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基本结束后，决定放蒋的消息象一阵风似的很快传出，人心再度浮动起来。那时，除张学良外，人们都主张必须有可靠的保证，才能放蒋。可是张学良认为，只要蒋原则上承认达成的协议，就可以让他走，并且还决定亲自送他回南京。

突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这在当时的西安引起了不小的波动。许多好心的关心和爱护张学良将军的部属和友人都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了，放蒋已够宽大，还要送他回京，似无这个必要。当时他如能对蒋的本质看得更透彻些，特别是若能认真听取一下杨虎城和他的部下的劝说，取消他这次的南京之行，那他原本是不会落入虎口、被罚以终生监禁的，他原本是完全能够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抗日的斗争中，率师北上，偿我素志，誓灭日寇，虽死不辞地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的，而他的历史，显然就会另是一番景象了。可是，人世间的事，有时常常是身不由己，变幻莫测，甚至是鬼使神差，不可思议的。

那是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的一个北风凛洌的早晨，西安人民还正为三方面会谈取得进展而倍感欢欣时，张学良刚起身就接到了蒋介石要求当天返回南京的电话。是的，谈判已告一段落了，可由于蒋介石只是口头上表示同意，愿以人格担保，却不肯签字，也不发表任何公开的讲话，甚至连作点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之类的许诺也不答应，就想轻而易举地离开西安，人们怎能不疑虑重重，并对蒋氏对协议如此缺乏诚意而满意呢？为此张学良也有些着急，怕出乱子，所以便于二十四日下午在他的住所召开设计委员会议，向部下介绍谈判情况，同时也透露了蒋介石很快要走，他也要陪送蒋介石回南京等使人不免为之一惊而又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看到人们疑虑重重，他又说：‘昨天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提，但不许在外边乱说，尤其不许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天大的事，做错一点，我们担不起。’张说完，会场沉默，好一会，有人问：‘蒋、宋答应的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张急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被问的人虽然紧张，仍复述了二十三日会上提的条件（即中央军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释放‘七君子’，取信于民；没有保证，蒋介石不能走等），张说：‘你们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行不通。蒋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生效了，当然得放他，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怎么办？所以说你们的意见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有人问：‘副司令说要亲自送他到南京是什么意思？’张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的高。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总之，人情要做到家，合作得彻底。你们要听我的话。’张又申述：‘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扣下？为的是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假如不把他放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杀。’‘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事送神，不要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还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么样？’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参加会议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会议就此结束。’1

谈到这里，围绕送蒋，作一点插叙。事情是这样的：

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期间，我从一家省报上看到转载的香港《文汇报》江元舟写的《西安事变亲历记——访蒋介石原侍从副官居亦侨》的文章，据文章谈，作者是在苏州访问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的。居先生是江苏人，黄埔军校六期步科生，一九三五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从副官，现为苏州市政协，特约文史员。据江先生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送蒋介石去南京的前夕，张、杨二将军曾举行宴会。席间，张学良敬酒掷杯，侃侃而谈，将军豪情，达于高峰。文章不长，写得也颇生动，转引如下：

那晚，古色古香的大楼里灯火通明，席间有三方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师级以上的将军；蒋介石、宋子文以及随行人员宋美龄、端纳、戴笠等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人员。

宴会开始了，张学良首先举杯敬酒，他激昂地说：

“委员长、周主任、诸位老兄，你们受惊了。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不得已的，是为请委员长共同抗日。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有人说我是叛乱，其实我真心为国家、为民族，要求抗日，希望在座的，为促进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少帅把酒一饮而尽，眼眶里饱含泪水，将手中的玻璃酒杯使劲一摔。

接着，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向大家敬酒，说：

“委员长，汉卿、虎城两将军，百里先生和各位老朋友、老同事，这次事变是个大变动，今天举行宴会是个大团结，在座的为促进团结方面作出了贡献；张、杨两将军的行动仅是个促进团结的武装要求，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我提议，为诸位的健康，为张、杨两将军的贡献，干杯！”

张学良倏地又站起身，猛地站在椅子上，第二次向大家敬酒。说完，他从椅子上跳下来，又一次把酒杯摔在地上，伏在餐桌上哭出声来。

过后，张学良沉吟半晌，又斟满一杯酒，来到蒋介石面前，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你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发生。

我的行动不大好，我想结果是好的。委员长同意一致抗日，希望回到南京后，说到做到。我希望能打回老家去，东北不收复，死我也不瞑目！为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干杯！”

张学良举杯痛饮、蓦地又使劲地把空酒杯摔得粉碎。

蒋介石望着激动的少帅，在众目暌睽之下，沮丧地说：“我身体不好，酒也不会喝……”

