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炎热的苏库尔监狱室内温度达华氏110至120度，汗水把吹进来的沙子粘满了贝娜齐尔的全身。她的皮肤开始龟裂，脸上长满了疖子，头发也一把一把地脱落，苍蝇、蚊子、黄蜂、臭虫等潮水般涌进牢房，在她的脸上、腿上又叮又咬。为躲避虫子叮咬，贝娜齐尔用被单裹住全身，但又热得受不了。

“请给我一个杀虫的药喷子行吗？”贝娜齐尔请求监狱当局。

“噢，不行。”他们拒绝说，“那东西有毒，我们不想让你出事。”

贝娜齐尔的耳病又犯了，汗水浸入耳内，使得耳内的炎症加剧。

“你被单独关在牢房里，精神上的压力很大。”狱医查看了贝娜齐尔的耳朵后说，“很多像你这种情况的人也都臆想有各种疼痛，可是实际上都没有病。”贝娜齐尔对此半信半疑。

5月23日，布托夫人从卡拉奇中心监狱给女儿写来信，告诉她如何防暑。贝娜齐尔依母亲说的方法，每天早晨把一罐子水从头上浇下解热。尽管没有电扇，但牢外面吹进来的热风吹干她衣服的这一小时她感到特别舒服。可是，水流进了她的耳朵，炎症又加重了。

“你又在假想着耳病。”狱医继续安慰她。他个是耳科专家，他这样说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故意装作诊断不出病。

为打发日子，贝娜齐尔集中精神练习刺绣，还坚持每天原地跑250步，弯腰40下，摆动手臂，做深呼吸20次。贝娜齐尔不再为孤独的监狱生活焦灼不安，她确信自己已适应了监狱生活。她在6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从入狱之后，我觉得一小时是那样漫长，每度过一小时比度过一整天或者一个星期还要困难，然而我已经过来了，‘适应’这个词用得不对。我不能去适应一个我憎恶的环境，去适应就是去屈服。我是对付下来了。每一时刻都是过得极慢，但总是要过去的。只有真主才在这一磨难中帮助了我。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

贝娜齐尔的拘留生活应在6月12日中午结束，但她不知道自己是将被释放，还是被继续拘留，或者面临死刑判决。“死神终于来到，但我毫不惧怕”，她在日记中写道，“当局的野兽们只能消灭人的肉体，但是消灭不了他们的思想。民主的思想将会永世长存。民主必然胜利，我们将得到永生。现在至少我将离开那间孤独、单调、非人居住的牢房了。”

6月12日上午11点，军法管制副执行官的命令下达了，贝娜齐尔在苏库尔监狱将被继续拘留到9月12日。但对贝娜齐尔的待遇提高了，她的牢房里放进了一台电视机、一架收音机、一个电冰箱和一个空调机。贝娜齐尔受到“a”级待遇，但这并不能让贝娜齐尔放心，她总觉得这是阴谋。

“我拒绝接受‘a’级待遇，我不参与你们制造的谎言。”贝娜齐尔对监狱长说。

在苏库尔被拘留的第四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贝娜齐尔被允许去卡拉奇看望母亲。布托夫人咳嗽得很厉害，医生认为她很可能染上了肺病，这令贝娜齐尔对母亲日益担心。“真主永存。”贝娜齐尔回狱后就不停地祈祷。8月的第四个星期三，牢房的门又被打开了。

“你可以离开这里了。”女看守说。

贝娜齐尔边收拾东西，边不停地祷告：“真主啊，叫他们把我送回克里夫顿70号我的家里吧！”但押送她的车队却直驶卡拉奇中心监狱。她被关进了母亲住过的那间牢房。在此之前的7月，布托夫人因吐血而获释。

贝娜齐尔住进了为高级政治犯保留的a级牢房，但却享受不到优待。牢房左右两侧是客厅和厨房，但却被锁上了。“厕所”没法冲洗，大群蟑螂和苍蝇在里面活蹦乱跳，唯一的水桶里也漂浮着不少死昆虫。

