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击俱乐部——论林则徐的人格分裂

1859年，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

一年后发生的两件事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史的走向。

辛酉政变将慈禧推上权力的巅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廷进一步迈向覆灭的深渊。

1860年10月24日的下午，北京安定门到礼部衙门长达五公里的道路两旁，挤满了翘首张望的中国民众。他们一如既往地神情麻木，默不作声地目送英国公使额尔金乘坐的轿子在英国龙骑兵和步兵团的护卫下，前往《北京条约》的签字现场。

这一天，对道光帝最宠爱的第六子，年仅二十七岁、刚刚进入帝国权力中枢的恭亲王奕訢（1833—1898）而言，充满了屈辱。

一个英国使团的随员后来回忆道：当额尔金的轿子随军乐团吹奏的《天佑女王》抵达时，亲王本人走上前去，抱拳施礼，但额尔金只是“高傲而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表示回礼。

在深入到这个停滞而破碎的帝国核心后，北京城让前来游历的英法两国使团大失所望：“乍看上去，人们还能想象一下，这座巨大的城池该掩藏着多少奇珍异宝。一旦走进，却发现到处都是肮脏的房舍。旗人区的主要街道，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宽阔，但既没有铺石板，也未留出人行道，仅仅是破烂不堪的碎石路面。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满是污水。垃圾和粪便随处可见，臭气冲天。”

一个法国军医在日记中写道：“衣衫褴褛、满脸怀疑的老百姓在坑坑洼洼、布满车辙的大道上毫无生气地跋涉。延绵不断的，是用没烧透的青灰砖砌成的单调房舍，这使我们失去了远距离眺望京城时的美好印象，以及消融在金黄色落日余晖中的无限遐想。”

为了讨好征服者，奕訢屈辱地知会几个天前才下令焚毁了圆明园的额尔金，如果他愿意，欢迎参观北京城内的皇宫。

11月6日，英法使团在钦差大臣的带领下走进紫禁城。

然而，一个法国使团的成员对这座帝国心脏的第一印象不过是：“诚然，皇宫拥有漂亮的汉白玉栏杆、精美的台阶，但总体状态破败不堪。建筑上到处是裂缝和苔藓，书房空空如也——书籍早已被迁往圆明园，并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就在这一天，《北京条约》的协议被写成布告，张贴在城墙上。

墙壁前人头攒动，一些识字的，将条约上的内容逐条解释给其他人听。人群充满了好奇，窃窃私语，仿佛在讨论一则无关痛痒的茶余饭后的话题。

人们已经在冷酷的社会里练就了一颗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讥讽和猜疑是他们习惯性的情绪，而爱、宽容、理解、体谅和分享，似乎永远也不会降临这片惨遭诅咒的土地。

这是一汪绝望的死水，人与人之间的苦痛从不相通，以至于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飞落大海般悄无声息。长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当的表情。

其实，在以吏为师的中国，所有的愚昧和丑陋都是自上而下的。

康熙年间，画家王翚（hui）得意地在他收藏的一幅山水画上题词，说这是宋代一件临摹品的临摹品；和他同时代另一个擅长画花的恽寿平则被评论家赞为“深得北宋画家徐崇嗣的‘没骨’之法”，将二人的作品相提并论。

同样的例子还出现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你经常能看到，在遥远的过去，某某因为复兴了更加遥远的某种诗词散文的写作风格，而名垂文学史。

这是因为，在赫胥黎的《天演论》被严复介绍进来之前，古人的大脑里是没有“时代在进步”这个观念的。

因为孔子憎恶春秋的礼崩乐坏，儒家就认为最好的时代在上古，越往后越差。孔子焚膏继晷地吹捧尧舜禹，即使这三人的事迹怎么看怎么像神话。

传统的力量是如此顽固，以至于纪晓岚武断地认为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做的《坤舆图说》中有关世界七大奇迹的记载，是抄袭的中国古书。

鸦片战争中，道光的侄子奕山到广州前线指挥打仗。他杀了几只老虎，把虎骨扔到海里，想以此激怒龙王爷，掀翻英舰。

更邪的是湖南提督杨芳，率大批湘勇入粤，还没开战就分析上了：我主夷客，按理说局势应该有利于我才对，怎么越打越悲剧？肯定是敌舰上藏了善使巫术的人。于是，他命人广贴告示，收购妇女用过的马桶，将之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由一个副将掌控，以马桶口面朝英舰冲去，破敌邪术。

其实，连一向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清宫剧里的林则徐，也在日记中自以为是地嘲笑英国士兵“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英国妇女袒胸露乳，婚配自由是“夷俗”。

晚年的林则徐看到了中西差距，但这不仅于事无补，还造成了他人格的严重分裂。

于是，两个林则徐出现了。一个是教科书里的文臣模板，一个是无可奈何的常人。

模板林则徐是主战派，他用中国的古法百战百胜，可惜奸臣琦善收了英国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林则徐的奏章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自打被道光冷落，就再也没有机会实践他的那些战法。

幸好没实践，不然林文忠公恐将晚节不保。

常人林则徐意识到中国军器不如西洋，便竭力购买外国枪炮，派人翻译外国刊物。同时，他将搜集到的材料交给魏源，助他编成《海国图志》。

此书“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但幕后推手林则徐却并不希望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在镁光灯下。他经常叮嘱友人，不要将他写有对比中西差距的信函给第三者看，后来在陕甘和云贵总督任上，也绝口不提改革。

因为公然承认天朝上国比“英夷”落后，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故此，对林则徐的评价，蒋廷黻（fú）一语中的：

宁可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也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更令人羡慕的是，林则徐死得非常及时，死在了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要是命硬晚死俩月，是非功过就不好说了。

灾民灾官

新旧交替的时代呈现出的是一幅古怪的画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主帅僧格林沁由衷地称赞英法炮火“丈余壕墙，竟可穿透”；

湘军悍将胡林翼见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因之“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

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曾建议将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授予外国工匠。

而另一方面，章太炎的老师俞樾不止一次地愤然抨击那些虽仍在读儒学经典，却孜孜以求西学的官员。

同治帝师、理学名臣倭仁更是不容置喙地指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如果将镜头聚焦于华洋杂处的上海，跟拍一个用群众演员即可胜任的角色，这种时代的变革给个体带来的困惑、紧张甚至愤恨便不言而喻。

1861年，一个来自内地的路人甲，偶然到上海的跑马厅观赏“夷人”特有的娱乐活动——跑马。在他有限的人生经验里，摩肩接踵的公众场合绝对应当是妇女的禁区。但令他错愕的是，跑马厅内竟然“士女云集，举国若狂”。于是，路人甲愤怒道：“这是个疯狂的世界！”

事实上，真正疯狂的是跑马厅外的世界。

这是一个万马齐喑、颠倒黑白，把潜规则当规则使，最后人人无视规则，个个成为赌徒的蛮荒世界。

这个世界用接二连三的事实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我是黑色的，比黑洞还黑。

尽管它盖着一层白色的遮羞布。

清朝尚书的年薪换算成人民币不过四万元，相比于天价的往来应酬可谓杯水车薪。当然，扫大街的都知道，对京官而言，外官的炭敬（春节过节费）、冰敬（夏天消暑费）和别敬（外放道别时的馈赠）才是收入的大头。

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专制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但京官的漫天要价还是让地方官视进京为畏途。

后来官至吏部侍郎的段光清，在咸丰九年（1859）升任浙江按察使时进京谢恩。同年同乡、浙籍京官、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集体出现，为他接风饯行。一天要换六七个场子，酒喝不上两杯，人也来不及认全，就得赶赴他席。最后花了几千两银子，还是感觉在京官那“不见讨好”。

据汪康年记载，用八个字即可概括京城官场的糜烂：游戏做官，认真做戏。

乱世就是舞台，演而优则仕，凡事皆靠演技。六部衙门的京官们，在游宴嬉戏中了却着人生的梦想。

世道变了。银子的作用使皇权的威严和传统的规则不再灵验，半个世纪的光景里，原本四民之末的“商”和“小人喻于利”的“利”成为活跃无比的社会动力，也成为让权力系统目眩神迷、趋之若鹜的幻光。

庞大的国家机器早已不在同一个方向上运转，却在不同利益的牵引下寻找着各自的出路，人心的离散注定了分崩离析的结局。

若以光绪年间的户部郎中李慈铭为样本不难发现，由于冗官太多，对身处中层的京官而言，即使不辞辛苦地收黑钱，一年下来收入也不高。

正五品的官一抓一大把，而单单李慈铭能青史留名，源于其坚持不懈地写了四十年日记，大曝官场猛料。由此可见，什么事一条道走到黑都能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李慈铭一年的支出不过二十万元，搁今天，月光族估计半年就可以败到这个数儿。

要不是李鸿章给他介绍了一个学堂主讲的差事，经常上讲坛得瑟得瑟，拿些高额束脩（出场费），光靠收黑钱，连收支平衡都做不到。

李慈铭是户部头司江南司的司长。江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李司长也不过一白领的生活水准，实在不符合草民的想象。

事实上，地方官送钱是看人下菜的，那些没有实权的闲散官员也只有体味“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滋味，甚至连残羹冷炙都捞不着。

更惨的则是候补官，连实缺都没有，人称“灾官”，意味着当这种官就是活受罪。

其实，最初买官的只是一些有钱人。工商业的畸形繁荣造就了晚清第一批先富阶层，这帮人生活在官本位思想雷打不动的中国，花钱买官，做个红顶商人几乎成为其必然归宿。有需求就有市场，捐官制将卖官鬻爵合法化，生意兴隆。

但此风一开，便不可遏。国人对官位的需求比任何刚需都刚。

许多小康的、温饱的甚至贫困线下想脱贫的，也东拼西凑，举着银票扑面而来了。

僧多粥少，候补官想递补一个实缺比登天还难。而当了候补官，则需要维持相应的体面排场，雇佣长随、交际应酬，都要大把撒钱。

没有丝毫收入，许多奔着脱贫致富而来的候补官纷纷倒在了梦想的光锥之外，饥寒而死。

一个候补知县到省城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床上唯有一破席，两袖与前后身到处是破洞，只好在里面用黑纸粘住。绝望之下，终于吞烟自尽。

造成这种局面，不能全赖开卖乌纱的高官，因为真正吸钱不眨眼的财富黑洞，不在官，而在吏。

为人民币服务

同治七年（1868），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军即将平定，军费的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让湘军统帅曾国藩（1811—1872）头疼的并不是担心皇上说他花钱太多，毕竟大清的江山保住了，钱不是问题。

部费是问题。

报销顺利与否，关键在户部的审计。户部能过关，皇帝一般都会同意。

问题是户部从尚书到主事都是典型的文科生，宁愿把精力花在看书写诗、喝酒听戏上，而不是去看枯燥的财务报表。甚至，作为一个文官，你要是对财会表现出兴趣，还会被同僚鄙视。

于是，五年一聘、不能连任的临时工书吏出现了。

在坏政府中，最坏的人往往是最勤奋的，书吏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由于没有正式工资，连办公用品都得自个儿掏腰包，出了事要替长官背黑锅，导致书吏的心态跟裸官一样——捞够就走。

咸丰年间，全国各级衙门，正式和非正式的书吏加起来有四十万，每年到手的灰色收入超过两千万两白银，高达财政岁入的一半。

审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腐败，结果却造成了新的腐败，这就跟卖杀毒软件的自己写木马程序一样可笑。

当然，在神州生活，最好有神仙般的淡定，不然早就被恶心死了。

据一个工部的官员记载，他和办公室的同事都对一个叫红玉的京城歌姬垂涎三尺。可惜，由于囊中羞涩，只能远观，不能亵玩。偶尔开party请来陪个酒，能把一帮饥渴男激动个半死。

相比之下，工部一个叫王维寅的书吏就潇洒多了。两千两白银往老鸨面前一砸，直接把人牵走，从此不“维寅”只“唯淫”，把一帮有钱买笑、没钱买春的工部技术宅气得直骂娘。

在一片道德沦丧、毫无秩序的土地上，每个人都逃不出被伤害的宿命。如果工部官员知道皇帝也被潜规则，也许心情会好一点。

话说某天下了早朝，乾隆随口问了吏部尚书汪由敦一句：“你天没亮就赶着上朝，吃过早点没？”

汪由敦答说吃过了。

乾隆问他吃的什么。

汪由敦一脸艰苦朴素的表情：“我家里穷，每天早上就吃四个鸡蛋。”

乾隆大吃一惊：“鸡蛋一个要十两银子，四个就是四十两，我都不敢这么吃，你一顿四个还哭穷？”

汪由敦一愣，立刻明白是内务府的人采购时吃了回扣，买的天价鸡蛋。便应付道：“外面市场上卖的蛋都是破了壳的，所以比较便宜。我买的就是这种鸡蛋，一个只要几文钱。”

