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970年

在他46岁生日前不久，曼德拉再次被送到罗本岛。这个岛位于开普敦西北约7英里处，是一块小小的裸露着岩层的土地，岩石嶙峋，疾风劲吹，周围海面波涛汹涌。和曼德拉一起来的，还有西苏鲁和利沃尼亚审判案的其他难友。在罗本岛，他的朋友照他的部落名字叫他马迪巴。

隆冬，岛上阴湿寒冷，在浓雾弥漫的天气里，从灯塔传出的雾角声凄惨地回荡着。看守们——其中一人手背上刺着字花纹——骂骂咧咧地指挥新到犯人的每一个动作。开始时他们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在旧监狱，洗澡时要脱光衣服跑到大约有200码远的津克监狱的盥洗室。他们在牵着阿尔萨斯狗的人员监视下进行劳作，建设一个新的有88间牢房、有最大程度安全措施的“隔离”区。这些牢房他们会首先住进去，这从刻到水泥板上的他们的姓名可以证明。一堵30英尺高的墙将他们和其他牢房隔开。这些单独囚禁着的政治犯占着一个中央大院的一边；另一边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刑事犯。

曼德拉的牢房很典型，约7英尺见方，一个40瓦的灯泡照明，地板上扔着一个垫子和两条毯子。狱中的短裤和黄卡叽布衬衣、薄薄的线衣和茄克很难抵御夜晚的寒冷。太阳出来之前他们就被叫醒用凉水洗脸、刮脸、清理便桶。他和难友们——大约有30人——轮流分发早餐：每人都有粥，但是印度人和有色人还能有一匙糖和一份面包，非洲人则只有给半匙糖，没有面包。玉米、无味的汤和清咖啡是另外两餐的主要食物，有时给添小块的肉或一些蔬菜。

每天从早到晚都能听到看守们高声喊叫的声音，命令他们待在自己的牢房里，命令他们不要出声，他们处于隔离“状态”。

于是斗争开始了，最初要求基本权利：到牢房外面去锻炼身体，做有效的工作，允许相互交谈，增发毯子，发给长裤，改善和增加伙食。每星期六早晨发牢骚时间显然被狱方官员视为开玩笑，但曼德拉要求他们认真听取意见。他坚定、冷静而有礼貌，不是把他们看成敌人，而是把他们看作应该做好他们的工作和执行监狱规定的人来对待。

几个星期后得到第一次胜利，尽管很有限：让他们出去坐到院子里，用锤子把岩石砸成小块。如果谈话时被抓住，就罚3顿不许吃饭；第二次触犯就意味着6顿吃不上饭。但是在叮叮口当口当的敲击声中，他们无法传递信息，甚至玩文字游戏。

丹尼斯·布鲁特斯是个学校校长、诗人和体育抵制行动的组织者，因违反禁令，也在服短期徒刑。他还记得一种游戏：每天有一个犯人提出问题，在小组里互传，这常常是一人在牢房时苦思冥想的结果。曼德拉问过“费边”的来源是什么，“费边”就是g·b·肖伯纳和h·g·韦尔斯均为其成员的英国社会主义团体的名字。布鲁特斯回答说：来源于罗马大将费边·马克西姆斯，他的战术逐渐让汉尼拔的军队精疲力竭；因此象征性地用这个名字指逐渐引进和传播社会主义。

在院里劳动的最初几个月里，一名报社摄影记者得到允许为在砸石头的人拍照，并在休息时拍了一张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的照片：这是整个漫长的监狱生活中他们拍摄的仅有照片。

因利沃尼亚一案人员被监禁以及后来的民族之矛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和组织者遭到逮捕，流亡国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敌人沉重地打击了运动的‘核心’”；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挫折”。通过90天肉体和心理的折磨以及雇佣告密者的工作，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其他激进组织的成员从大陆接连不断地来到罗本岛。白人政治犯关押在比勒陀利亚；黑人妇女通常关押在克龙斯塔德。而罗本岛只关押黑人男子，其中有教师、农民、医生、劳工、会计、工人和工会会员。他们年龄从15岁到70岁不等，在这个小岛上空前地团结一致，虽然关押在特别区的领导人和其他区域隔绝。在这些区域里约有1000多名政治犯和大约300个刑事犯，每个牢房关60人。不久，纳米比亚人来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被关进津克监狱。罗伯特·索布克韦被监禁在白人看守住处附近的一座房子里，由卫兵看管。

在仲夏，曼德拉和隔离区的同志们出去到石灰矿劳动，他们每两人一对，脚踝锁在一起，每天蹒跚地走到岛的中部。当另一队作业小队走近时，后者被命令停止前行，背过身子，等着这些人走过去。不许交谈，不许交换眼色互相鼓励。可是当局不能阻止他们观赏岛上开满黄花的灌木和桉树，偶然会有一只小鹿或一只鸵鸟。而在东南远方，隔着波光闪烁的海面，是桌山上的一片朦胧景色，隐约闪现在开普敦的上空。

