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萨特在布鲁塞斯医院作了一个新的检查，按照检查结果看，他的情况不好不坏。他觉得自己的活动很有意思，同年轻女人的往来很是愉快。不管别的，生活在他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记得一天上午，冬日的光辉直射进他的书房，拂照在他的脸上。“啊，太阳！”他狂喜地喊道。我们计划着他、我和西尔薇去贝尔伊莱度复活节假，他常常兴高采烈地谈到它。他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放弃了抽烟。就我所知，他酒也喝得很少。我们一起吃午饭时，他要一小瓶白葡萄酒，慢慢地喝下半瓶，还要剩一半下来。
3月初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阿莱特发现他躺在卧室的地毯上，醉得一塌糊涂。后来我们了解到，同他交往的那些女朋友，不知道事情的厉害，给他带来一瓶瓶威士忌和伏特加。他把这些酒藏在柜子里和书后面。那个星期六晚上——万达离开后他唯一的一次独自一人过了一夜——他乘机大喝了一通。我和阿莱特拿走了这些酒瓶。我给那些年轻的女士们打电话，请她们再不要拿酒来，我狠狠地责备萨特。实际上，这次醉酒没有引起直接的后果，显然不会危及他的健康，但我担心以后的发展。更主要的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又喝起酒来。这跟他近来一向表现的稳定的精神状况不相符合。他避开我提出的问题，笑了起来：“但你也爱喝酒，”他说。我想他大概又像以前那样，不能忍受自己目前的境况了。“日久成自然，”并不是这么回事。时间不但不会治愈创伤，恰恰相反，它还可能使其更加疼痛。后来我找到了这个原因，甚至他自己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他不满意自己同维克多的这次谈话，而这个谈话很快就要在《新观察家》上发表。在它发表前一个多星期，我终于读到这个谈话——它由萨特和贝利·莱维署名，贝利·莱维是维克多的真名。我异常震惊，这跟萨特在《斜线》中说的“复数的思想”完全没有关系。维克多没有直接表达他自己的任何见解，而是使之出于萨特之口；他以披露事实的名义，扮演着一个代理人的角色。他对萨特说话的口气居高临下，傲慢不逊，所有在发表前读过这一谈话的朋友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跟我一样，他们因这个谈话具有对萨特“逼供”的性质而震惊。事实上，从萨特第一次见到维克多以来，维克多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和其他许多以前的毛主义者一样，转向了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的世界观成了唯灵论的甚至是宗教性的东西。萨特很不满意他的这种转变。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我和西尔薇在一起说话，他吐露了自己的不满：“维克多要坚持整个道德都起源于犹太教的全部经文！但我完全不这样看，”他对我们说。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一连许多天他不停地同维克多争辩，然后，厌倦于争论，终于作了让步。维克多不是帮助萨特去发挥萨特自己的思想，而是对他施加压力使他抛弃自己的思想。维克多竟敢说，萨特关心的只是怎样去赶时髦！——萨特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赶时髦。维克多还大肆诋毁博爱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是强烈并且深刻的。我向萨特表达了我的失望程度。萨特有些惊讶。他原指望这个谈话会受到某种适度的批评，没想到现在受到这样激烈的反对。我告诉他，《现代》全体成员的看法跟我都是一样的。但这话只是使他更加决心马上发表这个谈话。
