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宪救国论

在去帝制未远的民初，任何关于国体问题的风吹草动都会对世道人心产生微妙的冲击，毕竟新旧交替的时代，原本光怪陆离。

甘肃都督赵惟熙一直拒绝剪辫，还不准治下的民众剪。见遗老们玩儿得很爽，他也发电请求恢复谥法。

其实，民间私谥一直就没断过。对死去的旧臣，小朝廷也经常用发表上谕赐谥来刷存在感，比如陆润庠谥“文端”、梁鼎芬谥“文忠”，以至于人们在聊起曾国藩、左宗棠时，还是一口一个“曾文正”“左文襄”，看不到一丝新气象。

而地方官因为觉着民国的官当得不如前清威武，私下里也开始为封建残余招魂。桐城县县长用名片去见安徽都督倪嗣冲，结果被骂“目无长官”，轰了出去；琼崖道尹呈请恢复清朝仪仗，如传人令箭、八抬大轿什么的，广东巡按使当即批示准行。

不是所有人，都爱民族风。面对声浪四起的反对，袁世凯发表了禁止紊乱国体邪说的申令，并以“年老荒谬，精神错乱”为名，将宋育仁“递解回籍”。

清室大惊，瑾太妃（光绪妃）派人到政府解释，袁世凯派阮忠枢代为接见。

来人交出劳乃宣的一封密折，内称德国陆军最强，建议溥仪向其皇室求婚，立威廉二世之女为皇后，如此则复辟有望。

这可真是碧血丹心，感天动地。

为免节外生枝，袁世凯没有深究，而是命人重修《清室善后办法》，制定了更加严厉的约束条款。

然而，一切都逃不过杨度的眼睛。

他注意到两个事实。

首先是阮忠枢的宦海沉浮。阮大秘跟袁世凯的关系毋庸赘言，前清时几乎所有袁的奏折都出自其手，深悉幕主机密。

可惜到了民国，公文程式为之一变，阮忠枢顿失所长，不知不觉便打了酱油。

不久，袁世凯给他布置了新任务——奔走于北京和徐州之间，安抚、笼络张勋这个日渐坐大的老将。

阮忠枢不辞辛苦的身影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唤作“神行太保”。

而令杨度心中一动的是，当总统府秘书厅被改为内史厅时，出任内史监的竟然是阮忠枢。袁世凯需要他起草什么，可堪玩味。

另一个事实是袁克定透露的家事，说袁世凯命人找来《德皇威廉本纪》和严复翻译的《欧洲战纪》细读，还聘请荫昌为家庭教师，吩咐子女不要再学英文，统统改学德文。

然而，嫌疑不能作为呈堂证供。根据袁记约法，不论“终身总统”还是“志在传子”，都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而称帝，动机不足，风险却很大。

杨度明白，轮到自己上场了。

洋洋洒洒的奇文《君宪救国论》出炉。

立意虽说反动，理论上的贡献却也不容抹杀。

文章一上来便正本清源道：

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

即先要搞清楚，我们是为了富强才去立宪，不是为了立宪而立宪。

然后分析地缘政治：

俄、日二国，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共和国处此两大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

杨度没有否定共和制，而是认为“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

共和的基础是法治，用杨度的话说就是“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但可惜，中国自古就没这习惯。

宋教仁临终前给袁世凯打的电报里称自己“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可见直到那会儿，“权利”还不是今天的意思，而是个贬义词。

在杨度看来，民国人大多不知共和为何物，既没有法治精神又缺乏权利意识，“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中央威严扫地，社会呈现无政府主义倾向。

在“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逻辑中，“总统人人做得”的所谓“民权观念”深入人心，进而发展到“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最后给人留下的混乱观感让唐德刚感慨“假共和不如真帝制”。

以广东和湖南为例，两省分别是孙文和黄兴的故乡，党人众多。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四散而逃，粤督和湘督被换上龙济光与汤芗铭。

两人向以残暴出名，党人还不断挑战其底线。

一天，龙济光出署去看他哥，走到半路被党人扔出的炸弹炸伤。刺客当场被捕，龙命人处以寸磔之刑。其时“凌迟”已废除多年，酷刑激起了全国舆论的声讨。面对袁世凯质询的电报，龙济光矢口否认，搪塞道：“凶犯正法后，军民人等痛恨此种暴行，剖心食之，实所难免。”

为巩固都督之位，资历较浅的汤芗铭嗜杀程度更在“龙王”之上。监狱人满为患，浏阳门外的刑场号啕之声终日不绝。三年间，被汤屠户搞死的，有案可稽者便达两万人，其中大多是以党人为名，剪除异己。

暴力抢来的权力，只能靠暴力维系。当权者生活在“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的恐惧中，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还政于民的改革。

事实上这种各领风骚两三年的都督也不可能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因为即使人存政举，终究人亡政息。

久之，中国式的共和诱发了朝野的短期行为，所有人都假共和之名攫取私利。看淡的浮萍般漫无目的地混世，绝望地赌上性命拔剑而起。

一个皇帝倒下了，千万个皇帝站起来，化身为大队委、青年导师和居委会大妈，遍布于各行各业，时不时冒出来教育你该如何做人。

杨度坚信，只有宪政才能保证政策的持续性，从而“人事有变，法制不变”，避免周期性的历史雪崩。而大清之所以败亡，正是由于不听袁大总统“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的劝告，搞假立宪。

行文至此，推理基本没有破绽。但当杨度抛出他的终极观点时，人类震惊了：这不科学！

风起杨花愁杀人

杨皙子亮明真身：只有实行帝制，才能确保宪政成功。

在他看来，各省都能暗中招兵买马、走私军火的国家是没有宪政可言的。统治者“止乱”尚且乏力，哪还顾得上建设？

恢复帝制等于昭告天下鹿死谁手，猎鹿人们不要再想入非非争总统了。

杨度认为，君主和宪法的关系应当是共生，前者维护后者，后者制约前者。

从而以开明专制治国，严刑峻法，普及教育，走上复兴之路——比商鞅变法多了一道加在秦孝公头上的紧箍咒。

杨度的解释很牵强，说如果从共和改为君宪，那么帝位就是国民公投、宪法赋予的，君主要想永延帝祚，就必须实行宪政，否则会被人民抛弃，酿成革命。

其实，不管杨度的雄辩如何气势纵横，推导如何步步为营，舍弃一条，《君宪救国论》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那便是可行性。

或者换一种说法：人民答不答应。

替人做主的时代早已远去，总想管别人的人只能收获越来越多的失望，因为你之蜜糖，安知不是我之砒霜？

文章通过夏寿田交上去后，袁世凯亲笔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成金匾赐给杨度，此外再无表示。

态度不是很明朗，杨度决定团队作战。

事实上几个月前他就推荐老师王闿运出山，但很明显，八十多岁的王同暌违了数十载的袁世凯气场不合。

刚到北京，会晤段祺瑞。段对眼前这个长袍马褂留辫子的老古董不屑道：“民国了，还是胡人服装？”王闿运当即回以：“西装革履，也是胡人服装。”

访问老乡熊希龄时，问：“国务院何在？”熊答以在集灵囿（中南海西北角）。王淡然一笑：“此中飞禽走兽必多。”熊知他说笑，没接话。

王闿运不依不饶：“想必有熊。”熊希龄忍不住了：“壬老休要取笑，我早已不做国务总理了，继任者为原山东抚台孙宝琦，现又改名国务卿，由前清相国徐世昌担任。”

王闿运若有所悟道：“毕竟大官还是大官。”

见到袁世凯，王老头对贴身女仆周妈道：“这是我侄儿（王跟袁保庆一年中举，拜过同年），像不像总统？”周妈说：“头很大，就是个子矮了点。”

吃席时，王闿运又对周妈道：“你要多吃点，这就是当年皇上的御宴。”

袁世凯无语，结果发现还有更无语的。

一次，同王闿运到新华门前，老头冷不丁来了一句：“我老眼昏花了，这不是新莽（繁体的“华”跟莽接近，指王莽）门吗？”

前清时王闿运就经常讽刺封疆大吏，故袁世凯也没跟他计较。谁知隔天便得知老头给国史馆题了一副门联，曰：“民尤是也，国尤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自封起民国总统来。

平生专攻帝王学的王闿运反对的其实不是帝制，而是不符合他心目中明君圣主条件的袁世凯。因此，在国史馆装神弄鬼一番后，老头不辞而别。

汤山。

自从袁克定以养病为名迁居此地，帝制运动的大本营便转移到了京郊。

1915年初，下野的梁启超接到一张署名袁克定的请帖，邀他参加春宴。

等赶赴汤山，发现只有袁克定和杨度在场。闲谈间，话题逐渐往政治上靠，两人极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好，试探梁启超对复辟帝制的态度。

梁明确反对，并劝他们断了这比《1984》还荒诞的妄想。

一生都在做选择的梁启超之所以大面上不错，盖因在位时短，在野时长，用史学家张朋园的话说就是“每当其退而在野，多有建设性的言论；及自身当政，则往往置原则、理想于不顾”。

袁克定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敏感的梁启超离开汤山，立刻举家迁往天津租界。

要知道这是代表着中坚力量的进步党的党魁，虽说国会没了，但在地方极有势力，比如说蔡锷。

不过，袁克定对恢复帝制非常乐观，因为手中还有王牌。

牌是顾维钧送来的。两年前，他向法制局推荐了自己的博导——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世界政治学权威古德诺。

民国草创，亟须宪法专家，但在哥大的象牙塔里教了三十年书的古教授显然把政治和政治学搞混了，拿着高额聘金，正儿八经地顾起问来。

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下，法制局属于“行政”系统，站在这一立场上看“立法”系统的国会，古德诺发现问题很严重。

国会中起草宪法的人党派偏见太深，竟然要用宪法规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还提出在国会休会期间保留一个国会委员会代行职权，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

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古德诺认为这种“国会独裁”的制度很荒谬。并且，不谙内情的他对南方发动的“暴乱”（二次革命）也心生厌恶，毕竟人幼年时经历过南北战争，很自然地站在了代表北方的袁总统一边。

民初的政治更迭本就频仍，中间回了趟美国担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古德诺，等到1915年夏第二次来华时，就更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

彼时，“二十一条”刚刚签订，袁世凯给古顾问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比较世界各国政体之优劣，以资参考。

