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肯尼迪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同他处理国内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他在就任初期曾说过：“一个议案遭到失败和国家遭到毁灭这两者之间是有重大差别的。”外交事务一贯远比国内事务使他感觉兴趣。他作为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要多得多。在了解外交事务的细节、拟订可供选择的办法，以及从提出到执行一项议案的过程等方面，总统倾注的注意力也要多得多。外交事务远为严峻地考验了他的判断能力和执行能力，因为比较起来外交事务简直不大着重制订预算和立法计划方面的事，可是对无法预料和无法控制的事件需要作出反应的情况却多得多。
作为总统，他试图使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跟得上所有新的发展：空间探索、共同市场、新兴国家、科学革命以及共产党国家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他坚持要作出仔细的区别——例如，对待不同类型的共产党国家，或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拉美国家——而不能只看到它们表面上相似就一概而论。正如下文就要讲到的，他认为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还没有“正确的”答案，只存在着待处理的问题，而不是待解决的问题。1961年秋季在华盛顿大学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说中，他讲话的调子已经远不象十二个月前当候选人时那样热情洋溢了：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美国既不是无所不能的，也不
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其余94％
的人类——我们不能矫正每一个错误，也不能扭转每一种逆
境——因此美国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保持作出选择的能力——这不是在“赤化或死亡”之间，也不是在“大屠杀或屈辱”之间，而是在发生侵略时从各种军事方案中进行选择，在运用外交手段方面，选择时机和策略，以及在每一次交错着防务和外交问题的危机中选择一种稳妥的处理办法。他的这种态度在他爱用的一些对偶词句中得到了反映：
我们决不要由于恐惧而谈判，但是也决不要对于谈判感
到恐惧。
——1961年就职演说
在总统的盾形纹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
左爪则抓着一束箭。我们打算对两者都给予同样的重视。
——1961年第一篇国情咨文
我们的政策必须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使之达到
为保护我们的重大利益所必要的程度，假如可能，便通过和平
的手段，假如必要，则通过坚决的行动。……我们既然不想看
到自由世界认输投降，我们就应竭尽全力以防止世界遭到毁
灭。
——1961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
我们如果要维持和平，就必须勇敢地面对战争的危险。
……外交和国防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有抵抗暴力的意愿，
而没有谈判的意愿，只会引起战争——有谈判的意愿，而没有
抵抗暴力的意愿，只会招致灾难。……我们虽然自由地进行谈
判，但我们决不拿自由作交易。……总之，我们既不是“战争贩
子”，也不是“绥靖主义者”，既不“强硬”，又不“软弱”。我们是
美国人。
— —1961年在华盛顿大学
这种处事态度使得那些习惯于只会按非白即黑的思想方法去考虑问题的人感到不悦或迷惑不解。一位编年史作者指责肯尼迪煽动冷战，另一位则说他闭眼看不见共产主义的威胁。有一个批评他的人说他的就职演说和第一份国情咨文是危言耸听，另一个则说它幼稚无知。有两个记者曾就外交政策问题访问了他一小时，后来他们核对了各自的记录后发现，一个认为他相当强硬、寸步不让，另一个却认为他颇希望达成协议。还有些人把他八面玲珑的态度归因于他想取悦每一个人，归因于他的妥协倾向，或顾问太多。一位专栏作家向他提出：“你不能既当张伯伦，又当丘吉尔。”一位教会发言人——他对肯尼迪努力搞裁军感到高兴，但对他强调国防却感到不快——劝告他：“不要同时去做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对此，肯尼迪以心脏有规律的张缩作比方来回答道：“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同心脏一样——有收缩，也有舒张。”
他对战争和“赢得胜利”的态度
约翰·肯尼迪无论是和父亲一起在英格兰时，同海军士兵们一起在南太平洋上，在为他的哥哥和妹夫举行的追悼会上或是作为国会议员出访亚洲和中东时，都看到过常规战争的丑恶一面。但是核战争却是无法用相同的尺度去衡量的。“由于科学的创新以及人类不能控制彼此的关系，”他说，“我们恰巧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世界上通过武装冲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代早已过去。”
他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处在一个美国和它的主要敌手都能在几分钟内摧毁对方社会的世界上，统治国家的责任何等重大。他说：“这一点使问题的性质改变了。”
它改变了所有的答案和所有的问题。我认为许多人并不
真正懂得这个变化。……到了那一天，发生了大规模的交锋，
那末末日就来临了，因为你们在谈论的是……在头十八小时
里将有一亿五千万人死于非命。这相当于美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经历了五百场第二次世界大战。
约翰·肯尼迪并没有因为这些死亡数字而感到烦扰。他常常公开引用这些数字，不过这些数字也没有使他惊惶失措或丧失意志。为了防止在核讹诈面前战败，他仍然愿意冒一场核战争的最后风险。在这种风险面前，他既不畏缩后退，也不挺而走险。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谈之后，他听取了一次绝密的、高阶层的关于核交锋种种后果的情况汇报，这一事实曾被人大肆宣传。其实这次汇报是例行公事。它显然正如人们所讲的，并不是肯尼迪早先关于建立放射性尘埃掩蔽所的决定的依据。在汇报过程中，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据我看来，他并没有显得“大吃一惊”，也没有象某些报道所说的那样有任何别的情绪紧张的反应。
然而，这次情况汇报却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这些冷酷事实：（1）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打赢”（按本同的任何合乎情理的意义来说）一场核战争；（2）除了遏制苏联的全面进攻以外，我们对共产党国家的每个行动发出要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也不再是可行的了，因为现在它会招致我们自己的毁灭；（3）“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或“预防性战争”的政策，不再是任何一方所愿考虑的，因为甚至导弹的一次突然袭击在击中目标前便会引起一场灾难性的报复，这是两国中任何一国都不愿冒险或不愿接受的。同时，尽管双方都声称已经准备就绪，没有一方已经发展起一种能对付导弹的可靠防御，甚至连获得这种防御的前景都还没有。总统指出，不管谁先打第一枪或不管谁最后被消灭，“反正不会有‘胜利者’。所以在一个人类能毁灭自己的时代里，我们不得不……小心行事。”