宋子文连忙凑上去，神情略带激动：“汉卿，委员长的酒我代喝，干杯！”……2

这里所写的宴会，只说是在“送蒋去南京的前夕”，究竟是哪一天，作者没有写，按一般常识，这个时间当在离开西安前的两三天，再早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而这几天，因为宋美龄刚到，又要谈判，日程排得满满的，会议、应酬无虚日，举行些宴会，并有各方人员参加，是完全可能的，据有关史料记载，在事变前后，乃至张学良送蒋去南京后，这类宴会也都曾不止一次举行过，所以江先生所写的这种场面也不是不可能出现。但三方人员是不是都到得那么齐，特别是蒋介石是否真的象上面所说的也参加了，似有疑问，因从目前见到的有关资料看，并未发现有这方面的记载，一些当事人写的书籍和回忆资料也都未提此事；另方面，宋美龄是二十二日来西安的，她在西安只住了三个晚上，而这次宴会她是参加了，那末，这究竟是哪一天？是二十二号当晚吗？那时还未谈判，送蒋走的问题还谈不上，怎么会举行告别宴会？是第二天，即二十三日晚间吗？谈判还正进行，还未达成协议，就说要走，似也为时过早；另外，据说是因为蒋氏有病，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二十三日的谈判南京方面只有宋子文出席，宋美龄连谈判也未参加，她还能到新城大楼去赴宴吗？那末，第三天（二十四日）呢，会不会是这一天晚上？这时协议达成了，蒋也答应抗日了，要告别当然是具备了条件的。但这天晚上，事实上是安排了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见，而且，在周未见蒋之前，“两宋告周，蒋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周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156页）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去参加宴会吗？情况究竟如何？因笔者既非当事人，又未掌握更确凿的史料，所以不是要否定江先生的介绍，只是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谈点不同看法，以期进一步促进西安事变历史的研究，谬误之处，欢迎指正。

向部下作解释的会议开过了，为蒋送行的宴会也举行了，但对放蒋下面仍有不同意见。二十四日晚上，受到张学良信任的著明人士高崇民致信张学良，重申有条件放蒋的必要性和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二十五日早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部分高级将领给宋子文也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提出撤军和在协议上签字是放蒋的前提，“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这下，宋子文慌了，蒋介石、宋美龄也十分惊惧，“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所以宋美龄一大早就慌忙派人把张学良找了去，要求当天就让他们回南京。

“今天就要走吗？”

“是的，今天！”

“这是不是太仓促了。”

“不，也该走了。”

“原来不是说还要过几天再走吗？急什么呢？”张学良还想留客。

可客人却一天也不想留了。尤其蒋介石，一说要走，心早飞了，恨不得马上就离开这个使他栽了个大筋斗的倒霉的地方。宋美龄最懂得蒋介石的心意，所以她哪会让步呢？张学良刚表示了一点挽留之意，她马上就摇头了：“不，汉卿，多谢你的好意，不必再停留了，好在谈判已经结束，几方都已达成谅解。另外嘛，你可能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

“啊，是什么事呀？“

“今天是圣诞节，我想今天回南京，图个吉利，你不会使我失望吧？”

“啊，是这样……”宋美龄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张学良觉得是很难拒绝的，加上他早有放蒋之意，所以打算答应她的要求。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放蒋是大事，西安三方面意见还不一致，尤其军内将领和各方人士，几乎是一致反对的，所以又有些犹豫了：“走是可以的，总得准备一下，今天走，怕来不及吧？”

“来得及，来得及！”宋怕张学良再变卦，连忙说：“我来时乘坐的飞机还在西安，要走很方便，还准备什么呢？”说到这里，为使在她看来还是比较重义气、讲交情的这位少帅不再有任何的动摇，又进一步使他放心地说：“汉卿，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说定了。至于有人顾虑日后共事，多有不便，这就更是多余了，你可以转告他们，委员长说了，他是领袖，是决不会计较的，尤其你们弟兄之间，大仁大义，决不抱怨。”

张学良看宋如此通情达理，即表示同意让他们今天离开，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不，不要送了。”一直默不作声的蒋介石，看到夫人终于把张学良说动了，暗自高兴，但嘴上还是劝阻，以示宽宏与关切：“唵唵，真的，不要送了，我们兄弟二人好说，都能谅解，不会介意，可你到南京，那里可能会有人对你不谅解，唵唵，怕有不便。”

