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

编者按语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5页

亲爱的读者：

五年前，本季刊开始发表专访，介绍一批鲜为人知的诗人，当时未曾料到他们会大受欢迎。许多读者要求我们再接再厉，诚然，是诸位热情的来信铺就了道路，让专访成为了《视差》年年都有的传统。如今对本刊的特约记者而言，这些人物特写同样深得他们本人的喜爱。特写引起了对某些重要诗人的发现或重新发现，促成了对其作品迟来的评价。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期杂志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本季力推的艺术家乃阿富汗诗人妮拉·瓦赫达提，去年冬天在巴黎附近的小城库尔贝瓦，她接受了艾蒂安·布斯图勒的采访。瓦赫达提夫人给予布斯图勒先生的回答，实乃我们历年所刊采访中最为坦率的一篇，其诚实足以令人屏息，相信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就在采访后不久，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得知了她过早死亡的噩耗。她必将受到诗歌界的怀念。

她身后遗下一个女儿。

很神秘，时间赶得真巧。电梯门叮当一声，恰好此时，一秒都不差，电话铃也响起来了。帕丽能听到铃声，因为电话就在于连的公寓里，走廊很窄，灯光黯淡，他的公寓把着头，紧挨着电梯。凭直觉，她知道是谁打来的。再看于连的表情，他也知道。

于连已经迈进了电梯。“让它响着吧。”他说。

在他身后，是楼上那个冷淡的红脸膛女人，正不耐烦地瞪着帕丽。于连管她叫“母山羊”，因为她下巴上有一撮毛，跟山羊一样。

他说：“走吧，帕丽。咱们已经晚了。”

他订了七点钟的位，地点是十六区的一家新餐馆，因为红烧鸡肉、红衣主教鱼排、小牛肝配雪梨酒醋，已经小有口碑。他们要去见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于连在大学里——学生时代，不是任教以后——的两个老友。他们应该在六点半碰面，喝开胃酒，可现在已经六点一刻了，还得步行到地铁站，坐到米埃特，然后再走六个路口，才能到餐馆。

电话铃一直在响。

山羊女咳嗽了一声。

于连说：“帕丽？”这一次他的语气更坚决了。

“可能是妈芒。”帕丽说。

“是，我知道。”

虽然不合情理，可帕丽还是觉得，妈芒专门挑了这个时间打来电话，以其无穷无尽的戏剧天赋，把她拖进这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跟于连进电梯，要么接她的电话。

“可能有重要的事。”她说。

于连叹了口气。

电梯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靠到走廊墙上，双手深深插进军装式风衣的口袋，一时之间，他恍如梅尔维尔警匪片中的角色。

“我一分钟就好。”帕丽说。

于连投以怀疑的一瞥。

于连的公寓很小。只需六步，她便急急穿过了门厅和厨房，坐到床边，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他们只放得下孤零零的一个床头柜。但这儿的视野堪称壮观。现在下着雨。如果是晴天，她从朝东的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十九区和二十区的大部分景致。

“喂，你好？”她对着话筒说。

电话里传出男人的声音。“晚上好。是帕丽·瓦赫达提小姐吗？”

“您是哪位？”

“您是妮拉·瓦赫达提夫人的女儿？”

“是的。”

“我是德劳内大夫，我要讲的是您母亲的事。”

帕丽闭上眼睛。内疚的感觉短暂地一闪，然后便被习惯性的恐惧压服。她以前接到过这种电话，次数太多了，现在数也数不清，从她的少女时代开始——其实在那之前便已有过，那次是小学五年级，地理考试进行到中途，便被老师打断，她领她出了门，到走廊里，悄悄跟她解释发生了什么事。这些电话对帕丽来说太熟悉了，可是不断地重复并未让她变得满不在乎。每接到一个电话，她都会想，这一次，就这一次了。可每一次挂断之后，她都会急匆匆地赶到妈芒身旁。于连总是用经济学术语对帕丽说，如果她切断注意力的供给，那么对它的需求或许会随之消失。

“她出了事故。”德劳内大夫说。

帕丽站在窗边，等医生向她说明情况。她用手指绕着电话绳，再把它松开。医生详细讲了她母亲的就医情况，她前额破了，缝了针，打了破伤风作为预防，用双氧水清洗过，抹了外用抗生素，做了包扎。帕丽的心绪忽然回到了十岁那年，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在厨房桌子上发现了二十五法郎和一张手写的便条。我和马克去阿尔萨斯了。你认得他。过两天就回。乖。不要熬夜！我爱你。妈芒。帕丽当时站在厨房里浑身发抖，两眼含泪，对自己说，两天不算太长，也不算太坏。

大夫问了她一个问题。

“对不起？”

“小姐，我问的是您能不能过来接她回家？伤势不重，您知道的，可她最好别一个人回去。要不然我们替她叫辆出租车也行。”

“不，不用了。我半小时后就到。”

她坐到床上。于连一定会生气，也许还会在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面前觉得难堪，他好像非常在乎他俩的看法。帕丽不想去走廊里面对于连，也不想去库尔贝瓦面对母亲。她宁愿躺下，听狂风吹着子弹一样的雨滴，狠狠敲打着玻璃，然后睡去。

她点了支香烟。于连走进了房间，在她身后说：“你不去了，是吗？”她没有回答。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3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样说来，我想您实际上一半是阿富汗人，一半是法国人？

妮拉·瓦赫达提：我母亲是法国人，是的，她是巴黎人。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她在喀布尔遇见了您父亲。您出生在那儿。

妮拉·瓦赫达提：对。他们1927年在喀布尔认识的。在王宫举办的一次正式晚宴上。我母亲陪着她父亲，也就是我外公，他奉派前往喀布尔，为阿马努拉国王的改革做顾问。您了解阿马努拉国王吗？

我们坐在妮拉·瓦赫达提家的客厅里。这是一间小公寓，位于一座住宅大楼的第三十层。小城名叫库尔贝瓦，就在巴黎西北郊。房间很小，灯光昏暗，没有太多的装饰，仅有一张沙发，铺着番红花颜色的软垫，一张咖啡桌，两个大书架。她背对窗户坐着，窗子敞开着，好让烟散出去。她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依妮拉·瓦赫达提所述，她今年四十四岁。她是个极具魅力的女人，即便美貌的巅峰已过，却只是稍有减损。高高的，也是高贵的颧骨，好皮肤，细腰。她有一双聪颖而饱含风情的眼睛，目光犀利，从中可以同时感觉到评判，试探，吸引和挑逗。我认为，这双眼睛仍然可以称得上一副令人敬畏的诱惑工具。她没化妆，只涂了口红，不过蹭跑了一点，零落在唇线之外。她头上包了一块印花的方巾，穿一件褪色的紫衬衫，工装裤，没穿袜子，也没穿鞋。虽然刚到上午十一点，她却开了一瓶霞多丽，根本没有冰过。她友好地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谢绝了。

妮拉·瓦赫达提：他们有过很多国王，他是最好的。

我发现，她这句话在代词的选择上很有意思。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们？”您不认为自己是阿富汗人吗？

妮拉·瓦赫达提：可以这么说，我和我自己离了婚，和我更令人烦恼的那一半。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妮拉·瓦赫达提：如果他成功了，我说的是阿马努拉国王，我可能会给您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我请她做些解释。

妮拉·瓦赫达提：是这样的，国王有天早晨一醒过来，就宣布计划，要重塑国家，如果有必要，扒房牵牛，哭爸喊娘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建成一个新的、更文明的国度。藉着真主！他说。其中一项就是不许再戴面纱。您想想，布斯图勒先生，在阿富汗，妇女竟然会因为穿布卡而遭到逮捕！等他妻子索拉雅王后脸上没有遮盖，就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人们又是什么反应呢？哦啦啦。毛拉们肚子里的气啊，完全可以把一千艘兴登堡飞艇吹上天。一夫多妻也不行了，他说的。这可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您知道，历代国王的后宫粉黛足以组成一个个军团，国王们马不停蹄地做父亲，大部分孩子都没正眼瞧过。他宣布，从此以后，男人不能强行娶你们为妻，新娘父亲也不准收聘礼，勇敢的阿富汗妇女啊，童婚也被禁止了。还有一项：你们全都得上学。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看他是个空想家。

妮拉·瓦赫达提：或者是个傻瓜。我一向认为这种路线危机四伏，难以维系。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不出所料，下场很惨，布斯图勒先生。圣战来了，毫无疑问。他们宣布对他发动圣战，那些毛拉们，部落的头人们。想像一下一千只拳头高高举起的样子吧。您瞧，国王挪动了大山，可他陷入了狂热分子们的汪洋大海，您也很清楚海床一旦摇晃起来会发生什么，布斯图勒先生。大胡子们的叛乱就像海啸一样，猛烈地扑向可怜的国王，把他卷起来，让他在波峰浪谷间无助地颠簸，然后把他甩出去，抛到印度的海岸上，再然后是意大利，最后是瑞士，到了那儿，他才从污泥中爬出来，慢慢成了个流亡的老头子，在破灭的幻想中死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个新生的国家呢？我猜它并不符合您的要求。

妮拉·瓦赫达提：反过来说同样成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所以您在1955年来了法国。

妮拉·瓦赫达提：我来法国是因为我希望把女儿救出来，让她免于一种不可挽救的人生。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指的是什么样的人生？

妮拉·瓦赫达提：我不想让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天性，变成一个勤劳而悲伤的女人，一辈子俯首为奴，忍气吞声，永远处于恐惧的状态，不敢抛头露面，不敢说话，总是害怕做错事情。这样的女人在西方，比如说在这儿，在法国，却深受某些人的推崇，她们变成了女英雄，只是因为她们过着艰辛的生活，而那些在远方推崇她们的人，自己却连穿着鞋走一天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女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欲火被熄灭，梦想被抛弃，可是最糟糕的，布斯图勒先生，如果您遇见这样的女人，她们还会露出微笑，假装自己根本不曾有过疑虑。仿佛她们过着人人艳羡的生活。可是您靠近一些看，就会看到她们无助的样子，看到绝望，看到它如何证明她们的好心情都是表演，都是虚伪的谎言。真可悲啊，布斯图勒先生。我不想在女儿身上看到这些。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在想，她能理解这些吗？

她又点了一支烟。

妮拉·瓦赫达提：唉，孩子们永远都不会事事如你所愿，布斯图勒先生。

到了急诊室，一个脾气暴躁的女护士指示帕丽在挂号台等着。旁边有个带脚轮的文件架，堆满了剪贴簿和记录纸。帕丽感到吃惊，竟然有人自愿耗去青春岁月接受培训，到头来只是为了一份把他们放到这种地方的职业。她真是不能理解。她憎恶医院。她讨厌看到状况糟糕的人，讨厌病恹恹的气味，吱吱嘎嘎的轮床，挂着单调画片的走廊，天花板上接连不断的广播寻呼。

德劳内大夫比帕丽预想的要年轻。他鼻子细长，薄嘴唇，密密实实的金色卷发。他带她走出急诊室，穿过两扇弹簧门，进了大走廊。

“您母亲来的时候，”他用一种神秘兮兮的口气说，“醉得相当厉害……您好像并不意外。”

“对。”

“有些护理人员也不吃惊。她们说她是这儿的常客。我是新来的，所以当然了，以前从来没见过令堂。”

“她严重吗？”

“她脾气非常不好。”他说，“还有，我觉得她非常戏剧化。”

两个人同时咧嘴笑了一下。

“她会没事的吧？”

“从目前来看是的。”德劳内大夫说，“可是我必须提出建议，非常严肃的建议，她得把酒减下来。这一次她很幸运，可下一次就难说了。”

帕丽点点头。“她人在哪儿？”

他带她回到急诊室，转过拐角。“三床。我很快就把出院手续拿过来。”

帕丽谢了他，走到母亲床边。

“嗨，妈芒。”