从我同肯尼迪共事时起，我听到他最爱用的一个词就是“估计错误”。早在他阅读了巴巴拉·塔奇曼的。八月的炮火。之前——他把这本书推荐给他的助手们阅读——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曾选修过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这门课。他说，这门课使他认识到，“那些相对地说来是不相干的国家多么迅速地在几天的时间里就被卷入了战事。”他又说，这些国家的领袖就象现在他们的继任人这样，也谈论着军事力量能维护和平，但是单靠军事力量却没有能维持住。1963年，他援引了1914年两个德国领导人就那次大战的起因及其扩大的谈话，一位前首相问道：“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他的继任者说：“唉，如果知道就好了。”肯尼迪总统说：“如果这个星球受到核战争的毁坏，如果那场浩劫的生还者能经受住大火、毒气、混乱和灾难而幸存下来的话，我可不希望这些生还者中有人会问另一个道‘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并得到这种难以置信的答复：‘唉，如果知道就好了。’”
他还思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并且很钦佩英国史学家a·j·p·泰勒的著作。肯尼迪说：“希特勒以为他能夺取波兰，英国不会作战（或者）……在波兰战败后，不会继续战斗。”他又说，后来在朝鲜，北朝鲜人“显然……没有想到我们会参战，而……当我们打到北部时……我们也没有想到中国人会介入”。因此，在柏林危机时他对全国说：
在我的一生中，我国和欧洲三次卷入了大战，每一次双方
对对方的意图都作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灾
难。现在，到了热核时代，任何一方对于另一方意图的错误判
断，都可能在几小时内造成比人类历史上全部战争所造成的
更为严重的破坏。
批评他的人指责这种讲法是奉行“不求胜利”的政策。然而，肯尼迪认为，象“无条件投降”和“没有代替胜利的结局”之类的传统口号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他说：“在核时代，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认为，冷战就其传统的意义来说，也不可能“获胜”。他并不希望在冷战中战败。他只希望加以抑制，让它持续地进行下去，使之有可能让自由和真理的持久力量自然地、和平地取得成功，并防止冷战吞噬掉我们所有的精力，从而损害到其他利益。他说：“用不上打一场核战争，我们想……让当今仍为共产党国家所控制的地区感染上托马斯·杰斐逊称之为‘自由病’的那种疾病。”
他认为同共产党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或者经济、科学和政治方面的竞争，在短期内不会结束。他说，这种竞争不会导致我们美国人民在自己的传统薰陶下期待的那种驰名于世的“胜利”，充其量也不过导致一个漫长而又缓慢地“脱离共产主义，走向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演变过程。……但是假如自由和共产主义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争取人们的忠诚的话，“那末我将怀着日益增长的信心展望未来。”
他对共产主义和共处的态度
如果那些指责他推行“不求胜利”政策的人说的是，他没有决心把抱着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人从地球上赶走，那末这种指责是正确的。他谋求制止苏联政权向外的扩张，而不是制止它内部的哲学思想和发展。他认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共产党人的侵略和颠覆，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1961年他写信给赫鲁晓夫说：“贵国政府信奉的哲学是贵国自己的事，但贵国政府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则是全世界的事。”
在他的任期中，没有什么事改变他关于共产主义具有残酷无情的野心的观点。这些野心是他决心要反对的。但是仅仅不同的思想意识并不构成危害我们共同的生物利益的理由。赫鲁晓夫在第一封私人信件中把世界比作挪亚方舟，因为“纯洁者”和“不洁者”都要方舟漂浮不沉，不管一个人把自己列入哪一类。肯尼迪回答说，他很喜欢这个比喻，不管美苏两国的思想有何不同，它们的合作对防止爆发另一次毁灭一切的战争是必需的。在每一次危机——在柏林、东南亚和古巴——的高峰或结束时，他都力求同赫鲁晓夫接触，以便回到协商的道路上去，并防止暴力和猜疑再度滋长。
从就职之日起，肯尼迪就不把共产党人称为“我们的敌人”，而称为“那些使自己成为我们的对手的人”。他说，西奥多·罗斯福的名言：“说话温和但手执大棒”，是“我们大家奉行的一条很好的准则”。“我产的言论只需要表达信念，不需要带来战争”，1963年在达拉斯准备发表的那篇演说稿中他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强大，我们的实力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言论。如果我们软弱，我们的言论也毫无帮助。”
1963年，他在美利坚大学的演说——由古巴导弹危机中所显示出的实力作为后盾——向共产主义制度伸出了橄榄枝。他说：
我们认为共产主义非常令人嫌恶，因为它否定了个人的
自由和尊严。但我们仍旧可以为俄国人民所取得的许多成就
向他们欢呼祝贺。……即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或社会制度极其
邪恶，也不应就此认为它的人民缺乏美德。……世界和平……
并不要求每个人都爱他的邻居……只不过要求他们在相互容
忍的情况下共同生存，使他们之间的争端得到公正与和平的
解决。
1961年，他对《消息报》编辑的讲话更为大胆：
如果各种观点都有机会公平地表达之后，有哪一国的人
民通过自由选举决定实行共产主义制度，那末美国将会接受
这种局面。我们所反对的……是一个小小的好战集团采用颠
覆手段强制实行一种制度。……如果苏联仅仅寻求……维护
它自己的国家安全，并允许其他国家按照各自的意愿生存
……那我相信，当今引起种种紧张局势的那些问题就会迎刃
而解了。
就西方的防御和外交能够影响共产党国家政策的演变而言，他希望要防止共产党国家政策的支配力量出现在北京而不是出现在莫斯科，要防止这种政策由斯大林的追随者而不是由赫鲁晓夫的追随者去制订，要防止这种政策谋求向外扩张而不是向内扩张。他知道，莫斯科同北京一样，也相信共产主义将在世界范围获胜，而且可以预料，赫鲁晓夫同斯大林一样，也会利用一切正当与不正当的手段去实现这种野心。但他希望美国和盟国的力量和政策到时候能说服莫斯科和赫鲁晓夫懂得：安全地或廉价地通向主宰世界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渠道都为进行真诚的谈判而敞开，引起苏联担心的任何真正的理由都可以和平地消除，而取得和解的现实、有效的步骤——这能使莫斯科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国内——会增进双方的利益和安全。
和平的工具
肯尼迪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在他的办公室的地毯图案中编织的总统印信上，大鹰面对着和平的橄榄枝。在天花板上那个较旧的印信图案中，大鹰面对着战争的箭。下一章将叙述肯尼迪如何加强这些箭。但是，正如前几页所明确阐述的，他的目标是和平，他致力于裁军、联合国、外层空间的探索以及援助不很幸运的国家的人民，使这个国家的橄榄枝变得有所加强。
一、裁军
肯尼迪在竞选中曾抱怨说，政府中从事裁军工作的人员连一百名也没有，而且又分散在各机构中，因此他后来新设立了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世界上第一个这种全面的、专门的研究和计划机构。这个机构经一个共和党人约翰·麦克洛伊筹备了一个时期后，于1961年成立起来，由另一个共和党人威廉·福斯特担任署长。它闯过了国会的反对——以及为这机构名称的一些愚蠢的争论——体现了为提出具体裁军建议所需要的科学、法律、军事和外交等各种人才的大结合。虽然该机构的工作并不十分成功，而且，同已采取的裁军措施没有多大关系，它对迫切的小问题（如防止突然袭击的联合措施）和长远的大问题（如所有军备生产停止时所必需作出的经济调整）都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一位宗教领袖向总统抱怨说，该机构领导人中的一个有威望的企业家始终没有专门从事过和平运动的工作。但总统指出，即使是老资格的和平信徒也不会改变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反对态度。他还说：“你相信赎罪，是吗？”