看，蒋介石话说得多么好听呀，姿态是多么的高呀，可这诺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只有天晓得了。但那时，年轻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这一套两面派手法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警惕，他只是考虑到，普通的人，尚讲信义，何况堂堂委员长？他不是倡导新生活运动、大谈“四维八德”、对“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信条背得滚瓜烂熟吗？不是口口声声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绝不报复吗？所以他答应了他的要求，至于送不送蒋回南京，刚才蒋氏所言，显系激将法，正因为他这样说，张才不能不送。所谓南京有人“不谅解”，“不要送”等，并非真言，可以把它看作是欲擒故纵之策；而唯恐他改变主意不去南京，那末他想把张学良“这小子弄起来”的打算就会落空，这才是蒋的真正动机。有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学良居然相信了他的好话，义无反顾地亲往南京送蒋，是不是太幼稚、也太无知了呢？也有人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不了解蒋的为人，是一时心血来潮，是个偶然的决定，这有无道理？我看说他考虑不周，这是符合实际的，说他对蒋的为人和本质看得不透，也是可能的，但若说他未加考虑，是一时冲动，根本不了解蒋的为人，那也不符合实际。当年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栗又文在忆及此事时，曾说过：“平时我们与张闲谈时，曾涉及到蒋的一段故事。他说在北伐前，蒋曾给国民党元老许汝为（即许崇智）写过一封内容不大妥当的信。后来蒋当了总司令，认为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派人疏通想要回这封信，许答应退还。但当原信退回时，蒋仔细观察发现信纸的四角有图订痕迹，知道已经拍过照，就把原信退给了许，从此两人一直不睦。张说蒋疑心太重，是睚眦之怨必报的人。张当时曾把蒋介石和张作霖相比，他说：‘大元帅（指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而无雄才。’意指蒋的气量狭隘，缺乏一领袖人物宽宏大量的气魄。”3这个事例说明，张送蒋是作过一番考虑的，对蒋也并不是不了解（当然也不是很了解），他的这个对比，就颇有见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蒋“在某一方面是个强者，遇到乾坤一掷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即表现无遗！因此换来‘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讥讽。他的格局类似袁世凯，擅长小动作，小权术，缺少冲天一击的大智慧大气魄”，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吗？正因为他了解蒋的为人，为了使他不疑，使他放心，同时也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并向世人表明，他此番扣蒋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也不是什么权利之争，而完全是为了抗日，为了国家民族大义，所以他今天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不仅敢捉、敢放、也敢送他回南京！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对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事，不仅他的一些部属反对，杨虎城也不赞成。本来，在联合抗日、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是观点一致、配合默契、合作得很好的。但在西安事变后，在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如何对待蒋介石以及要不要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和究竟送不送蒋等问题上，就有所不同了。有同志在论及此一问题时，曾提到端纳的评述，并作了如下的分析：“和平商谈结束后，达成了六项协议，关于是否让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发生了分歧。曾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外国人端纳曾有这样一段评述：‘对于签字问题，张、杨之间也有争辩，张认为只要抗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它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也不应再影响到主要目的。要迟放蒋只会使事情转到错误方面而背离原定目标。显然，张、杨在争辩时也失去耐心而彼此以尖锐字眼相加。张曾对杨等威胁说：‘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事实确是如此。对于如何处置蒋的问题，张、杨认识不尽相同。张果断，有胆量，对民族利益考虑居多，对自身后果考虑甚少，认为只要蒋答应联共抗日条件，就放他回南京，并且还拥护他当领袖。他以君子度小人，认为自己出以公心，不怕蒋报复，或蒋不会报复。杨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蒋出身流氓，从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出蒋的阴险狠毒，认为稍有处理不当，必将招致残酷的打击报复，故不能轻易放蒋。纵然不使他丧命也要他失势。所以他有点倾向惩办蒋。但根据以后事态的发展，结果还是依照张学良的意志行事。可见，在关键时刻，在重要问题上，总是取决于张学良。”4至此，问题就很清楚了，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倡导者，也是贯彻实施这一方针的关键人物，那种认为南京送蒋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根本没有考虑到去南京后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说法，则是缺乏根据的。张学良为了逼蒋抗日，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仅捉蒋、放蒋他均有周密的计划，就是自己亲自送蒋回南京，他也是早有考虑，早就决定了的。在目前看到的档案资料中，至少有两份确凿的资料，是足以对此作出证明的。其一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阎锡山致孔祥熙密电中就宣称：“顷汉卿派人（注：指李金洲）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公负荆请罪。”这里所谓“跪求介公”云云，显系耸人听闻之语，但“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信息，因为张学良对此事曾有所流露。其二是过去人们一直说，周恩来等同志对此是一无所知的，直到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去了飞机场，他才得悉此事，现在看，不对了，周恩来等不但知道，而且还对张学良进行过劝阻，这正象鱼汲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

