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记忆，人们很晚才回想起来。时间过去了几十年，直到搬进死过人的昏暗房间，才突然听到大海的涛声和昔日的话语。那几句话仿佛阐释了生命的真谛。可惜的是，后来他们总是要讲其他的话题。秋天，他们从布列塔尼回家，近卫官在维也纳等候家人。孩子被送进了一所军事训练学校，得到小宝剑、长裤和高顶皮军帽。星期天，学员们腰佩仪仗剑，身穿深蓝色短裤，被带到格拉本大街散步。看上去就像一群装扮成军人的孩子们在游戏。他们戴着白手套优雅地敬礼。
军校设在维也纳城边的一座山丘上。那是一幢黄色建筑，从二楼窗户可以眺望街道笔直的老城、皇帝的夏宫、美泉宫的房顶和大花园内修剪整齐的树冠之间的林荫道。在拱券式的白色回廊上，在教室里，在食堂里，在寝室里，一切全都有条不紊，好像这里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终于将生活中的混乱与怠惰调整得秩序井然的地方。教员都是些老军官，每个人身上都有股硝石味儿。寝室里睡了三十名学员，每间屋里住着三十个同龄的孩子，他们像皇帝一样睡在窄小的铁床上。门楣上方悬挂着十字架和供奉的方舟。夜里，灯盏亮着蓝光。清晨，他们听到军号起床；冬天时，洗漱用的水有时在铁盆里冻成了冰坨。这种时候，勤务兵会用铁壶从厨房里打来热水。他们学习希腊语、弹道学、历史，以及短兵相接时的作战方式。男孩面色苍白，经常咳嗽。秋天，牧师每天下午都领着他们去美泉宫散步。他们沿着放射路慢慢行进。从一个石头上布满青苔和霉菌的喷泉眼里汩汩流出金色的水柱，因为阳光正好投射到那里。孩子们在修剪整齐的树墙之间散步，不时挺身立正，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向在园中散步的老军人郑重敬礼；老军人们披挂整齐，仿佛每天都是皇帝的生日。一位戴着帽子的妇人走过，肩上打着一把绣着白色花边的太阳伞；她快步从孩子们的身边走过，牧师深深地鞠了个躬。
“皇后。”他小声告诉孩子们。
妇人面色苍白，黑发浓密，辫子在头上盘了三圈。她离孩子们只有三步远，略微驼背，好像因赶路累了的样子，身后跟着一位黑衣女人。
“皇后。”牧师又说了一遍，怀着深深的虔诚。
孩子们望着那位孤单妇人的背影，她在高大的花园树墙之间疾步行走，仿佛是在逃离什么。
“她很像我奶奶。”他说，因为他突然想起挂在父亲工作室内写字台上方的那张照片。
“这种话不能乱讲。”牧师严肃地回答。
他们从早到晚所学的都是：哪些话不能乱讲。在军校里读书的有四百名孩子，但是寂静得像一个马上就要爆炸的炸弹的内核。军校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来自捷克庄园，长着草黄的头发和上翘的鼻子，两手苍白无力；有的来自摩拉维亚的大贵族官邸、蒂罗尔城堡和斯塔耶尔猎宫；有的来自格拉本街区百叶窗紧闭的宫殿和匈牙利乡村，许多人的名字非常长，带着许多长短音和家姓、封号与头衔，在军校里，它们如同放进存衣处的柔软精致、在维也纳和伦敦缝制的中产阶级服装和荷兰内衣。在这一切里，只留下一个名字和一个属于这个名字的孩子，正在学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还有额头窄长的斯拉夫男孩，在他们的血液里混杂了帝国各族人种的特征，蓝眼睛、格外柔弱的十岁贵族，有着虚无的目光，仿佛他们的祖先替他们看到了一切；一位来自蒂罗尔的王子在十二岁那年开枪自杀，原因是他爱上了一个表妹。
康拉德睡在他旁边的床上。他们相识的时候全都十几岁。
康拉德身材矮壮，但还是挺瘦，就像某种非常古老的人种的后裔，在他们的体内，骨骼统治着肌肉。他反应较慢，但一点不懒，只是有意识地控制住节奏。他的父亲是被册封了男爵的加利西亚官员，他的母亲是波兰人。他笑的时候嘴咧得很大，孩子气十足，斯拉夫人的特征。他很少笑。平时少言寡语，周密细心。
从一同寄宿的第一刻起，他俩就像母亲子宫里的一对单卵双胞胎。这个并不需要像过去年轻人习惯的那样，当第一次想从世界手中夺过并且占有另一个人的身体与心灵且仅归自己所有时，出于以自发而扭曲的形式而萌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欲望，或以深思熟虑的激情在滑稽而郑重的仪式上“结拜兄弟”。这就是爱情和友谊的全部意义。他们之间的友谊是那么严肃而沉默。就像所有触及生命本质的伟大情感那样，它也包括了羞惭和负罪感。一个人不可能毫无负罪感地将另一个人从他人的手中夺过来。