古德诺觉得既然是写给总统的密件，就从学术角度毫无保留地向雇主论述了自己的思考。

岂料，这篇备忘录被袁克定搞到手，组织杨度等翻译成《共和与君主论》公开发表，一时间举世皆惊。

古文主张：帝制与共和，无高下之分，但看采用之国能否适应。

当初法国革命直承美国独立战争之余波，醉心于自由民主。但因没有议会政治的传统，经历了两次复辟，直到普法战争帝国崩溃，方才建立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距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已近百年。

而相继摆脱殖民，建立共和国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就更等而下之，在画虎不成反类犬中次第走向寡头政治。若独裁者强势，亦可相安数十年，但待此强人老迈或去世，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全国大乱。

古德诺以墨西哥总统迪亚斯为例。该寡头独裁了三十五年，一再连任，终于在衰病之年因没设法定继承人闹得诸侯割据，一国之内竟出现了五个总统。

总之，古教授的立论并不新鲜：制度派生于文化，文化制约着制度的变迁。

激进浪漫的法兰西显然无法容忍一个高高在上的虚君，而冷静理性、崇尚高贵的英吉利则愿意同皇室谈判妥协。

具体到中华民国，古德诺主张君主立宪。考虑到开倒车的风险，文末他提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方能恢复帝制：

一、不会引起反对；

二、严格确定继承法；

三、为立宪政府的发展做好规划。

穆赫兰道

居仁堂的夜，已经很深了。

黑夜总是让人联想到死亡，那个不曾有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接受，别无他策。

曾几何时，人们为自己从上亿颗精子中拔得头筹、赢得诞生的权利而深感庆幸。但慢慢发现，这可能并非胜利，而是放逐。人生即痛苦，最大的痛苦便是明知一个意味着“永恒消失”的黑洞在终点收割一切，却只能机械地朝它奔去。

袁家祖上普遍短寿，五十八岁成为一道迈不过去的槛。因此，对死神的恐惧在袁世凯晚年持续发酵。

翻检家书不难发现，袁世凯经常叮嘱家人祖坟不可随意动土，老宅不要轻易改门。1910年，周馥去洹上村拜访前，他叫周携堪舆大师杨焕之同来，专程到项城看袁家的祖上风水。

深谙乃父心理的袁克定伺机大造舆论，称只有做“真命天子”才能改写命运，闯过生死大关……

袁世凯何尝不明白，死亡才是唯一永远亮着的灯塔，不管你往哪航行，最终都得转向它所指引的方向。

仰望夜空，他产生了一种更绝望的猜测：宇宙其实早就死了，星系、恒星、行星乃至人类，无一不是它的残片。

我们生活在一具加速膨胀的尸体之内。

证据便是光永远无法从宇宙的一端传到另一端。

既然速度的极限光速都做不到，说明宇宙一端的信息根本传不到另一端。如果宇宙是一个人，这意味着他已经全身瘫痪，没有知觉。

而地球，这个待死的细胞，正绕着银河系悬臂上一粒毫不起眼的微尘（太阳）公转，体积不足其百万分之一。

银河系也毫无特别之处，离它最近的星系在几十万光年以外，像它这样无足轻重的点缀宇宙中至少有几十亿个。

许多年后，太阳的死亡将宣告地球的终结。

但眼下看来，末日好像还远。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煞有介事，庄严肃穆，昔在今在永在的样子——其实都是毁灭前的景观。

这场人类的浩劫对银河系而言不过如恒河少了粒沙，同样的剧情每天都在宇宙中上演，多少未知的故事消失在光锥之外，无人打捞。

万般皆逝去，死神独永生。

无涯的痛苦造就了无边的恐怖，在凉如秋水的孤独中，袁世凯昏昏睡去……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西北角的槟榔屿华人众多，是马六甲海峡上的重要港口。

俯瞰槟城，只见一排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平房，顶头一座小院的门被一个步履蹒跚的欧巴桑推开了。

“mrs.沈，谢谢你来看我。”虚弱的老人从床头取过眼镜，一边强撑病体，一边微笑着打招呼。

九十多岁的沈玉英徐徐道：“听嘉惠霖博士说，你被提名诺奖候选人。正替你高兴呢，就听说你病倒了。”

伍连德摆了摆手：“人老了，难免头疼脑热的，不碍事。”

他指了指沙发，示意沈玉英坐下，接着道：“你在信中没提要来，可有紧要的事？”

沈玉英像是陷入了悠远的沉思，良久方道：“先夫当年并非必死之症，你推荐的贝希叶医生也认为病情可控，为什么……”

伍连德打断道：“膀胱结石引发的尿毒症，住院开刀，绝无性命之虞。”

沈玉英：“但他拒绝了？”

问对方，也像是在问自己。

伍连德望向窗外：“这里是我的故乡，直到两年前它才真正独立。此前，英国人、马来人以及马共争斗不休——是不是很像那时的中国？”

沈玉英点了点头：“还不是为了老头子要不要做皇帝，吵来吵去。”

伍连德：“所谓的政治立场，实在是最无价值的东西。按佛教的说法，世界是不可表达的，当你表达时，已经错了。”

沈玉英没接话。

伍连德：“屈指一算，人生不过两万来天，所能接触的事物，对世界而言只是沧海一粟。正如这院子里的蚂蚁，从没走出过院门，又怎能对槟城发表意见？但人类就敢。殊不知结论是简单的，结构是复杂的。”

沈玉英：“政治家改造世界，文人总结世界，只有科学家在探索世界。现在看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远远不够，扭曲和加工却习焉不察。”

伍连德：“因为人的感官全部向外，对自身缺乏了解，对世界颇多误解。所以，伟大是管理自己，不是管理别人。”

沈玉英表示赞同：“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标准的世界图式。任何一个主义，都无法彻底解决现实问题。”

伍连德点头道：“宇宙的熵增（趋向混乱）决定了一切都在变，所谓的定论皆如盲人摸象般残缺片面。故笛卡尔有言，一切皆可质疑，只有我的质疑不可质疑。”

“但是，”沈玉英道，“如果诸事可疑，真实与虚妄的边界又在哪里？”

伍连德：“印度教认为世界是梵天的一场梦，梦醒之时，世界重启。而梵天又在另一个神的梦中，一切的尽头都是虚无。”

沈玉英笑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搞不好你我也身处梦境啊。”

伍连德正色道：“人们生活在熟悉环境里，学习、工作、恋爱、生育，忙忙碌碌，日复一日。公司前台重复着一成不变的礼貌用语，银行账单每月准时寄到分秒不差。究竟什么是真实？如果你认为由视觉、嗅觉和触觉感知到的就是真实，那么这种生物电在大脑特定区域作用产生的信号并非不能模拟。”

见沈玉英一脸狐疑，伍连德举例道：“设想这样一个科学实验，将活人的大脑从身体上切除，放入盛有脑存活营养液的器皿，神经末梢同计算机相连。按程序，计算机持续向大脑输送信息，刺激指定区域，构建‘真实的’虚拟世界。同时，通过对海马体与杏仁核的改造，重写大脑记忆，使之彻底‘忘记’被动过手脚。那么请问，你如何担保自己不处于这种困境之中？”

第七封印

沈玉英笑道：“这不是《理想国》里的‘洞穴寓言’吗？一列世代住在不见天日的洞里的穴居人像囚徒一样被人锁住脚和脖子，无法环顾，全部面向尽头的洞壁。队列后方有一燃烧的火堆，几个手持器物的人绕着火苗游走，高大的身影被火光投射到对面的洞壁上。由于‘囚徒’不能回头，不知成像原理，皆以为影子是实体，以给它们命名为乐，习惯了这种生活。一天，一个‘囚徒’偶然间挣脱枷锁，回头发现了真相。顺着蜿蜒曲折的甬道，他走出洞口，双眼却因阳光的刺激什么也看不见，只剩下一片虚无。他不得不原路返回，且追悔莫及，恨自己看清了一切，但自食其果了更大的痛苦。”

伍连德：“洞内负重，洞外虚无，柏拉图是想告诉世人要立足于生存，但不应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吧。”

沈玉英：“此岸，还是彼岸？回到缸中之脑的假想，即使那颗大脑觉醒了又能如何？面对的不过是比虚拟残酷百倍的真实，要之何用？”

伍连德颔首：“的确，无知才是快乐。”

沈玉英盯着他看了半天，从包里取出张黑白照片，一字一顿道：“伍博士，这是真的吗，周遭的一切都是幻象吗？”

那是一张五十年前的照片，伍连德在哈尔滨拍的，复印后给几个朋友寄过。

他接过照片，摩挲了一番，道：“物理学无法解释的漏洞太多，大自然何曾自然过？”

沈玉英感慨道：“我时常想，人类栖身于一个波澜不惊的无知岛屿，处在浩瀚无尽的黑色汪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该为此远航。迄今为止，自然科学的纵深发展尚未对世界酿成严重的灾难，而在不远的未来，彼此孤立的学科拼凑整合为一体，将开辟出关于现实世界的恐怖景象，人类……”

“会消亡在自我的精神废墟里，”伍连德道，“文明的终极形态。”

沈玉英：“文明的终极形态？”

伍连德：“人类被自己发明的工具改造了几百万年，牙齿退化，手指灵巧。蒸汽机出现后，进化一路狂飙，却终将遭遇难以逾越的鸿沟——信息衰变。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和覆盖面，却对人类落后的感知力爱莫能助。即我们仍受限于原始的感官（耳鼻口目），意中有，语中无，接收信息的方式也跟动物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显微镜之所以能看见细节，是因为视野足够狭窄，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所谓的真相云山雾罩，各执一端，传媒搭建了一个失真的世界，权力与财富隐身其后，如操傀儡。”

沈玉英似有所悟：“如果技术能实现人与人的大脑在精神上直接沟通……”

伍连德：“思维的交互将达到最大化，生产力取得惊人的发展。要知道，人脑有一千亿个神经细胞，轴突以每秒一百米的速度传递信息。而这一切，只需要摆脱肉身，以‘义体人’的形式存在，即全身上下除大脑外一律更换为电子义体，外表与常人无异。通过义体，大脑统一联网，交换信息。”

沈玉英：“问题是，这样的你还是你吗？”

