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祖大寿深感于清太宗的厚待，特上进取之策。他提出：宜先取关外五城（指宁远、沙后所、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诸城，今属辽宁绥中与兴城两县）最为上策。他认为“彼（指明）已虚弱，燕京震动，关外惊惶，况吴（三桂）总兵罪重忧深，文武官属，心皆恐怖。罔知所措。”应乘此时，“或收抚，或征讨”。他特别提到，“先攻取中后所，收吴总兵家属，吴襄必为之心动，吴三桂亦自然扰乱”。其余各城，“不劳而自动矣”，宁远失去支持，更易攻取。【《清太宗实录》，卷64，2~3页。】祖大寿这一建议的中心意思，还是着眼收降吴三桂。他在锦州投降时，曾许下说降三桂的诺言，至今未见实效。因此，他要清太宗出兵先攻三桂家所在的中后所城，取其家属，逼迫三桂自动投清。但这一建议未能实施，而清太宗于半年后去世了。
就在祖大寿提出这一建议后的第八天，正月十九日，突然，接到吴三桂派一名叫索内的蒙古人给他送来的一封信。吴三桂终于回信，总算给了他舅父一点面子。祖大寿立即将信呈交清太宗御览。可惜，清朝官方史书没有把这封足以反映三桂思想的重要信件记录下来。这也难怪，因为信是写给祖大寿的，倘若写给清太宗，很可能“实录”于史书之中。尽管我们无从知道此信的内容，但从清太宗阅后给三桂的信中，多少可以窥见三桂的基本态度。清太宗的信一开头便说：“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清太宗实录》，卷64，5页。】清太宗读了信，概括三桂的态度是“犹豫未决”。
这就是说，三桂已有降意，但尚未下定决心，还在考虑之中。三桂选择这个时机给舅父祖大寿写信，确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此时距明亡仅有年余，明已处在亡国的前夕。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正在蓬勃发展，矛头所向，确指北京无疑。关外清兵正向山海关、进而向北京逼近。关内外这两大军事力量，不管他们的各自利益多么不同，而在实际上却形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明朝如一个垂危的病人，已失去任何自卫的能力。等待它的只有灭亡！凡有识之士已看出明亡仅是时间问题。正如明末有人指出：“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佚名：《明亡述略》序。】
以三桂之明哲，不会看不出这一险恶的形势的。一年前，他拒不答复多方劝降信，表明他对明朝尚未丧失信心。而现在复信，至少反映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对降清一事“犹豫未决”，虽流露出一点降意，不过是为将来降清留下根据，把进退选择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究其本意，至少在眼前，他还不打算归降，或者进一步说，他根本就没有降清的想法。他不直接写信给清太宗，对这位渴望招抚的皇帝一番好意不置一词，就已清楚地说明他不想尊奉或不承认他是皇帝，只从亲属的关系上来答复舅父的劝说。他也明知此信一定会落在清太宗手中，因此以委婉的口气透露自己左右为难的想法，明处是求得他们的理解，而实际是婉言谢绝劝降。清太宗在给他的复信中，又不厌其烦地阐述形势，力劝尽早来归。三桂不予理睬。此后，直至顺治即位，还不断招抚，也没有使他改变主意。甚至他一度决定投降农民军，而不投清朝。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事联系起来，就会明白，吴三桂确实与他人不同，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没有降清的思想。
吴三桂为什么长期坚持不降清？史学界通常有一种几乎固定的说法，认为三桂是“明朝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顽固的阶层的政治代表”，他没有降清，据说“是纯从个人利害考虑的”，如说他有庞大的家产，父子皆贵，居于优越的地位，等等；他没有公开降清，仅是“表面现象”，因而“迷惑了明朝统治集团中不少人，包括崇祯皇帝在内”。【《叛徒吴三桂政治活动中的阶级根源》，载《明清人物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尽正确的一个方面。考察三桂的主导思想，还是“忠君”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我们看到，在明清长期交战中，有大批明朝将官降清，基本有三种情况，一是战败被俘，如洪承畴；一是走投无路，被迫接受招抚，如祖大寿二度被围，二度投降；三是受到明朝迫害，无法自存，转而投清，谋求生路，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在险遭明朝谋害时，毅然归降。除此，极少自动投顺，特别是在明朝高级将吏中，更属罕见。