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次相识将持续他们整个一生。匈牙利男孩瘦长羸弱，那段时间，他每周都接受医生检查：医生们担心他有肺病。校长是一位来自摩拉维亚的上校，他约近卫队队长到维也纳会面，跟医生们谈了很长时间。医生们啰啰嗦嗦地解释了许多，他只听懂了一个词：“危险”。他们说，男孩其实并没有病，只是有患病倾向。他们普遍认为，这很危险。近卫官在一家名为“觐见匈牙利国王”的旅馆下榻，孩子的爷爷也曾在那里投宿。旅馆开在一条光线昏暗的小巷里，笼罩在圣斯蒂芬大教堂的阴影里。它的过道里悬挂着麋鹿角。服务生对近卫官毕恭毕敬：“吻您的手。”他住了两间客房，在光线昏暗的拱顶式房间里，挤满了用黄绸包面的家具。那些日子里，他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一起住在旅馆里。旅馆每间客房的门楣上可以看到常客和贵客们的名字。对这位孤独的奥匈帝国大贵族来说，这座建筑好似一座闻名遐迩的修道院。上午他们乘坐马车去普拉特。11月初，天气已经转凉。晚上他们去剧院，剧中的角色们在舞台上慷慨陈词，大声喘息，并且倒在剑锋之下。之后，他们在一家饭店用餐，在一个有许多侍者服务的单间里。男孩少言寡语，以某种老派的礼仪和父亲同住，仿佛忍受着什么，原谅着什么。
“他们说，很危险。”晚饭后，父亲自言自语地说，点燃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烟，“如果你想回家，你可以回。但是，我更希望你能够不怕任何的危险。”
“我不怕，爸爸。”男孩说，“但是，让康拉德跟我们在一起。他家不富裕，我希望夏天他能来我们家。”
“他是你的朋友？”父亲问。
“对。”
“那他也是我的朋友。”父亲郑重地说。
男孩穿着燕尾服和带褶裥的衬衫，最后那些天，他已经不再穿制服了。父亲的话让他如释重负，变得柔和平静。父亲的话是可以相信的。在维也纳，不管父子俩走到哪儿，人们都能认出他们，在手套店、衬衫店或裁缝铺，在盛装的侍者驾驭餐桌的饭店里，即使在街上，也时有结伴而行的女士或男士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
“您去见皇帝吗？”有一天在父亲出门之前，孩子问。
“是国王。”父亲用严肃的语调纠正道。
之后，他又说：
“我不会再见他。”
男孩明白，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在动身之日，他把康拉德介绍给父亲。之前的那夜，他睡觉的时候心在怦怦狂跳：感觉就像订婚一样。“在他面前不能提国王。”他叮嘱朋友。父亲非常慈善、热情、绅士气十足。一次握手，他就将康拉德当作了自己家人。
从那天开始，孩子很少咳嗽了。他不再孤独。他不能忍受在人群中的孤独存在。
在他的血脉里所负载的教养，那些来自家乡、来自森林、来自巴黎、来自母亲性情的教养要求他，不能谈论心痛之事，而是默默地承受它。最明智的选择是彻底闭口不谈，这就是他接受的家教。但是，没有爱他无法生存，这也是他继承到的。可能是法国女人将这个欲望带进了这个家族，要向人们展示自己的感情。在父亲的家族里，从来不谈论这类话题。他需要一个可以爱的人：妮妮或康拉德，这样他就不会再发烧，不会再咳嗽，苍白羸弱的体内就会充满粉红色的激情和自信。那个年龄段的男孩，还没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好像性别还没有确定一样。他憎恨自己柔软的金发，因为感觉自己像一个女孩，所以他每两个星期就让理发师用剃头剪给他推一次头。康拉德看上去更阳刚、更沉静。现在他们迎来了自己的孩提时代，不再惧怕那个年龄，因为他们不再孤独。
在那一年的夏末，当男孩们坐上马车回维也纳时，法国外婆站在城堡的大门口目送他们远行。随后，外婆微笑着对妮妮说：
“总算有了个好婚姻。”
但是妮妮并没有笑。每年夏天，两个男孩都结伴回家，后来连圣诞节也一起在庄园里度过。他俩的一切都是共有的，衣服，内衣，在庄园里共同享用一间卧室，一起阅读同一本书，他俩一起发现维也纳和森林的秘密，一起看书，一起打猎，一起骑马，一起培养军人的品德，一起体验社交生活以及爱情。妮妮为此感到担心，也许其中掺杂着一些嫉妒。这份友谊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他俩开始回避世界，开始有了自己的秘密。男孩的关系越陷越深，变得越来越复杂。将军总是夸奖康拉德，想把他介绍给所有的人，就像介绍一件作品，一件杰作，同时又担心有人会从自己的手里夺走所爱。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妮妮对女主人说，“那孩子迟早有一天会离开他。那时候他会非常痛苦。”