伍连德：“从诞生之日起，新陈代谢就贯穿了生命的整个过程。最初的受精卵在第一次分裂时便宣告死亡，而每天又有多少细胞死去，多少细胞生成？人的存在，不能靠肉体确证，而要靠记忆（否则无法解释两个一模一样的克隆人）。是记忆，塑造了人的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

沈玉英举一反三：“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就是文明的记忆，也是人类存在过的证据。”

伍连德：“可惜，联网使得记忆也变得不牢靠，有被篡改的可能。‘滴水杀人’的实验假设，死刑犯被蒙住双眼，得知将被割断动脉流血而亡。接着，行刑官用刀背划过他的手腕，再用细小的橡皮管把温水灌到其手心。尽管犯人滴血未流，最后还是因为极度恐惧而死。”

沈玉英：“听说医生有时也会将营养品谎称为最新研发的妙药，患者服用后，病情竟得到控制。”

伍连德把话题拉了回来：“全身义体化会造成对自身存在的困惑，认为自己可能早就死了，现在的‘我’只是诞生于信息海洋的虚拟人格。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沈玉英：“繁衍？”

伍连德点了点头：“‘完美’是祝福，也是诅咒。生命经由变化而不朽，dna在遗传中变异，顽强地适应变幻莫测的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与妥协的艺术。而义体人无法繁殖，也就丧失了生命体最重要的责任——延续物种。即使系统再强大，甚至长生不死，也只能在单一化中走向灭亡。一个病毒就够了。”

沈玉英：“如果传承才是生命的意义，义体人显然是对进化论的挑战。不过，伍教授，你还是没有解释这张照片。”

沉默。

漫长的沉默。

伍连德叹了口气，道：“我们都是不存在的，是program。”

沈玉英瞪大了眼睛。

伍连德：“起初我以为是精神容器，像缸脑那样，均匀稳定，但嘉惠霖博士坚持认为，即使出于实验的目的，人类也不会用这样的系统把同类‘关’起来，且无法复苏。只有一种可能。”

沈玉英的声音有些颤抖：“什么？”

伍连德：“这是一套不在人类操控范围之内的系统，缔造者可能是地外文明，也可能是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存在。”

沈玉英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你是说我们连缸脑都不是，只是，只是一堆代码？”

伍连德两手一摊：“也许你能接受周围的一切都是建模的，但不相信人类丰富多变的情感也能编程。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性？程朱陆王都试图定义人性，但人性既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甚至连灰色都不是，而是‘无限复杂’。人可以在任何环境中生出任何念头，只要网络单元极度繁复，庞杂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往‘人性’的方向发展，模拟出人格。”

沈玉英还是摇头。

伍连德：“三维世界的人，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提到的四维世界只能想象，无法感知。就像如果有一群生活在二维世界的‘纸片人’，可能会谈论三维世界的话题，却描绘不出这个世界的样子。而身处三维的我们，却能看清二维世界的全貌。”

傀儡谣

沈玉英：“即便如此，这个系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伍连德：“许多年前，父亲送给我一架天文望远镜。每当我用它观测夜空时，就在想人类文明之于宇宙的意义。后来我终于想通了，人类的出现纯属偶然，对宇宙毫无意义。这种可有可无是如此地彻底，以至于它连清除你的兴趣都没有。因此，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宇宙的敌意，而是冷漠——你看窗外。”

沈玉英顺着他的目光，只见院子里一个男孩蹦蹦跳跳，正在踩蚂蚁玩儿。

“灭了你，与你无关”，伍连德见沈玉英回过头来，道，“不管我们怎么定义自己的意义，对上面那级文明来说都无关紧要。这个世界只是那个世界的一粒灰尘，既然还存在，说明对他们有用。”

沈玉英：“嘉惠霖的看法呢？”

伍连德指着照片：“他曾满世界寻找同样的‘奇迹’，最后真让他找到一处。而且，他还把手伸了进去。”

沈玉英有些激动：“他看到了什么？”

伍连德：“这个系统是那个世界的游戏，模拟文明的演变。不同的国家因地理环境、文化制度的不同，承担不同的模拟任务。我们感觉过了一个世纪，在他们看来只运行了一两分钟。”

沈玉英神色严肃：“中国呢？”

伍连德：“嘉惠霖是个白人，但对中国的研究比我深入得多。他和李约瑟、费正清讨论过为什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两千年前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黄河水患’。古代中国，水患严重，战国时，黄河沿岸的小国一遇洪灾，上下游不能协同应对，损失极其惨重。作为以农为本的民族，要抵御洪水，就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快速有效地调动资源。因此，中国的专制体制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早熟、复杂和精密。这种外部危机也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使之时刻处于过度竞争的生存恐怖主义当中。”

沈玉英：“听起来不错。”

伍连德：“这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源。嘉惠霖体验‘奇迹’后，真相浮出水面，即中国人的‘理性无知’。农民自己就是种地的，岂不知‘亩产万斤’的荒谬？科学家有基本常识，不明白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各级领导炮制假数据，不清楚隐藏在‘大好形势’后面的灾难？与其说不知道，不如说不想知道，因为在这个情境里，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带来安全，满足意识形态的偏执，它就像一块肥肉，蝇营狗苟蜂拥而至，各取所需。”

沈玉英：“如果国民都对真理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确保这个国家平稳地模拟专制政体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伍连德：“没错。在这样的国家，热爱真理的人注定要倒霉，追求真理的人要倒大霉。但是，mrs.沈，我们今天不是来批判专制的。没有天敌，物种会退化；没有专制，民主就无法凸显其价值。这便是系统生成一个永世专制之国的意义所在。”

沈玉英：“永世专制？”

伍连德：“欧洲历史上的波旁王朝和都铎王朝也是封建专制，但陆续被推翻。而有的国家，专制深入灵魂，颠扑不灭，其独裁领袖可以叫emperor、president、chairman，无论叫什么，专制的内核永远不变。”

沈玉英：“可历史上反抗专制的英雄……”

伍连德：“反抗的不是专制，而是加诸自身的不公。因此，他们创造了历史，又成为历史的拦路虎。”

沈玉英：“为什么出不了华盛顿？”

伍连德：“源代码。嘉惠霖在那次事件中发现，构成中国人的代码中有一行是相同的，大体在三十岁后表征，他将之命名为‘凯利班’。”

沈玉英皱眉道：“那不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怪物吗？”

伍连德：“不错，冷血、独断、野心勃勃。你不要生气，兽性是先于人性存在的，没有这些特质，人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就被自然界淘汰了，哪轮得到周公制礼作乐？而‘凯利班’无疑是专制主义的基础，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最原始的丛林法则和最森严的等级秩序万古长青。”

沈玉英：“既如此，从汤武革命到辛亥革命，一次次的轮回又有什么价值？”

伍连德：“专制的自我更新。生命之所以在死亡时带走所有的经验信息，只留下dna，盖因外部世界时刻在变，过去的经验不但无用，反而会成为累赘。从中书省到军机处，进化虽说缓慢，却蕴藏了多少权力的游戏和血腥的代价。”

沈玉英忽然想到了什么：“先夫到底因何而死？”

伍连德眯起了眼睛：“大概是天命吧。既然系统定义了‘永世专制’，那称帝才是顺天承运，才是chosen one（天选之子）。如能维护好帝制，长命百岁也未可知。”

沈玉英喃喃道：“若我命由天，人还有选择的自由吗？”

伍连德：“也许你应该考虑的是‘选择’这一行为或者说自由意志是否真的存在。桌上有一块蛋糕和一只苹果，蛋糕看起来美味，苹果没洗很脏；你即将跑马拉松，旁人劝你吃蛋糕补充能量。如果只能二选一，所有的条件又都指向应该选蛋糕，此时的‘选择’不是注定的吗？推而论之，所有的‘选择’不都是被我们的性格、身处的环境等等等等确定好的吗……”

伍连德的声音越来越小，袁世凯感到自己的意识在模糊与清醒间切换，他努力让自己在梦中多逗留几秒，终于看清了那张照片：

坟场的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长蛇般向景深处延绵。诡异的是，在距镜头不远处，画面从实景变成了线条，像被拦腰截断一般，这边是真实，那边是素描……

筹安会“六菌子”

久未北上的冯国璋来京述职了。

一个月前，冯在南京会见了南下探亲的梁启超，从其口中得知一条惊天秘闻——袁世凯可能会称帝。

半信半疑的冯国璋打算摸一摸袁的底——这事他不做，也没人做得了了。

在京期间，冯国璋受到了无微不至的优礼，甚至连其饮食习惯，大总统都了如指掌。

一日午餐，夏寿田作陪，有一大碗红烧猪蹄髈，袁世凯用筷子指着道：“这是华甫爱吃的。”说着，令差官打电话告诉冯将军等等再吃饭，总统有菜送过来，佐以大馒头四个。

又一日晚间，袁世凯回卧室休息，见几个姨太太和袁静雪在闲聊，便道：“今天冯华甫来了。”

袁静雪不知道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

袁世凯说明以后，问女儿：“你应当叫他什么？”

袁静雪迟疑道：“叫世哥。”

袁世凯笑道：“不是世哥，是四哥。”

连自己续弦再娶的夫人，都是袁世凯给介绍的才貌双全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冯国璋实在没有理由怀疑情同家人的大总统。

但在饭桌上，他还是忍不住发问：“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行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

袁世凯道：“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事？近来新法颁布，总统得授爵位，有人认为这是变更国体的先兆。我早就感到五族平等，既然满、蒙、回、藏都可以封王封公，为什么汉族同胞就不能？授爵条文对各族都不应限制，要一视同仁。但为免误解，目前还不打算授给汉人。”

接着又道：“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至于为了子孙，我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其他的都还小，哪一个能继承大业？况且，帝王家从来没有好下场，我也不忍把灾祸留给他们。”

冯国璋试探道：“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但到了天人与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啊！”

袁世凯面有愠色：“什么话！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已叫他在那边购置薄产，如果有人逼我，我就出去，再不过问国事。”

下来后，冯国璋找到“天子近臣”、机要局局长张一麐。张的话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有人想做开国元勋（杨度），鼓动老头子当皇帝。但老头子不会这么傻，他的话是信得过的。”

张一麐不知道的是，前不久政事堂的一次密会上，针对由劳乃宣等遗老刮起的复辟风，袁世凯曾道：“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朝帝统取自朱明，最好找个明洪武的后人，实在寻不着，朱总长（内务总长朱启钤）也可以做。”

