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到明天早晨情况就会好转。
——自题
1996 年的最后一天，我和八十八岁的姥姥、六十四岁的母亲、二十五岁的表妹、十七岁的小阿姨趴在我们家那宽大的玻璃窗上，惊喜地看着今年的这头一场雪。雪下得不大，却很均匀，很优雅。这雪仿佛要带走一年的熙攘，让我静静地回首。
姥姥欢喜地说：“好哇，好哇，明年准有个好收成。”
表妹和小阿姨：“再下大点儿，下大点儿，这点雪一会儿就化了。”
母亲望着远方：“不知青岛咱家那边下雪了没有？”
只有我，什么也没说。置身在亲人中间，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亲情一温一 暖了我，小雪抚慰了我。
今年的新年年夜饭因为姥姥在，我们吃得很正经，七个碟八个碗的一直吃到九点钟。表妹买了很多欢乐球，五颜六色的球粘了一屋子，刹时，家里到处都弥漫着节日的气氛。淘气的表妹和小阿姨，欺负姥姥耳朵背，把一堆欢乐球都粘在姥姥的后背上，她俩一个在前面引着姥姥说话，另一个在后面拼命地粘，可怜的姥姥带着一身球满屋子地走，全家人满屋子跟着笑，姥姥见别人笑，自个也笑。一直闹到快十二点了，才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用甜美的梦乡迎接1997 年。
屋子寂静下来了，可1996 年发生的一切都轻压漫拢在我的心头。我翻来覆去也不能入睡了。望着满屋子的贺年卡，回味着满世界的问候，我的心被搅动了，我忍不住起身来到书房。书桌上那醒目的台历被我撕下了最后一页。啊， 1996 年，不堪回首的一年，三百六十六天（1996 年是闰年），酸甜苦辣，全涌上了我的喉咙，再也没有比这一年过得这样难了。生活、工作好像全都倒了个个儿，一直控制着的最后一道心里防线此刻决堤了，我伏在桌子上大哭了一场，哭我那受伤的心灵，哭我那万千的思绪，哭我被迫接受的百感一交一 集……
实在顶不住了就偷偷哭一场，多少年，我已经习惯了用这种最没出息的办法倾泻自己的情感，抚慰自己的心灵。哭一场能减轻一些痛苦，哭一场能有些安慰，哭一场能洗刷一些委屈，哭出来心里就好受许多……
我渐渐地安静下来，起身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窗外的雪还在下着。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要离开“综艺大观”的念头？准确地说是在1994 年春节晚会前，那年郎昆导演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先提出：“当今电视荧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这与许多艺术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屏幕也急需推出新人，一些常在电视中露面的老面孔已经开始被观众所厌倦。”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虽然从时间上勉强还算新人，但是由于出镜率太高而使我很快成了“老面孔”。从进入电视台开始，所有的大型节目几乎都有我，做主持人才三个月我就担任了当年春节晚会重要的主持人，以后每年从“三八”开始，“五一”、“七一”、“十一”、“元旦”、“教师节”、“老人节”、“元宵节”，直到春节都是我在做主持人，我以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主持人，我有多少能力，使自己在同一形式的综艺晚会上不断出新，永远被观众喜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持人的职业决定了他是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成功。艺术最大的任务就在于更新和超越。我选择了这一残酷的职业，也就意味着我不得安宁。要挖空心思地创造非凡，创造全新。
我开始思考了。那一年春节晚会，赵忠祥作为“老面孔”在家休息，我和程前搭档主持了94 年的晚会。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当时我的内心正潜在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危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从没有过的不自信。为此我还特意请化妆师徐晶把我的头发高高地梳起散落在脑后，一改我过去的庄重典雅，我试图变成新面孔。
春节过后，我又像往年一样，开始做“综艺大观”了。
一贯受到好评的这个栏目开始出现了一些批评的意见，主要是呼唤节目出新，演员出新。我耐不住了，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我在节目中开始重复自己了。首先要出新的应该是我呀！我想超越自己，或者说，打倒自己，重新再来，哪怕“打倒自己”意味着有一个“沉寂”的阶段，我有这个心理准备。其实我认为，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我的问题也多多少少是综艺节目的问题，综艺节目同样面临一个必须打倒自己，重头再来的局面。
