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赎罪日战争
1973年10月6日，基辛格正在纽约布沃尔多夫饭店套房里酣睡，突然间，精力充沛的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j·西斯科闯进卧室，用粗哑声音几乎是喊着对基辛格说，以色列同埃及、叙利亚马上就要交战了。这就是后来称之为的“赎罪日战争”。
在尼克松第一任期，基辛格对中东外交基本上不过问，这是为威廉·罗杰斯保留的领域，因为总统认为基辛格的犹太人身份容易使人对他产生不信任。
现在基辛格任国务卿，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中东变幻莫测的局势中。
整个战争期间，尼克松被水门事件搅得惶惶不可终日。战争刚开始时，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比斯坎岛考虑如何应付要他交出白宫磁带的合法要求。在随后两星期里，副 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因涉嫌一桩经济丑闻而被迫辞职，杰拉尔德·福特接任他的职位。紧接着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被撤职。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也 辞了职。这就是著名的“星期六之夜的大屠杀”。
由于总统分身乏术，基辛格反倒可以放手一搏。他和黑格作出的好几个关键性决定都未征求过尼克松同意。
基辛格和其他人都普遍认为以色列会赢，所以他反对给以色列提供主要援助，以免使胜利一边倒。“策略在于阻止以色列羞辱埃及。”基辛格后来说。
战争进行到第四天，局势明朗化了：以色列陷入了困境。以色列内阁通宵召开会议，决定使他们的核导弹处于戒备状态。以色列驻美大使西姆查·迪尼茨凌晨1时先后两次打电话给基辛格，要求迅速给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基辛格答应早晨8时30分见他。
基辛格与迪尼茨的会面气氛相当紧张。虽然迪尼茨没有提核戒备一事，但仍给基辛格留下一种敲诈勒索的感觉。
基辛格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危机委员会以及与尼克松商议的结果决定对以色列采取低调军事援助。
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对所谓低调支援颇不以为然，并且，他认为亲以色列倾斜政策并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位新任国防部长头脑敏锐，好发脾气，成为基辛格的新对手。
10月10日，苏联开始对叙利亚进行援助。他们做得并不太过分，只是空运了一些燃料和弹药，而不是坦克和飞机。
参议员杰克逊等人谴责苏联挑起危机，而基辛格则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克制的，为此，他专门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以色列因运输问题迟迟未得到美国许诺的低调武器供应，国内官员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迪尼茨又是毫不客气地给基辛格打了午夜电话，说以色列的弹药只能维持三天。
运输问题出在基辛格为了保持低调，坚持要到私营公司包租飞机运送军事物资。没有一家私营公司愿意卷入战争，愿意因此而得罪阿拉伯国家，并且，跟基辛格唱反 调的五角大楼也不热心督促这些公司接下这笔生意——实际上这些公司主要靠五角大楼给碗饭吃，一般不会轻易违背他们的意愿。
遭到以色列大使深夜打扰的基辛格也不客气地把国防部长从睡梦中唤醒。据施莱辛格说：“随着以色列开始分崩离析，亨利也开始肝肠寸断。”
施莱辛格经过仔细考虑，想通了一点：既然已决定给以色列军事援助，不如直接动用美国军用运输机，只有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战争进行了一星期后，以色列特拉维夫上空响起了美国运输机的嗡嗡声。街上汽车纷纷停下，房间窗户纷纷打开，人们开始欢呼“上帝保佑美国”。以色列总理果尔 达·梅厄夫人自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每天有上千吨的物资运来，几乎每小时都有飞机着陆。第一天的运输量就超过了苏联在前4天里运往埃及、叙利 亚、伊拉克的物资的总和。
