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970年夏天和秋天很多困难向我们突然袭来，我们的头脑中还完全没有出现忧郁的想法。事实上，特德·希思、托尼·巴伯、罗伯特，卡尔、约翰·戴维斯等人正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实施他们激进的改革方案，而内阁中的其他成员则是热情的啦啦队长。

首先，zheng府决心着手削减公共开支。（事实上，这是整个1970—1974年期间唯一持续在内阁一级进行审议的一个问题。1973年12月的削减是匆忙进行的，没有在内阁详细讨论。）讨论于7月底开始。大家一致同意的目标是对1974—1975年度的计划开支净削减17亿英傍，而且特德还散发了一个关于经济形势的文件以表明他对这一战略的承诺。削减的开支多半在工业方面，但我已经指出，在教育部内在开支问题上也会有一场战斗。投资补贴取消了。工业改组公司将关闭。飞机和航天工程将受到最严格的审查。甚至耗资巨大的协和式飞机项目，主要由于欧洲政策的原因，也要暂缓执行。这是一项大规模的自由市场经济项目。这样在10月份就有可能制定一项减税预算。根据该预算，标准所得税率比原来的一英镑收8先令3便士（折合新市约为41便士）降低了6便士，并且从下个财政年度开始对公司税进行削减。

我们经济计划中的另一重要环节也毫不迟疑地提了出来——劳资关系法案。该法案的框架已经是大家熟悉的了：这是我们作为反对党时制订出的最详尽的政策的一个领域，而且早在1968年我们就发表了我们的方案。它试图雄心勃勃地、全面地为劳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基础。其主要原则是，集体谈判达成的合同在法律上应当是强制性*的，除非参加谈判各方做出其他决定，而且历史上工会在民事诉讼中享有的豁兔权应大大缩小，而且只限于那些其章程符合一定最低标准的工会（‘注册工会，）。

有关这一法案的案件将由一个新的司法系统即产业法院和法庭来处理，其上级机构为高等法院的一个分支——全国劳资关系法院。该法案也赋予就业大臣新的权力，即当谈判破裂时，作为最后的办法，可要求全国劳资关系法院命令推迟劳工行动，最长为60天的“冷却时期”——或要求发出有关工人在举行罢工前须进行无记名投票的命令。

该法案尽管受到左派方面的敌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对工会运动是积极有利的。在英国的法律中将第一次规定工会享有（或不享有）某种法定的强制性*的权利。对不公平的被解雇者也将有法定的保护条款——这在英国法律上也是一条新原则。最后，该法案将废除过去立法中规定的煤气、水、电工在合同有效期内罢工为刑事犯罪的条文。

当时我是该法案的强烈支持者，尽管我对某些特定部分持有怀疑，如对有关重要服务部门的规定。我们大家意识到，前工党zheng府在工会和党内的压力下，从它为改革工会而提出的“取代冲突”的方案后退了。因此，我们进行必要的改革的决心倍增。

回想起来，该法案的基本原理是混乱的。它假定，如果工会权力从总体上得到确认，那么工会就要在劳工行动方面规范它们的会员行为，例如减少未经工会同意的“野猫罢工”，并且以美国的模式有节制有秩序地使用它们的劳工力量。但法案也包括一些加强个人权力而对工会不利的条文。因此，该法案的指导思想一部分是总体主义，一部分是自由主义。

具体来说有4个缺陷。第一，该法案漏洞百出。如果雇主不承诺协议在法律上不是必然具有约束力，工会就可用拒绝在协议上签字的办法有效地躲过了法律制裁。工会还找到了一个有效策略，使该法案企图改变英国劳资关系的奢望落空——许多工会索性*撤销了注册，然后继续我行我素，好象它们仍然享有过去的豁免权。对遭到它们的活动损害的人，不承认他们有权起诉。而且即使在少有的情况下受到起诉，它们也蔑视法庭。

第二，我们对劳资关系法如何与我们的总体经济战略配套还不清楚。我们走向‘自愿’收入政策的行动——始于被称为‘n—1，的政策八该政策在劳资关系法案提出之前即开始实行——增加了发生工资争议的机会，并使羽毛未丰的劳资关系法案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最终，为了与工会在工资问题上缝缝补补达成交易，劳资关系法案被搁置起来，至少是暗中搁置起来了。