他们生活在封建礼仪之家，接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教育，尤其是到了明代，思想统治更严于历代，所受思想训练亦更严格，他们重名节，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在朝为官，则把忠君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此，明朝皇帝无论昏庸与否，也以忠心对“上”——皇帝。在同清的战争中，死节之士屡见不鲜，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投降。祖大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第一次被围于大凌河，达数月之久，城里粮食吃尽了，杀马吃；马快吃完了，杀人吃，没柴烧，以人尸骨代替。已到了如此悲惨的绝境，还是坚持下去。直到清太宗再三招抚，才被迫停止抵抗。他以智取锦州作脱身之计，重返明朝，又与清兵打了整整十年仗；最后他守锦州，第二次被围，坚持了整整一年而后降。明朝将士这种顽强精神，清太宗十分钦敬。他认为，这都是读书明理的结果，所以才以生命忠君不移。【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闰十一月。明末人在论及明衰败原因时，揭露其“失德”种种，但却肯定其思想教育可取，说：“惟学校教养之泽，涵濡人心，四方忠义之士，捐驱断痘，迄国亡之后犹不绝，此以见太祖法制之善，历三百年而未敝也。”【《明亡述略》序。】可以说，明朝士大夫及将吏都受此“教养之泽”，以丧名节为耻。
吴三桂同他们一样，这一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虽然战败于松山，但仍然有宁远，有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岂能轻易投降！中国向有轻“夷狄”的传统大汉族主义思想，作为“天朝”的臣子，臣服于“夷人”，也为士大夫所不齿。要使他们放下架子，屈尊于“夷人”之下，一般来说，也是很难做到的。吴三桂的基本思想不会超出这个范畴的。他“忠君”的思想，较之已降的那些汉官，似可以说，更坚定些，这在以后的事变中一再表现出来。如果说，明未亡时，他尚有所恃，那么，当命他撤宁远进京“勤王”时，他还没有动摇；即使明亡时，他也没有向清求降。
他是清入关前明在辽东最后一个降清的人，仅以此而论，难道还不能说三桂“忠君”吗？三桂少时就有“忠孝”之名，即忠君、孝父母，及长，他将此奉为至圣的准则。有父亲在朝，他是不会违背“忠孝”而降清的。顺治二年十一月，他在给世祖的奏疏中，公开说：“臣受前朝知遇最厚。”正好说明当时他恰恰是出于感恩图报，决不肯叛明降清。【《清世祖实录》，卷21，20页。】一句话，他在明清关系上，直至明亡，他是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的。他给祖大寿的信，表现出“犹豫不决”，大抵是敷衍塞责，不好伤害舅父的苦心，并不说明实质问题。
朝廷对三桂和他父亲深信不疑，可以说，与日俱增，恩泽深厚。崇祯对祖吴两家采取优容厚待的政策，以两家为撑持辽西危局的支柱，是明得以保持辽西这块残土和阻止清兵进关夺权的基本力量。崇祯明知祖大寿在后金围大凌河城时已降清，故作不知，仍给以信任；祖大寿随同袁崇焕入援京师，因袁被逮，大寿率众哗变，逃离北京返宁远，崇祯亦不加罪。同样，三桂父以先后援大凌河城和大同得罪而一度被削职，很快又恢复职务。三桂本人在松山逃脱，仅降级而已。清太宗和祖大寿、张存仁等人所写信中一再警告他，崇祯不会轻饶其临阵脱逃之罪的。这样估计，一般说来，并不错误，但他们没有想到崇祯为了全局的利益，对他会采取特殊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不但稳定了三桂，更使他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三桂自知逃罪之重，却不叛明，亦说明他忠明之心不变。
这种情况，到了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秋，清太宗去世，顺治即位后，迅即夺取了中后、前屯，中前三城，惟宁远孤存，处境更难于前，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忠明的立场。因此，用诸如财产多、在明地位高等原因来解释三桂没有降清，显然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三桂的家产大都在关外，父升官，在北京供职，那已经是很晚的事了，他在北京的时间很短，不会有更多的财产。至于地位，清太宗许诺的条件是“分茅裂土”，意即封王，恐怕比明朝给他的总兵官要高得多。伴随而来的，财富也不会比明朝给的少。这些对三桂个人来说，是他思想考虑的因素，但主要的不在于此，实在是“忠孝”思想起主导作用，支配着他的行动。不这样从具体人具体思想去分析问题，就会把极为复杂的思想活动简单化，很难深刻地阐明历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