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 绕树三匝

1．纸上谈兵

丙辰（1496年，弘治九年）会试失败后，他在“随世就辞章之学”的同时，再度燃起对兵学的热情。早期经验是个底子，现实刺激是契机，科举失败反弹出来的济世热情以及文武并进才能成圣成雄的儒生信念，使他沉浸于兵典武学，以透视兵学的奥秘。钱德洪说乃师在这一年，“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恐怕亦有夸张。现存阳明“批评”的《武经》的评语不见什么精深的学问也谈不上什么了不起的顿见。但他“批评”的《武经》曾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徐光启，孙元化，胡宗宪等人并为之作序。都用了相当热情的赞赏的语调。也许因为他是明代以书生将兵而建奇勋被封侯的唯一的一个，所以其他书生想从中参悟成功之秘诀，从而他的“批评”才显得别有魅力，都想承“新建余烈”罢了。

即使不当军事家，单为当哲学家，也该学习中国的兵学。其中的智慧最见中国人的学中之“术”。兵，农，医学是中国古代人文博雅型教育体系中的“工程技术”层面的实学了。而且“乱世喜谈兵

”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打仗不能靠《论语》，《论语》讲的是正道。战争是须用诡道的。

阳明读了哪些秘籍不得而知，他评的却不是什么罕见的秘籍，只是宋代编辑的<<武经七书》，所收均是大路货，自然也是公认的兵学精华:《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曾指定《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的必读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称不上秘籍。阳明一旦染指就全力以赴，这是性格使然之事，说得上“沉浸”其间。

他的批评可分两类:一是验证圣学之不误，属于理论性的总结。一是实践性的技术性的领会，即徐光启所谓"实用固彰彰不诬"的“术”。但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有“心学”味，都是寻找切合我心读后感。有感即发，无感不书，不管原文本是否重要，所以从学术上说没什么价值。只是对了解王本人有价值。

《司马法》对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有他后来真领兵打仗时讲究行伍管理，军礼建置为证。但他此时（评点时）只对《司马法》体现了他认同的儒学要点处感兴趣。只对第二篇《天子之义》作了撮要式的发挥性的议论:

先之以教民，至誓师用兵之时，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即“赏罚且设而不用”，直归之"克让克和"，此真天子之义，能取法天地而观乎先圣者也。

这种评法有心学的王者气概。不是“教授”体，更无讲章气，也不是曹操，杜牧式的虽有才气但尚盘旋于原著下作发挥。而是毛泽东式的居高临下，例如说曹操这个人很懂得粮食的重要，这种类型的评论。这是一种政治家军事家既吸收前人营养又后出转精层楼更上形态的理论总结。公平地说他见识高超，用“儒”释“兵”，恰到好处，倘将兵者都如此行事，则生灵有幸。司马骧苴在本篇中讲了许多切合实用的规定，比《孙子》具体，但阳明只抓住这个“纲”，既不违背原意，又切合己意。这种“实用”的艺术就看水平了。就像毛泽东用精神胜利打败了蒋介石，阿q用精神胜利挨赵太爷的打。

“今本《司马法》”包括五篇:<仁本第一><定爵第三><严位第四><用众第五>，王阳明只对第二篇作了评论，这只说明他评时兴奋点，不表明他一生的注意力仅仅限于此。他后来在用众术上就发展了《司马法》。估计他既没有看到155篇的《军礼司马法》，也没有看到被隋人删落的《司马法》逸文，那需要读大量的古书中的传注和类书，明人无此习惯，阳明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清人做过专门收集，如钱熙祚《司马法逸文》，黄以周《司马法考证》，张澍《司马法逸文》等，姚际恒，龚自珍说佚文才是真的（姚《读司马法六韬》，龚《最录<司马法》>）。这就是做学问了，而王不是来做学问的。王是"拿来"为我所用的。“行”重于“知”，“知”为了“行”，是王的一以贯之特征。

他对《李卫公问答》（即《唐李问对》）不以为意，只对下卷作了一句评论:“李靖一书，总之祖孙、吴而未尽其妙，然以当孙、吴注脚亦可。”对《尉缭子》的评价是“通卷论形势而已”。总共没有200字，只就“将理”重审囚略表感慨，就“治本”说了一句“文武二者不可缺一”。对“战术”什么的均未作评论，就“兵教”发挥了几句:“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兵之用奇，全从教习中来。若平居教习不素，一旦有急，驱之赴敌，有闻金鼓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而决胜乎?”这是典型的操作型官员的着眼点了，都对，也实用，但充其量只是戚继光水平。

他谈的最多的是《孙子》。对孙子“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很有感触，“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因利制权’，‘不可先传’者也。”既要深入掌握其“几”又要充分临场发挥。这是心学总术!也是他解读《孙子》的根本角度，如《攻谋第三》的评语，在作了贯穿性理解后，归到“‘全’之一字，争胜天下。‘上兵伐谋’，第（只是）校之以计而制胜之道而已。”兵道的总原则就是:误人而不误于人，致人而不致于人。靠什么?就是靠万全的谋略。还有《军争第七》的评语亦见心学受益于兵学，老子《道德经》的痕迹:“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悬权（秤砣）而动’;而必申之以避锐击惰;‘以治’，‘以静’，‘无要’，‘无击’，‘勿向’，‘勿逆’等语，所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者，审也。”

是否可以这样说:心学在制敌时是兵道，在克己时是儒经?阳明后来成雄靠兵道，成圣靠儒经。他自我总结是将两者合为一体时才算成功。这也是他努力要解决朱子将理与心分为二这一关键问题的肯綮之所在。此一节，也是王学的秘密之所在。

他像历史上任何“伟人”一样是个人治主义者，他之前的儒家和法家都强调“有治人无治法”，他这个良心万能论者更要标举此道。读《九变第八》时，他重申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主张后，愤世疾俗地说:“国家诚得于‘九变’之将，则于‘五利’‘五危’之几，何不烛照数计，而又何覆军杀将之足虞乎?”他是觉得一帮混蛋在误国害民。我们前面说过，明代民变无一日无之。用正史的话说即所谓“明贼忒夥”，尤使肉食者头疼的是“边患”，先是西北后是东北的少数民族不断地攻掠。

“当时边报甚急，朝廷举将才，莫不惶蘧。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他是带着问题来急用先学的。在具体战役中，还就是良将赢，窳将输;多算胜，少算不胜。如写过著名的《中山狼传》的马中锡作战不利，下狱论死，连举荐他的大僚也被撤职。但更致命的是制度，人治的体制本质上要求谁给的官对谁负责，只求上峰满意是其“自然法”。所以形成阳明特别指控的常规现象：

今之用兵者，只为求名避罪一个念头先横胸臆，所以地形在目而不知趋避，敌情我献而不知觉察，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扼远近’，而‘料敌制胜’乎?（《地形第十》批语）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逻辑:“只有革命人才能做革命事”“血管里流的都是血，水管里流的都是水”。这种态度决定论，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项基本坚持。林则徐将阳明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变成一句激励过近代志士仁人的名言;“苟利国家生以死”!

