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浑浊的波托马克河对岸，一片苍翠而平坦的山坡从林肯纪念碑迤逦升向罗伯特·e·李1的故居。人们在晴朗的秋天，从这座山的半山腰可以看到华盛顿的大部分庄严气象。三座大理石塑像和纪念碑2——为纪念那些在其总统任期内把政治机构缔造成为一个代表权力和仁爱的工具的人而树立的——使衷心感激的国民想起，在国家受到最严峻考验的时刻，他们却有幸拥有几位最伟大的领袖。远处，国会大厦的圆屋顶覆盖着一个智慧与愚蠢、总统的抱负与敌意的对抗、种种政治理想与形形色色的思想意识较量的场所。右边矗立着迷宫似的五角大楼，它在总统的统率下指挥着关系到我们安危的庞大的武装力量。在这片绿草如茵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些铭刻着“应征的美国青年战士之墓”的朴素墓碑。这使我们想起开国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受到召唤去证明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往左，远在一片绿树屏障的后边，隐藏着一座白色沙岩建筑物，这就是行政权力机关所在地，在这里，上演着比世界上任何舞台更多的英雄戏剧，既有喜剧又有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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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伯特·e·李（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同盟军总司令。——译者
2指美国首届总统华盛顿，第三届总统杰斐逊和第十六届总统林肯的纪念碑。——译者
1962年10月20日，就在这样一个晴朗的秋天的下午，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总统站在白宫二楼后走廊上凝视着这片景物，谈论着他几乎从来没有谈论过的生与死的问题。他的弟弟，司法部长，同我们呆在一起，有时也有一些其他人同我们呆在一起。在走廊门另一侧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总统在几分钟之前刚刚开完一次历史性的会议。美国和苏联这两大核强国，正面临着在具有相互摧毁能力以后的第一次直接的军事对抗。苏联船只将在加勒比海受到美国海军的拦截。其原因是苏联在古巴岛上设置了导弹，其后果则肯定将影响到全世界。
我们在那个凉爽的、充满阳光的后走廊上的谈话，并不完全是忧郁的。仅仅三星期以前，我们为了密西西比大学里的一场人权斗争曾通宵工作。这场斗争曾号称为本世纪最严重的宪法危机。总统大概就是想起这件事以及他所肩负的其他重任，所以他走到僻静的走廊上所发的第一句议论就是：“嘿，这个月我们可没有白领薪金。”
我们平静地谈论着他所作出的决定以及刚刚结束的会议。他说，“你不能不钦佩艾德莱1。甚至在人人都责骂他的时候，他还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谈到这次危机对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所产生的政治后果。总统正打算中止作为一位行政首脑所进行的最激烈的中期竞选运动的其余活动。他猜测（事实证明他猜对了），这次危机将使那些一直主张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共和党人得到好处。“你们相信不相信，”他含讥带讽地说，“霍默·凯普哈特2是我们时代的温斯顿·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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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艾德莱·e·史蒂文森（1900—1965），肯尼迪任内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译者
2霍默·凯普哈特，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他在导弹出现于古巴之前，就主张对古巴实行封锁。——译者
我们用比较严肃的语调平静地谈论着核战争的可能性。正如大约十六个月前的柏林危机时那样，他在感情上最严肃地关怀着残杀儿童的问题——这问题关系到他自己的子女和所有的儿童，他们对大人的错误既不怀恨也没有责任，但他们却比任何别人都将蒙受更为深重的蹂躏和屠杀。不到两年前，在他儿子约翰出生之后，他曾经沉思地朗诵倍根的这句话：“有妻子儿女的人已向命运交了人质。”这时，他所谈论的不仅是自己的孩子，而是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尚未出世的在内。他说，“如果不是考虑到他们，考虑到那些甚至还没有诞生的婴孩，那么作这些决定就要容易多了。”
约翰·肯尼迪不想要战争。一年以前他就说过，战争不再是“一个合理的供人选择的办法了”。在白宫里，他为制止和预防战争所花的时间，比为所有其他问题所花的总时间还要多。这时，战争的阴影赫然浮现在地平线上。软弱肯定只会促使战争爆发，强硬也不一定就能避免战争。只要他走错一步，辉煌的文明便会毁灭，可是就连所有正确的措施，结果也可能还是错误的。我心里不由得想起他在接受总统提名时说过的一段话：