25日，周恩来、博古在联名签发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宋（注：指宋子文）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注：指达成的协议），要蒋、宋（注：指宋美龄）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

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这份电报证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仅事先知道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而且明确表态：不同意蒋25日走，也不同意“张去”，“亲身送蒋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等人肯定极力对张学良进行过耐心、善意的说服和劝阻工作。此其一。

证实此问题的第二条根据是195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回忆说：“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刚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这里的一个“再”字，决不会是随意脱口而出的。这个讲话恰好和二十年前的电报内容相吻合。

根据之三是：1938年7月24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首席副代表博古。博古亲口说：“周尽了一切努力劝说张不要去南京。张去南京是他自己的决定，行前他未向正住在他家里的周和博古告别。”这一距西安事变仅一年多时间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

在得知张学良决定送蒋以后，杨虎城对他进行过反复劝说和阻拦，均未奏效。

12月23日晚，应德田对他进行过忠恳的劝阻，可他听不进去。

24日，孙铭九坚决劝阻他，也没有起作用。……5

但他突然在12月25日下午就送蒋回南京，则是仓促决定的，当时他不仅未告诉周恩来，连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赵四小姐也是在他临走时才得知此事的。

在那种形势下，要亲自送蒋回南京，是令人担心的，也是没有人不反对的。

时任西北“剿总”机要科长的王中立提到这么一件事：

二十五日上午，我在新城联合办公室，隔窗望见张将军和总部办公厅副主任洪钫在杨虎城将军住的洋房外空地立谈，许久才散。过后我才知道谈的就是关于释蒋的事。听说洪当时向张将军陈述了意见，张将军总说：“是功是过，将来自有定评。”洪答：“从古至今，信史是不多见的。”也谈到不要送。张将军说：“我这次不去，南京以后总是要去的，就索性这次去。”6

很明显，张学良对于南京送蒋是有他的独特的考虑的，也是光明磊落的，这跟后来杨虎城欧游归国坚信蒋定会不计前嫌、尤其抗日反而蒙难一样，个人利害得失皆置之度外，这其实不正是张学良之所以为张学良，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吗？但那时人们甚至就连赵四小姐对此并不理解啊！

“什么，今天就送委员长回南京？怎么走得这么急？原先不是说还要过几天才走吗？！”赵四小姐惊异地望着行色匆匆的张学良，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使她非常不安。

但张学良却镇静如常：“是的，是走得急了点，人家两夫妇都是基督徒，要回南京过圣诞节，我怎好拒绝呢？”

“啊，是这样，不过，”赵四小姐象突然想到了什么重要的问题似的提醒说：“这是大事，要慎重，这你跟周先生、杨主任他们商量过没有？”

张学良说：“以前商量过，不过提前走还没来及告诉周先生。”

“放他走可以，但你不能送他去南京！”

“啊，这为什么？”

“这太危险了，他会进行报复的。”

“不，霞，你放心，现在还不会。”张学良拉着赵四小姐的手，不无留恋地说。在平时，他对聪明的赵四小姐的意见是乐于倾听的，但现在他认为她显然是由于过分为他的安全担心，才极力阻拦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这么严重，既然委员长一再表示理解这一行动，赞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而宋氏姐妹也保证他的安全，用宋美龄的话来说，一到南京就让他返回西安，连一秒钟也不叫他多停呢，看来安全没问题，所以他把上述情况向赵四小姐作了介绍，仍执意要送。“不对，汉卿，这你就想错了。”赵四小姐焦虑不安地说，“你与委员长共事，时间不算短了，他对你究竟怎样？他的关心和信义在哪里？你过去被他利用，替他背黑锅，他用得着你时，把你奉为上宾，用不着你时，就把你一脚踢开，这你难道都忘了吗？你过去吃他的亏还少吗？至于宋氏姐妹的保证，可靠程度有多大，你比我清楚。”

“唔，是的，有这么回事。”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他是想帮我点忙的，问题是……唉！”

赵四小姐认为张学良有时过于看重哥们义气那一套，同时在待人接物方面又往往比较天真的这些老毛病又犯了，所以严肃地说：“汉卿，我总觉得，放他回去，是为了合作抗日，这你是做得对的，但送蒋，还要送到南京，就太冒险了。过去，凤至大姐也常说，你有时比我们还天真，这可不好呀。把别人想得太坏，是不好的，但把别人想得太好，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幸。你不要忘记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别看在这里说得好听，到了南京，那就会是另一副面孔了。再说，南京的亲日派，还有什么十三太保之类，也是惹不起的，到了那里，就算委员长对你不加追究，这些人会放过你吗？”