抱着这样的思想，我诚恳地与“综艺大观”的导演一交一 换意见：希望增加新的主持人或者让新人取代我。说实话，我的确认为这对“综艺大观”节目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观众如果看腻了我的主持，我的风格，那么一副新的面孔可以给他们新鲜感，并且，由于新人的出现，有可能使“综艺大观”的面目焕然一新。
至于我自己，很多人对我说，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个位置，电视发展这么快，新人辈出，一放弃，就没有“位置”了。但我在内心深处告诉我自己，机会固然重要，位置也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创新。有了这种意识，就可以去主动抓住机会，哪怕只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栏目，我也能以我的勤奋、刻苦、敬业从头再来。
我的主持生涯和“综艺大观”联系在一起，我在这里起步，走向辉煌和思索。无论我在不在“综艺大观”节目，无论我主持不主持这个栏目，我都记得曾发生的一切，并对组里年年月月帮助我的人们心怀感谢。没有他们的帮助根本不可能有我在“综艺大观”中多年的顺利，这里每一位导演、每一位撰稿、每一位工作人员所给予我的，我一辈子是难以忘记的。我的笔记本上一直记着歌德曾说过的一句话，“世上什么事情都可能持久，唯有成功之日无法持久。”一得之功而沾沾自喜，一孔之见而踌躇满志，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出息。也许我的本性决定了我的自我挑战，尽管后来我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且这种代价是我猝不及防的，也是我不曾经历的，这就是“文化视点——倪萍访谈录”的出一台。
坦率地说，这个栏目的出一台，像一个早产的婴儿，在母亲和社会都没有准备充分的时候，她匆忙地出世了，母亲既没有能力把先天的不足给她后天补过来，，社会也没有给她相应的呵护和帮助，于是她在责备和谩骂声中，短短几个月就奄奄一息了。当然，首先应该负责任的是我，最痛苦的也是我。这一份责任和痛苦会永留在我的生命里。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应该再向观众诉说栏目出一台的全部过程，也不应该再申述我的委屈，我的苦衷，毕竟这一切都是由我开始的，就像一位退休的老教师给我信中写的那样：“孩子，你太年轻了，槍打出头鸟啊，你要是当初别把自己的名字写上，更别写文化视点，你就叫访谈录三个字，他们的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你也决不会挨这么多无端的骂，一般化的栏目有的是……”当然，我不能拿这位老伯的信为我自己开脱，因为实际上我早已在内心开始了自我审判。我感谢这个栏目的出一台所带给我的一切，特别是批评。
当你春风得意时，谦恭如初绝非易事，人往往在太顺利的时候，脑袋会发热的。很久很久了，在我心里滋生的盲目自信使我轻视了创办一个新栏目是何等的艰辛。我已经昏昏然了，其实，当我发现栏目的形式和内容同我最初的设计、最初的构想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它由原来的一个很小的文艺范畴方面的谈话节目变成了我无力驾驭的那些抽象的文艺理论和思想理论的话题时，我就应该撤下来，当时完全可以坚持向组织上说把倪萍这两个字拿下来，也可以建议不叫“文化视点”……
其实“文化视点”最先不满意的那个观众是我，我对自己，对栏目都不满意。我一直向台领导申请把“倪萍访谈录”这几个字拿下来，我希望更多的主持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来做栏目，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文化视点”节目的成败真如评论所说，关键是文化的准备不足？
文化是什么？我理解中的文化至少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是文化知识，一是文化品格。文化知识有点像识字量和知识面。文化品格是一种人格，关系到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独特的情感、思想、爱心、真诚、判断力、正义感等等。
主持人需要天赋的敏锐，也需要知识的积累，最起码，对采访对象问题的基本情况应该了解，哪怕是一知半解。主持人诚然应该不断学习 ，但在不断纷沓而至的各类节目面前，他的文化知识永远是不足的，他也不可能是万事皆知的上帝。我无法使“倪萍”成为一套百科全书，事实上即便是一套百科全书也依然不够用，别说“文化视点”，即使在“综艺大观”的位置上工作，我每天都有在文化上力不从心的感觉。
文化视点这个新栏目，确有许多问题，但绝不单是文化的问题。电视是一种大众通俗文化，即使做文化类的节目，开始设计栏目时，也不应起点太高，铺得太大，应该在高深和通俗之间寻找一条相适应的通路。