全人类在等待我们作出决定。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想看
看我们将做些什么。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不
试一下。
这时，他突然使气氛再一次轻松起来。“我希望你们认识到，”他笑嘻嘻地说，“白宫的防空洞容纳不下我们全体人员。”我们互相开着玩笑，说谁有资格被列入进防空洞的名单。
随后，他作了几项指示：在同空军进行一次最后的谈话之前，暂时不作决定；在他于星期一夜晚宣布之前，暂时把决定保密；以及重新草拟他将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的演说。他并没有显出一点热狂激动或垂头丧气的神情，始终保持着我经常看到的那种满怀信心的镇静。尽管这一星期排满了令人疲乏的会议和行程，他的嗓音还是生动有力，发的命令也是干脆而明确的。后来，我回到自己在白宫西侧的办公室去起草新的演说稿，他那良好的情绪使我感到无限振奋，他那深厚的感情使我感到无限温暖，而他的沉着坚定又使我感到无限鼓舞。
几分钟后，总统打电话给我。他问我：“你注意到道格·狄龙1所说的关于丘辟特导弹的那些话吗？”我说我注意到的。那天下午的会议曾谈到上届政府设置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丘辟特地对地导弹很容易受到苏联的袭击，而苏联人似乎有可能想把自己新近设置在古巴的导弹说成是和美国设置丘辟特导弹对等的东西。肯尼迪的财政部长狄龙曾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国务卿，他当时在会上插话说，丘辟特导弹实际上是因为上届政府发现它们对美国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才强行设置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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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道格拉斯·狄龙（1909——），美国狄龙-李德财团的头子，又是洛克菲勒财团代理人之一，历任美国驻法大使、副国务卿、财政部长等职。——译者
约翰·肯尼迪说，“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你是否确实已把这个情节记录下来，往后好放进我们要写的那本书里。”我象往常那样地回答他说，“你是说你要写的那本书吧，总统先生。”
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要代替他当时想要写的那本书的。本书尽可能地反映了他一生中最后十一年所持的见解；尽可能地使用了他的词句和思想；尽可能地说明他思考问题的依据。
我深信他本来会写出这样一本书的。在他进入白宫的头一个月里，他说过：“最近有人说，不论我当一任还是两任总统，我都会发现自己卸任时正处在一个所谓尴尬的年龄——再开始搞一项新事业吧，已嫌年纪太大，写回忆录吧，又还太年轻。”但在几次谈话中，他都曾对我明确表示，他打算一离开白宫就写回忆录，至少先写他担任总统期间的经历。这很可能是一部长篇著作的第一部分。
这本来会成为一部了不起的著作的。创造了那么多历史的美国总统中没有几个人具有象他那样的历史意识或写作才能，也没有几个人乐于象他那样开诚布公。他不仅能够客观地估量自己的行为，而且深切地关心着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当代的选民会怎样估量他的行为。在这方面，大多数政治家都望尘莫及。他自己对于担任公职的回忆将构成一部令人难忘的著作——它具有材料翔实、惊人坦率、风趣而精明等特点。为他写传记或编年谱的作家，没有人能指望写得象他那样好的。
而且，凡是向往这项工作的人首先必须知道，肯尼迪不仅是一位历史学者，而且也是历史和传记著作的一位严格的批评家。他凭自己的本领赢得了普利策传记奖金。在他为撰写《勇敢人物的画像》而进行调查研究时，他对优秀传记的贫乏表示惊异。在担任总统的岁月里，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历史取决于写历史的人。当今一贯不正确的新闻报道使他怀疑，研究他这个时代的人将来究竟会对这些报道相信到什么程度。当密西西比州议会就1962年在州立大学内发生的冲突事件拟定一份官方报告时，他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在肯尼迪弟兄指挥的倒霉的联邦法院执行官员身上。当时总统曾说，这就是一代以后的学者们将要仔细衡量的那种地方文件。他还说：“这使我怀疑，我所知道的联邦重建时期1的种种弊病是否真的全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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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美国南北战争后，原退出联邦的南部各州的改组与重新加入联邦的时期。——译者
