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国，怀王任用屈原进行变法改革，是从具体到整体逐步推进的，从具体内容看，
变法大致包括：限制贵族特权：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奖励战斗有功者，加强国防
力量；大力发展工农商业；反对纵横游说之士；举贤授能，明君贤臣以推行“美政”；
联齐抗秦，努力创造条件实现统一的宏图。在这些具体的变法改革过程中，每前进一步，
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包括流血牺牲，人头落地。倘说楚之变法改革是一叶风帆，这船
是在狂风巨浪中颠簸前进的；倘说这是一乘战车，这战车是在泥泞的沼泽中辗转而前的；
倘说这是一位行僧，这行僧是在荆棘丛生的林莽中艰难跋涉的。虽然如此，荆楚毕竟是
在发展，是在前进，新法相继出台，国势日趋强盛，六国于郢都歃血为盟，共推怀王为
盟长，在华夏史上，怀王第一个统率山东六国之兵伐秦，这便是标志。为了尽早实现
“统一天下”的愿望，楚需要制定一部国家根本大法，这便是《宪令》，以《宪令》来
规范其他具体法律，同时《宪令》亦是其他法律的依据。屈原向怀王提出了这一问题，
怀王不仅欣然同意，而且大加赞赏，就将草拟《宪令》的任务交给了屈原。屈原唯唯受
命，似乎这是他责无旁贷的义务。
怀王再三强调，《宪令》乃国之机密，在诏示天下之前，不得泄露于任何人。屈原
亦有这个愿望，万一不慎，泄露一二，靳尚一伙顽固派必千方百计地予以破坏——君臣
相得，英雄所见略同。
任何战争，都是以大大小小无数个战斗和战役组成，倘说屈原以前所拟之法旨在抢
占制高点，消灭小股敌人，那么这次拟订《宪令》则是攻坚战，要将敌军主力围而歼之，
因而怀王与屈原都十分重视，不敢有丝毫马虎与掉以轻心。屈原重新封闭了橘园，将自
己禁锢于书斋之内，他整日埋身于书山简海之中——食于斯，睡于斯，工作于斯，不分
晨昏昼夜，一味只在攻读笔耕，饿极了，啃几口干粮；困极了，曲肱而枕，伏案而眠，
一任面容憔悴，脱皮掉肉，全然不顾……
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早在虞夏时期，便孕育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禹会诸侯于涂
山（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东岸），执玉帛者万国。”1“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
后至而禹斩之。”2
夏初曾将其统治地区划为“九州”，设置了“九牧”，管理“九州”居民，并铸九
鼎，以象征其统治。“夏后氏官百”3，有六卿、庖正、车正等官；并有司法机关和监
狱（“圜土”）。此外，夏朝实行贡赋和捐税制度，所谓“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关于华夏法律起始的具体时间，一些古书说：尧时“伯夷降典（法也），折（服也）
民惟刑。”4意即将原来的习惯转变为规范，服（断）民以法。又说舜曾命皋陶为司法
官，以“五刑”镇服“猾（乱）夏”的外族和“寇贼奸宄gui”的活动5。
“夏有乱政（指平民、奴隶的反抗和奴隶主贵族间的倾轧），而作禹刑（可能以禹
命名的夏朝刑法的总称）。”6据说：禹亦命皋陶为司法官。皋陶造律（法），定有
“昏（‘恶而掠美’）、墨（‘贪以败官’）、贼（‘杀人不忌’）、杀”等刑名。
“夏刑三千条”7（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墨各千）。另一种说法，
禹打败三苗后，采用了五虐之刑惩治不听其命令的苗民。五虐之刑为劓、刵（截耳，一
说为刖）、椓（去势，同宫刑）、黥。
1《左传·哀公七年》。
2《韩非子·饰邪》。
3《礼记·明堂位》。
4《尚书·吕刑》。
5《尚书·舜典》。
6《左传·昭公六年》。
7《尚书·大传》。
夏刑之外有军法。中国古代，兵刑同源，有时不分，故有“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
锯，薄刑用鞭扑”1之说。如夏启征伐有扈氏时，曾宣布一条军令：“用命赏于祖（祖
庙），弗用命戮于社（神坛，奴隶主统治者进行祭礼、政治活动的场所），予则孥戮
（一说杀其妻子，一说杀其子）。”把不听从军令视为严重的犯罪，不仅杀其本人，而
且诛杀其妻子。
同时，制有惩治渎职官吏的法规。《尚书·胤征》引夏之《政典》曰：“先天时者，
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这是对主管制作历法的官的规定，如果所作历法的节气
早于天时或晚于天时，都要杀无赦。至于对其他玩忽职守的官员的惩罚，也就可想而知
了。
据说，禹时已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