汪由敦的回答滴水不漏，两不得罪，乾隆也只好继续当冤大头。

事实上在中国生存，都不容易。今天你往牛奶里兑点三聚氰胺，明天我在炒菜里调些地沟油，大家一来二往的也就扯平了。

有鉴于此，曾国藩没有和户部书吏撕破脸，而是托人登门说情，让给打个折。书吏也不愿得罪圣眷正隆的曾国藩，三千多万两的发票，让他给八万两好处费了事。

书吏再黑，黑不过关吏。

关吏不遗余力地增加全国人民的物流成本，以至于得到民间高度一致的评价：关无善政。

当然，为了不被吃拿卡要，你可以添点路费绕道走。但对于那些上京的人来说，崇文门却不得不过。久之，崇文门税关的创收手段达到了让所有税关都望尘莫及的境界。

左宗棠有一次进崇文门，因为行李很多被勒索了巨额财物。第二天进宫拜见皇帝，在朝房看见崇文门监督，正想上前理论，对方却先发制人，过来打了个哈哈：“大人您昨天进城，何必这么客气，打赏他们那么多银子？”并再三言谢。

左宗棠见此，当场无语。

只欺负欺负自己人倒也罢了，毕竟我华夏草民皮糙肉厚，个个都是超级忍者。问题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你可以不跟自家奴才讲理，洋人却一定会跟你讲。

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设立起一百五十多年里，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就额外征税陷入到与广东官员聚讼不休的博弈当中，以至于一个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法国人后来写道：“人们在欧洲喝到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

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希望通过交涉，解决粤海关的陋规问题——英国人习惯了有法可依，对那套上下都打点完没准最后还栽在一个小科员手上的中国特色头痛不已。

当告状和外交等各种尝试都失败时，被英国人称为“通商战争”的鸦片战争便爆发了。

《南京条约》的条款最能体现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其中第十条赫然写着：进出口关税要明确，不得随意多收。

萦绕在几代英国人心头的梦魇随着一纸条约就此消散，画面在中方谈判代表耆英笑呵呵的脸上渐渐淡出（此人甚至要认英方代表璞鼎查的儿子为养子），镜头从南京切到了河南。

曾因酒醉鞭名马

河南省陈留县的县教谕（主管一县教育）袁树三履新不久，正干得如火如荼。虽然官职低微（从八品），但在母亲的鼓励下，袁树三还是将一县的教育工作搞得井井有条。

按理说，海瑞也当过县教谕，从八品干好了，保不齐哪天就青史留名了。但问题是，袁树三有个弟弟叫袁甲三。

袁甲三时任军机章京，为大清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基层公务员袁树三怎能不压力山大？

袁甲三因剿捻（发源于安徽的农民暴动）有功，累迁至漕运总督（从一品）。长子袁保恒官至刑部侍郎，次子袁保龄因修《穆宗毅皇帝实录》（同治）也位居正二品。父子三人，显赫一时。

反观袁树三，自己打酱油不说，长子袁保中也跟着打，要不是生了个袁世凯，这一脉基本就名不见经传了。当然，袁树三的次子袁保庆还是比较争气的，官至正二品的盐道，但这也是很早就跟堂叔袁甲三出来混，剿捻积累战功的缘故。

不过，袁保中也不是一无是处。连生了六个儿子的他让连生了五个女儿的弟弟袁保庆无比汗颜。

1866年，袁保庆候补济南知府，仕途一片光明。袁保中颇有远见地将自己的第四子、时年七岁的袁世凯过继给了弟弟。

袁世凯是家族里的红人，因为他降生之日，恰逢袁甲三攻克捻军根据地。捷报传来时举族欢腾，这个似乎预示着荣耀和祥瑞的婴儿后来被取字“慰庭”。

对袁家子弟而言，宽慰庭闱（指代父母）的方法之一便是手执兵刃，参加家乡组织的团练，建立军功。

捻军的势大造就了一个遍布刀光剑影的狼族。一次，袁保庆率军抢回被捻军占领的地盘时，心狠手辣地将俘虏全部处斩。

诸如此类杀伐决断的场面，充斥着袁世凯美好的童年。五岁就站在袁寨碉楼上观赏抗捻保卫战熏陶渐染出的是一颗对军事充满了兴趣和对武力相信到迷信的坚实心体。

小朋友们玩耍时，袁世凯最爱充大王，一言不合便拔拳相向——让人不得不对处女座男生重新审视。

捻军全灭后，养父袁保庆带着袁世凯走南闯北，开拓眼界，还聘请著名公务员考试专家王志清当他的启蒙老师，可谓悉心调教、视若己出。

然而，袁世凯的叛逆是《猜火车》都猜不透的。

从家里偷银子找拳师拜师学艺实属正常，偶尔伙同个把小混混斗殴你也不要惊讶，毕竟人在生理尚未发育的前提下就已经自觉组团参观过青楼，表现了对未知领域强烈的探索欲……

一次，袁世凯故意装作肚子疼向王志清请假，然后埋伏在王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晚上，等王老师路过时，袁世凯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把萤火虫搓碎抹到脸上，悄无声息地向他走来。

见到这个脸上闪烁着白光的怪物，王志清以为是鬼魂，吓得扭头就跑。袁世凯则拍手大笑。

对于此类劣迹，袁保庆从不打压，而是将自己几十年的带兵心得和官场经验编成了一本名为《自乂琐言》的书，向袁世凯倾囊相授。

终其一生，他都忘不了这本童年教材中的一句话：

官场如戏场。善做戏者，忠孝节义都能演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要是连这样的好角色都没有，官场岂不为优伶（戏子）所窃笑？

而令袁保庆始终不能忘怀的一个细节是，自己的正妻牛氏和小妾金氏时生龃龉，势同水火，袁世凯以养子的身份夹在中间，竟能两边讨好。

对袁保庆而言，这无疑是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1868年底，新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保举袁保庆赴江苏任职，军机处议准后，擢升保庆为江宁（南京）盐法道（正二品），掌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盐政。

从天而降的肥缺没有砸晕素来谨慎的袁保庆，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既非袁甲三，也非马新贻。

而是曾国藩。

曾国藩和袁甲三同年中举，相交甚厚。咸丰二年（1852），在中央把各部侍郎几乎当了个遍的曾国藩被外放为江西省乡试主考。赴任途中，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立刻写信给在京的长子曾纪泽，让他处置家产，举家迁徙，回湖南老家奔丧。

问题是曾纪泽当时还不到十三岁，显然难当此任。于是，曾国藩让他找几个自己的患难之交帮忙筹措旅费，开列的五人名单里就有袁甲三。联系到平日曾给子侄的家书中一再强调“不可多求人”，曾袁关系确非一般。

自1860年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以来，曾国藩就在总督的位置上干了近十年，日拱一卒、苦心经营，建成了洋务运动的模板、晚清最大的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

此去江宁，袁保庆踌躇满志，准备一显身手。而去之前，问计于曾国藩，则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直隶总督署内的曾国藩，此刻翘首以盼的是另一个人。

最早完整接受西方教育和启蒙思想的中国人——容闳（1828—1912）。

容闳出生于帝国版图南端的广东省香山县，七岁就被父亲送到澳门的教会学校上学，十九岁跟随马礼逊学校校长勃朗牧师去美国深造，二十六岁从耶鲁大学毕业——简历异常华丽。

容闳一向以改造中国为己任，拿到文学学士证书后当即登上了回国的轮船。结果，怀揣着前无古人的高学历，蹉跎了好几年也没挤进体制内，都不好意思回耶鲁参加同学会，不得不承认世上果然只有两种逻辑：逻辑和中国逻辑。

象因牙逝，狐因皮灭

山重水复疑无路，天上掉下洪仁玕。

洪秀全的族弟、《资政新篇》的作者干王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少有的肚子里有干货的领导人。

可惜没实权。

洪仁玕早年在香港结识容闳，两人一见如故。此番，四处碰壁的容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太平天国身上，怀揣七条建国之策来到南京，希望一展宏图。可惜，宏图没有，有的只是归途。

按理说，海归见海归，两眼泪汪汪。洪仁玕却不等容闳说完，就拍着他的背叹息道：“老弟你的建议我都懂，但问题就在于只有我懂。其他诸王不是忙着外战就是忙着内斗，如此重大的决定我做不了主啊。”

容闳大失所望，拒绝了洪仁玕替他请封的“义”爵（仅次于“王”的二等爵位），去往九江。

彷徨至此，意味着人生的转机即将出现。迷茫中的容闳收到一封署名李善兰的信，历史的走向就此被改写。

数学家李善兰时任曾国藩幕僚。

容闳向曾国藩贡献了自奕訢主持洋务运动以来最精辟的四个字：制器之器。

谁都知道洋枪洋炮厉害，而与其单纯地购买仿造，不如先设立工厂，配备各种制造机器的机器（车床），再由造出的机器分别制造具体的器械（枪炮），如此方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曾国藩大喜，立刻帮容闳请封五品军功衔，任命他为出洋委员，负责购买新式机器。

容闳清楚，中国的落后不唯在于武器的落后，而是压根儿就没建立起完整的基础工业。他用超前的认识一点一滴地影响着曾国藩，洋务运动也逐渐从造来复枪转向了造钟表和农具。

就在以冯桂芬为代表的改良派先驱高唱“采西学、制洋器”大步向前时，形势急转直下。

1865年4月1日，慈禧把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奕訢叫到跟前，说：“这天下，咱不要了，送给汉人吧！”

奕訢愣了，以为她在开愚人节玩笑。

慈禧正色道：“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

奕訢硬顶：“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

空气凝滞了。奕訢跪了半天，忽然起立，慈禧见状大呼，说恭王要打她。一帮宦官涌了进来，将奕訢拉扯出去。

奕訢能打破满汉分歧，选贤任能，却无法打消慈禧的猜疑。议政王一职本非常设，早在乾隆年间就被废除，却在辛酉年（1861）的“祺祥政变”中作为政治回报戴到了奕訢的脑袋上。

然而，彼时的超擢此时看来是何等碍眼。慈禧宁可断送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也绝不容昔日的盟友坐大。

在一干亲王重臣的反对声中，奕訢保住了军机大臣之职，却被慈禧免去了议政王的头衔。

作为慈禧的小叔子，奕訢的苦逼史可以追溯到道光末年。

像所有滥俗的迪士尼动画一样，年老的国王看中了两个皇子，稳重的皇四子奕詝（zhu）和聪慧的皇六子奕訢。

随着国王日渐老迈，表面的祥和已无法掩盖暗藏汹涌的帝位之争。

一天，圣躬违和的道光急召两个皇子入对，借以决定储位。

二皇子各求教于师。

奕訢的老师卓秉恬让他抓住机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论才气奕詝不敌奕訢，而道光素重仁孝，便向奕詝传授道：“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忠诚。”

奕詝依其言，果然深得道光欢心。

然而，影帝不是一天炼成的。就像保罗·纽曼七次被奥斯卡提名却直到六十多岁才捧得小金人一样，奕詝苦练的演技，终于在“南苑狩猎”一戏中得到了集中爆发。

道光命诸皇子校猎，显然是为了考察武功。临行前，杜受田又在奕詝耳边密授机宜。

到了围场，大家都很high，奕詝却席地而坐，不仅不发一矢，还约束随从不得捕猎。

当天，奕訢捕获最多，正顾盼自喜，却发现奕詝又坐在那装，便走过去询问。奕詝一句轻描淡写的“今天不舒服，不敢驰逐”便把奕訢打发了。

到了晚上，道光见奕詝两手空空，问他何故，奕詝开始大飙演技：“现在是春天，鸟兽生育的季节，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

道光大喜，连夸奕詝有“君子之度”。

这是一个迷恋道德表演的国度，爱新觉罗家重复的无非是曹家的故事。既然以“重实效而轻虚名”著称的曹操亦不能免俗，选了貌似德胜于才的曹丕，杜受田则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教奕詝在崇尚简朴不事张扬的道光面前扮猪吃虎了。

以孝道对抗才识，用仁义反击武功，杜受田成功地将奕詝变成了咸丰。

咸丰无愧其死后“文宗”的庙号，扎实的基础教育让他当个翰林院修撰不成问题，但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深植于最高领导人心间终非国家之福。一天到晚一副“犯强清者虽远必诛”的愤青样当不了饭吃，还反受其辱（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愿签订城下之盟，跑到热河躲起来，还得用提防了多年的六弟奕訢跟洋人周旋。

问题是不怕他愤，就怕他混，心有不甘意味着还有振作的希望。上来就罢免权臣穆彰阿起用林则徐还是很得人心的，继任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jùn）藻虽说有学无识，但毕竟被士大夫推为儒宗。于是，君臣奏对成了百家讲坛。

每当咸丰垂询诸如“用人行政之道”这类很虚的问题时，祁寯藻就引经据典，动辄一两个小时，“同列多苦之，犹说不已”，而咸丰居然“未尝倦听焉”。

如果不是文庆和肃顺（1816—1861），书生误国将成为咸丰朝最好的注脚。

作为满人，文庆不但不像汉官祁寯藻那样不遗余力地打压汉官，还提拔了胡林翼、骆秉章、袁甲三和阎敬铭等良材。虽说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清廷从中央到地方，从满人到汉人的权力转移，但能顺应这种趋势而不是螳臂当车，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常以“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的无赖形象示人的肃顺则继承了文庆务实的优良传统。不实不行，从亲军侍卫上发迹走的是和珅的老路，没功名就得靠聪明。幸好肃顺有“接人一面，终生能道其形貌”的天赋，再加上直抒己见的风格，让听惯了腐儒们拐弯抹角的咸丰眼前一亮也是意料中事。

