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秋，贝娜齐尔遵从父亲的愿望，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到牛津大学来，与其说令贝娜齐尔欣喜若狂，不如说让布托欢欣鼓舞。当贝娜齐尔姐弟们还很幼小时，布托便时常对他们津津乐道起牛津大学。牛津是世界上最好、最受尊敬的大学之一。牛津大学与英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的文学、教会、君主政体、议会都与牛律大学有着某种联系。布托认为美国教育虽然非常出色，但教育管理相对松懈，而牛津大学将使贝娜齐尔姐弟增强纪律观念。因此，布托一直希望把贝娜齐尔姐弟送到那儿去受教育。作为长女。贝娜齐尔是布托四个子女中唯—一个有幸在政变前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的人。大弟弟米尔在第二学年开始不久便离开了牛津大学、为营救当时已被军政府监禁的父亲而在英国四处奔波。而妹妹萨娜姆根本没到过那儿。
布托在写给女儿的信中大谈其感觉，一种兴奋和得意溢于言表。他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想像着你正沿着我22年前留在牛律大学的足迹走着，我曾为你能在拉德克利夫求学而感到高兴，不过由于我没在哈佛读过书，我没法也那样地想像在拉德克利夫的你。但是现在，我能活生生地想像得出你在那儿就跟当年我在那儿一样，走在牛津街头的鹅卵石上，踏过冰冷的石阶，走进每一扇知识宝库的大门。你得以在牛津求学使一个梦想成了现实。我们祈祷并希望这个已变成事实的梦将发展成为你终生为你的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
父亲对女儿的希望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沿着父亲的路走，成为一个政治家。布托还告诫女儿要多参加社团活动，尤其是牛津大学的辩论社。尽管贝娜齐尔自己并不想从政，只希望将来在外交部工作，但中津大学的生活确实培养了她良好的政治素质。
初到牛津的贝娜齐尔并不比初到哈佛时高兴、快乐。在哈佛，她和同学有自己的套问。在这儿她只能住玛格丽特女生大楼内的很小的单人房间，过道上有一个公共盥洗室，没有自己的电话，无法迅速与英国同学交朋友。一连几星期，她只能找那些一同来到牛津的美国同学玩。只是父亲不断的来信才消除了她的陌生感。
父亲寄来了一份他曾在1950年挂在牛津大学基督学院自己房间里的古罗马印刷品，并写信告诉她：“在你去牛津大学前，这份东西对你不会有任何意义，现在我把它寄给你，可能你想把它挂在你的房间里。”父亲的鼓舞温暖了贝娜齐尔，她也学着父亲把它挂在了墙上。
在牛津大学，贝娜齐尔学会了在压力下工作。她每周要为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导师写出所要求的两篇论文。
牛津大学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从社会主义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政治俱乐部直至划船和猎免俱乐部，而最有名气的当首推牛津辩论社。该社成立于1823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仿效英国下院的做法，经常就各种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被看作是未来政治家的摇篮。贝娜齐尔对成为政治家并没有兴趣，但为了取悦父亲，她还是参加了牛津大学辩论社。
贝娜齐尔参加辩论社除满足父亲的愿望外，另一个原因是她自己也被辩论艺术所吸引。在牛津大学辩论社所获得的经验和锻炼的口才。使她后来能在巴基斯坦大地上在数百万人面前挥洒自如地讲演，成为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政治领袖。
尽管贝娜齐尔在读了三年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后，第四年又选读了国际法和外交的研究生课程，但牛津大学辩论社才是她一生中经历过的最重要最愉快的一个集中点。