人们怎样解释这种“拐骗老年人”的做法——正像奥利维埃·托德说的那样（他本人甚至连拐骗死人也不曾退缩）。萨特总是认为应该不断地反对自己，但他这样做从不是为了急功近利；维克多归之于萨特的那种含含糊糊、软弱无力的哲学完全不是萨特的。萨特为什么居然同意接受这些东西？他从来不轻易受任何人的影响，现在却受到维克多的影响。萨特对我们谈到过为什么，但这个原因还得较深入地推究一下。萨特在生活中是着眼于未来的，要不然他就活不下去。现在他因自己的身体状况受限于目前，他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他的衰老、疾病、半失明使他无法看到未来。这样，他就求助于一个替身——维克多，一个左派战士和哲学家，一个萨特梦想实现的和竭力去帮助其存在的“新知识分子”。对他说来，怀疑维克多就意味着放弃他的生命的延续，而这要比相信未来一代人对他的赞扬更为重要。这样，尽管他有种种保留，他还是让自己相信维克多。萨特现在还在思想；但他想得很慢。而维克多口舌如簧；他让萨特不知所对，当萨特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谈的问题时，他并不给萨特这样的机会。最根本的问题是萨特再不能阅读了。他再不能重读自己写的东西。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可能对一本我没亲自读过的书作出判断。萨特也踉我一样。而现在他只能通过耳朵来判别一篇作品。他对孔达谈话时说道：“问题在于，只有在你自己读一篇文字时才会产生反思和批判的因素；当某个人读给你听时，决不会明显地产生这种因素。”其次，维克多受到阿莱特的支持，她对于萨特的哲学著作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她赞同维克多的新的思想倾向——他们一起学习希伯莱文。萨特遇到了这样一个联盟，他又不能拉开距离，进行认真阅读、独自思索，然而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保持自己对事物的洞察力；这样，他便顺从了。这个谈话发表时，他得知所有的萨特主义者，更广泛些说，他的所有的朋友都跟我一样极其震惊，他感到惊诧和伤心。
3月19日（星期三），我们和博斯特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谁都没有提这个事情。只是在上床睡觉前萨特问我：“今天上午《现代》的会上，有谁提到这个谈话吗？”我说没有，这是实情。他看来有点失望。他多么希望能找到一些支持者！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去喊他起床。平时我去他房间时他仍在睡中；这次他却坐在床边，气喘吁吁，几乎不能说话。前些天阿莱特在这儿时他有过一次他称为“吞气症”的发作，但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次/是从早晨五点一直持续下来，他连摸到我的门口敲门喊的劲也没有了。我吓坏了；我想打电话但服务台把电话线路阻断了，因为布依格没有支付电话费。我匆匆穿上衣服到门房打了个电话，请附近的一位医生，他很快就来了。医生看了一下萨特就立即到隔壁房间打电话给急救服务站，过了五分钟他们来了。他们为萨特放了血，打了一针，治疗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他被放在一个带轮子的担架上，推过长长的走廊；一个医生在他头的上方举着氧气袋为他供氧。他们把他带进电梯，送进一辆等候在门口的救护车上。医生们还不知道应把他送进哪家医院，要去门房打电话。我返回他的房间随便梳了一下，穿好衣服。我想，现在他会受到医生的认真治疗，病状大概很快就可以终止。我没有取消我同迪恩和让·普隆的午饭。我动身去见他们，关上了萨特住所的门；我决没有想到，从此以后，这扇门再也不会对我打开了。