市井气的肃顺和庙堂上的咸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一次，咸丰去南书房，看到一穷翰林衣衫破旧，第二天就送了他套新衣。后来这名官员外放云南学政（主管一省教育）期满归京，咸丰特意调他当顺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召见时关照道：

朕闻顺天府丞，每逢考试，卖卷可得千金，聊偿汝在滇（云南）之清苦。

这种行业潜规则显然不可能从祁寯藻那儿上达天听，告诉他的只能是肃顺。

满人肃顺，素来不喜满人，对手下的旗籍属官驱使有如奴隶，对汉员却谦恭有加，遇有真才实学的更是竭力罗致。

不仅如此，他还毫不掩饰道：“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虽然这道理街头卖鸡蛋灌饼的大叔都懂，但从心照不宣到直言不讳，肃顺在尊重常识上还是迈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

更可喜的是对左宗棠的维护和对曾国藩的重用。

然而，思想进步和为人跋扈并不冲突。在成功抓权的同时，肃顺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靶子。更不幸的是，瞄准靶心的还有一个叫叶赫那拉氏的嫔妃（慈禧）。

末路的罪与罚

苦命天子咸丰死在了热河。考虑到继任新君载淳年幼，死前设计了一套“三权分立”的平衡方案：

一、赐皇后钮钴禄氏“御赏”印章一枚；

二、赐载淳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同道堂”印章一枚；

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行使皇权，代拟圣旨；

四、圣旨生效的前提是起首盖有“御赏”之印，末尾盖有“同道堂”之印。

可惜，顶层设计再缜密，也伤不起人治传统的无敌。

平衡在咸丰撒手人寰后被迅速打破。两宫皇太后第一时间沆瀣一气，在北京主持大局的奕訢身边也聚集了一批遭肃顺打压的失意官僚。众人齐心挖好坑，只待肃顺往里跳。

于是，“祺祥政变”在八大臣护送咸丰梓宫抵京的第二天爆发。而“祺祥”这个仅仅存在了六十九天的年号也被“同治”所取代，历史进入到两宫垂帘（慈安、慈禧）、恭王辅政的新时代。

奕訢继承了政敌肃顺开明的政治主张，毕竟大清的江山是自个儿家的，搞砸了大家一起玩儿完。

“师夷”的大本营是奕訢领导的总理衙门。这个新生机构主打通商、交涉、关税和学习外国四项工作。其中，通商和交涉扔给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主办，分别由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兼任。关税和学习外国则由下属的“总税务司”和“同文馆”推行。

英国人赫德担任总税务司司长长达半个世纪。时年二十八岁的赫德在日记中恳切地表明了自己将古老中国推入近代文明的使命感。他在《局外旁观论》中尖锐地指摘清廷的弊政，由他管辖的总税务司则是晚清最廉洁高效的部门……

1864年的一天，赫德在日记中爆料：“总理衙门一个叫广英的满族子弟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个小时，他竟然不知道台湾在哪儿！”

广英的父亲叫斌椿，时任山西省襄陵县知县。

斌椿官职虽低，却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清朝官员。在赫德的力促下，清廷决定派一个出洋考察团，由斌椿任团长。选七品县令当团长，天朝又一次在精神上胜利了。

1866年春，以六十三岁的斌椿和十九岁的张德彝为代表的考察团正式启程。

沿途，斌椿除了不厌其烦地在诗作里把自己打扮成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英雄，没有给清廷带来任何可供借鉴的记载。虽然他记述了大量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但出发点却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为了审美——见到显微镜，不关心作何用途，只感叹《庄子》里的寓言不虚；看到自行车，不问如何制造，却大谈其有“木牛流马之遗意”。

后来成为光绪英文老师的张德彝倒是表现出对西方科技的好奇，他首创的“自行车”一词沿用至今。

英国议事厅，张德彝第一次见识了民主议事的情形；法庭旁听，他又为先进的判决制度所折服。从此，对西方政体的浓厚兴趣贯穿了张德彝的一生。

即使进步如张德彝，在面对避孕套这样的新生事物时，仍无法超越其思想的局限。他先是饶有兴致地介绍了避孕套的功用：“贯于阳具之上，虽颠鸾倒凤而一雏不卵”，紧接着便露出小学究的狰狞面目，严词批判道：“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

张德彝之所以跑到了时代的前列（此人是第一个参观胡夫金字塔的中国人），盖因其毕业于同文馆，懂英语。

然而，就是这个成立之初只教授英法俄三国语言且并不显眼的机构，让奕訢吃尽了苦头，还被愤青们冠以“鬼子六”的称号。

其实，愤青们过于紧张了，同文馆的教学质量委实低到了一定境界。一个教俄文的满族教师入馆混了一年多被人发现根本不通俄语，天知道他每天人模狗样地站在讲台上讲的是哪国鸟语。

而与此同时，容闳的“制器之器”使洋务派认识到理解制造原理远比制造本身重要，一帮文科男考上了理科的研究生，冯桂芬不无极端地喊道：“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

在此背景下，已被褫夺了议政王一职的奕訢领衔曾国藩、李鸿章，奏请在同文馆内开设“天文算学馆”。

于是，娄子捅大了。

慈禧的认可刺激了保守派，绝地反击正式铺开。先是一个叫张盛藻的御史跳出来抨击自然科学，被奕訢打压了下去。接着，著名保守派、翰林院掌院学士倭仁隆重登场。

倭仁：“师从夷人，动摇国本；变夏于夷，有亡国之患。”

奕訢：“仁义制服不了洋人。倭大学士若另有良策，可保本国不受欺辱，臣自当追随，甘效犬马之劳。”

争论持续了半年，慈禧的天平最终倒向奕訢。由此可见，在不伤及权力的前提下，该妇人还是比较开明的。

顺利开馆并不能保证顺利运行。士林宗师的地位使得撼山易撼倭仁难，攻击算学馆的奏折如雪片般飞进午门，主题空前一致：论算学馆之罪。

至于内容，还是比较百花齐放的。有夜观星象型，认为久旱不雨皆因开设算学馆惹怒了老天；有谈古说今型，扒出一条史料说“同文馆”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狱名。

一边倒的舆论让算学馆的招生比南科大还惨淡，高薪聘请的李善兰等名师也托病不出——出来也会被烂鸡蛋给砸回去。

湖南籍的京官甚至开会决定，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许踏入湖南会馆，各省京官纷纷效尤。奕訢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意识形态的惰性是一个时代的群像，闹剧的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同文馆美国教员丁韪良（此人通晓中国古籍，最早将《万国公法》译为汉文）和北京西山一个反动农夫的对话上。

农夫：“你们洋人为什么不灭了清国呢？”

丁韪良：“你觉得我们能灭得了吗？”

农夫指着山下的一根电线杆：“当然，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

好为帝师的国学家

1867年7月21日，夜，两江总督署。

曾国藩忙完一天公务，找来心腹幕僚赵烈文闲谈。

曾国藩：“今天京里来人，聊起京城气象，说最近抢劫案频发，街上乞丐成群，甚至有妇女衣不蔽体。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如之奈何？”

赵烈文：“颠覆政权的风气还没开，如果不是抽心一烂，暂时不会土崩瓦解。”

他顿了顿，又正色道：“然则异日之祸一旦发生，便是连根拔起。时间不会超过五十年。”

曾国藩皱了皱眉：“是否会南迁？”

赵烈文摇头道：“绝无像东晋、南宋那样划江而治的可能。”

曾国藩不死心：“本朝君德较正（跟桀纣比吗），或不至于此。”

赵烈文：“君德虽正，然国势隆盛时，士大夫报君之恩已经足够。而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夺取天下又太过机巧（终皇太极一生，不敢想象满人南下而牧马）。天道循环，善恶相抵；后君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半晌无语，忽道：“你不是开玩笑吧？”

赵烈文：“当着老师的面，我不敢以此为戏。”

曾国藩叹了口气，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

一年后的直隶总督署，曾国藩终于见到阔别已久的容闳。同时到访的还有王闿（kǎi）运和袁氏父子。

这是袁世凯初逢王闿运（1833—1916），第一感觉是：个子好矮啊！

然而，身材上的矮子有时是思想上的巨人，身兼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数职的王闿运不仅培养了杨度（1875—1931）、杨锐、刘光第和齐白石等众多牛人，由他撰写的《湘军志》更是研究湘军的重要史料。因其董狐直笔，大曝黑幕，还惹得曾国荃等一干湘军将领大为光火。

王闿运本名王开运，寄托了他爸想“开王运”的朴素想法。王开运同学却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土，会成为他通往大师之路上的绊脚石，就给改成了王闿运。闿，《新华字典》的解释就俩字：同“开”。

其实，王闿运的志向是当帝王师。你要叫他国学大师，他只会生气地反驳：你才国学大师，你全家都国学大师！

刚考上举人的王闿运已是名满天下，跑到肃顺帐下当幕僚，被奉为上宾，肃顺对其言听计从。

由于主攻帝王学（经学的政治化），王闿运看人极准。深得他真传的杨度就曾在蒋介石权势最盛时对章太炎说：“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

事实上，原本争议很大的杨度晚年居然选择加入当时羽翼未丰的共产党，看清死后二十年的历史趋势，保全了身后名节，使人不得不叹服王氏之学的深不可测。

在王闿运看来，当时屡败屡战、压根儿不入咸丰法眼的曾国藩是一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潜力股。在他的推动下，肃顺趁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擅离职守、咸丰大怒之机，力排众议，极力保举，帮曾国藩谋取了总督一职，助他从卓越走向了不朽。

可惜，王闿运为肃顺布的这颗棋眼，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以致满盘皆输。

祺祥政变前，王闿运给肃顺开的药方是“内用恭王，外征曾国藩”。

然而，他既高估了肃顺的实力，又低估了奕訢的野心。在空前专制的清朝，天子近臣和群僚之首两者并不画等号，王莽、霍光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失去咸丰这棵大树，肃顺连自己人都镇不住。

奕訢也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毕竟曾几何时人离神器只有一步之遥，试问你还能开出什么更高的价码？

于是，执掌东南半壁江山牛耳的曾国藩成了攸关肃党存亡的重要筹码（手握京畿重兵的僧格林沁同肃顺不和）。

“借权”是帝王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借兵权。王闿运鞍马劳顿，风尘仆仆地赶到湘军大本营。

接下来的三个月，王闿运十四次与曾国藩深谈，鼓动如簧巧舌，使尽腹中才学，目的只有一个——拉拢说服。

以比房产中介、保险销售更舌绽莲花的言辞，王闿运成功侃晕了曾国藩，使其数度“夜不成寐”。

多亏曾国荃及时来信反洗脑：“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戒其勿近”，曾国藩立刻清醒了许多。

于是轮到王闿运压力山大了。

政变在即，最后一次面谈必须切入要点。书案后的曾国藩一如既往地洗耳恭听，还边听边记，王闿运信心爆棚，唾沫横飞……

须臾，曾国藩起身暂告失陪，出门而去。

王闿运走至桌前，但见纸上满满一篇“谬”字，方知大势已去。

这条段子出自王闿运门人的笔记，民国时被演绎成王闿运劝曾国藩养寇自重、起兵反清。由于太过玄幻，鲜为史家采信。不过我认为，在这场戏中，曾国藩的表现还是很符合其人物性格的。

既是妄语，明明可以当场打断，何必作虚怀若谷状？这体现了曾国藩的阴柔，坚忍而绝不弄险。

既默不作声，就一忍到底，又何以偏偏大书“谬”字，不给对方留丝毫情面？这体现了曾国藩的阳刚，心有主而我制外，不为人言所动。

刚柔兼备，宗经而不舍权变的思想练就了一颗情顺万物而无情的心体，因此在进退荣枯之间动容周旋，拿捏得体。

但，终究以阳刚为基。

这场“蒯通说韩信”的好戏发生在曾国藩返回之后。当年蒯通游说韩信自立为王被拒后仓皇逃走，而王闿运在摸清曾国藩底牌后，竟能神色不改，“论事如故”，淡定到让曾国藩都有点如坐针毡。如此心理素质，确实不是多读几遍《挺经》就能炼成的。

老封建

时隔多年，再次把容闳和王闿运召至署中，曾国藩另有深意。

它源自容闳一个再三的吁请：派遣留美幼童。

容闳的思路很清晰：强国之本并非变器物而是变制度，制度的落后已成为限制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的桎梏。而主持制度变革的是人，对人影响至深者莫过于教育。伏脉千里，今日求取西学，是为了日后的官场少些非贪即庸的政客，多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对此，严复后来附议：