尽管环境恶劣，但贝娜齐尔可以享受家里的饭菜。当局允许家属从克里夫顿70号家中给贝娜齐尔送饭来。刚开始，贝娜齐尔一打开饭盒，看到母亲精心制作的蘑菇乳鸡、羊肉串和烤鸡就禁不住抽搐。不久，布托夫人获准来看贝娜齐尔。看到母亲还活着，贝娜齐尔才松了口气，但也为母亲的苍老、憔悴、行动紧张而吃惊。

布托夫人告诉女儿，她在监狱中咳嗽得很厉害。开始她以为是灰尘引起的，但后来咳起血来，经过几次检查，狱医和当局对她说她可能得了肺结核。而她自己的医生认为情况还要糟糕，她身体虚弱，不能做支气管切开手术来最后确诊，但医生说不排除她患上肺癌的可能性。

贝娜齐尔紧紧拥抱母亲，安慰她说：“恐怕不会是肺癌，等做完手术再说。”

“医生认为如果得到及时治疗，我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布托夫人说，“如有可能，可到国外去治疗。”

“你应该尽快去。”

“亲爱的，你可怎么办？我怎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呢？”

作为母亲，布托夫人怎能忍受将与她相依为命、患难与共的女儿留在这个充满险恶的国度呢？贝娜齐尔也大为伤感，总觉得自己像被遗弃了。当母亲把妹妹萨娜姆和弟弟沙9月都要结婚的消息告诉她时，她更感绝望。父亲被囚禁时，提醒他们不要让自己显得还很快活，而现在亲人们好像对她被关在牢里已经不在乎了。他们跟平常一样过日子，还要举行结婚庆贺，似乎她根本不存在似的。贝娜齐尔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仿佛世界上的人已抛弃了她。

报纸上已不再提及布托夫人和贝娜齐尔与“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有联系的说法。一位女看守曾悄悄告诉贝娜齐尔，她听说已放了一些政治犯。这消息燃起了贝娜齐尔争取释放的希望。

然而，不幸的消息使贝娜齐尔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熄灭了。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卡特政府怀疑巴基斯坦正在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因而实施禁止核扩散政策，停止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齐亚·哈克深知如果在此时再提出对贝娜齐尔和布托夫人的指控，可能会引起西方的强烈反应而最终失去所有援助。但现在，齐亚·哈克利用苏联军队在巴基斯坦身边这一资本，使美国再也不把巴基斯坦的核计划视为妨碍加强两国关系的障碍。里根政府为了与苏联抗衡，提出了向巴基斯坦提供总额共32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贝娜齐尔认为，美国为使巴基斯坦抵御苏联的威胁将它对人权及民主等问题的关心割裂开来，美国对自己战略利益的关心远远胜过它对人权和民主等问题的关心。美国的援助加强了齐亚·哈克的统治。

贝娜齐尔开始做长期过拘禁生活的准备。她开始锻炼身体，每天在牢房狭窄的走廊里来回走一小时，即便没有食欲，也强迫自己吃下克里夫顿70号送来的饭菜。

当8月过去9月来临时，贝娜齐尔又有些乐观了。萨娜姆定于9月8日结婚，贝娜齐尔要求当局允许她去参加婚礼。

贝娜齐尔终于如愿以偿了。“你立即就走，你获准参加你妹妹的婚礼了。”看守对贝娜齐尔说。

熟悉的大门打开了，克里夫顿70号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贝娜齐尔百感交集，她原已深信再也见不到这幢房子了，不是它被充公，就是自己在监狱被悄悄绞死，再也回不来了。然而，现在自己真真实实地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

人们发现了贝娜齐尔，纷纷向她奔来，将一串串花环挂在她脖子上，花环快要盖住她的耳朵了。贝娜齐尔急忙说；“留着给参加婚礼的客人用吧。”他们却说：“不，不。这些花是为你准备的，你能回来，我们有多高兴啊！”

贝娜齐尔充分享受着这短暂的自由，她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戚拥抱，尽情地哭呀、笑呀。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同新婚的萨娜姆聊到天亮，然后又同母亲和亲戚谈笑。贝娜齐尔擦洗了卧室的四壁，希望洗刷掉她曾经经历的屈辱。