以成鱼鳖之长。”2这是古书上提到的我国最早保护山林水产的法规条文。
1《国语·鲁语》。
2《逸周书》。
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主贵族为了强化其统治，逐步建立了与其政体密切相关的几
个主要制度：
（1）分封制度。这是国王除自领都城附近地区（“王畿”）外，把所余土地、奴
隶和该地统治权力分配给其亲属和功臣，即所谓“封邦建国”、“授民授疆土”。受封
的诸侯尊国王为共主，诸侯是各地的行政长官，但有很大的独立性。诸侯在其封国再将
一部分土地和奴隶分赐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士再从大夫处分得禄田。国王、诸侯、卿大
夫、士之间互有一定的权力和义务。这就形成了一个从国王、诸侯、卿大夫到士的宝塔
式的等级统治体系。这一制度始于夏代，到商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周朝则进一步完善。
（2）宗法制度。这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奴隶主贵族依血缘关
系分配国家权力，以建立其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它与分封制相结合，确立了国王、诸
侯、卿大夫之间的等级关系。早在商代，王位的继承由“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并
行，而后改为“父死子继”制。至西周，这一制度更加完备。按照西周的宗法制度，宗
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大宗。天子的其他
嫡子和庶子被分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讲是小宗，在本封国则为大宗，其爵位亦由嫡长
子继承；诸侯的嫡子和庶子被分封为卿大夫，他们对诸侯来说是小宗，在本家则为大宗，
其爵位亦由嫡长子继承；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
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以周
天子来说，他是天下的大宗，即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也是政治上的共主，掌握国家的
最高权力。诸侯、卿大夫在本封国、本家也是如此。这样，从天子以至大夫、士的宗族
组织与奴隶制的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上的等级完全一致，形成了西周政
治法律制度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这种制度下，各级宗子不仅从政治上统治宗族成员，而且强制他们“尊祖敬宗”，
否则便以“宗族之法”治罪。在这里，“忠”与“孝”的意义实质上是一致的。
（3）等级制度和世卿世禄制度。等级制度的形成是上述两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甲）由于分封，形成了贵族对土地、奴隶的等级占有；（乙）宗法制度被用作区分贵
族等级的标准，依据这一制度，不同等级的土地、奴隶占有者，同时又是不同等级的宗
子，因而在政治上必然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即所谓“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
1。
由于王位和各种爵职及特权均由宗子世袭，因而形成了各级奴隶主贵族世代垄断国
家政权，即所谓世卿世禄制度。
随着奴隶制经济、政治的发展，奴隶主贵族实行统治的法律也相应地在发展。
史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2“甲祖二十四年重作汤刑。”3汤刑，是以商
汤为名的商代刑事法律的总称。祖甲是商朝后期的国王。“重作汤刑”，就是根据商朝
后期的新情况重新修定了汤刑。周公在告诫其诸弟如何统治商遗民时说：“陈时（是）
臬事，罚蔽殷彝。”即断狱量刑时，要用殷商的常法。荀况也曾说过“刑名从商”。这
都说明，殷商的刑法在夏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商代的刑法较夏代为多，刑罚更加
残酷，而且“罪人以族”。4商代的刑法源于夏的五刑而有所损益。后世有史书记载：
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5；“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
殷周于夏、有所损益。”6所谓五刑，即墨（黥）、劓、剕（刖）、宫、大辟。此外，