其实，阳明的纸上谈兵是纸上谈“心”。

他对孙子的《用间》虽发了议论，但不获谛解，以为“知此一法，任敌之坚坚完垒，而无不可破，横行直撞，直游刃有余了。总之，不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语。”他对孙子的解读结穴于发窍处，用“校计索情”一以贯之。这已漏出心学自大的毛病，他忽略了孙子劝戒慎用间的一贯思想---用间乃死道是相当危险的。

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就是平宸豪是派学生冀元亨去当间谍，不但身死而且蒙受不白之冤，被“国家”当成叛党，不能享受烈士待遇。更有人因冀元亨在宁府，而说阳明先是串通宁王的，见事难成才反而起兵攻讨之。阳明为给元亨辩冤，呼号数年，上疏:宁肯我不要任何封赠，也必须给元亨平反。

阳明不算不仁，元亨不算不智，具备用间的条件，但毫无功效却悲惨不已。这是人治体制常见的“悲剧”，任谁也难游刃有余。

心学能够自大起来，自有其法门:一靠“化约法”;一靠“意会法”。这在纸上谈兵时显得简易直接，轻松漂亮。如他对《三略》《六韬》的读法就像伯乐相马“略其斑黄，取其飘逸”。对“上略”无评，于“中略”只抓“揽英雄”这三个字，并自信的说:“<三略>大义，了然心目矣。”寥寥三五句，即了帐。对“下略”话更少，还是为了应证“端的不出‘务揽英雄’一语。”这，除了是心学之英雄万能论的体现，就是渴望早日被当成英雄揽入最高权力中心。

化约对象时是体现化约者的心理轨迹的，这大概是中国特色的阐释学原理罢。“意会法”则像诗学审美法了。他读《文韬*文师》只批了一句:“看‘嘿嘿昧昧’一语，而韬之大义，已自了然。”

“嘿嘿昧昧”在原文的意思是韬光养晦，暗中准备，这样才能“其光必远”。阳明把“韬略”归结为韬晦，阴谋，应该说勾出了其中“玄”意，的确一语破的。号称姜太公的《六韬》和黄石公的《三略》的确是杂家的“术”书，不合阳明之志。他也认为讲阴谋的《六韬》“明是后世奸雄附会成书，读者可尽信乎?”他用的是“理校法”（陈垣术语），因为“文王圣人，不必言矣，即尚父（姜太公）荐扬，何遂阴谋取胜至此?”

不能嘲笑阳明书生气，他的儒生立场是合理而正义的。因为，“兵者，国之大事”，关系人民生死，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帅必成“凶器”。儒家奉行和平主义，孟子耻言齐桓晋文之事。荀子谈兵，受后儒讥评。社会越来越复杂，单靠拒绝的态度纯是迂腐。“兵者，拨乱之神”的说法被人接收，以暴止暴，几成共识。阳明说孔子已言兵。唐甄说“兵者，国之大事，君子之急务也”（《潜书*全学》）。但单靠阴谋必成强盗世界。问题又回到了心学的命题:志者，帅也。同样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

阳明恰恰正有伊尹之志，兵的险恶之性，在“我心”中不存在，他理直气壮当“急务”来料理。他虽说是心学万能论者，他是极其重“行”的，梁启超说王在重实践上是颜李学派的先声。他嘲笑<龙韬*兵征>的“‘望气’之说，虽是凿凿，终属英雄欺人。”他对<龙韬*农器>很重视，详加评说:“古者寓兵于农，正是此意。无事则吾兵即吾农，有事则吾农即吾兵，以佚待劳，以饱待讥，而不令敌人得窥我虚实，此所以百战百胜。”这使我们不容于己地想起毛泽东“兵民乃胜利之本”的名言。毛明学暗合王的地方，比比也。

阳明有时目光如炬，让我们觉得心学大师的眼睛真是探照灯，显微镜。他对《吴子》的评语只有一段，但极见阳明的心志:

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阳明的取向是吴子式的，他决意不走“著书成名”之路，他要在“行事”上做出实际效果。所以，他强调重行，绝非说教或空谈，他是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

他纸上谈兵，绝非要纸上得来再纸上去。但能否一展身手，还要看当家的给不给舞台。他倒像装备停当的战舰可以随时开赴任何实战的港湾。然而，他只能“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为戏。”（《年谱》）知之者，知其有远志;不知者还以为他有精神病呢。一个26岁的举人“老爷”在宾客面前做这种游戏成何体统?

2．道心无赖

孔子曾有瓢瓜之叹，但他只以“素王”终局是他不肯改变自己的主义，又没有一个主公肯按他的主义治国。在非大一统的时代，还能保持出为道行、处为道尊的自由和自觉。秦汉大一统以后，行道就得给家天下的王朝当走狗，事实上并不存在儒生们理念中的“天下”，除非在天崩地坼之际，大一统的皇权瓦解之时，人才才可以自由流动，才勉强找到一点出为道行的意思。像刘备三顾茅庐之类的故事，也都是边缘知识分子编导的神话，是他们的白日梦幻想。军阀们的军人政府只需要来帮忙的“军师”，并不需要任何与他的政权不一致的“道”。行道云云，只是书生的理由化的文饰。因为，“疾末世而名不称”是伯夷，叔齐，孔子都超越不了的“名关”，如无民族仇恨，家门私怨或生命威胁谁不想出来“自我实现”一把?“隐逸传”中除了极个别真哲学家，差不多都是因现实原因而成为隐士的。因伤心而遁世者居多。像阳明的五世祖秘湖渔隐，恨国家待其死于苗难的父亲太薄情，

遂发誓不出来做官。但他还不够入隐逸传的资格，四世祖遁石翁为守父志且不满永乐夺权。然而，仕可逃，而世则难逃，除非不活。是以，真正“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绝顶隐士极为少见。

阳明若真当隐士也要当大隐士，也得是他真信了庄周，抱朴子，以及什么《冲虚经》《文始经》《通玄经》，还得有了当神仙的志向，从情到理都重肉身胜于一切才可能。他有这种可能性:

第一，遗传基因不可抗拒。六世祖王纲“善识鉴”能先知;五世祖王彦达“粗衣恶食，终身不仕。”“有隐操”;四世祖王与准精《周易》，“尝得筮书于异人”“为人筮，无不奇中。”著《易微》;筮居秘图湖。

第二，世俗世风的影响不可低估。明代从宫廷到市井道教极风靡，士子士大夫亦以相尚。

第三，他本人从八岁即好神仙，结婚前后曾沉溺难返。而且他事实上终身未改此“业余爱好”，后来只是不以此教人罢了。而他终于没走上隐以求仙之路，不是他不投入，不当真，而是他的英雄梦，圣人梦难以平伏;神仙之道的理论强度和现实效验无法使他心诚乐服。他的学生胡松说的好:“夫道一而已，通则皆通，塞则皆塞。”阳明幸好在好养生喜仙道时正好“塞”着，不然，中国只会多一个名道，而少了一个影响历史的大儒。但是当他从儒家这边通了时，与佛道也通了。

他37岁在龙场时写的《答人问神仙》的信中明晰表述了这个好而未通的历程:“仆诚八岁而即好其说，而今已余三十年矣，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不出，药量骤进，此殆其效也。”他此时固然已归心儒学，是在现身说法，证明神仙之道不足凭。但他当年曾认为:若从佛，老二氏中“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答萧惠语）

可见，他从八岁开始形成的精神倾向，一直延续了三十年，尽管时断时续，却也算痴心不改了。这中间曾悟过“二氏之非”，但到龙场后，又觉得“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这种对“二氏之学”的评价差不多是来自儒家队伍中的最高考语了。这是他已龙场大悟之后的判断，自然是做准的。这个讲良知的人是明诚不做欺心语的。

他因曾潜心出入二氏才见得真切，他又是个极善“化敌为友”的转化大师。从而能够万物皆备于我。他的学生都说他的圣雄全才来自其“学问全功”。如胡松说:“先生之才之全，盖出于其学如此。”他也的确从二氏之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能够百川归海融会贯通的人才能成就圣雄全功。

