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转身
当大雁北归的1363年春，刘伯温回到应天，朱元璋来不及跟他嘘寒问暖，马上就把一道难题摆在他面前。这道难题，的确有点难度。
制造难题的是张士诚。1363年阴历二月，张士诚突然派他的丞相吕珍进攻安丰城（今安徽寿县）。安丰在当时遍地烽烟的南中国战场上本是个不起眼的小城，却因为走进了两位大人物，所以南中国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它的身上。这两个大人物就是小明王韩林儿和伟大的民族英雄刘福通。
刘福通发起的斩首行动失败后，元政府在察罕帖木儿的疯狂反攻下荡平了韩宋帝国所有地盘。他带着韩林儿退守安丰后，名义上的领土只剩下朱元璋的控制区。
从反元的角度看，刘福通无疑是伟大的，他毫无私心地对元王朝发动灭顶之战。从生存的角度说，他无疑是愚蠢的，他就像一根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当他用所有的部队打击元王朝时，红巾军的分支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都在毫无底线地自我扩张，看上去像是红巾军在扩张。结果，当刘福通在安丰城中黯淡无光凄凄惨惨戚戚之时，正是陈、朱、张等人威风八面、光彩照人之日。
以刘福通的立场来看，最威风八面的人就是张士诚。因为他的部队正在安丰城下猛敲战鼓地攻城。刘福通禁不住想起自己几年前还是气势如虹，所向无敌，想不到风水轮流转的速度如此之快。现在，他被一个从前根本不会正眼相看的张士诚困得一筹莫展。
其实，刘福通太专注于元王朝，他一生中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元王朝身上了，他没太留意这几年张士诚凌厉的发展速度。
张士诚自取得高邮大捷后，名声大振。江浙一带的小股农民武装争先恐后地来投奔他，他和他的大周政权蒸蒸日上。1356年阴历三月，张士诚和他的兵团攻陷平江，改平江为隆平府，就此定都。在一番闪电般的封官拜爵后，他的大周帝国拔地而起。
张士诚马上把在战场上未发挥尽的余热带到和平建设上来。在其控制区内，他下令废除政府施加在农民和盐民身上的苛捐杂税。为了促进农业发展，他多次颁布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政策。这就是他为什么富得流油的原因，他所占据的都是土地肥沃之地，只要政策合理，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在发展教育上，张士诚设立多处学校，为学生提供食宿，为老师提供让人瞠目的薪水。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被张士诚的真情感动，蜂拥而至，后来名闻遐迩的施耐庵、罗贯中当时就在大周帝国白吃白喝过。
每当张士诚只身一人走在隆平府的大街上，踏着湿漉漉的青石板，空气中就传来一声声温馨的问候，这是隆平府的百姓对他发自内心的问候。于是，那湿漉漉的青石板也仿佛有了温暖，升腾着热气，让张士诚的脸上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舒服。
他说：“我是穷苦人出身，深知穷苦人最想要的是什么，只是安居乐业，只是不被过度地骚扰，谁能让他们实现这个微小的理想，谁就是他们心中的圣人。”多年以后，朱元璋统一中国，隆平的百姓还用力怀念张士诚，每年在地藏王菩萨生日时，都会烧一种“狗屎香”。“狗屎”两个字是“九四”的谐音，这足以说明张士诚在隆平的善政，的确是货真价实的。
张士诚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他脑中的那点传统文化，一张纸就能写得下。但正是因为没有受传统文化的侵袭和熏烤，所以他没有任何思想压力，他只是凭良知来做事。比如，中国传统思想希望一个皇帝要节俭，要存天理去人欲，张士诚就很不认可。他曾对刘伯温的同学施耐庵说：“如果我穷得穿不起裤子，非穿绫罗绸缎，那这就是人欲，这很不好。可如果我富得流油，还穿打补丁的裤子，这就是虚伪，矫揉造作，我既然吃得起山珍海味，穿得起绫罗绸缎，为什么不吃，为什么不穿？”
施耐庵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酱缸里泡大的，听了这样的话，惊骇流汗，很快就一惊一乍地跑掉了。施耐庵虽然跑掉了，可他对张士诚的印象极为深刻，后来创作《水浒传》，据说里面的“宋江”的原型就是张士诚。
张士诚在隆平城时，的确有点奢侈。他曾制作连元顺帝看了都要惊骇的龙舟，龙舟一动，水平面凭空上升半尺，龙舟上美女如云，花香四溅，张士诚就在龙舟上和他的将军们划拳喝酒，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
不过这种生活并不是后来朱元璋圈养的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不舍昼夜。张士诚的奢华生活只是他在隆平城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他很多精力还是放在了保家卫国上。比如为了抵御元政府和朱元璋军队的进攻，他把控制区内的重要城池无锡、常熟、湖州等地的城墙加固，特别是在隆平城的城防上，他在加固隆平本城的同时，还在隆平城外围构筑了一道钢铁般的外城。后来，面对像坐了火箭一样飞升的朱元璋，张士诚又在隆平城墙上增置了月城，在月城外面对着应天方向的地方修筑了高台。每当他的宰相向他报告说，今年的国库收入又翻了几番时，他就强压住惊喜，飞快地奔上那座高台，向朱元璋的应天看去，以提醒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不过，他的忧患意识在1356年时纯粹是杞人忧天。这一年，他最大的敌人刘伯温还在处州和石抹宜孙商量如何对付小土匪吴成七；他第二大敌人朱元璋刚攻陷应天，正在消化一口吞掉的诸多城市，无暇对张士诚有任何非分的想法。
