中所能回想起来的人名。他描述了自己如何遵照龙诺亲自下达的命令，叫那些和尚在农民的作物和家畜里下毒。那位学生又把他放到烤架上，更严厉地折磨他。
他描述了自己所接受的帝国主义秘密训练课程，以及自己如何鼓吹资产阶级温情和家庭伦理道德广为流传。那位学生睁开眼睛对他表示同情，之后又更加残酷地折磨他。
他几乎全都招了。他也说明他如何利用标识来导引美国轰炸机群，并散播谣言说那是中国的轰炸机。就在他要说出是谁帮助他将美国突击队引到越共补给线上的时候，他昏了过去。
然而在整个严刑拷问的过程里，玛莉亚仍然活在他心中。为了她，他含着悲痛倾诉一切；在他的躯体祈求结束生命时，是她的双手把他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她那凝望着他的眼神满怀了爱意和怜悯。他是为了玛莉亚才做出这样的牺牲，才奋力求生的。当他徘徊于生死之间时，他在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幻觉。他看见自己躺在那个学生的小船里，而玛莉亚则身穿黑衣坐在他身上，将小船划向天堂。但是他还没有死。他们还没有杀掉我，我什么都招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杀掉我。
其实并没有全盘托出，他仍然忠于他的助手，而且也没告诉他们发报机的事。当他再次被绑到烤架上时，他看见了玛莉亚坐在那位学生旁边，而他的那份供状就放在她面前的桌上。她将头发剪短了，表情漠然。
“你熟悉这个间谍的供词吗？”那位学生问她。
“我熟悉他的供词。”她答道。
“这个间谍的供词与你在他身边所观察到的生活方式是否完全一致？”
“不一致。”
“为什么不一致呢？”那位学生一边问着，一边打开他的笔记本。
“他的供词不完整。”
“解释一下间谍汉森的供词为什么不完整。”
“间谍汉森在他的屋里藏了一部发报机，并且藉此和帝国主义者的轰炸机联络。另外他在供状里提到的名字都是假的，它们源自一首资产阶级的英国歌曲。在他假扮我父亲时曾对我唱过这首歌。此外，晚上他曾在我们家里接待过帝国主义的士兵，并引他们进入丛林。还有，他没提到他有一个英国母亲。”
那位学生显然有些失望。“他还隐瞒了什么？”他用小手边缘抚平笔记本中新的一页。
“在他被俘期间，曾多次违反规定。他私藏食物，企图收买革命同志，伺机逃走。”
那位学生叹了口气，然后又作了些笔记。“他还隐瞒了什么？”他耐心问道。
“他的脚镣戴得不对。每次他被锁上脚镣时，都放松脚部肌肉，好让锁变得较松，以便逃离。”
在此之前，汉森一直安慰自己，玛莉亚是在耍弄一种狡猾的游戏。然而现在他不再这么认为了。她是玩真的。
“他是个嫖客！”她泪流满面地尖叫着。“他把我们的妇女带到他屋里去奸淫，而且还让她们服药！他假装举行了一个资产阶级式的婚礼，然后迫使他的妻子容忍他的腐败作风！他和那些与我年龄相仿的女人睡觉！他假装是我们这些孩子的父亲，并且假装宣称我们不是高棉人！他使用西方语言为我们朗诵资产阶级的文学作品，企图使我们堕落！他开着他的吉普车带我们兜风，并对我们高唱帝国主义歌曲来诱惑我们！”
他从来没听过她尖叫。显然地，那位学生也没有，他看来有些尴尬。但是没有人会去查证。她坚持要和汉森脱离关系。她告诉他们，他是如何不让她母亲爱她。她对他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仇恨，而他知道这种仇恨并非伪装出来，而是如同他对她的爱那样毋庸置疑，毫不保留。她就像是个受虐的女人，满怀着压抑许久的憎恨而浑身颤抖。她的容貌也因心中的仇恨与罪恶感而变形。她以一般人惯有的指控姿态，伸出手臂指着他。她的声音就像是属于一个他从不认识的人。
“杀死他！”她尖声叫喊。“杀死这个掠夺我国人民的坏蛋！杀死这个玷污高棉血统的坏蛋！杀死这个西方骗子，他告诉我们，我们和别人不同！为人民报仇！”