午饭后，我坐一辆出租车去布鲁塞斯医院——现在我知道萨特在那儿——我请普隆同我一起去，并在那儿等着我。“我有点害怕，”我对他说，萨特在特别护理病房，呼吸已经正常了，他说他感觉很好。我没有呆得太久。他有点昏昏欲睡，我也不想让普隆久等。第二天下午，医生对我说，萨特有肺水肿，引起高烧，但很快就能吸收掉。他住的病房宽敞明亮，萨特自以为住在郊区。他发烧时说起胡话来。那天上午他对阿莱特说：“小家伙，你也是要死的。你是怎么被火化的？现在我们俩终于死了。”我去他那儿时他对我说，他刚刚在他的秘书家里吃了午饭，秘书的家就在巴黎附近。哪一个秘书？他从没有对维克多或布依格用过这个词。他总是叫他们的名字。看到我惊讶的样子，他解释说，医生人很好，提供给他一辆车送他来去。他经过的郊区妙不可言、令人愉快。我问他，他是不是在梦中看到了这些景象？他生气地说不是，这样我就不再坚持问下去。
这一天和以后几天，他的烧慢慢退了，也不再说胡话。医生对我说，这病是由于肺部缺乏冲洗所致，使动脉功能不足。但现在肺部循环重新建立起来了。我们想早点出院去贝尔伊莱，萨特对此十分高兴。“是的，我很想去那儿。这样我们就可以忘掉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是指同维克多的这次谈话以及它产生的反应。）医院规定萨特一次只能见一个人，上午是阿莱特去，下午我去。我常在十点钟打电话问他这一夜过得怎样，他的回答总是“非常好”。他晚上睡眠极好，而且午饭后也睡一会。我们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我来看他时，他正坐在一个扶手椅上吃饭。他大多数时间都是躺着的。他瘦了，看起来很虚弱，但精神还好。他盼望着出院，但他的病，使他能够愉快地忍受目前的境况。阿莱特大约六点钟返回这儿，看着他吃晚饭，有时她离开一会儿以便维克多可以进来。
不久以后，我问豪塞特医生，萨特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他有所犹疑地答道：“我说不准……他很虚弱，非常虚弱。”过了两三天，他说萨特不得不再次住到特别护理病房，在这里，病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得到观察护理，以减少突发事件的危险性。萨特不喜欢这个地方。西尔薇来看他时，他谈到这个，好像是谈一个住下度假的旅馆：“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幸好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了。我很想去一个小岛。”
去贝尔伊莱的事，实际上再没有任何可能了。我退了那里预定的房间。
医生希望能随时观察萨特以免他的病情复发。他们把萨特带回特别护理病房，但这个房间比第一次的更加明亮宽敞。萨特对我说：“这不错，现在我离家很近了。”他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感觉，以为开始时他是住在巴黎郊区一个医院里。他看起来越来越疲乏，他开始长褥疮，膀胱功能很糟糕。医生给他作了一些处理，他下床时——现在他很少下床了——后面拖着一个装满尿的小塑料袋。有时我离开他的房间，为了让别的来访者可以进来——博斯特或郎之曼。这时我便去候诊室坐着。在那儿我无意中听到豪塞特医生和另一个医生交谈，他们用了“尿毒病”这个词。于是我明白萨特已无望，我知道尿毒症常带来可怕的痛苦；我猛地一下哭了起来，扑到豪塞特的身上：“请您答应我不要让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不要让他精神不安，不要让他有任何痛苦！”“夫人，我答应您，”他沉重地说。过了一会，我要回到萨特房间去时，他喊住了我。在走廊上他对我说：“我想让您知道，我答应的事不只是说说，我会做到的。”
后来医生对我说，他的肾因为没有了血液循环，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萨特仍在排尿，但没有排除毒素。要挽救肾就得动一次手术，但萨特已无力经受它；即使可以动手术，这血液循环的缺乏会转移到大脑，使它老衰。于是只有一个答案：让他安宁地死去。
以后的这些日子他没有遭受很大的痛苦。他对我说：“只是在早上他们给我敷裹褥疮时我有点不舒服，但只是那一会。”这些褥疮看起来真可怕。