“这是人类应该面对的挑战，”女主人应道，她正坐在镜子前，端详着自己日渐衰败的美丽，“人们总有一天要失去他们自己的所爱。不能忍受这点的人，不值得可怜，因为他不是完整的人。”
学校里对他俩友谊的嘲讽并没有持续太久；大家很快就习惯了，感觉像是个自然现象。甚至人们在提到他俩时，已经像提到一对夫妻那样将两人的名字合二为一，称为“亨利克两口子”，但是大家并不再嘲讽这种关系。在他俩的关系里，有着某种柔情、严肃、无条件和悲剧性，这种友谊的光芒让嘲讽者缴械。在任何人群里，都会有人嫉妒这样的关系。人们最大的渴望，莫过于无私的友谊。人们绝望地渴望得到它。在学校里，男孩们不是逃避于出身的傲慢或学业之中，就是沉溺于过早的放荡、身体的蛮勇与早熟、迷茫或痛苦的爱情。康拉德和亨利克的友谊在人类的混沌中泛出薄明，有如在中世纪圣礼仪式上闪烁的微光。在年轻人中间，没有什么能比友谊更加弥足珍贵，这种友谊，既不期待对方进行帮助，也不要求对方做出牺牲。年轻人通常希望能为自己寄予厚望之人做出牺牲。两个男孩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可名状、美妙神奇、宽厚仁慈的境界里。
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关系更柔情。后来他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切，无论是温柔或粗暴的欲望，还是强烈的情感或激情的绑缚，一切都更野蛮残酷。康拉德跟所有真正的男人一样拘谨羞涩，哪怕当时他只有十岁。男孩们进入青春期后，开始顽皮嬉闹，带着伤感的情绪探究成年人生活的秘密。康拉德让亨利克发誓，他们要纯洁地活着。然而，若真想恪守这个誓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每隔一周做一次忏悔，一起写悔罪日记。欲望在他们的血液里和神经里悄然滋生，每逢季节更迭，男孩们就会脸色苍白，头晕目眩，但他们依旧纯洁地活着，友谊就像一顶具有魔法的斗篷罩住了他们年轻的生活，像是做出补偿，让其他人备受折磨，将所有好奇和不安驱逐到暗淡无光的幽冥世界。
他们生活在一种有着数百年实践经验的军校制度里。每天早晨，他俩缠着绷带，戴着头盔，光着脊梁，在学校的体操房里练一小时击剑。然后练习马术。亨利克是一个骑马好手，康拉德则需要手忙脚乱地拼命挣扎，才能在马鞍上保持住平衡不跌下来，在他身上缺少先天继承的娴熟技艺。亨利克学习非常轻松，康拉德学习则很吃力，但是只要他学过的东西，就会不遗余力地吝啬珍藏，仿佛他知道那是自己在世界上的全部财富。亨利克在集体中如鱼得水、随心所欲、不拘小节，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吃惊；康拉德则显得刻板、固执。有一年夏天，他俩一起到加利西亚旅游，去探望康拉德的父母。当时他们已经是青年军官。男爵是一位年迈、秃顶、谦卑的人，在加利西亚服役的四十年，已经磨掉了他心性中的棱角；一位波兰女贵族怀着从来未能实现的社交愿望，以惶惑不安的殷勤急匆匆地跑出来迎接两位年轻绅士。城中闷热难耐，到处可见古老的钟楼、四方的广场和广场中央的喷泉池，以及光线昏暗的拱券式老屋。城里的居民中有乌克兰人、德国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他们全都生活在当权者制造的令人窒息、麻木的喧嚣中，仿佛在这座城中，在光线昏暗、密不通风的家宅里，时刻不断地在酝酿着革命或某种无聊无稽的不满，或许连不满都算不上；一种小客栈窒闷的欣狂和祈盼的情绪，渗透到城中的房子、广场和生活之中。只有主教座堂在颤抖、尖利、嘁喳、嘈杂的背景下显得从容镇定，坚固的钟楼，高大的拱券，仿佛有什么人曾在城里宣布过一项法律，一项绝对权威、不容变更的法律。男孩们住在旅店里，因为男爵家很小，只有三个小房间。第一天晚上，他们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油腻的肉食，香醇的葡萄酒—年迈的官员（康拉德的父亲）和憔悴、忧郁、姹紫嫣红的脂粉涂得有如鹦鹉一般的波兰妇人（他的母亲）怀着一种令人感动并伤感的兴奋在清贫的公寓里摆了一桌如此丰盛的宴席，似乎极少回家的儿子幸福与否，就取决于菜肴的质量—睡觉之前，两位青年军官在加利西亚旅店一个棕榈树下光影朦胧的角落里坐了很久。他们喝着浓醇的匈牙利葡萄酒，抽着烟，沉默不语。