妈芒疲倦地笑了笑。她头发乱糟糟的，袜子一样一只，额头用绷带包扎过了，左腕上连着静脉注射管，无色的液体滴落。她身上的病号服穿得不对，没有系好，前襟敞着口，帕丽能看到一小段母亲剖腹产后留下的疤，一条纵向的粗线，颜色很深。几年前她问过母亲，为什么她这道疤与惯例不同，不是横切出来的，妈芒解释说，大夫当时说是某种技术上的原因，可她想不起来了。重要的是，她说，他们把你掏出来了。

“我毁掉了你的夜晚。”妈芒低声说。

“因为你出事了。我来接你回家。”

“我可以睡上一个星期。”

她慢慢合上了眼，不过仍然在用一种倦怠、困顿的声音说着话。“我坐着看电视来着。我饿了。我进了厨房，想找点面包，橘子酱。我滑倒了。我不清楚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踩到什么了，可我摔倒的时候，头打到了烤箱的门把手。我想我昏迷了一分钟，也许两分钟吧。坐下，帕丽。你像个鬼影。”

帕丽坐下了。“医生说你喝了酒。”

妈芒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虽然频繁光顾医院，可她对医生的反感有增无减。“那个小屁孩？小流氓。他懂什么？嘴里还留着他母亲的奶头味儿。”

“你老开玩笑。只要我一提这事。”

“我累了，帕丽。换个时间再骂我吧。老虎凳想跑也跑不掉。”

她很快就睡着了。打着呼噜，毫无魅力可言，她只有烂醉之后才这样。

帕丽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等着德劳内大夫，想像着于连坐在灯光昏暗的桌边，菜单拿在手里，向波尔多高脚杯对面的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解释着这场危机。他刚才提出要陪她来医院，可这话说得更像是敷衍，只不过是出于礼节。不管怎么说，让他来这儿都不是个好主意。如果德劳内大夫觉得在此之前，他已经见识了戏剧化……尽管如此，就算他不能陪她过来，帕丽也希望他不要自顾自地去吃晚饭。可他去了。她现在仍然觉得有点惊讶。他满可以跟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解释一下。大家可以另挑一个晚上，换一下订座的时间。可于连去了。这不只是粗心的问题。不。这样做是怀着恶意的，是存心的，是拿刀子伤人。他有这能力。帕丽可不是才明白过来。最近她很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有这方面的偏好。

妈芒第一次遇见于连，也是在急诊室，跟这一间可不一样。那是十年前了，是1963年，帕丽十四岁的时候。他开车送一个偏头疼发作的同事过来。妈芒领着帕丽。那一次帕丽是病人，在学校的体操课上，她扭伤了脚踝，伤得很厉害。帕丽躺在轮床上，于连拉了把椅子进房间，便和妈芒聊上了。帕丽现在想不起来他们俩当时都谈了什么。她只记得于连说：“帕丽——那不就是巴黎吗？”然后是妈芒那百说不厌的回答：“不，没那个s。波斯语里是‘仙女’的意思。”

那个星期晚些时候，一个雨夜，他们约了于连吃晚餐，地点是圣日耳曼大街边上的一间小酒馆。此前在家里，妈芒演示了一番什么才叫磨磨蹭蹭。她拿不定主意要穿什么，最后终于决定下来，崧蓝色的裙子，配紧身围腰，戴晚装长手套，尖头的细高跟鞋。甚至进了电梯，她还在问帕丽：“没那么杰姬对吧？你觉得呢？”

大家饭前先抽烟，三个人都抽，妈芒和于连还拿特大号的磨砂玻璃杯喝啤酒。等两人都喝完，于连又要了两大杯，还有第三轮呢。于连穿着白衬衫，打领带，方格子的晚装西服，一个有教养的男人，彬彬有礼，收放自如，时而轻松微笑，时而放声大笑。此前在急诊室昏暗的灯光下，帕丽都不曾注意，他只在鬓角有少许花白，她估计他的年纪和妈芒不相上下。他通晓时事，津津乐道于戴高乐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否决。出乎帕丽的意料，这些话题在他讲来倒也不失有趣。妈芒问到了，他才交底，说他已经开始在索邦教经济学了。

“做教授？非常迷人。”

“噢，才没有呢。”他说，“改天你来听听课，马上就能把这种看法扳过来。”

“没准儿我真去。”

帕丽能看出来，妈芒已经喝高了。

“没准儿哪天我偷偷溜进去，看你育人。”

“育人？你可真没忘我是教经济理论的，妮拉。你要真来的话，就会发现学生们拿我当笨蛋。”

“呃，这我可不信。”

帕丽也不信。她猜测，肯定有大把的学生想和于连睡觉。在餐桌上，她小心翼翼，免得让人发现她在看他。他有一张典型的黑色电影里的脸，一张最适合拍黑白片的脸，活动百叶窗把一条条平行的暗影铺在他脸上，香烟一缕，从他脸旁袅袅而上。还有一缕头发，像个圆括号，精准地搭落在他的眉梢，非常优雅——也许过于优雅了。虽然这缕头发实际上只是未经计算掉下来的，可帕丽注意到，他就是不肯抬抬手，把它整理妥帖。

他问起妈芒开的小书店。它位于塞纳河对岸，阿尔科勒桥的另一头。

“你有爵士乐的书吗？”

“有啊。”妈芒说。

屋外雨声高亢，小酒馆也愈发喧闹。跑堂的给他们端来奶酪泡芙和火腿烤串，妈芒和于连随即展开了冗长的讨论，涉及巴德·鲍威尔、桑尼·斯蒂特、迪齐·吉莱斯皮，以及于连深以为爱的查理·帕克。妈芒告诉于连，她更喜欢切特·巴克和迈尔斯·戴维斯的西岸爵士，他听过《几分蓝调》吗？帕丽没想到妈芒这样喜欢爵士，对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家如此熟悉。她受到了打击，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她既感到像小孩子一样对妈芒的崇拜，同时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她对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完全了解。有一件事倒不让人吃惊，那就是妈芒对于连既轻松随意，又技艺精湛的引诱。妈芒干起来得心应手。在吸引男人的注意力上，她向来不会觉得力不从心。对男人们，她总是狼吞虎咽。

帕丽看着妈芒，看她娇声低语，被于连的笑话逗得咯咯直乐，看她歪起脑袋，心不在焉地捻着一缕头发。她又一次感到惊奇，全因妈芒如此年轻，如此美丽。虽说她身为母亲，却只比她大二十岁。她长长的黑发，饱满的胸，摄人魂魄的眼睛，脸上散发出古典王族迫人的辉光。更让帕丽惊奇的是，她和妈芒的相似之处竟然如此之少，自己长了一双严肃而无神的眼睛，长长的鼻子，笑起来就看得见齿缝，还有这对小乳房。但凡她也有美貌可言，也只是最朴素、最凡尘的那种美。待在妈芒身边，帕丽总会想到，自己这副模样只配得上普普通通的布衣。偶尔，是妈芒让她产生这样的想法，尽管那层意思总是隐藏在恭维之辞的特洛伊木马里。

她会说，你很幸运，帕丽。你不必太努力工作，就能让男人们认真地对待你。他们一定会重视你的。太漂亮，只会把事情搞砸。她大笑起来。噢，听我说。这可不是我的经验之谈。当然不是了。只是观察。

你在说我不漂亮。

我在说你别老想着漂亮。再说了，你蛮可爱的，这就够好的了。我向你保证，亲爱的。甚至更好。

帕丽相信，她也不太像父亲。他是个高个子，面容严肃，大脑门，尖下巴，薄嘴唇。在自己的房间里，帕丽留了几张父亲的照片，出自她在喀布尔家里度过的童年时代。1955年，也就是妈芒和她搬到巴黎的时候，父亲病倒，没过多久就死了。帕丽常常看着父亲的旧照，特别是他们俩——她和父亲的那张黑白合影，他们站在一辆老式美国汽车前，父亲靠着汽车的挡泥板，把她搂在怀里，两个人都在微笑。她记得有一次和父亲坐在一起，他往衣橱上画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父亲让她给一只猴子涂颜色，抓着她的手，一笔一画，耐心地教她。

看着照片上父亲的脸，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那种感觉在帕丽心头再度升起。从记事的时候起，她一直都有这种感觉，这种在她的生活中，某种东西或某个人缺失的感觉，对她自身的存在来说，缺失的东西或人又是不可或缺的。有时候，这种感觉朦朦胧胧，像一个信号，穿越了晦暗的小径和浩瀚的荒野，化作收音机里一声细弱的呼叫，遥远而飘忽不定。还有些时候，这种缺失的感觉却是那样清晰，那样亲密，仿佛触手可及，让她的心猛然沉落下去。比如两年前在普罗旺斯，帕丽看到农屋前有棵大橡树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杜伊勒里公园，她看到有个年轻的母亲拉着红色的玩具车，车里坐着她儿子。帕丽想不明白。她曾经读到过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个土耳其中年男子突然陷入了深度抑郁，而就在此时，他完全不知道有过的双胞胎兄弟正划着独木舟，在亚马逊雨林中漂流，致命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要想清晰地反映她的感受，这件事是最接近的。

她曾和妈芒谈过。

好了，我亲爱的，这没什么神秘的。妈芒说。你想你父亲了。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你有这种感觉也很自然。肯定是这么回事。到这儿来。亲妈芒一下。

妈芒的回答完全合理，可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帕丽的确相信，如果父亲还活着，还和她在一起，她会感觉更加充实。可她明明记得，就算她小时候，和父母一起住在喀布尔的大宅子里，她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吃完菜不久，妈芒暂时告退，去了酒馆的洗手间，于是帕丽有了几分钟的时间，单独和于连在一起。他们谈起了帕丽一星期前看过的一部电影，让娜·莫罗在片中扮演赌徒，他们还谈了谈学校和音乐。她讲话的时候，他把胳膊肘放到餐桌上，朝她凑近了一些，全神贯注地听着，又是微笑，又是皱眉，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她。这是表演，帕丽告诉自己，全都是他装出来的。油滑的行为，他专门做给女人看的，现在就在做，当场就做了，想和她调调情，拿她找乐子。然而，在他不屈不挠的注视下，她难以自禁地脉搏加快，小腹一阵紧似一阵。她发现自己正在用一种矫揉造作，假装世故的可笑腔调讲话，一点也不像她正常说话的样子。她知道自己正在这样做，却停不下来。

他告诉她，他结过一次婚，时间很短。

“真的？”

“几年前的事。我三十岁的时候。那会儿我住在里昂。”

他娶过一个比他大的女人。婚姻没法持续，因为她对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占有欲。此前妈芒还在桌上的时候，他没透露过这些。“老实说，那是一种肉体上的关系。”他说，“那完全是性。她想占有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看着她，露出一丝咄咄逼人的微笑，小心翼翼地揣度着她的反应。帕丽点了支香烟，努力不动声色，就像芭铎一样，就像成天都有男人对她讲这种事情。可是心里头呢，她正在颤抖。她知道，一种小小的背叛行为已经在餐桌上付诸实施，有点儿像偷食禁果，不是完全无害，但绝对惊心动魄。妈芒回来了，重新梳过头，补了口红，他俩鬼鬼祟祟的时刻便戛然而止。对妈芒横插一杠，帕丽忽然生出些怨愤，但立刻便被悔恨压服。

大约一周之后，她再次见到了他。那是早晨，她拿着一大碗咖啡，正要去妈芒的房间。她发现他就坐在妈芒床头，正在戴手表。她没想到他过了夜。她在走廊里，透过门缝瞅见他。她站在那儿，在地上生了根，碗拿在手中，嘴里就像吞进了一团干泥巴。她看着他，他背上的皮肤毫无瑕疵，肚腩微微鼓凸，两腿中间黑糊糊的，一部分挡在凌乱的床单下。他扣好手表，从床头柜上拿起香烟，点着了，然后漫不经心地把目光甩给她，好像始终知道她就在那儿。他朝她默默一笑。后来妈芒在淋浴间里说了句什么，帕丽赶快转身走掉。她竟然没被咖啡烫着，真是奇迹。