当然，据此便指责袁世凯连心腹（冯国璋）都骗，也不客观。称帝是何等大事，既想又怕很正常，表现出来便是一面默认，一面否认。

杨度跟夏寿田一合计，觉得既然呼之欲出，岂能袖手旁观？袁克定既然不喜欢北洋老人，背后唤徐世昌为“活曹操”，对段祺瑞的不满更是写在脸上，若日后登极，新朝宰辅的位子还不是他杨、夏二人的囊中之物？

于是，杨度径自面见袁世凯，提出组织专门的机构宣传帝制。

袁世凯摆手道：“不可，外人知道你我关系，以为由我指使。”

杨度正色道：“我主君宪，十有余年，如办君宪，我当为发起人，且有学术上的自由，总统不必顾虑。”

见杨度意气激昂，袁世凯让他回参政院找孙毓筠商量着办。

想当年孙参政的“皖督”被柏文蔚抢走，一气之下投了袁世凯。

陆徵祥组阁时，孙毓筠被提名为教育总长，结果老东家同盟会极力反对，愣是给压了下来。

新仇加旧恨，孙毓筠开始天天挖同盟会的墙角，还主持起草了“袁记约法”，成为袁世凯的马前卒。

杨、孙一碰面，立刻决定成立以拥袁称帝为己任的“筹安会”，二人分任正副理事长。

另外四个理事是胡瑛、李燮和、刘师培和严复。

胡瑛是黄兴的弟子，同盟会元老，孙文当临时大总统时曾任山东都督，二次革命后逐渐倒向袁世凯；

李燮和是光复会的二当家，曾被以怨报德的陈其美抢走“沪军都督”。作为反袁急先锋，李燮和名列筹安会纯属乌龙事件。杨度再三威逼利诱他都不松口，最后被磨烦了，敷衍道：“我退隐已久，不问世事。诸君怎么做，各请自便，我既不拥护也不反对。”结果就上榜了；

刘师培乃一有才无德的国学大师。专治古文经的他名列《清史稿·儒林传》，早年跟章太炎好得跟基友似的，结果加入同盟会没多久便与之反目，又迫于经济压力被端方收买，为其提供情报，导致上海的革命机关遭到破坏。投入端方幕中后，被陈其美派来的杀手找到，魂飞魄散的刘氏夫妇献金求饶，总算苟且偷生。保路事起，随端方入川，被哗变的起义官兵扣留，幸得孙文通令全军，一致护卫，再得不死。经人引介，跑到山西去给阎锡山当顾问，又蒙其推荐赴京任参政院参政。四个理事里，属他最敬业，写了《国情论》和《君政复古论》等文为帝制张目。

严复是六人里的大腕，也是袁世凯在前清时就一直想拉拢的硕儒，但他总是不屑一顾道：“袁世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辛亥后，严复的铁饭碗没了，一大家子等着吃饭，只好放下清高去找袁大总统，捞了个北大校长和海军部少将衔的闲差。严复主张君宪，但他始终认为袁世凯的才干只相当于一个督抚，绝非皇帝的理想人选。因此，他没为筹安会做过一件事，只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毕竟，写过“男儿生不取将相，生后泯泯谁当评”的他从不甘心只当一个思想家。

据说，当袁世凯听闻严复也参加筹安会时，极为欢悦。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除了严复，能入袁世凯法眼的国士就剩梁启超和章太炎。可惜，与二者的关系都已搞僵。

本来，常年不爽孙文的章太炎同袁世凯有过一段蜜月期，但因思维方式的差异，终归昙花一现。

当初为了笼络章太炎，袁世凯任命其为“东三省筹边使”。这跟“蒙古屯垦使”“西藏宣慰使”一样，听着吓人，实则都是大而无当的空衔，作为荣誉称号收着就行了，没人会当真。

但章太炎认真了。

他兴冲冲地跑到长春去上任，结果发现从都督到道尹，根本没人理他，碰了一鼻子灰回来。

宋教仁遇刺后，章太炎对袁世凯的印象急转直下，到“二次革命”爆发，甚至帮国民党起草反袁檄文，遭军政执法处盯梢。

行动受限的章太炎把袁世凯颁他的勋章挂在扇子上当扇坠，破衣烂鞋地跑到中南海门口骂街，刷出“民国祢衡”的称号。

卫兵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到接待室，说总统正在议事，不便会客。章太炎就坐下等，从早到晚，越等越生气，最后把房间里的花瓶茶具统统砸碎，赖着不走了。

代价是软禁龙泉寺。

根据袁世凯亲定的“优待措施”，章太炎的幽禁生涯并不煎熬——起居饮食，用款不限；骂人毁物，悉听尊便。每月发五百元薪水，比大学教授的工资都高。

同时，章太炎还享受讲学和会友的自由，但抨击时政的文字不得外传。

龙泉寺传出的骂袁之声日甚一日。章太炎在桌椅板凳上遍写“袁世凯”三字，每日以杖痛击之，呼为“鞭尸”；又用不同字体写满“袁贼”二字，扔进火堆焚烧，伴以“袁贼烧死矣”的大呼小叫……

杨度也清楚，所谓的“筹安会六君子”，刨开严复，就是五个二线演员。因此，他对外只敢宣称这是研究国体的学术机构，等不明就里的会员参加了几次组织生活，才发现是以“劝进”为目的、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

筹安会通电各省，发表宣言，把古德诺搬出来鸣锣开道，论证“中国不能不用君主政体”。

舆论大哗。

梁启超给袁世凯去了封长信，告其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张謇跑到总统府当面苦劝，说到口干舌燥。

肃政厅全体肃政史联名上文，请求取缔筹安会。袁世凯的批示整个一和稀泥：“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不应逾越范围”，让内务部查清后予以警告了事。

筹安会深受鼓舞，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公民请愿团”，如“商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乞丐请愿团”，代其拟写请愿书，等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呈递，要求立法变更国体。

天津。

梁启超悲哀地发现，国民党解散，进步党失势，自己要再不站出来振臂一呼，天下就任袁世凯予取予求了。

绝非故作惊悚。三年来，以商人裘平治、湘民章忠翊为代表，上书泣求恢复帝制的情愿接连不断，帝王思想在民间根本就死而未僵。

心念及此，梁启超提笔凝神，平生最得意的文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蹴而就。

同后续的几篇雄文一道，梁启超汪洋恣肆地痛斥了变乱国体的群丑，如平原惊雷，振聋发聩：

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左手挟利刃，右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

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不复能属文耳。

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我梁启超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袁世凯得知后大惊，以给梁父祝寿为名，派人带二十万元银票火速赶往天津租界，劝梁启超不要发表文章，遭到拒绝。

很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京报》发表，迅速引起轰动，报纸一抢而空。茶馆、旅店的客人因无报可买，只好辗转抄读，更有不少人直接跑到报馆请求再版。

群情激奋下，加上一向敬重的严修跑来规劝，袁世凯不得不作出回应，让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宣读了自己的声明，称改革国体，极应审慎，当前来讲是不合时宜的。

袁克定慌了，召集杨度等开会痛骂严修，商量办法。

于是，怪力乱神出现了。

一天，袁世凯正在午睡，女仆端碗进来，一不留神给摔碎了。

袁世凯被吵醒，问怎么回事。女仆不慌不忙道：“我端参汤进房间，见大老爷床上盘着条龙，一害怕就把碗给打了。”

不久，四川督军陈宧来电，说宜昌的溶洞里发现酷似“神龙”的化石。

袁世凯当然不信这些鬼话，他更重视的是同朱尔典的一次密谈。

一战正酣，英国担心袁世凯倒向支持其称帝的德国，让朱尔典向袁大总统表达了对中国改行帝制“极为欢迎”的立场，只要不因此产生内乱。

美国也强调只要改制出于民意而非武力，便不干涉。至于日本，翻开其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可以看到赞成是大于反对的。并且，政治学权威有贺长雄不止一次面劝袁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

自信满满的袁世凯开始着手制造“民意”。

在他看来，由无权无势的文人小打小闹的筹安会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且已成为众矢之的，必须成立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来推进此事。

以梁士诒为首，朱启钤、周自齐、阮忠枢、张镇芳、唐在礼和雷震春等十人组成的“总统班底”秘密开张。

人生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却身不由己

梁士诒失宠久矣。

没有人比他更懂经济，也没有人能像他一样让袁世凯产生“离不开”的感觉。

从清末到民国，梁士诒打造了一个以叶恭绰为代表、围绕于他的“交通系”，遍布铁路、关税、银行和各大国企，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

财权之外，梁士诒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子上又牢牢把握着事权，同交通系的朱启钤、周自齐形成攻守同盟的铁三角。

搞钱能力一流的梁士诒也很受洋人喜爱，替英国代工步枪，跟美国合组太平洋轮船公司。逐渐，有入见袁世凯禀报工作者，总能听到“问梁秘书长去”的回答，其“二总统”的名号也因此越叫越响。

在梁士诒看来这显然不是什么荣誉称号，毕竟，以杨士琦、周学熙为首的“皖系”不爽他久矣，天天拿着放大镜找茬儿，袁克定也在杨度的影响下巴不得他滚蛋。

侍奉雄猜之主，获其信赖很难，而要摧毁建立起来的信任则再简单不过。

由于经常与各省军阀密电往来，时间一久，某些梁士诒自认的琐事就没有请示，而是自行处理。再加上反对派的挑拨离间，袁世凯的疑心病渐渐发作。

随着内阁被改为直接向大总统汇报的政事堂，居间联络府院（总统府、国务院）的总统府秘书厅撤销，梁士诒被贬为税务督办（国税总局局长），周自齐也从交通总长变成了农商总长。

当然，袁世凯决不会扔掉自己的钱袋子，而称帝这种兴师动众的事则更需要交通系的鼎力支持。

问题是梁士诒从内心抵制帝制，被袁世凯召见十四次，每回都顾左右而言他，决不松口。

袁克定建议敲山震虎，“五路大参案”旋即爆发。

铁路系统的官，一查一个准。在肃政厅的严参下，津浦、京汉、京绥、沪宁和正太五路局长营私舞弊的黑幕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一时间舆论沸腾，对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决心交口称赞。

五个司局级撤职受审，由此牵连出的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也被停职。

见火候差不多，袁世凯叫来绝望的梁士诒，道：“参案本有君，我令去之！”