“现在你见到他们了。”康拉德说。
“是啊。”近卫官的儿子歉疚地回答。
“那么，”康拉德用平静而严肃的口吻说，“你现在能够想象得出，我在这里的二十二年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知道。”将军应道，他感到喉咙发紧，像是被人扼住。
“我们一起去城堡剧院看戏时要戴的所有手套，”康拉德说，“都是从这里寄去的。如果我需要一副新的马具，他们就得三个月不吃肉。如果我在一顿晚餐上给侍者小费，我父亲就得一星期不抽雪茄。这二十二年就是这样过的。我总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在很远的地方，在与俄罗斯接壤的波兰边境，有过一座农庄。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那曾是我母亲的。我的所有开销都从那里寄来：制服，学费，买戏票的钱，当你母亲途经维也纳时我送给她的糖果，考试费，我不得不跟巴伐利亚人较量时所需的决斗费用。二十二年，所有的一切。他们先是卖掉家具，然后卖掉院子、土地和房子。之后付出的是他们的健康、享受、安宁、老年和我母亲的社交愿望，他们不再奢望能在这座该死的小城里多拥有一个房间，不再奢望房间里能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他们极少能在家中宴客。你明不明白？”
“对不起。”将军说，他感到激动，脸色苍白。
“我并没有怪你。”朋友非常认真地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让你亲眼看到。当那个巴伐利亚小子拔出佩剑朝我走来，并发疯似的向我乱刺乱砍时，我们看上去是那么快活，像是开一个很棒的玩笑，似乎出于虚荣要将彼此剁成肉酱，实际上我眼前浮现出母亲的面孔，看到她每天清晨去集市上采购的身影，她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女厨师骗两个菲列，这样到年底可以在信封里给我寄五个福林……那个时候，我简直想杀了他，杀掉那个出于虚荣想要伤害我的巴伐利亚混蛋。他并不知道，他在我身上留下的每道划痕，都是对两个人犯下死罪，那两个人为了我，在加利西亚默默牺牲掉自己的生活。当我在你家里付给仆人小费时，我是在从他们的性命中支出什么。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康拉德说，他的脸已经涨红了。
“你为什么这么想？”将军平静地问，“你不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欣慰？”
“对他们来说，也许是这样。”男孩沉默了。他以前从来没有谈过这个话题。现在他说了出来，声音哽塞，不敢直视朋友的眼睛。“当时对我来说，这样活着非常难。好像我并不属于我自己。如果我病了，我会惊慌失措，好像要丧失某种陌生的财产，要丢掉某种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失掉健康。我是个军人，他们把我培养成军人，是为了让我能够杀人或被杀。我为此而宣誓。但是，假如我被杀掉，他们忍受这一切苦难的意义何在？你懂了吗？……我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二十二年，这里到处都是窒闷的气味，就像一间腌臜的破屋，里面住着流浪的吉卜赛人……饭菜的味道，廉价的香水，从不晾晒的床铺。他们默默无闻地住在这儿。我父亲已经有二十二年没去维也纳了，而那里是他生长的故乡。二十二年里，他从不旅游，从不买一件多余的衣裳，从不外出避暑，因为他们想把我打造成一件杰作，将我塑造成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未能成为的那种人。有时我想做些什么，但是我的手却停在空中。我总是想到这份责任。我甚至希望他们死去。”他说这话时的嗓音非常微弱。
“我懂。”将军回答。
他们在城里住了四天。离开的时候，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在他俩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彼此都欠了对方什么。这个不可能用言语道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