但由于朱元璋攻城略地后已经和张士诚接壤，所以起摩擦只是时间问题。1356年阴历六月，朱元璋收编的一支以黄帕包头的黄包军突然向张士诚抛了媚眼。对于这送上门来的军队，朱元璋可能要考虑一下，但张士诚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因为他太有钱，来多少人他都可以养活。黄包军投敌，朱元璋正在忙于与西线的天完帝国作战，不敢和张士诚闹翻，可又不能忍气吞声，于是就给张士诚写了封信。信中说：“你我二人都是反抗蒙元的斗士，现在又成了邻邦，多年以前隗嚣称雄于天水，现在你称王于隆平，你二人可谓旗鼓相当，我很为你高兴。现在咱俩应该睦邻友好，各守己境，这是古人的教导，如果能做到，真是难能可贵。希望你不要头脑发热，做出损害你我友谊的事情来。”
隗嚣是西汉末年的军阀之一，后来投降了刘秀。张士诚的知识量不许他看懂朱元璋的信，所以他叫来手下的那群知识分子。这群知识分子可就炸了窝，先是强压怒火，给张士诚大致解说了下那段历史，然后就咆哮道：“朱秃驴这厮是把他自己当成汉光武帝刘秀了，他想让你认清形势，归降他！”
张士诚像炮仗一样爆了起来，他说：“朱秃子让我认清形势，我看倒是他要认清形势，老子家财万贯，士兵的武器如果用黄金来造，都能武装几万人。他朱秃子的财富就如他当初四处化缘时的头发一样少，怎么就敢说要我认清形势！”
有知识分子借势起哄说：“咱们揍他一顿，让他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
张士诚不是那种靠血性生存的人，所以当他发了一通火后，马上就冷静下来，扣住了朱元璋派来送信的使者，不给朱元璋回半个字。朱元璋望眼欲穿，发现给张士诚的这封信和使者一起都如同进了坟墓，怒火中烧起来。但他也和张士诚一样不是靠冲动生存的人，所以很快也冷静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西边的天完帝国。
人不是机器，不可能永远按照既定程序动下去，我们的情感总会有波动，所以，人会有反常的时候。几天后，一场绵绵细雨降临隆平。雨后的下午，张士诚走在隆平城狭窄潮湿的小巷里，朱元璋的那封信就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扑面打来。他突然就来了股情绪，对身边的人咒骂道：“这巷子太他妈的窄了，喘不过气来，真他妈窝囊。”说完，他就大步流星地回到宫中，召开军事会议。他说：“我要给朱元璋这秃子一点颜色看看。拿他的镇江！”
镇江被朱元璋拿到手才三个月，还没来得及捂热乎。张士诚为什么要打朱元璋的镇江而不是别的城市，可能有如下原因：他的很多知识分子说，镇江那地方早在秦始皇时就传说有天子气，是龙兴之地。这流言搞得秦始皇很不痛快，于是驱赶三千囚徒到镇江，凿断了京岘山山岭，想割断龙脉。但龙脉这玩意和神龙一样，不可能被肉眼看见，如果谁都能看得见，那就不是龙脉了。所以南北朝时，镇江接二连三地出皇帝，有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南朝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南朝梁的开国皇帝萧衍。张士诚曾通过各种渠道得来朱元璋的档案，发现这个秃子虽然生在濠州，可祖籍却是镇江。
这是其一。其二，在朱元璋控制的城市中，镇江离张士诚虽然不是最近的，但通往镇江的路却很好走。因为水路就可直达。那段时间，张士诚庞大的水师刚刚建立，这次出战可以算是练兵，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让张士诚懊丧的是，他的水师还未摸到镇江城的影儿，就在龙潭被朱元璋的大将徐达击溃。据逃回来的水师将领说，没有经过训练的海军是不能出门打架的，如果非要出门，结果只有一个：被暴揍。
当张士诚在气急败坏地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时，朱元璋在应天城的宫殿里来回踱步，龙潭捷报早已传来，他也反常地跳起来，捶着书案说：“我要让张九四知道什么叫攻城！”
1356年阴历九月，朱元璋的将军徐达执行朱元璋的命令，对张士诚的常州发动进攻。张士诚想不到朱元璋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扔了作战计划书，派兵去援救。结果，徐达围常州是假，打援兵是真。张士诚的援兵在徐达谈笑间灰飞烟灭。
从龙潭和常州这两次交锋来看，张士诚兵团显然不是朱元璋兵团的对手。张士诚连败两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急忙向朱元璋请和。张士诚的请和是极不情愿的，还有点取笑朱元璋的意思。他写信给朱元璋说：“我知道你穷，所以我愿意每年给你粟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
朱元璋看到如此丰厚的条件，两眼放光。他以为张士诚是个毫不吝啬的土老帽。在给张士诚的回信中，他说：“你赶紧放了我那位使者，看来你是真有钱！那么每年向我进贡五十万石军粮，我们再谈如何？”
张士诚得到朱元璋的回信后，惊声尖叫。他说：“这朱穷鬼也是见过世面的，居然狮子大开口，看来，用钱砸死他这招并不好用。我需要好好斟酌一下。”
和张士诚相熟的人都知道，他斟酌不出什么好计策来。张士诚的军事智慧少得可怜，他在高邮创造的传奇终其一生，也不过只那一次。所以，当他反复思考如何反击朱元璋时，朱元璋已开始对他采取了重大的军事行动。
1357年阴历二月，朱元璋兵团奇袭张士诚的长兴，一战而下。张士诚派兵反攻，失败。阴历三月，朱元璋兵团再临常州城下，瞬间攻陷。张士诚派兵反攻，又失败。阴历六月，朱元璋兵团又攻陷张士诚的江阴。张士诚没有反攻的兴趣了，江阴一失，张士诚的海军就不敢逆江而上，他几乎出不了隆平城。现在张士诚开始在隆平城里神情沮丧，长吁短叹。
最重的打击还在后面，朱元璋兵团攻陷江阴后，挟胜利的余威猛攻常熟。常熟守将是张士诚的兄弟张士德，此人骁勇善战，又谋略横溢，张士诚在江东的地盘都是他打下来的。他在大周帝国内部是精神支柱，这根精神支柱在常熟战役中倒塌——被徐达生擒。
张士诚几乎要被一系列噩耗击倒，幸好他的丞相吕珍在这寒霜季节送来一颗炭火：吕珍在太湖中活捉了朱元璋的一名海军大将廖永安。朱元璋提出以俘获的张士诚的三千兵将换廖永安一个人。张士诚以为自己得到了上帝赏赐的珍贵礼物，告诉朱元璋，廖永安=三千俘虏+张士德。
朱元璋说：“你这不是做生意的态度。”张士德却对朱元璋说：“我可以劝我兄弟归降你。”朱元璋欣喜若狂，要他写信给张士诚。张士德就以别人看不明白的书写方式给张士诚写了封信。信的内容表面看是要他投降朱元璋，其实字里行间的隐形内容才是他真想说的。张士德说：“朱元璋这人表面上礼贤下士，其实内心根本没有良知，是个毒如蛇蝎的人物。只不过现在还未彻底得势，所以装得像个人一样，他如果真有做皇帝的一天，必然是跟随他的人血流成河之日。你现在如陷入枯井，辗转不得，为今之计，只有一条光明大道，那就是投元，他们必然会对你笑脸相迎！”