当然，对于成功了的，后世只会觉得他每一步都在走向那个辉煌的顶峰。

现在，27岁的王阳明可没有融会贯通的惬意与从容。他很痛苦，他四处出击处处碰壁，找不到步入“第一等事”的门径。辞章之学是虚文，兵学虽是有用之学却无用武之地，他也并不去考什么武进士，去也考不上。再攻朱子之学，却落了个“益委圣贤有分”。到目前为止，他除了落了一身病，什么也没干成。他看不起的"只管一世"的状元，也在排斥他。他也许是用道教养身术来舔伤口吧。《年谱》尽量平淡地写了一句:“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假如他次年没考上进士，他也许真会一跺脚彻底遗世入山去了。他此时对政局，对自己的前程，对理学等等，都还是失望尚未绝望。

3．观政

弘治十二年，他28岁，春天会试，他本来入了一甲，因“徐穆争之，落第二，然益有声”（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谓落第二，是入了二甲，“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这个绍兴“性僻而野”的青年终于步入“承天之门”（即清朝“天安之门”，亦即天安门）。工部在东朝房，他当时的家在长安西街，跟他父亲在一起。观政，相当于见习实习。工部管都邑建设，治漕总河，铁厂织造，屯田铸钱，植树造林等等，对想发财的人来说是肥缺美差。历朝都属工部最富。但阳明一生不在乎钱，他想的是像流星一样划向天空，像李东阳那样一篇文章震撼朝廷，从而干一番大事业。他是个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创建功业的性急之人。明朝也是个可以靠一篇文章骤起也因一篇文章而倒血霉的朝代。

明朝的皇帝一遇大的异象，如地震，日蚀，水旱等等就下诏让群臣直言，提合理化建议。董仲舒吓唬皇帝的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的学说到这时才形式上当了真。王阳明在《陈言边务疏》的开头就先对皇上“遇灾能警，临事而惧之盛心”表示感动，因为皇帝这样做是以天下为重的最有诚意的表现。当然也有把皇帝当顺毛驴来抚摸的意思。下面的内容就像一篇“假如我是宰相”的征文。就宰相文章而言，王已很到位。但这些与时俱灭的话头，不必详加评说。倒可以作为了解王的“时代背景”来细看，自然也显示了王的政治艺术。“边务”是最让皇帝头痛的事情，不仅显示出皇权的限度，更暴露出大帝国低能的本质。阳明就从边务不振乃内务腐败这个关系展开他的宏论: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主要指内官）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狂;进言者，谓之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这种议论可谓代代有人拼着老命都在讲，历代变法家，改革家都这样提出问题，说明这是顽症，是体制性结构性的病源性的病毒，实难革治又不得不治。直到慈禧太后西狩西安后也这样提出问题。

官场官场，官已成了“场”，所谓“场”是说在其中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是同源关系。早就有人说过:中国的官场，只有人事的变化而无制度的更新。朱元璋大杀百官，打掉了贪贿风、官僚气，也同样"沮抑了正大刚直之气"。官场中也有因因循误事落职的，但总体上还是因循最安全，遂成为不言之教。阳明想让皇帝把边务危机变成“改辕易辙之机”“痛革蔽源”，是个聪明的建议。但遇上刘备是个好主意，预上刘禅便是一篇废话。

弘治皇帝不算坏，但也不是什么有作为的主儿。再说越是根本性的问题越难以改变。阳明拿出八条措施，都是切实可行的高招儿。其基本“艺术”原则就是“转化”:顺势御马，让药物的力道推动原肌体向好的方向运转。他前一年学的《孙子兵法》都用上了。

这时他已意识到人们不肯“知行合一”，正是常理正道不得通行的根源，道理人所共见，不去做的原因却每个人都有一大套自己的小算盘。最常见的就是拉客观:“势有所轶，则委于无可奈何。事惮烦难，则为因循苟且。是以玩习驰废，一至于此。”他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兵部审议，“斟酌施行”。他耽心自己竭忠尽智的建白成为虚文，还真了解行情。已不再勤于政事的皇帝能否看到这篇新进士的大作，本身就是问题。皇帝有无足够的耐心和体力看或听完他这六千余字的高论，也是个实际问题。到目前为止，看到关于这篇《边务疏》效果的评论就是湛若水的《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这样几个字:“疏边务朝政之失，有声。”

自然，他白干的事情比他没白干的事情要多得多。令人佩服的是他上手就是个老油子。既非杜甫式的“高而不切”，也无李白式的华而不实;也不像李梦阳，唐伯虎那么赖兮兮的不着边际。当然，也没有进步到康有为，谭嗣同那样出手就与现行的行政机制不能合辙。在这点上他是个明白的现实主义者，切合实际的合理主义者。对政治这一经，他很“入”。既无书生之天真，更无学究之迂腐，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兵学给了他实用智慧。

他“观政”观得很地道。初登政坛的人，均须学“规矩”，学圣贤书之外的“不成文法”，学一种摸不着看不见又确实存在或者说尤其存在的“道道”。官场学是中国所有学问中最“值钱”的学问。学不好它，即是废物，哪怕你学富五车;学好了它，哪怕你目不识丁，也是能员干才。若除去宦官这特种官，明代的情况还算好的，基本上以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为主。但这也只是使官场学的起点和档次显得高而险而已。这是一种对官场游戏规则的实战性把握，是实践性很强的规则不确定的“学科”。可以言传的是“掌故”，不可言传的是各种“故事”中包含的意味，把握它要靠“悟”。阳明自然是悟性极高的天才。

他在一篇与政治没什么关系的序文中坦白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既不能“丧性”，也不能“失天”。尽管孔夫子罕言“性”与“天”，但每一个人都背着这个“二元论”。王阳明的“心学”打通了这个二元论是以后的事情，现在他能做的是坦然走上去。他说:“夫知而弗以告，谓之不仁;告之而蹋其等，谓之诬;知而不为者，谓之惑。吾不敢自陷于诬与不仁。”（《性天卷诗序》）至于知而不为之惑，是每个人都须为克服它而进行不歇的努力。他后来拈出“知行合一”之旨就是针对这一难题。

观政通过观“心”而得之是一以统万。若挨个儿去积累，今日观一事明日学一样，那是“逐物”，大明帝国的衙门成千上万，若按宋朝或清朝的章法，沿着六部的门楼罗旋式往上转，诚如龚自珍所讽刺的等成了宰相已到老耄之年，哪里还有精力和事业心？用阳明的话说就是:“铢铢而积之，皓首而无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当盛之年，以自奋于崇赫之地者几人？是几人者之中，方起而踬，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贺监察御史姚应隆考绩推恩序》）阳明很世故地看透了官道难于蜀道的特点，李白也是借蜀道来象征官道或再抽象一步象征成功之道的艰难。但阳明擅长孟子标举的"反手而治"的辩证法，也信奉孔子“先难后获”的过程论，他说:“予谓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难，则其失之也必易;其积之也不久，则其发之也必不宏。”（《……封知州序》）丙辰年他落榜，他的朋友李邦辅派到柳州当知府，别人替李委屈，阳明却说:“夫所处冒艰险之名，而节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满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满之心，吾于邦辅之行，所以独欣然而私喜也。”（《送李柳州序》）。其识量过人，翻过一层去抓好转的契机，以此!在官场斡旋有个“老”其才的过程，火候不够，就会半途而废或垂成而毁，差点，差不多比差很多更遗憾罢了。这个观察是阳明年轻轻就告病还乡的另一方面的原因。