那位学生记上最后一笔，然后叫人把玛莉亚带走。
“我祈求得到她的宽恕。”汉森说。
在小平房里，我意识到天亮了。汉森站在窗前，双眼凝视着迷茫的海面。长沙发上的那个女孩，一整夜都这样躺着。她闭着双眼，可口可乐的空罐搁在一边。她的头仍然枕在臂上，垂下的双手显得历经沧桑。汉森的声音变得短促而又生硬。霎时间，我担心随着早晨的到来他会开始怨恨我，然而后来我了解到他不是跟我过不去，而是跟他自己过不去。他回想着他们松开了链条，仍然将他全身紧绑地拖进栅栏去睡觉。如果在全身痛得死去活来，鲜血又不断流贯入鼻子和双耳的情况下，你还睡得着的话——当时他心中升起了熊熊怒火。他恨自己，也气自己孩子身上注入那么多的怨恨。
“我还是她的父亲，”他用法语说道。“我不怪玛莉亚，我只能怪自己。如果我能早些逃脱，而不要指望她来帮我就好了。如果我能在还算强壮的时候杀出一条血路，而不去依赖一个孩子就没事了。我不应该为你们工作。我的秘密工作使她陷入危境。我诅咒你们所有人。直到现在。”
我说话了吗？我小心地要自己保持沉默，以免打断他的思路。
“他们吸引了她，”他替她辩白着。“他们是她的同胞，这些视死如归的丛林战士们。她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我是她被这些同胞接受的最后一道障碍，”他为她解释道。“我是一个不速之客，一个腐化分子。当他们告诉她我不是她父亲时，她何必要相信我是呢？”
他还记得那天那名年轻政委替她披上了黑色的婚纱，当时他仍躺在栅栏里。他记得当她盯着他时所流露出的厌恶神情。浑身发臭、遍体鳞伤的他只是她脚下的一个乞丐，一个卑屈地缩成一团的西方间谍。在她身边，则站着那位面目清秀、头绑红布条的年轻政委。“我嫁给了安卡，”她这么对他说。“安卡解除了我所有的疑惑。”
“我很孤单。”他说道。
夜色笼罩于栅栏四周。他猜想如果他们要枪毙他的话，他们会等到天亮。但是一想到玛莉亚这一辈子都要承受着是她自己下令处死亲生父亲的残酷事实时，他就不寒而栗。他想像着她中年时的情状。谁会来帮助她呢？谁能使她解脱呢？谁能告诉她真相呢？自己濒临死亡的念头使他越来越惊慌。这也是她的死亡啊。
他说，有一段时间他一定昏睡过去了，因为黎明时，他发现栅栏里的地面上放着一碗米饭。他知道昨夜这里并没有米饭；即使如今疼痛难忍，他还是闻得到米饭的芳香。不是饭团，是米饭，不是贴着皮肤私藏的米饭，而是白白的一堆，够他吃上五天。起初他太疲倦了，因而也不觉奇怪。但是当他伏在地上吃饭时，他才注意到四周的寂静。每日此时，这片空地本应是人声鼎沸啊。战士们醒来后都会忙着展开一天的工作：单调的谈话声，河边的洗涤声，锅碗和步枪的碰撞声，还有政委带头呼口号的声音。可是此刻当他停下来倾听时，却连鸟儿和猴子似乎都停止了尖叫，人声更是一点也听不到。
“他们已经走了，”站在我身后某处的他说道。“他们是在夜里拔营的，带着玛莉亚一块走了。”
他又吃了更多的饭，然后再次昏睡过去。他们为什么不杀我呢？一定是玛莉亚说动了他们。是玛莉亚赎回了我的生命。汉森开始靠着栅栏的墙壁，磨断绑住他的绳子。夜色降临时，他在河边躺下，清洗了遍布全身的伤口，苍蝇在他四周飞来飞去。之后他爬回栅栏继续睡觉，第二天早晨则带着剩余的米饭上路。这一次，他们既没有擒拿俘虏也没有捕捉牲畜，未留下任何痕迹。
还是和往常一样，他继续找寻她。
接连几个月下来——汉森认为有五、六个月他都待在丛林里，马不停蹄地从一个村落走过一个村落，而且什么人都不信。我怀疑他疯了。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在打听玛莉亚那个部队的下落，但是由于他说不出那个部队的特征，这种寻觅变得毫无头绪，犹如大海捞针。他听说有些部队里有女兵，他也听过有全是女兵的部队。他还听说有些女孩被送到城里去当妓女，以蒐集情报。他想像着玛莉亚正面临这一切危难的处境。一天夜里他溜回旧屋，希望她会躲在那里。但村子已经被烧了。