张士诚是个不受传统道德观念约束的人，看了张士德的信，又审查了自己的现状，再展望未来，他发现，张士德说得很对！
和元政府的接洽很快就光明正大地展开了，与他谈判的是当时元政府江浙行省的右宰相达识帖睦迩。达识帖睦迩的宰相帽子已是千疮百孔，江浙两地，他的命令所及之处屈指可数。一听说张士诚来降，他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人劝他说，张士诚这人不可信。达识帖睦迩说了句极为凄凉的话：“现在这个时候，谁投降咱们，咱们就必须要认为谁可信。”
张士诚的归降条件很高，他要一顶王爷的帽子。达识帖睦迩婉言劝说：“王爷这顶帽子真不好戴，咱们国家有种族歧视啊。”
张士诚又降低条件，他要位列三公之位。达识帖睦迩又柔声细语地说：“这三公之位都是虚的，你要这玩意做什么。你如果非要，那我可以给你申请，申请的权利我是有的。”接着他话锋一转说，“我有个特别好的位置给你，太尉，掌管天下军队，自然就能掌握你现在的军队。而且，你的人马原封不动，你的兄弟和战友都可以高官厚禄。”
张士诚这次同意了。
张士诚投降元政府，并没有向元政府要一分钱，也未要一兵一卒。其实他只是个元政府的名誉太尉。以物质的角度来看，他还是从前的张士诚。但他为什么要改邪归正，就是因为朱元璋在他西面把他逼得喘不过气来，他投了元，北面当时还是元的势力范围，如此一来，他即使不借助元军的实力，后退也可以从容了。
而元政府毫不犹豫地接纳他，当时的形势固然是一方面，正如达识帖睦迩所说，只要有人投，我们就收，还有一方面是元政府最欣喜的，那就是，张士诚很有钱。
杭州困
一百多年前，有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前，这样写道：“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态度上极为犹豫，也就是说，他们具有软弱性。软弱的性格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资产阶级具备软弱性，是因为他们有财产，他们比无产阶级富有，不愁吃穿，所以没有革命的动力，更没有革命的理由。”
几年后，张士诚被朱元璋击溃，事后诸葛式的人物总结张士诚失败的原因时说，张士诚沉醉在富贵乡中不思进取，一个不思进取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这种对别人的价值判断实在不厚道，甚至有点强奸他人意志的意思。
张士诚拥有南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又因为治理有方，所以家财万贯。人生不过是个过程，张士诚享受的就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物质财富，而且他的确感觉到了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幸福，这就算是正确的人生态度。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张士诚是资产阶级，有软弱性。但你无论如何都找不出张士诚为什么非要有强硬性，为什么非要像朱元璋和陈友谅那样，把千万人置于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才叫强硬，才叫顺应历史潮流。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点相当使人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大一统。乱世中，谁手下有一支像样的军队，传统知识分子就把大一统的观念寄托在谁身上，他如果止步不前，或是后来搞砸了，大家就鸣鼓而破口大骂。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客观地说，张士诚并非是能在沧海横流中显露英雄本色的人。这缘于他的性格，他是个在平静中偶尔会寻求一下刺激的人，他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征战杀伐中去。他当初带着十七个好兄弟造反，不过也是希望过平静的日子，最终他得偿所愿，对他而言，这已足够。
他从来不知道强硬是什么，一直以来，他认为强硬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直到朱元璋的领土和他接壤，他才明白，在这个乱乱的单行道上，你不犯别人，别人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犯你。
当他被朱元璋逼得走投无路，投靠元政府后，这种印象更为深刻，所以他决定用他的强硬来反击。
1358年春天，张士诚向常州发动总攻。这是自他和朱元璋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不过，我们前面说过，他的兵团根本就不是朱元璋兵团的对手，所以这次颇具规模的进攻很快就成为泡影。常州城外血流漂杵，张士诚在隆平城里心情很不好。
第二年的春天，朱元璋对张士诚控制的浙东地区发动总攻，朱元璋兵团势不可当，张士诚节节败退，连丢数座城池，他在隆平城内坐立不安，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实际上在1359年，不仅是朱元璋让他的心灵备受煎熬，还有一个人，也让他担惊受怕。这个人就是方国珍。
两人虽然都为元政府服务，可两人都知道这是虚的，实的是，两人仍然是我行我素。方国珍也具有软弱性，和张士诚不同的是，方国珍的软弱性来自于实力，他最早在南中国起兵，可由于他本人的智慧和意志力，他的地盘始终没有增加。对于方国珍，张士诚有着清晰的认识，这个人首鼠两端，只要能活下去，不择手段，不惧骂名，这是他对人生的态度。
1359年阴历九月，元政府终于第一次向张士诚要军粮。张士诚极不乐意地凑出了十万石军粮，可当他听说元政府命令方国珍运送这些军粮时，他马上反悔了，因为他担心方国珍把军粮据为己有。方国珍也不乐意，因为他担心自己运送军粮时，张士诚会偷袭他的老巢。结果这件事不了了之，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张士诚虽然投靠了元政府，只是在北线暂时安稳了，其他的事情，一切如故。