在牛律大学辩论社，学生讲演者要穿上正规的服装，并在上衣的翻领上插上麝香石竹。贝娜齐尔第一次演讲的议题是“本院将弹劾尼克松”。初次登台演讲的贝娜齐尔便显现出雄辩的口才，她说：“一个人高谈法律和秩序，参加总统竞选，然而他又为所欲为，破坏了法律，引起国家的全面混乱，这是自相矛盾的。但是，美国历史上充满了自相矛盾的事件。让我给你们说一说乔治·华盛顿和他父亲有故事。当小乔治的父亲发现有人砍倒了他的樱桃树时，他大发雷霆，想弄清是谁干的。年轻的乔治勇敢地站到父亲面前说，‘父亲，我不能撒谎，树是我砍的。’如此，美国人从有一个不说谎的总统开始。而如今他们却有了一位不能说真话的总统。”
凭借21岁年轻人所有的自信和激情，贝娜齐尔列举了这位美国总统可被弹劾的理由。在演讲结束时，贝娜齐尔情绪激动地说：“千万别搞错了，我的朋友们，这些罪过是严重的。尼克松总是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最后一个英国君主这样干的结果是掉了脑袋。我们建议对他动动手术，虽说不是那么严厉。但其作用绝不比此差。据说，有一次尼克松去看精神病专家，那人告诉他说‘你没患妄想狂症，总统先生，不过你倒真是遭人恨呢！’今天，尼克松不仅令人憎恨，而且还失去了所有的信誉，由于在人民中失去了信誉，尼克松便失去了领导整个美国民族的道德权威。这不只是尼克松的悲剧，也是美国的不幸。”
由贝娜齐尔提出的弹劾尼克松的动议在牛津大学辩论社以345票赞成，2票反对而通过。贝娜齐尔的演讲是成功的，然而，她并不高兴。她可以在这里大谈法律准则、信誉、道德权威，甚至可以通过宪法手段，而不是使用武力撤换一位民选的国家元首，把尼克松赶下台，但在她的祖国巴基斯坦，这一切都被丢弃了。4年后推翻她父亲布托总理的不是选票，不是讲演，而是枪杆子。
在牛津大学，贝娜齐尔过得轻松愉快。朋友们带她到查韦尔河上游玩。在伍德斯托克附近的布伦海姆宫的绿树荫下野餐，驾驶着父亲送的礼物——一辆黄色敞篷小汽车去观看莎土比亚戏剧，或去伦敦，大口大口地吃美国薄荷奶油冰淇淋，去听钢琴曲，毫无顾忌地交朋友，同朋友们高谈阔论，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远离了巴基斯坦。
1974年2月，贝娜齐尔飞回巴基斯坦。父亲要她一同去拉合尔参加由他召集的第二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一心想将来到外交部工作的贝娜齐尔非常乐意，并且还为自己已有的外交经验沾沾自喜。
那是1973年布托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白宫举行的正式宴会上，贝娜齐尔坐在以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闻名于世的外交博士亨利·基辛格国务卿旁边。喝汤时，贝娜齐尔满脑子想着那份玩世不恭的《哈佛大学讽刺文摘》上的一张照片，画面上叼着雪茄的美国国务卿正躺在一块熊猫皮毯上。当宴会上到鱼这道菜时，为了别再走神，贝娜齐尔和基辛格闲谈起哈佛的优越感和其它不会引起争议的话题。第二天晚上，在另一次宴会上，基辛格拉住布托说：“总理先生，您的女儿比您更咄咄逼人啊。”布托会心地笑了，把基辛格的妙语当作真心的恭维。
在那次访问中，贝娜齐尔还认识了被水门事件困扰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在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上，布托呼吁与会的38个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孟加拉国，并取得了成功。这为和平遣返巴基斯坦战俘铺平了道路。贝娜齐尔为父亲的成功而高兴。
贝娜齐尔在会议上认识了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大名鼎鼎沙特国王费萨尔，大开了眼界。
但当贝娜齐尔心情愉快地返回英国时，她却蒙受了一次极大的侮辱。
“你计划住在英国什么地方？”英国移民局官员问道，并仔细查看贝娜齐尔的护照。
“牛津大学，我是那儿的学生。”贝娜齐尔彬彬有礼地回答。
“牛津大学？”他以讥讽的口气问。贝娜齐尔怒火冲天，拿出学生证给他看。
“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卡拉奇，巴基斯坦。”他以戏谑的腔调读到，“你的公安卡呢？”
“在这儿。”
“你打算如何支付你在牛津大学的费用呢？”
贝娜齐尔压制自己的怒火，没有讽刺他。“我父母给我的银行帐户上汇款”。
移民局官员又一次仔细检查各种证件，又在一本厚厚的本子上查找什么，但最终没有查到。
“一个土巴老怎有那么多钱来牛津受教育？”他嘟哝着，才把所有的证件退还给贝娜齐尔。