我问他有没有人碰过那部埋在地下的发报机。
“我没去看。”他说，“我不在乎。我痛恨你们所有人。”
还有一天晚上，他找到玛莉亚的姨妈家，她住在一个偏远的村子里。然而她却拿出饭锅来砸他，他只好逃离。不过他营救女儿的决心更加坚定，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把她从禁锢的心灵里营救出来。他心想，是我的绝对主义害了她。她变得暴戾而任性，这都怪我。我把她封锁在自己激情冲动的心狱中。只有一个父亲的爱才会让他有这种想法。现在他睁开眼睛，他看到她为残酷和野蛮所引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她的忠诚。他看到她像自己过去那样四处流浪，不断地探索，但是他的智力和宗教修养在她身上却已不复见——就像他自己一样，她含糊地认为，进入更伟大的远景会带来成就感。
在前往泰国边境的路上，他一直沉默寡言。他向着西南方朝拜林走去，听说那里有个专门收容高棉难民的营区。他越过高山，穿过瘴气弥漫的沼泽。一到了那儿，他立即造访寻人中心，写下她的特征描述贴在布告栏上。他既没有证件，也没有钱，更没有关系，却一路来到了泰国，而且竟然没有人知道他在泰国露面。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不过话说回来，汉森还是一位训练有素、意志坚强的间谍，尽管他已与我们断绝了来往。他不让太多无谓的因素来阻止自己的行动。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找朗比罗帮忙，他摇了摇头，露出鄙夷的神情。
“我已经不再是一名帝国主义的间谍。我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我的女儿。”
有一天在某个救援组织的办公室里，他见到一个自称记得玛莉亚的美国妇女。
“她走了。”这位妇女很谨慎地说道。
汉森追根究柢地逼问那个女人，于是她说出了玛莉亚和六、七个女孩待在一起。她们是妓女，但是一定都当过兵。不接待男人时，这群女孩也不与任何人接近，而且很难管教。有一天她们挣脱了束缚。她听说泰国警察把她们抓了起来。之后她就再也没见过她们了。
这女人说这些话时，显然有所保留，她心中还另有隐情。但是汉森不让她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是在为玛莉亚担心，”她说。“她在介绍自己时用了许多名字。她对自己是如何到这儿来的说法也相互矛盾。医生们都为她是不是疯了而争执不休。在来到此地的途中，她失去了记忆，所以不知道自己是谁。”
汉森向泰国警方自首，之后不知是用威胁还是其他原始粗暴的手段，他问出了玛莉亚待在一家供警官寻欢作乐的招待所里。看来他们从来没问过他是谁，也没有查看他的证件；大概因为他是一个圆眼外国人，却精通高棉语和泰语的缘故吧。他们说，玛莉亚在这里待了三个月，然后就逃走了。她挺怪的，一位和气的警官对他这么说。
“怎么个怪法？”汉森问他。
“她只肯说英语。”警官答道。
还有一个女孩，她是玛莉亚的朋友，她在这里待得比较久，而且还嫁给了一名警员。汉森探问到了她的名字。
这时他不说话了。
“你找到她了吗？”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问道。
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故事讲到一半我就知道了，我在不知不觉中就知道了。他坐在那个女孩的旁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她慢慢地坐了起来，用她那双粗糙的小手揉着眼睛，假装自己一直是睡着的。我想她一整夜都在听我们说话。
