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熏陶下成长的。我父亲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尔博士，像他的两个兄弟一样，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他有一个大藏书室，那里到处是书——除了餐厅外，在餐厅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钢琴以及许多册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父亲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岁——父亲拥有他的著作，并在这些书出版时就已读过。我父亲是一个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和法务官。至于我母亲燕妮·波普尔，母亲姓施夫，我在谈论音乐的时候将更多地讲到她。我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演说家，我听到他在法庭上辩护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当时我自己是个被告。依我看来，这个案子是再清楚不过的。因此我没有请父亲为我辩护，可他坚持为我辩护，我深感为难。但是他那精练、明确、真诚的演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亲在他的专业工作中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维也纳最后一任自由派市长卡尔·格吕勃尔博士的朋友和伙伴，父亲还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务所。这个事务所是我们居住的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于维也纳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门的对面。虽然他每天在这个事务所里工作的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律师，毋宁说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藏书室里有关历史的书籍数目相当可观），尤其对古希腊时期以及18、19世纪的历史感兴趣，他写诗，并且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诗歌译成德文；（他很少讲这些事。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发现贺拉斯的一些欢快的诗歌的译文。他独特的天赋是明朗的风格和强烈的幽默感。）他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保存着他的柏拉图、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叔本华，以及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由提奥多·贡佩尔茨（我的父亲高度评价他的《希腊思想家》一书）编辑的j·s·穆勒选集的德译本；基尔凯郭尔、尼采、倭铿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马赫的著作；弗里茨·毛特纳的《语言的批判》以及奥托·韦宁格的《性别和性格》（这两本书似乎都对维特根斯坦有些影响）；以及达尔文大部分著作的译本（他的书房里挂着达尔文和叔本华的画像）。当然还有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斯堪的那维亚权威作家的文学作品。但是社会问题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他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拉萨尔、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还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波姆－巴维克、卡尔·曼格尔、安东·曼格尔、p·a·克鲁泡特金以及约瑟夫·波普尔-林克乌斯（显然是我的一个远亲，因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这个小城镇的人）的著作。藏书室还有一个和平主义的专架，上面有贝塔·冯·苏特纳、弗里德里· 威廉·福斯特以及诺尔曼·安格尔的书。

因此在我能够阅读这些书以前很久，它们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学会阅读前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我是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听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伟大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勒夫的一本儿童读物，德译本颇为优美，书名为《小尼尔斯·霍尔格森和鹅的奇遇》，英译本名为《尼尔斯历险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塞尔玛·拉格勒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塔·伯杯》，虽然这本书无疑是十分著名的。但对我来说她的其他每一本书都是杰作。

学习阅读和写作，当然是一个人智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之比拟，因为，几乎很少有人（海伦·凯勒大为例外）能够记得学习说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的启蒙老师艾玛·戈尔德伯格，他教会了我三个r。我认为，这些是必须教给一个孩子的惟一必要的东西；有些孩子为了学习这些甚至不需要别人教。其余的就是气氛，以及通过阅读和思考去学习。

除了我的双亲、我的启蒙老师和塞尔玛·拉格勒夫以外，我认为对我早期智力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我终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民族主义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里茨·冯·昂特的一位亲戚。而阿瑟·昂特是一个热情的反民族主义者。虽然他是德国人的后裔，却出生于莫斯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比我大20岁，当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年近30。他在里加大学学习工程学。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国革命中，他曾是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对者。从1905年起，他就结识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人。他把他们描绘成社会主义的耶稣会教士，就是说，他们做得出牺牲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他们自己心愿的事来，因为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昂特不是一个坚信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发现我非常愿意听取社会主义思想，而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结束贫困更为重要的了。

昂特对恩斯特·马赫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门徒们发起的运动也有浓厚的兴趣（远远超过我的父亲对它的兴趣）。这个团体的成员自称为“一元论者”。（与著名的美国杂志《一元论者》有联系，马赫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他们对科学和认识论感兴趣，对现在所称的科学哲学感兴趣。在维也纳的一元论者中，“半社会主义的”波普尔－林克乌斯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奥托·纽拉特。

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响下——我的父亲是不愿意影响我的）是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我很可能在12岁就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带我参加一元论者组织的去维也纳森林的星期日远足。在这些场合，他解释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无疑，大部分内容不是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奋人心。

在一元论者组织的这些星期日远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当我们接近维也纳郊区的时候，已近黄昏，我们听说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弗朗茨· 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大约在这之后一个星期，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到离萨尔茨堡不远的一个村庄阿尔特－奥塞去过暑假。在那里，在我过12岁生日的那天，收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很不幸，因为战争”，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愿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由于我收到这封信正值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之日，所以我父亲似乎意识到战争已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