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2日，我在德国慕尼黑做了第二次膝盖手术。
手术全程都是我和姜山两个人在安排。马上就是圣诞节了，医生特意把手术时间选在圣诞节前夕，这样就保证我在圣诞期间能够留在医院，可以按时按点吃病号餐。他告诉我：圣诞期间所有商铺都闭门停业，我若是在那个时候出院，怕是连饭都吃不好。
等到我可以出院时，已经是12月26日了。
我和姜山没有惊动任何人，跟大夫、护士道谢后就离开了医院。姜山拿着大夫开的药方去药房买我要打的消炎针剂，我就在地铁站拄着拐杖等他回来。德国人过节喜欢在家里待着，这时圣诞节已经过去两天了，大小店铺还都关着门，整个城市空空荡荡，大街小巷静谧得可怕。
姜山回来后也说，慕尼黑完全变了个样，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药房开了一个小门，和平时的繁华比起来落差超大。好在我们中国人对圣诞节基本没什么感觉，也不会由此勾起乡愁。他扶着我回到驻地——当时我们住在当地一所体育学校的客房里，我们开始了自力更生的恢复过程。
那套小公寓装备很齐全，有炉有灶，可以自己做饭。姜山听从医生的建议，在圣诞前囤积了好多食物，现在全用上了。我养伤的时候，姜山每天都在厨房里忙着淘米煮饭，炒点青菜什么的。他的厨艺还是说得过去的，至少填饱肚子不成问题。我每天就吃姜山做的爱心午餐、爱心晚餐，看电视、上网打发时间。做过手术的腿还是高高地跷在床头，轻易不敢挪动。
看电视看烦了，就打开电脑上网，和国内的朋友们聊聊天，看看带来的韩剧，日子过得也很开心。身为网球运动员，我平时不是拼命比赛，就是拼命训练，难得过几天不摸球拍的日子，如果不考虑高高挂在床头的右腿传来的疼痛，老实说，这段日子还真是蛮惬意的。
最大的苦恼是打针。圣诞节期间，医生不能给我打针，他教我简单的操作手法，让我自己打。我在医院看医生给我打针，三下两下就完事了，一点儿都不疼，但当自己握着细细的针筒的时候，忽然发现打针这件事还是挺需要勇气的。
姜山自告奋勇说：“我来帮你打！”被我谢绝了。男的总归重手重脚的，我不大信得过他，还是自己打最放心。
但到底该往哪儿打呢？屁股上？自己够不着。大腿和肚子肉都蛮多的，看起来很好打的样子……我捏了捏大腿，又掐了掐肚子，感觉还是肚子上面的肉稍微多一些，那就肚子吧！
没有医生下手利索，我犹犹豫豫地把针头扎进皮肤下，倒也不很疼，擦擦手心的汗，慢慢将药水推进去，拔针！姜山帮我用酒精棉球擦擦针眼——其实这也不难嘛。
我每天给自己打一针，连打5天以后，圣诞假期结束了，医生帮我打了后面的几针。
康复训练是从出院后第四天开始做的，和上次一样，我的腿暂时不能动，就先跟着教练做上身的运动。
手术后，一般要拄拐杖一到两个星期才能自由行走。第一次手术后，我不敢确定自己能否如期恢复，一直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悬着心，精神很不好，这一次就平缓多了。
大夫告诉我：手术后大约要4到6周才能完全恢复，具体视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他认为以我的身体状况，大概需要5周可以恢复。果然5周后我就可以开始训练了，真是料事如神啊。
两次手术做下来，我跟医生的关系渐渐熟稔，我们变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那段时间我差不多每5天去他办公室打一次针，帮我做康复训练的哈纳斯教练有时也会征求他的意见。为了方便我训练，有时我该去打针了，医生不让我过去找他，他亲自拿个小药箱，开20分钟车过来，打完针后他再回去。
2010年，医生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哈纳斯的楼上，这就连那20分钟都不用等了。
有人说德国人古板、傲慢，我没有这种感觉，我甚至觉得“傲慢”可能是中国的某些领导们对德国人的印象，领导们在国内一呼百应，底下人唯唯诺诺地看着领导的脸色行事，但德国人不太会考虑这些，大家既然是合作关系，就会用对待合作伙伴的方式对待你。至少我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德国人都很宽容大度，对异国的朋友和文化也很尊敬。我去见体能教练哈纳斯的时候，我的医生艾瑞克·布朗贝克给我们拍照时还开玩笑说：“今天是我们的中国日！”我从来不是个轻信他人的人，但对这群德国朋友，我一直很放心。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有人说德国人严谨、守时，这点我倒是深有体会。我的医生非常有时间观念，而且极具服务精神。他可以为了患者的病情改动自己的度假计划。那次冰岛火山爆发，我的医生当时正在西班牙度假，本来说好星期一打针，但飞机飞不回来，他就自己租车从西班牙开回慕尼黑来帮我打针。我非常感动，但在他那边，却觉得这很正常，是自己分内的工作。