“嗯，这倒是个问题，是必须留心的。”张学良似乎有点动心了，但他想了想，还是豪迈地把大氅往身上一披，依依不舍地说：“霞，你的好心，我知道，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你的顾虑，你的分析，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怕难相从，因这事早先委员长夫妇就跟我谈过，我是答应了的，怎好食言呢！此去南京，是有一定的风险，不过，为了顾全他的面子，为了团结抗日，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利益，我也就顾不了这许多啦。好，再见吧，请多珍重，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很快回来的！”

“不，汉卿，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赵四小姐急得直流眼泪，拉着张学良的大氅不放。张学良是在一种惜别和悲壮的气氛中匆匆下楼登车离开公馆的。

但事有凑巧，张学良的汽车刚驶出大门不远，就碰见了特意前来找他的杨虎城。因为事先张学良曾给他打过电话，因他当时不在家，所以事情也未谈成，现在看到他来了，张学良连忙停车说：“唉，你可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哩！”“是嘛，说曹操曹操就到，不过，我可不是曹孟德啊！”杨虎城风趣地说：“刚才我出去了，回来听说你找我，就急忙赶来了，究竟啥事呀？”

“委员长要走了，走，快到机场去给他送行吧！”“怎么，他要走？！”关于放蒋的事，前几天张学良同他谈过，但什么时候放蒋，却未最后确定，现在听说蒋介石今天就要回南京，十分惊讶：“这是不是太性急了些？不是说还要研究一下吗？”

“是的，原来是这么考虑的。”张学良不无忧虑地说：“可后来情况有变，主要是看他对达成的协议只作口头保证，不肯签字，许多人不放心。有人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没有可靠的保证，他休想离开西安；也有些高级将领连夜联名给宋子文写信，提出协议必须签字，中央军必须撤往潼关以东，否则就是你我同意，他们也誓死反对。这你是知道的。蒋委员长被我们扣住以后，主张把他杀掉以谢国人的呼声一直很高，他们全吓坏了，自从看到这封信，就好象手里捧着个炸弹，这才坐立不安吵着要走哩！”

“啊，原来如此，要打马回营了！”

“是呀，今天一大早就把我找去，跟我‘磨’了半天呢！”张学良无可奈何地说，“唉，虎城兄，实在对不起，这事来得太仓促，没来得及同你商量。不过，事已至此，也只好来个顺水推舟，放他回南京去过圣诞节了，虔诚的基督教徒嘛，那能留得住，再说，夜长梦多，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也不好交代呀！”

“啊，你是说，有人还想再搞个二次西安事变吗？我看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有些高级将领虽然那么说，可只要有我们俩在，想必他们也不敢乱来。”杨虎城与张学良在联共抗日、果断进行兵谏等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对蒋介石的认识和如何放蒋问题上，则存在分歧。由于他毕竟年岁大一些，经历的艰难险阻要更多一些，所以没有切实可靠的保证，他是不同意放蒋的。他当即劝道：“你刚才说的对，这次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搞兵谏的，很不容易呀。捉也好，放也好，都要计划周密，既然他还在耍滑头，不签字，我们就不能让他走啊！”“不让他走？”张学良面有难色地说：“这很难办，因为谈判已经结束，协议也已经达成，放蒋是几方都同意了的，你原先不是也赞同放他走吗？怎么又改变主意了呢？”“不，我没有改变主意，”杨虎城马上说，“对放蒋我是赞同的，但如何放法，却必须慎重考虑。”

张学良完全理解杨虎城的顾虑，因为几天来这种对放蒋有异议、甚至坚决反对的意见，他都听到不少，但由于他担心日久多变，想早日体面地放蒋，使事态不再扩大；另方面，任侠好义和一种对蒋和南京势态的比较乐观的估计，致使他在没有与周恩来、杨虎城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决定放蒋了。现在看到杨虎城心存疑虑，就想尽量说服他，总觉得别人气度小，目光不够远大，而他是站得高，看得远，是有战略眼光的，所以他很自信地说：“虎城兄，你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我看问题不大吧，他既然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条件，又一再表示要以人格担保，俗话说，君子一言为定，我认为这就够了。要知道，他不是小孩子，也不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而是堂堂委员长，难道还会言而无信吗？能够签字，有个凭据，当然很好，但他若不讲信义，就是签了字，协议不是照样可以撕毁吗？所以签字不签字不过是个形式，不必过于拘泥。是的，麻痹轻敌是危险的，但把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变得谨小慎微，杞人忧天，也非上策啊！”