第三，如果我们想在这么大程度上依靠法律来改善劳资关系的气氛，我们就应该避免建立那么多新的机构，设定那么多新的程序。这会使我们的对手认为这是针对他们的。而当我们行使新的权力，规定‘冷却’时期，执行罢工前必须进行无记名投票的规定时，这些做法会立即声名狼藉，因为这样会使分歧升温，决定是否罢工的投票结果又会对我们不利。

最后，我们天真地认为，我们的对手会像我们一样遵守规则。“特别是我们认为，对民主选举产生的zheng府所制定的法律不会有群众性*的反对，也不会像1972年矿工罢工那样群众性*地违反刑法。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是在与不讲道德的人进行斗争，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劳资关系而是政治。如果我们当时了解这一点，我们会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表进行斗争，正如1979年以后我们做的那样。直到后来成为反对党领袖时我才认识到，极左派渗人工会领导层的程度有多么深，而且为什么50年代后期保守党的小册子中提到的那股‘巨人的力量，现在这么被无情地利用着。共|产|党员们知道，他们不会再回到议会了，因此，他们选择了以进入工会运动的领导来推进他们的事业的办法，威尔逊zheng府和希思zheng府都曾与工会对抗过，然而都失败了。如果最初不对工会权力挑战，工会的影响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大。

但是，在这一初期阶段我们还是在努力向前迈进的。1970年10月，罗伯特·卡尔告诉英国职工大会说，劳资关系法案的主要部分是不能谈判的。该法案发表了，并于12月通过了二读。1971年2、3月份发生了针对该法案的群众性*抗议和罢工。工党使用一切计谋反对它、但在1971年8月，该法案终于编入了法典全书。职工大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命令其下属工会撤销注册。因此，现在就要看该法案于1972年2月底生效时实际效果会怎样——革命、改革还是一切照常。我们不久就会知道。

同时，还有其他问题令我们关注。有时有人认为一这次是伊诺克·鲍威尔认为——zheng府航天部于1971年2月接管罗尔斯——罗埃斯公司的决定标志着第一次180度大转弯。这并非如此。在该公司通知zheng府它面临着不可克服的财政困难前不久（由于为它的三星式飞机制造rb一211型引擎而与洛克希德公司签订的合同的费用不断上涨），我的选区的一名选民告诉我，他为该公司感到忧虑。我请丹尼斯为我查一下数字。有一天晚上我口家看到他被公司6年的帐本包围着。他告诉我，罗尔斯一罗埃斯公司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当作成本，而不是放在损益帐上。这说明了真正的问题所在。

几天以后我突然被召去参加一次内阁会议。我在内阁候见室内看到航空大臣弗雷德·科菲尔德在那里等候。我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弗雷德？”当他忧郁地回答“罗尔斯—罗埃斯”时，我并未感到吃惊。他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听到了问题的全部情况。根据丹尼斯告诉我的情况，我确认了科菲尔德的分析。这使得我们同僚们很惊讶。我们未经很多辩论即决定让该公司自己停业清理，但将其航天部门国有化。在这以后的儿个月期间，内阁又进行了更加复杂的讨论，因为我们与洛克希德之间又对最初的合同进行重新谈判，而该公司财政当时也处于困境之中。人们可能会对因此而需要提供的条件和款项提出争议——而且确实有人这样做了。但我不认为我们之中任何人怀疑，出于国防考虑，我国保持本国制造飞机发动机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当然，从长远看，这只“跛足鸭”在我当首相时又重新获得力量，飞回到私营部门。

罗尔斯—罗埃斯纠纷是短暂的。一年之后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政策180度大转弯，表现在通货再膨胀、对工业的补贴、物价和收入政策等问题上。然后在议会中保守党右翼内部开始分裂。许多议会外的保守党支持者也出现分歧。为了打开成功的局面而进行的这些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的失败，进一步分裂了保守党并造成了其他后果。它造成了一个通货膨胀高|潮，而通货膨胀又使得资产价格飞涨，并大大地鼓励了胜负难卜的金融投机，从而玷污了资本主义，也一同玷污了保守党，尽管许多人否认这一点。我将很快回头再说，导致这一切的经济形势。但是，重要的是不能低估两个非经济问题对保守党的影响——欧洲问题和移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