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我正在翻译这本书，传来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病逝于巴黎的消息。
仿佛能够自主选择似的，波伏瓦在萨特离世几乎整整六年的那一时刻，同她梦魂萦绕的人相会去了。而这提前的一天也许正反映出她那迫不及待的心情。
这是怎样的一对人生伴侣！我的心情无法言说，只是更加埋头翻译，很快译完了全书。这样，我的工作就不仅仅是对萨特一个人的纪念，更包含着为这一对世界文坛上绝无仅有、充满传奇色彩的终身伴侣的祝福，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何况这书本来就是他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合作的结晶。
（一）
到了70年代，也就是萨特六十五岁以后，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由于动脉狭窄、脑血栓和糖尿病而导致中风、昏睡、健忘、思维紊乱、产生幻觉和视力急剧减退等症状。
1974年6月，萨特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他不再昏昏欲睡，健忘和幻觉症状也很少发生。或许是感受到死亡阴影的迫近，他想写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对自己的一生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也算是给世人留下一份遗嘱和交代。但这时他的眼睛近乎完全失明，完全丧失了写作能力。
波伏瓦注意到这一情况，而且注意到她同萨特的谈话已经恢复到以前他们经常进行的那种水平。为了实现萨特的愿望，她建议，在假期中用磁带录下他们的谈话，而谈话的内容就是萨特想写的那本自传性质的书。萨特十分赞同这个方法，并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睛说，“这样正好弥补这个！”
谈话的时间是这一年的8月和9月，地点先是在罗马，然后在巴黎。谈话围绕萨特一生的各个方面，按不同的主题分成若干次进行。萨特去世后，波伏瓦根据录音对这个谈话作了整理，使它有一个适于阅读的形式，同时又尽可能地保留它的自然色彩。这就是本书第二部分也就是主要部分的内容。（篇幅约占全书四分之三）本书第一部分是波伏瓦关于萨特最后十年生活的回忆录。这是她在萨特逝世后根据自己的日记和搜集的其它许多材料写作而成的。
在20世纪的法国作家中，波伏瓦称得上首屈一指的写回忆录的高手，她写得既多又好。这个名为“向萨特告别”的回忆录是她的封笔之作。本来在完成tout compet fait（1972年）一书后她就打算结束自己的回忆录写作生涯；只是萨特逝世后，她那一缕深切的怀念之情终不能自已，于是饱蘸着不尽的情思写下这最后一部传世之作。
她以前的回忆录作品，儿乎每一部都有反映萨特生活情况的内容，但毕竟是自传性质的，以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主。而这部回忆录，正如她在书的开头所说，是她的第一本、无疑也是最后一本在付印前没有让萨特读到的书；而它是整个地献给萨特的，全都是关于萨特的，她在书中尽可能地少谈自己。这个回忆录完全可以看成是关于萨特的传记。
该书出版后，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萨特逝世后出版的关于萨特的最有价值的一部书。
萨特只写过一本自传《词语》，时间到他十岁、母亲再婚前的童年生活为止。萨特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恋，不喜欢过多地回忆，他不像波伏瓦那样留给我们很多自传作品。这对于那些想了解他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个缺憾得以弥补。它完全可以看作《词语》的一个续集，是萨特的口述自传，另外再加上波伏瓦关于他最后十年生活的传记，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萨特一生接受的采访和谈话不计其数。他的谈话是很有特点的。生动、活跃、风趣，闻其声如见其人；对人生的深层体验结合着精辟的哲理分析，时时闪现着睿智的光芒。
萨特此时年近七十，到了我们中国人说的“从心所欲”的年龄。他的这个谈话比以前更加坦率、直白，不加任何掩饰，达到“赤条条来去无挂牵”的境界，使我们得以直窥他的内心世界和了解许多甚至属于他个人隐秘的东西。
更难能可贵的是有波伏瓦同他对话。萨特说过，波伏瓦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达到与他同等的水平，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她对过去经历的准确切致的记忆，恰好可以弥补萨特忽略或遗忘过去事实的不足；她适时地启发、引导和提示，使萨特能够克服疲劳、年老带来的迟钝，很快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俩共同创造，言此及彼，心有灵犀，意领神会，这就使得这个长篇谈话不但保持了萨特的一贯风格，而且可以说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发挥。