在赎罪这个问题上，总统本人倒有过一定程度的经历。他原先在裁军方面的兴趣大多是出自宣传的原因——希望影响中立国和“世界舆论”。当裁军计划的制订人员在为1962年春天的日内瓦裁军会议作准备时，总统告诉他们，要他们拿出“不是十分复杂、十分谨慎以至完全缺乏力量和号召力的”反提案，去对付苏联提出的笼统的、过分简单的提案。不过他越来越认识到，在搞军备方面不存在最终的安全，甚至在我们储存的核武器有所增加时，紧张和危险也在增长。他逐渐地、但仍然有点怀疑地开始认为，裁军是确实能实现的，他在军备竞赛方面花费的钱也总有一天能用到卫生和教育事业上去，而且这个新机构在白宫大力推动下为他的政府制定的计划，也是朝着他并不指望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能实现的目标前进的一个良好开端。
总统认为不应让俄国人垄断“全面彻底裁军”这块招牌，因而在自己的提案中也采用了这个不现实的名称，尽管有人担心，认为就连这个词也是共产党的花招。美国的计划同苏联的计划大为不同——特别是美国要求检查每一国家可能保存的不论何种武器，而不只是检查它所销毁的武器。美国计划还要求分阶段达成全面裁军，同时为了监视而建立起平行的维护和平的新机构来。在这方面美国的计划也比苏联的现实和具体。在日内瓦，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就裁军问题举行的会谈，是他们最黯淡的一次会谈。这部分是由于美国还没有订出自己的计划，而两人中看来也没有一个人对苏联的计划十分熟悉。但主要是由于赫鲁晓夫冠冕堂皇地大谈起全面彻底裁军——把它说成太平盛世，到那时监视将无关紧要，禁止核试验与之相比也已经无关紧要了——至于太平盛世怎样才会出现，他只字未提。
对于象苏联那样一个迷信保密的封闭社会的领袖们来说，外界对他们国家进行监视这个概念是不堪设想的。“一种极权制度不能接受那种确实是合乎需要的监视……因为（它）只能在保密中存在下去，”总统在三人电视会见中这样直言不讳。后来，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我认为，照相机确实正在成为我们最好的监视员。”他也许是指u－2飞机对古巴的空中监视。但公众也日益知道，尽管美国飞机不再侵犯苏联的领空，在高空轨道运行的人造卫星却监视着地球的每个角落。从外层空间进行观察犹如从公海上进行观察一样，是合法的。但是它要有效得多，而且使监视和保密的种种争议多少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使总统惊异的是，苏联谈判代表于1961年秋天同意把美国关于裁军的一项新的“原则声明”作为联合宣言，但是关于对保留的武器进行监视这一很童要的问题却不包括在内。这样，他们便接受了他们长期加以反对的若干问题。但是总统说：
“所有涉及原则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而且
单靠原则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向苏联提出挑战，目的不是
进行一场军备竞赛，而是展开一场和平竞赛：一步一步，一
阶段一阶段地共同前进，直到确实取得全面彻底的裁军为
止。……
今天……所有的男女和儿童都生活在达摩克里斯的一柄
核剑之下。这柄核剑由最细的线悬挂着，这根线随时都可能
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或神经错乱而被人割断。……除非人
类在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能与武器和技术的进步并驾齐驱，
否则我们的巨大力量就会象恐龙一样，变得无法加以适当的”
控制，而人类也就会象恐龙一样，从地球上消失。
二、联合国
以上的讲话是引自1961年9月约翰·肯尼迪向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当时正是该机构成立以来的一个关键性时刻，是它十六年的历史中最为关键性的时刻。苏联对联合国在刚果维持和平的行动特别感到恼怒，它正在从财政方面慢慢地扼杀这个机构，破坏它的发展，它还坚持设三个秘书长而不是一个秘书长，每一个代表一个不同的集团（东方，西方和中立国家），每一个有权否决其他两个的决定。
这个通称为三驾马车（由三匹马并排拉着的一辆俄罗斯运货马车）的原则如果付诸实行，那末联合国就会永久瘫痪。赫鲁晓夫提出这个原则来是由于对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感到愤怒，指责“他乔装成一个中立人士……”。他在维也纳对肯尼迪总统说，只有中立国家，役有中立人士，并说刚果事件给苏联上了一课——联合国竟然能够干出损害个别国家利益的行为。他说，苏联并不谋求控制这个组织，但是也不希望美国来加以控制。他继续说，美国在联合国掌握着多数，可是时代是会变的。联合国不是一个议会，所以多数原则在那里是行不通的。有了三个秘书长，那就谁也不能奉行偏袒任何一方的政策了。
那时，人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赫鲁晓夫主席能做到撤换哈马舍尔德和修改联合国宪章。相反，哈马舍尔德正在一天天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更有意义。更有力量的工具。但是1961年9月18日星期一早晨，正当肯尼迪在科德角乘上“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时，他接到了一份令人悲痛的电报。哈马舍尔德在刚果因飞机失事而身亡了。总统同秘书长并不十分熟悉，但是他钦佩他的勇气和才干。他说：“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认识到由于他的去世而压在我们肩上的重担。”
仅仅三天之前，肯尼迪曾暂定在9月25日联合国大会开幕时向该组织发表演说。这时，某些方面人士建议他等局势明朗以后再说。联合国的气氛是沮丧的、混乱的。苏联人坚持说，如果不设置三驾马车，他们甚至对推选一位代理秘书长也将行使否决权。刚果行动处于搁浅状态。最后一次会议由于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的滑稽动作，有时象在演马戏那样。此外，世界许多方面——关于柏林、核试验、东南亚、比塞大等等——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这时也给联合国的前途蒙上了疑云。
但是总统相信，联合国必定有前途。他希望自己能帮助重新燃起人们对它的希望。他把演说中用来吸引人注意的内容，诸如“人类的议事日程”或“世界人权法案”等统统删去，决定就联合国大会和全世界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发表一篇强有力的讲话（他打破了人家告诉他的，通常发言以一小时为限的规定）：包括维护一个更强大的没有三驾马车的联合国、关于裁军和禁止核试验、关于外层空间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合作、关于结束在西方以及在共产主义帝国中的殖民主义以及认清共产主义对柏林和东南亚和平的威胁等问题。他要求美国就联合国努力的方向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来，并把这些内容包括在他的演说中。
几天以后，我们在海恩尼斯港度过了一个紧张的周末，把这篇演说写好又一再修改。我同总统一起在他的别墅里工作，通过电话讨论，最后又在他从科德角穿越浓雾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工作。因为总统座舱和客舱里都挤满了人，声音嘈杂，我们便蹲在两舱之间没有人的通道里，边推敲边整理讲稿。他建议我们俩各自写个结尾部分，然后把两者的精华综合起来。在纽约，他把最后一份稿本朗读给腊斯克和联合国美国代表团听——这在他来说是不寻常的做法——然后当晚又作了最后的修订。
次晨，当他大步走上那间大厅的讲坛时，秘书长的席位空着，气氛似乎异常阴郁。总统平静地开始讲话：
我们是在一个悲痛和挑战的时刻开会的。哈马舍尔德去
世了，但联合国继续存在。他的悲剧铭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但他为之牺牲的任务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中居于首位……
问题不在于一个人的逝世；问题在于这个组织的生命。
……因为在（它的）发展中……寓有代替战争的真正的、唯一
的办法，而诉诸战争不再是一个可采用的合理的办法了。……
因此，让我们在这里作出决定，使哈马舍尔德不致为此白
白奔波和白白死去。让我们发出结束恐怖行为的呼吁。
总统说，联合国“既是衡量人类最慷慨的意图的尺度，又是实
现这种意图的工具”。它需要予以加强，而不是受到藐视。
不管填补哈马舍尔德先生的空缺会有多大困难，这个空
缺由一个人来担任总比由三个人来担任好。即使是三驾马车
的三匹马，也并没有三个分道扬键的马车夫。
允许每一大国去裁决它自己的案件，那将使这个和平总
部成为冷战的场所。……作为大国之一，我们拒绝这样做。因