“不，我不这样看。”杨虎城对张学良是尊重的，但看他如此大意，还自以为高明，他的担心就更加重了，所以不得不再次诚恳劝告：“如果你认为这是胆小怕事，那就错了。张副司令，我想我们都不要忘记，蒋是在上海滩的交易所里泡过的，为人如何，你不是不了解，我看无妨这么说，中国的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对付不了他，这次他虽然吃了点亏，可他不会算完的，有多少比我们力量强大得多的军阀，不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吗？照我看，能够称得上是他的敌手的，恐怕只有共产党。所谓‘人格担保’云云，不过是一句空话，怎么一句‘人格担保’，就能信以为真呢！”

但张学良的主意已定，象一般意志坚强、很有魄力的人所常有的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一样，凡是他认准了的事，总是不顾一切要干到底的，所以不管别人怎么劝，他都很难再听进去，反而象满有把握地说：“不，虎城兄，委员长不是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这我知道，现在放他，并且还由我亲自送他回南京，这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从目前短时期内看，他还不会这么快就进行报复。这次，我们虽然有点胆大妄为，对他多有冒犯，可还是把他作为领袖看待，并始终注意他的人身安全呀！现在放他走，并由我陪送他回南京，这一方面表明好汉作事好汉当，我们是光明正大的，用不着躲躲藏藏；另方面，也是为他撑面子，为了以后更好地合作共事，这也有利于团结抗日嘛。当然，不送也是可以的，但我想我们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既然南京总是要去的，那么，迟去就不如早去，你说我考虑的有没有道理呢？”

“你的考虑，也许是有道理的，不过……”

“没关系，你放心，”张学良神态自若地说：“想要我为他挽回点面子，这是他们早就提出，我也同意了的。他们一再表示，送到南京，就让我回西安，决不留难，所以我想过不了几天我就能够回来。在我离陕期间，你多偏劳一下。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

“难道一天也不能缓了，今天非走不可吗？”

“是的，不能缓了。”张学良虽然面有难色，依然坚持他的意见，“不瞒你说，现在不走不行啦，硬把他留在这里，一方是死活不肯签字，一方是不签字就不放行，形成顶牛，对立情绪严重，发展下去，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到那时反而不好收拾。所以，我决心让他早走。我们不要小家子气，要拿得起，放得下，我们以后还要同他打交道，还要拥护他作领袖，所以不能再为难他，这不是软弱，这是留有余地，是讲究策略！”说到这里，他看了看表，不等杨虎城答话，又紧忙地说：“啊，时间不早了，他们可能正等着我们陪他们去机场呢，我们该去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杨虎城对放蒋和送蒋仍然有很大的保留，因为他过去同蒋就有些矛盾，又搞了这次事变，蒋是不会放过他的。但既然多数人主张放蒋，他为顾全大局，不坚持己见；特别是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真诚，使他深受感动，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他叹了口气，让司机掉转车头，紧跟着张学良的汽车疾驶而去。

这是一个阴沉沉的午后，虽然没有雨雪，但阳光早被铅块般的云层遮住了，不消说，这绝不是个理想的飞行天气。但在半月前被别人打了个人仰马翻的蒋介石，这时已顾不了这许多，只要放他走，别说阴天下雨，就是下刀子，他也要照飞不误呀！

委员长一行来到之前，机场上早有几千学生和市民在等候。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认为是为送蒋而特地组织的，实际不是，他们是来欢迎预定来西安的抗日将领傅作义将军的，与送蒋无关，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蒋今天就回南京；张学良也将陪同前往南京，更是料想不到的，所以都沉默无语，深为少帅的安全担心。

不一会，蒋介石一行抵达机场。车门开处，一个头戴呢帽、身穿深色长袍的瘦高个子的五十多岁的人在人们的搀扶下，从汽车里颠颠巍巍地钻了出来，这就是蒋介石。他原来是想悄悄地走，不让外人知道，甚至陕西军政官员的送行，他也主张全免了。现在看到机场上聚集了这么多的人，不禁大惊，以为是，西安的各界群众看他不肯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特来机场示威，阻止他返回南京的，所以顷刻间脸色大变，心也咚咚地乱跳。但他仔细看了看，群众秩序井然，也没有发表演说或呼口号的，虽然表情冷漠，却不象示威，也没有什么非礼的行动，这才稍稍平静了些，心想，既然不是反对我，那大概是来欢送我回南京的吧，所以在他那瘦削的脸庞上，竟露出一丝尴尬的微笑。他缓缓前行，向站在靠近飞机的一小批官员点头，同他们握手。他还特地走到杨虎城跟前，握着他的手，显得极其诚挚地说：“虎城，你们提的那些条件，我全答应，全答应，并以‘领袖的人格’来保证实现，请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说着，他还悲天悯人地把已达成的六项协议又结结巴巴地重述了一遍，仿佛生怕杨虎城一声令下，机场上几千群众就会象潮水般向他冲过来，他要回南京过圣诞节的美梦就会烟灭灰飞似的。