（幸好他看不见它们——一大块一大块紫蓝色和泛红的疮。）实际上，由于缺乏血液循环，这是坏疽在侵蚀着他的肉体。
他睡的时间很长，但他对我说话时神智仍是清楚的。有时使人觉得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好起来。在最后一些天里，普隆来看他；萨特请他倒一杯水，愉快地说：“下一次我们一起喝一杯，在我的住处喝威士忌！”但第二天他问我：“我们怎样安排葬礼的花销呢？”我当然反对他这样说，把话岔开到住院的花费上，让他相信社会保险机构会出这一笔钱的。但我发现他似乎已经知道大限已到，而且并不为此而惊慌，他唯一担心的事就是最后这些年让他焦虑的事情——没有钱。第二天，他闭着眼，握着我的手腕说：“我非常爱你，我亲爱的海狸。”4月14日，我去时他还睡着；醒来后说了一些不连贯的话语，没有睁开眼，然而他把自己的嘴唇给我。我吻了他的唇和脸颊。他又睡去了。这些话语和这些举动对他说来都是异乎寻常的；显然他顶感到自己死亡的来临。
几个月后，我见到豪塞特医生（我很想见到他），他告诉我，萨特有时问他一些问题。“这一切会怎样了结？我会发生一些什么事？”但让他担心的不是死，而是他的脑子。他无疑感到死之将至，但并无焦虑不安。豪塞特说，他在“隐忍”，或者像豪塞特自己纠正的那样，他是“认了”。他们给他服用了一些药，对精神安宁状态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他的半瞎状态刚开始的那些日子）他总是以克制和坚强的态度来迎接对他所发生的一切。他不愿意用自己的麻烦去打扰别人。他认为反抗一个他无法改变的命运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像他对孔达所说：“事情就是这样，我对此无能为力，因此，我也就没有必要难过。”他仍然充满热情地去爱，但他也完全习惯于死的思想，即使他能到八十岁也是这样的。他平静地迎接了死亡的来临，他对周围人的友谊和感情满怀感激之心，对自己的过去感到满意。“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豪塞特也谈到，萨特经受的痛苦和烦恼决不可能影响他的病况。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直接影响；但思虑和担忧，如果能及时淡化，不会使脉管系统产生什么问题。他又说，脉管的状况在最近的将来必定会变得更坏。两年后，脑外侧会受到严重侵蚀，萨特也就不再是萨特。
4月15日（星期二）上午，像往常那样，我问萨特睡得好不好，护士答道：“是的。但是……”我立即匆匆赶去。他好像睡着了但直出粗气；显然是处于昏迷之中，他从前一天晚上就一直都是这样。我守了几个小时，看着他。六点左右我让位给阿莱特，要她发生什么事请打电话给我。九点钟电话铃响了。她说：“完了。”我同西尔薇来了。他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但他的呼吸已经停止。
西尔薇通知了郎之曼、博斯特、普隆和豪斯特。他们立即赶来。医院允许我们在这个房间呆到第二天早晨五点。我让西尔薇去拿些威士忌来，我们一边喝，一边谈着萨特最后的日子，谈着他早些时候的事，谈着我们该做哪些事情。萨特常对我说，他不想葬在拉雷兹神父公墓他母亲和继父之间；他希望火化。我们决定将他暂时葬在蒙巴拉斯公墓，然后再送到拉雷兹神父公墓火化，他的骨灰带回后安放到蒙巴拉斯公墓的一个永久性的墓中。我们守在他身边时，记者们已拥到这栋楼房的周围。博斯特和郎之曼出去要求他们离开。他们藏了起来。但他们没有设法进来。萨特住院期间他们也想拍他的照片；有两个记者穿着护士的衣服想混进萨特的房间，但医院的人发现了他们，把他们赶走了。护士很注意地拉上窗帘、放下门帘来保护我们。但仍有一张萨特睡觉时的照片被拍了下来，无疑这是从邻近的一个屋顶上偷拍的，发表在《巴黎竞赛画报》上。
我要求留下来同萨特单独呆一会，我想挨着他躺在被单下。一位护士阻止我这样做：“不行。注意……坏疽。”这时我才明白所谓的褥疮的真正性质。我在被单上睡了一会儿。五点，护士们进来了。他们又铺了一条被单和一块罩布盖在萨特身上，把他带走了。