贝娜齐尔愤怒地冲出了机场。她想起了父亲的告诫，父亲曾一再告诫她要小心在西方可能碰到的种族偏见。当贝娜齐尔从牛津大学写给家里的信中隐隐约约显现出对西方的好感时，布托再一次警告她要注意种族歧视的危险。他说：“西方心里完全明白，作为一名学生你们不会永久地呆在他们的国家，他们接受你，是因为他们认为你不是个移民，不是一个要依赖他们的有色人种。一旦他们知道你是又一个回到他们那个了不起的国家避难的巴基斯坦或亚洲人，他们的态度就会完全改变。他们将开始蔑视你。他们将认为在通往成功的任何道路上，你竟然也来同他们竞争，那是不公平的。”尽管贝娜齐尔从未真正考虑过不回巴基斯坦，甚至是渴望着回去，回到她出生的土地上去，但她还是经受了种族歧视的一幕。
1974年4月，布托尤为高兴的是看到女儿准确地预测了法国新总统是谁。当时布托带贝娜齐尔到法国参加乔治·蓬皮杜总统的葬礼。
布托和他的朋友在吃饭时问贝娜齐尔。“你认为谁会成为下届总统？”
“吉斯卡尔·德斯坦。”贝娜齐尔自信地回答。
后来法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果然如此，这不仅令贝娜齐尔兴奋万分，更令布托激动。因为1972年贝娜齐尔姐弟四人利用暑假到中国访问时，周恩来总理曾问在哈佛大学读书的贝娜齐尔谁会成为美国下届总统。
“乔治·麦戈文。”贝娜齐尔非常肯定地回答。
即使当周恩来说他有消息确认理查德·尼克松会接任总统后，贝娜齐尔仍坚持己见。
“你回美国后给我来信谈谈你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和蔼地说。
贝娜齐尔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话做了，但她仍坚持认为麦戈文会成为总统，但事实证明她错了。而这次，贝娜齐尔非常准确地预测了德斯坦会成为总统，这种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预见性正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布托能不为女儿的这一进步而高兴吗？对贝娜齐尔来说，这只不过是一次价值的实现而已，她并不因此而立志要成为政治家。
牛津大学时期，是贝娜齐尔最辉煌的年代。1976年夏天，她以优异的成绩从牛津大学毕业，返回巴基斯坦。
回国后，贝娜齐尔按照父亲的愿望，进入巴基斯坦外交部研究室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有所用，一展才华，贝娜齐尔十分高兴。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识和研究能力，1976年秋天，贝娜齐尔又返回津大学选读一年的国际法和外交的研究生课程。这期间，贝娜齐尔致力于竞选牛津辩论社主席之职。这是她多年孜孜以求的。几年来，她一直是牛津辩论社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担任司库。在第一次竞选主席职务时被击败了，而这次终于如愿以偿。
在此之前，疼爱女儿的布托担心女儿再次失败，害怕女儿被失败所击倒，便来信谆谆开导她说：“在一场选举中，一方必然赢，而另一方必定要输。你应尽你的最大努力，但是对选举结果则必须高高兴兴接受。”一个月后，当他得知女儿成功了时，喜形于色，立即发来电报祝贺。电报中说：“获悉你当选为牛津辩论社主席，欣喜万分，你干得真漂亮，我们衷心地热烈祝贺你取得的伟大成功！”
贝娜齐尔的当选也在牛津大学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仅在十年前妇女还被禁止去辩论社所在的顶层的楼座，辩论社成员的比例至今仍然是七男一女，贝娜齐尔的胜利令人们大吃一惊。
贝娜齐尔竞选胜利了，然而，她父亲布托的竞选才刚刚开始，而且前途未卜。
布托自1971年底取代叶海亚·汗当政以来，雷厉风行地颁布了1973年宪法。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改革。主要是推行工业及金融机构的国有化；土地改革，将大量土地交给中小农民或无地农民；降低军队的政治作用，改组军队领导，实行分仅，原来海，陆、空三军由总司令指挥。而布托则把总司令的职能分成三个职位执行：海、陆、空三军各设参谋长，在此之上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尤其令贝娜齐尔赞赏的是布托为妇女打开了从事外交、公务和在警察部队服役的大门。为提倡妇女教育，布托任命了一位妇女担任伊斯兰堡大学副校长。在政府部门，任命妇女任信德省督和国民议会副议长。通讯部门也为妇女敞开了大门，女播音员第一次出现在巴基斯坦电视上。布托总理的夫人努斯拉特·布托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75年布托夫人率巴基斯坦代表团出席了在墨西哥城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国际会议，并且被选为大会的副主席。