为我们认为在自决的时代维持世界法律，比在大规模毁灭的
时代走向世界战争，不知要好多少倍。
他回顾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提案，接着他以一种流露出不寻常感情的语调结束他的讲话道：
不管我们有时看来多么接近那个黑暗和末日的深渊，和
平与自由的人们决不要灰心失望。因为他们并不孤立。……
我们要么共同来拯救我们的星球，要么我们在它的火焰
中同归于尽。我们能够拯救它，也必须拯救它，这样我们将永
远赢得人类的感谢，同时作为和平的缔造者，也将永远得到上
帝的保佑。
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几乎不能说是总统这篇演说的功效。史蒂文森大使主要负责进行的巧妙的谈判，也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总统在联合国的紧要关头给了它新的动力。三驾马车的原则被排斥了，吴丹被任命为代理秘书长，而且他的职务的完整性也得到了加强。尽管大会就印度占领果阿问题采用了双重标准，尽管大会中不负责任的大多数会员国（他们是没有参加宪章起草工作的新会员），造成了不断增长的危险，联合国还是很有活力，而美国在其中的影响也颇有活力。苏联的倡议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取得成功，反过来，我们的提议虽也遭到他们的反对，却常常仍能取胜。事实上，由于已经作出决定：把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列为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的“重要问题”，这样接纳中国的问题——在北京态度没有转变的情况下——就变得更为困难了。
但是，联合国的一个新危机——财政危机，几乎立即便出现了。为了缓和苏联、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拖欠对刚果和其他维持和平行动所应付的特别款项而造成的财政赤字，联合国决定发行一种临时应急的债券。总统保证他的政府将承购多达一亿美元的债券。他认识到，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笔贷款将由联合国会员国正规缴纳的款项中偿还，共产党国家对那笔款项也是按比例交纳的。如果由于联合国经济破产和分裂而在刚果这类地区造成真空，那么迟早肯定会导致大国的对抗，也就是说会迫使美国采取代价高昂得多的行动。
在总统对我国安全负主要责任的事务上，他并不认为联合国是个可以替代美国采取行动的组织。在他看来，即使联合国有力量承担起管辖权，也不能依赖小国和中立国家去解决重大的争端，因为这些国家总是竭力想避免战争，常常容易上苏联那过分简单化的宣传的当（例如使西柏林成为没有西方保护的“自由城市”，或者把古巴导弹基地同美国的海外军事设施等同起来）。大国自身的对抗必须由它们自己去解决。联合国在制止共产党的颠覆和渗透方面也做不了多少工作，它也不能强制实行有效的裁军，或是对重大的侵略行动提供它自身的军事遏制。
但是，总统说，联合国“主要是弱小国家的保护人，又是强国的安全阀门”。小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出气显然比它到别处去炸毁城市来出气要好。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决议所采取的行动远比大会上喧喧嚷嚷的吵架更有助于解决、限制或冷却小国之间的灌木林火式的战争，防止它们燃成大火。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非当事者的政府能象联合国这样安全、公正和有效地进行干预的。联合国在履行这个职能时——在西新几内亚、在也门、在刚果——肯尼迪愿意给予一切支持，包括军事运输在内。他希望（但不寄予过大的希望）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后，联合国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安全体系”。
三、致力于空间计划
总统在1961年向联合国发表的演说中，要求在一个新的领域——外层空间——进行和平的合作。他说；“决不能让宇宙的寒冷地区成为更加寒冷的冷战的新战场。”在那年的就职演说和第一份国情咨文中，他都号召东西方合作“来创造科学的奇迹而不是使人看到科学的恐怖。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星球吧。”
但是，苏联人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无意同大大落后于他们的美国空间计划——不是在科学研究的数量和种类上，而是在把大型运载工具发射入轨道的十分重要的能力上——进行合作。苏联人有较为强大的火箭推进器——在他们掌握小型氢弹的技术之前，原先是发展起来为了发射更为巨大的核弹头的——在1957年首先发射了一个宇宙卫星，接着又第一个把活的动物送入了空间轨道。尽管多数党领袖约翰逊一再敦促，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着手制定我国的空间计划方面却是迟缓和拖拉的，而共和党官员们还对俄国人所作的努力的意义大加嘲笑和表示怀疑。杜鲁门总统也砍掉了战后在德国科学家帮助下开始制定的初期美国空间计划。
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的竞选运动中曾激烈抨击我国在空间探索上同苏联的差距。在他看来，这象征着国家在共和党的统治下缺乏首创精神、创造才能和活力。他确信美国人还没有充分领会到空间竞赛所具有的世界性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影响。在东西方竞相说服举棋未定的新国家应转向哪条道路，并指出未来将是什么浪潮的情况下，他担心苏联的引人注目的成就有助于给人一个危险的印象，即苏联在各方面无可争议地居于世界领导地位，特别是在科学方面一马当先。美国科学家可以一再重复说我们的空间研究所作出的较为扎实的贡献，是衡量我国实力的更为确切的标准，但对此美国和全世界都未给予充分的注意。
选举之后，以杰罗姆·威斯纳为首的一个第一流的负责交接工作的特别小组曾向肯尼迪提出警告说，美国在把人送入空间的竞赛中不可能取胜。有人表示担心，苏联对空间的垄断将给西方带来新的军事危险和不利。我们自己的火箭推进器适用于一切众所周知的军事目的，但谁也不能肯定它的未来的用途。而且，其他国家还认为苏联在空间领先意味着在导弹方面也领先。不管这个假定是否正确，它影响到这些国家在冷战中的态度。
肯尼迪进入白宫的头一百天还没有过去，他所担心的事引人注目地被证明是正确的。莫斯科在4月12日宣布，宇宙飞行员尤里·加加林不到两小时就完成了环绕地球轨道的飞行。当苏联在全球各个角落充分利用这个历史性的功绩时，肯尼迪向赫鲁晓夫和加加林表示祝贺——并认真开始工作。
他已经大大增加了发展大型土星或火箭推进器的预算，并使国家空间委员会恢复了活力，由副总统担任主席，在减少军方和文职人员进行无原则的争辩的情况下加速工作的进展。但这还不够。在加加林进入太空的消息宣布后第二天，当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局长詹姆斯·韦布把一个美国设计的、即将把一位美国宇宙飞行员送入空间的密封小舱的模型带来放在桌上时，肯尼迪还是不很安心。他打量着放在他桌了上的这个鲁布·戈德堡式的新鲜玩意儿，心想这或许是韦布当天早晨在上班的路上从玩具店买来的呢。
同一天，他要我同威斯纳去探讨一下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及预算局对空间竞赛的下一步有些什么打算，以便获得某种直接的答复——为当晚预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作准备。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报告说，未来的惊人的庞大计划按其可能的发展程序大约包括：更长时间的单人轨道飞行，双人宇宙飞船，空间轨道实验室，固定的宇宙中间站，绕过月球后返回地面的载人火箭，登上月球再返回地球的载人火箭，勘察星球的载人火箭，以及用于宇宙航行的全部可控制的飞机。科学家们说，美国要在这份单子的前几项的任何一个项目上超过苏联人，其前景都是暗淡的，因为他们一开始在火箭方面就占了优势。我们击败他们的第一个最好的赌注是使人登上月球。