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

曾国藩却没有做好当留学教父的思想准备，同文馆风波殷鉴不远，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还好幕中人才济济，又以薛福成（1838—1894）、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最为有名，时人呼为“曾门四学士”。

直隶总督署，明月当空。四学士、王闿运、容闳、袁氏父子齐聚一堂。曾国藩要参酌众议，谋定而后动。

素以推进教育改革为己任的黎庶昌恳切道：“达萌（容闳）之议，学生私下和挚甫（吴汝纶）一再探讨，都深以为然。”

曾国藩环视众人，指着黎庶昌笑道：“莼斋（黎庶昌）当年草就《上穆宗毅皇帝书》，非议科举，可是引得朝野震动啊。”

薛福成沉思道：“西洋各国，美国历史最短，风土人情与我差异最大，似可另择他国派遣幼童。”

曾国藩望着容闳，笑而不语。

容闳神色凝重道：“容某不才，蒙曾帅不弃，得以在帐前效力。身无寸功而忝居五品之职，心常悚惧不安，敢不竭尽所能以报大帅知遇之恩？当今大争之世，不唯我国，各国皆变法图强……”

王闿运缓缓打断道：“这要是个李德裕还好，要是个王荆公，怕是法没变成，倒把江山给断送喽！”

曾国藩明知王闿运主治《春秋》，坚持儒家王道仁政的政治思想，却故意让他和容闳对垒，显然是想兼听则明。

曾国藩：“达萌，以你在西洋待了这么多年看，各国体制，孰优孰劣？”

容闳：“论国体，以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当今天下可分为君主和民主两端。论政体，又以有无宪法，可分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以及民主共和三者。宪法作为立国之本，不独能限制君权，更将成为执政者统治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吴汝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皆有宪法，二者有何异同？”

容闳：“君主立宪制，如英国，权力在君主；民主共和制，如美国，权力为全体公民所共享。而即便是前者，君权也已大大缩水。君主必须将全部的立法权交给议会，部分的行政权交给内阁总理（首相）。虽然内阁由君主任免，但君主必须在议会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下行使权力。”

薛福成：“如果君主的权力日渐缩小，直至没有，成为一个象征，而由首相来履行君权，其实质是否就同民主共和一样？”

容闳：“然，此即从实君立宪过渡至虚君立宪。”

王闿运不以为然：“百代行的都是秦制，怎么到了你这，感觉就要变天了？！”

容闳反唇相讥：“秦制者，‘废封建、立郡县’也。既已无封建之制，王壬秋（王闿运）你又何苦死守这封建之学？”

说着，指向王闿运面前案几上摆着的一本《春秋》。

《春秋》是所有儒学经典中唯一由孔子亲自操刀的原创作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却被视为“经”而不是“史”，盖因后世儒家深信其字里行间蕴藏着孔子的爱憎褒贬（比如何时用“弑”何时用“诛”），领会了这些遣词造句的细微差别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政治主张。

但问题是孔子是春秋人，春秋再怎么世风日下，比起战国，很大程度上还是保留了周朝的政治体制——封土建国。

划定疆域叫“封”，指定诸侯叫“建”。

周朝特色是“家天下”，周天子（上天之子）是整个天下的族长，与正妻所生第一子为“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而同正妻所生的其余诸子（次子）和同妾所生的诸子（庶子）将被分封到各地，成为国君（诸侯），比如第一任晋国国君就是周武王的小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

诸侯必须将封地继续分封，其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次子和庶子被打发到各处“采邑”，称之为“大夫”。大夫按照同样的原则，分给其次子和庶子各处“食田”，称之为“士”。士没有可供再分之地，往下就是民了。

周礼定好等级，天下成了一家。真是其乐融融，家有儿女……

可惜生活不是肥皂剧，百尺竿头向上爬从来都是中国人坚定不移的人生追求。于是，诸侯觊觎天子之位，大夫图谋搞垮国君，以下克上成了春秋战国的主题曲。继楚国率先称王（周礼天子以下，只能称“公侯伯子男”五爵），韩赵魏三家大夫成功地瓜分了晋国……

经常梦周公的孔子之所以一天到晚不爽，就是因为君不君臣不臣，诸侯个个尾大不掉，视破坏周礼为人生一大乐趣（八佾舞于庭）。

当修复制度无望时，孔子决定曲线救国，提出了“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有梯度地爱你周围的人。先爱父母，再爱兄弟，辐射开来，此即为仁。

如果说仁爱观是周礼的文化阐释，《春秋》就是周礼的课后练习。

但问题是再怎么练习也架不住秦国的暴力。统一六国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规范了君主对文官的任免。而在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区划代替了封建，一直延续至清。

因此，容闳的讽刺的确很难反驳——春秋都没了，你还研究什么《春秋》啊？

儒教不是一天建成的

但王闿运也不是吃素的，当场普及历史常识：“东汉的《轻侮法》规定，如果父亲受到侮辱，当儿子的杀了侮辱他父亲的人，可以免除死罪。阳求就是因为杀了一个侮辱他母亲的郡吏全家，才被推举为孝廉。嘉许血亲复仇，主张原心推罪（根据事实推究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的心理。动机邪恶，即使犯罪未遂也有罪。而出于善良犯下的罪行，则从轻发落），乃是《春秋》里的大义，我看一直继承得很好嘛。”

的确，始皇再威武，斩不断风俗。秦相李斯，挥舞着韩非的智慧之剑，教嬴政以势立威，以术驭臣，再用严刑峻法威逼，高官厚禄利诱，驱使万民如驱牛羊，不耕则战，战罢又耕，由是并吞天下，包举宇内。

然后一个生硬的剪切——不逾二世即亡。

何也？贾谊曰：“不施仁义。”

翻译成白话文：“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于是，董仲舒吸取“暴秦”的教训，煞费苦心地糅合儒法两家，正是想兼顾法家的效率和儒家的公平。当然，这种公平在孔子那仍然是相对的，仰求明君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毕竟种下了一颗充满可能的种子。

这才有了孟子的“民贵君轻”和荀子的“从道不从君”，再恨儒家的人也无法否认贯穿其中充满诚意的民本思想。

可惜，先贤的伟岸形象往往都被不肖子孙败掉。先秦儒家从未提过“三纲五常”。“忠君”是法家的私货，在孔子那儿，忠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到了孟子，更是“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众所周知，儒家和法家，就是一对冤家。儒家讲德治，法家讲法治；儒家重教化，法家重刑罚；儒家耻于言利，法家大谈利己；儒家对人性抱有希望，法家对人性充满绝望。

韩非在《五蠹》里把儒者归为社会的蛀虫。李斯变本加厉，直接着手操作焚书和坑儒。

于是，许多对人治传统深怀不满的人推崇《大秦帝国》，直接把商鞅拔高到孟德斯鸠的高度，似乎只要秦朝不灭，中国早就实现民主法治了。

其实，推崇法家不如推崇墨家。兼爱（一视同仁的爱）和利他主义虽然过于理想，却是这个民族的血液中最为缺乏的基因。

法家不等于法治，在于君主集立法和司法于一身，而又凌驾于法律之上。

董仲舒敏锐地看到，在中国，有些事可以做不能说（法家），有些事可以说不能做（儒家）。既如此，把两者结合到一起不就ok了？

当然，标签还是得贴儒家的，体制外给信心嘛！

其实，董仲舒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天人感应”。

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都是原子，你吸进别人呼出的气，你吃下去的东西排出后化为土壤的一部分，你和山川草木是一体循环的，所以天人合一。

而董仲舒倾力打造“天人感应”的主要目的是帮君主建立起“君权神授，不可动摇”的神话。你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啊？因为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人体为什么有五脏啊？因为大自然有五行——没辙，封建迷信害死人，汉朝草民就信这个。董老师发挥演绎一下，指导你感应进而顺应，就是让你在对天顶礼膜拜的同时，对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天子也做到俯首帖耳。

人事与自然完美结合，谁也不敢逆天而行。天子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天降灾害时下个罪己诏，用“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糊弄糊弄草民然后该干嘛继续干嘛。

三年目不窥园，董老师最大的收获是把“六经注我”练到了家。

《春秋》开篇第一句的“春王正月”表面上看只是寻常的时间记载，但在董老师看来，那就乖乖不得了了。

王道之端在于“正”，而按“春王正月”的顺序，“正”次于“王”，“王”又次于“春”。为什么？

因为春是季节，天之所为；正是人事，王之所行。所以这句话是孔子在教育君王要效法上天，端正自身，走上正大光明之道。

这扯淡的功夫真是堪比豆瓣的文青。

可见，汉承秦制不假，但官方意识形态已从法家转型为打包上市的“儒教”。

此教从一阴（法）一阳（儒）两个方面为君主集权提供舒适便捷的服务，春秋时贵族共治天下、士民百家齐放的美好情景从此一去不复返。

当然你会问，原本冰炭不容的儒法两家，咋瞬间就水乳交融了？莫非董老师是502胶？

事实上，作为一介儒生，言必称《春秋》的董仲舒还是希望汉武帝能够推行仁政的，将“原心推罪”引入司法审判也自他始。但问题是，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激进还是保守，德治还是法治，一旦走入专制权力，最终只会变成同一个样子。

两千年历史告诉我们，是权力选择了思想，而非思想改造了权力。

于是，一幅吊诡的画面呈现在世人眼前。

《世说新语》记载了一则大儒范宣儿时的窘事。范同学八岁那年在后园挑菜，不小心弄伤了手指，当即号啕大哭起来。有记者自作多情地采访他：“小盆友，是不是很疼啊？”谁知范宣当场正色道：“我不是因为疼才哭的，而是因为想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丝毫损伤’的祖训！”

这条祖训是《孝经》的中心思想。伪书《孝经》是后儒假托孔子之名撰写的，将“孝”发挥到了变态的境界。

在孔子那，孝比较正常，主要是用来论证“仁”的。在他看来，孝（敬爱父母）和悌（友爱兄弟）是人天生就有不证自明的情感，而将这种对亲人的爱推及到朋友乃至众生，就是“仁爱”。

问题是再正常你也是始作俑者。“孝”就这么一路狂飙，飙到了《孝经》的高度。

当所有人都被《孝经》洗脑后（以满清入关时汉人“留发不留头”达到顶峰），律法却故意和“身体发肤”作对，陆续出炉了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阉割）等独具匠心的体罚手段，力图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彻底击溃犯罪分子，使其在乡党面前抬不起头，从此自绝于人民。

于是，就像咖啡速溶了咖啡伴侣一样，儒家的“提倡孝”和法家的“被不孝”诡异地缠绕在了一起。

孝父（儒家）是虚的，是民间基础；忠君（法家）是实的，是最终目的。为了使父权转化为君权，历代统治者无不标榜“圣朝以孝治天下”。毕竟，先圣们早就做过社会调查了：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春秋大义

这笔文化烂账，王闿运门儿清。他避实就虚道：“‘修身（士）、齐家（大夫）、治国（诸侯）、平天下（天子）’，先秦儒家确实处处比照周礼的封建之制。周礼有何不好？一个天子，多个诸侯，看似等级分明，实则天下是一个松散的‘联邦’，远较后世郡县制民主。董子之后，一经三传（《春秋》和对其最经典的三部解释《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地位愈隆，周礼的贤君政治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庙堂。皇帝每遇事不决，只要臣子援引《春秋》的案例，圣裁往往遵循不二。”

容闳：“周礼好不好姑且不论。它好，也回不去了；它坏，就更要审视一下这本传之后世奉为圭臬的《春秋》了。”

王闿运：“哼！孔子作《春秋》，申明大义，裁定正邪，万世取信，一人而已。有何必要审视？有何必要立宪？《春秋》就是我华夏之宪法！”

半晌未言的张裕钊突然发话：“这倒不假。汉景帝时，窦太后偏爱景帝之弟梁王刘武，欲立其为储君。袁盎明确反对，引用的例子便是《春秋》对宋宣公的责备。”

王闿运见有人帮腔，颇为得意：“宋宣公死前没有遵循周礼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弟弟，后来的宋穆公。穆公死前，心怀感念，把位子又还给了宣公的儿子，即宋殇公。殇公即位后，穆公之子子冯不服，起而争之。宋国之乱，自此延续五代不绝。《春秋》因此推本溯源，认为‘宋之祸宣公为之’。而窦太后也被袁盎说动，打消了立梁王为储的念头。”

薛福成迟疑道：“如果我没记错，‘宋之祸宣公为之’语出《公羊传》。而《左传》的立场则相反，认为宋宣公‘知人’。”

王闿运的确是有意疏忽，但《春秋》不满宋宣公的做法却是事实（显然《春秋》除了喜欢吓唬乱臣贼子，更好吹毛求疵、责备贤者）。

黎庶昌显然站在容闳这边：“宋宣故事，《春秋》尚有定论。郑伯和共叔段的是非恩怨，孔子却只有一句‘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在鄢地打败了段），爱憎褒贬，并不明显，以至于‘三传’便各主其说，后世更是歧说纷呈。”