观政工部而上边务书，是他根本就不想按步就班往上“挨”的表现。在言官权重而活跃的明朝，以阳明现成的才具他适合大约也希望走这条路。他的朋友以礼科都给事中擢少尹京丞，他很感慨地为之“序”:“给事，谏官也。京兆，三辅之首也。以给事试京兆，是以谏官试三辅也。”“声光在人，公道在天下。圣天子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顾独不重哉？然则公京兆之擢，固将以信其夙所言者于今日，而又须大用于他时也。”阳明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自不待言。有深意的是，他将言官与实职的关系看成“知”与“行”的关系。既然能言之在道，则应该行道有成。“大用”，不只是个升迁的问题，更是个建立不朽功业的问题，“公卿大夫士倾耳维新之政，以券其所言，”这是“哲学王”的思路。

4．刑部里的名士

他观政工部期间被委派以钦差的身份去督造威宁王越的坟墓。他预演了一下自己的统御之才，将前些时读的兵书运用了一番。他切实感到御众之术关键是怎样编队，他用“什五法”来组织民工，让他们及时休息按时吃喝，一副仁将的派头。效果很好。休息时组织他们演练“八阵图”。他平生没掌过这么大的权，没管过这么多的人，现在，他能统帅这么多的人，让他们实地摆八阵图，比用果核摆，那情形与感受不可同日而语。

他直感到权力的作用，能运用权力才可能用众，能用众才能做大事情。

这个短短监工期结束后，循惯例，他担任实职，29岁这年「弘治十三年」六月，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明朝各部的司前都冠以"清吏"字样，云南和另外一两个地区特别，是边民生事的多发点。他并不去云南，只是在北京的刑部分管来自云南的案件。但既然是部里的人，也有临时的差遣。他在《送方寿卿广东佥宪序》中这样描述刑部部属的工作:

士大夫之仕于京者，其繁剧难为，惟部属为甚。而刑曹典司狱讼，朝夕恒窘于簿书案牍，口决耳辩，目证心求，身不离于公座，而手不停挥于铅椠，盖部属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云南以职在京畿，广东以事当权贵，其剧且难，尤有甚于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无愧其职焉。则固有志者之所以愿为，而多才者之所以愿为也。

也是只要难而能获便算得其所哉。这个人好强，总怀着不遇盘根安别利器的胜利意欲，像曹操征乌桓闻敌增而益喜一样，想脱颖而出的人总是把难题当机遇。但越是英雄越怕内耗。庸人以耗为业，在耗中占够他们小算盘能算出来的最大便宜。因为他们那条弱智低能的下等生命，除了能耗别无能为，或者说只有在耗时，他们才算个人数儿。王接着说:

然而纷揉杂沓之中，又从而拂抑之，牵制之。言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然吾以为一有惕于祸败，则理法未免有时而或扰。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于祸败，吾恐圣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

这虽在论政，也是在论学：执法人的良知直接关乎执法的质量，但不顾关系网、不怕倒霉的大概只有圣人；一考虑个人祸败就得损害理法。这个“惕”字就是心念一动。人生所有问题都系于这心念一动。这是区别海燕和企鹅、鱼龙变化的关键点。身心之学就是要解决心念怎么动的问题。

这年「庚申」十月，他被派去提督狱事，他在《重修提牢厅司狱记》大诉其苦:所谓提牢厅是全国的总监狱，每个月都要一名主事去当值。1500年十月，正好轮到他。我们看到这个能干也肯干的人另有其名士派的一面，差不多象袁宏道诉县令之苦一样。这时，他一点也不象诸葛亮。他自言是天下最笨拙的人，平居无恙，一遇纷扰，且支离厌倦，不能应付酬酢，况且来让干这种多是非的工作，真感到疲顿憔悴，麻烦透了。秋绝之时，人怀疑惧，多变故不测之事。－－他在面对不想干的事儿时，他也是个怕事的。他感到这份皇差是天下“至繁、至猥、至重”的苦差事。

按阴阳五行学说，秋主杀，所以秋天是决狱的高峰期。他被派遣当班，不值得这么大呼小叫。心学家之小题大作的毛病昭然若揭。要让他当一辈子这样的小官僚他是个下等“企鹅”。按步就班照章办事的工作他找不到半点意思。

他到刑部的第二年「辛酉」八月，就派他到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当地巡按御使审决重囚，他官职不高，但是中央官员，在审囚时有决议权，当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意志、有权处理事情时，他就高兴，也高效了。他的学生为了凸现他的仁义心肠，说他“所录囚多所平反”（《年谱》）。

在弘治十五年春在淮北办完公事后，他上了九华山。

这是他生平三上九华山的第一次。这个平生以山水为课程的人，一到了山水之间就活了，就诗性复归了，心态也自然，诗兴也浓厚了，说不定在政治与山水之间，他还真从感性上是个自然派。现保留下来的这次的记游诗赋有二十六、七首。每到一地都诌两句，什么无相寺、化成寺、李白祠、双峰、莲花峰、列仙锋、云门峰、芙蓉阁……

在无限的大自然当中，最能反衬出小官僚日子的无聊。反衬出官场不过是座“围城”。用力博得一第，原来也不过如此。现在，他的情绪还在不稳定期，忽而九天忽而九地。上边务疏时，他刚跨进“城”兴头十足。观政时也捕捉到了许多问题，但找不到做“第一等事”的门径，徒当一办事之吏，真“猥”且无谓。

他与苏东坡神晤梦游了一番（《黄鹤夜涛赋》），决心请假回会稽山去。说完“小舟从此去，江海度余生”的苏东坡，睡了一觉就回来了，王则不到两年又重返官场这个磁性最大的“场”。

名士只能是种风格，而不能成为职业。一成为职业就象《儒林外史》中的假名士了。

5．戴儒冠的道士

他刚刚中进士后，既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边患，有点大丈夫立功异域的幻想；又清醒的看到世事难为，如他在《对菊联句序》中所感慨的:“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顿窘戚。”这个极想做一番大事业的人，也不得不有“吏而隐”之思了:“守仁性僻而野，尝思鹿豕木石之群。”各位同道也是虽为国之“利器”，“而飘然每有烟霞林壑之想。”与让最软弱的也起来反抗说明压迫得过头了同样的道理，让最有事业心功名心的人生隐退想，足见世道太难以用其志了。他“观政”的结果是不如回去。打搽边球的办法也试过了，七子的诗文运动、兵法谋略的考究，都未能找到精神家园、成圣的门径。

这，也许是少年气盛视事太易也易受挫伤。他后来也说此时将就着刚到“狂”的境界，退而生隐志要是走“狷”一路，养洁操，高其道，有所不为。离通行无碍的“中行”之境还有可悲的距离。

一个有牢骚气的隐者绝不是个真隐士。他这一时期的诗作表明，他之学道，基本上在平横失意情绪失败心态。他上了九华山想得是“吾诚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奴奴。”（《游九华赋》）他不大看得起只会作诗的李白，但此时与之心契焉:“谪仙凄隐地，千载尚高风。”（《李白祠》）也有了同龄人如唐伯虎一类人的明士气:“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题四老围棋图》）就是他再度返回官场，去山东当考官时，还在牢骚：“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登泰山》）诸如此类，不必遍举。这个率真的人我手写我口，我口言我心，从不像那些机心深重的假道学真官僚口是心非曲说深藏。只要翻开他的集子，就什么都看到了。

他上九华山时是31岁，专去拜访了一个善谈仙家事的道士蔡蓬头。蔡见了王只说:“尚未。”过了一会儿，王避开左右，与道士到了后亭，再度请教。蔡还是俩字“尚未”。

王再三恳求，请道长指点。蔡才说:“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说完，一笑而别。道士的意思是，他的“底子”可望成仙，但太想当官了。仙人是觉得想当官的人是聪明的傻瓜，其聪明与其傻相资相用，绝难渡化，比单纯的傻瓜难渡化多了。所以，一笑而别。

他还是不明白，明白得用许多痛苦才能换来。他听说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只吃天然的东西，如松子瓜果之类。王攀绝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他正装着熟睡，以试验来者的道行。王也不俗，坐在他旁边，摸他的脚。道士觉得他不酸，就“醒”了。问:“路险何得至此?”王说想讨教怎样修练最上乘的功夫。道士说:“周濂溪，程明道时儒家两个好秀才。”

周濂溪融化释道，开辟出宋代理学新世界。明道是大程，与弟弟伊川同受业于周濂溪。周的《太极图说》公认是从道家宇宙论模式中深化翻转而来，其《爱莲说》则融合了《华严经探玄记》的基本意思。宋儒明通二氏之学，多很坦然。也不以言神秘为羞。因为中国儒学虽非绝对神秘之宗教，但有超验性，借助神道是其天人合一逻辑的必然要求。

有人问称伊川:“方外之士，有人来看他，能先知者，有诸?”