1359年最后一个月，隆平城中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年，张士诚的心情被即将到来的新年的气味熏得好了起来。他在心里默默祈祷朱元璋不要扫了他这久违的好心情，但朱元璋让他极度失望。一个冬雨绵绵的凌晨，张士诚被人叫醒，报告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朱元璋正在猛攻杭州城。
张士诚大叫一声，破口大骂：“朱秃子不过年吗？让别人过个好年，有这么难吗？”
他不了解朱元璋，朱元璋对地盘比对亲爹都亲，更不会顾及每年都有的春节了。他对杭州城的进攻是把张士诚往绝路上逼。经过一年多对张士诚的蚕食鲸吞，张士诚能拿得出手的城池只有隆平和杭州。杭州一下，他只剩了弹丸之地，那种坐困孤城的凄凉感受，张士诚在高邮时就经历过。
张士诚不想让这种滋味借尸还魂，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元政府寻求支援。元政府正在专心致志地对付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军，让张士诚先等等。张士诚等不了，要派出援军，又担心朱元璋在半路等着他。所以，张士诚只好无可奈何地做了一件事：祈祷杭州城能挺住。
他的祈祷并非是走投无路时的呓语，杭州城的确有这个本钱。杭州城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在南中国射出夺目的光芒，南宋时代一度成为南宋的临时首都，风景优美，繁华璀璨，马可·波罗称它人间的天堂。不过，杭州城也曾遭过灭顶之灾。1341年阴历四月，杭州大火，自东南延至西北，近三十里官民闾舍焚荡其半，总计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15755间，10797户38116人受灾，烧死74人。第二年，杭城还未完全复原，又起大火，共烧毁民舍四万余间，火灾之甚前所未有，数百年浩繁之地，几乎成了垃圾堆。
1352年，天完兵团攻陷杭州，但在元政府军疯狂的反攻下退出。徐寿辉走之前，又给它加了一把火。元政府用了七年时间，使它恢复了精力。1359年，张士诚捡了个便宜，攻陷了它。我们都知道，张士诚喜欢对城池动手脚，得到杭州后，张士诚征民夫二十万沿城开挖护城河，自今天的五林港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阔约67米，遂成一条深不可测的大河。后来又让这二十万人昼夜赶工，加固城墙防御，使杭州城终于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钢铁之城。
1359年春节前夕，朱元璋命徐达进攻杭州城，出军前，他叮嘱徐达：“张士诚对隆平、杭州二城最为在意，所以这是块难啃的骨头。你要尽全力，如果全力进攻都无法攻下，就撤退。”
徐达最近一段时间对进攻张士诚的城池很有兴趣，这缘于他那不断取得的胜利。所以，他认为杭州城是小菜一碟，甚至还有点小遗憾，因为攻陷杭州城后，张士诚像样的城市只有隆平了。
我们看到，自朱元璋占据应天后，“徐达”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奇高，各个战场上都有他活跃的身影。这自然很好理解，优秀的人才，总会散发着永恒的光芒。徐达是朱元璋后来开国功臣群体中最出色的一个，文武全才。他是朱元璋的老乡，也是朱元璋的发小。两个人可谓是光屁股长大的好朋友，朱元璋把羊尾巴塞到石缝里那次，就有他。朱元璋后来投靠郭子仪军，回老家招兵，徐达第一个报了名。世间有一种人，未经任何职业训练，却能在某一领域内施展横溢的才华。徐达从未经过军事家的特殊训练，却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他是看着朱元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因为就是他，在军营中帮助朱元璋谋划，在战场上帮助朱元璋击败各种各样的对手，最终，在把朱元璋抬上一方霸主的椅子上后，他也水涨船高地成为朱元璋兵团名副其实的总司令。
徐达打仗，智勇兼备，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快速地作出正确判断，从而被当时的战友和敌人誉为货真价实的常胜将军。
在和张士诚开战后，徐达就一直冲在最前沿，每次都能旗开得胜。这让他身心愉悦，乐不可支。攻击张士诚的城池让他认为这是世间最妙不可言的事情之一。
所以在推进到杭州城外围，面对那条勉强能望到边的护城河时，徐达没有任何压力，他命令铺架渡河战具，对杭州城的进攻就在徐达成竹在胸的心理作用下开始了。
徐达原本不是个骄傲的人，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兵，他最清楚在战场上看轻敌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攻杭州城的漫不经心，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势在必得。攻杭州前，他就得到可靠情报说，杭州城里虽然富得流油，可杭州人奢侈无度，有什么吃什么，从不存粮。按他的预测，杭州城里的粮食只能支撑一个月。他即使围而不打，一月后，那些养尊处优的市民也会因吃不到美食而大开城门，迎接王师。
那条看上去特别唬人的护城河，很快就被徐达兵团轻易渡过，不过他们渡过护城河后就注定了要在这座城下徒劳无功，直到撤退。
徐达军团的攻势极为凌厉，杭州城如果不是被张士诚翻修过，肯定没有防御的资本。杭州城里的守军英勇抵抗，因为他们义愤填膺。不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春节是小事，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朱元璋太嚣张了，一年以来，朱元璋像蝗虫一样永不满足地蚕食他们。他们要让朱元璋兵团在杭州城汲取一个教训，要让朱元璋终生难忘。
官兵们众志成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的才可以下去歇息半个时辰，如果手还能拉开弓，脚还能踢到敌人爬上来的脸，就必须再上城墙。