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妈芒和于连成了情人。他们常常去看电影，去博物馆，也去小画廊，那里展出的作品往往出自没什么名气的画家，顶着外国名字，正在奋斗。一个周末，他们驾车去了阿卡雄的海滩，就在波尔多附近，回来时带着晒黑的脸和一箱红酒。于连带她参加大学教员的活动，妈芒请他出席书店里的作家朗读会。一开始帕丽还跟着——于连要她去，似乎是为了取悦妈芒——没过多久她就开始找借口待在家里。她不愿意去，也不能去。去了就难以忍受。她说她太累了，要不就说她感觉不舒服。她说她要去朋友科莱特家学习。从二年级开始，科莱特就成了她朋友。她是个干瘦的，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孩，留着软塌塌的长头发，鼻子好像乌鸦嘴。她喜欢让人瞠目结舌，老说一些离谱的、恶心的事情。

“我敢打赌他很失望。”科莱特说，“因为你没跟他们一起出去。”

“嗯，就算他失望，他也没表现出来。”

“他不会表现出来的，对吗？让你妈怎么想？”

“想什么？”帕丽问。尽管她知道，她当然知道，可她想听人说出来。

“想什么？”科莱特的语气变得既会心，又兴奋，“想他和她在一起是为了得到你。你才是他想要的。”

“好恶心。”帕丽说，心里一阵乱跳。

“也许你们两个他都想要。也许他喜欢大家挤一个床。要是这种情况，我想请你替我也美言几句。”

“讨厌死了，科莱特。”

有时，妈芒和于连出去的时候，帕丽便在走廊里脱掉衣服，看着大镜子里的自己。她挑剔着自己的身体。太高了，她想，太不匀称了，太……太实用了。妈芒的魔鬼曲线完全没有遗传给她。有时她就这样光着身子，走进她母亲的房间，躺到床上，她知道这是妈芒和于连做爱的地方。帕丽躺在那儿，一丝不挂，闭着眼，心脏猛烈捶击，迷醉于意乱神迷，有种嗡嗡的感觉荡漾开来，席卷了她的胸，她的腹，一直向下。

结束了，理所当然。他们结束了，妈芒和于连。帕丽得到了解脱，但并不吃惊。男人们到了最后，总是让妈芒失望。他们永远都会变成不完美，悲惨地告别她为他们圈定的无论什么理想形象。以欢乐和热情开始，总是结束于轻易的指责和恶毒的语言，突如其来的怒火和哭泣，摔锅砸碗，然后全然失控。高潮迭起的大戏。妈芒就是不能在没有过度的情况下开始，或者结束一段恋情。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不出所料，妈芒会发现，孤独突然有了好味道。她待在床上，睡衣外面套旧棉服，变成公寓里一个疲倦、消沉、闷闷不乐的人形。帕丽知道，别理她。她的安慰和陪伴统统不受欢迎。沮丧的心境通常会持续几个星期，跟于连这一次则远为长久。

“噢，他妈的！”妈芒现在说话了。

她正要从床上坐起来，医院的病号服仍然穿在身上。德劳内大夫已把出院证明给了帕丽，护士正在帮妈芒取下胳膊上的静脉注射管。

“怎么了？”

“刚想起来。过几天我有个采访。”

“采访？”

“一份诗歌杂志的人物特写。”

“太好了，妈芒。”

“他们还要给文章配张照片。”她指了指自己额头上缝合过的伤口。

“我敢保证，你一定能找到漂亮的办法把它挡住。”帕丽说。

妈芒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开。护士猛地拔出了针头，只见妈芒脸上抽搐了一下，朝那女人吼了一句，既不中听，也没必要。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6页

我再次环顾公寓，书架上一个相框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上是个小女孩，蹲在野草丛生的田野里，正在全神贯注地捡东西，也许是某种浆果。她穿着明黄色的外套，扣子扣到领口，与头顶灰暗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背景里有一间石头盖的农舍，百叶窗关着，木瓦覆盖的屋顶破破烂烂。我问起这张照片。

妮拉·瓦赫达提：我女儿帕丽。和“巴黎”差不多，但没s，意思是“仙女”。这张照片是我们去诺曼底的时候拍的，我们俩。我想那是1957年的事，她肯定已经八岁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现在在巴黎吗？

妮拉·瓦赫达提：她在索邦学数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很骄傲。

她笑了笑，耸耸肩。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对她的职业选择有点吃惊，因为您献身于艺术。

妮拉·瓦赫达提：我不知道她从哪儿获得了这种能力。那么多难以理解的公式啊，理论啊。可我猜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了。我连乘法都不会，我自己。

艾蒂安·布斯图勒：也许这是她反叛的方式。我想您对反叛还是略知一二的。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可我是正儿八经地反叛。我又喝酒又抽烟，还谈恋爱。谁用数学来反叛呢？

她大笑起来。

妮拉·瓦赫达提：还有，她应该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无因的反叛。我给了她可以想像的所有自由。她一无所求。她什么也不缺。她现在和别人同居。那个人年纪比她大好多，迷人到了过分的地步，博学，风趣。毫无疑问，一个狂热的自恋者，自我意识有整个波兰那么大。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不赞成。

妮拉·瓦赫达提：我赞不赞成都无关紧要。这是法国，布斯图勒先生，不是阿富汗。年轻人不必靠父辈的恩准来决定生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么您女儿和阿富汗没有什么瓜葛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才六岁。她对那段日子的记忆非常有限。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不是这样的。

我请她给我讲讲她早年的生活。

她短暂告退，离开了房间。回来时，她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老照片。一个表情严厉的男人，身材魁伟，戴着眼镜，头发油光水滑，梳成无可挑剔的分头，正坐在桌边读书。他穿着尖领西装，双排扣的马甲，白色的高领衬衫，打着领结。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1929年。我出生的那年。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看上去是个大人物。

妮拉·瓦赫达提：他属于喀布尔的普什图贵族阶层，受过高等教育，举止上无懈可击，善于交际，但很有分寸。也是个极为善谈的人，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个样子。

艾蒂安·布斯图勒：私下里呢？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猜看，布斯图勒先生。

我拿起那张照片，又看了看。

艾蒂安·布斯图勒：冷漠，请恕我直言。阴沉。难以参透。不肯妥协。

妮拉·瓦赫达提：我非得让您和我来一杯。我讨厌……不，我憎恶一个人喝酒。

她给我倒了一杯霞多丽。出于礼貌，我抿了一小口。

妮拉·瓦赫达提：他手冰凉，我父亲。不管什么天气，他的手总是凉凉的。可他总是穿着西装，同样不管天气如何。衣服都是精工细做，有棱有角。软呢帽也是。当然了，还有尖皮鞋，双色的。他很英俊，我觉得是，不过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英俊。而且呢——这一点我后来才明白过来——而且有一种装腔作势的，有点可笑的，虚假的欧洲范儿——完全是装出来的，毫无疑问。他每个星期都去打草地滚球，打马球，还有个令人垂涎的法国妻子，所有这一切，年轻而进步的国王都大力支持。

她摸了摸自己的指甲，暂时什么也不说了。我把录音机里的磁带翻了面。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睡他自己的房间，我母亲和我睡。大多数时间，他都出去和部长们、国王的顾问们一起吃午餐。要不然他就出去骑马，打马球，打猎。他喜欢打猎。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说您见他的时候不多。他是个不在场的形象。

妮拉·瓦赫达提：不完全是。他很留心，每隔两三天就陪我待几分钟。他走进我房间，坐到床上，这就是让我往他腿上爬的信号。他把我搁到膝盖上，颠我一会儿，我俩都没什么话讲，最后他说：“好了，妮拉，咱们现在干点什么呢？”有的时候，他会让我从他胸前的衣袋里扯出手帕，然后让我把它叠起来。当然了，我只是把它团成一团，再塞回他口袋里，他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装出来的，可我觉得那样子滑稽死了。我们翻来覆去地玩这个，直到他烦了，很快他就烦了。然后他用大凉手摸摸我脑袋瓜，说：“爸爸现在得走了，我的小鹿。你撒欢去吧。”

她把照片收进隔壁房间，又回来，从抽屉里取出另一包香烟，点了一支。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他对我的爱称。我喜欢。我常常在花园里跳来跳去——我们有个非常大的花园——唱着：“我是爸爸的小鹿！我是爸爸的小鹿！”没过太久，我就发现这爱称是多么不吉利。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不明白。

她笑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猎鹿啊，布斯图勒先生。

如果步行的话，走几个路口就能到妈芒的公寓，可是雨又下大了。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妈芒裹着帕丽的雨衣，缩成一团，无言地盯着窗外。这一瞬间，她在帕丽的眼中变老了，比她四十四岁的年纪要老上许多。又老又瘦，脆弱不堪。

帕丽有一阵子没来妈芒的公寓了。她开了锁，和妈芒一进屋，就发现厨房的台子上堆满了脏酒杯，开了口的袋装薯条，没煮过的意大利面，无法辨认的食物结了块，成了盘子里的化石。桌子上放着个塞满空酒瓶的纸袋，歪歪斜斜的，眼瞅着就要翻倒。帕丽看到了地板上的报纸，有一张浸透了今天早些时候溅出的血，在它上面，是一只落单的粉红色羊毛袜。看到妈芒的生活空间竟然是这种状态，帕丽吓了一大跳。她也感到了愧疚。出于对妈芒的了解，这种效果也许是有意为之。可她马上又恨起刚才这个想法来了。于连就是这样想的。她想让你内疚。在过去的一年中，这种话他已经对她说过好几次了。她想让你内疚。他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帕丽还有一种解脱的感觉，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心直口快，说出了她不能，或者不会说的话。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盟友。但这些天来，她开始疑惑了。从他的话里，她捕捉到了一丝卑鄙，一种令人不安的善良的缺失。

卧室的地板上散落着一件件衣服、唱片、书，还有更多的报纸。窗台上，漂浮着烟头的半杯水已经变黄。她把书和旧杂志从床上扒拉下去，扶妈芒钻到毯子下。

妈芒仰望着她，手背搭在包扎过的额头上。这姿势让她看起来就像无声电影里要晕倒的女演员。

“你会好起来的吧，妈芒？”

“我可不这么想。”她说。这句话说的可不像在祈求关心。妈芒用的是一种模糊、厌烦的声音，听起来疲倦而诚恳，而且不留余地。

“你别吓唬我，妈芒。”

“你这就走？”

“你要我留下来吗？”

“对。”

“那我就留下来。”

“把灯关了。”

“妈芒？”

“嗯？”

“你要吃药吗？你已经停了吗？我看你已经停了，我很担心。”

“别训斥我。把灯关了。”

帕丽关了灯。她坐在床边，看着母亲入睡，然后迈进厨房，投身于艰巨的清理任务。她找到一双手套，开始洗碗。她洗了牛奶放酸、味道呛人的杯子，麦片放坏、结成硬壳的碗，食物长了丛丛绿毛和霉菌的盘子。她想起在于连家头一回洗碗，正是他俩初次上床后的隔天早晨。于连煎了蛋卷。她多么喜欢做这种简单的家务啊，她在他家洗碗池子里刷着盘子，而他在唱机上放起了一首简·伯金的歌。

去年，也就是1973年，她才和于连重新有了联系，差不多十年来的头一次。她在加拿大使馆外游行的时候撞见他，当时学生们正在抗议猎杀海豹。帕丽不想去，同时还有一篇亚纯函数的论文没有写完，但科莱特非拉上她不可。那段时间她们住在一起，可这种安排让彼此之间越来越不愉快。科莱特抽上了大麻。她绑发带，穿松松垮垮的洋红色套头衫，上面绣着鸟和雏菊。她把一些长头发、蓬头垢面的男孩带回家，他们吃帕丽的食物，弹难听的吉他。科莱特总是上街，喊叫着，谴责虐待动物、种族主义、奴隶制、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家里也总是闹哄哄的，总有帕丽不认识的人进进出出。他们单独相处时，帕丽感到了两人之间一种新的紧张状态，科莱特总是带着一种傲慢，一种针对她的无言的责备。