“他们不会把你送回监狱了，是吗？”表弟阿卜杜尔·候赛因问道。

当婚礼正进行时，一个家仆跌跌撞撞闯进来说：“警察在门口。”屋里顿时死一般寂静。贝娜齐尔以为这是冲自己来的，可管家说他们找母亲。

“让他们进来。我不想看到在家里有客人的时候警察破门而入。”布托夫人平静地说。

“你们想要干什么？”警察一进门，布托夫人便问。

警察显然也知道他这时来很不是时候，他的出现与这里的气氛很不协调，他怯生生地递给布托夫人一则军法管制今。那不是逮捕令，仅是禁止布托夫人去旁遮普省。贝娜齐尔和客人们长长地松了口气。

在婚礼中，律师穆吉布告诉贝娜齐尔，他明天一早要去见信德省内务秘书，他将要求当局把她留在克里夫顿70号，因为她的拘留期只有一星期了。

贝娜齐尔对这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客人们走后，她便收集了一些报纸杂志，并准备了清洁巾和杀虫药，等待着警察的到来。贝娜齐尔给哈佛和牛津时的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写了封信。布托夫人曾告诉她，彼得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主管南亚事务，他最近来过巴基斯坦，调查美国的安全利益问题。他曾要求到卡拉奇中心监狱去探望贝娜齐尔，但当局没有给他任何答复。

“呆在这儿。”当贝娜齐尔端着茶走进妈妈的房间时，布托夫人对女儿说，“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听听穆吉布带来的好消息。”不一会儿，穆吉布回来了，他告诉贝娜齐尔，内务秘书拒绝了他的请求，对他说除非她承诺不违反政治禁令，要不然还得去监狱。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贝娜齐尔重又回到了卡拉奇中心监狱。三天后即9月13日，一位狱吏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但又毫不意外的通知：区军法管制执行官下令将贝娜齐尔在卡拉奇中心监狱的拘留期延长三个月。

贝娜齐尔开始每天做祷告，现在她希望祈祷能帮助她获释。她把获释的希望寄托在9月30日，但没有实现。她又把希望寄托在10月初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问巴基斯坦的日子。

贝娜齐尔认识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撒切尔夫人还是反对党领袖时，贝娜齐尔和父亲在拉瓦尔品第总理府见到了她。当贝娜齐尔任牛津辩论社主席时，在伦敦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里再次见过她。

然而，一场意外的事发生了，并引起了又一次大逮捕。

1981年9月25日，齐亚·哈克政府的一名部长乔杜里·扎胡尔·伊拉希在拉合尔遭到伏击，他被打死。同车的前拉合尔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毛尔维。穆斯塔克·侯赛因受了伤，他曾宣判布托的死刑。

贝娜齐尔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陡生几丝快感。“现在他的妻子、女儿和家人将明白悲伤是怎么回事了。”贝娜齐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并不高兴，因为穆斯林不为别人的死而高兴。生与死掌握在真主手中。但当我得知坏人没能逃脱惩罚时，心里还是觉得得到了一丝安慰。”

暗杀发生的第二天，米尔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宣布这起事件是由“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干的。于是各种报纸充斥着恐怖主义分子、谋杀犯、政治刺客等标题。当局又一次开始大逮捕，人民党的一个又一个年轻领导人被捕。据报载，仅哈里普尔监狱就关了103名年轻人，另有200名被关在附近的城里。

在这恐怖气氛中，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问了巴基斯坦。她在走访了设在巴基斯坦边界的阿富汗难民营后，给齐亚·哈克颁发了证书，称赞他是“自由世界的最后一个堡垒”。

贝娜齐尔深感失望，甚至于愤怒。她不知道彼得·加尔布雷思回到华盛顿后，就提出了巴基斯坦的人权问题。参议院每次开会涉及到巴基斯坦时，他和佩尔参议员都将人权问题和贝娜齐尔被拘禁的案件提出来。他们认为那样可以最终形成足够的压力，使齐亚·哈克当局最终释放贝娜齐尔。