总统比他的任何一个顾问都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在空间探索方面处于第二流、第二位的情况，是同我国的安全、同我国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以及同“新边疆”政策的开发精神不相称的。因此。他要求副总统以空间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根据我国的人力、科学才能、超时工作的设备、代用燃料、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资金等条件，设法对我们取得空间优势所能采取和必须采取的步骤的一切基本问题找出答案来。委员会集中力量召开了一些意见听取会。韦布和麦克纳马拉拟出了新的空间预算的细节。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总统作出了他后来称之为他当总统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把我们的空间探索工作从低速转向高速。”在1961年5月他的第二份特别国情咨文中，作出了坚定而惊人的保证：“在这十年结束之前，”要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地返回地球。
他不愿意事先规定一个确切的年份，只提到“这十年”作为期限，这样他以后可以解释为1969年或1970年。事实上，詹姆斯·韦布把这样一种预想告诉了他，即预期在1968年下半年实现的月球之行，将作为他的第二任任期的胜利的顶峰。（根据先前对空间计划提供的支持的程度来看，这一飞行如果实现的话，也决不可能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前。）不管日期如何，这项保证的目的是使人们感到极端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空间计划上，并且有一种实现它的迫切感。登上月球并不是所要进行的唯一的空间工作，不过这显然是现代史上人类的伟大冒险活动之一。
总统告诉国会：“这个时期，没有一项其他的空间计划比这一项对人类影响更大或更为重要……实现起来也没有如此困难和如此昂贵。”他说，这将需要把它置于国家最优先考虑的事务中，需要从其他重要的活动中抽调科学人员和资金，需要更大程度的献身精神和纪律性，并且要杜绝长期以来干扰着空间计划的一切小规模的怠工、竞争和人员变动。
就十分现实的意义来说，这将不是一个人登上月球……
这将是整个国家登上月球。因为我们大家必须为了把他送上
月球而努力。……这不仅仅是一场竞赛。现在，空间已向我
们敞开大门；我们热衷于分担对空间的探索，并不受到别人在
这方面努力的限制。我们进入空间，困为只要是人类必须承
担的事业，自由人都必须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乘车驶回白宫时，他告诉我，国会欢迎他这项保证的例行掌声，使他感到热情不足。二百亿美元是一笔巨款。议员们知道有许多更好的途径可以花费这笔巨款。我坐在讲坛旁边，觉得总统在努力争取议员们的支持时显得很紧张。突然，他差不多完全撇开他准备好的稿子——这是他向国会发表演说时唯一的一次——以表示他注意到他们在承担一项代价如此昂贵和时期如此长久的义务方面所面临的责任。他说：“除非我们准备进行这项工作，并挑起使之成功的重担”，否则干下去就是毫无意义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但有点不够坚定。
几周之前，我们成功地把艾伦·谢泼德海军中校送入了空间（虽然没有纳人轨道）。这件事很帮忙，国会几乎一致投票拥护这项总统称之为“美国新的伟大的事业”。那一年，空间预算增加了50％。次年，它超过了1961年以前历年空间预算的总和。重大的新设施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现称肯尼迪角），以及其他地方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为美国空间探索事业进行的或由之而产生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从医药到金属制造业几十种其他领域的发展。由于1962年2月约翰·格伦上校的轨道飞行，那年较后时期经过金星的带有仪器的飞行，以及使用通讯卫星转播电视节目（包括一次总统的记者招待会）的实现，美国空间计划才真正开始得到了扩大和加速。
总统说，美国仍然不是名列第一。赫鲁晓夫主席发表了各种听起来似乎是漫不经心的声明，例如，在维也纳提出的建议，说什么美国更能第一个登上月球，而后苏联再跟上，这都没有使他上当。他也没有因为国内持不同意见者群起反对而裹足不前。他注意到，每当苏联获得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有人要求我们在一项应急的“曼哈顿计划”的基础上多搞出点名堂来。在美国每进行了一次宇宙飞行后，就有人要求世界承认我们所取得的优势。但在各次飞行的较长的间隔中，总有人要求——有时出自相同的政治和报纸来源——削减我们的空间预算和放慢我们的时间表。纳税人抱怨费用太大。科学家抱怨说，更重要的活动受到了忽视。共和党人开始散布这样的论调，说空间计划是“白花钱”，是“要科学幻想的花招”等。
但是总统一旦迈开了步子，就不再后退。对于那些认为把这笔钱用来消除我们这个星球上的贫穷无知更为值得的人，他指出，我国有财力把这两方面的事业都办到，但提出前面那种意见的国会议员，不论空间计划的规模大小如何，似乎都不会投票提供更多的福利基金。对那些批评他把力量集中在登上月球的计划上的人，他指出，这是进行具有广泛基础的科学研究力的焦点问题，约有六十项其他互不相关的工程占去了空间预算的将近四分之一。对那些争辩说单靠仪器本身就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人，他回答说，人是“一切仪器中最了不起的计算机……〔人的〕判断力、勇气以及……吸取经验［的能力］仍然使人”在各种仪器中居于“独特的地位”。对那些担心我们的发射万一失败、已作出的宣传将使我们蒙受重大损失的人，他回答说，这个冒险不仅显示出我们献身于自由的精神，还可以提高我们取得的成就的声望，否则的话，别人可能会把我们已取得的成就看作是第二流的。
但是，正如他指出的，他从未放弃过的那个目标，“不单单是第一个把人送上月球，正象查尔斯·林德伯格1的真正目的不是第一个去巴黎一样”，而是在一个新的冒险时代中加强我们国家的领导地位。1962年9月，他在休斯敦赖斯大学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最著名的演说，总结了这个国家为什么必须“在这片新的海洋中扬帆航行”的各种理由。他说，不管我们参加与否，太空的探索将继续下去，正如合众国是以能量和远见来立国一样，它在每一个新时代中——工业革命、现代发明和核动力——总是首先破浪前进，从而取得了世界的领导地位，因而，这一代的美国人也立志要成为“世界上领先的星际航行国家”。他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对生命以及对太空的总的看法：
但是，有些人说，为什么要登上月球？……他们也可以问，
为什么要登上最高的山峰呢？为什么三十五年前要飞越大西洋？
为什么赖斯队要同得克萨斯队进行比赛？（得克萨斯队是个传
统的、但几乎必然是更强的足球劲敌。）……我们决意在十年
中登上月球，还做一些其他事情，不是因为这些事容易做，而
是因为它们艰难；因为这个目标可以用来组织和衡量我们最出
色的能力和技术。……
许多年以前，伟大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他后来
死在埃非尔士峰2——在被问及他为什么要登上该峰时，他
说：“因为它在那儿。”不错，太空在那儿……月球和其他星
球在那儿，取得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也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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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尔斯·林德伯格，美国飞行员，1927年5月21日，他从纽约独自驾驶飞机持续飞行，越过大西洋，在巴黎降落。——译者
2即珠穆朗玛峰。——译者
肯尼迪加速实行空间探索计划，对美国外交政策也很有助益。别的国家和我们合作，跟踪探索我们的空间载运工具，并从我们的气象、航行和通讯卫星中得到好处。许多国家制订了同我们的计划相联系的太空研究计划。但是直到1962年约翰·格伦进入宇宙轨道飞行之后，苏联才第一次表示有兴趣进行太空合作。