袁克定更直接，找到梁士诒问他肯不肯帮忙操盘，恢复帝制。

为了保全交通系，一身冷汗的梁只好点头。

财神的加入如虎添翼，运动进入快车道，五路参案也化作青烟，随风而去。

在总统班底的运作下，由段芝贵牵头，二十个省的军政首脑联名通电，劝袁世凯“速正大位”。

当然你会问，这帮人无法无天惯了，怎么突然步调一致起来？

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各逞其私。

有搞政治投机、图谋再上层楼的，如湖南的汤芗铭；

有阳奉阴违、暗中磨刀的，如云南的唐继尧；

有和光同尘、人云亦云的，如山西的阎锡山；

当然，也有指哪打哪的李逵，如安徽的倪嗣冲。

不过，北洋系资格最老的段祺瑞、冯国璋和张勋始终没吭声。

懒得伺候太子的段祺瑞已把陆军总长的帽子扔给王士珍，甩手不干；冯国璋正因老头子欺骗了自己生闷气；张勋对复辟是喜闻乐见的，但他拥戴的皇帝是溥仪而非袁世凯。

“民意”被迅速伪造出来。参政院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各省代表在当地投票表决国体。当然，代表资格都是经过审查的，选票也是实名制，保证万无一失。

以四川为例。在陈宧的安排下，会场每个代表的桌上都放有毛笔一支、墨水一盒、点心一盘，在笔杆、墨盒与点心上，全部刻有“赞成帝制”四个字。

皇天不负有心人，1993张选票，全部同意改行君主立宪。

更搞笑的是，在朱启钤的暗中叮嘱下，各省的推戴书毫厘不差，一看就是统一的模板：

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接着便是三推三让的老戏。鉴于大总统曾有“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誓言，杨士琦舞文弄墨，强词夺理，极力辩解；袁世凯则口口声声“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自拉自唱，配合得天衣无缝。

忠心耿耿的张一麐自觉是最后一道防线，泣血劝阻，无效后当众顶撞袁世凯道：“果犯天下大不韪，群必起而共击之！”

帝制派下来就进谗言，说：“不诛少正卯，何以平众愤？”袁世凯打断道：“一麐罪不至此。”

政事堂开会讨论登极仪式，张一麐起立力斥帝制之非，遭到群嘲，应诏旁听的倪嗣冲甚至拔枪怒目而视。主持会议的徐世昌赶紧去拉张的衣角，说“仲仁随我来”，方才平息冲突。

事实上，连徐世昌也已经跟不上袁世凯的节奏。

他可以帮慰庭老弟独裁，但坚决反对称帝。

无他，料定必败。

徐世昌悬节而去，只留下一封措辞委婉的辞职信：

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将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以为转圜。此时求去，非为自身计矣。

袁克定奉命登门劝解，徐世昌淡淡道：“我不阻止，亦不赞成，诸君好自为之。”

袁世凯无奈，只好把陆徵祥搬出来当傀儡国务卿。

失望的张一麐也跟着辞职，不想失去诤臣的袁世凯马上改命其为教育总长。见能远离是非，张也不再固辞，只是就任后涛声依旧地唱衰帝制。

即使在家庭内部，也未能达成共识。

袁世凯的三子袁克良经常同四弟克端、五弟克权讨论老爸究竟是王莽还是曹操，最后一致认为是妄图篡晋的桓温。

不仅如此，他们还公然嘲讽长兄，说他一个瘸子，岂能君临天下？

袁克文则发挥特长，写诗讽劝袁世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然而，神也拦不住袁世凯称帝的步伐。1915年12月12日，他发表申令，接受推戴，改元“洪宪”，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恍惚间，大隈重信似乎看到中华帝国的军队正在琉球抢滩登陆。

不应恐惧死亡，应恐惧未曾真正活过

中南海，居仁堂。

早上9点，登极仪式在仓促和低调中举行，各部司局级以上官员参加。

是日，袁世凯没穿定做的龙袍，而是身着大元帅服，立于龙座旁，接受百官朝贺。

段芝贵传洪宪皇帝的话，说行礼简单些，三鞠躬即可，但众人仍旧跪拜，个把奴性重的还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现场没有司仪，一片混乱。

只行鞠躬礼的张一麐鹤立鸡群，引来众人侧目。一莽夫冲上去将其强行摁下，一麐含泪哀鸣。

袁世凯左手扶椅，右掌朝上，不断向行礼者点头。对年长位高者，则做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流露出一种内心受用而故作谦逊的复杂表情。

仪式草率结束，给时任参谋部次长的唐在礼留下的印象是“坐在家里称天子”。下来后，照常上班的官员们彼此交流着心中的疑惑。

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

袁世凯注意到，黎元洪没来。

黎胖子已经消失三个月了。自从袁世凯帝制自为以来，他就一再请辞参政院院长和副总统的职务。

除了不愿附逆，还有一点私心——共和国的副总统，再不济也有媳妇熬成婆的可能；退回帝制，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吧。

以袁世凯之精打细算，怎么可能放弃黎元洪这张牌？

仪式一完，当即册封黎胖子为武义亲王。

武义当然指武昌起义，发明这个称号有两大用意：

其一，暗示中华帝国和中华民国在血统上的继承关系，黎元洪既是民国元勋，又是帝国亲王，洪宪帝也就不存在背叛民国的问题；

其二，打消辛亥功臣的顾虑——你们过去参加革命是对的，今天赞成帝制也是对的。

命下之日，车队浩浩荡荡，陆徵祥带着一帮文官去东厂胡同的黎宅道贺。

黎元洪撂下一句“无功不受爵”后便一言不发，做起自己最擅长的事——装木头人。

次日，收发室的人误收了袁世凯送来的王服，被黎元洪大骂一场，原件退回。亲信饶汉祥劝他暂且低头，也被赶出来，不再相见。

姿态既已做到，袁世凯不再理会装聋作哑的黎元洪。他拿起那尊刻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的皇帝玉玺，下诏封爵一百二十八人，赐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和张謇“嵩山四友”封号，赐黎元洪、奕劻、载沣、那桐、锡良、周馥和世续“七旧侣”称号。

袁世凯自况嵩山，取五岳之尊、地处河南之意。诏令说得振振有词（“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但很明显是为了统战需要，把已无职权但极具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角色拉出来装点门面。

“嵩山四友”的政治待遇很高，不用跪拜称臣，议事平起平坐，每年还给两万元顾问费。但徐世昌并不领情，在日记中写道：

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在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在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段祺瑞。

同袁氏父子闹翻的他什么也没捞着，每天在家闭门静养，有客来访就怒喷帝制，客人一走便大骂袁世凯。

一天，张佩蘅（袁世凯干女）听见老公又在骂，抢白道：“你今天的地位从哪来的，怎么这么没良心？”

段祺瑞闻言，气得跳了起来，当着仆人的面给了她两耳光。

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公开唱反调，袁克定深感留着只会遗祸将来，必欲除之而后快。张佩蘅听说后，立即去找干妈于氏反映情况。

于氏吹完枕头风，袁世凯叫来袁克定，教育道：“你姐夫（段祺瑞）虽然对帝制有意见，但只是用嘴巴讲讲而已。我听说你想对他不利，要立即停止！他是我们的至亲，现在事还没定，内部就斗起来，将来还敢设想吗？”

确实不敢。

因为西南出事了。

由梁启超执笔、云南督军唐继尧署名的最后通牒摆到了袁世凯的案头，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要求袁贼无条件放弃帝制，诛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两天后，没有收到答复的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誓师北伐。

对此，袁世凯早就有预感。

二次革命后，北洋势力遍布大江南北，但，仍有漏洞。

由“外人”掌控的西南四省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一直是袁世凯的心病，动不动就发作，眠食俱废。

终于，他以合乎情理的借口把云南都督蔡锷和四川都督尹昌衡调到北京，用高官厚禄供着，原职则分别代以唐继尧和陈宧。

唐继尧是蔡锷的老部下。作此安排时还没跟进步党闹翻（蔡是梁启超的学生），不能撕破脸。

陈宧也是拖到帝制运动开始前，才以参谋部代理总长的身份出掌四川。

袁世凯晚年，北洋系以“文有杨士琦，武有陈宧”形容此二人的重要性，事实上陈宧的谋略丝毫不亚于其军事才能。

天生一副苦寒相的他心机似海，以至于章太炎初见其人后悚然道：“一流人物，一流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

陈宧早年在武卫前军当管带，庚子国变中崭露头角，引起锡良的注意，随其入川，主持编练新军，累迁至镇统。

辛亥后投靠袁世凯，献计献策，屡立奇功。比如，建议裁撤“南京留守府”，使黄兴彻底下岗；设计将黎元洪“押解进京”，成为袁的政治俘虏。

以陈宧督川，并抽调冯玉祥部和另外两个旅与之同行，除了说明其深受倚重，也跟他在蜀中有众多袍泽旧属密不可分。毕竟，一旦天下有变，西南的半壁江山要靠四川来支撑。

为了巩固陈宧的忠心，临行前，袁世凯赠金二百万元，并让袁克定跟他拜了兄弟，唤其“二哥”。

南下当天，百官送行，汽车排成了一字长蛇阵。沿途军警林立，庄严肃穆，其阵仗除了孙文和黎元洪到北京时，未曾有过。

人群中，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露出倏然而逝的冷笑。

他就是蔡锷。

以一隅而为天下先

蔡锷和陈宧是老相识了，两人的朋友圈重合度很高。

在蔡锷看来，陈宧跟汤芗铭一样，都是没有节操的政治赌徒，随行就市，只不过前者藏得更深，不易察觉罢了。

十三岁那年，蔡锷考中秀才，后被推荐到湖南时务学堂，同总教习梁启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戊戌政变后，他想东渡日本，却苦无经费，在袁世凯的资助下方才成行，考入陆军士官学校。

学成归国的他担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被李宗仁奉为天神下凡的偶像。

武昌事起，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扛起义旗，赶走李经羲，被举为云南都督。

民国头几年，蔡锷紧密追随梁启超的政治立场，认为袁世凯“闳才伟略，群望所归”，极力支持他加强集权，抵御外患。

二次革命前，黄兴派密使约蔡锷一同举兵，蔡明确拒绝，还反劝对方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不要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

