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沉重军费负担，已引起朝廷的忧虑。浙江道监察史季振宜上奏，痛陈云南军费之重。他指出：“如云南兵饷以千万计，闽、浙兵饷以百万计。今以滇南初服，委之平西王，令其便宜行事。该藩兵力原厚，而满洲、绿旗兵丁复屯数万，其间更番往来，经历数省，供亿夫船粮糗，所费不赀，其不独云南困，而数省俱困矣。”他认为，应把驻云南的满洲兵移驻湖南，以减轻国家对云南的军费负担。【《清世祖实录》，卷136，4~5页。】
自清军入关以来，无日没有战争，生产遭到破坏，加之清入关前明朝的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清接手这个烂摊子，财政相当困难。继季振宜此奏之后，户部于顺治十七年五月又一针见血地说出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特别提到云南兵多，已使国家陷入更为艰难的境地。户部报告说：目前“国赋不足，民生困苦，皆由兵马日增之故”。云南所需粮饷尤多，“以致各省挽输，困苦至极。合计天下正赋，止八百七十五万余两，而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该省米价，每石至二十余两，兵民交敝，所系匪（非）小。平西甲兵素称精锐，今或撤满兵，或酌减绿旗并投诚官兵，应敕兵部酌议，务部永远可行”【《清世祖实录》，卷136，22页。】。
无论朝廷重臣，还是地方大吏，都强烈呼吁，只有撤军、裁军才能使国家的财政负担有所减轻。
截至顺治十七年五月，吴三桂的兵到底有多少？幸好清官方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准确的数字。在上面引述的户部奏疏中透露：“云南平西王下官甲一万员名、绿旗兵及投诚兵（包括归降的南明兵与农民军）共六万名。”两项合计，共七万人。【《清世祖实录》，卷136，22页。】三桂在进军云贵过程中，收编了数以千计以至万计的降卒降将，都隶属他的统率之下。这些人特别能战斗，堪称雄兵猛将。再加上他从辽东带来的将卒，也是一支能战斗的部队，成了军中的骨干部分，“素称精锐”。他的军队既多，又能打仗，是一支令人可畏的军事力量！除此，在云南还驻扎了不属于他统领的满洲八旗兵，如信郡王多尼平南将军卓罗等部、洪承畴部，与三桂兵合计，总数可达十二三万。这对于云南省来说，是无法养活这么多军队的。户部提出的报告，引起世祖的重视，以为此事为“国家要务，关系重大”，要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速奏”。
以军事起家的吴三桂，自然不愿意裁减他的军队。为此，他向朝廷申辩：“边疆未宁，兵力难减，宜如旧时。”说“边疆未宁”，也是实情。李定国、白文选还隐蔽在中缅边境伺机出击；永历作为明朝的象征，政治的偶像还存在，有卷土重来之忧。但他们的力量已消耗殆尽，对付他们，是不需要数万大军的。三桂提出的理由，不过是个借口，目的是不让朝廷动他的一兵一卒！三桂明白，要保持自己的地位与威望，就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庞大军队。
三桂的心腹将领、副都统杨珅出了个主意：以先除永历，“绝人望”，使裁撤军队之议不能实施。【《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这正是洪承畴所密授的“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之计，此刻即以剿灭永历为名，动用军事力量，就能保证军队之数不致裁减。