伊川说:“有之。向见嵩山董五经能如此。”

问:“何以能尔?”

伊川说:“只是心静。静而后能照。”

问:“圣人肯为否?”

伊川说:“何必圣贤?使释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为。释子犹不肯为，况圣人乎?”

这个董五能就曾预知伊川前来访他，问他何以知之?他说:“先生欲来，信息甚大。”跟他交谈，也没什么过人的了不起的地方。之所以能预知，只因为“久不与物接，心静而明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8，12）

引述这则故事，为衬映阳明的同类事情。他31岁这一年，从九华山下来后，他回到京城复命。当时流行的诗文复古运动，已经安顿不了阳明了。用王畿记录阳明后来的话说是：

“弘「治」正「德」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先师更相倡和。既而弃去，社中相与惜之。先师笑曰：‘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德业乎？’”（《明儒学案．浙中王门二》）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对现实失望还是觉得文学不足成圣；或者是对朱学失望想退而为隐士，反正他决计要告别京师，告别政治，告别文坛，告别那些喧哗与骚动，他刚刚干了三年，就不想干了。弘治十五年八月，他上疏请批准他因病回家。他不是什么离了他地球不转的人物，自然照准。

他遂回到绍兴，在会稽山的阳明洞盖上房子，摒弃诸凡冗务，专意修炼道术，静坐行导引术。他的学生王龙溪追记听老师讲的经验是这样的：阳明在洞天精庐日夕勤修，八五八书房练习伏藏，洞悉机要，对道教的见性抱一之旨，不但能通其义，盖已得其髓。能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为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

扣除其中的自圆其说、自神其话的成分，也能感到他们师徒的确摸着了神秘的超凡的灵悟的境界。这种感受是阳明在龙场洞悟的一个基础，也是他后来总坚持先让学生静坐以收放心、这种教法的一个来源。真知来源于实践。

《年谱》载，他在洞中持续修练，“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行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摒去。”他摒去的是气功状态。据说，这种能感应万物的气功态是相当折磨人的，别人浑然不觉的信息，他就收发不停了，自然是簸弄精神了。

这很像伊川的话及其故事的再版。就像阳明少年的“第一等事”像陆象山四岁问“天地何所穷际?”的再版一样。若相信伊川说的，则阳明此事也可信;若连伊川说的一并觉得不可信，则这种再版也没什么说服力。自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阳明到底有没有这种本事。简单地说，导引术是制气术，汉张良功成身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乃学辟谷，导引，轻身”（《史记》本传）。

阳明大约起初为保健，因为不管他到底是因追随朱子而得病，还是因学古诗文而得病，他曾得过吐血症则是事实。就常规论，过分劳累要得肺结核的，治疗不及时就会吐血。他最后死于肺病，恐怕是肺癌了。所以，他筑室阳明洞，第一目的是保命。调息，调心，排除杂念，收气，静坐，积久“心静而明”，能敏感地意识到一些问题都是可能的。佛教的止观修行术，道教的吐纳术等等，不能说全是自神其说的虚构。阳明现在所练的导引术属于神仙家的功夫，神仙家是道家中的现实派务实派俗而杂的一派。练习气功能保养身体，至少比熬心血写作或勤奋工作能延年益寿。

他自然并不枯守古洞中，他到处游玩，登高览胜，留诗不少。烟霞之气盎然，什么“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青山暗逐回廊转，碧海真成捷径通”“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归越诗》）。似乎是魂归自然了。

他在这种静养中尝到了甜头，凡干事专注的人惯性也大，他想“离世远去”，真想大隐息声，彻底下决心了断尘缘了。但他犹豫不决，他不忍心丢下奶奶（岑氏）和父亲，他现在还没有孩子，但他自幼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知道天伦不可违，这血缘的力量把他拉住在人间。灰心绝望对自己使唤可以，单不能对亲人使用。他虽有桀傲不训的个性，但善良温情，他做不了绝情绝意撒手天崖的事情。更主要的是他是个儒生。而且诚如道士所云“终不忘官相”，他的山水诗中依然有这样的话头:“夜拥苍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显然，“王公”还是他心头中占分量的标准。

看来，练功夫并没有彻底治好他的病。他要为亲人活下来，还得治病。第二年，即他32岁时，搬到钱塘西湖去养病去了。

到了西湖之后他心情颇沁爽起来，什么“十年尘还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西湖醉中……》）又开始热爱生活了，“复思用世”（《年谱》）。在虎跑寺中，他遇见一坐关三年的老僧，不语不视，王喝问:“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这一喝，足见阳明熟捻此道，他在四处寻找“真理”时不可能忽视弥漫士夫既深且久的佛学，只是有讥心学从禅学中翻出者，故王及其门人从不仔细“交代”这一脉的线索。还是诗歌诚实，他在《与胡少参小集》中明说:“道心无赖入禅机。”这次从绍兴到西湖一路旅游，佛门寺院是必去的，但似乎不“入”，什么“最爱山僧能好事，夜堂灯火伴孤吟。”是诗人的惯性;“林栖无一事，终日弄丹霞。”又是道士语。（均《化城寺六首》）因其不入，才未被缚住。在面对二氏之学时，他像个淘气的孙悟空。心猿意马不可羁，说什么“独挥谈麈拂烟雾，一笑天地真无涯。”有了这“半啃半不啃”的功夫和态度，才向老僧发出那一喝。

老僧被这内行的一喝给振得还原了，“开视”并与王“对语”。王问他家里情况。僧说:“有母在。”问:“起念否?”僧说:“不能不起。”王刚转变过来，，很有热情地跟他讲了一通“爱亲本性”的理论和心得。僧可能也正思想斗争到这个坎上了，遂哭着谢过阳明，回家去了。

阳明也又回到滚滚红尘中来。

只可惜他没有学到家，就急忙返回了耗人的“工作岗位”。

他之所以毅然放弃之，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只是无关道体的杂术，波弄精神而已。这与项羽学书不成去学剑，以为剑是一人敌，又改学“万人敌”－－但兵法又没学了几天，“未竟其学”，最后遂以悲剧终，是颇不相同的。阳明是登岸舍筏，运载火箭式的逐级“超越”着，什么都一学就会，会了就转向新的未知。

但他若深入掌握了道术,若道术真灵的话，他至少不会50出头就留下“所学才见到几分”的憾恨而骤返道山。儒学使其成圣，道术本来可以使其长生， 但他急着要返回主航道，去圆他的宰相梦。事实上，他若晚点死，也许能当成宰相。

6．牧羊人

他回到京城，销了这不长不短的病假。仍然是刑部主事。但机会似乎来了，离京前的文名给他创造出一种可以加入圈子的“形势”，他父亲的影响也有一定的作用。总之，他被巡按山东的监察御使陆聘去主持山东的选拔举人的乡试。

他一点也没有去提牢厅当班的烦恼牢骚，反而欣然前往，这不仅是因为聘请之“礼”与“币”，也不全因为这有些破例的荣选满足了他积久寂寞的虚荣心---

“故事，司考校者惟务得人，初不限以职任;其后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学职。”后来，有人建议改革。“天子曰:‘然，如其故事。’于是聘礼考校，尽如国初之旧，而守仁得以部属来典试于兹土，虽非其人，宁不自庆其遭际!”