召蔡入京，在袁世凯，固然达成了其调虎离山的目的。而在蔡锷看来，越接近中枢，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可能性就越大，故无论在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还是参政院，都兢兢业业，苦心赞画，直到筹安会的出现粉碎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迷梦。

天津。

梁启超对前来问计的蔡锷道：“我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章公开反对；你在军界大有实力，应深自韬晦，不要引起他的猜忌，才可密图匡复。”

蔡锷然其说，每天和杨度打得火热，在八大胡同赏歌逐舞，诗酒风流，还跟名妓小凤仙擦出爱情的火花，把家里那位气得一哭二闹三上吊。

不仅如此，梁启超的《异哉》一文发表后，蔡锷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在云南会馆发起军界请愿时，又第一个提笔签名，拥护帝制。

暗地里，则以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勘往来京津、居间联络，同梁启超敲定了讨袁大计：一俟袁贼称帝，云南即宣布独立。一个月后贵州响应，两个月后广西响应。以云贵之力拿下四川，以广西之力拿下广东，然后会师湖北，鼎定中原。

云南不成问题，但贵州和广西能接受策动吗？

答案是肯定的，不然剧情怎么往下走？

作为偏远小省，贵州一直不受重视。封爵时，督军刘显世只得一子爵，而且很快挨了一记闷棍。

袁世凯没有征求刘显世的意见，就把戴勘调到参政院当参政，换了一个交通系的人接任贵州巡按使。

当惯黔王的刘显世强烈不满，却颇能隐忍，暗自等待发难的时机。

目光下移，广西的陆荣廷，对袁世凯怨憎更深。

清末，龙济光和陆荣廷，一个广东提督，一个广西提督，作为两广总督岑春煊一手提起来的哼哈二将，互相不服，彼此较劲，却始终在伯仲之间，难分轩轾。

民国后，龙济光主动向袁世凯靠拢，陆荣廷则依旧我行我素。结果两人的差距逐渐拉大，封爵时，前者封公，后者封侯。

对陆荣廷放心不下的袁世凯把其子叫到北京来当官。而随着袁的疑心越来越重，陆荣廷打算终结“以子为质”的游戏，没打招呼便擅自召回了儿子。

谁知，小陆路过汉口时，忽因食物中毒暴毙。此事虽说蹊跷，但考虑到湖北是北洋的地盘，袁世凯难脱嫌疑。

动机很充分：做给所有被“扣”在北京的“官二代”看，告诉他们没事别乱跑。

杀子之仇，岂能不报？只是以卵击石，殊为不智。望着袁世凯猫哭耗子的表演（派员赴鄂料理丧事，大力旌表小陆之德），陆荣廷缄默不语。

他比刘显世更需要发难的时机。

北京。

蔡锷见戏演得差不多了，便留下一张谎称病重、赴日治疗的假条，溜到天津，在梁启超家换装后坐上了开往横滨的船。

梁料理好一切，南下上海，同汤化龙等进步党骨干碰头。

收到蔡锷先斩后奏的呈文，袁世凯无奈地批了个“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私下则对周学熙感叹蔡之精悍，远在国民党诸公之上，自己“纵虎出柙（xiá，笼子）”，必酿大患。

心有余悸的他在袁克定等人的劝说下，决定于洪宪元年（1916）元旦举行更为隆重的登基大典，昭示天下，以壮声色。

可惜，取道香港、辗转回云南的蔡锷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同唐继尧和李烈钧（被老同学唐继尧专函请来）商定后，云南成立军政府，恢复“都督”，把所有滇军改编为三个军，合称护国军，蔡、李、唐分任第一、二、三军司令。

唐继尧提出让老领导当都督，留守云南，自己和李烈钧挥师伐蜀。蔡锷道：“我来非占位置，而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

的确，他早已同梁启超约定：事之不济，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决不在朝。所以，护国军开拔之日，蔡锷向一、二军的官兵道出了心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反：

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为梦想痛苦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沦为笑谈

护国战争的规模比二次革命小得多，袁世凯以为不日即能荡平。

然而陈宧发现，麾下的三个旅根本不济事。一个旅长是蔡锷的旧部，冯玉祥则不愿为洪宪帝效忠，整天盘算着撤回陕西，投靠舅舅陆建章。

即便如此，川军的兵力也几倍于蔡锷的四千人马。

问题是，四川本土的军队不一定买陈宧的账。二次革命你可以指南方为“乱暴势力”，此番人可是打着“维护共和”的旗号来的，占尽道义上的优势。

果然，名正言顺的护国军连下宜宾、泸州，并策反了一批川军将领。

不过，空间还是为袁世凯换取了时间，以曹锟挂帅、吴佩孚与张敬尧为主力的三万北洋军在川南集结完毕，反攻泸州。

虽然蔡军神编过一本日后成为黄埔军校教材、蒋介石与毛泽东案头书的《曾胡治兵语录》，但过于悬殊的兵力还是让护国军感到空前的压力。

蔡锷一再向后方请饷，唐继尧节衣缩食，下令公务员只领基本的伙食费，挤出十万元送到前线，却再拿不出更多。

面对北洋军汹涌澎湃的攻势，“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语）的护国军没能保住胜利的果实，退到纳溪，与敌军隔江对峙。

袁世凯重赏三军。师长张敬尧加陆军上将衔，旅长吴佩孚授陆军中将，连团长刘湘都得了个陆军少将。

然而，随着已被戴勘策反、假意服从中央的刘显世骗得二十万元财政拨款后即宣布贵州独立，形势便急转直下……

袁静雪最爱吃的零食是五香酥蚕豆。

一天，她的丫头回家探望老人，遵其嘱咐，归府时带回一大包蚕豆，用整张的《顺天时报》裹着。

袁静雪一边嘎嘣脆，一边看报纸，忽然有了惊奇的发现。

这张《顺天时报》和她平日所看的论调南辕北辙，当找来同一天的报纸对比时，竟出现了日期一样，内容却截然不同的怪事。

袁静雪找到袁克文，问他怎么回事。

袁克文一点儿也不惊讶，说自己早就在外面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只是不敢对父亲明说。

继而问道：“你敢不敢去说？”

袁静雪：“我敢！”

当晚，袁静雪把这张真报纸交给了父亲。

袁世凯浏览了一遍，问明情况，皱眉道：“去玩儿吧。”

第二天一早，袁静雪听说父亲用皮鞭把大哥打了，边打还边骂“欺父误国”。袁克定皮开肉绽，跪地求饶，袁世凯却一直打到手软方才罢休。

原来，府中的“顺天时报”是袁克定组织写作班子山寨的，充斥着对洪宪王朝的阿谀吹捧，而由日本人发行的正版，立场恰恰相反。

说到底，成天搞外交讹诈的国家哪有立场可言？唯一不变的立场就是削弱中国，趁乱打劫。不然何以大隈重信刚刚宣布“改行帝制是中国的内政，日本不拟干涉”，扭头就派特务护送蔡锷回滇，协助梁启超南下广西策动陆荣廷独立，送给孙文一百多万元倒袁，资助宗社党余孽搞满蒙独立……

很快，驻日公使陆宗舆收到日本政府的外交照会，要求袁世凯“切实延缓帝制”。随后，又承认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公然予以支持。

不久，广西独立。英、美、德、俄见局势失控，纷纷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徐世昌来信说：“在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

弃官从商的老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骂电，称袁先生“廉耻道丧，为中外历史所无”；

就连读者以为领了便当的康有为也从日本寄来长信，劝“慰庭老弟”退位让贤。

比多米诺骨牌还快，各地的反袁电文雪片般汇集到北京。对此，唐在礼的解释比较中肯：

本来大总统四年一任，不少人希望自己的上司有一天轮到，将来大家都有鸡犬飞升的机会，各部门的职位大可轮流过瘾。当大总统被袁世凯一人包办，既而称帝，各方人物的不满可想而知。

最不满的当属冯国璋。

作为北洋系最大的实权派，袁总统一旦殡天，冯国璋接替总统之位的可能性极大；而要是洪宪帝驾崩，就洗好脖子等着新帝“削藩”吧。

事实上，这也是梁启超游说冯国璋倒戈的有力说辞。

“五将军密电”由此出炉。

这封没发出去的电报由冯国璋联合张勋、靳云鹏（山东督军）、李纯（江西督军）和朱瑞（浙江督军）作为发起人，征求各省督军签名后，公开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

结果，传到直隶督军朱家宝手上时，这个在洪宪朝率先称“臣”、改用奏折的倒车司机直接向袁世凯打了小报告。

冯国璋和张勋的倒戈，袁世凯早有预感。

改制之初，冯国璋接到参谋总长的任命，却要求在江苏遥领此职，拒绝赴京。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再次召冯北上，命其以参谋总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措辞严厉。冯国璋计穷，只好称病请假，让江宁镇守使代行己职。

袁世凯遣使南下慰问，冯国璋毫无病容，握着来使的手哭丧道：“我跟了总统一辈子，他要如何便如何。不知怎的，现在总统不认我作自己人了！”

袁世凯听说后，愈发不满。

他又想起张勋，打算调辫子军征滇。

然而，阮忠枢刚到徐州，还没开口，张勋便先发制人，说全国局势紧张，兵力不敷使用，请转达元首，准其招兵十营……

为了北洋内部的团结，袁世凯都忍了，没想到二人合唱了这么一出。

攻守之势既异，再打下去不仅全无胜算，还可能酿出更大的危机。气急败坏中，他几乎晕厥，对身旁的夏寿田悲凉道：“一切都完了！我昨晚看见天上有巨星坠落，这是平生所见第二次。上一次是文忠公（李鸿章）死时，这次也许轮到我了！”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刚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中国第一部公共卫生法），袁世凯就感到身体不行了。

元宵节。

只想一家人吃顿安稳的汤圆，可六姨太嘀咕说袁世凯要是不封她为“妃”，自己就带着孩子回彰德。

八姨太和九姨太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五姨太嫌她们不懂事：“别闹了！你们都当妃子去，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

能谋善断的五姨太是天津人，除大姨太沈玉英外，最受袁世凯宠爱，家里的日常生活全交她料理，连于氏都惧让三分。

结果三个女人合起伙来反讥五姨太站着说话不腰疼。

袁世凯把筷子一撂，叹气道：“别吵了！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

说完，起身回办公室去了。

袁克文进来倒茶，转身离开时，被袁世凯叫住了。

很久没跟老二谈心了，他是袁家诸子里公认最有想法的。

袁世凯叹了口气：“为父昏聩啊！”