在这个“向萨特告别”的回忆录中，波伏瓦逐年逐月记述了萨特最后十年的生活情况：他经历的各种重大事件，他的日常生活起居，他的写作，他的度假，他同女人的交往，特别是，他的病情以及他与病魔和命运的抗争。由于作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时时插有带说明性质的追忆和分析议论，这种准确细致的叙述并没有给人以流水帐的感觉；这最后十年的情况成了一个集中的发散点，辐射着萨特的整个一生。
这个回忆录保持了波伏瓦的一贯风格，记载事件准确明晰，详略得当；勾勒人物简洁有致，生动传神；描绘景色明丽如画，使人如临其境。而她对萨特的深厚感情流动贯穿于全部文字之中，悱恻缠绵，体贴入微，感人的力量更甚于以前的作品。
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记述的都是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对萨特熟悉和了解的程度再无第二人可比，她对各种事件的记述尽可能做到真实客观，哪怕是对于她不喜欢的人，如彼埃尔·维克多和萨特的养女阿莱特·艾卡姆，她也如实记下他们同萨特的密切交往和萨特对他们的重视，这样，她的这个回忆录作为史料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她那明快、清新、生动、细腻的笔触，使这个回忆录具有很高的美文价值。而她那思想家的深邃眼光和丰富的生活体验，又给我们许多人生真理的启迪，引发我们联想和思索。
无论是这个长篇谈话还是这个回忆录，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仅仅涉及那些大家都知道的重大事件，更多地是谈论和记述了萨特的日常生活，对于那些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情则有更详细的解说。
这就使得本书在凸现萨特个性方面大大胜过许多根据间接材料和印象为萨特立传者。本书给了我们“这一个”萨特，一个本真的、自然的、未加任何雕琢和修饰的萨特；他当然有其伟大和过人之处，但在许多地方，他跟我们一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他的喜怒哀乐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由于这种对一个人的亲和性和可理解性，那些读过本书译稿的朋友说，这书让人读起来很舒服，感到是一种享受；他们很喜欢它那种朴实、清新、自然的风格和笔调。我想，如果他们能够去读原文，将会更加喜欢这本书。虽然我已竭尽己能来体现这种风格，恐怕译文还是不足以充分表达原作这种特有的韵味。
在翻译也就是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一个活生生的萨特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不再只是一个有着“存在主义者”称号的抽象标签的人，由于声名太著而罩在他头上的种种神秘光圈也消失殆尽，人们根据一知半解、或毁或誉而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误会、曲解和相互矛盾的说法也得到澄清和辨正。通过这部传记，我们可以准确明晰地勾画出萨特的总体形象来。
（二）
谈到萨特，人们通常的印象是，他主要是一个哲学家，他的文学作品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图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由于早年的经历，萨特从小就立下当作家的志向，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生的事业和生命的意义之所在。此志终生不渝。哲学是后来才进入他的生活的，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他只是把哲学看作为文学创作服务的工具和方法。他不认为自己在哲学方面会有什么建树，也没有用哲学著作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欲望。最后他还是成了哲学的创作者，他说，这是一件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的事情。
他对于文学和哲学这两者的写作态度截然不同。写起哲学著作来他几乎从不打草稿，文不加点，一气呵成。为了加快写作速度，他服用兴奋剂。他认为哲学写作没有什么风格问题，词语都是单义的，只要意思明晰就行了。而他的文学创作是精雕细刻，每写几行都要留下很大一片空白，作反复修改，往往要改七八遍。在写文学作品时他从不服用兴奋剂，认为这会严重影响他的写作水平。
偶然性是萨特的一个主要观念，他认为它对于当代人的意义就像命运对于古希腊人那样重要。这一思想的发现并不是来自任何一本哲学书籍，而是源于他对生活的体验。这个发现本身也是偶然的，来自一次他从电影院出来时突然产生的感受。萨特没有用哲学形式来反映他这一重要发现，而是在小说《恶心》中痛快淋漓地表达了这一世界真理。萨特不把自己看作一个以构思体系为目的的哲学家，而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孤独者，一个发现了别人未能发现的世界真理的孤独者，而这个真理只能用美的形式即文学来表达。