英武豪爽、神态自若、身披大氅、内着将校服的少帅过来了，他与杨虎城等亲密同僚匆匆话别，将一纸亲笔手书交到杨虎城手里，那上面写的是：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即于学忠）指挥。

此致

何、王、缪

董各军

各师长

张学良

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即日

蒋介石由宋美龄等搀扶着，匆忙登上飞机，腾空而去。张学良从容不迫地环顾四周，带着显然有些依恋之情，向站在远处不免为他的安全捏着一把冷汗的群众挥了挥手，即转身紧走几步登上了自己的座机，也向东飞去。两架飞机将首先飞往洛阳。这时，在云层背后的太阳已经西斜，大约是下午四点多钟。

对于很快就要放蒋和张学良可能要送蒋回南京，周恩来是察觉了的，并曾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但情况如此急转直下，张学良甚至没有同他说一声，就匆匆忙忙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了，这是使他很感意外的。本来“周恩来二十四日半夜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复电，内容是：一、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二、全部中央军分别向豫绥两省撤退。三、部分释放爱国分子与共产党员。其中第一项是关键，只要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作了公开正面表示，就是承认西安三方面的合法地位，蒋介石也不好轻易反悔。周恩来接到电报，还没来得及与张学良商量，张学良已经陪蒋介石回南京”7了，实在遗憾得很。

那天，张学良离开金家巷不久，孙铭九就得知张、杨二将军去机场送蒋的消息，他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个紧急情况。张学良对周恩来是敬重的，他对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艰苦卓绝的工作，是怀着由衷的敬佩和感激之情的。但他也总认为，他们此次举事虽带有一定的军事阴谋的性质，可却完全是为了抗日，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也关系着国民党的兴亡绝续，而绝非出于私利，或欲与谁去争一日之短长，因而觉得踏实，心安理得。而对于蒋介石会背信弃义，对他们进行报复这一点，却估计不足。周恩来曾对他多次相劝，让他不要对蒋介石抱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对他的阴险多加提防。可是，他有点忠言逆耳，未加重视，加之蒋的回宁提前了，事出仓卒，所以未与周恩来再作协商，现在周恩来得知此事，也不禁一惊，不无责备地说：“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孙说：“我以为他同你们商量过的，他走也没有告诉我啊！”另据张学良的副官张沛汉谈，1936年12月25日下午，当蒋介石回南京去机场时，“周恩来来到了张公馆，只有我在家值班。他进屋后，十分着急地说：‘张将军要送蒋先生回南京，我马上到机场去，劝阻张先生不要去南京。’我们来到车库，要了一台车，就驶向机场。

“周恩来几次让司机快点开，车子几乎飞了起来。车中，有周总理、我和他的一个随行人员，周总理对我说：‘这么大的事情，张将军事前一点也没有和我说（这显然指的是提前放蒋——引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劝他不要去。’可是已经晚了，车子到机场时，蒋介石专机的螺旋桨已经转动了。在回来的路上，周恩来沉默不语，心情十分沉重。”8

第二天，“周恩来在长安县礼堂向东北军的军、师、团长讲了话。他脸色严肃，语调深沉，他说：‘革命的同志们，换一句话说，就是亲密的战友们，我马上就要回陕北啦。张将军送蒋先生回南京，同志们大多数还不知道，昨天走的，张将军就可能要晚回来。……同志们，你们要记住，你们有个朋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张将军回来之前，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对你们负完全责任。’周总理的讲话，深深打动每个人的心。他的语音一落，立刻就响起了掌声。”9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对于它在停止内战、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地实现了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动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这方面，可以说是举世公认，对国内外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对于张、杨两将军的评价，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的南京送蒋等问题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如张、杨两将军的行动，明明是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是顺应人民公意和历史潮流，真正“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然而，有少数自称“不务华美，但求真实”，“品评是非，一本良知”的学者，恰恰在有关西安事变的一些关键问题上颠倒了是非。如有本书里就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劫持最高统帅”，是“不明时势，不通事理，不守纲纪，不顾民意”之举等，恐怕失之偏颇，不论是与史实、民心，亦或历史的公断，都是相距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也有些分歧是因学术观点的不同引起的，这是可以研讨的。如关于张学良的南京送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出于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陪送蒋介石去南京，精神固然可佳，但由此却也带来严重的损失。他的南京被扣，终身失去自由，便是因此而引起的。王以哲将军的被枪杀，东北军的衰落，西北“三位一体”的解体等，更是严重的后果，所以此举实属重大失策，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错误。个别西安事变研究者甚至发出了“假如我是张学良”这样的唉叹！