虽然美国犹太人一直谴责基辛格延误了空运，但他这样做是为了以色列安全和美国国家利益两者兼顾。至少这些延误给莫斯科和开罗造成一种印象，即美国并不是在挑起事端，而是对苏联的挑衅作出反应。如果停火掌握得恰到好处，空运会导致基辛格一开始就希望出现的结果：
以色列略胜一筹，促使以色列、埃及在谈判时都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而在中间插一脚的美国也大有外交潜力可挖。
战争持续两星期后，和平似乎在望。埃及第三集团军仍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控制着以色列占领区的一个狭长地带，但在北方，以色列军队已进入运河以西的埃及境内， 形成要切断第三集团军之势。勃列日涅夫给基辛格捎来话，希望他只身去莫斯科达成一项立即停火的协议。基辛格暗自窃喜，因为以色列还有两三天工夫可以取得更 大的军事成果。
像以前一样，他偷偷摸摸地动了身，摇身一变，又成了过去那种驾着风火轮自由飞翔的超级外交家。
在飞往莫斯科途中，基辛格收到斯考克罗夫特的电报，说尼克松电告勃列日涅夫，他授予基辛格为全权代表的权力。如果在以前，他会把这看作是施展身手的好机 会，心里说不出的得意。可这回他有点儿恼火，他本指望以请示总统为由，拖延停火，让以色列提高军事地位。基辛格操起电话直接询问黑格，为什么尼克松要给勃 列日涅夫去一封那样的电报，黑格告诉他，他本人已陷入困境，无暇顾及这些事。基辛格第一次从黑格那儿知道了“星期六之夜的大屠杀”事件。
苏联的动机显然是立刻停火，所以，他们只花了四小时时间就同意了基辛格和西斯科匆匆起草的三个条件。谈判进程进行得如此神速，基辛格只得找其他借口推诿搪 塞。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问基辛格有没有执行协议的具体的技术方案。基辛格说他有，但相关文件留在列宁山的宾馆里了。他的助理彼得·罗德曼打断说不用担 心，他已把这些文件随身带来了。“不”，基辛格说，“这些文件还在宾馆。”罗德曼没有罢休，他得意地从自己的文件包里拿出文件，基辛格对他怒目而视。直到 这时，罗德曼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拖延战术。那天晚上，基辛格脾气之大，以至于以后在谈判会上，无论他问罗德曼或洛德要什么，他们都一拖再拖，直到他要好几 遍。
基辛格又在玩危险的游戏，他在替以色列谈判却没有征求以色列的意见。幸运的是，在他到达以色列之前，谈判结果已发往以色列并已经过研究。
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希望消灭埃及第三集团军后再停火。当基辛格到达以色列时，喜气洋洋的平民把他当做和平使者来欢迎，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在飞机脚下拥抱基辛格时，他悄悄问到总理：“我猜他对我气得发疯。”埃班表示同意。
第三集团军是埃及的王牌军，在基辛格的停火协议生效之际，以色列已经快要占领第三集团军最后一条供应线——苏伊士公路。以色列军方为此气急败坏。
基辛格犯了一个很糟糕的错误，他问明要多久可以完成一项军事行动，然后回答说：“就两三天工夫？越南的停火协议也不是在规定日期生效的。”
可想而知，以色列迅速切断第三集团军的供应线，包围了这支军队并开始收紧口袋。苏联和埃及向世界、向基辛格本人发出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直接给基辛格发函谴责此事。这是一道不寻常的程序，说明他已意识到是基辛格而不是尼克松在导演这出戏。
基辛格如同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国内以亨利·杰克逊为首的亲以色列派也指责基辛格以牺牲以色列利益为前提来与苏联搞缓和。基辛格的缓和政策也确实出现了不祥之兆。
埃及总统萨达特倡议苏美共同派军队到中东来监督埃以双方执行停火协议。出于合作的意愿，苏联欣然同意，但也出于其他动机，苏联声称如果美国不愿意联合行动，他们将单独派军队去中东。
基辛格原本的打算就是在中东排除苏联的军事干预，所以他立刻通知多勃雷宁，美国不愿意双方派军队去中东。
在正常情况下，尼克松会同意基辛格的做法，但被水门事件搞得颓丧无比的尼克松却宁可和苏联合作。基辛格决定不跟尼克松商议此事。
多勃雷宁从勃列日涅夫那儿得到的回信是，既然美国不同意双方派军，苏联将独立行动。
基辛格如临大敌，连忙打电话跟黑格商量，并询问是否该叫醒尼克松，黑格只说了一句：“不行。”此事责任重大，基辛格感到一阵惶惑。