艾瑞克给我开的针剂确实很有用。我膝盖的问题相当于软骨磨损，磨损严重就会有积液。人的软骨组织一般是平的，但我的膝关节总是在摩擦，软骨就会多出来。最严重的时候，我连厕所都上不了，睡觉时必须要放一个枕头垫在下面，腿完全伸不直。做手术的目的就是把软骨给削平了，但软骨是可以重复生长的，做完手术，它还会继续长。医生告诉我，只要我还在继续运动，膝盖就不可能完全好。
做第三次手术前，我问医生有没有根治的方法，他说想要根治只有两种办法：要么把骨头上面的软骨全部磨光，然后花8个月的时间让它长出来；要么干脆换一种人工软骨，但人工软骨只适合一般人，运动员如果做了替换手术，运动生涯也就随之结束了，目前没有一个运动员可以在做完替换手术后重新回到球场上。
这两个办法我都不敢尝试——替换手术我肯定不能做，8个月的时间我又等不起，最后就还是按照前两次的方法做了第三次手术，不过，这是后话了。
网球比赛大多是在欧洲举办的，因此我一年中有小半年都在慕尼黑住，缩近与医生和教练的距离可以方便我训练、调整状态，更省了从国内到欧洲来回签证的麻烦。我的医生艾瑞克、体能教练哈纳斯都在这里。
自从拥有了自己的团队后，慕尼黑更是我经常来的城市，可以随时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可以保持体能训练。自从第一次手术后基本上5天膝盖就要打一次针，相当于给汽车加机油，这么多年过来了，从刚开始害怕针管到现在可以边打针边聊天真的算是突飞猛进啊，有时候想，我是不是一个靠针管来维持运动生命的人呢？（当然是干净的，违禁药品绝对不会碰，更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体能训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想要保持对抗能力必须要有强壮的体能做保障。体能训练一般都会很枯燥，特别是刚做完手术康复的时候每天重复着同样的计划，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完全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也可以说是跟自己过不去，可是当你看到萎缩的肌肉逐渐变强大，自己的竞技状态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必须要感谢那些冰冷的器械、死板的计划带给你的成效，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自己的坚持是这么的重要。他们是我的固定团队，更像是朋友，我们会一起聚会，一起去享受圣诞集市（christmas market）的节日气氛。
不管我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比赛，我知道他们都会默默地支持我，不管我的成绩好坏，当我回到慕尼黑时他们都会用最温暖的拥抱迎接我，这样就足够了，更感谢他们在我30岁生日这天陪我一起度过！
我的团队其实不大，就这么三四个人。整个班底基本固定在慕尼黑，比赛时只有姜山和治疗师跟着我。我们团队没有新闻发言人，打比赛的时候有赛会医生照顾球员，我也不必把医生带到比赛场去。
虽然团队人不多，但一年下来，各种支出加在一起也得有700万到1?000万。其中包括支付给教练的薪水，教练随行的机票和酒店的开支，成绩好的时候，教练还可以从奖金中拿提成，慕尼黑的体能教练的薪水也算在这里面，体能教练帮我进行冬训的费用是按照课时结算的，这也是一笔支出。
这些支出全部要靠我打球的奖金和品牌的赞助来支付。法网期间，我的团队每天要花费人民币10000元以上。
有时我跟国家队的孩子们聊天，不由得感慨说“你们太舒服了”，其实对年轻队员来说，在国家队挺好的。虽然只能拿奖金的35%，但是不需要投入资金。网球这个项目投入还是很大的，年轻的球员很难负担得起。在国外，年轻球员想要出头，要么家里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要么自己小小年纪就在青少年赛上崭露头角，获得一些公司的支持（就像耐克当年赞助我去美国读网校一样），普通人想凭自己的能力出头，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也是职业网球的残酷性：这是一个凭成绩说话的世界。如果你没有比赛奖金，没有赞助商，你就没有办法支付教练团队的费用，无法获得好的训练条件，最后终将被淘汰。做职业选手，就要做好愿赌服输的心理准备。
我们这一茬球员的处境非常特殊，我们是在举国机制下成长起来的球员，对国家的感情很深。在我年轻时，国家对我的帮助很大，省队付钱给我们请教练，负责我们出国打比赛的差旅支出。因此，“单飞”后我们除了自负盈亏，还要上缴一定比例的收入，我也从不曾有过拖欠，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祖国栽培了你，那你在用成绩回报祖国的同时，缴纳一部分收入也是合理的。我愿意用各种方式回报我的祖国，我希望我的回报可以用于建设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让更多孩子们能够受到良好的体育教育，能够享受到体育带来的乐趣。