萨特晚年视力严重衰退，失去文学创作的能力。尽管此时他还可以通过讨论和口述同别人合写哲学方面的书，还可以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他却感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生存的理由。总之，文学写作在他那里始终具有与生命同一的意义。
虽然萨特不很看重自己的哲学写作，他在这一领域的实际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任何一本研究20世纪西方哲学的书都不可能不用相当的篇幅来谈论萨特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而他的另一巨著《辩证理性批判》以人学辩证法为结构框架，以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为血肉，构筑出一门崭新的人文学科——人学，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基本观点，却不能无视他作为开拓者的存在。萨特在文学上的成就同样是巨大的。一部《恶心》就足以让他在法国小说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他的自传《词语》更是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动因。他的戏剧上演时几乎个个引起轰动，取得极大成功。他的“境况剧”在西方戏剧史上独树一帜。除了可以明确划分为文学和哲学的作品外，萨特还有更多的作品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他称之为随笔性质的东西。这些作品似乎更能反映萨特独特的写作个性。这包括他的几篇重要的传记《圣·热内》、《家庭的白痴》和十大本《境况》文集，其中有着他对政治、文学、艺术各方面的评论，他说这是他的非哲学的作品中最接近哲学的部分，是对当代人和事的批判性的反思。
经过二次大战，萨特思想有一巨大变化。他对文学的价值已经有所洞穿。但他仍然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只是在风格上，已由精雕细刻转为朴实自然；在意义的追寻上，由“不朽”到“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这是他在后期主要写作随笔文章的原因。
像萨特这样在文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众多领域都有重大建树的人是不多见的。在法兰西历史上，也许只有卢梭、伏尔泰等数人可以与之媲美。有人把萨特称为法国文化的埃菲尔铁塔；我想，这个比喻是恰当的。
萨特不但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在艺术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对此人们知道得较少。他一生喜好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从古典名曲到现代大家的曲子他都很喜欢。他自己还作过一部奏鸣曲。音乐在萨特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一种娱乐，又是文化修养的一个主要成分。他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在音乐上面；晚年双目失明以后，花在音乐上的时间就更多了。这种爱好对于他在文学方面陶冶情操、追求意境、丰富想象显然大有好处。他在小说《恶心》中反复写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听唱片的情景，一个黑人女歌手唱着“在这些日子里，亲爱的，你会想念我……”最后小说仍以这一情景结束，给人以无穷的回味。萨特对于绘画和雕塑也有很大的兴趣，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他写了不少绘画方面的研究文章。萨特同现代画家、雕塑家贾科米泰是很好的朋友，他对后者的作品有颇深的研究。他还深入研究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重要画家丁多列托，这个富于想象的大画家的作品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因为“想象”一直是萨特着意探讨的主题。萨特为他写了一本书。萨特虽然十分喜好音乐，但他几乎从未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而对他同样喜好的绘画艺术，他却常有研究心得问世。这是因为，在萨特看来，音乐与产生它的那一时代和社会的关系是遥远和间接的，使人难于理解。而绘画真正是一种社会的想象，几乎是一种社会的放射，所以他能较好把握它。
萨特一生博览群书，勤奋写作。但他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埋头书斋的书呆子。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兴趣，喜欢到处走走，到处看看。旅行是他特别喜欢的度假方式。