“他们在撒谎。”科莱特劲头十足地说，“他们说方法是人道的。人道！你知道他们用什么往脑袋上打吗？刺棒！很多时候，可怜的动物甚至还没死呢，那些王八蛋就伸出钩子钩住它，把它往船上拖。它们活活地就给剥了皮，帕丽，活活地呀！”科莱特说最后这句话时的样子，她强调的语气，弄得帕丽直想道歉。为了什么，她不太清楚，但她知道这些天来，待在科莱特身边，听着她的指责，感受着她如此之多的义愤，帕丽真觉得自己被勒得喘不上气。

到场的只有三十来人。谣传碧姬·巴铎会露面，结果证明，谣传就是谣传。科莱特对集会人数感到失望。她激动地和一个名叫埃里克的男青年争论着。此人很瘦，面无血色，戴着眼镜，帕丽断定就是他负责组织这次游行。可怜的埃里克。帕丽很同情他。科莱特倒仍然充满了激情，一马当先，帕丽拖着脚走在队伍后面，身边有个平胸女孩在喊口号，带着一种神经兮兮的兴奋劲儿。帕丽的眼睛一直看着人行道的方向，拼命让自己不要太打眼。

在街角，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一副等人救命的样儿。”

他穿花呢夹克、毛衣和牛仔裤，戴羊毛围巾。他头发更长了，也更老了一些，但越老越优雅，有些女人到了他这个年纪，想必会因此觉得不公平，甚至让人生气。他仍然偏瘦，健壮，几条鱼尾纹，两鬓更显得花白，脸上带着少许疲倦。

“没错。”她说。

两人亲了亲脸，他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喝杯咖啡，她说愿意。

“你朋友看起来很生气。气得要杀人了。”

帕丽朝身后瞟了一眼，看到科莱特与埃里克站在一起，还在喊叫着，上下挥舞着拳头，可笑的是，她却怒视着他们俩。帕丽使劲憋住笑——真要笑出来，可就等于捅了马蜂窝。她耸耸肩，表示歉意，然后溜走了。

他们去了一家小咖啡馆，坐到临窗的桌边。他点了咖啡和千层酥，一人一份。帕丽看着他和男招待讲话，语气和蔼却不失威仪，不禁想起自己还是少女的时候，每当他过来接妈芒，她的心都会扑通扑通乱跳，就和现在一样。她突然自惭形秽起来——她咬过的指甲，没搽粉的脸，打了卷的、软耷耷的头发——真希望自己出门前洗过澡，吹过头发，可当时太晚了，科莱特焦躁不安地踱着步，活像动物园里的困兽。

“真没看出来你是抗议分子。”于连说着，为她点着了香烟。

“我不是。这事儿内疚比信念多。”

“内疚？对捕猎海豹？”

“对科莱特。”

“噢，没错。你知道的，我看我都有点怕她了。”

“咱俩一样。”

他们哈哈一笑。于连把手伸过桌子，摸摸她的围巾，又把手放下。“人人都说女大十八变，所以这种话我不讲。可你迷人极了，帕丽。”

她捏了捏自己雨衣上的大翻领。“是吗，就凭这件克鲁索的行头？”科莱特告诉过她，这是个愚蠢的习惯，每当男人对她产生好感，尤其是恭维她的时候，她便用这种自嘲式的插科打诨来掩饰自己的紧张。她对妈芒那种浑然天成、充满自信的处世方式生出了嫉妒。这种感觉不是第一次，也远非最后一次。

“接下来，你肯定会说我人如其名了。”她说。

“噢，不。得了吧。那太没劲了。恭维女人是门艺术，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你知道。”

男招待端来了糕点和咖啡。他往桌上放杯子、摆盘子的当口，帕丽盯着他的手，也看着自己冒汗的掌心。她这辈子已经有过了四个情人，她知道，跟妈芒这么大的时候相比，这几个人可不算多，甚至比不上科莱特。她太谨慎，太精明，太容易妥协，也太容易适应别人了，可总的来说比妈芒或科莱特稳定，折腾得也没那么厉害。但是这些品质不足以吸引结群结队的男人。她谁也没爱过——尽管她对其中一位撒过谎，说她爱他——在这几个男人身上，无一例外，她都寄托了对于连的思念，她想着他，想着他漂亮的脸，那张脸带着自己隐秘的光，在别人身上时隐时现。

吃东西的时候，他谈起了自己的工作。他说他已经有段时间不教书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几年，做债务可持续性方面的研究。他说，这份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旅行。

“去哪儿？”

“约旦，伊拉克。然后我花了两年时间，写了本关于非正规经济的书。”

“出版了吗？”

“据说出了。”他笑了，“现在我在一家私营的咨询公司工作，就在巴黎。”

“我也想旅行。”帕丽说，“科莱特一直说，我俩应该去趟阿富汗。”

“我猜我知道她为什么也想去。”

“好了，是我一直在想这事。我是说回那儿看看。我惦记的又不是哈希什，我想到那个国家旅行，看看我出生的地方，说不定还能找到父母和我住过的老房子。”

“你还有这种强迫症，原先我可没看出来。”

“我很好奇。我的意思是，我记住的东西太少了。”

“我记着呢，有一次你说起过家里的厨子。”

帕丽暗自得意，她告诉过于连的事，那么多年了，到现在他都记得。这么说，在断了联系的这段时间里，他肯定老想着她。他心里肯定有她。

“对。他叫纳比。他也当司机。他给我父亲开车，很大的一辆美国车，蓝色的，带皮篷。我记得引擎盖上有个鹰头。”

后来，既然于连问到了，她就跟他讲了自己的学业。她选了复变数为专业方向。他用与妈芒截然不同的方式听着——妈芒似乎厌烦这门学科，帕丽对它的热情也让她迷惑不解。就连假装有兴趣，妈芒都做不到。她大大咧咧地拿这事开玩笑，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嘲弄自己的无知。哦啦啦，她笑嘻嘻地说，我的头啊！我的头！转起来像陀螺！我要跟你做笔交易，帕丽。我去给咱俩倒点儿茶，你回到地球，行吗？她咯咯笑着，帕丽于是迁就她，可她能感觉到这种玩笑的尖刻，一种拐弯抹角的责怪，暗示着她的知识已被判定为晦涩难解，她的事业则无足轻重。无足轻重。真可笑啊，诗人也能这样说别人。想归想，帕丽绝不会对母亲这样讲。

于连问她从数学里体验到了什么，她说她得到了慰藉。

“是‘畏惧’吧，我看这个词可能更合适。”他说。

“这也是它的一部分。”

她说，数学公理的不变性，不随意也不模糊，可以让人从中找到安慰。虽然知道答案难以解出，但它们总能被发现。它们就在那儿，等待着，终究会有人拿着粉笔，把它们潦草地写出来。

“你想说的是，它与生活完全不同。”他说，“生活中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太多，怎么也理不清。”

“我有那么透明吗？”她大笑起来，用餐巾挡住自己的脸，“我觉得自己好白痴。”

“一点也不。”他说。他扯掉了餐巾，“一点也不。”

“像你学生是吧。我肯定让你想起学生来了。”

他又问了些问题，帕丽从中看出，他对解析数论有相当的了解，而且至少是附带着的，他也通晓卡尔·高斯和伯恩哈德·黎曼。两人一直聊到天黑。他们喝了咖啡，接着是啤酒，不过瘾，又喝了葡萄酒。然后，实在没法再拖下去的时候，于连靠近了一些，用一种礼貌的、很有责任感的语气说：“告诉我，妮拉怎么样？”

帕丽猛吸了一大口气，腮帮子鼓着，慢慢把这口气吐出。

于连会心地点着头。

“她的书店可能开不下去了。”帕丽说。

“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

“这些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她可能不得不把书店关掉。别看她不想承认，但肯定会很痛苦。对她的打击肯定蛮大。”

“她还在写作吗？”

“早不写了。”

他很快换了话题。帕丽如释重负。她不想谈妈芒，也不想谈她的酒瘾，还有苦口婆心劝她继续服药的事。帕丽想起了那些尴尬的目光，每次她和于连独处，而妈芒在隔壁房间换衣服的时候，于连便看着帕丽，她绞尽脑汁，想说点什么。妈芒肯定感觉到了。难道就是这个原因，让她和于连分了手？如果是这样的话，帕丽隐隐约约地觉得，她这么做倒更像是个嫉妒的情人，而不是要保护女儿的母亲。

几个星期之后，于连请帕丽搬去和他同住。他的小公寓位于左岸的第七区。帕丽答应了他。此时科莱特动辄伤人的敌意，已经让公寓里的气氛变得不适合居住了。

帕丽还记得在于连家和他一起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天。他们靠在沙发上，紧紧相挨。帕丽满心欢喜，还在半梦半醒之间。于连喝着茶，两条长腿搁在茶几上。他在读报纸末版上的一篇评论。唱机里放着雅克·布雷尔的歌。时不时地，帕丽把脑袋挪到他胸前，于连便低下头，轻轻吻一吻她的眼皮、耳朵，或者鼻子。

“咱们得告诉妈芒。”

她能感觉到于连的身体一下子绷紧了。他合上报纸，摘下老花镜，把它们放到沙发扶手上。

“她需要知道。”

“我猜是吧。”

“你‘猜’？”

“不，不是。你说得对。你该给她打个电话。不过小心点。别请求她允许，也别要她祝福，肯定哪一样你都得不到。告诉她就行了。而且让她明白，这不是讨价还价。”

“你说得倒容易。”

“嗯，也许吧。还有，别忘了妮拉是个报复心很强的女人。很遗憾我这么说，但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分了手。她报复心强得惊人。所以我知道。这对你可不容易。”

帕丽叹了口气，闭上眼睛。一想到这事，她心里便揪得慌。

于连抬起手，抚摸着她的背。“别太较真了。”

第二天，帕丽给她打了电话。妈芒已经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

“科莱特。”

果然，帕丽想。“我正要告诉你来着。”

“我知道你会。你这不就告诉我了吗？这种事瞒不住的。”

“你生气了？”

“我生不生气要紧吗？”

帕丽站在窗前，伸出一根指头，心不在焉地放到于连破旧的烟灰缸上，摸索着它蓝色的镶边。她闭上眼睛。“不，妈芒，不要紧。”

“哼，我倒真想告诉你，那事儿无所谓，伤不了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才怪。”

“为什么我想伤害你，妈芒？”

妈芒大笑起来。一种空洞而难听的声音。

“有时我看你啊，在你身上看不到我自己。当然看不到嘛。话说回来，我想这也不意外。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帕丽。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我觉得你好陌生。”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帕丽说。

可她的母亲已经挂断了电话。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8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法语是在这儿学的吗？

妮拉·瓦赫达提：小时候在喀布尔我母亲教的。她只跟我讲法语。我们天天上课。她离开喀布尔让我非常难受。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回法国了？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1939年，我父母离了婚，当时我十岁。父亲就我一个孩子。让我跟母亲走，那绝对不可能。所以我留下来了，她去了巴黎，和她妹妹阿涅丝一起生活。父亲为了缓解我的失落，就请了家庭教师，还让我学马术，上美术课，就是不想让我闲下来。可是什么也代替不了母亲。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唉，她死了。纳粹到巴黎的时候。不是他们杀的。他们杀了阿涅丝。我母亲死于肺炎。父亲没告诉过我，盟军解放巴黎以后他才说，可那会儿我已经知道了。我就是知道。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一定很难过。

妮拉·瓦赫达提：天塌了一样。我爱我母亲。我本来计划战争以后去法国，和她一起生活。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您的意思是说，您和您父亲相处得并不愉快。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吵架，总是吵，这对他倒是个新奇的经验。他很不习惯有人跟他顶嘴，特别是女人。他申斥我，关于我穿了什么，去了哪儿，说了什么，怎么说的，对谁说的。我胆子大了，不管不顾，他倒越来越像个苦行僧，越来越禁欲。理所当然，我们成了死对头。