容闳接过话头：“想从《春秋》惜墨如金的字面洞穿孔子的真义，何异于缘木求鱼？那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解读，同孔子本人并无多少联系，只是何休版的孔子、郑玄版的孔子以及孔颖达版的孔子。《春秋》是死的，人却是活的。时代在变，课题在变，经典也被赋予了种种新义。可悲的是，深挖狠刨《春秋》义理甚至不惜曲解误读的真正动因，恐怕只是为了给不断翻新的权力体系寻找理论上的合法性吧。”

黎庶昌：“诚然如此。皇帝想削藩，下面的人挖出‘专断于外’的案例，惩处了好几千人；皇帝想打匈奴，有‘《春秋》九世复仇’；想搞妥协？有‘温柔敦厚，《诗》教也’；想削弱权臣？‘《左传》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刚好合适。看来《春秋》和三传真是无所不能啊！”

王闿运不睬黎庶昌，对容闳道：“据我所知，在你容达萌的第二故乡美国，宪法也是不断翻新，修正案迭出啊！”

容闳：“问题是所有修正案都是建立在宪法的基本精神‘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保护’之上，补充说明而非推翻宪法的。比如第二修正案赋予公民携带武器的权利，虽可能引发种种治安问题，但由于其符合宪法对人身自由的保护，至今未见后续修正案将其否定。相比于《春秋》的语焉不详、任人发挥，美国宪法确凿稳固，在每一个公民的心中神圣不可侵犯。”

容闳还没戳到要害：修正案主要针对政府，且必经国会表决，多数通过后方才生效。而国会又分参议院（精英色彩更浓）和众议院（平民色彩更浓），议员既有民主党又有共和党，制衡之下，避免了独断专行；而《春秋》在庙堂上讨论，何时守常经，何时尊权变，弹性空间大不说，最后的定论仍需服从权力。

曾国藩饶有兴致道：“你说洋人为什么鼓捣出宪法这么个东西？”

容闳：“因为自然法。不同民族的文化固然不尽相同，但终有一些核心价值是人类所共通的。比如，没有人愿意被杀被抢，没有人愿意被无辜地抓进监狱，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隐含了生命权、平等权以及人身自由权。维护自然权利的法，就是自然法。在此基础上，自由人相约联盟，达成契约，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管理者，于是有了政府（宪法赋予政府权力）；另一部分自己保留，成为国家机器不能侵犯的个人权利（修正案限制政府权力）。在这种共识共循的社会契约下，宪法和法律不是胡编乱造、生搬硬套，而是对自然法的发现和阐述。”

王闿运：“哼，说得倒好听！殊不知制度设计得再好，还是得由人操作。要想在实践中不出纰漏，仍需正心诚意，回归孔孟之道。历朝历代，为治理黄河设立了多少机构？出台了多少办法？然而治水官员谁拿防汛当自己家的事？甚至，他们会故意疏忽对河坝的保护，以使其垮得更快，从而领到更多的拨款。可见，欲使天下不治而自治，唯有推行良知，正人心而化风俗。”

容闳摇了摇头：“两千年以降，无论高估人性还是低估人性者，到头来都失望地发现，人性其实是复杂的。先圣对君子的要求‘慎独’（在无人监督时谨守道德）并不难，难的是当一群人集结成派，将各自的私心藏在看似正义的旗号下，相互鼓噪中还能保持个体的理性和原则。对此，解决之道绝非‘君子不党’，而是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西方历史上，许多专制暴君都是以最合理的方式开始其统治的。而事实的走向却是，这种邪恶的权力既腐蚀了人心，又毁灭了良知。”

容闳停了停，一字一顿道：“因此，宁可相信十个恶魔互相制衡，也绝不要轻信一个圣人乾纲独断。”

斩钉截铁的话语在袁世凯幼小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都忘不了容闳说这句话时无比坚毅的眼神。

久未言语的吴汝纶忽然若有所思道：“也许我们真的错了。”

袁世凯一惊，目光随众人一起投向了他。

不怕酣睡，只怕永远也叫不醒的假寐

吴汝纶：“历史上每一次政权的建立，无不伴随着血腥和杀戮。我国更是在以暴易暴的轮回中挣扎了两千年。也许，美国的出现代表了一种依靠理论而不是武力协商建国的新模式。这种统治者执政合法性源自契约（宪法）的历史趋势恐将无法阻挡。”

曾国藩颔首不语。

薛福成叹道：“怕只怕百年之后，就算有了宪法，也是一纸空文啊！”

吴汝纶学而不厌：“英式的君主立宪和美式的民主共和在实际运作方面有何差异？”

容闳：“在英国，首相（行政）和议会（立法）的关系更近。选举方式是两党竞选议会的席位（选民投票），再由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选出执政的首相（议员投票）。而在美国，则先由两党分别推出本党总统候选人，在各种演说和辩论后，由选民直选。”

吴汝纶：“两党轮执，三权分立，毕竟还是美国走得更远。”

容闳：“行政（总统）、立法（国会）、司法（法院）三套系统彼此独立，相互制衡。国会可以立法，但最高法院可以宣布法律违宪；法院独立判案，但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由总统提名；总统可以否决国会议案，但国会可以启动程序弹劾总统……”

王闿运：“荒谬！如此掣肘，成天扯皮，什么都不要干了！”

容闳叹了口气：“还需要干什么呢？在效率和公正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因为前者如同吸食鸦片，虽有一时之快，却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后者循序渐进，通过立法日臻完善，利用轮执消解民怨，避免了政权的动荡和推倒重来，社会稳步向前，公民日趋理性。”

王闿运：“哼，什么民主，不过是暴民做主罢了！”

容闳：“的确，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了‘多数的暴政’的问题。而在建国之初，杰弗逊（《独立宣言》作者，第三任美国总统）就颇有预见地看到‘权力由多数人行使而不是由一个人行使，并不能减轻暴政的程度。一百七十三个暴君肯定会和一个暴君一样富有压迫性’。”

吴汝纶：“可现实却是，从总统到平民，无不充满了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除了制度的约束外，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吧？”

容闳：“有，权利和责任的对等。自由不是无偿的，民主更是通过将公共生活的重负压在每个个体的肩上，挑战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大脑。如果说专制社会给个体提供了一个隐身于群体之中的机会，那么民主社会则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因此，民主并不轻松，它强迫你独立思考——这是一种区别懦夫和勇者的生活方式。”

黎庶昌：“人人都能做出自己的判断，也就不需要一个宵衣旰食的君主了，可谓两厢欢喜。”

袁世凯忍不住笑出了声。

容闳：“事实上，美国的司法权进一步一分为二。法官只管量刑，而认定有罪无罪则交由陪审团的十二个公民来表决。这是每个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必须履行的义务，随机抽选，可谓最好的普法教育。超越了利害关系的审判往往使人尽量做到公正，因为有一天你也可能坐到被告席上，接受别人的审判。于是我们看到，几乎每一项推动了社会变革的重大立法，都是从一件微乎其微的小案子开始，上诉到最高法院，直至引起各行各业的参与、全国范围的讨论。这不是劳民伤财，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进步，从制度到人心。”

王闿运：“让不懂法的平民靠直觉来断案，这不是原心推罪是什么？”

容闳：“关键在于谁来‘原’！世宗（雍正）在位时，有一年黄河水清，各地官员纷纷上表颂德。这些折子里，有两份在格式上于礼不合，一份是鄂尔泰的，一份是杨名时的。可结果却是，世宗皇帝原谅了前者，惩罚了后者。由此观之，没有公正的执法程序来保障，原心推罪只能是诛心之论，而论心世间无完人啊！”

容闳的勇气深深地感染了袁世凯。很多年后，当他回想起儿时这段插曲时，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其实，容闳想驳倒王闿运，只需搬出《春秋》的中心思想、写作初衷，四个字“夷夏之防”即可。

中原地区，尊崇周天子（哪怕是口头上的），文明程度较高（如齐鲁）的国家被称作“诸夏”；边远地区，文明程度较低（如吴楚）的国家被斥为“蛮夷”。

《左传》也跟着敲边鼓，用“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定义了“华夏”的概念，以区别夷狄。

是“夷”是“夏”在孔子笔下泾渭分明。《春秋》里提到吴国时，一般都会说“吴如何如何”，非常轻蔑。但在叙述吴王帮助蔡国伐楚一事时，却罕见地用了“吴子”的尊称。《公羊传》解释说，改称“吴子”是因为吴人虽属蛮夷，但此次出兵却是替中原（蔡国）分忧，所以要夸上一夸。

更势利的是，表彰完这次军事行动后，孔子立马翻脸不认人，又恢复了对吴王的旧称“吴”……

由此不难想见《春秋》在清朝的尴尬。即使文官集团对“华夷之辨”三缄其口，异族统治的心结还是顽固地缠绕在帝王的心头。而容闳等人在曾国藩面前绝口不提这茬，也是彼此默认的避祸之道。

其实，帐下人才济济，容闳所论，曾国藩又何尝不知？可惜，理论上的无懈可击在神州这片波云诡谲的大地上往往意味着处处碰壁。晚清转型之难不单体现在要从专制走向民主，一个更大的障碍是，带领众人（还各打各的算盘）完成这项浩瀚工程的是一个先保自己再顾满族最后才考虑国家的妇人。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容闳思想中确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但不能因此就说人是带路党。毕竟其回国后辞去了在海关收入丰厚的工作，苦思救国之道。

诚然，他的某些主张确实过于理想，但不要因此而嘲笑其书生气。这个民族实用理性了几千年，人人都想走捷径，其结果却是整个国家一直在走弯路。

《论语》摆出一条条看上去很美的道德教训，凭此就想挽救人心不古，在梁启超看来完全是“只知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的奢望。

政治道德化为清朝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德艺双馨的影帝，时不时深情地仰望星空，表演可圈可点，就是跟斯坦尼拉夫斯基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然而，他们到底制定和执行了哪些政策，百姓一无所知。

同样喜欢仰望星空的还有康德。这个对欧洲影响极大的哲学家认为有两件事让他越想越觉得神奇，充满敬畏，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里的道德律令。

但就是这么一个把人性解剖到极致、对伦理学研究极深的人，也从不寄希望于人类能够通过提升道德来实现天下大治。毕竟草民君主，皆怀私心，康德认为唯有宪政和民主才会迫使他们彼此制约，难以作恶。

当然你会说，人毕竟是感情动物，通过文化来正面引导不是更好吗？的确，宋朝的小孩在听评书时，听到刘备败了便“频蹙眉”，听到曹操败了则“喜唱快”，貌似爱憎分明。

可惜，哈耶克道出了真相：“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思考，他们更乐于接受现成的答案。”

悲剧的是，这些答案往往是错的，至少是偏颇的。一个天天看《非诚勿扰》的人还会相信中国女人不拜金吗？但现实中爱情至上的女人并非没有。

这也是被错误答案给坑了。

在一个枪稿软文满天飞的时代，引导之难在于引导者会出于自身利益刻意将受众引上歧路。

女人对钻石的喜爱和对其他奢侈品一样，她们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需要别人告知。于是，广告中的明星不厌其烦地引导说你需要钻石，哪怕倾尽家财也要拥有，因为它意味着天长地久。

引导之难更体现在人性深处的欲望。如果做爱没有一种让人爽到飞的感觉，谁会乐此不疲地去做呢？而没有了繁殖的冲动，人类不过是地球上众多绝种生物中的一种罢了。

对同类的恻隐之心使人类超越了兽性，但欲望又将他们打回了原形。人性之复杂端赖于此。

文化依靠制度保障，制度需要文化促进。西汉的路温舒曾在《尚德缓刑书》中提出过一个非常前卫的观点：言论，即便是胡说八道、诽谤朝廷，发言者也不应该被定罪。因为只有在宽松的言论环境下，真知灼见才有面世的机会。

由于辞藻过于华丽（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此文还光荣入选《古文观止》。

早在汉朝，路温舒就开始探讨言论自由的问题，又比西方早了两千年。

可惜，两万年都没用。对一个政府，不要看它说了什么，要看它做了什么。没有用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再美的文化也不过如流星般一闪而过。

言论自由得以在美国实现源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长期众口难调的文化氛围又使美国人达成了“中性原则”的共识，即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和他是好人坏人没有关系，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论也毫不相干。

于是，一种默契建立了起来：自由的前提是不伤害他人的自由。

这种制度与文化的良性互动在古代中国几不可见。其实，稳若磐石的体制或许对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意义重大，但并非不二选择。

中国文化的模糊性体现在象形的汉字里，西方文明的逻辑性体现在排列组合的字母中。几千年来，文化的可能性被咂摸透了，却仍未推导出有实质进步的制度。容闳敏锐地看到，再拖下去不过是将今天的问题留给子孙，多几代人受罪而已。变，已成定局，无可阻逆。

这场讨论在袁世凯幼小的心中投射下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蝴蝶已轻轻振动了它的翅膀。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是搞不砸的