“这就是她所了解的一切，”汉森一边抚摸着她的头，一边用英语跟我解释。他是在说他找到玛莉亚的那家妓院。“她的欲望不高，玛莉亚，对吗？她不要信口开河，也不要承诺。”他将她揽到怀里。“她只希望受人赞美，得到自己同胞的赞美。我们都必须爱玛莉亚，这样才能使她感到宽慰。”
我想他是把我的沉默误认成了责备，因而提高了嗓门。“她不希望受到伤害，这也有罪吗？她不希望有人来烦她，就像她们所有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如果我们之间有更多人有相同的希望，那倒是一件好事。你们的轰炸机，你们这些间谍，还有你们的大话都不适合她。她不是季辛吉博士的孩子。她只要求有一小片生存的天地，在那里带给别人快乐，而且不伤害任何人。这会比现在更糟吗？滚出亚洲去。你们本来就不该来，你们所有的人都不该来。我为自己曾帮助过你们而感到羞愧。放过我们吧。”
“这些事我只会向朗比罗轻描淡写地带过。”我起身告辞时说道。
“随你高兴怎么说都可以。”
我站在门口，望了他们最后一眼。那位女孩瞪着眼睛看我，我想她就是这样从锁链圈外看着戴有手铐脚镣的汉森吧。她的目光坚定、深邃而专注。我想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我付了钱，却没有占有她。她可能正在纳闷我是不是要拿回我付钱所应得的代价。
朗比罗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和汉森一样，办案时宁可没有他在旁边，但是我们有事得商量。
“你答应给他多少？”他惊恐地喊道。
“我告诉他，他有权可以得到一笔重新安居的资金，而且我们会尽力保护他。我告诉他，你会送一张五万美元的现金支票去给他。”
朗比罗非常生气。“叫我送五万美元去给他！得了吧，他会醉上六个月，并且在曼谷到处渲染他的故事。那他那个高棉妓女怎么办？我敢打赌她一定也知道内情。”
“别着急。”我说。“他拒绝了我的提议。”
这则消息让他大吃一惊，火气一下子全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回程途中一路伤感的沉默。
上了飞机后，我喝了不少酒，却睡得不多。有一次从噩梦中醒来，对朗比罗和第五处的一个煽动性的念头感到罪恶感。我真希望能把所有的情报人员都赶进丛林里，让他们跟随着汉森的脚步——包括斯迈利在内。我希望我能使他们为了一种带有缺陷而且绝不可能的情爱抛弃一切，结果却只看见那个爱恋的对象反抗厌恶他们，由此向他们证明爱的唯一报酬就是多了这段自己走过的爱恋经历，而在爱中唯一能学到的就是谦逊为怀。
可是我很满足，直到今天每当我想到汉森时，我都有一种满足感。我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觅的理想——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一个在追寻意义的历程中已经发现了他一生值得珍视之物的人；他已经做了种种付出，却不认为这是一种牺牲；他还在付出代价，而且将至死方休；他不在乎作出任何妥协，不在乎他的自尊，不在乎我们或者其他人的意见；他已将自己的生命全心投注于唯一一件对他最重要的事，并因此得到自由与解脱。我心中沉睡已久的颠覆因子终于得到支持者了。我心中那自称为情圣的人终于找到了天秤，可以重新衡量他心中那些平庸无奇的感情。
因此几年之后当我被任命为俄罗斯部门的负责人，看着手下最优秀的间谍为了爱情背叛了他的国家时，实在无法依上司所要求的那样大发雷霆。之后人事主管将我调到了审讯处，可见他并非愚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