她咯咯笑着，伸头到脑后，紧了紧印花方巾的结。

妮拉·瓦赫达提：后来我就开始谈恋爱，一次又一次，不顾一切，而且我找的人总是不对头，可把我父亲吓坏了。有一回是个管家的儿子，还有一次是个低级别的公务员，他帮我父亲办过事。都是些草率而任性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厄运。我偷偷摸摸地约会，从家里溜掉，然后呢，自然会有什么人给我父亲通风报信，说在大街上看见我了。他们告诉他，我正在外面撒欢儿呢。他们总是这个样子讲话——我在“撒欢儿”。要不然他们就说，我在招摇过市。于是我父亲就会派出搜索队，把我弄回去。他把我锁在屋里。他会在门外说，你真让我丢脸。你为什么让我这样丢脸？我该拿你怎么办啊？有时候他用皮带，或是握紧的拳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追得我满屋子跑。我想，他认为可以使用恐怖手段，来让我屈服。那段时间我写了大量的诗，很长的、让人脸红的诗，充满了青春期的激情，恐怕也相当地夸张和造作。笼中的小鸟啊，带镣铐的恋人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并不以此为荣。

我感觉虚伪的谦虚并不符合她的性格，因此只能假定，这番话是她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诚实评价。若然如此，这种评价便太过苛刻了。她这一时期的诗作其实极为出色，即便经过了翻译，也是如此，更要考虑到她创作时还如此年轻。这些诗非常动人，意象丰富，感情饱满，不乏洞见，而且极富魅力，优美地表达了寂寞和难以抑止的悲伤。诗中记录了她的沮丧，也记录了初恋的波峰与浪谷，道尽了稚爱的辉光、诺言和罗网。还常常带有一种超验的幽闭恐惧症的感觉，仿佛天空在不断压低，始终挥之不去的还有一种在暴政环境下奋力挣扎的感觉，暴政往往表现为一个从未具名的男性形象，阴森可怖，若隐若现。人们可以想见，那是对她父亲的影射，这一点并不那么隐晦难解。我把这些话讲给她听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在这些诗中，您还挣脱了节奏、韵律和音步的束缚，而就我所知，这些特点对古典波斯语诗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您对意象的使用随心所欲。您突出了日常生活中没有规律可循的细节。依我之见，这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公平地说，如果您生在一个更为富庶的国家，比如说伊朗，那么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您已经被奉为文学先锋了。我这样说对吗？

她撇撇嘴，笑了一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好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还有，我对您刚才说的话非常吃惊。对这些诗，您说您并不以此为荣。那么您有过自己喜欢的作品吗？

妮拉·瓦赫达提：您问了个棘手的问题。我想我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只要不考虑它们的创作过程。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意思是结果和手段应该分开。

妮拉·瓦赫达提：我把创作过程当作一种必要的盗窃行为。如果对一部优美的作品深入挖掘，布斯图勒先生，您一定会找出形形色色不光彩的举动。创作意味着对他人生活的恣意破坏，把他们变成不情愿，也不知情的参与者。你盗取别人的欲望，别人的梦想，偷走别人的缺陷，别人的痛苦。你拿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故意在这样做。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就特别长于此道。

妮拉·瓦赫达提：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某种崇高、堂皇的艺术观念，而只是因为我没有选择。创作的冲动实在过于强烈，如果我不屈服，就会失去理智。您问我是否引以为荣。我发现有的东西很难去夸耀，因为我知道，这是通过道德上有疑问的手段获得的。谁吆喝谁决定吧，或者谁也别做这个决定。

她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拿瓶子里剩下的给自己满上。

妮拉·瓦赫达提：不过呢，我可以告诉您，在喀布尔一个替我吆喝的人都没有。在喀布尔没人把我看成是什么先锋，我只是个粗俗，放荡，不道德的人物。尤其是我父亲。他说我写的东西纯属婊子的梦话。他用的就是这个字眼。他说我败坏了他的姓氏，再也无法补救。他说我背叛了他。他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做一个品行端正的女人就那么难。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是怎样回答的？

妮拉·瓦赫达提：我告诉他，我不在乎他那套品行端正的说辞。我告诉他，我才不想拿狗链子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呢。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这只会让他更生气。

妮拉·瓦赫达提：那当然。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接下来的话当讲不当讲。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我确实理解他的愤怒。

她眉毛一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就像个族长，对不对？而您对他相信的一切，珍视的一切，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争辩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既通过您的生活，也通过您的写作，是在为女性拓展新的边界，让女性拥有以自己的身份发言的权利，从而实现合理的自我认同。您当年一直在反抗男人的垄断性特权，这种特权世世代代都由他那样的男人把持着。可以说，您当年讲的是不能讲的话。您当年从事的是一场小规模的、一个女人单打独斗的革命。

妮拉·瓦赫达提：那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写性。

艾蒂安·布斯图勒：性确实是一个方面，难道不对吗？

我翻了翻笔记，提到几首诗，它们都非常明显地涉及了肉欲——《棘》，《枕》，《如果没有等待》。我也实言相告，这几首并非我的最爱。我评论说，它们缺乏细腻和朦胧。打动我的是诗中的挑衅色彩，而这正是阿富汗妇女的愤怒控诉。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我的确愤怒，我愤怒是因为那种一定要让我与性绝缘、与我自己的身体绝缘的态度。因为我是个女人。而女人，你不知道吗，女人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智力上，统统都发育不全。女人缺乏自我控制，对不对，她们容易受到肉体上的诱惑。她们是性欲超强的生物，因此必须加以约束，以免她们钻进每一个艾哈迈德，每一个马哈茂德的被窝。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是……请恕我直言……您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对吗？

妮拉·瓦赫达提：那只是对旧观念的抗议。

她爆出一阵开心的大笑，充满了调皮和狡猾的机灵劲儿。她问我想不想吃午饭，说她女儿最近刚帮她把冰箱装满，接下来她做了熏火腿三明治，吃到嘴里才知道好吃极了。她只做了一个。她自己喝酒。她又拿了一瓶，拔掉塞子，点了支烟，这才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是否同意，布斯图勒先生，为了这次交谈，我们应该让气氛保持融洽？

我说我同意。

妮拉·瓦赫达提：那就帮我两个忙：一、吃您的三明治；二、不许再看我酒杯。

不用说，这一招先发制人，打消了我探问喝酒之事的所有念头。

艾蒂安·布斯图勒：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病了，那是1948年，我十九岁。病得很厉害，具体什么病我就不说了。父亲带我去德里看病。他陪我待了六个星期，让大夫们给我治疗。他们说我差点死掉。也许我应该死。对一个年轻诗人而言，死亡大概是个相当不错的事业上的进步。回来以后，我变得脆弱而孤僻。我厌倦了写作。食物、谈话和娱乐都变得索然无味。我讨厌有人来访。我只想拉上窗帘，整天睡觉，也希望天天如此。这的确成了我最主要的活动。最后，我下了床，慢慢恢复了日常作息，只因为这是一个人不得不为的必要活动，以此保持身体的机能和表面上的教养。可我觉得不完整了，好像把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留在了印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父亲担心吗？

妮拉·瓦赫达提：恰恰相反。他很受鼓舞。他认为与死亡的邂逅已经让我摆脱了不成熟和任性。他不理解我感到的是失落。我读到过，布斯图勒先生，如果雪崩把你埋住，你倒在好多好多雪的下面，就会分不清上在哪边，下在哪边。你想把自己挖出去，却选了错误的方向，于是把你自己挖进了死亡。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迷失了方向，置身于混乱的状态，却没了罗盘。还有无法形容的沮丧。处在这种状态下，你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当苏莱曼·瓦赫达提向我父亲提亲时，我表示了同意。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那时二十岁。

妮拉·瓦赫达提：他可不是。

她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块三明治，我谢绝了。那再来一杯咖啡？我接受了。她一边开始烧水，一边问我结婚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结婚。她回过头，看着我，目光逗留不去，然后咧嘴一笑。

妮拉·瓦赫达提：唉，平时我可一眼就能看出来。

艾蒂安·布斯图勒：真神奇！

妮拉·瓦赫达提：大概是脑震荡。

她指了指印花方巾。

妮拉·瓦赫达提：这可不是赶时髦。几天前我滑倒了，摔了一跤，把脑门子摔开了。就算这样，我还是应该能看出来啊。我的意思是看出来您。凭我的经验，像您这样了解女人的男人，似乎都不太想和女人有什么关系。

她把咖啡递给我，自己点了支烟，然后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关于婚姻，布斯图勒先生，我有个理论。也就是说，用不了两个星期，您肯定就知道婚姻合不合适。让人吃惊的是，有太多的人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戴着枷锁，拖延着，双双陷在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里，摆脱不了虚幻的希望，可实际上，他们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呢，我需要的时间更短。我丈夫是个正派人，可他太严肃，太冷漠，也太无趣了。而且他爱上了司机。

艾蒂安·布斯图勒：哇。肯定是个很大的打击。

妮拉·瓦赫达提：是啊，的确让老生常谈的故事变得复杂了。

她笑了笑，带着少许的悲哀。

妮拉·瓦赫达提：我主要还是替他难过。他实在是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点。我们的女儿六岁时，他中风死了。当时我本可以待在喀布尔。我有房子，有我丈夫的财产，还有个园丁，加上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司机，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可我收拾了行李，然后我们俩，我和帕丽，就跑到法国来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照您之前说的，您这样做是为了她着想。

妮拉·瓦赫达提：我做的每件事情，布斯图勒先生，都是为我女儿做的。对我为她付出的这一切，倒不是说她不理解，或者说不知道感激，可能她就是没心没肺到了家，我的女儿啊。要是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遭多大的罪，要不是我……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对女儿感到失望吗？

妮拉·瓦赫达提：布斯图勒先生，我已经相信了，她就是对我的惩罚。

1975年的一天，帕丽回到自己新公寓里的家，看到床上有个小包裹。这是她把母亲从急诊室接回来一年之后，而她离开于连已经九个月了。帕丽现在和一个名叫扎希娅的护士生住在一起。扎希娅是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姑娘，棕色的卷发，绿色的眼睛，很能干，性格开朗，不知疲倦，也很好相处，不过她已经和男友萨米订了婚，这个学期一结束，就要搬到萨米那儿去了。

包裹旁边有张折起来的纸：给你送来的。我在萨米家过夜。明天见。吻你。扎希娅。

帕丽扯开包裹。里面是一本杂志，上面还别着一张纸条，字迹亲切，柔美，仿佛出自女人的手笔：此件原本寄给妮拉，后递至住在科莱特过去公寓里的夫妇，现又转送给我。你应把转寄地址做一下变更。读的时候注意后果自负。恐怕我们谁也吃不消。于连。

帕丽把杂志放到床上，给自己做了个菠菜沙拉，又弄了点库斯库斯。她换上睡衣，坐到租来的小黑白电视机前吃饭。她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画面是南越难民经空运抵达了关岛。她想起了科莱特曾经上街，抗议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科莱特也曾带了一个大丽花和雏菊编成的花圈，参加妈芒的追悼会，她拥抱并亲吻了帕丽，还在台上完美地朗诵了一首妈芒的诗。

于连没有在仪式上露面。他打过电话，有气无力地说他厌恶追悼会，因为现场令人压抑。

谁不是呢？帕丽说。

我看我最好还是躲远点。

随你便吧。帕丽在电话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不来也不会让你解脱，你不露面只能让我得到解脱，因为我们曾经那么鲁莽轻率，那么没心没肺。我的天啊。帕丽挂断了电话，心里明白了，她和于连的放纵行为等于推了妈芒最后一把。她挂断的时候就知道了，终其一生，她将随时受到此事的剧烈冲撞。内疚，强烈的悔恨，会让她防不胜防，她将因此而痛入骨髓。她会时时为此纠结，现在如此，将来的每一天也是一样。就像有个不停滴水的龙头，架在她心底深处。