萨特自小就盼望着到世界各地旅行，那是受一种冒险精神的驱动。他认为人生就是一系列的冒险。他年轻时经济并不宽裕，仍然省吃俭用攒下钱来旅行。这时旅行对他主要有一种文化的意义。他可以了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风土人情习俗。二次大战后他已成名，他的旅行又多了一层政治色彩的含义。他一生去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也到过中国。
萨特对于旅行的态度很有特点：他不是把许多时间花来到处走动，观看所有的景观，而是让自己沉浸在一种气氛中，比如说什么都不做，坐在广场上吸烟斗。在旅行中他想做的是对当地总体性的东西有所把握。
萨特给人的印象是很自负，很狂傲的。他从小就有一种天才感。年轻时在中学、在巴黎高师，他和好友尼赞以超人自居，不屑与众人往来。但萨特还有另外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这就是一种充分的平等精神。这也是他从小就有的，源于外祖父共和主义政治态度的影响。这两种看似矛盾和对立的观念在萨特那里得到和谐的统一。他既以自身的独特价值而自豪，又承认大众平等，人人都有同样的价值。
他的优越感和自负精神使他在向文学巅峰攀登时没有心理障碍，敢于同任何名家一比高低。而他的平等精神又使这种优越感保持在民主的范围内，不致产生等级观念。实际上萨特一生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等）都是深恶痛绝的。他在实际与人相处时，从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萨特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拒绝曾经轰动一时。也许他是唯一的一个自愿拒绝诺贝尔奖金的人。萨特还有一些对于荣誉的拒绝不太为人所知，如二次大战后他对于政府授予的荣誉勋位的拒绝。萨特几乎对一切荣誉和名声都持厌恶的态度。战后他声名鹊起，在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时听众蜂拥如潮，女人们被挤昏在地，但他并不喜欢这种场面，他认为这些人并不真正理解他。
萨特是一个真正勘破了世俗荣誉和名声的人。他认为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他的天才感使他不屑于接受这种世俗的荣誉，他认为授奖者并无这种资格，接受了就是贬低了自己。他的平等观念也使他拒绝这种荣誉，因为这种奖励体现了一种等级制。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看重读者对自己作品的反应，但这与某种奖励是两回事情。他认为给作家排名次、分等级是非常没有意义的作法。常有人说萨特总是意在博得公众的注意，甚至还有说他在拒绝诺贝尔奖多年以后，又想重新得到这一笔钱，这全都是无稽之谈。
“他人就是地狱”也许是萨特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了。由于这句名言，也由于他在《恶心》等作品中塑造的“孤独者”的形象，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个离群索居、郁郁寡欢、与他人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实际上的萨特并非如此。他的确很孤独，但那是指的精神生活。在实际生活中，他是很愿意与人交往的。
萨特与男人的关系和他与女人的关系有根本的不同。总的来说，他同男人的关系缺乏一种深层次的友谊。这种关系较为冷淡，大都不能持久，最后以疏远和绝交而告终。如对加缨、热内、贾科米泰等都是这样。
萨特在同男性交往时本能地感受到一种潜在的敌意。这也许与他童年时的经历有关。他自小就同女性接触得较多，根喜欢她们，交往起来轻松自如；而他几乎没有小男孩作为玩伴，也很讨厌成年男性，母亲的再婚和对继父的隔阂更加强了这一情结，他甚至不希望自己长大成男人。
基于这种感受，他在同男性打交道时很不喜欢求人帮助，哪怕是像问路这样的小事他也不愿求人。他觉得这样就使自己产生了一种依赖性。他不希望依赖于任何人。但是当有人求他帮忙时，他却一改这种生硬拒绝的态度，乐于助人，显得热情可亲。因为这时那种敌意感消除了，他觉得自己正在得到承认。
萨特不愿人们对他过于信任，把属于自己隐私的东西告诉他，这使他感到厌烦。他觉得自己在被迫扮演一个大师的角色，不得不对门徒提出忠告。这样就使得他们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萨特从小不喜欢上流社会的交际，他也从未成为其中的一员，本来按其社会影响他是完全可以跻身其间的。
萨特同女人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他可以同一个他喜爱的女性闲话终日而毫无倦意，第二天还可以接着再谈。而他同男性朋友一淡完正经事就准备立即结束谈话，不可能有这种情绪和气氛。
在萨特看来，一种正常的生活就意味着同女人的连续不断的关系。他认为自己在抽象的理解力方面是发展了，但这是片面的，缺乏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感受性，而女人正好可以给他这个，弥补他的不足，使他变得正常。