还有流、断手、活埋、火烧、桎梏等刑。至商末，纣王无道，更有醢、脯、剖心、炮烙
等酷刑。
1《左传·昭公七年》。
2《左传·昭公六年》。
3《竹书纪年》。
4《尚书·泰誓上》。
5《汉书·刑法志》。
6《晋书·刑法志》。
民事、婚姻家庭和继承法律规范，也有了显著发展。
西周灭商之后，鉴于商末滥施酷刑而导致灭亡的教训，为了维持和巩固他们对全国
广大地区的统治，强调“明德慎罚”。所谓“德”，即要求各级贵族加强自我约束，勿
做不利于其统治的事。“慎罚”，即慎重地施用刑罚，以免冤滥。在这个口号下。他们
采用了不同的措施：有选择地援用商朝常法（“殷彝”），以其“义刑义杀”1对付殷
商遗民；按照封国的不同情况施用轻重不同的法律，即所谓“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
用重典”2；提出刑罚要随形势的变化而相应的“世轻世重”3：同时，赞赏和强调
“礼”，把它发展成重要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礼的法律化，使奴隶制法律化趋于完
备。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后又制修刑法。据《尚书·吕刑》载：周穆王曾命司寇吕侯
制定《吕刑》三千条。《左传·昭公六年》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可见，西周
曾修制刑法是无疑的。所谓“九刑”，可能是以九种刑罚代称周代的刑法。九种刑罚，
除前述的五刑之外，又增加了流、赎、鞭、扑等四种。
1《尚书·康诰》。
2《周礼·秋官·司寇》。
3《尚书·吕刑》。
德是主观要求，礼是客观的规范，刑是惩罚手段，三者并用，互为表里，各起不同
的作用，以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这是周初在总结殷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新主
张，新措施，曾对西周的统治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明德慎罚”只是西周前期之计，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烈，待到西周后期，它便
被镇压和肆杀所代替。
随着礼的法律化，西周婚姻家庭和继承的法律规范已臻完备。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
的情况下，特别是西周中、后期“私田”增多后，其他民事法律规范也有很大发展。
夏、商、周三代的司法制度，随着国家和法律的发展，逐渐建立起一定的体系。夏
时，除国王行使审判权外，还设有司法官“士”或“理”。商朝，国王握有生杀予夺和
决定诉讼胜败的大权，王之下设有司寇、正史等司法官员，宗教官员也参加审判。地方
负责审判的，畿内有“多田”、“亚”等，畿外则由派出的行政、军事长官兼理。西周
的司法组织较之商代渐趋完备。周王握有最高审判权，设大司寇“以佐王刑邦国”1，
“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宥）然后
制刑”。2据说，夏朝已开始实行类似这样的制度。总之，刑事案件的决断和执行“刑
杀”，都要报告国王，以王命是从；诸侯之间的争讼，也由国王裁判。这是君主集权制
的具体表现。周王之下，设有大小司寇、士师等专门司法官员，负责掌握法律和整个审
判工作。地方的司法组织与行政合一，同时也设有乡士、遂士等司法官，负责处理民、
刑案件；重大案件呈报司寇。诸侯、大夫分别享有本国、本邑的审判权。
1《周礼·秋官·大司寇》。
2《礼记·王制》。
西周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两种，司法官处理前者称为“决讼”，审判后者称为
“断狱”。纠纷或犯罪发生后，当事人可以自诉、自告。刑事诉讼必须有“剂”（诉状）；
民事诉讼必须有其请求的实体权利的证据。但是，不允许儿子控告父亲，下级控告上级，
因为这违背宗法精神。
自诉时，要交纳诉讼费，民事为“束矢”（一说十二矢为一束，一说五十矢甚至一
百矢为一束），刑事为“钧金”（三十斤铜），否则便认为“自服不直”，判处败诉。
审理时，原、被告必须都到庭，所谓“两造具备”1，才予审理。诉讼的当事人在
审讯前还必须盟誓。但是，无论大小案件，大贵族都不亲自出庭，而由其属吏代理。审
理时，要讯问当事人，审查、检验证据。审讯方法，采用所谓“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
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2所谓辞听，即观其说话，
不直则烦，心烦意乱；色听，即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难为情的样子），头上冒汗，