他把最严格的检验尺度应用到写他本人的作品上面，这一点并不足为奇。在他出任总统之前，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定的选择余地，那时他对谁为他写传记就已经很挑剔了。他注意到，写他事迹的书籍和杂志文章不可避免地大半都互相抄袭，它们重复着同样的神话、谬误、断章取义的引文，以及先前已经驳斥过的辩解。（一个特别恶劣的例子是，人们经常反复指责当肯尼迪还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在哈佛大学一个研究班上所发表过的言论。在这种指责已经彻底破产的十年之后，它们居然还在流传。）1958年，他在其接触的出版界人士中花了很大气力去制止一本计划中的他的传记的出版。这本传记的作者在可能接受他的作品的出版商面前自称为肯尼迪的密友。事实上，参议员肯尼迪认为此人并没有掌握必要的材料，并且既不客观也不可靠。
他的这种反应部分是出于他对人家的批评过于敏感。但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对历史是否会准确地描绘自己感到关切。因此，他在1959年同意把有关的档案和事实无条件、无限制地提供给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教授，供他写出和出版了写到他出任总统前为止的唯一的一部严肃认真的传记。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以为伯恩斯会写一首颂歌（伯恩斯也没有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相信伯恩斯的才能及其在自由派知识界中的地位，将使该书在读者心目中的价值具有预期的那种高度。
等他进入白宫以后，他对历史的关心仍一如既往。他相当注意将要保存他的文件的那所图书馆。新闻界和其他作者很容易受到他的接见，他在公共场合或私下讲话都很坦率和清楚有力，而且总是决心要对问题进行阐明、启发和解释。在他的工作班子里那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要求下，他同意建立一套规定，即要趁参与重大事件的人们记忆犹新的时候，把他们知道的第一手回忆材料记录下来。
但是他一直抽不出时间来办这件事。他曾作出安排，对重大问题的讨论进行详尽的录音。有时他为了存档，还口授关于会谈的备忘录。但是对许多关键性的决定，他都是通过口述而不是通过书面，用电话而不是用手谕，对一个人而不是对许多人传达的。在他遗留下的书面案卷中，包括他的演说稿、咨文、电报、信件和备忘录，也只有比较少数是根据他口授的或亲自拟定的初稿写成的。
而且，在某些方面，他处理事务的方法也故意使人难以捉摸。虽然参与内部机密的人比局外人知道的要多许多，但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助手、朋友或其家庭成员，知道他的全部思想和行动。我在他的参议院办公室和白宫办公室所担负的特殊责任，使我能够对很多问题都知道一点，可是决不是对任何问题什么都知道。他的动机往往是别人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因为他总避开明显的和容易的途径，而且他常常过分忙于作出下一个决定，以致无暇解释上一个决定。
有时候他谈话的口气好象希望我们把重要谈话用备忘录的形式保存在档案里似的。他那不准将来写“秘密”回忆录的规定（这项规定来自玛格丽特·杜鲁门1向他提出的一项善意的告诫）只适用于管家班子的人员，并不适用于他的职务上的助手。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又明白指出，在密谈的时候，如果他认为一个或几个参加谈话的人会匆匆地把他们对他的观点的解释记载下来，那末他将感到很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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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玛格丽特·杜鲁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女儿，著有《哈里·s·杜鲁门》一书。——译者
他是一个希望有人把他的执政时期写出一部伟大著作的那种总统，但他又是宁愿亲自撰写这部著作的那种总统。他相信施莱辛格会写出一部扎实的著作，除此以外，他对大多数官方回忆录和日记的可靠性都表示轻蔑。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演说稿的兼职起草人埃米特·休斯辜负了共和党官员们对他的信任，因为他引用了他们私下的谈话来诋毁他们。肯尼迪说，“我希望这里没有人在写那样的书。”
本书就不是那样，甚至不是一部不偏不倚的著述。一个充满热情的参与者不可能是一个客观的观察家。我既然对约翰·肯尼迪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在就不能装出一种完全超然的样子。我既以将近十一年的时间为他效劳并阐明他的见解，现在就不能用公正的学术性研究的外衣来掩盖起我那党派之见。让我一开始就讲清楚，这是一部歌颂约翰·肯尼迪及其成就的书，这不仅出于忠诚和爱慕，也是出于对他的深切的自豪感和信心。
尽管如此，一部把他描绘得主要象个巨人而不象个普通人的著述是很不够的，他理应获得，而且本人原来也会希望人家为他写出一部较好的传记来。生前他并不要他的顾问阿谀奉承；死后他也不会要他的传记尽是颂扬的词句。他并没有夸口说自己博古通今、一贯正确，而总是很直率地承认自己在许多方面有缺点或没知识。他把他的许多成就归之于幸运，并且一定乐于把他议论温斯顿·丘吉尔的话应用于他自己：“他虽习惯于战斗的艰难困苦，却并不厌恶享乐。”