吃完晚饭，她洗了个澡，温习了笔记，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她又看了一会儿电视，把碗洗好，擦净，抹干了厨房的地板。可是全没用。她就是没办法让自己分心他顾。杂志放在床上，呼叫着她，仿佛一波又一波的低频信号。

后来，她索性在睡衣外面套上雨衣，出门散步。从公寓往南，过几个路口就上了沙佩勒大街。空气清冷，雨点敲击着人行道和商店的橱窗，可是此时此刻，家里已容不下她的烦躁不安。她需要这冷而湿的空气，这开阔的空间。

帕丽记得年幼时，她有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在喀布尔有表哥表弟吗，妈芒？我有姑姑舅舅吗？爷爷奶奶呢？我有外公外婆吗？他们怎么从不过来看看咱们？咱们能给他们写封信吗？咱们去看看他们好吗？

她大部分问题都围绕着父亲。他最喜欢什么颜色，妈芒？告诉我，妈芒，他游泳游得好不好？他很会讲笑话吗？她记得，有一次他曾追着她跑过房间，还弄得她在地毯上打滚儿，挠她脚心，胳肢她的肚皮。她记得他熏衣草香皂的味道，亮亮的大脑门，长长的手指，椭圆形的青金石袖扣，还有西裤的裤褶。她仿佛又看见了他们一起从地毯上踢起的微尘。

帕丽一直想从母亲那儿得到的，是无形的胶水，能把她松散、杂乱的记忆碎片黏合起来，变成某种有形的故事。妈芒却从不多说。对她在喀布尔的生活，她们共同的生活，她总是捂着。她让帕丽与她们共有的过去保持着距离，到了最后，帕丽也就不问了。

原来妈芒对这位杂志记者，对这位艾蒂安·布斯图勒，讲了她自己和帕丽的生活经历，讲得比她告诉自己女儿的还要多。

她从未这样讲过。

刚才在公寓里，帕丽把那篇文章读了三遍。她不知道该怎么想，又该相信什么。太多的话像谎言。有些部分读起来如同恶意的模仿。一出耸人听闻的戏：被禁锢的美人儿，在劫难逃的罗曼史，压迫无处不在，所有这一切，讲起来都如此扣人心弦，如此激情四溢。

帕丽向西，朝皮加勒广场的方向走去。她两手抄在雨衣口袋里，疾步快行。天空在迅速转暗，扑面而至的暴雨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减缓的迹象，雨水浮荡起一扇扇窗，模糊了一对对车灯的光。帕丽想不起自己是否见过那个男人，她的外公，妈芒的父亲。她只见过一张相片，是他在伏案读书，可她不相信这就是妈芒说的那个翘胡子的恶棍。帕丽认为自己看透了这个故事。她有自己的想法。在帕丽的故事里，他是个对女儿能否幸福感到合理担忧的男人，女儿深深的不快乐，带有自毁的倾向，不可遏止地破坏着自己的人生。这男人蒙受着耻辱，尊严一再受到冒犯，却依然对女儿不离不弃，她得病的时候还带她去印度，一陪就是六个星期。谈到这个问题，妈芒到底得了什么病？在印度又接受了怎样的治疗？帕丽满心疑虑，想起了妈芒下腹那条纵向的疤——帕丽问过这个问题，扎希娅告诉她，剖腹产的切口是要横切的。

再看妈芒谈起丈夫，也就是帕丽的父亲时，对记者说的那番话。这是诋毁吗？他爱纳比，那个司机，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把这样一件事抖出来？是要扰乱，羞辱，或是刺痛什么人吗？如果是，那又是谁呢？

至于她自己，帕丽并不因妈芒对她的贬低而感到惊讶——在于连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这样了——同样不觉得意外的是，在谈到为母之道时，妈芒那种选择性的、自我开脱式的叙述。

谎言？

可是……

妈芒是个才华出众的作家。帕丽读过她用法语写的所有文字，还有她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所有的诗。她作品中的才智与美是无可争辩的。可是，如果妈芒在采访时的人生叙述都是谎言，那么她作品中那一幅幅画面又来自何处？那些坦诚，优美，残忍，悲伤的字句，它们的源泉又在哪里呢？她仅仅是个才华出众的骗子吗？一个魔术师，拿笔来做魔杖，变出种种她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感情，让观众为之动容？这可能吗？

帕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而且也许，也许妈芒的真正用意，就是要撼动帕丽脚下的大地，故意地动摇她，颠覆她，把她变成自己眼中的陌生人，擎起千钧的疑惑，压迫她的心，压迫她对人生的一切信念，让她感到失落，如同在夜晚彷徨于沙漠，被黑暗与未知包围，真相却难以捕捉，仿佛仅存的一点微光，只在远方明灭，永远在移动着，后退着，不断地暗弱下去。

也许，帕丽想，也许这是妈芒给她的惩罚。不只因为于连，也为了帕丽一直以来带给她的失望。也许她以为，帕丽可以让那一切统统结束：酗酒，男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向幸福却两手空空的岁月。勉力追求，却半途而废，每一次都走进死路。每一次失望带来的打击，都给妈芒留下更大的伤害，让她更远地偏离常轨，幸福也变得更加虚幻。我是什么，妈芒？帕丽想。我在你子宫里孕育——假定我就是在你的子宫里受孕的——那时我应该是什么？一颗希望的种子？一张买来的船票，带你脱离苦海？一块弥合你心头伤口的补丁？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是不够格的。远远不够。我没能成为你止痛的膏药，我只是你的又一条死路，又一副重担，你一定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你一定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可你还能怎么做呢？你没办法走到当铺里把我卖掉。

也许，这篇采访就是妈芒最后一次放声大笑。

帕丽走到一家啤酒屋的遮篷下避雨，向西过几个路口，就是扎希娅要完成部分实习的医院。她点了支香烟。她想，应该给科莱特打个电话。追悼会后她们只谈过一两次。小时候她俩常常嘴里塞着口香糖，一直嚼到下巴疼为止，还会坐到妈芒的妆镜前，给对方梳头，用发夹别好。帕丽看到马路对面有位老妇人，戴着塑料雨帽，牵着一条棕色的小梗犬，艰难地走在人行道上。不是第一次了，一股散乱的轻烟忽然从帕丽的记忆沉雾里泛起，慢慢化作狗的形状。不是老妇人手里那样的小宠物，而是不招人待见的大狗，多毛，肮脏，被人切去了尾巴和两只耳朵。帕丽无法确定，这到底是记忆呢，还是某条狗的幽灵，或者两个都不是。有一次她问过妈芒，在喀布尔的时候她们是不是养过狗。妈芒说，你知道我不喜欢狗。它们没有自尊。你踢它们，它们还是爱你。真让人沮丧。

妈芒还说了别的：

我在你身上看不到我。我不知道你是谁。

帕丽丢掉香烟。她决定打电话给科莱特。约一下，找个地方喝茶。看看她过得怎么样，在跟谁交往。一起逛逛街，就像以前那样。

看看闺中密友是不是还打算去阿富汗。

帕丽果然和科莱特见了面。她们在一家很有人气的酒吧碰了头，这里有摩洛哥风格的装饰，紫罗兰色的帷幔，到处摆放着橘黄色的靠枕，小舞台上还有个头发卷卷的乌德琴手。科莱特不是一个人到的。她带了个小伙子来。此人名叫埃里克·拉孔布，在十八区的一所高中教书，给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讲戏剧。他告诉帕丽，他过去见过她，那是几年前，有一次学生示威，反对捕杀海豹。一开始帕丽没想起来，后来才恍然大悟，他就是科莱特因为到的人少而拿来撒气的那个人，那个被科莱特捶胸脯的人。他们席地而坐，身下是蓬松的芒果色坐垫，然后点了酒水。刚开始的时候，帕丽以为科莱特和埃里克是一对儿，但科莱特对埃里克赞不绝口，没过多久帕丽就明白了，科莱特是为了她，才把埃里克带过来的。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她会觉得很不舒服，可她却在埃里克的局促不安中看到了同样的不适，她自己反而因此得到了缓解。埃里克动不动就脸红，脑袋瓜子乱晃，满脸歉意，窘态百出。帕丽发现他这副模样蛮好玩，甚至也蛮可爱的。她一边吃着面包和黑橄榄酱，一边偷偷打量着埃里克。他称不上英俊，头发长长的，软塌塌的，用一根皮筋扎在脑后。他天生一双小手，皮肤没有血色，鼻子太尖，脑门又太大，几乎瞧不见下巴，可他笑起来明眸皓齿。他还有个习惯，每说完一句话，就用一个满怀期望的微笑加个标点，那笑容活像一个开心的问号。这张脸虽然不像于连那样让帕丽着迷，可它远比于连那张脸亲切友善，而且用不了太久，帕丽就能发现，埃里克的身上蕴藏着一种驻外大使般的专注，文静安恬的克制，经久不衰的端庄。

他们结了婚。那是1977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就在吉米·卡特宣誓就职几个月后。埃里克违逆了父母的愿望，坚持只办一个小小的世俗仪式。无人出席，只有他们俩，加上作为证婚人的科莱特。他说正式的婚礼太过铺张，他们负担不起。他父亲是个富有的银行家，提议由他来出钱。埃里克毕竟是他们的独苗儿。他先提出来把这笔钱作为礼物，后来又说作为借款，埃里克都拒绝了。虽然他嘴上从来不说，可帕丽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她感到尴尬，否则在婚礼上，她将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教堂里不会有家人入座，不会有人送她出嫁，也不会有人为了她淌下幸福的泪水。

她告诉埃里克，她计划去阿富汗，他表示理解的方式让帕丽相信，于连永远也不会这样理解她。而她也从未用如下的方式，坦率地在心里承认过。

“你认为自己是收养的。”他说。

“你和我一起去吗？”

他们决定夏天就动身，等埃里克的学校放假，帕丽也可以短暂地放下自己的博士论文。埃里克替他俩报了波斯语学习班，班上有个老师是他通过自己学生的母亲找到的。帕丽常常看见他靠在沙发上，戴着耳机，肚子上搁着卡式录音机，聚精会神地闭着眼，带着浓重的口音，咕哝着波斯语的“谢谢您”，“您好啊”，“您好吗？”

再过几个星期就到暑假了，埃里克正在打探机票价格和住宿的时候，帕丽发现自己怀孕了。

“咱们还是能去的。”埃里克说，“咱们应该去。”

决定不去的人是帕丽。“那样太不负责了。”她说。此时他们住的是一间画室，暖气有毛病，水管漏水，没空调，一堆别人不要的破烂家具。

“宝宝不能住这种地方。”她说。

埃里克找了兼职，教人弹钢琴，他以前学过，时间不长，纯属玩票，后来才专注于戏剧。等到伊莎贝尔降生时——甜美的、白净的伊莎贝尔，天生一双焦糖色的眼睛——他们已经搬进了一套两室的小公寓，离卢森堡公园不远，这多亏了埃里克父亲的资助，这一次他们接受了，条件是算作借款。

帕丽休了三个月的假。她整天和伊莎贝尔待在一起。有她在身边，帕丽便觉得自己进入了失重状态。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伊莎贝尔把目光转向她，她就感到自己周围满是灿烂的光华。到了晚上，当埃里克从学校回到家，头一件事就是在门口放下公文包，脱下外套，然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伸出双臂，抖着手指。“把她给我，帕丽。把她给我。”他把伊莎贝尔放到胸脯上，上上下下地颠着她，听帕丽向他播报这一整天的花絮——伊莎贝尔喝了多少奶，睡了多长时间，她俩一起看了什么电视，玩了哪些好玩的游戏，她又弄出了怎样的咿咿呀呀。听这些事，埃里克从来不觉得烦。

