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是一座老房子，是与我生命同在的一棵老树。
——自题
我姥姥是个地道的乡下小脚女人，可她却有着一个男人的名字——刘鸿卿。按说在她那年月，女人一般都没有名字，她不仅有而且那么响亮，原因是她家当时挺富，父亲开了个大染坊，几个兄长都在青岛、烟台一带有买卖操持。
刘鸿卿命不好，十六岁按照当地的八字风俗，嫁了一个铁匠铺的掌柜——我的姥爷倪润太，于是，这辈子他们就再也没离开过穷。姥姥认命，常自我安慰：人命一尺，难求一丈，活着，就已经是造化了。姥姥如此达观，所以她的日子在水门口村是出了名的红火。
“倪家媳妇好强啊！”知道底细的邻家女人都这么说。每回姥姥听到这些话，总是抿嘴一笑，挎起挖菜的篮子，一溜小跑地奔向河边，撩起土蓝色的士林布大褂，一把泪水一把河水地往下抹，直到听见有脚步声，才又挎起篮子往山上走……
在那不高的山顶上，可以看见娘家的那个村，也只有坐在那儿，她才敢放声哭一场，末了，她还是自我安慰：人命一尺，难求一丈。
姥姥认命了。
当闺女时的姥姥，在娘家是出了名的巧手。村里谁家闺女出嫁都请她画个鞋样，绣对枕头什么的，慢慢地她自己也积攒了一些花样。不知多少个圆月的夜晚，拿出绣满龙凤的鞋样，用心丈量着她那未来的男人……
姥姥说，出嫁的那天她清楚地记着，老天一直一陰一沉着脸，坐在花轿里的她不知怎么地，泪水一个劲儿地往下滴。第一次远离娘家，那滋味真不好受，送她的两个哥哥一声也不吭，像和谁赌气。只有那吱扭扭的轿子声，在他们兄妹之间传递着相互的嘱托。
“掀开盖头的那一刹，我眼前当时就黑了，你姥爷家的那间破屋啊，还赶不上俺娘家的厦子（农村装草用的棚子）！”姥姥这样对我描述她初来倪家的情景。“倒是看了一眼你姥爷，挺让人宽心的，黑溜溜的脸膛儿，立在门口像副门板，话不多，一句一个响。”
我问：“那你们后来为什么老吵架？”（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姥爷、姥姥没正经说过一句话，，只要张嘴就抬杠，谁也不让谁。）
“鸡狗不合，老辈子的话都是有数的。”姥姥属狗，姥爷属鸡。
我又问，“那你们怎么还生那么多孩子？”
“老天把命都给你安排好了，孩子来了，你就得收着，你能咋的？也幸亏有孩子拖着我，要不我早寻死了。你姥爷这人，他不说理呀，你妈小时候夜里哭，他不打孩子，回手就给我一巴掌，那打铁的手，落在脸上，当时眼底就出血了，脸肿得像发糕，第二天见了邻居，我推说是昨晚起夜，撞在门框上了……”
姥姥也真够强的，嫁过来几年，自家就盖起了五间大瓦房，套起了一个大院子。听说上梁的那天，来了足有五十个帮工的，可一到吃饭就全走了，谁也舍不得吃倪家媳妇一口馒头，谁都知道这粮食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多少年过去了，姥姥一提起这五间大瓦房就掉泪。
六十年代初，姥姥家的日子算真正地红火了。大儿子、大女儿在青岛工作，二女儿在县里教书，小儿子在部队当兵。那时家家都在闹饥荒，水门口的人吃光了山里的野菜，开始吃槐树叶子了，一个个脸肿得都认不出谁是谁了。快过年了，孩子多的人家，爹妈都愁得要上吊。姥姥和姥爷商量，年二十八把家里喂了一年半的肥猪给杀了！
那天早起，姥姥特意用刷锅水拌了些糠，装了满满一桶，站在猪圈前良久：“畜儿，多吃点儿，这是你最后一顿饭了，你算是替我报报恩吧，盖这房子我欠大伙的情啊，明儿杀你，别使劲儿叫，我就推说你病了，叫大伙吃得心里安生点儿，啊！”
一口大锅在堂屋正中央烧了一晌午，日头偏西，这头大肥猪才烂，姥姥家门口已是水泄不通了，大人、孩子，能来的都来了，姥姥回忆说：“那口猪也真是通人情，没吭几声就咽气了，这锅肉简直是奇香，这辈子再没闻过那么香的猪肉了。”