这种顽强死守的精神触动了徐达，也让他极为难堪。一个月后，春节过去了，杭州城依然屹立，还姓张。不过也正如徐达所料，杭州城里已经闹起了饥荒。这种饥荒只是纯粹针对杭州市民而言，他们的美食早已吃完，糟糠的价格一日千里地飙升，最后比米要贵出十倍。但杭州人太有钱了，糟糠很快断货。史书记载说，杭州人开始吃油车糠饼。所谓油车糠饼，就是将在碾米过程中剔除出来的废料——皮糠和碎米等——收集混合在一起，经过蒸煮后再用原始的榨油设备榨取糠油，在榨取的过程中受压成型的一块块类似豆饼、菜籽饼状的东西。
这种东西和糟糠不是一个等级，犹如死面疙瘩和包子一样。
杭州城里的普通市民和当兵的都吃这种东西，平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杭州人在关键时刻彰显了人类的本能之一：只要有能吃的，就能活下去。
张士诚在隆平心慌意乱，两个月后，消息传来，杭州城仍然在我们手中，徐达的攻势已明显减弱。但杭州城里十人已饿死六人。要不要救援？
张士诚皱眉，眉毛几乎压到嘴边，咬了咬牙，坚定地说：“不救，他们挺得住！”
他不救得很有道理，因为朱元璋就是希望他出隆平城。朱元璋和张士诚都了解一件事：张士诚不善打野战。
杭州城能挺得住，徐达挺不住了。在围困了三个月后，徐达收效甚微。这是他自参加革命以来打得最虎头蛇尾的一次战役，朱元璋催他撤兵的信件一封接着一封，这位常胜将军的光环沾上了一点尘埃，他唉声叹气地从杭州城撤兵了。
张士诚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回，他在苏州城中大宴三天，庆祝这场保卫战的胜利，虽然胜利的代价太大：徐达撤兵后，杭州城里的人只剩了五分之二，在徐达撤兵的那一天，就因饥饿和疾病死了三千多人。
张士诚突然发现，朱元璋并非是不可战胜的。杭州保卫战的胜利让他三个月来备受摧残的心灵得到慰藉，又让他涌起了一股雄心壮志。徐达才撤兵，张士诚就快速地集结兵力，发动收复河山的举动。这次军事行动，让张士诚收复了太多地盘，包括朱元璋的老家濠州也被他顷刻而下。张士诚又恢复了元气。
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对张士诚进行复仇的反攻，是因为此时，天完帝国的丞相陈友谅正准备和他开战，战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当陈友谅在采石的战舰上向张士诚发来邀请函，一起狠揍朱元璋时，张士诚先是大喜过望，兴奋的热度消失后，他又仔细考虑起这件事的可行性来。
这可以说是张士诚性格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平时看上去足智多谋，脑海里的计策恨不得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可一遇事时，他的智谋就无影无踪，被他自己吞食了。
他前思后想，始终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和陈友谅联合，当陈友谅和朱元璋交火后，他才在边境上集结部队。可还未等他下命令出兵，陈友谅已被朱元璋打残了。
张士诚恨恨地说：“陈友谅真是个窝囊废。”他说陈友谅是窝囊废，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然就不会犹犹豫豫，丧失了和陈友谅夹攻朱元璋的良机。
可能是这次理想的夹攻计划没有实现，也可能是朱元璋正急吼吼地追击陈友谅，而无力对付他。他拍案而起，说：“给我收复长兴。”
长兴离开他的怀抱已有三年，但他始终把长兴当作是自己的孩子。现在，他有机会要回自己的孩子，当然不会放过。
1361年阴历十月，张士诚集结水陆十万人，进攻长兴。长兴守将心惊胆战，一日发数道救急文书给朱元璋。朱元璋正在鲸吞陈友谅，没有多少兵力支援。所以只能派出小股支援部队，而这些支援部队都如肉包子打了狗般有去无回。
张士诚的攻城进展极为缓慢，长兴守军和当初的杭州守军一样，顽强死守。一个月后，朱元璋终于腾出手来，派常胜将军徐达援救长兴。徐达这次是为复仇而来，双方在长兴城外展开血肉横飞的野战，杀声震天，天地为之变色。事实再一次证明，张士诚兵团的野战能力远不如朱元璋兵团，他再一次撤退。在徐达的疯狂追击下，撤退演变成了溃退，留下一万多具尸体后，总算跑回了老家。
张士诚又在隆平城里开始了后背发凉，除了对这次失败的懊恼外，还担心着朱元璋的复仇。不过他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朱元璋在1362年被晦气笼罩，控制区内的两场兵变让他不敢发动任何大的军事行动。
张士诚心平气和地度过了1362年，整整一年。
1362年年末，又是一年春节到来时，元政府通知他，韩宋帝国已走投无路，你成名的机会来了！
小明王，不能救
张士诚能否成名，不取决于刘福通和小明王，而取决于朱元璋。安丰城孤城一个，刘福通接二连三地遭到惨败，军队士气已到谷底，用张士诚的丞相吕珍的话来说，拿安丰，就如站在熟透的苹果树下等苹果一样。前提是，朱元璋不插手。
张士诚大吃一惊，突然就骂吕珍：“你别浑了，朱元璋可是韩宋帝国的吴国公，他怎么可能不救主子？”
吕珍反击道：“蒙元政府还是您的主子，它如果出事，您救不救？”
张士诚哑口无言，他在心里琢磨，如果吕珍这个假设成立，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张士诚假设出来的犹豫，也正是朱元璋在1363年春天时不可回避的犹豫。刘伯温风尘仆仆回来，还未脱下被露水打湿的衣衫，就被朱元璋叫到密室，把这道难题摆在了刘伯温面前。
从刘伯温的角度看，朱元璋和韩宋帝国一点亲情都没有。韩宋帝国没有给过朱元璋任何支持，只有几个空衔。朱元璋发展到今天，全是他单枪匹马闯出来的，和韩宋帝国没有一点关系。所以刘伯温认为，救安丰是策略问题，不是责任问题。
而朱元璋不这样看，他说，当初进郭子仪部队，就是红巾军的一部分，打的是红巾军的旗号。后来他小有所成，占了和州，小明王还封他做了个副元帅。多年以来，如果没有红巾军这个大帽子戴在头上，他朱元璋也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猛。他还说，小明王和刘福通的红巾军在反元斗争中表现最出众，就是从道义上讲，我们也应该出兵相救。