在采石场，脚镣被打开，犯人们用尖镐和铁锹先挖出石灰石，然后将石灰石板装上卡车。在炎炎烈日之下，他们被赶进的大坑好象一个火炉，石灰反射着刺眼的阳光，他们从下到上都被炙烤着，而看守们却逼迫他们加紧干，喊着，“干活，嗨，干活！”他们一小时一小时地挖掘、装车，四肢和腰背酸痛，脚踝和手都磨起了泡，眼睛里是沙子，疼痛难忍。到下午他们一瘸一拐地回去，浑身都是石灰末。他们直接去冲澡，然后筋疲力尽地倒在牢房的垫子上。每晚看守一下班，透过牢房的墙壁传出犯人们一起祈祷，一起唱自由歌曲的声音。

这种生活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直到在发牢骚时间曼德拉提出抗议。脚镣去掉了，但他们希望做有益的工作未得到同意，他们继续在那个历代犯人挖的大坑里劳动。罗本岛最早居住着海豹(荷兰语叫做罗贝)以及企鹅和蛇，直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一批在好望角建立基地的欧洲人认识到它适合作监狱：大海不仅使犯人难以逃走，而且可以阻止不受欢迎的访问者。罗本岛成为黑人反抗帝国主义历史的一部分。1658年，一个科伊族反抗者奥特舒马约——荷兰人称他赫里——第一个被流放到这里。他也是少数几个逃走的人之一。荷兰人还把爪哇和摩鹿加群岛的造反的酋长、王公和君主流放到这里。在19世纪英国占领好望角，将曼德拉从孩童时代就一直崇敬的那些英雄中的某些人物放逐到罗本岛。马卡纳在1819年，马科马在19世纪50年代都被关到该岛，他们是被殖民者的优势兵力所击败的阿马科萨人伟大勇武的酋长们。马卡纳逃出去时被淹死了，一些犯人称这个岛为马卡纳岛。英国也将各种族的慢性病人、精神病人和穷汉送到岛上，其中有麻风病人。很多人死在那里，他们的遗骨与那些被判无期徒刑的黑人囚犯和放逐者的骨头混在一起。1959年，南非司法部长沃斯特宣布，罗本岛是一个用于“非白人犯人”的有最大程度安全措施的监狱。由于不允许任何船只驶进1英里以内，而且海面上冲荡着湍急的海流，据说该岛固若金汤。

政治犯属于d类：准许每6个月写一封500字的信，可以有一次探监，但只许谈家庭琐事。温妮形容她“失去形象高大的人”，最初几个月是“痛苦欲绝”。当她“摸索着前进，想法适应”时，反复读着他的第一封信。

当第一次探监日期到来时，她和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卢图利的女儿阿伯蒂娜·恩加卡纳(她的丈夫正在短期服刑)一起出发。她们行程近千英里来到开普敦。到达码头时，她们要在犯人探监登记簿上签名，同意遵守以下规定：不许带相机、不许带猫、不许带狗、不许带16岁以下儿童。坐渡船过海需要45分钟，最后她们到了罗本岛。狱吏把她们从码头押送到探视室，一路上别无所见，一边是高墙把监狱遮掩起来，另一边是海。温妮第一次听到在未来岁月中她每次探监时都听到的警告。一个高级军官告诉她，她不能讲科萨语，除自己的孩子和“直系亲属”以外，也不准说任何人的任何事。如果她违反这个规定，就要停止探监。

与此同时，曼德拉和其他允许探望的人也得到同样的警告，还命令他们不许谈监狱的情况。

丈夫和妻子终于又聚在一起，每人有二三名看守陪着，彼此只能透过小窗模糊地互相注视；通过看守控制的电话听对方讲话。以这种不自然的方式，他们尽情分享着彼此的生活。那时泽妮6岁，津姬4岁半，他们谈论女儿的发展和需要。津姬刚刚去幼儿园，但她不愿待在那里，她要象姐姐一样去上“正式”学校，曼德拉同意了温妮的意见，说她可以这样做。看守喊了一声“时间到了！”半小时的会见便突然结束了。

这几名妇女在出口处徘徊，以便瞥一眼自己的亲人被押回牢房。阿伯蒂娜·西苏鲁不禁惊叫“哎呀，我们亲人变得越来越小啦！”又说，“但是他们的神情是多么坚强。”随后这几名妇女被押走，回到渡口，回到大陆，然后再长途旅行回家。在那些少有的探视中，温妮还能见到曼德拉的长子滕比，他住在开普敦，偶尔获准探望父亲。

在奥兰多家里，温妮告诉孩子们关于她们父亲的情况。泽妮所能记得最后见到父亲的场合，是人群和司法大厦外面的小汽车。随着日益严格的禁令限制，她们的母亲不能陪她们上学。温妮描述了禁止她进入学校和在奥兰多之外禁止她访问任何非洲人居住地区及对她生活的影响：

我在那里从没有象一个母亲那样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把她们送进学校，将她们介绍给她们的教师，这本来是每一个母亲在孩子开始上学时的权利。每一个母亲都非常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从没有进入过我的孩子上过学的任何一个学校，我也从未见到过我的孩子的任何教师。因为我不能那样做，那将意味着违犯对我的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