他们推迟了去阿富汗的旅行。事实是，那种如芒刺在背、要去寻根、去寻找答案的动力，帕丽已经感受不到了。因为有了埃里克，有了他不间断的、充满慰藉的陪伴。也因为有了伊莎贝尔，她稳固了帕丽脚下的大地，哪怕它仍然坑坑洼洼，有裂缝，有盲点，哪怕一切问题都不曾得到回答，一切妈芒不肯撒手的事情仍然让她受到羁绊。它们仍然在那儿。帕丽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渴求着答案。

那种熟悉的，始终挥之不去的感觉——生命中缺失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某个至关重要的人——也变得暗淡下去了。偶尔它还会出现，有时来势汹汹，出其不意地击中她，但已不像过去那么频繁。帕丽从未像现在这样满足，从未像现在这样幸福地心有所属。

1981年，伊莎贝尔三岁，帕丽怀了阿兰，已经好几个月了，却不得不去慕尼黑开会。她与人合写了一篇论文，要在会上宣读，主题是数论之外的模形式，特别是它在拓扑学和理论物理学中的应用。帕丽的陈述深受好评，会后，她和几位学者出门，去了一家喧闹的酒吧，喝啤酒，吃椒盐卷饼和巴伐利亚白香肠。临近午夜，她才回到酒店房间，没换衣服，也没洗脸，就上了床。电话弄醒她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半了。是埃里克，从巴黎打来的。

“是伊莎贝尔。”他说。孩子在发烧，牙龈突然红肿了，轻轻一碰就大出血。“我看不见她的牙了。帕丽。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可能是……”

她想让他停下来。她想告诉他闭嘴，说她听到那几个字会受不了。可是太迟了。她听到了“儿童白血病”，也许他说的是“淋巴瘤”，说来说去，这又有什么不同？帕丽坐在床边，像石头一样坐在那儿，脑袋一阵阵抽痛，出了一身的冷汗。她气急败坏，埃里克竟然把这样一件可怕的事塞进她脑子里，大半夜的，她又远在七百公里之外，束手无策。她气急败坏，恨自己愚蠢，情愿就这样把自己交付出去，从此一辈子都要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真是疯狂啊。不折不扣的精神错乱。令人叹为观止的愚蠢，无凭无据的信念，全然不顾那庞大的几率，竟然相信一个并不归你掌控的世界，相信它绝不会夺走一件你无力承受其失去的东西，相信这个世界绝不会毁灭你。我的心承受不起。她在心里说，说得字字清晰。我的心承受不起。这一刻，她能想到的最不计后果，最没有理性的事，就是为人父母。

她心里的一部分——上帝啊，救救我吧，她想，上帝啊，饶恕我这样想吧——她心里的一部分同样气急败坏，伊莎贝尔竟然对她做出这样的事，竟然让她如此痛苦。

“埃里克，埃里克！听我说。我等一下再给你打回去。现在我得挂了。”

她把手提袋里的东西全倒在床上，找出一个栗色的小本子，里面记着电话号码。她翻到一个里昂的电话。科莱特和她丈夫迪迪耶如今住在里昂，她在那儿开了一家小旅行社。迪迪耶还在学习，准备当医生。接电话的正是迪迪耶。

“你早就知道我是学精神病的，帕丽，对不对？”他问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觉得……”

他问了几个问题。伊莎贝尔的体重有没有减轻？夜里盗汗吗？有没有异常的瘀伤，疲劳，习惯性的发烧？

最后他说，等到天亮，埃里克应该带他去看一下医生。但是，他在医学院上过通用培训课，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听上去很可能是急性龈口炎。

帕丽死死抓着听筒，手腕都握疼了。“拜托了，”她强忍着说，“迪迪耶。”

“噢，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听上去这很可能是唇疱疹的初期症状。”

“唇疱疹。”

他接着又说了一句，那是帕丽这辈子听过的最让人高兴的话。“我想她会没事的。”

帕丽和迪迪耶只见过两面，他和科莱特结婚前一次，婚后一次。可是此时此刻，她打心眼里爱他。她就这样对他说了，在电话里哭着说的。她说她爱他，连说了好几次，他大笑起来，和她道了晚安。帕丽给埃里克打电话，他一早就会带伊莎贝尔去见佩兰大夫。然后，帕丽躺到床上，耳中嗡嗡作响，看着街灯的光穿过暗绿色的木制百叶窗，映照在屋中。她想起了那一次，她得了肺炎，不得不住进医院。当时她八岁，妈芒不肯回家，非要睡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她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迟来的亲情。过去这几年，有很多次她曾思念起妈芒。在婚礼上——理所当然。在伊莎贝尔出生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时刻。但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这个可怕又奇妙的夜晚，置身于慕尼黑的酒店房间，这样强烈地思念着妈芒。

第二天回到巴黎，她告诉埃里克，等阿兰生下来，他们就不该再要孩子了。再要，只会增加心碎的几率。

1985年，伊莎贝尔七岁，阿兰四岁，小蒂埃里也两岁的时候，帕丽接受了聘任，到巴黎一所很有名望的大学教书。一段时间之内，可以想见，她不得不屈于学术圈内的明争暗斗和褊狭之见。这并不意外，想想看，才三十六岁，她已经成了系里最年轻的教授，而且加上她，也总共只有两位女性。她忍下来了。她想，妈芒绝对不能，也绝对不会像她这样处事。她不阿谀奉承，也不溜须拍马。她回避与人争斗，从不口出怨言。对她的怀疑不会绝迹。然而，到了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横亘在她学术生涯中的墙也倒掉了。她用自己明智豁达的处世态度，释人疑虑的社交能力，慢慢赢得了大多数同事的承认。她在本系有了朋友，别的系里也有。她出席学校的活动，参加募款集会，偶尔也在鸡尾酒会和晚餐派对上亮相。埃里克陪她出席此类聚会。由于总是系同一条羊毛领带，穿同一件胳膊肘打了补丁的灯芯绒西装，他成了人们私下经久不衰的笑谈。他在拥挤的房间里闲荡，吃着小点心，看上去乐呵呵的，一副找不着北的模样，帕丽得时不时地冲上去，把他从一堆数学家身边哄开，以及时阻止他对三维流形和丢番图逼近问题发表高论。

在这些派对上，难免有人向帕丽问起她对阿富汗局势的观点。有天晚上，一位名叫沙特拉尔的客座教授带着少许的醉意问帕丽，她对苏联撤军后的阿富汗形势怎么看。“您的人民能找到和平吗，教授夫人？”

“我不知道。”她说，“实话实说，我只是个名义上的阿富汗人。”

“不管怎么说，也不会吧。”他说，“可是，尽管如此，您肯定会有深刻的见解。”

她笑了笑，力图阻止他的步步逼近，这种问题总是掺杂着想当然的成分。“只不过是我在《世界报》上看到的东西。和您一样。”

“可您是在阿富汗长大的，不是吗？”

“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您看见我丈夫了吗？就是胳膊肘打补丁那位。”

她说得没错。她的确看新闻，读报纸上的战争报道，知道西方在给圣战者游击队提供武器，但是在她心里，阿富汗已渐行渐远。在家里，她有忙不完的活。现在她有了一幢四间卧室的漂亮房子，位于居扬古，离巴黎市中心大约二十公里。他们住在小山上，附近是公园，有步道，有池塘。埃里克教书之余，现在也写剧本，其中有一部欢快的政治笑剧，秋天时将在巴黎市政厅附近的一座小剧场排演，他也已接到了委托，再写一部。

伊莎贝尔到了青春期，文文静静，却很聪明，也很有想法。她记日记，每个星期都要读一本小说。她喜欢听西尼德·奥康娜。她的手指细长，优美，正在上大提琴课。再过几个星期，她就要在音乐会上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歌》。一开始，她对学大提琴很有抵触，于是帕丽和她一起去上了几节课，表示有难同当。事实证明，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行。不必要是因为伊莎贝尔很快就自觉自愿地琴不离手，不可行是因为帕丽的手被大提琴弄得疼痛难当。已经过去一年了，她早晨醒来时，仍然觉得手发僵，手腕子发硬，得花上半个钟头，有时要一个小时，才能缓过劲来。埃里克已经不再逼她去看医生了，可现在他老是说个没完。“你才四十三啊，帕丽。”他说，“这不正常。”帕丽已经预约了门诊。

老二阿兰很淘气，可爱中透着一股蔫坏的劲儿，痴迷于武术。他是早产儿，十一岁的男孩子了，还是显得小，可别看身高不如别人，他却有着比别人更强烈的进取心，更充沛的活力。他那副小身板儿，那两条小细腿儿，总是让对手上当受骗，因此而低估他。夜里躺到床上的时候，帕丽和埃里克经常为他那巨大的干劲和凶猛的能量惊奇不已。不过，帕丽既不担心伊莎贝尔，也不担心阿兰。

让她牵肠挂肚的是蒂埃里。这孩子也许与生俱来就带着阴影，总感觉自己是计划外的，不期而至的，不请自来的。蒂埃里动不动就拉长脸，一言不发，让人窝心。他爱发牢骚，自己有什么事，只要帕丽问起来，他总要耍点小聪明。他常常没来由地和她作对，好像是冲着帕丽，但更像为了作对而作对。有些日子里，他满腹阴云。帕丽能感觉得到。那乌云不断加厚，膨胀，最后一下子爆裂，跺着脚，腮帮子颤抖着，愤怒的洪水喷涌而出，让帕丽心惊肉跳，让埃里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苦笑连连。帕丽凭直觉感到，蒂埃里将成为她终生的烦恼，就像她关节的疼痛一样。

她常常想，妈芒会是个怎样的外婆呢？她会怎样看待蒂埃里？凭着直觉，帕丽认为妈芒应该帮得上他。她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尽管他们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毫无疑问，帕丽确信此事已经有段时间了。孩子们听说过妈芒，伊莎贝尔更是特别好奇。她已经读了妈芒的很多诗。

“真希望能见见她。”她说。

“感觉她好有魅力。”她说。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她和我。你觉得呢？我们可以读一样的书。我可以给她拉大提琴。”

“好啊，她会喜欢的。”帕丽说，“我肯定。”

帕丽没有跟孩子们讲过自杀的事。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也许一定能知道。可他们不会从她这儿知道。她绝不会在他们心里埋下这样的种子，让他们感到做父母的可以放弃自己的孩子，可以对他们说：你们并不足够。对帕丽来说，孩子们和埃里克一向都是足够的。他们永远都是足够的。

1994年夏天，帕丽和埃里克带着孩子们去了马略卡岛。科莱特通过自己蒸蒸日上的旅行社，替他们安排了这次度假。在马略卡，科莱特和迪迪耶与他们碰头，他们在海滨合租了一套房子，将一起度过两个星期。科莱特和迪迪耶没有孩子，原因不是什么生物学上的不幸，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对帕丽来说，这个时间选得不错。她的风湿症此时控制得很好。她每周服一次氨甲蝶呤，而且对此药耐受良好。幸运的是，最近她无须服用任何一种类固醇，也就不必忍受伴生的失眠之苦。

“还没说体重暴增的事儿呢。”她告诉科莱特，“知道我必须在西班牙穿泳装吗？”她大笑起来。“唉，虚荣啊。”

他们花了几天时间，在岛上游览，驾车前往特拉蒙塔拿山脚下的西北海岸，停下车，漫步走过橄榄林，一直走到松林里去。他们吃波尔塞亚，还有一种名叫卢维纳的美妙大菜，由海鲈鱼烧成，以及茄子炖西葫芦，名叫通维特。蒂埃里一样都不肯吃，于是每到一家饭馆，帕丽只好请厨师为他单做一盘意式细面条，只浇番茄沙司，不加肉，也不放奶酪。伊莎贝尔近来喜欢上了歌剧，在她的请求下，有天晚上他们去听了一场普契尼的《托斯卡》。为了经受住这可怕的折磨，科莱特和帕丽偷偷摸摸，把一个银色的小酒壶递来递去，里面装着廉价的伏特加。到第二幕中途，她们已经醉了，看着台上扮演斯卡皮亚的男演员装腔作势，她们就像两个小女生一样，情不自禁地咯咯乱笑。