“看来齐亚总统正在对被处死、或者说被谋杀的前总理布托的遗蠕和女儿掀起仇恨运动。我不知道当局是否已就布托家人被监禁和虐待的问题同巴基斯坦政府进行过交涉。”佩尔参议员质问助理国务卿。佩尔参议员还劝说同僚们修正议案：“在批准对巴基斯坦进行援助之时，国会希望巴基斯坦迅速恢复充分的公民自由权和建立代议制政府。”

4年后，当贝娜齐尔流亡国外时，曾到美国，对为她获释作出努力的佩尔参议员和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表示感谢。

11月26日，报纸报道说：“在全国范围内搜捕‘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仍在继续，警察已逮捕了几百人。”贝娜齐尔开始做恶梦，她梦见弟弟米尔秘密回到巴基斯坦。他越过阿富汗山口，渡过印度河，回到克里夫顿70号，躲在碗橱里。军人袭击了她家，就在他们打开碗橱看到米尔时，贝娜齐尔惊醒了，她深深地为弟弟担心。

结束拘留的日子到了，但贝娜齐尔知道当局不会释放她。12月11日，延长拘留的命令到达了，然而，佩尔参议员的动议显然在巴基斯坦起作用了。两星期后，副监狱长突然光顾贝娜齐尔的牢房，对她说：“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早晨5点45分警察送你去拉卡纳。”

1981年12月27日，贝娜齐尔又一次回到了老家拉卡纳的穆尔塔扎。尽管院墙内外驻有准军事部队的士兵，但毕竟是家，这让贝娜齐尔感到亲切。尽管当局许诺她每两星期可见三个客人，但实际上只有母亲布托夫人、妹妹萨娜姆和姑姑玛纳能获准来看她，而且不许谈政治。

每过三个月，当局便照例来宣读一次对贝娜齐尔延长拘留的命令。贝娜齐尔对那句话已倒背如流：“军法管制副执行官认为，为了防止贝娜齐尔·布托小姐从事违犯军法管制有关规定的行为，或为了巴基斯坦的安全，为了公众的安全或利益，或为有效地执行军法管制令，有必要对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实行拘留。”这不断延长的拘留使贝娜齐尔在穆尔塔扎度过了长达一年多的软禁生活。

贝娜齐尔越来越为母亲着急。自从布托夫人去卡拉奇中心监狱看望女儿时说医生怀疑她得了肺癌，到现在已有四个月了。布托夫人要求当局允许她出国治病，但当局不加理睬。谣传说内务部无能为力是因为齐亚·哈克把布托夫人的档案带在身边到北京访问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当局仍未允许布托夫人离开巴基斯坦。又一个月过去了。布托夫人的医生非常失望，便开始进行化疗。布托夫人把这一消息告诉贝娜齐尔，贝娜齐尔非常难过。

布托夫人的病越来越引起关注。萨娜姆打电话告诉贝娜齐尔说；“人民没有忘记妈妈。我们经常接到问候她的电话。法赫丽也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在外交场合、咖啡店、汽车站和电影院，母亲的健康情况总是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贝娜齐尔在穆尔塔扎为母亲祈祷。布托夫人的遭遇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人们喊出了口号：“我们没能救布托先生，我们怎么也不能眼看着布托夫人被整死。”

只有女性才真正理解女性，才真正理解痛苦，也只有女性才更懂得同情。布托夫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引起了广大女性的愤慨。表妹法赫丽打来电话，告诉贝娜齐尔说：“你猜怎么着！信德省军法管制执行官的妻子和姐妹们参加了为挽救姑姑生命举行的妇女游行。”

“警察逮捕了她们吗？”贝娜齐尔又惊又喜。

“他们没敢。他们一来，游行的人就都跑进了军法管制执行官的家里，关起了大门。”