刘伯温大吃一惊，他借着幽暗闪烁的灯光仔细审视朱元璋的表情，他很快就发现，朱元璋这次是认真的。你要知道，朱元璋从来都是只为自己考虑的人。让他为别人考虑，拯救别人一次，简直是太阳西升。
人有情绪反常之时，但刘伯温确信，朱元璋不会反常到去做没有任何利益的事情，唯一的解释就是，朱元璋如果不趋利，那就是在避害。
刘伯温想到这些，就直接问朱元璋：“如果你把小明王解救出来，置于何处？”
刘伯温的意思是，小明王是朱元璋名义上的领导，救他出来，让他继续当皇帝？那不是给自己扣了个紧箍咒吗？如果不让他做皇帝，必然要杀他，那你救他做什么？
朱元璋愣了，因为这个问题的确不好回答，他当然也想过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想过却没有答案，所以才使解救小明王这件事成为一道难题。
他问刘伯温：“先生有什么好计策？”
刘伯温反问：“你说的是小明王被解救出来后的归宿问题？”
朱元璋说：“是啊。”
刘伯温大大地摇头，险些把头摇了下来，说：“这个问题可以不存在的，只要你不救他。”
朱元璋终于说出了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如果不救安丰，张士诚必然攻陷它，到那时候，张士诚的气焰更为嚣张，我们这不是鼓舞张士诚的士气，让他来进攻我们吗？”
刘伯温哑然失笑，说：“张士诚已被我们打得吓破胆了。我们不进攻他，他就在那里烧香拜佛，怎么会来进攻我们？况且，此时的韩宋帝国已不是曾经叱咤风云的韩宋帝国，张士诚就是把小明王和刘福通活捉，塞进囚车里，游遍整个中国，也不会得到任何正能量，我们何必担心这个呢？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朱元璋站了起来，搓着手，坚定地说：“还是要解救，我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明确的理由，但我只是知道我要救出小明王。至于如何安置他，那就如你所说的，走着看吧。”
刘伯温也站起来，有点激动，说：“你不担心陈友谅？据可靠情报，陈友谅正在厉兵秣马，只要我们给他一个机会，他就会冲杀过来。”
朱元璋无动于衷，但说出来的话却极为严厉，毋庸置疑：“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刘伯温叹口气，气息冰冷，说：“你如果真的决定援救安丰，那早点不如迟点。”
朱元璋马上高兴起来，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先生这话，我明白。”
朱元璋理解刘伯温的话中深意的出处是这样的：春秋时期，邢国受到少数民族骑兵的攻击，于是派人到当时的霸主齐桓公那里求救。齐桓公推了饭桌就要出兵，谋士鲍叔牙却拦住他，说：“拯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如果现在出兵，只是解救了邢国；但如果它被灭了，我们再出兵帮它重新建国，那我们就是它的再生父母。两种方法，虽然都能得到邢国的感激，分量却有天壤之别。”
朱元璋虽然知道这段历史，而且也复述得很好，可惜，他理解错了。
刘伯温的意思不是让他在安丰城破后，再去拯救小明王，而是让他延迟出兵时间，希望张士诚能把刘福通干掉。
刘福通在整个革命区内的威望太高，而且在政治的迷宫里从不迷路。他在战友韩山童死后，把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立为韩宋帝国的皇帝，就足以说明他是个懂政治的人。在那时，他的声望足以让他轻松地坐上龙椅，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立了个傀儡韩林儿。这是因为韩山童虽然死了，但在红巾军中，他还活着。刘福通对权力的理解是这样的：要能看得见摸得着，这种权力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不是那些虚无缥缈、没有本质只有形式的龙椅。
他当时掌握着能和元政府分庭抗礼的帝国——韩宋帝国，他拥有一支所向无敌且只属于他自己的兵团。可以说，他在某一时期是全中国权力最大的人，只是因为运气不佳，他失败了。不过，他的斗志和智慧没有失去，关键的是，虽然经历了几次重大打击，他的气魄还在。如果给他机会和时间，他还能在短时间内旱地拔葱，重新光芒四射。
这就是刘伯温所担心的，刘伯温当然指出了朱元璋对他那句话的错误理解，因为朱元璋很快就出兵了。刘伯温相信，朱元璋不会看到活着的刘福通。刘福通在危机面前向来一马当先，张士诚围攻安丰，一旦城陷，刘福通必死无疑。
永别了，韩宋帝国
一场夜雨，把应天城洗刷得整洁干净，阳光从地平线后面散发出温暖的光芒，1363年阴历三月，朱元璋和他的将军们带领兵团主力，奔向安丰。
那场隆平的夜雨到了安丰，就成了雨夹雪。安丰城在那场雨夹雪中已支撑了一个多月。刘福通在第一线，韩林儿在临时的皇宫中坐立不安，连龙冠都懒得戴了。刘福通虽然脸色苍白，但眉宇之间仍然透露出直冲云霄的英气。他站在城墙上，望着下面如蚂蚁般的攻城士兵，感慨万千。这是多么熟悉的场景，就在几年前，他的兵团如一头蛮牛冲进了元政府的瓷器店里，所向披靡。如今，他成了那些心惊胆战、窝窝囊囊的元政府守城部队中的一员。
安丰城下张士诚的丞相吕珍就是另外一种心境。他仰望安丰城，就是在一个月前，他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一个月后会和革命大佬刘福通对阵，而且是如此悬殊的对阵。他对他的将军们说：“安丰城指日可下，捉了刘福通和那个小屁孩韩林儿，我们就名垂青史了。”
他这话倒不是虚言，安丰城的确已摇摇欲坠。它本来就不是个可以固守的城池，城中没有一粒多余的粮食，战争进行到半个月后，城中的士兵和百姓的肚子就开始被束之高阁。但人不能不吃东西，而当时的安丰城中只有两样东西可以被当成食物，第一种是井泥。
所谓井泥，就是井中的泥。井在长时间为人民提供饮水时，也会产生淤泥。如果不勤加以治理，淤泥会越来越多，最后，清凉的井水就成了污浊不能饮的泥塘。
——井泥是不能吃的，周文王早就告诉我们了：井泥不食，下也。就是说，井底的污泥可以吃吗？不可以，因为肮脏，不但没有营养，还会使人得病。
问题是，周文王当时有饭吃，所以，他的忠告对无物可吃的那些人如同浮云。安丰城中的百姓在吃无可吃的情况下，就从井底把井泥捞出来，但这种东西实在难以下咽，于是他们就把刚死不久的人的尸体榨出油来，抹在上面吃。