袁克文把壶放下：“权力之下无真相，因为其本质就是对信息的垄断。而这种垄断不仅是自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的。”

袁世凯若有所思。

袁克文：“熙宁变法时，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是著名的反对派。他觉着没办法说服宋神宗，便画了一幅《流民图》，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老百姓抛妻弃子，辗转于途，最后死于沟壑的惨况，跪地呈上。神宗看后，震惊得哆嗦了几下都没站起来。夜里又在深宫灯下展读，看一眼流一滴泪，不久，王安石便被罢官。”

袁世凯颔首。

袁克文：“纵观整个鸦片战争，上上下下都在蒙皇帝。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连道光最信任的领侍卫内大臣奕山也撒谎。作为朝廷钦命的‘靖逆将军’，奕山一到广州便摇身一变成了‘抚远将军’，违旨停战，违旨谈判，违旨通商，违旨赔款，还在奏报中捏造‘一鼓荡平英夷，片帆不返’的‘战功’——”

袁世凯用手势打断了他，颓唐道：“历史会怎么评价为父？是耶？非耶？”

袁克文：“这个世上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袁世凯笑了：“你也乡愿了？不用讳言，外间都说我坏。”

袁克文：“因为父亲当了‘真小人’，想做皇帝就放手去干。殊不知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伪君子可以当，真小人却万万不能做。政坛上的衮衮诸公都是一丘之貉，半斤八两，伪君子虽不称帝，其独裁揽权却比皇帝有过之无不及，表面上还要伪装成‘元首’‘领袖’，以愚黔首。”

袁世凯看了看窗外，悲凉道：“终究是搞砸了。”

袁克文：“但生命的价值在于对命运的反抗，既然要同天命扳一辈子手腕，那么，怀疑自己就是一件奢侈的事。而作出一个选择，是为了获得这个选择的意义，而非选择本身。”

袁世凯：“中国有得选吗？两千多年前管仲就知道‘以商止战’，为了刺激经济，对外降低关税，对内鼓励消费，甚至在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妓院吸引商旅，而在税收方面则‘唯官山海而已’（盐铁专营），基本不与民争利。到了商鞅，走向另一个极端，奖励耕战，限制商业，用军爵和郡县制抹杀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人人都可通过战争获取功名富贵。同时，国家控制一切生产资料，禁止贸易，农战立国。”

袁克文点头：“后世主政者莫不摇摆于二者之间。汉初天下凋敝，天子出巡配不齐肤色一致的六骏，‘放水养鱼’势在必行，故‘弛山泽之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繁荣工商，始有‘文景之治’。及汉武御极，连年征战，颁均输（统购统销）与平准（管制物价）二法渔举国之利，铸钱、煮盐、冶铁和酿酒相继国营化，甚至以‘告令’发动群众举报隐匿财产的富商大户。此令一出，中等以上商贾之家悉数破产，上林苑堆满了抄没来的民间财产。主管财政的大农令桑弘羊因此被时人斥为‘乱国酷吏’，某年天下大旱，对其恨之入骨的儒生甚至上书献策，说‘烹弘羊，天乃可雨’。”

袁世凯沉思道：“但我记得在盐铁专营政策的会议上，桑弘羊对质疑一一反驳，说如果不执行国营，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袁克文：“不错，这正是中国的死穴之所在。”

袁世凯一惊：“死穴？”

袁克文：“大一统。人人都追求大一统，希冀安全感、治世犬以及恩赐的保障，但要维持幅员如此辽阔的帝国，势必豢养臃肿的官僚体系，直面惊人的军费开支。桑弘羊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赋税确实没加，但国有专营的清单却越拉越长。到了北宋，茶、盐、酒、醋、矾、香药、象牙……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之大，远超前代，严重挤压了民间经济，并造成权贵资本的泛滥。”

袁世凯：“但你也说了，是在管仲和商鞅的一松一紧中螺旋前进。”

袁克文：“没错。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但时间一长，地方势力便会坐大，商人也会骄纵，中央权威受到挑战。此时，中央往往进行集权式的变革，强化控制力，后果就是削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执政者又不得不放权让利，复苏经济，从而进入新一轮的循环。因此，不管是紧是松，一个无声的金箍咒永远存在，那便是‘稳定压倒一切’。”

袁世凯叹道：“民主是个好东西。”

袁克文：“也是个难东西。一个四合院住了几户人家，投票决定把大门刷成什么颜色，红色、棕色抑或黑色。其中一人钟爱黑色，但他知道黑色不可能赢，因为喜欢的人太少。但他又极端厌恶红色，怎么办？最理性的方式是把票投给棕色，因为至少不是红色，勉强可以接受。所以，民意的选择结果不见得代表民意，而操纵和玩弄民意的空间也永远存在。”

袁世凯突然想到了什么：“公平和正义是否存在天然的对立？”

袁克文思忖片刻，道：“美国建国之初，以杰弗逊为首的民主派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论战，其争辩的的焦点便是政府应站在公平和正义的哪一端。公平论者认为，只要一个人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在其后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也没有作弊，那他即使富甲天下，也无可非议；正义论者则认为，即使最初的财产清白，获取的过程也光明正大，但积累过多时，国家还是要以二次分配来调节。因此，两者都强调了初始与过程的正当，分歧是该不该由国家来平衡不均。”

袁世凯：“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因为家世各异，起点不同。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任由社会按照适者生存的法则滚动下去，必然导致富者恒富，穷者愈穷，直至爆发革命，重新洗牌，把大多数人推回到同一起点，开始新的竞赛。”

袁克文：“政府为维护正义以公权力对弱者进行后天补偿，固然值得肯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分寸极难把握。很多时候是政府的手伸得过长，既破坏了公平，又损害了正义。”

袁世凯默然不语，半晌方道：“眼下的局势，你怎么看？”

袁克文直言不讳：“两千年的郡县制，耗尽了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高调地宣传忠君的思想，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随时准备推翻君主。‘彼可取而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国之君总被推翻，其实是件很悲惨的事。”

袁世凯并不介意：“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导致其不用同海外贸易便能自给自足。而且，由于吃穿用度不愁，统治者常常对技术进步采取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因为任何技术的进步都可能对稳定产生威胁。”

袁克文：“所以长期以来，我国都不参与世界的‘公转’，而是在与世隔绝中‘自转’，”他顿了顿，又道：“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您的选择。我记得小时候您对我说过，要相信世间一定存在着善良，哪怕微不足道，也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到底。因为总有一天，它会穿越重重黑暗，在未来的某个时空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袁世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居仁堂。

梁士诒看完连日来全国各地乞退、劝退、迫退乃至斥退的函电，默默地注视着御案对面的袁世凯。

时间在他身上汹涌地流逝了，除了那双还透着精光的眼睛，你实在无法将这个苍老的孤家寡人同国家领袖联系到一起。

袁世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涂画了半天，最后道：“事已至此，我的意思定了。撤销帝制后，政事由徐菊人（徐世昌）、段芝泉担任。安定中原军事，交给冯华甫。君为我致电二庵（陈宧），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蔡锷）言和。君与卓如（梁启超）有旧，请他疏通滇桂，并回复长素（康有为）电函，请其婉劝卓如。倘有办法能令国家安定，我无论牺牲到何种地步，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撤销帝制令，袁世凯拟让张一麐执笔。

他把张调回内史厅，诚恳道：“予昏聩，不能听你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你作不可。”

张一麐安慰道：“此事为小人蒙蔽。”

袁世凯道：“是我自己不好，怨不得别人。”

一日，谈完正事，袁世凯对张一麐感慨道：“今日方知淡于功名禄位之人，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你在我幕府这么多年，未曾有一字要求官阶薪俸；严范孙（严修）与我相交数十载，也未尝提及职务升迁。你二人都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侧而不能听从劝谏，我甚为羞愧。如今看来，那些推戴我的，真有救国的胸怀吗？前日推戴，今日反对者，比比皆是。梁燕荪（梁士诒）原不赞成，今乃劝我决不可取消（帝制），否则那些日夜盼望封官封爵之人便会解体，最后靠谁呢？有此忠言，还算不上首鼠两端。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咎由自取，不必抱怨他人，只能与仲仁谈谈了。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可不惧！”

不久，徐世昌、段祺瑞和黎元洪等一干政要被官复原职，召集到中南海开会。

袁世凯先认错，自承对国内的混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后宣布即将取消帝制。

众皆不语，异常沉闷。

忽然，倪嗣冲起身大声道：“臣愿带兵平定南方，为我主效犬马之劳！”

袁世凯摆手道：“丹忱（倪嗣冲）别唱戏了！”随手把五将军密电递给他看，方才无语。

翌日，由张一麐起草、阮忠枢定稿的撤销帝制令公布。明眼人发现，申令是以“本大总统”的口吻写的，意味着袁世凯将退位而不退休。

从日本赶回来的孙文在上海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将讨袁进行到底；

广东督军龙济光，在徐勤、朱执信率领的民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得不宣布独立以缓解粤民“屠龙”的热情；

梁启超和陆荣廷把袁世凯的老对头岑春煊拉了出来，在广东成立护国军的中央机构——军务院，表态说休战的前提是袁世凯下野，黎元洪继任总统。

浙江。台州镇守使联合两个旅起义，赶跑督军朱瑞，使浙江成为第五个独立的省。

断鸿声里斜阳暮

袁世凯尚希维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如不考虑善后，撒手便走，危亡立见，实不能忍心至此”。

显然暗指杀回国的孙文和他背后的日本。

段祺瑞取代徐世昌被任命为国务卿，袁世凯打算借助其在军界的威望，迅速稳定局势。

然而，段祺瑞要求恢复责任内阁，全权处理国事，否则免谈。

袁世凯答应了。

梁启超反应极快，当即给国务总理段祺瑞去信：

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

段祺瑞觉得梁启超想多了——自己想用徐树铮为助手，都不敢直接任命其国务院秘书长，而要请王士珍代为请示。

王半仙装黄老派装惯了，知道袁世凯最讨厌徐树铮，又不想得罪段祺瑞，故既不回绝也不转达。

见迟迟没有下文，段祺瑞又托斡旋达人、教育总长张国淦去说。

张刚提一句“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位秘书长”，袁世凯便问：“他想用谁？”