他召开了包括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参加的最高级内阁会议。开会之前，黑格要求基辛格借总统之名 主持会议，基辛格表示同意。会上决定以尼克松的名义回复勃列日涅夫，坚决拒绝让苏联或美国军队进入中东地区。会议开到深夜之际，一个重大决定产生了：美国 应该给莫斯科送一个带威胁性的军事信号，那就是使全世界的美国核部队处于更高一级核戒备状态。
“你要保守秘密”，在离开白宫情况室时基辛格朝穆勒上将嘟哝道。
这是典型的基辛格风格，他要发一个让苏联注意到而美国公众蒙在鼓里的信号。
“听着，亨利”，施莱辛格插嘴道，“你让两百多万军人和后备役军人突然进入戒备状态而又不想让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不久，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到了，他只字不提头一天晚上的叫嚣，客气地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只派非军事人员而不是士兵去中东。
对基辛格来说，这是苏联屈服于美国决心的表现。对其他人来说，这表明基辛格对勃列日涅夫头天晚上模棱两可的声明太神经过敏。
“我们可能理解错了”，基辛格次日对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说，“但在深夜你不能冒险。”
杰克逊参议员借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封信大肆攻击缓和政策。为了维护缓和，基辛格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强调“我们不认为与苏联发生了冲突，缓和这条路将证明是对的”。
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出核戒备是不是用来引开公众投向水门事件的视线。基辛格质问记者们：“该由你们这些女士和先生来决定是否也应在外交领域制造一场信心危机？”
像尼克松一样，举行了一场态度强硬的新闻发布会后，基辛格也渴望听到恭维话；像基辛格一样，黑格知道如何迎合他的需要。
“你干得不错”，新闻发布会一完，黑格就打电话给基辛格。
“还过得去吧？”基辛格问。
“漂亮极了。”黑格再一次强调说。
尼克松也向基辛格表达了自己高兴的心情。这一次，轮到基辛格说奉承话了。“总统先生，你又赢了”，他说。
刚与基辛格通过话的尼克松又打来一个电话，“我想去戴维营，”
他说。他犹豫了一会儿，“你想一块去吗？”他问道。要是在过去，基辛格决不会放过一次跟总统去戴维营的机会。可这次他变得支吾起来。
“我理解。”尼克松说。
尼克松在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上不顾他的话将会引起莫斯科的极大愤怒，严厉谴责苏联制造了自1962年古巴冲突以来最困难的一场危机。基辛格被他这一番措辞吓得目瞪口呆，气哼哼地要求黑格想法约束尼克松的行为。黑格也私下召见多勃雷宁，费尽口舌地解释了一番，才避免风波再起。
2. 通向日内瓦之路
埃及的第三集团军在停火协议生效后遭到以色列的包围，并面临着因饥饿而投降的危险。
基辛格开始在以色列大使迪尼茨身上打主意，见说服无效，他以尼克松的名义发出冷酷的威胁：“我们不允许有我们参加达成的停火协议生效后埃及军队被消灭。”果尔达·梅厄夫人的反应是强词夺理、反咬一口。
还是埃及总统萨达特率先打破僵局。他同意埃及、以色列在军事上直接谈判，以便给第三集团军提供一条供应线。
10月28日，在开罗和苏伊士之间的101公里处，以色列将军阿哈隆·亚里夫和埃及将军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将军走向对方，笨拙地互敬了个礼，握了握 手。自从以色列独立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以色列和阿拉伯代表直接进行和平会谈的现象。101公里处成为这段历史的里程碑。
显然，虽然以色列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但它的军事优势不再保证它的安全。它也不再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惟一的甚至是首要的主顾。
埃及和叙利亚虽然军事上失败了，但政治上胜利了。在他们打破他们无法忍受的现状的时候避免了一场羞辱。