不过，井泥虽然是再生资源，可它的再生速度异常缓慢。当安丰城中的井泥被吃了个精光后，人们只能选择第二种可以作为食物的东西，那就是人肉。
人类历史上，人吃人的惨剧时有发生。即使在今天，也有野蛮的食人部落。《水浒传》中孙二娘开的饭店，主食就是人肉包子。你翻开中国历史，尤其是乱世史，吃人肉和喘气一样稀松平常。五代时期的很多军阀把人杀掉后，腌制起来当作军粮。唐朝安史之乱时，张巡守睢阳，后来吃无可吃，张巡就把自己的小妾牵出来，杀掉给官兵们吃。
安丰城中的所有井水变得清凉透明时，阵亡不久的士兵尸体就成了他们的食物之一。但安丰城中没有那么多可以阵亡的士兵，所以，据史料说，安丰城的百姓就去挖掘坟墓，把里面还未腐烂的尸体拿出来，用火烤了吃。
因果论告诉我们，这种吃法是要遭天谴的。而且，这种吃法也无法让安丰城幸免于难。当朱元璋兵团抵达安丰城下时，安丰城已经被吕珍攻陷。当吕珍在撒满残肢断骨的安丰城街道上巡视时，他不由大大的惊骇。
这已不是人间的一座城，而是地狱在人间的一个分部。吕珍也是个从死尸堆中爬过来的人，可看到这样的悲惨场景，还是让他心灵受到灼烧。他对已经弃械投降的韩林儿说：“为了你一个人的尊严和骄傲而让人间变成地狱，这代价，你永生永世都无法弥补。”
吕珍说韩林儿因尊严付出的地狱般的代价，韩林儿无法弥补。而很快到来的朱元璋兵团让吕珍付出的代价，吕珍自己也同样永远无法弥补。
吕珍攻陷安丰城后，就给张士诚送去了捷报。张士诚发现平时一向稳健的吕珍只字未提安丰城防御的问题。他大叫不好，派人快马加鞭，去叮嘱吕珍要加紧防卫，因为据可靠消息，朱元璋兵团已接近安丰。
吕珍没有对安丰城的防御工事进行加固，一是他还是抱有幻想，认为朱元璋不会出兵；二是，安丰城经过他一个多月的猛烈攻击，已成了站立着的垃圾堆。短时间内，根本无法重铸防御工事。
就当他在感叹安丰城中的惨状时，朱元璋兵团已抵达安丰城下，一抵达即发动猛攻。吕珍兵团在朱元璋兵团雪崩一样的攻势下，放弃守卫，在城破之前，吕珍狼狈地撤出安丰城。他这次行动正如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如果非要说他得到了什么，那可能就是安丰城那地狱般的景象。能看到这种景象的人，并不多。
朱元璋见到了那位只闻其名却从未见过真身的小明王韩林儿。
韩林儿这段时间受到了太多的惊吓，见到朱元璋时，已吓得说不出话来。这是朱元璋从韩林儿的脸上看到的第一种反应。但当他向韩林儿请安，并述说自己的忠贞不贰时，他又看到韩林儿脸上展露出第二种反应：惊和喜的混合，用他那双独有的忧郁的眼神传递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对他说：“安丰城已不安全，况且经此一战已没有了作为都城的资格，我请您到滁州。”
韩林儿弱弱地问了一句：“我还是我吗？”
朱元璋的嘴角露出狰狞的一笑来，没有说话。
韩林儿离开他那残破不堪的宫殿走出安丰城时，迎面扑来了缕缕红色的雾霭，打湿了他的脸。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把手上淡淡的红，凑到鼻子上闻时，一股血腥味冲了上来。他在心里说，命运可能已经注定了。的确，命运有时候在一个人身上注定很多东西，只不过有人发觉了，有人毫无感觉。当他一只脚迈进滁州城城门时，那个曾经气势如虹的韩宋帝国就已经灰飞烟灭了。人们唯一能记得起它的，也许就是滁州城里被软禁起来的小明王韩林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韩林儿的形象越来越模糊，直到最后化成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至此，我们突然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刘福通哪里去了？
刘福通的死是那个时代无法破解的谜。要叙述这个谜，将是一番剪不断理还乱的考据。有史料记载说，刘福通在安丰保卫战中战死了；也有史料说，刘福通虽然没有战死在安丰城的城墙上，但吕珍破门而入后，他拒绝作任何形式上的投降，被吕珍杀掉了；更有史料说，吕珍根本没来得及杀刘福通，就被朱元璋打跑了。所以，这位革命大佬后来见到了后起之秀朱元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刘福通在朱元璋进安丰城后还活着，他和朱元璋的相会必然是一场大书特书的煮酒论英雄式的相见。不过，任何史料都没有记载这次相见。只有两种可能：一、朱元璋根本就没有见他，或者说，没有给他机会与自己见面长谈；二、刘福通在朱元璋进安丰时已经成了鬼，也就是真的死掉了。
几年后，朱元璋谋杀韩林儿，有的史料中也没有提到刘福通。但有的史料提到了“刘太保”这三个字。至于是不是刘福通，不敢擅作评断。
无论是哪种情况，当朱元璋进入安丰城时，刘福通和韩宋帝国的结局就已注定。他和他的韩宋帝国这支蜡烛燃烧殆尽，已成了人人都漠不关心的残烛，他所留下的只是蜡烛的眼泪凝结成的烛冢。
刘伯温曾在心中说，要小心刘福通。但如果当时朱元璋真的见到了活着的刘福通的话，他应该也不会如刘伯温那样担心。因为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一只没有了利爪和尖嘴的雄鹰，只能做宠物，做展览品。
当朱元璋回到应天城时，对刘伯温轻轻地说：“一切都结束了。”
刘伯温却摇了摇头，说：“才刚开始！”
竖牧耳，奉之何为
刘伯温说才刚刚开始，并非在说小明王。直到朱元璋把小明王放到滁州，又在小明王身边安插上自己的人后，刘伯温才发现，从实际政治上而言，朱元璋比他走得远了许多。刘伯温当初说，把小明王解救出来安置何处，是出于一个谋略家的考虑，而不是政治家。谋略家要算准每一步，每一步都要走得稳妥，不能有半点差池。但他又不能算得太远，因为太遥远的事，过于飘忽不定，谁都无法保证。正所谓，人有千算，天有一算。
以解救小明王这件事来论，刘伯温算计的是，正好趁此机会借张士诚的刀杀掉小明王。因为他只考虑到这点，所以他才问，如果把小明王解救出来安置何处。问这话时他内心的想法其实是不解救。朱元璋站在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是另一番景象：小明王已夕阳西下，无论怎么安置，都不成问题。关键是不能让张士诚得了士气。