姥姥说，她都记不得是谁先动了手，反正不大的功夫，锅底就朝天了，姥姥和姥爷谁也没摊上一口，可那一夜 他们睡得特踏实，直睡到大雪堵门才起来。姥姥收拾着散落在院子里的猪骨头，看着蹲在石台上抽烟的姥爷，“哦，他爹，这才想起来，启锅的时候，该再加一勺子盐。”
我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姥姥最小的儿子在部队当连长，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为救别人牺牲了。部队派人来给姥姥送遗物的那天，姥姥所有的儿女都到齐了。他们生怕母亲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而出现意外，部队还带了两名医生。姥姥说，那天她一看家里来了那么多首长，就预感到舅舅出事了。她说，舅舅最近没往家里写信，她这些日子老做梦。
部队首长们望着眼前的这个慈祥的母亲，不知该怎么开口报告这悲痛的消息。姥姥倒先张口了，“是不是道远在部队上犯了什么错误？”（我小舅叫倪道远。）首长急忙解释：“不是，不是，大娘，你的儿子是好样的，是我们部队学习 的榜样……”姥姥说她不记得往下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只记得那一夜 ，不到六十岁的姥姥一口后牙全酥了，舌头一碰就往下掉块儿……
夜里，姥姥点着油灯把舅舅在部队的立功喜报全都拿出来了，她贴了一墙。一边贴一边自语：“人命一尺，难求一丈，当兵的命不在自己手里，好哇，你是救别人死的，妈懂得你，好哇，孩子，尽做好事，下辈子你的日子就好过了……”只是第二天村里来人要把门上挂的“光荣人家”牌子换上“革命烈属”时，姥姥坚决不让。
母亲相信儿子没有死。
我的姥姥只上过半年的识字班，可她清楚，认字是天下最有用的，当年她作主用卖花生种一子的钱送我妈妈和舅舅到城里读书，这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小脚女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姥姥如今常夸耀自己的一句话：“我要是当初不逼着你妈妈去青岛念书，认识了你爸爸，现在哪有你呀？”我也逗姥姥：“人命一丈，难缩一尺，我命好啊……”其实我是我们这个家里最感激姥姥的一个人了，没有姥姥，也许就真的没有我。
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年代，家里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那时我的父母只是机关的一般职员，雇不起保姆，他们又都是要求进步的青年，只好把我送入几个月才能来接一次的长托幼儿园。严重的缺乏营养，又整日被捆在小木马上，半年下来，我已经成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小怪人了。
当时，在青岛上学的小姨，暑假回老家，把我的惨状禀报姥姥后，听说姥姥一宿没合眼，把家里所剩的麦子面都烙成了火烧（这也是我至今最爱吃的一种饼），连夜摘了一篓子酸苹果，就坐上了由石岛开往青岛的轮船来到我家。那会儿，我父母住在青岛伏龙山的一套石头房子里。我妈回忆说：姥姥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只听一个人轻轻地敲门，她以为是在做梦，开了门，看见姥姥立在门口，一脸的雾水，一脸的汗水，一脸的泪水。
“妈，出什么事了？”
“印子（我妈的小名），我想把小萍接回去……”
姥姥泪如泉涌……