脸上发红；气听，即观其气息，不直则喘，理不直则气不壮；耳听，即观其听聆，不直
则惑，理不直则听觉迟钝；目听，即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眼睛昏花），理不直则眼
睛无神，不敢正视。
审讯结束，作出判决，并向当事人宣读（“读鞫”）。宣读后，当事人不服，可以
要求再审（“乞鞫”）。然后，由负责的官员再行审判或送上级裁决。
1《尚书·吕刑》。
2《尚书·吕刑》。
春秋前期，各诸侯国大都沿用西周的法律。其后，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深刻变化，
新兴地主阶级在争夺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在法律方面提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改革要求，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要求公布成文法。
原来，奴隶主贵族不仅对奴隶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对平民以及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
主也随意迫害。为了随意用刑，他们根本不肯公布法律。正因为如此，所以新兴地主阶
级在法律问题上，首先要求公布成文法，以便对奴隶主贵族的专横加以限制。春秋后期，
一些诸侯在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和支持下，经过斗争，公布了成文法。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即把刑法条文铸在金属鼎上，公布了
成文法。晋国人叔向立即写信反对说：以前的国君都不预先公布刑法条文，惧怕人民
“有争心”。即使如此，仍不可防范（御禁），所以采用义、政、礼、信、赏、罚等手
段，才使人民服从，听从使唤，“而不生祸乱”。你今天公布了成文法，人民知道了鼎
上的刑法条文，就不怕君长了，是非曲直都按刑书，君长怎样实行统治呢？因此，叔向
将这一事件同“国将亡”联系起来，要求子产放弃包括“铸刑书”在内的一切改革，子
产则答道：“吾以救世也。”拒不接受他的意见。
公元前513年，晋国又“铸刑鼎”，把范宣子所著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孔子对此
也大加反对，他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1孔子所说的“度”，就是奴隶制不可
逾越的等级制度。在他看来，成文法的公布，打破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度，限制了旧贵族
的特权。因此他说：今天放弃了这一制度“而为刑鼎”，人民按照鼎上的法律条文办事，
还怎么能像原来那样尊重贵族呢？贵族失去了任意处罚人民的特权，不就等于失去了贵
族专政的事业吗！2
1《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2《左传·昭公六年》。
历史发展到了战国时代，屈原重温了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改革、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改
革、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改革的内容及经验教训，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在这个大动荡、
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里，除了上述三个伟大的变法改革家，还有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
申不害（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7年），原郑国人。韩灭郑后，韩昭侯
（公元前362年——公元前333年）任其为相，进行改革。
申不害相韩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做到了“国治兵强，无侵害者”。
他谈法治，但更突出的是讲“术”。当时韩国改革不彻底，新旧法律错杂使用，所谓
“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布；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旧贵族和一些