贝娜齐尔并不知道母亲的遭遇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关注。

在英国，贝娜齐尔的一些老朋友和人权活动家发起了一场“救救布托妻女”的运动，并且游说议会对巴基斯坦当局施加影响。两位下院议员琼·莱斯托和乔纳森·艾特肯立即响应，在下院提出了“早日议案”：“有关布托夫人的治疗—一本院呼吁巴基斯坦政府准许正遭受癌症折磨的布托夫人去国外治疗。”

美国政府也发出呼吁。1982年11月8日，参议员外交委员会成员约翰·格伦参议员致信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说；“亲爱的大使先生，前总理的遗孀努斯拉特·布托夫人在两个月前申请去国外治疗肺部恶性肿瘤……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我呼吁贵国政府尽快批准布托夫人的申请。迅速的批准将被视为是富有同情心的举动，并将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面对国内外的压力，11月11日，出访东南亚的齐亚·哈克在吉隆坡说：“布托夫人没什么病。如果她想去国外度假观光，她可以申请出国，我会考虑的。”他还专门成立了联邦医疗委员会，由它来决定是否有必要批准布托夫人去国外治疗。

“齐亚将不得不放母亲出国”，贝娜齐尔对此充满信心。贝娜齐尔终于如愿以偿，联邦医疗委员会的委员们勇敢地在让布托夫人出国治疗的声明上签了名。

1982年11月，布托夫人发表了感情深沉的告别声明，她说：“为治病所迫，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暂时离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的思想将永远同大家在一起，同斗争中的群众、同遭受饥饿和压迫的人民、同被剥削的、遭受歧视的和那些向往巴基斯坦进步繁荣的人民在一起……”

布托夫人在致人民的信中还说：“我向我的仍然被监禁在监狱里的女儿致敬。”她对人民党的领导班子作了安排，组成由贝娜齐尔·布托小姐为首的十二人委员会来领导人民党的日常工作。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在布托夫人出国期间任人民党代理主席。

贝娜齐尔获准来同母亲告别。11月20日夜晚，贝娜齐尔与母亲吻别。布托夫人和贝娜齐尔抱头痛哭，母女俩谁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怎样。“保重自己。”布托夫人对女儿说。她们一起走出克里夫顿70号。就在这里，13年前贝娜齐尔去哈佛求学时，母亲把一本《古兰经》放在她头上祝福。历历往事涌上心头，贝娜齐尔百感交集。

1982年11月20日，布托夫人努斯拉特获准离开巴基斯坦，出国治病。

由于在联邦德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布托夫人的癌症得到了控制，而贝娜并尔则被软禁在克里夫顿70号。每天有11名狱吏驻守在她家，门外隔墙每隔两英尺就有一名准军事部队士兵站岗，特工人员密切注视着前后门内外的动静。贝娜齐尔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度过了11个月的软禁生活。

在这里，贝娜齐尔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雅各博·蒂默曼的著作《没有名字的囚犯，没有号码的牢房》。书中记述了这位报刊出版人在阿根廷被作为政治犯关押了两年半的经历，引起了贝娜齐尔的强烈共鸣。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们心灵的共鸣。当他提到电椅的酷刑时，那些字便跃然出现在我眼前。蒂默曼写道，身体似乎被撕裂，然而奇怪的是身上并没有疤痕。政治犯在被用刑之后抛在一边，稍有恢复，便又被施以酷刑。他是在讲阿根廷，还是在讲巴基斯坦军事当局的拷问室？”

贝娜齐尔并未经历过残酷的刑罚，但她听到的许许多多刑罚令她不寒而栗。据说军事当局给犯人戴重镣铐、压大冰块、灌辣椒水，甚至连妇女也不放过。人民党总书记的妻子纳希拉·拉纳·绍卡特受到电刑折磨，被连续审讯达23天，甚至不准她睡觉。

1982年12月，齐亚·哈克访问华盛顿。在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谈中，齐亚·哈克受到强烈的批评。“那些与会的人回忆说，在佩尔交给齐亚·哈克一封有关委员会对巴基斯坦一些政治犯表示关注的信前，他看上去沉着而自信。”《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委员会所列的政治犯的名单上，第一个便是贝娜齐尔·布托。”