一天，帕丽、科莱特、伊莎贝尔和蒂埃里把午餐打包，要去海滩；迪迪耶、阿兰和埃里克一大早就走了，到索列尔湾去远足。前往海滩的路上，他们去了一家商店，给伊莎贝尔买她相中的游泳衣，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帕丽在大玻璃上瞥见了自己的影子。通常来说，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每当她走到镜前，一种机械的心理过程便投入运转，让她做好准备，迎接变老的自我。它起了缓冲的作用，减轻了她受到的震动。但是在商店的橱窗里，她毫无防备地看到了自己，脆弱地面对着未经自欺扭曲过的现实。她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穿着死气沉沉，松松垮垮的上衣，沙滩裙遮不住膝盖上松垂多皱的皮肤。阳光之下，白发尽露。虽然画了眼钱，用口红抹了嘴唇，她的脸还是会让路人看一眼便马上把目光挪开，好像人家看到的是个街牌，或邮筒上的号码。这一刻转瞬即逝，勉强来得及心头一颤，却又足够漫长，可以让她虚幻的自我，与现实中这个在橱窗里回望的女人迎头相遇。有点崩溃的感觉。这就是衰老，她这样想着，跟在伊莎贝尔身后走进了商店，这些残忍的时刻，就这样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到来。

后来，他们从海滩回到租来的房子时，发现男人们已经回来了。

“爸爸老了。”阿兰说。

埃里克正在酒水台后面勾兑桑格里亚汽酒，他笑眯眯把眼睛一翻，耸了耸肩。

“我都想背着你走了，爸爸。”

“给我一年。咱们明年一定回来，我和你玩环岛大赛，我的朋友。”

他们再也没能重返马略卡。回到巴黎一个星期之后，埃里克便心脏病发作。出事的时候他还在工作，和灯光师说着话。这一次他活过来了，可是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又发作了两次，最后一次是致命的。于是在四十八岁那年，帕丽发现，自己像妈芒那样成了寡妇。

2010年初春的一天，帕丽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来电并不意外。实际上，帕丽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早晨。在电话打进来之前，帕丽先得确保家里只有自己。这就意味着得让伊莎贝尔比平时提前离开。伊莎贝尔和她丈夫阿尔贝住在圣德尼岛的北区，离帕丽的单人公寓只有几个街区远。每隔一天，早上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伊莎贝尔都会过来看看帕丽。她会给帕丽带一条长棍面包，一些新鲜的水果。帕丽现在还没到坐轮椅的分上，不过她知道自己早晚有这一天。虽然因为疾病，不得不在去年办理了提前退休，她却完全能自己去市场采购，也能坚持每天散步。问题是手，这双丑陋的，扭曲的手，几乎让她什么也干不了。赶上坏天气，感觉就像指头里塞着碎水晶，在关节周围嘎嘎作响。不管什么时间出门，帕丽都要戴上手套，给手保暖，可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觉得这双手丢人现眼，疙疙瘩瘩的关节，不堪入目的手指，医生说这叫鹅颈畸形，永久性的小指曲屈。

唉，虚荣啊。她对科莱特说。

这天早晨，伊莎贝尔给她带了些无花果，几块香皂，一条牙膏，还有一个特百惠保鲜盒，里面装着栗子汤。阿尔贝在餐馆里做副厨，正在考虑向老板提建议，把他这道栗子汤加进菜单。伊莎贝尔一边从袋子里往外拿东西，一边告诉帕丽，她的新合同已经到手。她现在给电视节目写配乐，希望很快能有一天为电影作曲。她说自己就要开始给一部迷你剧集配乐了，眼下这部戏正在马德里拍着呢。

“你去吗？”帕丽问，“去马德里？”

“不。预算太少了。他们出不起我的路费。”

“真可惜。不然你就能和阿兰一起住了。”

“嗨，你想什么呢，妈芒？可怜的阿兰。他自己都没地方伸脚。”

阿兰在做理财顾问，和他妻子安娜，还有四个孩子一起，住在马德里一套很小的公寓里。他定期通过电子邮件，给帕丽发来孩子们的照片和短视频。

帕丽问伊莎贝尔有没有蒂埃里的消息，伊莎贝尔说没有。蒂埃里去了非洲，在乍得东部的一座达尔富尔难民营工作。帕丽知道此事，是因为蒂埃里断断续续地和伊莎贝尔有联系。他只和伊莎贝尔联系。帕丽因此对儿子的生活有了个大致的了解，比如，他在越南待过一段时间。又比如，他曾经跟一个越南女人结过婚，时间很短，当时他才二十岁。

伊莎贝尔灌好水壶，开始烧水，又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杯子。

“今天早晨不行，伊莎贝尔。真的，我得请你走了。”

伊莎贝尔委屈地看了她一眼，帕丽暗骂自己话不中听。伊莎贝尔一向比较敏感。

“我是想说，我在等一个电话，不想让人听到。”

“电话？谁的？”

“过后再告诉你。”帕丽说。

伊莎贝尔抱起胳膊，龇牙一笑。“你找到情人了，妈芒？”

“情人。你没长眼吗？瞧我现在这德性。”

“没什么不好的嘛。”

“你得走了。过后跟你说，我保证。”

“成，成。”伊莎贝尔把包往身后一甩，抓起外套和钥匙。“可我得告诉你，我有权知道。”

上午九点半，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此前，他通过帕丽的facebook账号，与她取得了联络，留言是用英语写的，内容如下：您是诗人妮拉·瓦赫达提的女儿吗？如果是，我非常想和您谈谈。有些事情您一定感兴趣。帕丽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发现他是个整形外科医生，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工作。现在，在电话里，他用波斯语向她问了好，接着继续讲波斯语，帕丽不得不打断他。

“瓦尔瓦里斯先生，对不起，我们可不可以讲英语？”

“噢，当然可以。抱歉抱歉。我以为……可是，没错，这么说就对了，您很小的时候就走了，对不对？”

“是的，一点也不错。”

“我是在这儿自学的波斯语，马马虎虎还能应付。我一直住在这儿，从2002年开始，塔利班刚离开不久。那段日子相当乐观。是的，所有人都准备着重建，准备民主什么的。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们正在准备总统大选，可情况不一样了。恐怕就是不一样了。”

帕丽耐心地听着，由着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绕来绕去，费劲地做着铺垫。他谈了阿富汗的选举，说卡尔扎伊肯定能赢，然后扯到了塔利班让人担心的对北方的袭扰，伊斯兰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对新闻媒体的侵犯，顺带着对喀布尔的人口过多问题发表了一两句点评，随即介绍了住房成本，兜了一个大圈子，终于回到了正题。“我在这房子里住了有些年头了。我知道，您也住过这房子。”

“什么？”

“过去这是您父母的房子。不管怎样，我相信人家告诉我的没错。”

“请允许我问一句，谁告诉您的？”

“房东。他叫纳比。归真的纳比，这样说才对。让人伤心的是，他已经去世了，就在最近。您记得他吗？”

这名字如符咒，在帕丽眼前唤出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大鬓角，黑油油的头发，向后梳得跟墙一样。

“记得。差不多只记得他名字了。他是我们家的厨师，也是司机。”

“两样都是，没错。他住在这儿，住这房子，从1947年就开始了。六十三年啊。有点难以置信，对吗？可是，我刚才说过，他过世了。上个月。我非常喜欢他。所有人都喜欢他。”

“我懂。”

“纳比给我留了张便条。”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说，“我在他死后才能看。他死了以后，我请一个阿富汗的同事把它翻译成了英语。这张便条，它可远不止一张便条。更准确地说，是一封信，而且是一封很不寻常的信。纳比在信里讲了些事情。我找您是因为信里有些事和您有关，还因为他直接在信里要求我，让我找到您，然后把这封信交给您。找您找了一段时间，可还是让我们找到了。谢天谢地谢网络。”他哈哈笑了一声。

帕丽有心挂掉电话。凭直觉，不管那老头，那个来自她遥远过去的人，在纸上写下了怎样的秘密，又怎样让它跨越半个世界，呈现给她，她都不会怀疑那是真的。很长时间以来她都知道，关于她的童年，妈芒对她撒了谎。可即使她人生的根基结束于一个谎言，她却继续在赖以立足的大地上培育这谎言，让它伫立着，以假乱真，以虚为实，不许动摇，如同一棵巨大的橡树。埃里克，她的子女，她的孙儿，她的事业，科莱特。现在这一切还有什么用？所有的这些岁月，还有什么用？也许最好是把电话挂掉。

可她没有。她的心扑通扑通跳着，手心在出汗。她说：“他……他在便条里，在这封信里，说了什么？”

“嗯，其中一件，他说他是您舅舅。”

“我舅舅。”

“确切地说，不是亲舅。还有别的。他还说了很多别的事。”

“瓦尔瓦里斯先生，它在吗？这便条，这信，或是翻译好的？您带着呢吗？”

“我带着呢。”

“也许您念给我听听？您能念念吗？”

“您说现在？”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打给您，由我来付电话费。”

“不必不必。不过您肯定吗？”

“是的。”她对着电话说。“我肯定，瓦尔瓦里斯先生。”

他念给她听了。他把所有东西都念给她听了。这花了些工夫。他念完的时候，帕丽向他道了谢，说她会很快与他联系。

她挂上电话，打开咖啡机，放好一杯的量，然后走向窗口。透过窗子，她看到了熟悉的画面：下方是窄窄的鹅卵石小路，街那边的药房，街角卖炸豆丸子的小店，一家巴斯克人开的啤酒屋。

帕丽的手在颤抖。惊人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了。极其不寻常的事。她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一把斧头劈砍着泥土，突然，浓稠的黑色石油从地表喷涌而出。这就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记忆被触动，从最深处向上升起。她凭窗远眺，呆望着啤酒屋的方向，可她看见的不是雨篷下那个店伙计，瘦巴巴的，腰扎黑围裙，抖着桌布，而是一辆红色的小勒勒车，轮子吱嘎作响，在长云铺卷的天空下颠簸向前，翻过山岭，爬过干涸的溪谷，在土黄色的山间上上下下，山景渐次浮现，又慢慢地隐没不见。她看见一棵棵果树，在园中扶肩而立，树叶轻阻了微风，又见一行行葡萄藤，与一座座平顶的小屋栉比相连。她看见了晾衣绳；女人们蹲在溪边；两根长绳支支扭扭，在一棵大树下来回摆荡；一条大狗面对着成群村童的逗弄，畏缩不前；一个鹰钩鼻子的男人在挖沟，衬衫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住了脊梁；还有个戴面纱的女人弯下腰，生火做饭。

然而在这一切的边缘，几乎出离于她的幻象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最让她目光流连。一个难以捉摸的影子。一个人影。软，硬，两种感觉相伴而来。软的是一只手，牵着她的手。硬的是膝盖，她曾把脸枕在上面。她搜寻着他的脸，可每次朝它那边一望，它就躲开了，滑出了她的视线。帕丽感到心里撕开了一个窟窿。她的人生，她全部的人生，始终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缺失。冥冥之中，她总有这样的感觉。

“哥哥。”她说。她没意识到自己叫出了声，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哭。

一首波斯语的歌，歌中的一段，忽然飘落到她的舌尖：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还有一段歌词，大概在此之前，她拿不准，连它也一起逃掉了。

帕丽坐下。她不得不坐下。此时此刻，她知道自己再也站不住了。她等着咖啡煮好，心里想，煮好了就喝上一杯，然后呢，没准再来一支香烟，再然后，她要去客厅，打电话到里昂，找科莱特，看看老朋友能不能给她安排一下行程，去喀布尔。

可是现在，帕丽只是坐着。咖啡机咕噜咕噜响起来了，她却闭上了眼睛。透过眼帘，她看到丘陵温和柔软，天空高远而碧蓝，夕阳落入磨坊的身后，而且永远，永远，在天地的尽头，暗淡着，暗淡着的，是朦胧而连绵的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