张国淦硬着头皮道：“他想用又铮（徐树铮）以资熟手。”

袁世凯的脸立马沉了下来：“不成话，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还是东洋刀！”

待神色缓和下来，指示道：“你去告诉芝泉，徐树铮是军人，让他官复原职，做陆军次长吧！”

当天下午，张国淦到国务院回话，略去了不利于府院团结的细节。谁知话音刚落，段祺瑞就把含在嘴里的烟斗甩到地板上：“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

几天后，袁世凯把张国淦叫来，商谈加强总统和副总统之间联系的事宜。

张国淦与黎元洪是湖北同乡，关系密切，经常扮演传声筒的角色。

两人聊完正事，袁世凯似不经意道：“你看我是退还是不退好？”

张国淦毫无思想准备，只好说：“应当从外交、舆论和军事三个方面来考虑。”

袁世凯明显不认可：“舆论，什么叫舆论？中国有舆论吗？外交是有把握的，三个方面依我看只有军事值得考虑。”

接着，担忧道：“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

张国淦：“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

袁世凯皱眉道：“你是说华甫？”

张国淦：“冯华甫是总统几十年的老部下，没有人比总统更了解他。”

袁世凯：“你认为他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

张国淦：“不怕他左右袒，就怕他不左不右。”

袁世凯哼了一声，不再开腔。

陕西。

陕南镇守使陈树藩绑了督军陆建章的儿子，威胁他独立或下台，陆选择后者。陈树藩率部开进西安，宣布陕西独立。

此人既不反帝，也不讨袁，纯粹抱着趁乱捞一把的心态称霸关中。但作为段祺瑞的心腹，其反叛具有特殊的意味，即北洋的高级将领也开始公然背弃袁世凯。

南京。

阮忠枢转达了袁世凯的请求，希望冯国璋出面调停军务院以及独立各省同北京的关系。

一如张国淦所料，冯不偏不倚，两头周旋，准备坐收渔翁之利。

很好理解。

人心鼎沸，袁世凯的倒台已无悬念，接下来的较量，在北洋系和护国军之间。

而冯国璋显然认为，自己就是北洋的第二任掌门。

出于这种心理，他发起召集会议，打算仿照辛亥年的故事，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选出临时总统，完成南北统一……

可惜只是幻想。

会是开了，但各省代表吵来吵去，连究竟叫“惩办祸首”还是“惩办奸人”都无法达成共识，还讨论什么临时政府？

拖了一个月，四川独立了。

陈宧的反水再正常不过。川军基本指挥不动，带来的三个旅，两个旅长都劝他独立。甚至当撤销帝制令下达后，有传言说川人将以当年对待赵尔丰的办法对付陈宧……

深感自身难保的陈宧居然向蔡锷借兵，而蔡锷为了促其独立，竟真的拨了十个营给他撑腰壮胆，自己只留三个营。

有了坚实后盾，敦促袁世凯下野的电报打到了北京。

这是第一封，语气比较平缓，内称“优待条件，当与各疆吏力争”。袁世凯的回电也客客气气，说“容布置善后，望速向政府切商办法”。

然而两周后，在各方的催逼下，陈宧发表了一封言辞激烈的通电：

宧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宧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袁世凯接电，眼前一片漆黑，当场晕厥。悠悠转醒后，整日不发一言。

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

一周后，墙头草汤芗铭在其兄汤化龙的苦劝和护国军压境的威逼下宣布湖南独立。

想当初汤芗铭为了鼓吹帝制，专门招募一批文人，关在豪宅里搞封闭式写作。只要能写出工美的劝进书，名烟、好酒乃至妓女都不限量提供。

写好后，用蝇头小楷一丝不苟地誊抄在特制的表章上，文末署以“臣汤芗铭谨奏”，再放进金丝楠木的小匣中，遣使专程递京。

溜须的功力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封爵时位居八个侯爵之首，把资历老得多却仅得一伯爵的曹锟忌妒得直夸汤芗铭“威震三湘，名冠八侯”。

可惜，就像喜欢秀恩爱的明星多半以分手告终一样，前时的君君臣臣，此刻看来是何等的讽刺！

在“人心大变”的念念自语中，袁世凯一病不起。

后来，坊间把陈树藩、陈宧和汤芗铭合称为袁世凯的催命“二陈汤”（中药名）。

流沙幻影

膀胱结石并非绝症，法国医生贝希叶诊治后建议住院开刀，为袁世凯所拒。

从最初的小便困难，到吃不下、尿不出，尿毒逐渐蔓延全身。

在家人的强烈建议下，袁世凯同意导尿，先解除眼下之苦。

贝希叶在他后脊上扎了一剂麻醉针，用五个玻璃火罐于后腰处导尿，但抽出来的是血水。

在场的袁克定、袁克文、袁静雪和沈玉英等惊慌失措，袁世凯却很平静，让他们把段祺瑞和徐世昌叫来。

他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对二人道：“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了。”

起草完退休声明，袁世凯遭遇了人生最后一场打击，且来自最信任的人——跟了自己三十年的贴身侍卫唐天喜。

清末，唐天喜任新军第三镇标统。武昌事起，他的一标人马成了袁世凯的卫队，护送其进京出任内阁总理，一时风光无限。

白朗起义平定后，唐天喜因保卫河南老家有功，升任混成旅旅长兼京汉铁路北段护路司令。

作为一个唱戏出身能力有限的小人物，按理说这个位子权钱皆有，唐天喜应当满足。然而，护国战争爆发后，一些北洋将领趁乱自抬身价（如王占元捞到了渴求已久的湖北督军），扰乱了正常的官员遴选机制，也使得唐天喜春心荡漾。

他主动请缨，要求带兵上前线。袁世凯嘱以看家要紧，却耐不住唐天喜再三陈情，划给他两个旅，编入马继增的第一路讨逆军作战。

真交上火，唐天喜后悔了——完全打不过。

与此同时，护国军了解到唐天喜素来贪财，当即奉上白银十六万两，促其反袁。

得了银子即变心的唐天喜撤到湘鄂边界，不进不退，观察动向。马继增则因缺少援兵，吃了败仗，愤而自杀。

袁世凯接报，异常震惊。强烈的情绪波动击垮了最后一根神经，不断对人道：“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

一日，帮袁世凯打理家产的幕僚王锡彤前来探视，发现案头放着一纸清单。

袁世凯指着清单道：“家产全在这里了。把你经营的公司的状况告诉我。”

王锡彤略作汇报，又统计了清单上的存款与股票，总计约二百万元。在后来的自述中，他感慨道：

袁公子女合计三十余人，以二百万元分配，无论如何，可以断言十年后就会有贫穷者。总之，袁公自担任大总统以来，（家财）实际上未曾再增加过一钱，其为国忘家之情，实在不容抹杀。世传袁公有数千万资产，污蔑之言也。

1916年6月5日，袁世凯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昏迷中转醒。自知死之将至的他急召“顾命大臣”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和表弟张镇芳到病榻前议事。

徐世昌最后一个赶到，袁世凯望了他一眼，道：“菊人来得正好，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宽慰道：“总统不必心焦，静养几天自然会好。”

又道：“总统有话，早点安排出来也好。”

袁世凯嘴唇轻启，吃力地吐出“约法”两个字来。

四人意识到这是要讨论总统继承人的问题。但约法有新有旧，按宋教仁主持起草的《临时约法》，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副总统接任其职；而按照后来的袁记约法，则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下名单后藏于金匮石屋，待总统死后取出，在三人中选定一人继位。

徐世昌正要追问，守在榻旁的袁克定抢答道：“金匮石屋。”

袁世凯口不能言，只微微动了下头，似乎表示同意。

然而，袁克定的愿望落空了。几天后，当石屋打开，众人发现名单上的三人分别是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

6月6日上午10时，五十八岁的袁世凯结束了他复杂的一生。临终前，望着窗外的那一小片天空，他仿佛看到父亲袁保中、养父袁保庆，看到吴长庆、李鸿章、丁汝昌、张之洞……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从云端浮现，冲自己微笑。他努力伸出手去，却发现那些脸庞逐渐淡出，化作一道道亮绿色的线条，在模糊中糅到一起，最后消失得杳无踪迹。

以手指天的袁世凯，最后的遗言是“他害了我”。至于“他”到底是袁克定还是杨度，抑或另有所指，则永远无人知晓了。

徐世昌考虑的是现实问题。

总统候选人看似有三个，其实只有一个。

黎元洪。

首先，黎胖子是三人里唯一同时满足新旧约法继承条件的，没有争议；

其次，军务院既然已经公开拥黎，换个人护国军肯定不答应，南北和平就无法实现；

最后，黎元洪人在北京，不啻为北洋手中的政治傀儡，不仅翻不了天，还能为我所用。

心念及此，徐世昌找到段祺瑞，得到他“与相国意见一致”的保证，拉着张国淦去请黎元洪了。

次日，国务院通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学校放假一天，公务员停止宴请一个月。

两周后，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主持下，政府举行公祭，杨度献上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又五日，袁世凯出殡。黎元洪以下文武百官在新华门行礼，目送八十人抬的灵柩远去。

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计两千人组成的队列，在警察开道下，送灵至前门车站。

袁世凯的丧葬，由政府拨款五十万元承办。但丧礼、移灵和下葬已用去大半，还要修建墓园，钱明显不够。

在徐世昌的倡议下，北洋政要解囊相助，又凑了二十五万，由德国工程师设计、河南巡按使督造，于洹上村附近修建了一座占地二百亩的“袁林”。

碑亭上，徐世昌手书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字向世人诉说着墓主不同凡响的身份……

诚如蔡锷所言，“项城退，万难都解”。袁世凯的死，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始终没打出西南的护国军，终于松了口气；

孙文总算摘掉乱党的帽子，被世人奉为民国的缔造者；

进步党与国民党由于国会重开，党员得以重拾饭碗，北上赴任议员，冠盖如云；

而在日本，袁世凯死前自挽的一联足以概括：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讨袁诸公，唐继尧、陆荣廷和刘显世等全部成为割据一隅的军阀；北洋集团也因权力之争分裂成直系、皖系和奉系，征伐不断，兵戈不止。

从护法战争到直皖战争再到直奉战争，从黎元洪到冯国璋到徐世昌再到曹锟，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就像叶芝的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唯一不变的，是《圣经》里的吟唱：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无新事……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