能拥有改变以往训练方式的机会，这是我的幸运。
作为一名“老将”，我时常会感到孤独：网球运动本身固有的孤独感——当比赛开始后，你不能与自己的团队交谈，也接触不到对手，大多数时间都要独立拼杀。
此外，还有种族的孤独，在中国，网球项目不算主流项目，强手如林的世界网坛中鲜有黄色面孔的出现，我必须非常努力才能跟上欧美球员的节奏，适应他们的文化。
最后，是年龄的孤独，当初我们一起试点“单飞“的四个人，晏紫已经退役了。彭帅、郑洁还在坚持打。李婷2008年好像没打奥运会就退役了，她比我大两岁多，我们是一起从省队打上来的。和我同年龄层的欧美选手也陆续退役了，30岁的我，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老将”。尽管医生告诉我，由于中途曾经有过两年多的退役求学的经历，就身体的损耗而言，我的身体相比于同年龄运动员有着明显的优势，但当你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新换上来的小将们脸上那种充满稚气的热情时，你仍会怀念过去的时光，怀念和你一起并肩战斗过的队友们。
这种孤独感，让我更加重视自己的小团队。
我的小团队不仅包含了教练、医生和家人，也有赞助商派来的工作人员。多年的交往让我们完全了解彼此，他们在许多时候都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提到赞助品牌，我必须要谈一谈这些年和耐克公司的合作。我十几岁时就接受了这个品牌的赞助，当年去美国上网校的学费也是他们负担的，十几年下来感情很深，跟耐克的工作人员也成了好朋友。
按照合同，我每年要给耐克拍摄两个广告。我的经纪公司也很认可我和耐克的合作，他们给我的定位是“健康、阳光的运动员形象”，我也很喜欢这个定位，和我本人很契合。wta给我拍的“strong is beautiful”和耐克的“用运动改变一切”这两个广告我都很喜欢，这两个广告都是经纪公司为我确定的。
签约经纪公司也是给我带来影响比较大的事。
2008年之前我在国家队，肯定是不可以有自己的经纪公司的。年底改革后，我离开了国家队，许多烦琐事务需要亲自处理，虽然有托马斯鼎力相助，我仍然感到烦不胜烦，这时有几家经纪公司开始主动跟我们接触，我陆续收到了不少邀请。
在这些公司中，img是资历最老、条件最优的，在img旗下，有费德勒、莎娃这样一批世界顶尖球员。我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决定与img签约。
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吧。
签下img，令我的负担大大减轻，也让我们整个团队的工作都迈上了正轨。
首先是把托马斯从订酒店和机票这些琐碎事务中解放了出来。我现在出去打比赛，经纪公司会来找我确定要参加哪几场比赛，需要几间房。然后帮我去预订，接机、送机也可以跟经纪公司说。每年参加哪些比赛基本都是我自己决定，当然，有一些赛事是必须参加的。如果我需要新的教练、治疗师或是助理，也可以向经纪公司咨询，他们会给我一些合理建议。
代言和品牌赞助也由经纪公司来打理，经纪人收到合作方的赞助合同后，会告诉我有一份这样的合同，问我觉得合不合适，2如果合适他们就会再去谈。
如果有活动，经纪人也会先给我发邮件，介绍相关活动的内容，然后根据我的意思决定是否出席。他们只提供服务，并不能强制我参加活动。赞助商每年安排的活动一般不会超过两次，时间上也会避开赛季，根据球员的日程表来安排。这些条款都会在合同里明文标注，经纪公司会替我把关。
这样一来，我基本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比赛日程表可以提前一年左右订好，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都已经规划好，我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比赛时间调整状态。一场赛事结束后，我能够自己舒缓一下，在家里清净几天。只要条件允许，我还是尽量回到武汉去。那里有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有些是体校的同学，有些是运动队的队友，大家一起看看电影，泡泡吧，吃饭聊天。朋友们对我的看法不会因为我职业生涯的顺利与否而改变，在他们心里，我一直没有变。