萨特一生中有过许多女人。他从小就立志当一个作家，而一个作家应该有许多恋爱事件，他就是这样来设计自己同女人的交往的。
萨特少年时曾被一个他喜欢的女孩骂为“丑八怪”，这显然给他很大的打击。尽管后来他知道他的“丑陋”不仅不会影响同女人的关系，似乎还变为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他还是只愿意同漂亮的女性或者至少具有一定魅力的女性交往。因为对方的美可以使他的丑得到某种平衡，不至于使他们成为太显眼的一对。
由于受到母亲和外祖父的过度宠爱、哄弄和亲吻，由此产生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同时作为对自己矮小身体的一种心理补偿，萨特从小就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对于活动性的强调而忽略感受性和被动性。这对于他的性生活有根大影响。
萨特在同女人的性接触中从未意识到自己是爱抚和被动的对象，而只有活动性的感受。这样，他和对方的关系就不是相互的，从而导致一种带有虐待狂的接触。虽然实际上他认为男女之间是平等的，但在性活动中又取消了同女人平等的感觉，使自己处于支配的地位。
在了解萨特这一特性后，我们再去看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就不会诧异他为什么会花一整卷的篇幅来探讨身体、性爱、情欲、受虐狂、虐待狂的问题。他的哲学本来就是来自他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
萨特的这种感受特性使他成为一个工作狂。他从来不会放松自己，甚至看到别人放松（如打哈欠、伸懒腰）也心里不舒服。工作时他总是坐在硬椅子上，从来不坐有扶手的安乐椅，也从不躺着看书。他平时走路做事总是快速有力的。为了提高写作速度，他大量服用兴奋剂，使自己不断处于紧张状态，毫不吝惜自己的身体。例如他在写《辩证理性批判》的整个期间都服用兴奋剂，每天要写十页左右。波伏瓦回忆说，那气势，那速度，使她觉得是在看一场运动会上的绝技表演。萨特写作时简直就是在玩命。当发现自己大脑空空，没有工作欲望时，他有一种十分焦虑甚至羞耻的强烈感受，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只有生病才给他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机会。
萨特这种无视身体健康的做法终于使他在晚年饱受疾病折磨之苦。萨特的病情和他与病魔抗争的情况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占有很大的分量。而萨持最后十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正是他对病魔和命运的态度。
写作是他的生命，偏偏他的眼睛失明使他最终丧失写作能力；他一生最不愿意的事情是依赖于人，现在因病却不得不靠他人的帮助；他特别爱清洁，在涉及自己生理功能时很内向，现在却屡屡出现小便失禁的症状。一次次的疾病打击萨特都经受了。他苦恼过，沮丧过，最后以克制、达观、坚强和安详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新境况。但这种宁静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精神感受呢？波伏瓦说，不但她回答不出来，就是萨特自己恐怕也无法搞得很清楚。萨特面临的是人生存的边缘状态。
萨特晚年还有一件担心的事情就是钱的问题。由于从小受外祖父情况的影响（在他看来，外祖父的工作就是请学生吃饭），萨特从来没有搞清楚过他的工作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他并不认为那些给他的钱是他的工作应得的，例如从国外突然寄来的一大笔版税。他对于金钱有着一种超然的态度，就像对待世俗的荣誉一样。他从来不存钱，有了就花掉。而且不仅是自己花，也为别人花。
战后他有了大笔的钱，接收入他应该属于富人阶层。但他对于金钱的态度丝毫没有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他仍然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他住公寓，没有小别墅，没有小汽车。按他的收入情况他完全可以享受这些。他的收入的六分之五都给了别人，给了那些他认为需要这钱的人。他老是觉得钱不够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筹钱。当有人问他是否想用自己的钱炒股票或做生意时，他感到十分惊诧，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个念头。萨特确实是完全投身在精神世界中遨游，完全不在意现实的物质享受。
在日常生活中，萨特给起小费来也是特别慷慨的，他的同事把这当作笑柄。这也是他同他人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他不喜欢要人帮忙，但又无法拒绝侍者等人的服务，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来予以还报，表示不欠对方的什么。虽然他对别人慷慨大方，反过来，他从来不丁惯向不太熟悉的人借钱，甚至为这还跟波伏瓦吵过架。正像不愿意向陌生人问路一样，他觉得这样做就会欠别人的情。