佩尔参议员追问齐亚·哈克，贝娜齐尔·布托被软禁一案时，齐亚发火了。他怒气冲冲地说贝娜齐尔犯了法，“参议员，我可以告诉你，她现在住的房子比任何参议员的房子还要好。她可以见亲戚朋友，甚至可以随便打电话。”齐亚·哈克不无揶揄地辩解。

“是吗？”彼得·加尔布雷恩颇为怀疑地拿起电话，拨通了克里夫顿70号。彼得要求同贝娜齐尔讲话。

“你不能跟她通话。她被关在监狱里。”电话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是从美国参议院打的电话，你们总统刚才还在这儿，他告诉我们布托小姐可以打电话。”

“你不能和她通话，这是不允许的。”对方断然放下了电话。

彼得·加尔布雷恩和佩尔参议员知道自己被愚弄了。

贝娜齐尔在孤独中迎来了1983年。晚上贝娜齐尔开始磨起牙来，早晨醒来后发现关节疼肿，指头紧紧地并在一起打不开。她的耳朵也又一次开始疼痛。

“你的耳朵没什么毛病。”当局海军医院的耳科医生说。

医院的牙医竟然问贝娜齐尔哪颗牙要拍x光照片。贝娜齐尔没好气地说：“你是牙医；不是我。我这一片都疼。”但牙医回答说：“我们不能浪费x光片子。”

关于贝娜齐尔健康问题的传闻在英国报纸上出现后，巴基斯坦驻英使馆新闻公使赶紧给《卫报》去信说：“每当她诉说有病时，都被送到卡拉奇最好的医院治疗。由于她抽烟很厉害，牙龈出了毛病，为此她正在接受她自己选择的著名牙医的治疗。”对于远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英国的这场新闻战，贝娜齐尔当时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

1983年3月，贝娜齐尔惊讶地接到当局要她为共产主义分子贾姆·萨奇出庭作证的要求。贝娜齐尔所知道的贾姆·萨奇是一直反对她父亲的贾姆·萨奇，至于有关他别的事，她一无所知。但是贝娜齐尔经历了两年的软禁生活，非常渴望有机会谈论军法管制的问题，法庭能给她提供一个两年来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观点的场所。

3月28日，警察封锁了从克里夫顿70号到克什米尔路之间的所有道路，在人行横道上交叉设置了带刺的铁丝网。贝娜齐尔被警察带去法庭作证。当他们路过街道时，街道上空无一人。为了这个证人，政府大动干戈了。

原定贝娜齐尔作证一天，但贝娜齐尔对贾姆·萨奇提出的问题答复得非常长，因而作证用了两天时间。

“伊斯兰教里提到了军法管制这个问题吗？”贾姆·萨奇问。

贝娜齐尔借机发挥，猛烈抨击军法管制。她说：“要明白伊斯兰教里是否谈及军法管制的问题，我们应首先弄清什么是军法管制和什么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要求我们信奉真主，而军法管制要我们服从军事指挥官。一个穆斯林只能信奉真主。

军法管制，如果我没记错，源自普鲁士帝国和俾斯麦时代。为了兼并所征服的土地，俾斯麦废止了那些土地上原有的法律，用枪杆子强行推行根据他们意志制定的法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法管制也指占领军的统治。占领军指挥官的话就是法律。

在殖民主义时代，本土的人民被视为二等公民，被剥夺了选择政府的权利，被剥夺了根据自己的愿望和经济利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帝国撤出了大多数殖民地，新独立国家的人民一时享受到了自由和解放。就是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批推行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民族领袖，如纳赛尔、恩克鲁玛、尼赫鲁和苏加诺。但是，先前的殖民帝国经过形式上的改变，为了取悦于它们自己的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决定支持军人——阿訇集团。而这种集团剥夺了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破坏了有益于指引人民向前进的指路灯。由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对抗，这种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很多新独立的国家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军人统治之下，然而，一个基于武力的政权同强调协调一致的伊斯兰宗旨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其次，军事当局往往是通过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夺取权力的，而伊斯兰教里没有夺权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里根本没提到过军事管制这一问题。”