格伦的飞行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转折点。那次飞行曾延迟了十次。在五小时、三条轨道的飞行期间，未料到的危险使格伦多次面临活活被烧死的威胁。总统喜欢在每个宇宙航行员安全返回后立即同他交谈，他本人特别喜欢格伦。的确，他发现所有的宇宙航行员都是一些才干出众、容貌漂亮的人。他的前任允许他们还在服役期间就可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宇航员的经历大获其利。他对他们的这种权利是不赞成的，他也不想让他们参加游行和发表演讲的时间和次数达到干扰他们的工作的程度。但是他认识到他们的勇气和成就应该享有特殊的荣誉。他当天大部分时间都从电视里观看着格伦的飞行情况。在格伦安全着陆以后，他说：“格伦上校的辉煌成就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前面还有漫长的路途。我们起步晚了。但这是一片新的海洋，我认为美国必须在这片海洋上航行。”
在维也纳，赫鲁晓夫否定在发射火箭方面进行科学合作的重要性，声称从事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提高威信。他曾说，合作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想让人观察他的火箭。在后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把空间航行的进步与昆虫的进化相比，说他的国家已进入飞行阶段，而美国人仅仅在跳跃。但在格伦飞行之后，各国首脑纷纷拍来的电报中，有一份是赫鲁晓夫拍来的，他在电文中不仅表示祝贺，还对双方合作第一次表示有兴趣。肯尼迪指出，苏联对于他在就职演说、国情咨文和联合国演说中提出的类似建议，始终没有作出这样的反应。“可是我们……现在在桌子上有更多的筹码了……也许前景会有所改善。”
总统就进行合作的特殊领域问题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大半重复了一年以前他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建议：建立联合气象卫星体系、通讯卫星协作、交换太空医学情报、合作跟踪卫星的安排，以及其他较为一般的领域里的合作。苏联的反应是有限度的。共产党人的怀疑态度和保密措施很难打消，谈判进展得很缓慢。肯尼迪本人的一些顾问抱怨说，以过多的合作代替竞争会挫伤国会的兴趣和削减拨款。但是最终达成的有限安排——截止写本书时苏联人还从未履行过——至少是朝着实现总统在赖斯大学关于太空问题所作的誓言迈出了小小的第一步；
……我们不会听凭空间内敌对国家的征服旗帜所统治，
而应由自由与和平的旗帜来统治……我们不会听凭空间……
充斥着大规模毁灭的武器，而应充满着为各国人民谋进步的
……知识与谅解的工具。
四、对外援助与和平队
约翰·肯尼迪关于和平的概念不仅意味着不存在战争。它要求建立一个稳定的由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所组成的共同体，摆脱共产主义赖以生存的动乱和斗争；它要求丰衣足食的国家帮助因贫穷而孱弱的国家。他一进入白宫后，最优先考虑的就是美国援助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他说：“今天，保卫自由和扩大自由的巨大战场”是在地球的整个南半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是在日益觉醒的各国人民的国土上。他们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他们谋求结束不公正、暴政和剥削。他们不只是谋求结束，而是寻求新的开端。
他把使那些国家获得新的动力的经济援助计划看作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从头干起的主要手段。这项计划不仅是理想主义或慷慨解囊的问题。这些幅员广阔的不发达的大陆在没有重大战争的情况下，是东西方冲突的关键地区。它们社会的现代化和成熟将会加强我们的安全。他认识到每一个穷国（它们甚至不能全都称为“发展中的”国家，虽然为了避免“落后”或“不发达”这些字眼，这是正式使用的称呼）都处于不同的阶段，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他强调指出，除非受援国根据一个长期的经济计划利用本国的资源，否则任何数量的美国援助也不会是有效的。可是他争取使受援国做到自我帮助和自己革新等方面的努力，只部分取得了成功。在争取其他工业化国家进行较大的合作方面，他所作出的努力也同样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最后，在他对美国援助计划进行彻底的整顿和提供长期的资金方面，他所作努力的效果也不例外。
如上所述，国会对外援的反对年年有所增加，总统的恼怒因之也一年年有所增加。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他们尽量把话讲得十分堂皇，高谈什么首先由我国人民树立起一个榜样来。可是在人民的估计寿命为四十岁的国家里，老年人的医疗照顾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大多数人是文盲或从未上过学，那么谁又会对我们的教育计划获得深刻的印象呢？我完全赞成帮助贫困地区和失业者，但这些人关心的只是生存。”他经常在记者招待会上或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用他希望国会和全国都能理解的词句来表达这种愤慨：
任何国家如果在同贫困和绝望作斗争中就已耗尽了精力
……就很难集中力量去对付外来威胁和颠覆的威胁。我们每
年花五百亿美元去制止共产主义的军事扩张……而后又舍不
得花……不到这笔款子的十分之一去帮助其他国家……消除
共产主义一直赖以滋长蔓延的社会动乱……对我们未说，这
样去对付共产主义的恐怖是毫无意义的。
最使肯尼迪感到自豪的就是建立和平队。这是他在1960年竞选运动中提出来的一个独特的机构，在他上任后的头一百天中就成立起来了，其人员都是具有他所号召的那种献身精神的美国人。和平队是一支拥有几百人的骨干力量，后来发展到几千人。他们大多数是年轻的志愿人员，把美国的活力和技术直接带给了贫穷国家的人民。他们在那些国家的村庄里同当地的人民一起生活，讲他们的语言，帮助他们开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除了从助人中得到的乐趣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报酬。和平队后来成为——至少在发展中的国家内——约翰·肯尼迪的希望与诺言中最鼓舞人心的象征。
然而，和平队的建立不是一帆风顺的。自由派人士贬低它，认为它是骗人的玩意儿。保守派人士把它当作“垮掉的一代”派1和幻想家的荒诞的避风港而加以否定。共产党国家谴责它是间谍的外围组织。许多十分需要它的中立国家的领袖对它非常憎恶并横加嘲弄。而它自己的支持者，甚至在它还未成立之前，就已经议论着要建立一支联合国和平队和一支国内和平队以及十几支其他的分队来使它泄气。在1961年，遇到关键的唱名投票时，共和党的反对力量无论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都是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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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现于美国知识阶层中的一个颓废流派，以蓄长发、穿奇装异服、反对世俗陈规、强调“个性自我表达”等为特征。——译者
但是总统——以及他的能干的、富于理想的妹夫，和平队队长萨金特·施赖弗——细心而坚持不懈地建立起了这支队伍。他们保证和平队在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中都是非政治性的，并且表明和平队只开往那些明确地发出邀请的国家。中央情报局要利用和渗入和平队的企图遭到了坚决的、成功的抵制。施赖弗以一种只有亲属才具备的那种说服力劝说总统改变了把和平队置于极不受人欢迎的国际开发署领导之下的决定。申请参加和平队的人全经过仔细挑选和全面训练，不合适的人立即便被淘汰。和平队的国家和地方干事都异常称职。总统实事求是、注意实效地描述了和平队的使命，把这项满腔热情的事业委托给了施赖弗。
经历了产前的阵痛和成长中的苦楚之后，和平队终于茁壮地成长起来了。拨给和平队的款项逐年增加，反对的人也减少了。每一个驻有和平队志愿人员的国家都要求再多派去一些。这些志愿人员很少犯错误，也很少出事——在东道国的首都之外，他们比任何美国外交人员都更为人所熟悉。他们担任教师、医生、护士、农业人员、木匠以及各行各业的各级技术人员——他们成了美国最得力的理想主义使节。他们还使美国对世界上落后地区的生活状祝有了充分可靠的了解。
