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第一个哲学问题的第一次讨论对我智力的发展是决定性的。这个问题是由于我摈弃认为词及其意义（或它们的“真正意义”）有重要性那种态度而引起的。

我想大约是15岁时，父亲建议我读几卷斯特林堡的自传。我想不起是书中的哪几节促使我在和父亲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了我所感觉的斯特林堡的蒙昧主义态度：他试图从某些词的“真正”意义中引出一些重要的东西。但我记得当我试图坚持我的不同看法时，我心烦意乱地、确实是震惊地发现，父亲不明白我的观点。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是明显的，而且我们的讨论持续得越久，就越明显。直到深夜，我们才中止了争论。这时，我才认识到，我没有对父亲产生很多影响。在关于重要性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分歧。我记得在这次讨论之后，我力图使自己永远牢记：决不要争论词及其意义这一原则，因为这样的争论是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而且，我记得，我不怀疑这一简明的原则必定是众所周知并得到公认的；我觉得斯特林堡和我父亲在这些问题上一定是落后于时代了。

数年之后，我才发现那时我委屈了他们，因为相信词的意义，尤其是定义的重要性的人几乎是普遍的。我后来称之为“本质论”的那种态度仍然流传很广，而我作为一个学童所感到的那种失败感在以后的数年中经常萦绕在脑际。

当我试图阅读父亲藏书室中一些哲学书籍的时候，这种失败感第一次重复出现了。我很快发现斯特林堡和父亲的态度是很普遍的。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并且使我对哲学产生了厌恶感。父亲建议我试读斯宾诺莎的书（也许是作为一种治疗〕。不幸的是我并没有试读他的《书信》，而是试读他的《伦理学》和《笛卡尔哲学原理》，这两本书都充满了在我看来似乎是武断的、不得要领的和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的定义。它使我终身厌恶关于上帝的推论（我仍然认为神学是由于缺乏信念所致。）我还觉得在学校里使我最为着迷的科目——几何学的方法和斯宾诺莎的超几何学的方法之间的相似是很表面的。康德就不同了。虽然我发现《批判》太费解，但是我能够明白它谈的是真正的问题。我记得在我试读了（我想我不大懂，但是肯定很喜欢）《批判》第二版（班诺·埃尔德曼版〕的序言之后，我翻阅了数页，对二律背反的奇怪安排感到惊异和费解。我没有掌握要领。我不能理解康德（或任何人）说理性会自相矛盾是什么意思。但我从第一对二律背反表中看到真正的问题得到了论证，并目从序言中我也看到要理解这些事情，需要数学和物理学。

但是，在这里我感到我必须转到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上，而这种讨论对我的影响我是记得很清楚的。正是这个问题使我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仍然分道扬镳，并只由于它对我作为一个哲学家以后的生涯竟是如此关键，所以我感到我必须稍微详细地考察这一问题，甚至不惜多说些离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