童年的生活给了萨特两大深切感受，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一生。
一是对偶然性的感受，一是对自由的感受。这两种感受又总是交织在一起。萨特自幼丧父，从来没有感受过父亲的权威；外祖父和母亲对他宠爱有加。没有任何人来强迫命令他，这给了他一种充分的自由感。在他看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这种无人管束又给他一种无人作主的不安定感，而且寄人篱下的生活又使他觉得自己“无根”和生存的偶然性。
人生存的偶然性和人的自由是他终生思考的主题。人是一个偶然的存在，而人的活动又是对这种偶然性的不断超越。人自身就是一个永不能解决又永远在解决之中的矛盾。在自由的问题上，萨特强调了人选择的自主性和他应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萨特在他的文学和哲学作品中阐发了这些基本思想。
萨特的自由观有一个演变过程。二战前他感受到的自由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由，这个孤独的人似乎同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关系。战争使他体验到集体、社会和境况的力量。他认识到个体自由的问题必须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才有现实的答案。几十年来，他一直试图在自由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种结合的方式。
萨特这种思想的转变使他在后期较多地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在各种重大事件中明确表达自己往往是很独特的态度。如在1959年他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而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煽动起来的法国人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有人高喊“杀死萨特”；法国政府还打算对他提出起诉；还有人往他的住处扔塑料炸弹。但萨特的立场丝毫不为所动。
由于萨特晚年有较多的时间花在社会政治活动上，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活动家的兴趣大大超过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兴趣。实际上，在萨特看来，这只是他作家生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起步的青年时代，一个硕果累累的中年时代，和一个以自己的影响介入政治的老年时代。
即使在1968年以后，大量投入政治活动之时，他也没有放弃写作。他同时在紧张地写他的最后一部巨著《家庭的白痴》。他的政治朋友要求他放弃这本书的写作，去改写一部关于平民的或反映革命的小说，他坚决拒绝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听命于任何人。
萨特热心于社会政治活动，但不是一个政客，不是像有的人猜测的那样，是想在政治上捞好处。他从未想到过要实际投身政界，更不想当议员什么的。他对于政治毋宁说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批判态度。同时他的态度又是大众的、平民的。他把自己当作他们之中的一分子并代表他们说话。这也是他死后巴黎有五六万市民自发为他送葬的原因。
萨特对于时间的观念也是很独特的。从十岁上学开始，他就有了把时间划分为两部分的习惯：九个月的工作时间和三个月的度假时间。即使后来脱离学校生活他仍然习惯干这样来划分时间。很有意思的是，虽然他从不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他对于时间的关系却不是那样紧张。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度假期，他都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安闲以待。
萨特几乎没有过去的观念。他不喜欢单纯地回忆过去，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恋。他只注重当下现在。他说，当他回忆过去时，有四分之三是编造的。所以他说他的自传《词语》并不比他的小说《自由之路》更能反映真实的他，因为《词语》实际上也是小说，是他自以为真的小说。
他不怕否定自己的过去，在他看来，过去的他已成为另一个人。对于自己已完成的作品，他从不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总是把希望放在正在写的这一部。一旦他感到写的东西已时过境迁，当下还有更现实的活题，他就毫不犹豫地把前者放弃掉。这也是他有许多作品未完成的原因。