尽管法庭不允许新闻界人士列席，但贝娜齐尔的慷慨陈词还是被影印，传发到报界、律师协会、甚至政治活动分子的牢房。英国的《卫报》曾对贝娜齐尔大加赞扬说：“布托小姐看上去身体不错，镇定自若。她的雄辩与才智毫不比以前逊色。”

但贝娜齐尔的病却越来越严重，耳朵疼痛难忍，耳内杂音越来越大。4月的一天晚上，当她正走过会客厅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她抓住沙发扶手，等着昏眩消失，然而，她眼前却一片漆黑，接着，昏倒在沙发上。

“快！快！赶紧给小姐请医生！”家仆急忙跑去对看守说。

不到一小时医生来了，检查完耳朵后，医生对贝娜齐尔说：“你的状况很危险，得请个耳科专家看一看。”

“如果你不说明我需要有耳科专家，当局会继续说我的耳朵没毛病”

贝娜齐尔赢得了这位年轻医生的同情，他用明确的文字在给当局的病历上写明了必须找一位耳科专家给贝娜齐尔看一看。

专科医生来了，“你的耳膜穿孔”，这位三年前曾为贝娜齐尔动过手术的耳科专家告诉贝娜齐尔，“穿孔引起了中耳和乳突骨发炎。你必须到国外去做显微手术，我们这里没这个条件。我们将不得不把你的颅骨锯开，那样极其危险。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到国外去治疗要好得多，好得多。”

这位医生坦诚相告：“我能在这里给你做手术，但我担心他们会给我施加压力要我在你麻醉后作手脚。即便是我拒绝，他们也会找别人来干这种事的。无论如何，你去国外治疗要好得多。”贝娜齐尔感谢他为自己健康和安全所做的努力。贝娜齐尔在后来出版的自传中写到：“可以说（他）挽救了我的生命。”

贝娜齐尔申请出国治疗没有得到当局的同意。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左半脸开始失去知觉，耳内杂音使她几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医生每星期来克里夫顿70号一次，为她清理感染的耳朵，但医生日益受到刁难。

“你经常开车到海得拉巴去，是不是？”一个警长问医生，“你有没有看过电影《死亡的希望》？”第二天，有人匿名给他家送去了那部电影的录像带。此后，有人在电话里威胁他。但医生一如既往，这令贝娜齐尔深受感动。

尽管母亲已经出国，但贝娜齐尔并没有被人遗忘，她的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和佩尔参议员仍时刻在关注着她。

1983年6月21日是贝娜齐尔的生日，亲戚朋友获准来为她祝贺生日。

“感谢真主，蛋糕没遭殃。他们对什么都不放过，我们一直担心你还没切蛋糕，就让他们先切开了。”萨米碰、萨娜姆和佩而带着佩丽花了好几小时做成的巧克力蛋糕一起来了。

在英国的朋友维多利亚·斯科菲尔德等人也没忘记她。贝娜齐尔后来得知，6月21日牛津辩论社宣布为在监禁中过生日的贝娜齐尔体会静默一分钟，这通常是在前主席去世时才享有的殊荣。

那天晚上，信德省军法管制执行官阿巴希将军突然光临克里夫顿70号，这令贝娜齐尔大吃一惊。因为当天上午，看守要贝娜齐尔去见阿巴希将军，但贝娜齐尔严辞拒绝了。她没想到阿巴希将军房然屈尊自己来到克里夫顿70号。

“我知道你病了”，阿巴希将军说，“我是名军人，但并不意味着我对你不关心。别忘了，我们两家相识已经有好几代了。你要能去国外治病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可不能给我们在政治上制造麻烦。”

贝娜齐尔当时并不知道齐亚·哈克政府正面临着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巨大压力。她把阿巴希将军的来访看作是将军想观察一下她的精神面貌，估计一下如果她获准出国，将会干些什么事。因而，贝娜齐尔装着急于去国外治疗，然后立即回国。由于对外面的形势一无所知，贝娜齐尔卷进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中，因此差点失去获得自由的机会。