以区区一刑部主事的身分来任主考，又是到夫子之乡来典试儒学生徒，他自然感到这是“平生之大幸”。最重要的是，总也找不到符合自己本质的角色的才志之士，终于有了机遇。欣慰之情产生两个后果:一是暂时摆脱了逃禅学仙的心境，二是从官场中找到了可以一试身手的兴奋点。他此刻自我实现的意欲，跃马腾飞的冲动溢于言表。一直想当圣人却总也当不了圣人的人来到圣人的故乡，想的一定是要做出让圣人复出也心肯的事情。当不成“素王”了，就当个名儒也行。

孔门高弟，也大多出于齐鲁宋卫（均属后来的山东）。人杰与地灵互生共长。王阳明要在这片“灵秀奇特”的圣贤故乡、实践学做圣人的夙志，也算来朝圣的一点“贡献”。他自然还是只有手中的这支笔。但只要拥有权力一支笔便成了赶一大群羊的鞭子。他前日还是一条羊，今日成了牧羊人。

在那么些生员面前，他是政府这个牧羊人的法人代表了。这比领着民工练习八阵图高贵又重要多了。而且在他中进士前一年，他曾以相当于幕友的身份，在他父亲王华主持顺天府乡试时看过试卷，据《年谱》讲，他看的相当准，最后评定高下时，都依了他的判断。判卷如相面，要通过“文”的气质来判断人的品质和素质。阳明是精于识人的。跟他父亲一同主试的杨廷和后来成了大学士。这次山东乡试的主持者也不是阳明一人，从由他来做序录工作看，他是主要干活的而非挂帅的。

像任何知识分子一样，他只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占在一个“中间物”的位置上。这规定了他的两刃剑的角色，他身为官僚身、心是士子心。对于应考的生员，他是"牧羊人"，但对于那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说，他又是条羊。

现在从他出的题以及作的"陈文"或者说"标准答案"来看，他当时心中期待的首要读者，并不是那些应试的生员而是当朝大老们，他是再上一道《陈言边务疏》，他要向全国人一展自己的宰相之才，但又不是耍小聪明，而是一本儒学之正经。他要炸开自己也身处其中的官场这个活棺材，他把这些年“观政”发现的诸多积弊、倒错扭曲的现象以或明或隐的方式向全国的读书人“提”出来。

7．咽喉处着刀

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首场“四书文”（即决定考生命运的八股文）问的居然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绝对符合儒学原教旨而不对圣上心思的问题。当年孔子就因坚持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而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周游列国而无可行其道之君，最后以终身不仕为代价。孟子强调的最厉害，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狙击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以妾妇之道事君的无耻之徒。“不可则止”包含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气节。

这个命题在大一统家产制君主专制体制中，是相当犯忌讳的。因为“不可则止”，包含着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独立立场，包含着不给“老板”当狗、当家仆私臣的道义原则，价值取向。朱元璋大骂孟子，先毁后删改《孟子》就因为他要打击孟子的这种“革命”倾向。若朱元璋看见王阳明这样出题非杀了他不可。就是此刻若有人“盯着”阳明，也是事儿。或在明初洪武永乐目灼灼似贼时期，或在清兵入关生怕汉人不合作之际，王出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题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个连他老子也要叠进去的大霉。

也因此而证明这个题出得太好了，太有儒学风骨了，他针对的是士人品节普遍滑坡的现实，他想重建“以道事君”的士人原则。“不可则止”貌似消极却体现着高贵的不合作精神，是士人保持道统的下限做法，这样才能杜绝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行径。宗臣的名文《报刘一丈书》虽然揭露的是比阳明略晚的世相士风，但明代士人及士大夫追逐权力奔走权门的风气不是一日养成的，阳明已痛感此风必须遏止，否则不但士将不士而且国将不国。这与他在“拟……表”试卷中揭穿的“名器太滥”是相表里的。

另一题目也见阳明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孟子之热心肠一脉儒者信守的教义，但真普照士林，成为士风，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号召；张载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都是杰出的体现，又春风化雨，广泽人心。

阳明的心学就直承这一脉“仁者与万物一体”论而来。以天下为己任，事事皆关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强调小我统一于大我的历史责任感，等等是儒学留给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阳明则是这一生产线上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巨大“变压器”。这又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其中的理论张力在于“天下”与“君国”不是一回事，儒家有一个同样让君主头痛的主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只是来为民办事的“公务员”。儒家这个“大同”学说到了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才大放异彩。王阳明还只是讲“我”与天下一体，不可能变成一种社会改造运动。

在“论”这一项中，他出的题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养”。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心学论式，也就是说，阳明能提出心学并非龙场一悟时从天而降的，也是“养”出来的，经过了十年怀胎的漫长的孕育过程。

孔子开启的中国的文教传统惟重教养，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是教育万能论为其支持系统的。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培养君子的大学校。儒家的诸教材的第一教育对象就是“人君”，为帝王师是所有儒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施予有政”的入世策略就是通过教国君来实现的，这个构想在汉武帝这个儒门学徒手中才变成现实。

理想和现实总存在着差距和矛盾，而人又应该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努力，怎样才能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转变呢，只有靠“养”---“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养而能生者”。人君之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是其后天“养”出来的，“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

阳明的学生说这些保留在阳明儿子手中的四书文、策论的范文，都是出于阳明的亲笔，即使这话不可信，但肯定也是他认可、赞赏的考生范文，其中居然有这样的话:

“人君之心，不公则私，不正则邪，不善则恶，不贤人君子之是与，则小夫俭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两无所在者。一失其所养，则流于私，而心之志荡矣。入于私邪，则心之智惑矣。溺于恶，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于庸患之归乎?”

人君也许看不到这种大不敬的大实话，但有一批专门的文化警察在替皇帝照看着，科举制度的程序是有复核参校这一环节的:

两京各省乡试录，及中式墨卷，背圣言则参，背王制则参，不背则否。

官司评骘，送科复阅，各以虚心平心，从公从实，互相参校。（《春明梦余录》卷40）

如果可以像这样把君当“人”来正邪公私地加以漫议而不犯忌讳的话，则说明当时的自由度要比我们依据文字狱档得到的印象大得多。或者说，统治者还是看出发点的。这篇策论，像诸葛亮《出师表》教导刘禅远小人近贤臣。尽管明朝的皇帝个个近宦官远廷臣，是该如此教训一番，但阳明只是一个褊远小臣，胆子也太大了些。

心学家都是心高胆大的，尚任侠、佩服诸葛亮是他们当然的一以贯之的传统。

“拟唐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表”的“问”和“答”肯定是王写的。

“论”和“表”都是官牍中的常用文体，中国的行政系统主要靠文牍流通来支撑，科考是选拔干部，故这两项是必考的。但首场是经义，即八股文，若八股文被黜，则其论其表等皆不必看了。而论和表不作或作不好也不行。“拟”者仿也，仿前人的形式语气，内容还是就“现实”发表意见。王居然问“程子”将佛老比为杨墨，道理何在?唐朝的张九龄怎么会知道宋朝程子的高论?这样的问法在八股考题中出现就砸了阳明的饭碗。阳明的一个学生就因主考时引用经义有误而被罢了官。心学门徒“学术不精”是个事实。这也因为他们的自我定位是要当思想家而非学问家，所以在知识上往往是空疏的。