他的这种时间观使他从不感到自己年老。他认为一个人是没有经验的，不会变老。那种认为事件和经验的缓慢积累会逐渐形成一个人的看法，只是19世纪后期经验主义的神话。只要他的身体还能起作用，他感觉自己七十岁时还跟三十岁一个样。他显得比同龄人充满青春活力得多。
回顾一生，萨特对自己是满意的。他对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不后悔。
他认为自己有过一段好时光，即从三十岁到六十五岁。在这段时间他抓性了自己，能够很好地运用自己的自由去做想做的事情。他写作，这是他一生中最根本的东西。他觉得自己已经获得的要比他原先想象和要求的多。他原以为自己只有很小的一群读者，一群挑选出来的人，而实际上他现在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有影响。
萨特谈到死亡。他不惧伯死亡。它虽然同他作为文化的整个生活是对立的，但说到底这是向自然的回归并肯定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人既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又是一个失败的成功者。用萨特更喜欢的话说，人既是一个赢了的输家，又是一个输了的赢家。
萨特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这在具有深厚天主教传统的法国，是被视为异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这种思想从小就有，一生未变，并随着他的哲学观念的形成而巩固。萨特把自己的一切都归之于人——他和别的人——活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上帝只是一种预制的人的形象，说到底，它不过是一种人同自我的关系，是一种不真实的因而应该受到抑制的关系。
萨特在自传《词语》结尾处总结自己说，他赤手空拳，身无分文，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用工作和信念来拯救自己。这种纯粹的选择并没有使他凌驾于他人之上。一无装备，二无工具，他全心全意投入使之获救的事业。如果把那些不切实际的救世观念束之高阁，还剩下什么呢？一个完整的人，他由所有的人造成，具有他们的所有价值，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跟他相当的。当我们读完摆在面前的这部书，掩卷回顾萨特的一生，应该更能深刻领会他说这些话的意思。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他总结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的话来概括他：他是一个“单个普遍的存在”。
（三）
波伏瓦在回忆录前言中说，她尽可能地少谈自己，她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即使如此，作为同萨特朝夕相处、有着五十余年患难与共的人生经历的伴侣，她的形象在本书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她对萨特的感情和理解上。
1975年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问萨特：“你如何看待你和波伏瓦四十五年的关系？”他的回答是：“这不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所能有的一种感情。”从回忆录记述的情况看，波伏瓦的确是他实际上的妻子，虽然他们没有结婚，经济上各自独立，各有自己的住处，而且萨特还有其他的女人。
波伏瓦像一个妻子关心丈夫那样关心照顾着萨特的生活起居各个方面。自从萨特第一次疾病大发作、他的动脉和小动脉先天性狭窄被发现，二十年来，她一直在为他的身体担心。她常常因他的病情而偷偷伤心痛哭。波瓦尔在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写了这种也许是女性的软弱之处。
这种刻心铭骨的爱情深深打动了我。而且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爱情。
萨特最后那几年，围绕他的女人反而多了，他也以同女性交往特别是同年轻女性交往为乐事。波伏瓦不但没有介意这种事，反而还高兴萨特能有这些交往活动，只要它们能激发起他的生之欲望和乐趣。他们两人的关系早已超出通常意义的爱情关系，进入一种深层次的理解之中；从而达到无他无我、亦他亦我的境界。在波伏瓦身上，温柔体贴和豁达开朗这两种素质融合在一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男性的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性在支持着他。这话应在萨特身上也是非常贴切的。萨特一生中有过许多女性，但波伏瓦对他来说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正像他自己所说，她有着他要求于女性的最重要的性质，这样就把其他的女性放到一边去了。虽说她们当中也有人一度同他有着很深的卷入，但从整体来说都无法同波伏瓦与他的关系相提并论。
回忆录还让我们看到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最亲密的人也可能是对自己造成伤害最大的人。我指的是“维克多事件”。