总统同和平队志愿人员之间产生了一条特殊的纽带。今天，他们在某些地区被人称作“肯尼迪的孩于”——而这个称呼也很确切地描写了他和他们之间的感情。有一个和平队队员后来写道，他是真正的“志愿人员”。而总统——他一有机会总要一批批接见他们——则说，和平队志愿人员对他的就职演说中关于“不要求任何报偿”的训谕，体现了最热烈的响应。
五、争取进步联盟
总统的就职演说里使用了竞选中的另一个口号——成立一个新的“争取进步联盟”——alianza para el progreso。总统心目中最常想到的大陆莫过于拉丁美洲，同时也没有哪个大陆比拉丁美洲更为热忱地感谢他所作出的努力了。的确，许多非洲人对约翰·肯尼迪特别尊重——这是因为他在民权方面的努力，他在参议院发表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演说，他最先任命有革新精神的门南·威廉斯为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提出的改善非洲国家驻华盛顿外交人员待遇和住房的倡议，他对非洲独立运动的热忱，以及他给予刚果的阿杜拉、反对葡萄牙的安哥拉人和加纳的沃尔特水坝工程的支持。相反，许多拉丁美洲人开始时对肯尼迪早期所作的听来熟悉的诺言表示怀疑，对他早期反共和反卡斯特罗的强烈调子和他未能任命一个人来负责西半球的政策也感到怀疑。但是后来，他们终于认识到，他称他们的大陆为“世界上最关键的地区”，并不是说说而已的。
肯尼迪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发表的竞选演说中，第一次公开谈到“争取进步联盟”这一名称及其实质。有一天晚上，在总统座机“卡罗琳号”上，他谈到了在就职后的头几个月里将集中考虑拉美问题；他要求为这项政策定个名称。这个名称对六十年代，应象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对三十年代那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我建议用“allanza”，认为它的意义比“alliance”广泛，还因为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些美籍墨西哥人支持者所组织的一个合作保险机构也用了这个名称。在华盛顿的一个古巴难民，拉美问题专家欧内斯图·贝坦考特通过戈特文建议加上“para elprogreso”（争取进步）。候选人很喜欢这个称号——于是“争取进步联盟”便诞生了。
然而，它正式诞生的日期是1961年3月13日。那天，总统在白宫东厅召集拉美各国的大使开会。在那篇讲话中，他以“争取进步联盟”的名义披露出的十点计划，其源出于他在坦帕发表的演说的未宣读部分、1月份的国情咨文演说，以及1958年12月在波多黎各圣胡安的演说。东厅演说之后——这篇演说由美国之音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和英语向西半球各地播出——“联盟”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同时他还向国会递交了一份特别咨文，要求对此给予拨款。
在这头一年内，国会为它拨出了资金。泛美经济社会理事会8月间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争取进步联盟”的正式宪章。一群“新边疆”人士——除制订外交政策和负责外援的一般官员外，还包括伯利、施莱辛格、古德温、史蒂文森、狄龙和其他人士——在政策方面进行了出谋划策，或出席了边界以南的各种会议。这在国务院的专业人员中引起了相当的惊慌，并在政策的连续性上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可是它却在拉丁美洲促成了该地区前所未见的活动与兴趣。猪湾事件曾使拉美关系暂时搞僵，但总统在开头恼怒了一下之后，重又强调了积极的目标。他开始拟订一个稳定咖啡价格的协议，向边界以南派送了比去其他大陆更多的和平队队员，增加了“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的运输量，创办了一所新的训练机构，在国际开发署的计划下他任命了一位专职的争取进步联盟协调人（波多黎各的领袖特奥多罗·莫斯科索），并订出了其他十多种新开创的项目。
但是“联盟”的进展开头是缓慢的。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拉丁美洲的婴儿死亡率几乎等于我们的四倍，其人民的估计寿命不到我们的三分之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年产量不到我们的九分之一，文盲率高达so％，学校、卫生设备和受过训练的人员都很缺乏；某些地区的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城市中有骇人的贫民窟，乡村很肮脏，而他们对美国投资又持十分怀疑的态度，那么我们应从哪儿下手呢？总统说，这个任务的规模是令人惊愕的，即使这是个十年计划。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本人也对联盟的规模感到吃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使用了一个他罕用的词，说他感到很“沮丧”
拉丁美洲相继发生的军事政变也成了一个难题。总统说，为了制止它们的政变而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去，“不是壮大民主力量的办法”。他企图提供种种条件——例如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实行自由选举，烙守宪法的规定等——但他的政策既没有一直予以贯彻，也不是一直成功的。经济援助和外交关系断绝了再恢复，或虽不断绝，但在形势本身不明朗的情况下就处于一种不明朗的状态之中。
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情况是一个特殊的事例。1961年5月，长期执政的军事独裁者特鲁希略（他被肯尼迪排除在联盟的所有活动之外）遭到暗杀，引起了没完没了的动荡和纷争。美国外交人员的告诫和美国军舰的到场使特鲁希略式人物没有能登台，而引进了一个民主政府。但是三十年来第一次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总统胡安·博什却那么软弱无能，无法防止连绵不断的政变和反政变。
和军事政变相反的另一种威胁是，由卡斯特罗或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来接管政权。肯尼迪谋求采取联合行动，以防止古巴把武器和人员输往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功地使卡斯特罗日益从其邻国之中孤立起来。1963年，他曾研究过一份拟议中的使门罗主义现代化的新文件，把它作为一项反对共产主义进一步渗入西半球的宣言。可是他到1963年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拉丁美洲的巨大危险……同古巴无关……（包括）文盲、住房恶劣、财富分配不均、国际收支逆差、原料价格的下跌……［以及］同古巴无关的当地共产党的活动”。那年11月18日他在迈阿密说道，“如果联盟要成功，我们必须……制止共产党的渗透和颠覆活动，”但是，“……仅仅抱怨卡斯特罗〔或〕共产主义，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尽管有这么多问题，联盟仍取得了进展。肯尼迪到拉丁美洲的几次访问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杰奎琳通常总陪同他一起去的。肯尼迪在一次访问之前曾说，她的到场是赢得大量欢迎群众和良好待遇的保证。1961年，在哥伦比亚波哥大附近，总统站在一片旷野上为联盟行将兴建的一项住房工程举行了奠基仪式。一年多以后，他收到首先住进那些住房中的一户人家的家长阿赫米尔·普拉萨斯·加西亚先生的一封感谢信，信中结尾说：“我们很高兴……不再象流浪汉那样四处迁移了。现在，我们有了尊严和自由。”
拉丁美洲每四个学龄儿童中有一个得到额外的粮食配给，数万户农民重新安置到了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其他数千人获得了新住房、新教室或新教科书，他们全取得了较大的尊严和自由。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业已开始的长期改革：建立中央计划机构，对赋税法和行政管理略加改革，在土地的使用和分配方面作些改进，把详细的开发计划提交给美洲国家组织，以及由当地作出更大的努力提供教育、住房和金融设施。十九个国家中有十个超过了联盟所规定的年度经济增长的目标。