赴任南京后，袁保庆发现，袁世凯对读书根本不感兴趣，帮他处理起公务来倒是得心应手。

在扬州拜会退休的前云贵总督张亮基时，袁世凯的机敏深受其喜爱。

张亮基做了一个后来让他悔恨不已的决定：留下袁世凯，同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

袁保庆同意了。

张亮基聘请的名师叫王伯恭。于是，在王老师悠久的教学生涯里，第一次领略了什么叫霸气外露。

本来，王伯恭布置的课后作业题目很和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知第二天收作业时，映入眼帘的却是杀气腾腾的文字：

东西二洋，欧亚二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五四先声？）。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稽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无赦。

王伯恭震惊了，登时许劭附体，针对袁世凯发表了一通清朝版月旦评：

不以杀伐定国，就以杀伐乱世。

袁世凯见王伯恭对他有了成见，愈发不想读书，找到张家一个亲戚，和他打赌比食量，输者给钱。

袁世凯一口气吃了十个馒头、二十个鸡蛋。对方认输，但不愿付钱。大头不依，硬逼他吃了等量的食物，结果导致其大病一场。

袁世凯还觉得不过瘾，索性唆使张亮基的儿子偷了家里的钱一起去嫖娼。

张亮基发现后，把袁世凯赶回了南京。这倒正合他意，早就待得不耐烦了。

秦淮河、莫愁湖，这些酸腐文人们欢天喜地期期艾艾的场所袁世凯一般都是拉帮结伙骑马闲逛的，偶有所感也不拘韵律，写些豪气四溢的打油诗：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虽无韵味，但粗砺之中英雄之态毕露。十二岁的袁世凯未必明确人生的目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想当人，只想当神。

1873年，袁保庆因患霍乱，在盐法道任上去世。治丧委员会中，两个重量级的人物走到了台前——淮军名将刘铭传和吴长庆。

当年吴长庆他爸在安徽庐江办团练，被太平军包围，生死悬于一线。正好世交袁甲三就在邻近的淮北镇压捻军，吴长庆缒城而出，单枪匹马去求援。

谁料袁甲三长子袁保恒不同意分兵去救，侄子袁保庆倒是力主救援，数日议论不绝，庐江城破，吴父败死。吴长庆痛感袁保恒顾己不顾人，与之绝交。对袁保庆却感激不尽，与之结义，交情日深。

袁保庆死时，官居从一品提督的吴长庆早已为淮军打造了一支劲旅，名为庆军。

在长辈的帮衬下，十四岁的袁世凯办完丧事，同养母牛氏扶柩还乡。

一年后，生父袁保中的死给袁世凯带来更为沉重的打击，要不是堂叔袁保恒回乡省亲，认定世凯是可造之材，将他带在身边悉心指点，大头的童年铁定悲催了。

1876年（光绪二年），袁保恒升任刑部侍郎，袁世凯同三哥袁世廉一道，随堂叔入京。

北京。

袁保恒与任内阁中书（内阁大学士的属官）的弟弟袁保龄共同担负起“世”字辈的教育责任。

尽管师资队伍堪比乾元国学班，袁世凯花在研究兵书上的时间还是远远超过了读四书五经。不仅如此，关心国家大事的他还经常写杂文讽刺时弊，显然是受了容闳的影响。

袁保龄给多动而勤奋的袁世凯下了“中上美材”的评语，袁保恒更是“手批嘉勉，喜其留心时事”，一直带在身边帮他上传下达。

袁世凯思维敏捷，逐渐对官场的游戏规则了然于胸，不免有些沾沾自喜。袁保恒却给侄儿敲响了警钟，指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思虑太多，防患太深，日后遇大事恐难立断。

袁保恒的眼光是极准的。他曾痛心于《南京条约》签订时，清朝官员连香港在哪都不知道就割了出去，未雨绸缪地建议清廷在台湾设置巡抚，并得到采纳。

然而，袁世凯究竟善谋还是善断，仍言之过早。

十七岁那年，大头回老家参加乡试（此前已花钱捐了监生，跳过考秀才这关）。名落孙山的结果原在意料之中，也不丢人，毕竟举人考了一辈子的大有人在。不过你非要跟十六岁就中举的梁启超比，人生还是挺幻灭的。

鉴于古代交通落后，回趟家比较折腾，落了榜至少把婚姻大事解决了也算不枉此行。于是，陈州大户人家的于氏成了袁世凯的发妻，后来为他生下著名祸根袁克定。

于氏虽是富家小姐，但不懂礼数。头几年感情尚好，有一次她穿着红色绣花缎带进出，袁世凯还跟她开玩笑，说穿得像“马班子（妓女）”。

于氏觉得受到嘲弄，反击说：“我是有娘家的人，不像姨太太。”

袁世凯的生母正是姨太太。

因为这句话，夫妻反目，感情日渐冷淡。

完婚后，袁世凯赴京继续攻读。

行尸走肉

学海无涯的生活也曾让大头萌生退意，想回河南官场谋个饭碗。每有此念，都被袁保恒严厉制止。在堂叔的言传身教下，大头猎取功名的志向日渐高涨。

镜头中的大头以各种姿势在各种场合专心苦读，直到光绪三年（1877）的到来，快速剪辑戛然而止。

史称“千古奇灾”的“丁戊奇荒”爆发了。

饥荒持续四年，囊括五省，波及亿人，死亡千万。

历来灾荒，至次年夏收前达到高潮。赤地千里的河南属于重灾区，人相食是必备曲目。据大头家信上记载，人肉明码标价，二十八文一斤。

饥民们扶老携幼，组团逃荒。结果跑到陕西，发现同样无以为生，不得不又逃回本土。辗转流徙之中，冻饿交加，死尸盈路。

作为河南籍的官员，袁保恒被任命为帮办赈灾大臣，赴河南赈灾，袁世凯随行。

随行的结果是大开眼界。各州县官要么遇灾不报，要么借口赈灾加重科派。碰到几座敷衍了事设的粥厂你也不要过于兴奋，锅里熬着的永远是清汤寡水。

这要搁清宫戏里，没准刘统勋大人还能从天而降，高喊着“筷子上浮，人头落地”斩杀几个贪官墨吏。

可惜，生活不是电视剧，是比《隔山有眼》还血腥的b级片。袁世凯看到，灾难打开了人心深处的潘多拉魔盒，天灾很快演变为人祸。

一群妇女占领了一个大户人家，在里面生火做饭，吃个精光后又转战下一家。男人们见效果不错，纷纷组团，挨村抢粮。一个知府因此被就地罢免，下面的知县维稳压力陡增，为保顶戴，只好将为首的“暴民”抓起来关进笼子里活活饿死。

一个姓丘的男子，十多年前作为当地四十个村的首领，曾率领众人抵抗太平军。此刻，他又被推举出来，饥饿难当的村民希望他能带头造反。丘同学拒绝后逃跑了，愤怒的村民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冲进他家，杀死了六个家属。

在这片绝望的废土之上，还行走着一个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此人后来创办了山西大学堂，活跃于晚清政要之间，被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

此时的他从太原出发，边走边看，越走越惨，为我们忠实记录下了比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还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1月29日（1878），太原以南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碰到了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最后她把孩子放在了雪地里。

1月30日，太原以南290里：

随处可见肥胖的野兔和狐狸，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碰到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

看到有人磨一种软的石块，像做石笔的那种材料，磨成细粉后卖出，每斤三文钱。掺上点儿杂粮和树根，可以做成饼。我尝了一口，味道像土，事实上这也是它的主要成分。吃了这种东西，许多人死于便秘。

有兄弟三人相继死去。他们都是煤矿工人。第一个被葬在两个缸里，一个装上半身，一个装下半身。七天后，另一个也死了，却再也没有缸了，尸体被放在地上。第三个非常虚弱，当我们给他埋尸体的钱时，他都下不来炕。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洪洞县，我见到了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人的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另一边是一堆女尸，她们的衣服都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不远处，男尸和女尸被分别扔进了两个挖好的大坑。

在这个地区，路边的树皮自十到十二尺以下都被剥去吃掉了，漫漫长路一片惨白。我们路过的许多房子没有门窗，因为都被当做木柴卖掉了。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没有动，只是因为不能变现成钱。主人已经逃走或死掉了。

2月3日，太原以南600里：

今天只见到七个人，都是男的。这很好解释：我们每天都碰到满载妇女去外地贩卖的大车。也有步行的旅客，都带着武器自卫，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样。有的扛着梭镖，有的带着闪闪发光的剑，有的则背着已经生锈的刀。这正是他们悲惨处境的写照。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断有反动村民的代表找到李提摩太，劝他率领大家去抢大户，抵抗来自官府的镇压。

百姓洋人官的游戏的确是现实最好的缩影，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生生相克，循环不息。

之前，李提摩太曾带着两千两白银拜访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要赈济灾民。曾国荃对他怀有戒心，处处设防，气得李提摩太在日记中吐槽道：

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以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

愤怒没有使李提摩太变成阿拉伯的劳伦斯，而是默默地开展自己的本职工作——传福音。

几周前还流传着关于天主教诱拐小孩的谣言似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一帮生下来就给佛祖磕头的村民争相砸烂了家里的佛像，改信上帝。

独裁的艺术

袁保恒开始同情因赈荒不力而被罢免的前任河南巡抚。

允诺拨给的钱粮迟迟不到位，每提出一笔筹款都要专门拜折请求，旷日持久的“部议”后还得看户部书吏的脸色，好不容易批准了一笔等不到发放灾民早就不知死了几拨人，你叫我怎么赈荒才算力？

授命伊始就有人劝他推掉这费力不讨好的活，袁保恒凛然道：“事君致身，蹈白刃亦不敢避，岂以艰危所阻？”

袁世凯清楚地记得，那天，堂叔以庄严的形式对天起誓说：“倘保恒玩视赈务，有款不思力筹，有弊不思力革，神明殛（jí）之。”

袁世凯清楚地看到，堂叔确实鞠躬尽瘁了。作为赈灾的帮办，比总办河道总督李鹤年还尽心。他辗转奔波，多方筹措，见动员富人捐输已无人响应，便以个人名誉作保，以一分的高息借贷，却仍所获无几。

各地粥厂请求接济的公函堆积如山，袁保恒无言以答，终日枯坐，三个月里，眠食俱废。

袁世凯不禁想问：如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若神明仍要殛（杀）之，要此神明何用？

可惜老天真的抽了风，袁保恒感染瘟疫，死在了开封的赈务公所。

对于这种兢兢业业死在任上的劳动模范，政府当然不会放弃树典型的机会。“文诚”的谥号不可谓不尊。

有清一代，“文正”为文臣最高谥号，只有曾国藩、刘统勋等八人。

“文忠”次之，如李鸿章、林则徐、胡林翼。

“文襄”再次，如左宗棠、张之洞。

剩下的文端（鄂尔泰）、文恪（高士奇）、文恭（翁同龢）、文诚（丁宝桢）等也都根据其生前事功（如谥文端的一般是理学名臣）严格论给。

总之就是俩字：稀缺。没当过翰林就甭想了，除非你有左宗棠那样的如天之功，才可能打破常例，凭借举人的身份捞到一个文襄。

然而，对现实感极强的袁世凯而言，文什么都不过是文过饰非。

他彻底心凉了。

接连失去养父、生父和叔父，再坚强的人也拔凉拔凉了。

赈灾五个月，袁保恒廉洁奉公，自己和随从的餐旅费均从俸禄中支取，未敢动一文赈款。可惜，他的以身作则没能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官员的准则。

自古赈灾有多黑，现在的国人都可以想象。而袁世凯在基层看到的，却是一幅远比贪墨赈款更为复杂，更令人绝望的画面。

晚清没有非政府组织，像李提摩太这样漂在中国实心救人顺便传教的牧师还有很多，究竟是不是像愤青所言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不好说，但人都要饿死了，你草菅别人的性命成就自己的“大义”，这不是爱国者是爱国贼。

时任河南学政的瞿鸿禨就上奏朝廷，指责洋人热心赈灾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买人心。

迂腐果然不是一天练成的。

清廷接到奏折后，立刻指示受灾各省，如遇洋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河南尤其保守，官民上下一心，不准洋人逗留，更不许涉足赈务。开封市民还自觉张贴告示，声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义正词严地绑架你爱国。

且慢嘲笑这自上而下脑残加自残的举动，它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作为一个部门主管，当他面临团队成员的信任危机时，最好的办法便是塑造一个外部的、迫在眉睫的假想敌——当有危险逼近时，人类总是容易尽释前嫌携手与共。

哈耶克也持同样观点：把“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是将群体步调一致地团结在一起的最佳方案。

善于制造敌人和营造紧张气氛，是每个立志成为杰出独裁者的政客的必修课。

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却没有激起大规模的民变，传教士的“转移视线”功不可没。

铁打的仓鼠流水的朝

每天都是炼狱般的惨象。

在袁寨长大的袁世凯从未如此真切地耳闻目睹底层的真相。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驱驰于冰天雪地之中，手足冻裂，毫无懈意，参佐袁保恒办理赈务。