随着8月14日巴基斯坦独立日日期的临近，“恢复民主运动”发起了为恢复民主进行的第二次群众运动。贝娜齐尔在克里夫顿70号内积极响应，她认真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阅读报纸，了解运动的发展状况。她还冒着巨大风险，同人民党领导人在附近的中东医院和拉卡纳秘密设立的办公室保持联系。

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局没有在运动刚开始时即加干涉。贝娜齐尔秘密写信给人民党的干部，告诉他们对外国外交官及报界说些什么，要他们坚持住这一势头，不要让当局有时间对运动进行镇压。贝娜齐尔深知一旦信被发现，她出国就医将毫无希望，而且可能会被送回监狱。为了消除看守们的怀疑，她装做十分虚弱，有意识地将眼睛盯着地毯，使看守们认为她病入膏肓，顾不上考虑别的问题了。

“告诉贝娜齐尔，让她用我的名义发表一个声明”，布托夫人请人转告贝娜齐尔。贝娜齐尔立即坐到电子打字机前，打下了铿锵有力的一行行字：

“我爱国的、英雄的同胞，我尊敬的兄弟姐妹们，我勇敢的儿女们……我们这场运动的宗旨是非暴力反抗。六年来，我们遭受了迫害和压迫，我们要求恢复民主的呼声不被理睬，我们的人民被监禁、被处死。这些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呼吁所有的公共汽车司机停止开车，所有的铁路工人不去上班。我们呼吁警察以你们达都的兄弟们为榜样，不要向无辜的人民开枪，他们是你们的兄弟。不要害怕这场运动。它为的是人民、穷人和孩子，为的是不让他们继续遭受贫穷、饥饿和疾病的煎熬。为你们的议会，为你们的政府，为你们的宪法奋斗！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府，才能废除只属于一小撮人及其走狗的政府……”

反抗运动如火如荼，成百上千的人在运动中失去了生命，齐亚本人也差点被杀死。政府终于被激怒了。10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军队开始了武力镇压。据估计，有800多人被杀，不少妇女遭到军队的侮辱。

这期间贝娜齐尔的病情也在日益恶化，头脑里嗡嗡乱响，眼前一片漆黑，并且发生晕眩，完全失去了平衡感，整天想呕吐、听力下降了40分贝。

“如果病人仍在监禁中接受治疗，我不能对她的健康负责。”医生11月告诉内务部秘书说。鉴于此，当局批准了贝娜齐尔去医院治疗。

12月底当局终于将贝娜齐尔和萨娜姆的护照、签证表格和外汇表格拿了去，并对贝娜齐尔和妹妹说：“订机票吧。”

1984年1月10日晚11点30分，当局派人来到克里夫顿70号对贝娜齐尔说：“你今晚走，还有几小时可收拾一下。”

贝娜齐尔迅速用打字机给人民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英勇的党员和亲爱的同胞们，由于健康原因，我就要离开祖国了。我渴望得到你们的许可，希望你们为我祈祷，为我祝福……”她在声明中说，她去欧洲之后，将与她的母亲、人民党终身主席布托夫人商量国家大事，商讨巴基斯坦的政局。她高度赞扬了那些为在巴基斯坦恢复民主、进行英勇斗争而牺牲的烈士们。贝娜齐尔表示，她将努力把“争取宪法管理，省的自治，民主和经济平等的斗争继续下去。”

就要离开克里夫顿70号了，多少往事历历在目，7年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恶梦。

深夜2点30分，萨娜姆和贝娜齐尔飞往瑞士。贝娜齐尔不知道齐亚·哈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放自己，后来彼得·加尔布雷思告诉了她其中的原因。原来彼得到南亚来时，带来了一封由外交委员会主席和佩尔参议员签名的信，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允许他去见贝娜齐尔。巴基斯坦政府对彼得的请求没有答复。第二天早晨，美国领事馆告诉彼得，贝娜齐尔在半夜过后不久便被送走了。

1984年1月11日来临时，贝娜齐尔终于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