除了比赛，我都是自己给自己挑衣服，我没有造型师。我是运动员，不是走时尚偶像路线的，关键时刻还是要靠成绩来说话的。我不想在形象问题上花太多精力。我对奢侈品不是很迷恋，买衣服经常把大牌和自己从小店淘来的宝贝搭配在一起，并为自己的创意扬扬自得。我也不大爱化妆，化完还得卸，多麻烦。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万一不小心摸一下脸，把妆摸花了，还得去补妆，太麻烦了。
有时候参加party或者出席一些重要场合，大家都精心装扮自己，你总不好穿双运动鞋到场，我只好请姜山开车把我送到门口，我在车里换好鞋，再充满自信地、美美地走进去。到签到簿上签个名，自己再溜达出来，假装很悠闲地摸到停车场，跳上车赶紧换鞋。
有一次穿高跟鞋参加party，坐车过去，但得走回来。那段路程平时大概得走10分钟，穿高跟鞋，至少要多花一倍时间，而且还是上坡。当时唯一的想法是赶紧把鞋脱了扔了。但还必须强忍着，因为一路上不停遇到其他的运动员去得晚，我觉得穿那么漂亮，走路如果不好看会很丢人，就还强忍着痛楚走得特挺。那天我一走进房门就赶紧将鞋子甩了下去，太疼了！
我现在尽量买那种跟特别低的鞋子来应付一些场面上的活动。偶尔也会买高跟的鞋，但也只是欣赏设计师的匠心，多半不会穿出来。
有一次我穿着同一件休闲服上了两回镜，经纪公司马上让我注意形象——“网友们已经发现这件衣服你穿了两次！”
哎呀，一件衣服穿两次又不会死人。
我和经纪公司的人说：我又不是影视明星，他们对我的要求也太高了。一件休闲服，又不是赛场上的运动服，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花了挺多钱买的衣服，只穿一次，我有点接受不了。我只是个运动员，大家喜欢我不是因为我天天换衣服。不过，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一个设计师帮我处理这件事——穿过的衣服可以卖掉，然后把钱捐出去，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球迷们也会开心。我觉得这个办法还不错。
作为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你每天都要在网上申报你所在的位置，因为随时可能会被要求进行飞行药检，仅2010年我就进行了25——30次的尿检。频繁的检查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烦，但它保证了这项运动的清白不被玷污。按照国际网协的规定，如果我今天在慕尼黑，突然有事要回国内，第二天却没有在网上把我的位置改成中国，恰好第二天有关部门来慕尼黑没有找到我，这会被看成一次蓄意的逃脱。这样的错误发生三次后，球员就必须无条件停赛一年。所以球员每天都要在网上申报自己在哪里，每天至少登录一次。
有球员抗议说我们现在完全没有自由，没有隐私。因为在网上申报后，负责尿检的itf国际组织会知道你这个人在哪里。包括休假时也要填表，为方便他们每天随时进行飞行检查。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遵从这项制度。在打四大公开赛时，不仅要频频尿检，还要进行血检。程序设计得十分严密。2011年我在澳网进入决赛时发现，四大公开赛只要进前八都会进行血检。
我现在是把我的所在地址发给经纪公司，由经纪公司去帮我做这件事情，如果我改地址，必须提前通知经纪公司。以前在国家队的时候，是由国家队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代理这些事情的。
有时参加公开赛或者大比赛，耐克中国就派石玲来陪着我，这算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体育圈与文艺圈不同，经纪人的影响力要小一些，而且主要以服务运动员为主，运动员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比赛上。
一般比赛结束后，照例会有新闻发布会，wta的一名官员会来陪着运动员参加新闻发布会。之后，我就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因为该说的话已经在会上说完了。经常跑网球的记者都知道我的性格，也不会贸然来访。有时会有人发短信到我手机上，我一般会将经纪人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让他们与经纪人联系，然后由经纪人安排。这样可能让媒体的朋友工作不大方便，但我也是被情势所迫，作为一个运动员，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或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我只想专心地训练、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