而此刻，堂叔已死，料理后事、交接公务的重担全部落到了不满二十岁的袁世凯身上。

出色的表现感动了新任的河南巡抚徐宗瀛，他决定按月发给袁世凯三十两银子作为薪资，却被大头拒绝了。

“先叔办理赈务，自备斧资，未支公帑，今于身后背之，可乎？”袁世凯那双圆圆的大眼中透露出的真诚让徐宗瀛感佩交加。

诗言志。

“不受金钱不受名，大权在手世人软。”大头的诗早就表明了他求的是什么。

世间求官之人多如过江之鲫，官场上的人情练达袁世凯早已谙熟。也正因看透，他从不指望下面的官员胥吏能实心放赈，宁可自己劳碌奔波，将钱粮亲手送到可靠的士绅府上。

而士绅，这个向来被视为官民之间缓冲带的阶层也正在沦陷。袁世凯亲眼看到，一个家有良田五百亩的地主想低价抛售土地以换取粮食，找了好几个买主，出价都低得近乎白送。绝望之余，他在全家人吃的饭里放了砒霜。

袁世凯不断问自己：为什么？

他瞥见了路边的粮仓，那是政府设在各地的官仓。

自古粮仓系国脉，可眼前这些粮仓，还有几座能承担起救济灾民的重任？倒卖官粮早已司空见惯，硕鼠们为补亏空，在余粮中掺沙子掺石灰；为应付检查，又将粮仓改造成瞒天过海的“夹心仓”。

逐利，成了所有人生命中唯一的主题；逐利，一切无所不用其极。这片土地，似乎早已被上帝遗弃，自生自灭，永无救赎的可能。

于是，全民逐利，全民焦虑，万物扰心，心智俱灭。

以陕西粮道为例。该厅局级每年花在请客送礼上的银子大约五万两，而进项却达六万两，这意味着有一万两可以中饱私囊。

依法收粮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笔横财，但中国历来有法制无法治。于是，无法无天的衙役在收粮时总会变着法儿的多收，简称“浮收”。

关于浮收，苏州府常熟县的一块石碑上有详细的记载，花样繁多，令人叫绝。国人的想象力只有在残害同类时才会被发挥到极致。

这些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有：淋尖、踢斛（hú）、侧拖、虚推……

以“淋尖”“踢斛”为例，当你交粮时，要把粮食倒进官府准备好的斛里。你倒着倒着，最后肯定有一部分超过斛口吧？超过斛口就呈尖锥形了吧？好，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衙役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踢一脚！此时超出斛口的谷粒就会震落到地上。当你慌忙去捡时，衙役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

由于常年干这个，衙役都轻车熟路，效率很高，踢出的部分就成了官吏一笔不菲的合法收入。

想逃税漏税？那是不可能的，这玩意儿从古至今都是富人的专利。针对个把实在穷得叮当响以至交不起粮的“刁民”，有知县想出了魔高一丈的损招：将欠粮作为衙役的工资，拿着白条去收租，充分调动衙役的工作积极性。

真可谓同为专制奴，相煎何太急？

当镜头切回来时，画面中的袁世凯披麻戴孝，跪在袁保恒的灵堂前。

日薄西山，吊唁者都已离去，落暮寒鸦平添了几分秋意。孝服宽大的帽子遮住了袁世凯的双眼，却遮不住他心底的万千疑问。

值吗？

堂叔的遗像满脸沧桑，却永远无法回答袁世凯的问题了。

袁保恒无疑是个好官，但好官的标准又是什么？

结果正义？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问手段。问题是如果没有原则，底线一退再退，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打着正义的旗号谋取私利？多少以改革面目示人的官员最终锒铛入狱？

程序正义？劣币天天驱逐良币的官场从来与该词绝缘。在中国，有时制定程序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破坏它，每个人都一边咒骂一边百舸争流地挑战着既定规则。

对袁保恒来说，上报朝廷，下济万民就是好官。可这满人的朝廷当真值得一报？

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跑的问题，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顺治当场发飙：“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康熙子承父志，隔三岔五地敲打臣工：“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属于八旗军专用，其他人一概不得铸造。

政治高压使百官噤若寒蝉、浑浑噩噩，宁可阿弥陀佛，绝不冒犯天颜。

一直到曾国藩这代，闭着眼睛混不过去了。身处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一句“孔子不会打洋枪”让儒生们无言以对。

外部的压力促使权力从满人转移到汉人，中央下放到地方，但谁都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

满族统治者从不代表汉人利益早已老少皆知，问题是它连普通满人的利益都不代表。因为不准经商的规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被活活饿死的旗人不知凡几。

而指望根本没有国家概念的亲贵们代表国家利益就更不现实了。

总而言之，是“三个不代表”。

摊上这样的国策，百姓之苦，苦不堪言。

袁世凯发现，中国农民的生活似乎已经凝固了上千年，农具是世代相传的犁耙，衣服是家纺的土布。住宅则一律由泥土筑成，铺上一层高粱秆抹上泥浆就算是屋顶。

而当你采访那个满脸憨直的农民，问他的人生理想时，他会告诉你：像皇帝一样每天都有大饼吃，吃饱了就休息……

不是顺民便是暴民，就是没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公民。千人一面的生活规律、思维方式固化在每一个基因的碱基对当中，不愿妥协、拒绝双赢让历史只有成王败寇一种轨迹，政治文明制度建设则裹足不前。

当张献忠得知李自成称帝时，立刻在四川大开杀戒，其行为逻辑是：我做不成皇帝，你也甭想做得安稳。于是，一个个充满了小聪明的中国人组成了一个奇缺大智慧的民族。

闷雷轰鸣，震得袁世凯微微扬起了头。

脸色依旧阴沉。

外面传来“下雨了”的人声，兴奋中透着惊诧。

秋风秋雨愁煞人，此刻带来的却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袁世凯缓缓起身，踱至门前。

大雨溅起的泥水阻挡不住人们的热情。戏水的儿童，跪谢上苍的老人，喜极而泣的妇女……

而同时，他们又是失去亲人的孤儿、鳏寡和遗孀。

遥远的时空，隐隐传来陶渊明的歌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死去的人们啊，早早安息吧，因为亲人的悲痛也不会持续太久。活在中国，是一种修行。佛曰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再深沉的苦难也只能化为前行的动力，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草民或许不懂那些高深莫测的道理，但心中一定都装着一个书名：《活着》。

而从全知视角看，那些怀揣着自私与虚伪，在荒漠中自相残杀的人们又是何等的可悲可怜！

雨水模糊了袁世凯的双眼，眼前出现一幅幅亦真亦幻的画面：

一个知县，把锁链戴在手腕和脚踝上，步履艰难地穿过县城，去城郊的龙王庙求雨。庞大的人群默然无声地跟在他后面，每个人的头上都戴着柳条帽；

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妇乘坐渡船，犹豫着要不要把怀里的婴儿扔进河里。最终还是母爱占了上风，她神色悲苦地将婴儿紧紧搂住；

几天后，又是这个女人，在一个妇女买卖市场。买主都是从灾情较轻的地方来的男人，对“商品”的唯一要求是不能带孩子。女人被一个光棍相中，喂完最后一次奶，难舍难分地搁下了孩子……

饿殍千里。

惨象，使袁世凯目不忍视。狂风暴雨中，已分不清哪一滴是雨哪一滴是泪。

亡了清廷，给人民一个交代

脚下的土地，是地球上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即使强大到让整个世界都颤抖的蒙元，也未曾撼动其文化根基。然而，这一切的代价是它的苦难从未中断。

一个国家，最为深重的苦难莫过于易子相食，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人伦悲剧却屡见不鲜到让国人可以视生死如儿戏。

紧闭的双眼终于屏蔽了幻觉，袁世凯的耳边又荡漾起幻听。

在这片法度凌夷道德沦丧理想崩溃真爱无踪的大地上，祈祷已是惘然。每个人，每条生灵，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丛林法则的指引下，汲汲于争得宿命之外和生存之上的些许幸福。

反抗、呐喊、讽刺、诅咒都已徒劳，罪恶的体制造就了罪恶的虚无。它像黑洞一般，如泥淖一样，你越是挣扎越是沦陷。它吞噬的何止是对正义和良知的信心，简直就是你的灵魂——如果还有的话。

你曾经如此坚信光明，正如你现在如此笃信黑暗。

千古一夜。

黑暗的时代是漫长的，当我们极目远眺，会因为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夜而沮丧绝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岁月，用无数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点一点地填充。

堆砌的过程中，大人无德、中人无耻、小人无赖。各种荒诞不经的剧目每天都在上演，每个人既是灾难的制造者，又是痛苦的承受者。岸，在哪里？

袁世凯伸出手去，举过头顶。雨，打在掌心，像是和天一起共鸣。

“大野龙方蛰（蛰伏），中原鹿正肥。”（作于十三岁）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作于十四岁）

如果你觉得反意森然，那是因为不了解大头。

多少先知早就看出，寄希望于一个由异族统治，上层故步自封中层百般渔利下层愚昧无知，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共识的君主专制国平稳过渡到民主共和国，何异于痴人说梦？

即使清廷出于维稳压力，做一些零敲碎打的改良，那些新颁的法令也只会沦为官员盘剥民众的新式武器，从而陷入到“立法越峻，索贿越多”的怪圈之中。

内忧外患下，最坏的结果是爆发革命。从汤武革命开始，中国就不缺革命，缺的是建设。

托尔斯泰评价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时说：“它宣告了无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诉诸暴力，便都成了谎言。”

自由的口号成了杀人的理由，专制的暴政变为革命的暴政。

怎样才能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一剑封喉地杀死清廷，缔造共和？

顶层亡清。

当这四个字在袁世凯脑海中闪现时，一道闪电划破了黑云笼罩的天空。

他微微颤抖，胸口起伏，直至放声大笑！

袁世凯，先知看到的，你看到了。先知做不到的，你替他们先行。你说过，要是你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我知道你不想立言只愿立功，你的志向是“万里江山眼底横”。

然而，这毕竟是一台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庞大且黑暗的政治机器。“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作于十二岁），怎么办？

黑洞吸纳一切，将万物碾成齑（ji）粉。我却要与黑洞同黑，融为一体。在遵循其运作逻辑，从内部窥测到全貌，纤毫毕现后瞄准破绽，一击毙命！

这是肢解清廷的不二法门，用大头后来的话说，类似于拔树：

专用猛力，拔不出树根；过分去扭，树根又会折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把树根的泥土松动后，不必用大力气便可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两百多年的老树，拔起来不容易。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松动，自然会被拔出来。

雨停了，云开见日。

阳光把袁世凯的脸庞映得绯红，他终于明白，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无黑暗的时刻，而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无卑下的情操，而是永不被卑下所屈服。

转身时，目光又和堂叔相遇。

四目相对中，静谧被隐隐传来的吟唱声打破：

为什么要苦苦去挽救黄昏呢？

那只是落日的背影。

也不必吸取大泽与长江，

那只是落日的倒影。

与其穷追苍茫的暮景，

埋没在紫霭的冷烬。

何不回身挥杖，

迎面奔向新绽的旭阳？

“求官建功，拯救天下”。这是袁家陈陈相因的祖训，而直到袁世凯的出现，才被赋予了新义。

“以杀止杀，而杀杀人者，杀即止矣。”（作于十六岁）

杀人者，满清也。

死者的名单，罄竹难书！

孙承宗、史可法、张煌言、刘宗周、倪元璐、施邦曜、陈子龙、夏完淳、黄道周、李定国……

在明末所有名将里，只有李定国的军队敢和八旗铁骑打野战；只有李定国击破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只有李定国能一条道走到黑，在崇祯吊死煤山二十年后还同满清缠斗。

南明“监国”无数，朱由崧朱由榔朱由榛，都是浮云，只要李定国还有一口气在，大明就一息尚存。

可惜，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战至山穷水尽的李定国最终死在了中缅边境，临死前仍不甘心，焚表告天：

若明祚未绝，乞赐军马无灾，俾各努力出滇救主。若天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

每每读此，袁世凯都热泪盈眶。

然而，在一个目力所及皆是蹒跚学步的鹅的国家，当英雄，代价何其高昂。

灾难降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

英雄，不死于殉道即死于献祭。

可不当英雄，便不是你袁世凯了。

为天下人复仇，既非出于私愤，也无文人之酸腐。

一切，都正如他儿时立下的那个鸿鹄之志：

愿流芳百世，毋遗臭万年。

徐世昌的《烧饼歌》

袁保恒的死意味着中流砥柱的坍塌。

精神大树倒下后，经济上，袁家也开始面临拮据。

袁保龄继承其兄遗志，回乡赈灾，被朝廷授予三品顶戴，擢为道员。但每月一百两的俸禄仍不足以负担整个家族的开支。

于是，按照“保”字辈的人数，袁家分了家。

袁世凯继承了养父袁保庆的一份遗产——三顷土地和一些积蓄。看似很多，但得养活七八口人，异常艰巨。

生活是一具埋在你家后院的尸体，逃也没用。

而束手就擒显然不是袁世凯的风格，他从项城搬到了陈州。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而大头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要知道，多少人耄耋之年也未必能活明白，未必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裘马轻狂的袁世凯，脱离了长辈的管束，经常“驰骋郊原，日饮数斗”，又因慷慨乐施、打抱不平，寒门士子多依附为生，推其为首领。