吴三桂觉得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于顺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关于吴三桂奏疏日期，《逆臣传》、《清史稿》等书只载顺治十七年，不具月日。《清世祖实录》，卷134载于顺治十七年四月丙午（二十二日）条下，《庭闻录》则记为二月二十日，前后相差近两个月。三桂请兵进缅前后两疏，此记似将第一疏日期二月二十日误为第二疏四月二十二日之期。】，向朝廷提出进兵缅甸、殄灭永历的奏疏。清朝官书《清世祖实录》、《逆臣传》，以及《清史稿》等都载有这篇奏疏，但都是摘记，且有改动，惟《庭闻录》记录最详，系原疏照抄。为了解该奏疏全貌，也便于分析三桂此时的基本思想，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臣三桂请进（兵）缅（甸），奉旨：一则曰：“若势有不可行，慎无强行”；再则曰：“斟酌而行”。臣窃以为，逆渠李定国挟永历逃命出边，是滇土虽收而滇局未结，边患一日不息，兵马一日不宁，军费浩繁，睿虑益切。臣荷恩深重，叨列维藩职守，谓何忽（忍）以此贻忧君父！顾臣向请暂停进缅者，益谓南服新经开辟，人心向背难知，粮食不充，事多牵系，在当日内重而外轻也。乃拜疏之后，果有元江之事（指上文提到的沅江土司那嵩之叛）。土司遍地动摇，仗我皇上威灵，一举扫荡。由此蓄谋观望之辈，始知逆天之法难逃，人心稍觉贴然。然逆渠在边，终为隐祸，在今日内缓而外急也。
臣恭承上谕，一则曰：“若势有不可行，慎勿强行”；再则曰：“务必筹划，斟酌而行。”大哉天语！详慎备至。臣智虑粗疎，言无可采。惟是再三筹斟，窃以为边孽不殄，实有三患二难，臣请毕陈其说。
夫永历在缅，而伪王李定国、白文选、伪公侯贺九仪、祁三升等分驻三宣六慰、孟艮一带，藉永历以惑众心，倘不乘此天威震赫之时，大举入缅，以尽根株，万一此辈立定脚跟，整败亡之众，窥我边防，奋思一逞。比及大兵到时，彼已退藏，兵撤复至，迭扰无休，此其患在门户也。
土司反复无定，惟利是趋。有（如）我兵不动，逆党假永庆以号召内外诸蛮，饵以高爵重禄，万一如前日沅江之事，一被煽动，遍地烽起，此其患在肘腋也。
投诚官兵，虽已次第安插，然革面恐未革心，永历在缅，于中岂无系念？万一边关有警，若辈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也。
今滇中兵马云集，粮草问之民间，无论各省银两起解愆期，难以接济，有银到滇，召买不一而足。民室苦于悬磬，市中米价巨增，公私交困，措饷之难如此也。凡召买粮草，民间须搬运交纳。如此，年年纳，岁岁输，将民力尽用（于）官粮，耕作半荒于南亩，人无生趣，势必逃亡，培养之难又如此也。
臣彻底打算，惟有及时进兵，早收全局，诚使外孽一净，则边境无伺隙之患，土司无簧惑之端，降人无观望之志，地方稍得苏息，民力稍可宽舒，一举而数利存焉。窃谓救时之方，计在于此。谓臣言可采，敕行臣等尊奉行事。
臣拟今岁八月间，同固山额真卓罗统兵到边养马，待霜降瘴息，大举出边，直进缅国，明年二月，百草萌茅，即须旋师还境。但自省城边上，一路粮草，应于云南设法支给，又在边上养马，必得四、五十日，尽力喂养圆膘，须供得两月路程，方可行动。出边之日，每人自捐一月口粮。臣通计大兵，绿旗兵、投诚兵、土司猓猡兵及四项苦特勒，约共十余万口。以在边养马，出边捐粮，作八、九、十日算，各支不等，约该米七万余石。此内如投诚官兵与随带人口，先于安插之日已给月米，节次题明。又经户部拨给官兵（顺治）十六年饷银在案，今应一例随军支给粮饷，其余绿旗、苦特勒原不支粮，今出兵远征官兵，必带苦特勒随往边外，无粮何以养活？应于出边之日为始，将苦特勒照例给米，俟回到滇省，再行停支。又有土司猓猡目兵，原未食粮饷，应于调到之日，照例给米，并酌给盐茶、银两与所带苦特勒一例给米，以励其行，回日方行停支。
此两项虽算在十万口之内，但原非食粮之数，米系外增，自出兵之日起支之粮，又在到边七万石之外。此盖就出边外而言也。如明春回兵，除马匹仍须牧放，积下一月口粮，在边接济，大约前后共得十万石。此项粮米，不敢外请，发银专待户部。原议拨给云南十六年买米银两，并十七年俸饷、豆草银两，催解到滇，臣分发到边上召买，以备支给，另行开销外，至于满汉约共有马六万余匹，作喂养五十日算，以米、豆、大麦三色兼搭，每马日得仓升八升，共该二十四万石，若以今市价论，需银无数。如谷熟收之日，市价稍平。臣大约酌量米、豆、大麦各价不等，多少牽筭，每斗约作八、九分，该银二十余万两，又马日支草二束，共该六百万束。若以今日市价论，每束该七、八分一钱不等，需银甚多，俟秋成后，臣鼓励士民召买，每束量给草价、脚银二、三分，约该银十七、八万余两，乃可以告成事。虽所费如此，然一劳永逸，宜无不可也。【《庭闻录》，卷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