这是朱元璋和刘伯温的第一次分歧，两人都没有错。因为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形势自然也就不同。其实，刘伯温不想让朱元璋解救小明王，还有他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是属于刘伯温和他的同道，也就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
1360年，刘伯温到应天献上《时务十八策》后，得到了朱元璋的信赖。自此后，每遇大事，两人就躲进密室中商议。一般事务，则在会议室中和其他人一起商讨。1361年大年初一，朱元璋突然在会议上命人搬来一把椅子，居于中央，他自己则一本正经地坐于偏席，这让初来乍到的刘伯温大惑不解。朱元璋解释说：“这把椅子是给我们韩宋帝国的皇帝小明王准备的，我们每年初一，都要拜他一拜。在他英明的领导下，我们才有今天，大家都要心存感恩。”
刘伯温在众人之中，就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冷笑。他向来是个敢说话的人，遇到和自己心灵抵触的事，总要发泄出来。这一声冷笑把众人笑得莫名其妙，朱元璋就问他为何而笑。刘伯温指着那张椅子说：“放牧的小屁孩，拜他做什么（竖牧耳，奉之何为）！”
朱元璋的脸上就显出极不舒服的表情来，倒不是因为刘伯温对韩林儿不恭，而是因为他朱元璋小时候也是个竖牧。刘伯温可没有指桑骂槐，韩林儿小时候是否放过牛、羊、猪，他没有调查取证过。不过可以用常理推测，当时的小孩如果不读书，那就是要给地主家放牛、羊、猪。
朱元璋在最快的时间里发现刘伯温并没有指桑骂槐，就未置一词。这件事他很快就忘记了，可刘伯温却铭记于心。这缘于他的人生经历，一个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才有这样的想法。
儒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孔子算是可以容纳百川的大度之人，当时他还去向非儒家大师老子请教学问，被老子几句话训了出来。他一点都不生气，还对弟子们说：“这老头虽然不习我等儒术，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高人啊，我真想拜他为师。”这件事，让孔子的弟子们印象深刻，无数年过去后，孔子这种不存门户之见的风度涵养成为弟子们回忆老师的故事之一。
不过，在儒家看来，道教和佛教却是最要命的异端，因为它们是叛乱者的温床。
刘伯温所在的时代，道、佛二教被称为异端，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只有在有人借助它们叛乱时，它们才是异端。如果没有，那这两种学说则是知识分子们最青睐的。刘伯温本人对道家和佛家思想就深有心得。注意，刘伯温青睐的是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而不是道教和佛教。
与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相结合而发动的红巾军，在刘伯温看来就是道教和佛教的杂交产物。白莲教是一个大杂烩的教派，它混合了佛教、明教（摩尼教）、弥勒教等内容，独树一帜，称自己为白莲教。它的核心观念就是弥勒重生思想：佛祖涅盘后，世界成苦海，千难万险即将呈现。等弥勒现世后，则立即成为极乐世界。
刘福通眉批道：佛祖涅盘了几十年，我们在苦海中成长，如今弥勒就要现世，你看我的朋友韩山童相貌奇异，其实他就是弥勒佛下生，明王转世，我们和他一起显灵去。
就这样，刘福通、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叛乱敲响了元王朝的丧钟。
刘伯温说，刘福通这厮是个半吊子白莲教教徒，他根本没搞明白弥勒是怎么回事。弥勒在白莲教的经典文本中，本是佛祖指定的救世主，根本不是革命者。如果刘福通真的是白莲教合格的信徒，他应该这样教导大家：弥勒佛要转世，来救灾避劫，我们信奉他，就能得拯救，不信，就会永远沉沦苦海。
刘伯温切齿痛恨的是，刘福通居然把弥勒佛解释成了革命家，于是才有了红巾军大叛乱。对于以白莲教思想为指导的红巾军，刘伯温是不假思索地给其扣上了“异端”的帽子。因为这种思想和儒家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背道而驰当然也不要紧，可你却用这种邪门歪道的思想叛乱，这就是罪孽深重了。
《郁离子》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轻浮的青年对刘伯温说：“西方有个圣人，神乎其神，可以解世间一切苦，可以解世间一切厄，跟随他，将得永生。我准备去见他，要不要一起？”
刘伯温斩钉截铁地回答：“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我不去。”
由此看来，刘伯温和异端是水火不容的。而红巾军就是水，他自然是火。所以有这样牢不可破的思维定势，刘伯温的心中其实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叛乱！是异端的叛乱，既然是异端，他们就永远不是天命所授。而朱元璋还要拜小明王，就说明他仍然承认自己是异端叛乱的一分子，这是刘伯温最不愿看到的。
他的想法是，让朱元璋从异端小明王的阴影里跳出来，让他成为天命所归的人。虽然还没有天象显示，但他完全可以自己创造天命，兜头罩在朱元璋脑袋上。既然朱元璋已是天命所授的那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身居在异端叛乱的名下，这就是刘伯温当时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然而这种内心最深邃的想法，并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当他说出那句“竖牧耳，奉之何为”时，很多人都大吃一惊。
朱元璋是否明白刘伯温话中深意，没有人知道。可他当时没有反驳刘伯温，并非是出于礼貌，而是他的心弦的确被刘伯温的一句看似鲁莽的话给拨动了。
即使没有刘伯温，朱元璋将来革命的路上也不会再有小明王的身影，但正是因为有了刘伯温，朱元璋心中才有了定见，这一定见，他和刘伯温恐怕从没有说过。当他去解救小明王时，刘伯温劝说的那些话其实都是多余的，可谓是鸡同鸭讲。
因为朱元璋早就把小明王归宿的问题解决了，那就是死路一条，虽然，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