对袁世凯而言，“金银散而人心聚”不是权术。散尽家财，结交好友是他内心深处最热切的渴望。那些一边表演大方一边辱骂大头的伪君子不明白的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智商是差不多的，能让一群喜欢内斗精于算计的中国人对你心服口服、爱戴有加，若没有《非常嫌疑犯》里的凯文·史派西的演技，你就实心实意待人以诚吧。

毕竟人情不是一锤子买卖，靠演戏，很快会体力不支的。

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在袁世凯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盛名远扬，连陈州知府吴重熹都经常到此诗酒流连，将大头引为至交。

可惜，人生如戏，总在ng。当年秋闱，雄心勃勃的袁世凯再次铩羽而归。

大头怒了。

有范进垫底，落榜两次只是起步价。平心而论，科举其实很公正。袁世凯阅读量大，见多识广，但文字功底不行。风遗尘整理制作。

现实感很强的他决不会像洪秀全那样三次不中还去考，生生把自己考成一朵奇葩，最终祸乱天下，害人害己。

当你下定决心转变时，上天都会为你安排一个转折。

于是，在“火烧诗文”这场戏中，大头遇到了对他至关重要的一个人。

徐世昌。

老戏骨徐世昌年长袁世凯四岁，活了八十五年，差点能看见八年抗战取得胜利。信奉道家的徐世昌深谙进取退守的节奏，在乱世中若危若安、凌波微步，其屹立不倒的身姿令时人常怀“冯道转世”之感。

徐世昌对袁世凯影响之深，不下荀彧之于曹操，张良之于刘邦。

初次邂逅，大头留给徐世昌的印象是“状貌伟然，殷勤接语”。袁世凯的豪言在逻辑上自洽，在感情上诚恳，深深地打动了徐世昌。

没有多余的语言，两个青年当场结为生死之交。

徐世昌对“顶层亡清”不置可否，却和盘托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以曾国藩为“阳”的一端，李鸿章为中点，“阴”的一端虚位以待，可以勾勒出一幅太极图。

咸丰即位之初曾开过一个神仙会，让列位爱卿讨论“用人行政”之道。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嫌他迂腐，批了个“名虽甚善，实有难行”。

曾国藩比较实在，提出用人有“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偏废”，咸丰高兴地批了个“切中情事”。

声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的曾国藩代表了那个时代最理性的思考。然而曾几何时，曾国藩也是个血气方刚、黑白两分的热血青年，敢上疏骂皇帝“徒尚文饰”。直到在军营里待上几年，才真正明白喇叭是铜锅是铁。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不问情势，有圣旨也没用，基本属于“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且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一串钱”的概念永远不是你预想的“一百文”。在陕西是八十三文，在直隶是三十三文，从无一定之规。

清亡之后，古城北京开始现代化的改造，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

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书，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的几十页，所有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实权便落在书吏手中，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不务实，可乎？

实事求是让曾国藩出类拔萃，但到底还是难以超越其所处的时代。于是，传世的文字百万言，却终归跳不出程朱理学忠君孝父的窠臼，意在扶清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鸿章则不然。他继承了老师现实的态度，却摒弃了过时的教条，乃能轻装上阵，辗转腾挪。

在一次由淮军和戈登的“常胜军”组成的联军攻打苏州时，李鸿章为减少伤亡，策反了同太平军守将慕王谭绍光不和的八个将领。在戈登的担保下，他允诺只要取了谭绍光的首级，开门献城，则必为八人论功请赏。

可惜，当清军诱降成功，兵不血刃地拿下苏州时，八个降将和所有太平军却被斩杀殆尽，气得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戈登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

庚子国变，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奉命北上收拾残局签订条约，临行前在香港秘密会见了港督卜力。

李鸿章单刀直入：“英国希望谁做皇帝？”（彼时慈禧已位居八国联军开列的战犯名单之首）

卜力：“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拳乱）没有责任的话，英国不反对由他出来继续维持统治。”

李鸿章追问：“我听到一个说法，说要是义和团把北京的各国公使都杀了，列强就将出面干预，宣布立一个新的皇帝。若果然如此，你们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盯着卜力的眼睛，意味深长道：“也许是个汉人？”

一代人办一代事，亡清的重任还落不到裱糊匠身上。太极图另一端人选的轮廓，徐世昌已隐隐约约地看到了。

迷路不是没有方向，而因方向太多

事物总是从一个极端发展变化到另一个极端，至阴即阳，至阳即阴，譬如昼夜交替，循环往复。因此也可以说，曾国藩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就是曾国藩，看似相反，实质无二。

大头还记得第一次见曾国藩时，老头儿长相拙朴如农夫，身边一只青藤箱子，长袍上沾着油渍，完全不似一品大员的模样。

而这正符合袁世凯对他的想象。

权术崇拜早已融入国人的生活，阴谋论成为衡量世相百态的唯一矩尺。人们口耳相传着关于曾国藩的神话，在书商的推波助澜下，距离真相越来越远。

这是一个女生恨不得毕业就嫁入豪门、男生巴不得有内幕消息一夜暴富的投机时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注定学不了曾国藩。

曾氏之学类似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做长线。曾国藩一辈子都在强调勤与恒（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忘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说无论什么事，要想做成样子，必须有两点，一是规模，一是精熟。而这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当然你会说，这有啥稀奇的？小学思想品德课就天天听类似的碎碎念。

的确，老曾给的“成功秘笈”知易行难。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凡全副精神专注一事，终身必有成就”，甚至连“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么迂直的话都抛出来，就是告诉你在中国这坛大酱缸里要想排除干扰矢志不渝，何其之难！

当看到京浙会的小姐都开奔驰上班时，你还能继续淡定地埋头做好手上的工作吗？

世间从来就没有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如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

曾国藩坚信这一点，所以忍耐到底，徐图自强，不为人言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怀才不遇时，以“耐冷”为要；贫困交加时，以“耐苦”为要；应酬繁多时，以“耐劳”为要；遇到同辈以声气得利、晚辈以干请得荣时，以“耐闲”为要。

至于“术”的层面，曾国藩虽也归纳总结，但从来就不是他研究的重点。

因此，老曾的文章，读来质朴实在，有种你正急匆匆赶路，一好心的老农在旁边吆喝“小伙子，留神前面有坑”的亲切感。

世事如棋岂能尽知？但求步步为营、苦心耕耘而已。

晚年的曾国藩半是无奈半开玩笑地对弟子郭嵩焘说，等他死后，墓碑上就刻六个字：不信书，信运气。

诚如斯言。

徐世昌认定袁世凯可交，也是看重他那股闯劲和韧性。这一点在年轻时尤为重要，曾国藩就经常劝勉家中子弟：“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在谈到“刚柔”问题时，徐世昌认为，太刚则折，太柔则废；至刚无刚，至柔不柔。刚柔并济是理想状态，但能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又有几人？

袁世凯则深信“至柔可以克万物”。

徐世昌却告诉他，曾国藩不会这么说。

很好理解，湖南人霸蛮。

曾国藩认为柔弱本身无法制胜，必须包含雄奇之力。比如你不能看到瀑布雄伟就说水的力量很大，水本身是至柔至弱的，之所以能产生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心念及此，徐世昌心里咯噔了一下：也许这正是二者的差别！一个强阳弱阴，阳体阴用（保清的曾国藩）；一个强阴弱阳，阴体阳用（亡清的袁世凯）。

如果说“寓深雄于静穆之中”的曾国藩在人生的尽头栽到了天津教案上，那么，“负阴以抱阳”的袁世凯会怎样？

徐世昌还看不透。

他唯一能看透的是一个趋势：从兵为国有到兵为将有。

为什么《走向共和》里的袁世凯总喜欢说“知我者，菊人兄也”？

因为知袁者，徐世昌也。

大头从怀里摸出一封信，一封永定河河道周馥（1837—1921）写给李鸿章的推荐信。被举荐人是袁世凯。

周馥和袁保龄曾同为李鸿章帐下幕僚，私交甚好。袁保龄见侄子在家乡花光了积蓄，又没考上举人，有心帮他一把，但自己写荐书有请托之嫌，便让周馥出面。

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炙手可热势绝伦。这封信的分量有多重，不难想见。

徐世昌的看法同袁世凯如出一辙：李鸿章帐下进士如云，你要不是个举人，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可大头只是个秀才，还是买的。所以，平台虽好，齐大非偶。

袁世凯的想法是投奔时任浙江提督的吴长庆，叙述一番后，徐世昌然其说。

乱世即将到来，千言万语都浓缩在四个字中：兵为将有。

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南下途中，经过上海。

古来成大事者必有三项过人之处：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第一条自不待言，而后面两条，大头更擅长使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金钱收买不了的人十个里有一个就不错了，因此，武力消灭是迫不得已的下策。

上海滩遍地都是黄金，可袁世凯没找着钱却找到了真爱——晚清果然不是一个平庸无奇的小时代。

十里洋场的繁华还来不及欣赏，盘缠便即将告罄。袁世凯宅在旅店心急如焚，崩溃得直用他那颗大脑袋撞墙。

一个冬日的午后，寂寞的大头在闲逛时禁不住诱惑，钻进了一家妓院。

穿过嘈杂的人群，从天井向二楼一处僻静的角落望去，一个身着白色旗袍的女子侧倚着栏杆，正静静地练笛。慵懒的阳光将空气里的尘埃打得颗粒毕见，沐浴着光辉，女孩清秀的脸庞显得格外动人。

乍见之下，袁世凯站住了，像被电流击穿全身。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摇镜头全景式地展现了他内心莫名的惊喜，好似纳兰容若猛然间又见初恋情人时的“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

大头心道：“如果世间真有曹子建笔下‘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之人，那一定是指眼前的这个女子。”

她叫沈玉英，苏州人。为了她，袁世凯床头金尽，两人坠入爱河。

人言婊子无情，但沈玉英是真爱袁世凯。

大头年轻时身材尚未发福，除了头大一些，整体上属于一表人才。再加上能说会道，天生把妹达人，沈玉英被哄得死心塌地，拿出私房钱给大头当盘缠，劝他早离上海，另谋出路。

爱情不是张嘴奥迪伸手迪奥，而是昙花一现的梦幻泡影。真正走到最后的，是情义。沈玉英让杜十娘不再是传奇，更羞煞了一帮拜金比拜佛还虔诚的上海女人。离别前，玉英备酒送行，含泪对大头说：“你走以后，我就出钱赎身，搬出青楼。切记努力功名，不要相负。”

大头指天誓日，挥泪而别。

由于中法关系日益紧张，沿海戒严，庆军六个营已移防至山东登州。袁世凯一路向北，在途中结识了阮忠枢。

阮才子后来成为袁世凯三大笔杆子之首，另外两人夏寿田、张一麐虽亦受倚重，但终不敌阮忠枢和大头几十年的交情。

阮忠枢作文，常常挥毫而就，所拟文稿“最当袁意”。袁世凯的奏章书信，大多出自其手笔，甚至连朝廷的御旨，也时由阮来起草。

而同时，阮忠枢又是一个喜欢打麻将抽鸦片的旧式文人，剪了辫子可以直接去演《书剑情侠柳三变》。大头有重要公文需要他拟写时经常找不到人，派家仆去寻，不在烟馆就在妓院。

找到了人也不耽误事，用腰带把自己捆在椅背上，写好文章继续寻欢作乐。

1881年5月，袁世凯来到山东登州，正式投入吴长庆营中。

事实上，庆军虽说归淮军管，但因不是嫡系部队，不受待见，吴长庆和李鸿章基本貌合神离。

庆军的前身是吴父在老家办的团练，发展到五百人后被淮军收编。

然而，团练不是团购，下个单就不管售后。一帮人都是乡里乡亲走到一起的，管你是李鸿章还是李鸿藻，人家只认吴长庆。

更何况，你直隶总督是从一品，我浙江提督也是从一品，听你调度那是服从安排识大体。

作为武官，吴长庆深感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连秀才都不是），只好缺啥补啥，在带兵之余手不释卷，网罗文士，被时人称为“儒将”。

进士出身的李鸿章听说后差点没笑掉大牙，需要找茬时便指责吴长庆“罗致文人以通声气”。

此时，吴长庆见故人之子来投，非常高兴，欣然收留，并刻意培养，严加指点。

吴长庆受够了李鸿章的鸟气，不想自己的悲剧在下一代身上重演的他为袁世凯请了最好的老师：深得吴器重的幕僚张謇。

南通人张謇（1853—1926）余生还将和袁世凯过招无数，第一回合大头留给他的印象是：态度谦恭，文章狗屁不通。

虽然眼下张謇只是个秀才，但众所周知他后来高中了状元。做人要厚道，你不能拿一个状元的审美标准来衡量大头的文章。

就在袁世凯因办事干练被提拔为营务处帮办（总管庆军各营的司令部，帮办排在总办和会办之后）时，山东之东，再一次波涛汹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