官吏便利用这种空隙擅权谋私。为了加强君主的统治权，申不害要求君主排除左右私情，
把用人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并强调君主要善于“术”。
所谓“术”，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是君主“藏
之于胸中”的驾驭群臣，使之能为自己尽忠效力的手段。简言之，是驾驭群臣的权术。
申不害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护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
在战国时期的众多诸侯中，赵武灵王堪称是改革创新的佼佼者。为了富国强兵，赵
武灵王决定改革军制，穿胡服，置骑兵，即所谓“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的改革曾遭到宗室贵族的反对，他力争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
所以便事也。”古代圣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
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变国不必古。”并强调说：“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坚决
地进行改革，使赵国兵力很快强盛起来。
齐威王时任用邹忌为相，进行改革。邹忌劝说齐威王鼓励臣下进谏，选拔人才，奖
贤黜奸，厉行法制，集权中央，因而生产发展，府库充裕，国势强盛，成为与魏国相抗
衡的封建制大国。齐威王、齐宣王为了探求强国之道，还在国都临淄的稷门（西门）外
设立一座大学堂“稷下学宫”，集中各国文人学士多人（据说七十六人），专门讲学著
书。其中一人叫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赵国人，他是个较早
地从理论上强调“法”的重要性，并把“法”作为判断是非客观标准的法家人物。他主
张“事断于法”，“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并认为只有“定赏
分财必由法”，才不至于“乱”。慎到特别强调“势”的重要性。所谓“势”，即权势、
政权。他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治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
而贤智之不足慕也。”他的这一观点，论证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
性。
为了拟定《宪令》，屈原翻阅的资料，研究的典籍，犹如漫天星斗，莽莽林海，难
以历数。毫不夸张地说，在此之前问世的各种书籍，他几乎浏览无余，涉猎遍及，重点
部分，反复研究，或圈圈点点，或笔录摘抄，以备查考。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地苦读，
他仿佛穿行于林莽之中，昏暗幽晦，不见天日。偶尔阳光从密林的缝隙筛进阴霾潮湿的
草地，似金银在闪耀，像珠宝在生辉，是那么明亮，那么眩目，那么令人赏心惬意。如
今他仿佛走出了密林，豁然开朗，眼前天高地阔，阳光明媚，一条金灿灿的大路伸向远
方。他仿佛跋涉于深山狭谷之中，发微探幽，身边奇峰峻拔，脚下怪石嶙峋，豺狼奔突，
蛇蝎蜿蜒，只有头上的一线天给人以光明和希望。如今他仿佛攀上了顶峰，居高临下，
山川、村镇、田野，一览无余，心中透烟透火。至此，屈原完全可以展帛挥毫，制定
《宪令》，一挥而就，一气呵成，然而，他却迟迟不肯动笔，总觉得准备得仍不充分，
似乎还缺某种成分或某道工序。譬如做豆腐，不点卤水或石膏，则难以成脑。那么，眼
下制《宪令》所缺的卤水或石膏究竟是什么呢？屈原一时还难以把握。人生是短暂的，
谁也不能从远古走来，但人类文明写就了历史，人们却可以通过书籍了解人类历史的林
林总总，纷纷纭纭。经过几个月的伏案攻读和潜心研究，屈原自问对华夏历史的法制业
已尽揣于胸，历历在目。制定新法，无非是借鉴古人，结合现实进行。鄂渚一年的深入
基层和郢都四年的风风雨雨，屈原对楚之上下左右，可谓了如指掌。他也曾出使齐国，
合纵六国，怀王曾以盟长的身份统率六国之师伐秦，因而对天下形势了解得洞若观火。
隆冬季节，室内亦无取暖设备，屈原却感到闷热烦躁，他踱至窗下，启开窗扇。窗外天
色铅灰，空中飘着零零星星的青雪，朔风时大时小，时缓时急，吹进室内，屈原不觉寒
冷，倒觉凉爽惬意。阵阵清风吹开了屈原的心扉，使他茅塞顿开，他对监狱中的情况尚
不甚了然。
进京后，屈原早闻荆楚贪赃枉法之风极盛，正如后世民谚所说：“衙门口朝南开，
有理无钱莫进来。”诉讼胜败，判罪轻重，全赖行贿之多寡。狱中情形，更是漆黑一团，