对基辛格来说，1973年10月的胜利在于他能够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不动声色地降低他们在中东的影响力。一想到连核戒备都动用上了竟没有破坏缓和，基辛格就容光焕发。
在基辛格的一生中，他去过许多地方，就是没去过阿拉伯国家。这一次，受萨达特之邀，他将去埃及举行会谈。
基辛格的战略方针既出类拔萃又带风险。如果他能推行下去，意味着中东将与美国结盟——其战果之辉煌不亚于他的中国之行和改变战略均势的缓和政策。如果他失败了，必然引起以色列的谴责、阿拉伯国家的过激行动和与苏联合作的崩溃。
随着与萨达特会面的日期接近，基辛格疯狂地咬着指甲，陷入一片悸惧之中，因为他从未见过被他看作小丑的埃及总统，他甚至担心自身的安全。他父母极力反对他 的这趟旅行，但他从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那里得到保证，如果他走在开罗街上，没人会注意他，这一点，据法赫米半开玩笑地回忆道，也叫他很窘。
于是，在开罗郊外的塔赫拉宫出现了极不相称的一对：代表美方的是一个穿着皱巴巴且不合身西装的胖乎乎的犹太人，迎接他的是一个高大、笔直、皮肤黝黑的埃及领袖，后者虽出身农民之家，却带有贵族般的高贵气质。
经过磋商，萨达特同意采取基辛格全面撤军的建议，这意味着埃及从莫斯科这一边倒向华盛顿一边，为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开辟了一条新路。
萨达特为了国家利益敢于放下架子，牺牲成见，在谈判中迈出大步，但果尔达·梅厄和她的内阁并没有作好接受他谈判计划的准备。萨达特认为他国家的安全要求他敢作敢为，以色列人，可以理解的是，觉得他们的安全要求他们保持高度、经常的警惕。
但同时，101公里处的直接对话进行得比基辛格想象得要好得多。基辛格面临的问题不是来自谈判破裂的危险，而是来自协议达成的威胁。
对以色列来说，这证明他们能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谈判。对埃及来说，这是一种加速协定形成，尽快使第三集团军解围的机会。对双方将军来说，说不定下一次的诺贝尔和平奖就会落到他们头上呢。
但基辛格既出于政策的考虑，也出于虚荣的动机，坚决要求在12月18日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不要达成任何协议。
“亚里夫（以色列将军）在那儿兜售什么呢？”基辛格责问以色列大使迪尼茨。“叫他停下来……假如他成了撤军英雄，你们12月18日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实际上，基辛格是要由他来操纵和谈进程。
在华盛顿，尼克松想到自己备受水门事件折磨，而基辛格却获得了诺贝尔奖并且行云流水般地周游世界，享受头版头条的待遇，嫉妒心油然而生。他把多勃雷宁召到白宫，密谈了半小时。黑格和斯考克罗夫特试图阻止这次会谈，却没有成功。
基辛格得知尼克松干预中东外交，尤其是把苏联拉进这次行动中后，气得火冒三丈。他通宵未眠，一封接一封的电报打到华盛顿。冷静的斯考克罗夫特告诉他，尼克松还想召见沙特大使，被黑格挡回去了，不然事情会更糟。
基辛格在筹备12月18日日内瓦会议过程中惟一的失败是没有说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参加。阿萨德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灵魂上铭刻着外国人数世纪在他的国土上犯下的罪行。当基辛格到大马士革见到他时，他正坐在阿拉丁击败最后一批基督教东征军的巨幅油画下面。
基辛格提出日内瓦会议问题，阿萨德表示要他参加这个会议，首先必须以色列退出他的领土。
基辛格避开叙利亚参加不参加日内瓦会议这个问题，开始跟阿萨德讨论如何写邀请函。
突然，阿萨德变得和蔼可亲起来。如果要耽误几天，他无所谓。邀请函上其他问题都是枝节问题，他很乐意听从萨达特的安排。
“那封信中你和萨达特总统同意的一切事项我均会感到满意的。”阿萨德说。
基辛格开始相信阿萨德难驾驭的名声有点言过其实。这封信中有没有他不同意的地方？
“噢，对了，信中有一部分不准确。”阿萨德回答。
“哪一部分？”基辛格继续问道。
“信中说叙利亚已经同意参加会议”，阿萨德干巴巴地说，“我不同意。”
起初，基辛格惊呆了。他突然意识到阿萨德对邀请函的措辞如此无动于衷是因为他压根儿没有接受邀请的打算。
等他返回以色列，他把自己“败走大马士革”当笑话说给以色列人听。他这幕剧可以说演得惟妙惟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