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一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这无碍大局，也正象俗话所说的：“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对此有所非议者，历来人数不少。但对此举肯定，认为它真诚、悲壮，把它看作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逼蒋抗日和拥蒋抗日的继续，是张学良谋求全国一致抗日的又一爱国义举，是张学良处理事变后期复杂局面的一种果断措施”的，也越来越多了。前面提到的鱼汲胜的文章，就具体引述了五十年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事的评论，那才真正是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

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张学良送蒋走的当天，周恩来、博古在致党中央的电报中分析张去蒋走的形势时指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1937年1月1日，在张学良送蒋抵宁横遭审判的第二天，刘少奇在《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中指出：“有些同志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跑到南京请罪时，表示悲观，认为张学良是投降了蒋介石。

这一种认识是不对的。张学良的认错与请罪，对于南京与各地的左派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争取中派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右派借以鼓动内战的口实，则给以取消。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两个月后的1937年3月1日，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府会见毛泽东，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进行了谈话。当时的《新中华报》全文连载了这个长篇讲话。毛泽东在谈话中回答史沫特莱关于“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提问时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10

据此精辟见解，作者认为下列问题是明显的，是题中应有之义：

1。从感情上说，张学良到南只身陷入囹圄，确实是一个我们难以接受的极大的个人悲剧。

2。从个人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选择无疑是失误，值得深切同情。

3。从国家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充分肯定的。

4。张学良突然出走，准备不足，的确有些欠妥，以致造成了东北军的纷争和解体以及西安方面的被动局面，但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全局看，这只是一个居于次要地位的小错，无损于张学良这一行动的意义、价值和光辉。

5。从当时的社会舆论看，张学良此举有效地消除了那时国内外大多数人对西安捉蒋的种种误解和疑虑，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6。从张学良的主观愿望和当时的客观效果看，亲身送蒋回宁这一光明磊落的仗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缓解了西安与南京的尖锐矛盾，避免了一场新的内战的爆发，在做法上是明智的。

7。从张、杨、蒋的本质和当时特定的复杂的历史条件看，张、杨个人的厄运及其部队的瓦解是必然的。这不能全部硬算在张学良去南京的账上。正如周恩来所说：

“因为既捉了蒋，又在蒋的统治下，张、杨两将军要牺牲是不能避免的。

8。“为了抗日就要付代价”（周恩来语）。从抗日大局看，张、杨为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和无私贡献是必须的。如果他们不付出，别人也会去付出这种代价。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陪蒋回宁，以个人的失，换来了民族的得。

总之，无论何人对此做出何种评价，他都应尊重和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张学良送蒋回宁承担全部捉蒋的责任以后，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张学良的愿望和主张，内战结束了，抗战开始了，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点胜过任何雄辨。11

很明显，前面引述的中共著名领袖对西安事变的一些看法，是客观的，富有远见的。作者以此为根据，对于史学界长期存在的某些不免偏颇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亦是难得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张学良的南京送蒋，是带有“负荆请罪”的用意的，也是对时局造成了重大影响的，这是不是张学良的倒退和妥协呢？还不能这么看，因为这与他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就仍拥护他做领袖的初衷是一致的。他这样做，正表明了他识大体，、顾大局和维护团结的真诚，正表明他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后来，他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然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1937年1月8日，他在致杨虎城及各将领信中说：“盼兄等切实体谅中央及委座之苦衷，及本我等救国之初旨，切不可引起内乱苦我国家民族之外，更使我仇邻鼓掌称快。”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而由于杨虎城完全接受了张学良的劝告，不久后便与于学忠等通电表示服从中央，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形势，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千古奇冤终将洗雪，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张学良将军终将会回到祖国大陆，回到对他始终怀着尊敬与怀念之情的亿万人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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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2　江元舟：《西安事变亲历记——访蒋介石原侍从副官居亦侨》，原载香港《文汇报》，1986年12月30日《陕西日报》转载。

3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

4　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571011　鱼汲胜：《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新探》，《党史文汇》1987年第1期。

6　王中立：《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的几天》，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89　张沛汉：《周总理在“西安事变”中》，载1986年12月10日《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