无罪处死，死罪逍遥者屡见不鲜。这些，屈原只是耳闻，并未实见。欲制定切实可行、
完美无缺的《宪令》，必须结合这一现实。为了制《宪令》，为了当今和后世，哪怕肝
脑涂地，他也在所不辞。他当机立断地决定：深入圜土，琅珰入狱。
除了怀王，谁也不知道这位新关进囹圄铁牢的犯人与左徒屈原有什么关系，只知道
他叫成业旺，与关进另外监牢的几个杀人犯同谋。首次出现在牢头狱卒面前的成业旺，
不仅披枷戴锁，而且皮开肉绽，遍体鳞伤。据说他是从一个郡的监狱转来，是个顽固不
化的家伙，任你酷刑用尽，死活不肯招供，而且把钱财看得比性命还宝贵，宁可皮肉筋
骨吃苦，也不肯贿赂官吏和行刑者分文，故而才这般吃苦。从此，屈原杂于囚徒之中，
与案犯为伍，自然少不了经常被提审，被严刑逼供，倍尝狱中的千辛万苦，同时也控制
了牢内及整个司法系统的斑斑伤痕与累累症结，这里只陈述他在狱中耳闻目睹的点滴事
例。
监狱里的条件十分恶劣，地狭人多，人满为患，是这里的主要特征。屈原所在的这
间牢房，总共不过一丈多见方，无牖无窗，只有一扇小小的木栅门，但却监押着二百多
罪犯。白天犯人们都坐着、站着、占地方小，到了夜晚却成了灾难，彼此相挤，相压，
相撂，你枕着我的腿，我躺着他的腰，毫无回旋的余地，屎尿皆闭于其中，与呼吸并饮
食之气相混杂，令人难以忍受，故每夜均有窒息者，少则三五人，多至十几人。这里最
怕疾病传染，也最容易传染疾病，每当流行病传染时，患者相继倒地，外运不迭，死者
相倚相累，堵塞门户。狱卒命犯人帮忙往外抬死者，常常走着走着便猝然身亡，溘然长
逝，令人不寒而栗！……
郢都和全国大大小小的监狱，为何关押的罪犯竟会如此之多？原来，士师、胥吏、
狱官、禁卒，均以此谋利，关押的犯人愈多，他们获利愈丰，因而稍有牵连，便千方百
计地捉拿监禁，岂能不多！一旦入狱，不问是否有罪，一律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锁进
老监，令其困苦不堪，然后进行敲诈，根据犯人出钱多少，分别对待。出资最多者，不
仅可以脱去刑具，，还能移至监外板屋居住；一贫如洗，沙粒似的连一滴油水也难挤出者，
不仅刑械决不稍宽，还施用种种手段进行折磨，立标准以警其余。同案入狱，主谋和重
罪者，出居于外；轻罪和无罪者，反而严刑折磨，遭受非人的待遇。这些人积忧成疾，
寝食违节，一旦染病，又无医药，侥幸生活者，百不及一。
在这里，金钱能够通神，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少有以国家法律为念者，多以手中
的权柄作为牟取暴利的手段。刽子手本是十分下作的职业，但在这里却很是盛气凌人。
凡判处死刑已经上呈的，刽子手们便公开进监敲诈，索取金钱与财物。对那些被判处极
刑的，满足其要求者，行刑时先刺其心，否则四肢尽解，心犹不死；对那些被判处绞刑
的，满足其要求者，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绞加别械，然后得死；惟独对被判处大辟的，
无所要挟，然而还要质其首，以勒索钱财。负责捆绑的也是这样，不满足其要求者，捆
绑时即先折断其筋骨。专管上刑的和打手们更是如此，例如，有三个犯人同时被拷打审
讯，其中一人给二十金，被打得筋断骨折，数月卧床不起；另一个给双倍，只伤了点肌
肤，旬日即愈；第三个人给六倍，当夜行走健步如飞。
有一姓郭的恶棍，一向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后因霸占一村姑而连杀三人，被捕入
狱。似此十恶不赦之徒，依法当斩，按民愤亦当处决。然而，他是当地著名的富豪，家
中有的是钱财，买通了胥吏，他们另外准备一份奏章，狱辞不动，只取同案从犯无亲无
故者换其名，待将审判书加封上奏时，偷偷更换过来。主审官虽然发现了其中的破绽，
但却不敢上本复请，因为那样做是要被罢官撤职的，谁肯以自己的高官厚禄换一个素不
相识者的性命呢？因而作恶多端的郭某依然逍遥，继续为非作歹。
凡杀人者，狱辞中无“故杀”、“谋杀”的字样，经秋审必定缓行。有一解某，共
杀四人，以重金买通胥吏，改动狱辞，缓行遇赦。将要离开监牢的时候，似有恋恋不舍
之意，夜夜与其党徒置酒酣歌达旦。有人叩问杀人之事，解某毫不避讳，一一详叙之，
得意洋洋，口若悬河，似在炫耀自己的本领。
有一巨商，姓赵，往来吴越作盐业丝绸生意，家产无数，因买奴婢事打死人吃了官
司，被关押在监。秋审后，处死的呈文业已批下，不久就要执行。恰在这时，他在西湖
南岸买的一位八姨太香茗来探监，胥吏一见钟情，垂涎欲滴。经周旋，赵某同意将香茗
让与胥吏，换取了自己的性命，狱中待赦。监押期间，赵某与胥吏里外勾结，狼狈为奸，
在狱中经营起了特殊生意，大发不义横财。
数月之后，屈原虽吃了许多皮肉之苦，但对楚之司法系统和监狱中的黑暗腐败现象
却摸得烂熟，《宪令》成竹在胸，于是迫不及待地出狱，不顾遍体伤痕累累，周身筋骨
酸疼，一头扎入书斋，一心扑在制《宪令》上，一气呵成了《宪令》草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