阳明这道“表”的指导思想是如何全面“治理整顿”，是篇如果“我”是宰相的施政大纲。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改变“名器太滥”，清理“牧羊人”队伍。国家设官是为了治民，但历朝政治的难点和问题的暴发点都出在官身上。这好象刷子本是刷锅的，但刷不了几次，刷子就比锅还要脏了。

明朝的特殊性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十羊九牧”，或一事特设一官或两人共理一事，而官员的选拔又不以德能，德能也无个标准，常规现象是挨年头，非常规的是“异道险邪之辈”越界超升。阳明说:“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杰者，名器而已。”现在名器太滥，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纷扰必生，纪纲必不振；纪纲不振乱将不远。牧羊人之间闹得太不像话了，必引起羊群炸群的所谓民变。阳明认为，“当今之务，莫大于振肃纪纲。”改变官冗而事不治的现象。

官，居“名位”而成为国家机器的化身，但有谁是为国事而来?只是为名器而来罢了。设定管理名器的根本大法是“礼”。所以他首问礼乐，这也是儒家的上堂诗，阳明在“答”中作了一篇炫耀学问的“学位论文”，无甚闪光之处，只是在重复儒家托古改制的老办法而已。

第二道是议论佛老。他有明显的为佛、老二氏辩护的倾向，将二氏之非归咎于其徒之不良，然后又说儒门也有后徒背祖的现象。对于老子，则仅仅批评其与世和光同尘的乡愿风格。这是让占中心地位的大老官们闻着味不对的话头。

尽管他私心二氏的修养技巧，但心学是毫不含糊的一元论者，阳明是从道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的角度排斥之。心学的这种一元论，更主要的是一种心态，是其唯意志主义心态的必然立场。这也是大一统行政体制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

真正属于阳明的问题是后面三个:“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这是王自己内心的两极，外王欲求对于书生来说就是当宰相，内圣的楷模是颜回。王的答卷也见心学路数:“求古人之志者，必将先自求其志，而后能辨其出处之是非。论古人之学者，必先自论其学，而后能识其造诣之深浅。”这与我们熟悉的欲为革命文先为革命人是同一逻辑。

像所有的儒家一样，王倾心风俗统治，他的第四个问题是:风俗之美恶关乎天下之治。他认为风俗代有新变，风俗在三代不知凡几变矣，变到汉代以后江河日下，他希望考生像贾谊那样高屋建瓴地纵论一通。他代作的“标准答卷”是这样开头的:

“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

风俗统治论的核心是人格决定论，王呼吁像伯夷那样的圣之清者，像柳下惠那样的圣之和者来刷新社会风气，来使“鄙夫敦，薄夫宽”。而坏尽天下风气的是那些貌似忠信的“乡愿”。阳明一生的天敌就是乡愿!或者说心学的天敌就是乡愿。乡愿的危害性在于它极善伪装，他说:泛泛地看，谁也不是乡愿，细看则不是乡愿者几乎没有。这种作风使社会失去正常标准:

“盖今风俗之患，在于务流通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重擐狡而轻朴直，……论形迹而遗心术，尚和同而鄙狷介……”

他预言“天下之患必自此而起”。他说的稍微早了一些，但绝对说对了。

最后一个问题的设置显示了他与当时的流行做法的“紧张”关系。他先亮明自己的观点:“明于当世之务者，唯豪杰为然”，然后笔锋一转，指责“今取士于科举，虽未免于记诵文辞之间”，意指这种做法是拔不出豪杰来的，但马上表明自己是要拔豪杰的，所以让你们“备论当世之务”，如何削减冗官?如何理平繁重的赋税?更有几乎是出格的问题:现在藩王满天下消费极大，国家几乎养不起了，他们还将发展到尾大不掉闹事的地步，怎么处置?军队遍海内而日耗甚大，怎么办?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流民，怎么拯救?社会治安混乱，“狱讼烦滋，流贼昌炽，其将何以息之?”权贵世家兼并土地，为害乡里，人情怨苦，怎么制裁他们?边境不宁，怎么对付那些戎和胡?

他几乎把当时主要急务都摆出来了，他认为这都是“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成龙配套的，官多藩重必加重税赋，南军北用北军南用，征调运输粮食就使民不堪命。那些肉食者又只是满脑袋权钱经!怎么办?千言万语是得找出好官来，但国家“名器已滥”!

关键是选拔出真才。尽管出个把真才也得被官场这个销金窟给磨灭了。但体制性的改革王阳明终身都没有想过。由他来选拔人才，他也无非是想让这些秀才们都能写出他五年前那样的《陈言边务疏》。他后来摆平了蕃镇与民变两相，那奇勋的建立，不是现蒸热卖而是积厚孕久的功夫。并非天然现成的“良知”发用。不过其忧国忧民的情志的确让人感动。但他做不了多少主。在结尾处，他说了几句显然是说给主持天下文柄的大人老爷们看的的话。真难为他了。

他当考官是不会像周进选拔范进那样选拔人才的。可惜，他只主持过这一次小小的乡试。无权是不能为国家选拔真才的。

按世俗标准，他算一帆风顺，年轻轻的进士及第，刚上仕途也谈不上不受重用。但因他自度有宰相之才，却在边缘空耗时光。他内心的苦闷与其才华成正比。他虽然庆幸能来夫子之乡主持文事，但很快就又悲愤难舒了。现存他《山东诗六首》，既痛“浊世将焉穷”“下愚竟难晓”，更恨“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现实对于他来说是个“网”---“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

呜呼，这位让举子作贾谊式《平安策》的考官，内心深处却怀揣着悲伤的《服鸟赋》。

贾谊和晁错是他这次主考时屡屡提到的“形象”。

8．师友之道

但他不再像贾谊那么想不开了，因为贾谊不能白死，他的教训，自有智者予以总结。苏东坡说贾是“扬才露己”、不会自用其才，只能自速其死，东坡的结论是“但愿我儿鲁且直，无灾无难到公卿。”阳明则采取了迂回的办法，采用孔子式不能执政便通过学说和办学来“施予有政”。

他既然从阳明洞复出，就暂时不会骑鹿入蓬岛。那种想法可以随时有，但真要去做，去知行合一，还需要另外的条件。

明制规定乡试开场日期是八月初九，十五日第三场，几天之后放牌。阳明又去登了泰山，观了东海，忽而与天地交融心骛八极，忽而突发悲音。及至返回京城，已入九月。

就在这个九月，他被调到兵部武选清吏司，还是个主事，从六品。看来，锋芒毕露的主考工作，显然未能取得让他荣升骤起的声誉，或者可以说在敢于放言的成化弘治年间他的声音还不够惊天动地，他的“宰相经”还缺少一炮打响的轰动效应，他提交的方案差不多都是洪永时期的旧制，已在位的宰相们觉得他们已经或正在用“京察法”解决名器太滥的问题，曾有一次削革了近千名不称职官员，至于屯田法等等都有洪武爷的成例在。事实上能够瞅准机会一露峥嵘而得手的往往是依附着某种势力，或者在官场上正好迎合或满足了某种需要。王阳明这次主考工作所体现的真正的挑战性在于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满程朱式辞章讲疏的育人方法。然而也正因为这是放横炮就注定难以加入主流。

他来到兵部武选司上班。兵部在承天之门的东边，宗人府的后面，一溜面朝西的房子。兵部的抢眼之处并不在于它掌管着国防，而在于所谓选拔“武将上马定乾坤”之事是单纯吏部决定不了的，吏部高于其它五部之处在于它管“干部”，其它部的属员，吏部可以直接定，唯兵部的是兵部拿主导性意见。天下的官吏非文即武，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只要能管上“官”，这个衙门就“灵”。