然而，现实同格兰德河两岸人们对于联盟的赞美之词还是不相称的。总统不得不经常答复对联盟抱怀疑态度的人的问题。他在1963年11月18日说，“尽管有种种艰难险阻……抵制反对……步子缓慢，我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地支持和相信争取进步联盟……我并不低估困难……但是……最大的危险不在于我们的处境如何，也不在于敌人，而在于我们自己的怀疑和恐惧。”
多样化的方针
在南北美洲对联盟不满的人里，有些人对肯尼迪乐意援助国有化工业和援助征用（作为补偿）美国人产业的国家的做法持反对态度。这不仅是拉丁美洲的问题。他对印度（波卡罗钢铁厂），加纳（沃尔特水坝工程）和其他地方的援助计划也遭到了类似的反对。由于许多受援国所奉行的外交政策象他们的国内经济那样，同我们的政策不相一致，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国会对援助这些国家的敌对态度。许多国家在寻求美国人援助的同时又寻求苏联人的援助。许多前殖民地自动地采取了反对西方的姿态。
他并不坚持认为应将每个国家标明为共产党国家、反共国家，或者是热中于冷战的国家。他说，中立主义曾经是“我们自己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的一部分”。他还认为许多奋发图强的新兴国家奉行中立主义，与其说是“不道德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度用过这个词），不如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老是指望看到他们支持我们的观点，”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但是我们应该老是期望看到他们强烈地维护他们本身的自由。”象巴基斯坦这样的盟国往往抱怨他对印度那样的中立国家同样地友好。但是正因为我们结成联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备国的独立和安全，他认为没有理由对任何一个采取不结盟方针，从而能够最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的国家不那么友好。苏联人长期以来一直出力地争取中立国家，肯尼迪也无意从竞争中退出去。1961年年初，他遭到了欧洲盟国的抱怨，因为他悄悄地放弃了国务院以前的政策，没有把向美国新申请外援的所有非洲国家先转给他们原来的宗主国；当门南·威廉斯支持“非洲人的非洲”这一口号时，它们就更为不满。对此，总统淡然地评论说，“我不知道非洲还应该是哪个别人的。”
他也不想去规定受援国的国内政策。虽然他确实想使其他国家在利用我们资金时作出基本的改革，但是他知道我们自己的制度不能普遍地强加于这样一个世界，或为这个世界所接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不是白人……不是基督教徒……（而且）对自由企业，正当的法律程序或澳大利亚式的无记名投票都一无所知”。所有国家都必须采用自己的制度，而使它们能自由地这样做，这是他的政策的核心。1963年，他开始在演说中多次谈到“要确保世界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这句话同威尔逊所说的“要确保世界享有民主”，并无特别的抵触。这一句话就概括起了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不少新思想。
最后，大多数中立国的领导人开始尊重肯尼迪关于独立和多样化的概念，并且尊重提出这些概念的人了。他们认识到，一种微妙的态度上的转变已使美国同他们国家内部争取社会正义和经济增长的愿望相一致了；美国不再把土地分配、扫盲运动和中央规划看作是共产党的口号，而看作是受到我国政府鼓励，甚至是指定要进行的改革；这个国家现在更常把手伸给那些得到群众较大支持和具有较高社会目标的领袖，而不是伸给通常为西方外交人士所支持的“安全”的右翼政权；而且美国有了一位总统，他既理解又欢迎民族主义革命，并且相信，根据他自己国家的经验，最恰当的贡献并不是关于私人财产或政党制度的概念，而是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传统。
亚非拉的学生团体、工会和民族主义政党开始降低他们反美口号的调子。他们的联合国代表团开始更为经常地同我们的代表一起投票。以前认为是亲苏分子而受到排斥的几内亚总理塞古·杜尔也攻击共产党大使馆在他的国家内搞阴谋，并欢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和平队的代表团。甚至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加纳的恩克鲁玛和埃及的纳赛尔也不时缓和了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谴责，因为这时在国内也好，在亚非国家也好，美帝国主义这类词已不大有用了。
这些人往往是使美国总统感到心情不舒畅的朋友，而且国会对于继续提供援助也很有意见。但是肯尼迪认为，他的政策使他能对这些中立国家的行动保持某种影响，井使它们的领袖有所约束。肯尼迪的个人威信有助于促使苏加诺释放几年前在对他的政府的一次袭击中被打下来的一个中央情报局的飞行员。它还有助于说服纳赛尔制止阿拉伯联盟中反以色列的狂热分子。纳赛尔喜欢肯尼迪的大使约翰·巴多，他也喜欢肯尼迪搞私人通信的做法。苏加诺很喜欢和平队，而且——尽管同司法部长有过一场伤感情的舌战——希望总统前去访问。肯尼迪说，如果因为这些人说过的每一句蠢话或做过的每一件蠢事就抛弃或谴责他们，如果因为他们引起我们不快就切断我们的援助或不运送粮食，那只会对共产党有利。
他还希望利用我们的援助和贸易政策“去扩大铁幕后的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南斯拉夫，“在态度上或步调上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如果说共产党集团曾经是铁板一块的话，那末到六十年代它已不复如此了。他想鼓励现存的各种民族主义倾向。美国同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的关系虽然动摇不定，但这总比他们完全采取敌对态度要好。虽然铁托同莫斯科的关系有所改善，他仍然愿意鼓起政治热情欢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到白宫来。他迅速向斯科普里1地震的灾民送去了医疗援助；他在花园欢迎一支波兰男孩歌咏队；他为这两个国家谋求经济援助；他还同国会进行斗争，坚持要给予这两国同其他一切国家相同的关税待遇。他十分同情他的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凯南。凯南因为国会背离了肯尼迪的南斯拉夫政策，把它搞成了一个“前后矛盾、没有成果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大杂烩，而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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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首府。——译者
总而言之，这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精明的办法：帮助某些共产党国家，不帮助另一些共产党国家；既同盟国友好又同中立国家友好；既向私人工程提供资金，也向社会主义工程提供资金；既援助某些革命家，也援助某些反动派；赞同某些一党制的政府，不赞同另一些一党制的政府。国内和国会中有些人仍然认为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以行为不检为理由撤销我们的援助。对于他们来说，总统的这种方针实在太玄妙了。总统在1963年他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一次强调说：“这些国家是贫困的，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有自尊心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激进的。我并不认为国会山的种种威胁会带来通常期望的那种效果。……我并不认为斗争已经过去，也不认为这种斗争可能会在本世纪结束。”接着，他相当简明地把以上的意见概括起来：“我认为当今是个险象丛生、风云变幻的世界。我认为我们不得不同它共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