1977年1月5日，贝娜齐尔高高兴兴地返回巴基斯坦，参加父亲的生日宴会。在宴会上，贝娜齐尔见到了六个月后发动政变推翻她父亲的政府并改变了他们一家命运的人——布托亲手破格提拔的陆军参谋长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
穆罕默德·齐亚·哈克，1924年8月出生于印度旁遮普邦贾朗达尔一个中下阶层的阿拉因人家庭。早年就读于印度著名的圣·斯蒂芬学院。1944年，齐亚·哈克从圣·斯蒂芬学院毕业后加入驻印度的英军，经过短期培训后即于1945年随英军转战于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1947年印巴分治时，齐亚·哈克的家乡贾朗达尔被分在印度境内，作为穆斯林的齐亚·哈克一家被迫移居巴基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齐亚·哈克曾在印度台拉登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又在巴基斯坦奎达指挥和参谋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59年至1963年间，齐亚·哈克两次受派到美国接受装甲兵军官和参谋军官训练。1964年他晋升为中校，1966——1969年先后任装甲团团长、师上校参谋、准将旅长等，曾参加1965年和1971年的两次印巴战争。1972年，齐亚·哈克升为少将，担任装甲师师长。1975年4月升为中将，担任巴基斯坦陆军第二军军长。1976年3月，齐亚·哈克被佐·阿·布托总理越过6位比他资深的将军，破格提拔为军队的首脑—一陆军参谋长，并晋升为上将。
初次见到齐亚·哈克，贝娜奇尔便有几分失望。在她的头脑中士兵的形象是高大粗壮，具有詹姆士·邦德那样钢铁般的意志。而她面前的这位将军既矮小，又紧张，相貌平平，擦着润发香脂的头发从中间分开贴在头上。他并不像一个鼓舞人心的军队领导人。尤其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奉承说他见到佐·阿·布托这样伟大人物的女儿，他是如何的荣幸，这令贝娜齐尔浑身不舒服。她不知道父亲怎么会找这样一个人来担任陆军参谋长。据说，父亲为挑选他还费了很大心血。
在生日宴会上布托充满自信地告诉女儿：“我将号召进行另一次土地改革，我还将在3月份举行大选、宪法上规定要到8月份大选，但我看没有必要再等待了。我们按照宪法建立起来的民主机构正在运转，议会和各省政府也都在行使职责。如果我们在这次大选中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便可以更容易地向第二阶段迈讲，执行我们的各项计划。”
不久，贝娜齐尔返回牛津大学，去组织牛津辩论社的辩论活动，而她的父亲则紧锣密鼓地准备大选。尽管贝娜齐尔主持辩论已经很忙碌了，但她仍然关注着国内的大选。
此时，巴基斯坦国内的竞选斗争如火如荼。为了同布托领导的人民党角逐，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伊斯兰促进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独立运动党、巴基斯坦民主党、全国民主党等9个反对党于1977年1月中旬联合组成“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简称“巴盟”，并以“犁头”作为竞选标记。
“巴盟”先是放出风来，说将不接受3月份的大选结果，声称政府将操纵大选。“巴盟”在布托和他的首席部长们参加竞选的地区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并辩解说是他们提出的候选人和支持者被警察抓走了，要等最后期限过后才放出来。他们说：“我们遭到了绑架，当局阻止我们注册竞选。”
同时，“巴盟”又大肆攻击说，布托不可信任，他计划把每个人的私有房舍都收归国有，将每个妇女的金首饰都充公。他们嘲笑布托是一个富翁，不是人民的人，他穿的是西装，足登的是意大利皮鞋，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酒。他们还利用宗教攻击布托，说布托是一个极坏的穆斯林，他仅仅从现在才开始学习如何作一日五次的祈祷。