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实权满大的，掌管武官的选升，袭替，功赏之事，相当于兵部中的吏部。按一般的官场经来说，阳明由刑部调到这里是进了半步。他修习兵学也算有了个名至实归的安排。但离王的理想还有可悲的距离。他的同事和学生黄绾在给王作的《行状》中说他是武库司主事，武库司就是兵部的倒数第一司了，掌管兵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等事。武学一项似乎可以发挥王的特长，但六年才一会举，面对的是已是武职的官员及其子弟，与科举选拔武举武状元不一码事。不过，王氏自言他是武选司，显然黄绾笔误。尽管明代的主事是握有实权的司员，比在下面当个知县要名贵些，但王氏志向太大，期望值太高，而他的那些大小上司也的确都比他差远了，而他却须经他们提拨才能进步，从而有所作为。这是让他很难受又改变不了的“事实”。

王有个优点或者说特点，一旦职业与他心头的事业不合辙时，他就不再以职业为意，而集中心思于事业上，这是他与那些除了当官别无所为的混世虫“官崽”的根本区别。山东归来，他感到了培养学生的重要。根据明治五品以下六年才京察一次（原定十年）的规定他暂时无升迁的可能。他又不肯白白地等着，不能升官，就做教师罢，反正儒家的"原型"及本行就是老师。他才34岁，便开门授徒了。

阳明之前，讲学尚未成风，但承宋儒讲学之习，于科举，学校等官学之外，私学授受也小有气候。如前面提到的吴与弼，娄一斋，娄少年时曾四处求师，就是找这种思想家型的导师，而非科考塾师。自然，这种私学讲究的是儒门的正经深义，极利于在科考时超常发挥，居官后亦有特色。开设这种私学的人都是有“主义”的，举一个和阳明没有直接关系的例子，以显示风气之一般，从而也可看出阳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罗伦，即当时学者及《明儒学案》所称之一峰先生。自幼家贫，打柴放猪时也带着书，挤时间看，成了秀才后，想的不是顺科举再升，而是“志圣贤学”，尝说：“科举非能坏人，人自坏之耳。”成化二年，廷试时，对策万余言，直斥时弊，名震京师。引程正公语:人主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则亲宦官宫妾之时少。主试者想删去后一句，他不干。最后还是状元及第。

过了没有俩月，正好大学士李贤奔丧毕，奉旨返朝，罗先到李家劝李不要违背圣训，李不听。罗上疏，说了许多尖锐的大实话:“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圆，盂实主之。臣之直佞，君实召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为无父之归。”结果他迅速被贬为外地一小官。没过多久，李贤死，罗召复原官，两年后，引疾归，不再出仕。因金牛山人迹罕止，筑室著书其中，四方从学者甚多。黄宗羲说他“刚介绝俗，生平不做和同之语，不为软巽之行。”这是个“志圣贤学”能考上，当了官依然坚持圣贤学，也因此而隐居弘扬圣贤学的例子。孔子说“我未见刚者”，罗伦就是个刚者。他著书授徒都一依圣贤本意，办学的目的也是为了弘扬圣学，毫无私利私名之想。像这样的学者在明代能举出一把。他们为阳明所说的第一等事付出了几乎全部现实的享乐。行大于知。罗说“与其以一善成名，宁学圣人而未至。”就学做圣人的纯粹性而言，罗一峰辈高过王阳明。阳明也不可能像罗伦那样单为"道尊"而隐居办学。

自然也有为了显用于世而讲学办会的，翻阅《明史》，几乎每个大僚都有徒弟。但王现在还屈沉下僚，不能引荐学生在仕途上走捷径。他虽辞章、兵道、仙佛无不涉猎，在儒学本门下的功夫更大，但还没到独立成家的地步。“身心之学”是一种道德修养，其中有多少学术、学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相互砥励，彼此以伟人的标准相互要求，交流心得体会而已。是内学而非外学，有人模仿，可以刷新一点士子风习。

世风及士风让他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许多缺德少才的混帐玩艺儿摇身一变成了牧民之官，造成今日风俗大坏的局面。他这样概括他生活在其中的“时代精神”:既有西汉末的懦弱又横添蛮悍之风;既有东汉末的徼激又杂染随风倒的习气;既有晋朝的虚薄又混合着庸俗琐碎的心计;既有唐朝的放荡又夹缠着鄙吝的市侩作风。简直是集以往之卑劣再添上现实之邪恶的大染缸。（《拟……表》）而“牧羊人”由科举出品，科举只引导读书人去背诵辞章讲疏，无人再致力“身心之学”。学术关乎士品，士品关乎世风。再不讲究身心之学，圣学将大面积被遗弃。

他本人的切身体会是师友之道直接作用于知情意，能直接获得有血有肉的生命感动，能找到一种从书本中找不到的“感觉”。他从青年起就一直在遍访师友，寻觅知音，自感“受用”大于闭门读书。

一种从我做起的责任感，使他开始接收学生。他倡身心之学，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有愿执贽来拜师的，他便开门而纳之。他的出发点是相当高尚的，无非是想与更多的人一起成圣。然而同僚便不免以为他是在标新立异、邀取名声。只有与之质量对等的湛甘泉时为翰林庶吉士，觉得这才是正经大事，与他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寻找师友是为了建立起与官场相抗衡的“道场”，建立起一种顺我心志的“社会关系”系统。交际，是人生的重要内容，儒家的五伦有“友”这一伦。像李贽，谭嗣同这样的叛逆则尤重此一伦，以为唯朋友一伦最见人道平等，且是以智力性情的相通为基础的自由关系。

阳明与甘泉的相遇无论如何是一个“事件”。对于明代的思想界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对于阳明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从学于广东老乡陈白沙。陈是新会人，陈曾从吴与弼学习半年，后回老家闭门读书，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足不出户。阳明筑室阳明洞也是这个意思，都有点禅风道意。这二氏之学，自中唐以后几乎成为士林的不言之教。甘泉与阳明的最大区别是甘泉以志颜回之学为主，阳明以志伊尹之志为主。甘泉本不想去参加科举，奉母命，入南京国子监，弘治十八年参加会试，考官杨廷和等人说这个卷子肯定是陈白沙的学生做的，拆开糊名处一看，果然是，置第二，选为庶吉士。当时，阳明是兵部武选司主事，也在北京，两人“同构”遂一见大相契悦。

阳明对人说:“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

甘泉对人说:“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阳明时年三十四岁，所谓从宦三十年，是从跟着他父亲旅居京华算起。当时的名公巨卿，如李西涯（东阳），文学名家如前七子等，阳明可谓阅人多矣，但都不足以引起王的由衷的敬佩，因为他们的圣人气象不足，只是明星而非至人。而王的意向又在此而不在彼。七年后，阳明这样总结湛甘泉的“意义”:他是真正体现圣人之学的典范。是今日之颜回。因为他唯求“自得”。是王的真正同志。

甘泉则这样概括王的思想历程：“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这个过程也是王氏本人及王门弟子并不讳言的。现在俱往矣，阳明已觉悟于前又正好有了可以相互发明圣学的同志，用阳明自己的话说：“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别甘泉序》）

孔夫子办学的特点是造成一种“场”，让学生们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本人的启发点拨只是引路确定高度，他确定的师友之道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阳明和湛甘泉都以为他们的相会和讲论正符合夫子之道。

然而，换了皇帝了。静养身心之学的大气候一去不复返了。阳明也有机会从边缘走向中心了——但，不是受重用的中心，而是受迫害的中心。他出了名——上了奸党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