虽然传奇总把我们的英雄先烈说成是人人爱戴和战无不胜的，约翰·肯尼迪却有敌有友，有成就，也有挫折。他比钦佩他的人和贬低他的人都更为坦率、更为明确地承认这些事实。他喜欢取笑自高自大或荒谬愚蠢的人，也不喜欢过于一本正经地看待他自己。同时，他还能嘲笑那些为他吹嘘的大话——包括他自己作过的一些吹嘘。
他对“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们说：“你们必须说出事实的真相。就象奥利弗·克伦威尔1谈到他的画像时那样，要把一切，包括我们的缺陷和赘瘤，以及所有那些可能不那么直接吸引人的情况全表达出来。”他对一批外国学生也说过同样的话。我相信，他本来也会对我说这些话的。肯尼迪对自己的工作很自负，一定乐于让这本书或任何一本书来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但他会希望人们以他自己那种坦率和客观的态度来赞赏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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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1653年被推举为共和国的“护国主”，在国内实行军事独裁统治。——译者
本书的意图并不是为约翰·肯尼迪写一部完整的传记，也不是为他的时代写一部通史。然而这也不仅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我试图把我的观察和我同一位非凡人物在一个非凡时期共事的经过，条理分明地全写进去。我主要依据的是我所知道的事情，而不是别人写过的事情。有些人对往事的回忆可能被后来发生的事件冲淡了。我没有去访问这些人，我主要根据的是自己的档案和回忆。对于这些东西是无法注明出处的。
因此，除了由于保密或礼貌的缘故略而不谈的某些事实外，约翰·肯尼迪一生中我不曾参与的那些事情，包括1953年以前发生的全部事情和1953年以后的许多事情，也都没有在本书中详尽地予以报道。我并不认为写入本书的一定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只是说我并没有把任何事情故意排除在外；并且，真正的约翰·肯尼迪只有通过第一手的回忆，才能较为清楚地刻画出来。
限于篇幅，许多次要的问题、事件和人物也给删去了。将来到一定时候，一部呕心沥血的学术性研究著作必然会对肯尼迪政府的每份文件和每天大事系统地加以分析，我在这里所能写出的仅仅是一些山峰，而没有写通向这些山峰的羊肠小道。此外，本书只写肯尼迪一人，没有写他的家族、他的朋友或是他的政敌，也没有写华盛顿或是肯尼迪所居住的那个世界。凡是在这些问题上想探索或需要知道更多事实的人，只有在这些事实关系到约翰·肯尼迪本人时才会在本书中见到它们。
如果有些段落在政治上似乎有党派倾向，那是因为他是一个民主党人，并以此自豪。我的目的既不是谴责，也不是宽恕别人的行动，更不是用我的判断来代替传记主人的判断。我的唯一的责任就是对肯尼迪的真实情况负责。
诚然，人们对历史的真相很少有一致的看法。记忆有差异，意见也有差异，甚至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人看来就不相同。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同约翰·肯尼迪保持不同关系的人就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回忆约翰·肯尼迪这同一个人扮演的角色。在政治家们看来，他总而言之是一位政治家。在知识分子看来，他的才气是最值得怀念的。他的朋友和他的家庭成员对他的品质和特征，也有各种不同的回忆。
在我看来，最令人遗憾的是那些侈谈他的风度而不大涉及他的本质的回忆和纪念文章。肯尼迪的风度是特殊的。他的儒雅潇洒、机智风趣，和他那翩翩年少的容貌，当然会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但是对他最重要的，以及据我看来对历史最关重要的，是他的本质，即他的思想和理想的力量，他的勇气和判断力。这些是他作为一个总统的可贵之处，而风度则只是一种陪衬。我最不愿意贬低他的演说的价值。但是这些演说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华丽的词藻，而在于它们所表达的原则和政策。
在白宫的岁月里，他已经听厌了人家冷嘲热讽地讲的一套话，即说他的人品要比他的纲领更得人心。在他看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现在，这些人（他们不愿或不能看到他所促成的变革）又在写文章说，肯尼迪留给我们的遗产与其说是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东西，不如说它只是施政的风格方面的东西。
对另一些人说来，他那悲剧性的死亡冲淡了他实际取得的成就。他们强调他没能实现的壮志，却忽视了他实践自己的诺言所取得的成就。当然，他的逝世虽不意味着什么，却是象征性的，对此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约翰·肯尼迪是如何活在世间的，而不是他如何死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