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短时间内，宁远集兵三万余人，军需已足，防御能力大大增强。崇祯意识到守住宁远的重要性，凡有吴三桂、范志完所请，无不允准。他把吴三桂视为辽西安危的保障，专责其抵御清兵。因此，尽管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步步逼近，明政权危机日益加深，崇祯宁可调白广恩等辽将进关增援，也不让吴三桂离宁远一步。而三桂专心守御，不断加强宁远的战备。我们从一份档案记载，可以看出三桂对清兵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他派出得力将官率“惯哨兵丁，远出侦探”清兵动静。他们“昼则埋伏深涧重，夜则且哨且行”，侦察到大量可靠的“虏情”，他向朝廷作了详细奏报，得到崇祯的重视，指示：“关外门备御宜周，著再行严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242号卷，第16号。】此时，已至明亡前夕，三桂非但没有降意，仍一如既往，坚守危城。
自松山战后，至皇太极去世前有一年多时间，清兵对宁远一直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皇太极企图利用祖氏兄弟及其他汉官与三桂的亲故关系，劝其投降，可收不战而收宁远之效。另外，他大概不会忘记乃父和他本人两次攻宁远的惨败教训，宁远并非强攻所能奏效，况且他也深知三桂骁勇敢战，武力强逼过甚，必激起他拼死一战，可能招致他第三次宁远城下之败，且不说损兵折将，就连他的威信也怕是扫地以尽。他宁愿不厌其烦地劝降，即使等待下去也在所不惜。第二，松山战后，他又派他的弟弟阿巴泰等为“奉命大将军”率大军进关袭明，如同时发动对宁远的进攻，力量惟恐不足。第三，皇太极身体不好，不断发病，特别是他的爱妃宸妃刚刚去世，他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也减弱了他在军事上大举进取的锐气。因此，宁远才没有遭到大规模的进攻。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突然病逝，他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位，称世祖，明年始，改元顺治。因为他年龄太小，众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由于正为皇太极办丧事，也暂时停止了军事活动。
然而，这段军事的间歇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皇太极死后仅一个月，济尔哈朗、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便做出征宁远的决策，凡出征的将领大臣先除丧服，为出征做准备。此次名为征宁远，实际是攻取宁远以西至山海关之间的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三城。他们的这一战术很明显，就是要先剪除防守薄弱的前屯卫三城，这在军事上叫避实击虚。夺取此三城，便切断了宁远与大本营山海关的联系，从而把宁远彻底孤立起来，再集中力量对它发动攻击。
崇德八年九月十一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统领大军，携红衣炮和各种火器自沈阳出发，直奔宁远而来。【《清世祖实录》，卷2，2页。】
关于这次战役，在明朝官方文献中很少反映。惟《清实录》作了准确的记载。据济尔哈朗与阿济格自军中发出的战报，清军越过宁远，首先攻击中后所城。攻城是在清军抵达中后所的第二天，即九月二十四日傍晚开始的。清军先填平壕堑，拥至城下，用云梯、挨牌攻城，红衣大炮轰击城墙。激战一夜，于次日将城轰开，明兵溃退，清兵随之入城，擒斩明游击吴良弼、都司王国安等20余人，歼灭明马步兵4500人，俘虏4000余人。【《清世祖实录》，卷2，8～9页。】接着，九月二十九日转攻前屯卫，至十月一日破城，斩杀明总兵李辅明、袁尚仁等30余员将官，歼灭4000余人，俘获2000余人。济尔哈朗乘胜扩大战果，派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率部分八旗兵进攻中前所。守城的明总兵黄色得知前屯卫城已陷落，惊惶失措，弃城而逃。清军进入中前所，俘获千余人。【《清世祖实录》，卷2，12页。】
此次战役，前后不过七八天，明军做了力所能及的抵抗，很快被清军连连击败。这反映了明军已不堪一击，而清军却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攻必克，战必胜。明朝方面，三城损失了15000余人，城中所储的军需物资，都被清军收掠一空。
三桂的舅父祖大寿降清后，曾建议先取中后所，搬取三桂的家眷做人质，以胁迫他投降。但清朝官方却没有记载这次济尔哈朗攻取中后所后取三桂家眷的事。惟一的可能是，三桂已在清军攻城前，将其家眷撤离中后所。不久，他的父亲携家眷进京，也证明他们并没有被清兵俘获，似无疑问。