而人民党则针锋相对，开动宣传机器，进行反驳。布托还对不同阶层的人许下个同的诺言。人民党在竞选中以“剑”为标志。布托说他的人民党要用剑来同资本家作战，用剑来砍断套在穷人身上的锁链，用剑来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针对“巴盟”的指责，他回击说：“我不否认在一天工作18小时后、我偶尔喝点酒，但是，我和其他政治家不一样，我不喝人民的血。”
远在千里之外的贝娜齐尔紧张地注视着国内的大选。父母亲每周寄给她的巴基斯坦报纸，她都仔仔细细地看，还不时打电话询问竞选情况。
在选举那天晚上，贝娜齐尔来到基督学院对面大弟弟米尔的房间，同他一起焦急地等待国内的电话。米尔是1976年秋季进入牛津大学的。米尔预测人民党会在议会竞选中获得150到156个议席。
电话铃响了，贝娜齐尔急切地抓起话筒。那边，父亲声音沙哑，他告诉他们人民党获得了国会200个议席中的151个议席。
“祝贺您，爸爸。我真为您高兴，”贝娜齐尔兴奋地对着话简喊道。姐弟俩如释重负，他们为父亲和人民党的胜利欢欣鼓舞。
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巴盟”指控政府在大选中作弊，声称将抵制预定在三天后举行的省议会选举。三天后省议会选举如期举行。第二天即3月11日，“巴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布托“对国家犯下的选举欺骗罪行”，要求重新举行大选。3月中旬，布托提出取消自1971年印巴战争以来一直实行的紧急状态，放松对新闻的限制，释放狱中的反对党领导人等交换条件，试图使反对党接受大选结果，但没有成功。骚乱在蔓延，据报道，成群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突然在卡拉奇街上横冲直撞，接连焚烧了电影院、银行、卖酒商店和房屋上挂着人民党党旗的住宅。一个人民党成员被私刑处死，他的尸体被吊在大街的灯柱上。
巴基斯坦国内的骚乱使远在英国的贝娜齐尔忧心如焚。每天早晨，贝娜齐尔便匆忙冲进圣凯瑟琳学院的公共阅览室。抓上几张英国报纸，然后再去取回邮箱里的巴基斯坦报纸。她与弟弟米尔仔细阅读报纸，他们几乎不相信上面登载的消息会是真的。
发生在巴基斯坦国内的恐怖活动并没有忘记远在牛津的贝娜齐尔，三月末的一天下午，当贝娜齐尔从图书馆出来时，发现一名伦敦警察厅的人在等她。
“我不希望惊动你，布托小姐，但有报告说你可能会遇到危险，英国警察满脸歉意地说。
从那天起直到6月贝娜齐尔离开牛津，贝娜齐尔一直小心翼翼按他的指示行事：开车门前先仔细查看车底有没有爆炸物，认真检查房门锁是否完好无损。在时间安排上也让人捉摸不定，如果在10点有课，可能早上9点半就去，也可能迟至9点55分才去。
在巴基斯坦，“巴盟”发动罢工。4月9日，布托到拉合尔访问。他的治安防卫部队同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冲突演变成两大派群众之间街头巷尾的激战和寺庙院内的格斗。布托夫人写信给女儿说：“我已给萨娜姆（1975年去拉德克利夫求学）和米尔写了信，让他们今年夏天不要邀请任何朋友来家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到我的信，因为有很多信都下落不明。如你收到这封信，请转告他们，谨防万一。”
国内的骚乱已经发展到内战的边缘。4月20日“巴盟”领导的“车轮阻塞运动”开始了，卡拉奇陷入瘫痪状态。4月21日布托命令军队进入卡拉奇、拉合尔、海得拉巴等主要大城市恢复秩序，宣布军事管制三大城市，但局势仍未完全控制住。6月，布托同反对派进行了四天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妥协，布托答应撤回军队，释放被捕的“巴盟”领导人和其他人士，宣布10月份举行新的大选。和平的曙光又一次降临了。6月13日《新闻周刊》上引用一位反对党领导人的话说：“现在，我看见了坑道尽头的光亮。让我们祈祷这不是幻想。”
贝娜齐尔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高高兴兴地在6月21日举办自己的生日和告别招待会了。招待会地点在牛津大学伊丽莎白女生宿舍前的花园里。贝娜齐尔邀请了她在牛津大学通讯名册上的全体成员，他们吃着一碗碗的奶油草莓，追忆往事，交换家庭地址，准备各奔前程。
再见了！牛津，再见了！朋友。贝娜齐尔很悲伤也很难过。她心情忧郁地结束了在牛津的四年学习生活，返回祖国。而前面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