这一夜我是在郎之曼家度过的；星期三我也在他家。以后的一些天我在西尔薇家住，这使我免于电话和记者们的骚扰。这一天我见到了我的妹妹，她从阿尔萨斯来，还有我的一些朋友。我翻看报纸，还有顷刻间大量涌来的电报。郎之曼、博斯特和西尔薇操办了一切事宜。葬礼先是定在星期五，后来改为星期六，以便更多的人参加。吉斯卡尔·德斯坦告知我们，他知道萨特不希望为他举行国葬，但他可以提供这笔安葬费。我们拒绝了。他坚持要向萨特的遗体告别。
星期五我同博斯特一起吃午饭。在安葬之前我想再看一看萨特，我们来到医院的前厅。萨特被放进了棺材，他穿着他去歌剧院时西尔薇带给他的那套衣服。这是我房间里他唯一的一套衣服，西尔薇不愿意去他的住所找别的衣服。他面部安详，就像所有的死者一样；并且跟他们的多数人一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星期六上午，我们聚集在这个活动场，人们给萨特作了殡葬准备，他的脸没有遮盖，一身新衣衬着他僵冷的脸。在我的要求下，班戈给他拍了几张照片。过了很长时间，人们翻过床单盖住了萨特的脸，关闭了灵柩，把它带走了。
我同西尔薇、我的妹妹和阿莱特进了柩车。我们前面一辆小汽车满载着各色各样的花束和花圈。一辆小公共汽车载着那些老年的和不能走远路的朋友。后面跟着巨大的人流——大约五万人，多数是青年。有人敲柩车的窗户，这是一些拍照者趁我不注意把镜头靠在窗玻璃上拍照。《现代》的一些朋友，在灵车后面形成一道屏障，而枢车旁所有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都自发地手拉着手，筑起了一道围墙。总的说来，一路上人们井然有序，群情激动。“这是1968年运动的最后一次游行，”郎之曼说。而我什么也没看见。我服了瓦列莫，竭力不让自己倒下，这一意志使我变得有些麻木。我对自己说，这确实是萨特希望的葬礼，但他不可能知道它了。我从柩车出来时，灵柩已经安放在墓底。我要了一把椅子坐在这个打开的墓的旁边，我的心一片空白。我看到人们登上墙，登上坟墓；模模糊糊、密密麻麻一大片。我站起来要回到车中去。这只有十米远，但人群是那样密集拥挤，我以为我会闷死的。然后我同从墓地散散落落返回的朋友们一起又来到郎之曼的家。我休息了一会，后来，因为我们不想分开，就一起去泽耶尔，在一个单间里吃了晚饭。当时的情况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显然喝多了，下楼梯时几乎是被人抬了下来。乔治·米歇尔把我带回我的房间。
以后三天我在西尔薇家。星期三上午萨特在拉雷兹神父公墓火化，我已是心力交瘁到极点，因而没有去。我睡着了，而且——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从床上掉了下来，我在地毯上仍然保持着一种坐的姿式。西尔薇和郎之曼从火化场回来看到我时，我已神智不清、口说胡话。他们把我送进医院。我得了肺炎。病了两个星期。
萨特的骨灰安放在蒙巴拉斯公墓。每天都有一些不知名的人放几束鲜花在他的墓上。
我承认，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有自问过，读者大概会提出来：在死亡迫近时我没有警告萨特，这样做对吗？他在医院时，极其虚弱，恢复无望，我当时一心考虑的就是对他隐瞒他的病情的严重性。但在那之前呢？他总是对我说，不管是癌还是其它不治之症他都希望知道。而他的情况不是很清楚的。他是“在危险中”，但他也可能挺到十年之后，正像他希望的那样，或者一切都将在一两年内完结？没有谁能知道。他没有任何办法，也不可能更好地注意自己的身体。他爱生活。不管怎样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失明和虚弱状态。如果他确切地意识到逼近他的威胁，这可能只会给他生命最后的岁月罩上阴影而没有任何好处。况且，跟他一样，我也是动摇于担心和希望之间。我的沉默没有把我们分开。
他的死却把我们分开了。我的死也不会使我们重新在一起。事情就是如此：我们曾经这样融洽长久地生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件美满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