萨特同维克多有一个长篇谈话，波伏瓦在它发表前一个多星期读到这个谈话。她异常震惊。她认为这个谈话表现的完全不是萨特的思想；对话者维克多利用萨特年老体衰，不是帮助他去发挥自己的思想，反而对他施加压力使之在厌倦于争论后抛弃自己的思想；这个谈话带有明显的“逼供”性质。因此，波伏瓦坚决反对发表这个谈话，并说萨特的朋友们《现代》编辑部的全体成员都跟她的看法相同。萨特为这种反应深感惊讶。他原以为可能受到某种适度的批评，没有想到遭受这样激烈的反对。这反而更加促使他马上发表这个谈话。
这事对萨特的刺激很大。他和波伏瓦一直是亲密无间的。她是他唯一看重的评论者，他们一向都是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每一本书都要经过对方认可才拿去公之于世。而这一次他却发表了她不同意的作品。萨特十分难受和伤心。
此后不久萨特的病急性重度发作，住院后二十多天即去世。显然，他的病情发作和急剧恶化，同他因此事受到的刺激不无关系。
波伏瓦在回忆录中承认了这个事实：萨特住院以后还想着这个事情，他希望能早点出院去旅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忘掉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是指同维克多的这次谈话以及它产生的反应。）
波伏瓦的本意是要维护萨特的思想不受他人歪曲，实在没有想到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死者死矣，而生者那颗淌血的心如何能够平复呢？读书至此，我惟有长长叹息，竟无一语可说！
在亲密的关系中人的两难处境显得更加突出。萨特曾要求波伏瓦，不论他得的是癌还是其它不治之症，都要告诉他。然而波伏瓦未能这样做，而是向他隐瞒了病情的严重性。她这样做是对的吗？一直到萨特死后好久她都还在问自己。不告诉他真相，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违背了他的意愿；告诉他真相，又怕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给他的精神蒙上一层阴影。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做得对；另一方面，她又感到内疚，有一种为自己的抉择辩解的欲望。实际上，她是把这样的事情看得很重，也许是过于重了；想过去想过来，似乎怎么着都不能令人满意。
回忆录中这种情感和思想的两难境况随处可见。萨特在疾病的打击下发生的变化让波伏瓦既感动又难过。他能够一改常态随遇而安，这使她感动；而他那一向叱咤风云的劲头消失了，又让她难过不已。同样地，她当然不愿意萨特早死；但她从医生那里获悉，萨特如果晚死两年，大脑会受到严重损伤，萨特也就不再是萨特，她又感到萨特是死得其时。
那些希望深入体味人生的人会从这本书中得到许多东西。
本书的法文名是la cérémoniedes adieux，应译为“永别的仪式”。这一书名体现了作者波伏瓦对萨特的深切怀念之情。这里面还有个典故：1971年，萨特同养女和另一个女友万达要在一起呆五个星期，而波伏瓦同她的女友一起去意大利度假，他们分别时波伏瓦十分伤感，而萨特给了她一个无法形容的微笑，并说：“那么，这是永别的仪式了！”从此这句话和这一情景就作为定格永远留存在她的脑海中。时过十年，她拿来做了这本书的题目。
从内容上看，本书是一部关于萨特的重要传记，既有波伏瓦对于萨特最后十年生活的详细记录——这是可以作为信史看的，又有萨特对于自己一生作总的回顾的口述自传，这更是难得的第一手传记材料。因此，中译本定名为《萨特传》，我想这应该是恰当的。
本书译成己近十年，它的命运也颇为坎坷。本来这部书是应一个大型丛书编委会的约请而译的，由国内一家大出版社出版；译稿已由责任编委审阅通过，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方未能如约出版。个中的曲曲折折就不多说了。总之，这事就搁了下来。以后由于涉及国外版权，该书的出版更为困难。但我还是在作各种努力，希望能让它问世。
就在我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却同时得到几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本书的信息。这对我来说，真是大喜过望。我不由得再次联想到萨特的思想：人的活动既是偶然性又是对偶然性的超越。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领导和本书责任编辑李鸿女士对本书的高度重视和出书的决心尤其使我感动，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大出版家的眼光和魄力。知音难觅。于是我决定把书稿交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样，也算是了却了多年的一件心事。适逢今年是西蒙娜·德·波伏瓦逝世十周年，本书的出版正好赶上对她和萨特的纪念，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使人倍感欣慰的事情。
黄忠晶
1996年1月于武昌东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