就这样，只有两岁的我，就跟着姥姥回到了我童年的天堂——水门口。
刚到村里，好奇的人都来看我这个从城里来的孩子。姥姥说，我见了谁都哭，把人吓得只好等我睡着了才来，东家一篮子鸡蛋，西家一把红枣，姥姥的好人缘使我成了村里最富有的孩子。
姥姥说什么也想不到，我如今长这么大个子，小时候真是个小懒猫，冬天，姥爷出门总是把我揣在棉袄里，有时在人家坐半天，才听见棉袄里有几声叽叽，解开扣子，原来里面还有个我。
村里有个算命的老人神秘地告诉姥姥：“你这孩子是在城里住高楼吓的，你快给她叫叫魂，这孩子活不了多久了，除非她能天天吃鸡蛋。”
天天吃鸡蛋，在那年月，如同登天。
可姥姥心里拿定了主意。
赶上初五的大集，姥姥去集上提回一篓子红皮大鸡蛋，只是手上的那副从娘家带来的上乘银镯子不见了。那红扑扑的鸡蛋铺了满满一炕席。早晨吃鸡蛋羹，中午吃鸡蛋饼，晚上吃鸡蛋面，我就这么吃了三个月。
鸡蛋真是个好东西，我的小脸开始泛红了，见了人就笑，姥姥用头绳给我扎起两个朝天的小辫子，大伙逗我，“小萍，快，小辫子让蜜蜂扛走了。”就这样，我在水门口住了整三年，当了三年姥姥的小尾巴，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在我的印象里，姥姥手里有吃不尽的好东西，姥姥的肚子里有讲不完的好故事，我如痴如醉地追随着姥姥，听了许多本不该我那个年龄听的故事，记住了很多我那个年龄本不该记住的事。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姥姥的故事都是出自《三国》、《水浒》、《聊斋》，真、善、美，假、恶、丑，在姥姥的嘴里都明明白白。
我的启蒙老师应该是我的姥姥啊。
后来，因为要上学了，只好回到青岛我妈妈身边，可是姥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已经注入了我的生命，那时我记得大人们常问：长大了挣钱给谁花？“给俺姥。”我永远都这么说。
姥姥还真花上了我挣的钱了。在济南上学的第一年，我们是26 块生活费，我就先给姥姥寄了10 块钱，再后来，随着我挣的钱越来越多，我给姥姥的钱就越来越多。今年过年回家，我一次给姥姥2000 块，还特意请朋友从银行换了新钱， 50 元一张，厚厚的一沓，姥姥嘴上说：“我一个老婆子，又不出门，要这么多钱干嘛？”可转身就对邻居夸耀说，“小萍给我这么多新钱……”
头一回去香港，我打电话问她要什么，她说买一包发面的引子，说邻家张大娘的女儿就是从香港买的引子，发起的面特别香甜，你妈就爱吃这种馒头。八十多岁的母亲还想着她的女儿。六十多岁的妈妈常说，只要有母亲在，我就觉得自己不老。我也说，只要姥姥在，我总觉得自己还是个黄毛丫头。
做了主持人，姥姥是我最忠实的观众了，一到星期六，她就张罗着早吃饭，千万别耽误了“综艺大观”。只是姥姥太偏爱我了，每回都说：“小萍主持的这个节目比哪个都好看。”可小阿姨告诉我，姥姥也常对着电视里的我叹气：“三十好几的人了，老这么一个人，孩子也不要，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可是，每回姥姥见了我，又说：“萍儿，你干这个工作挺光荣，连我都受到人们的格外尊重。”真怪了，姥姥从来没问起过我个人生活，内心是不是真正的痛苦，莫非她是最理解我的？！
我曾答应过姥姥，等北京我有了大房子，一定接她来我这儿住，可至今我也没有大房子，姥姥也就不能来北京，我真的盼望姥姥能活一百岁，我也一定能有大房子，我和姥姥都等着这一天。8 月8 日是姥姥八十六岁的生日，我因为这周有直播，不能回去，特写此文，献给她老人家！祝姥姥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