中后所三城失陷了，从锦州至山海关四百里间如今只剩下宁远，它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座孤城。虽然济尔哈朗、阿济格在夺取三城后并没有向宁远发起攻击，但它已完全处于清军的控制与包围之中。城内军民人心惶惶，不断有逃亡及降清的事发生。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守备孙友白自宁远逃出，投向清朝，受到优待。【《清世祖实录》，卷2，16页。】宁远城和吴三桂的处境更加险恶。
吴三桂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他眼睁睁地看着清军把中后所三城逐一攻克。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他神不守舍，烦闷时，不由自主地登上城楼，举目远眺，在大道上，清侦察兵不断地出没；远处山峦，明修建的烽火台、哨所、台堡林立，都已被清军夺占。入夜，四周死一般的沉寂，只听得南边海潮涨落的涛声，偶尔隐隐传来几声牛角号声。三桂感到一阵心寒。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使自己的心情安静下来，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命运。他以忧郁的目光关注着局势的哪怕是微小的变化，寄托着某种期待，究竟期待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有一点他是想得很明白的，这就是在三城失去之后，他感到他和他的将士们继续留在宁远已失去实际意义，坐以待毙，只能是为皇上尽忠了。
然而，人越是在危机时，求生欲越是强烈。这时，在他心里确实产生了欲求脱离险境的愿望。于是，他的思绪便集中到一点。倘在此时，圣上下旨调他离开该多好！……谁知道哪一天才能做得到！他是忠君的，在没得到朝廷的命令前，他决不能离开宁远城。况且，律法规定：“守土者擅弃封疆，律无赦。”【《吴三桂纪略》】他是不敢擅自弃宁远而逃的。他想到忠君报国，似乎又恢复了某种信心。
形势发展出乎意料地快。他在宁远的时间的确不长了。谁能料到命运就将把他推进历史潮流的旋涡之中呢？
八、应诏勤王
1644年终于来到了。
这一年正是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这一年，在我国编年史上堪称是伟大的年代之一。在这一年之内，不，几个月之中，甚至数日间，形势变化之大，恰似天翻地覆，明建国近三百年之定局为之巨变。历史公平地给每个人特别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新的机遇，生死浮沉，荣辱升降，无不决于瞬息之间。
新年伊始，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建中央政权机构，以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位列丞相；以宋献策为军师。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五等爵大封功臣。【《明史》，“流贼”，卷309，7693页。】李自成建国改元，标志着农民军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向腐朽的明政权发起最后的攻击。
事实正是这样。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统率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分两路向北京进军：一出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一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然后，两路大军会师于北京。
农民军势如破竹，进展迅速，“近逼畿甸”，对明政权来说，已到了“危机存亡之秋”。【《流寇志》，卷9，13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自成在进军途中，不断散发讨明檄文，并向明兵部转送通牒，表明农民军誓与明政权决战的严正立场。【《石匮书》，卷第一，《烈帝本纪》，34页。】这一切，都使明统治集团十分震惊。崇祯忧虑至深，临朝时，对诸臣不住地叹气，说：“卿等能无分忧哉！”【《明史纪事本末》，“甲申之变”，卷79，1369页。】明廷无饷，“内帑如洗，一毫无措”，而“民穷财尽”。【《流寇志》，卷9，137页。】兵不足用、不堪用。崇祯向他的大臣们说出的这番话，确实说明了这个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