其实从开始做主持人，我就有意识地从情感从语言上去寻求与老百姓的衔接点。这些年，无论什么晚会，台本只要到了我的手里，我一定要再写一遍，使其语言更口语化、更个性化、更亲切，有的近似大白话。
例如有一年，我们做了一台以春为主题的节目，台本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在这春一光 明媚的四月，在这万物复苏的季节，春向我们走来了，让我们踏着春天的这昂然脚步，走向新生活。”这样的词没什么错，但人人都能说，没有我的特点，于是我把它改成：“冬天一过，你就觉得这身上的棉袄穿不住了，一翻日历，呵，立春了，你这才发现，马路两边的树都发芽了，于是你就想抖抖精神，走向新生活。”你不能说，改成这样就把文化改没有了吧。电视和理论书不一样，这一个主持人和那一个主持人也不一样。我曾经三次采访王军霞。因为和她太熟悉了，所以，当她从亚特兰大奥运会回来采访她时，我扔掉了原台本中的台词：“神州大地为你喝彩，你是华夏儿女的骄傲……”我一开始就情不自禁地夸她：你真漂亮！真的，当你身披国旗在赛场上向观众挥手示意的时候，我的眼睛始终追着你走，那时我的腰杆跟着你一起挺直了，你真是咱们中国女人的骄傲。
有一段时间我真想停下来，但这是一个国家电视台，栏目不是你的个人行为。我停下一段时间，是为了检讨自己，重新出发。一个人如果惧怕停下匆匆的脚步，拿出时间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思考，只能说明对自己的不自信。我坚持要思索自己的问题，以达到对自己的明确认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节目中取得进步。
说来有些可笑，我从来不是一个对未来做什么都有明确计划的人，不过是尽全力，量力而行地走了一步又一步。但恰恰是我，做了一个的确有些不自量力的节目——“文化视点”。那半年我过得压抑，恍如在梦中奔路，倾尽全力却无从着力。我毕竟是一个俗人。“文化视点”带给我的不仅是成败上的思索，更是人生的感悟。
中国人的善良是只有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感受才能是最深的。
我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幸运者，由于职业的关系，始终感受着观众对我无私无求的关爱。这段日子，多少素不相识的观众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转达对我的安慰，台里总编室老干部处，台长办公室，还有邵大姐那张办公桌上，每天都堆积着上百封来自祖国各地的信件。人们对你即使是批评也总是先抚慰你的心灵，寻找最恰当的语言，如同好心肠的大夫给病人扎针，既要给你治病，又尽可能地减轻你的痛苦，于是在打针的同时，他着力给你按摩肌肤。我的灵魂彻底投降了，还有什么是比这些更有力量的帮助呢！无论你节目做得多么不好，人们对你总是那么宽容，总相信有一天你会好起来，无论是少者还是老者，他们都在用一颗滚烫的心一温一 暖着我。
多少次我去办公室拿信，邵大姐都鼓励我说：“倪萍同志，你看看这封信，倪萍同志你再看看那封信，大家都希望你好起来，都担心你挺不住。”邵大姐把信分成各种各类的，每封信的开头都用一两句话为我写出信的大概内容，希望我有选择地看一看。邵大姐也在暗中为我鼓劲。每次从办公室出来，一书包沉甸甸的信，我肩上的书包更沉重了，我背不动的是这些观众的期待和厚爱。善良的邵大姐总是把那些言语过激的报纸文章悄悄收起来，侍我心情稍好些，工作稍闲时再给我，生怕会过多地伤害了我，生怕会影响了我的工作。
我置身在这些善良的人们中，内心更有了说不出的苦了。恰恰在这一年中，我又获得了金话简的双十佳和星光奖的最佳主持人，站在领奖台上，往日的喜悦与兴奋全然没有了，留下的是更沉重的思索。
面对猛烈的批评也有好心记者为我鸣不平，要写文章反击，我说罢了，从前报纸无数次地赞美你，你怎么没去找人家，你真有那么好？没有吧，今天有人批评你过火了，你就沉不住气了。毛主席不是说过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个人不能拒绝批评，拒绝批评就是拒绝智慧。当然也有想不通的时候，周围的朋友就调侃地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不管会听会看，只要把心一交一 给了广大的观众，就坦然了。
当然我不会回避这段日子，我是一天一天掰着手指头度过的。但这在我人生的长河中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一段有意义的生命时光。
我生性脆弱而又刚强，能够顶住困苦却不能承受抚慰，感谢那些给予我一温一 暖的朋友，你们的爱使我身上善的东西更善了，恶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我感谢我拥有的这份职业。
1996 年终于过去了，“文化视点——倪萍访谈录”也将成为历史，新的一年不可阻挡地向你走来。我梳理了自我，又上路了。
窗外的雪还在下，已经把路都铺白了，我轻轻地推开门走下了楼，院子里那不长的小路留下了我1997 年第一行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