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相互矛盾的性格在彼得身上兼而有之：急躁和冷静；挥金如土和锱铢必较；残忍成性与慈悲为怀；既好吹毛求疵，又能事事迁就；既粗暴生硬，同时又温存体贴；既小心谨慎，又莽撞轻率。彼得就是凭借这种独特的性格来处理国务、外交和军事活动的。

尽管彼得的秉性奇奇怪怪，异于常人，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本质十分纯正的人。沙皇深信，为国操劳是他生活的主要目的。这个主导思想贯串于他全部活动之中。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中，表面上看来是不协调的，有些甚至是矛盾的现象，却具有某种一致性和完整性。

彼得认为，他勤政的开端，不是在1682年他即位那年，也不是在1689年，罢黜索菲娅公主的摄政那年，更不是1696年他曾经在形式上与之共同执政的皇兄伊凡去世那年，而是在他个人全面参与国务的时候。

在日常活动中，彼得常常一身兼二任焉。在沙皇以炮手、船长、团长、造船工匠身份“服务”时，他以名叫彼得·米哈伊洛夫的普通人自居。当他晋升为海军少将以及后来又晋升到海军中将这一级时，他要求别人不要拿他当皇帝，而要把他当成正式领有海军军衔的人，称他为“海军少将先生”“海军中将先生”。

沙皇不论是造船只，攻堡垒，还是长途跋涉去参加某项工作的时候，都是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与其说这是为了作贡献，倒毋宁说是以身作则。沙皇这类活动具有教诲示范的性质。

据波得的一位同代人回忆道：一次他同另外一些人在国外学习海军归国后在沙皇面前应试。“早晨八时，皇帝坐着一辆单轴双轮马车来了，从我们身旁走过时说道：‘小伙子们，你们好。’过不多久，放我们去参加一次盛大舞会，海军上将（即陛下本人）命令兹马耶维奇考问我们的航海学知识，而且问得十分详细。后来，轮到我时，皇上走到我的身旁，不让兹马耶维奇出题，亲自问道：‘你都学会了吗，为什么要派你出国去？’我禀告道：‘回报圣上，小的尽一切可能勤奋学习，但小的不敢夸口说全部都学会了，在您面前，小的是一个不够格的奴才，所以，象在上帝面前一样，奴才恳请您开圣恩。’我说着就跪了下去，可是皇上伸出右手手掌让我亲吻，说道

“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好使我哪怕在垂暮之年，也能看到你们成为我的合格的助手和祖国的公仆。”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最了解彼得的为人，他收集了一些与彼得的军事和国务活动有关的事实材料，总括为以下两句话所包含的意思：“做战士要做伟大的沙皇的战士，当沙皇也要当伟大战士的沙皇。”

彼得表面上的民主作风，并不能使人们对他的政权的实质产生误解。就是彼得本人也从未想过要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沙皇。他深知，在他的国家里有“人上人”和“人下人”两个阶层。二者中间有一条鸿沟不得逾越：前者治人，后者治于人。彼得的方针是加强统治阶层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在一切场合里彼得都是一位专制君主，不管是担任造船工匠也罢，化名充当使团成员也罢，在波尔塔瓦战役率领诺夫哥罗德团的一个营冲锋陷阵也罢，下令焚烧“强盗”布拉文一伙占据的城池也罢，呼朋引类、酒酣耳热之际也罢，或是参加伊万·维克申炮兵连普通一兵接受洗礼的仪式上也罢，（当时他自己慷慨解囊，以普通人的身份赠送三十卢布的礼品）莫不如此。

但彼得有时还是有意强调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例如，每逢军舰下水时，他对上级长官都有意表示尊敬。

一次，他以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个人身份，去参加他的一位女病人的葬礼。患者得的是水肿，医生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用外科手术为她治疗，都无济干事。彼得接手治疗这名病人，顺利地给病人放了水，他当时很得意，因为专职外科医生放出的只是血，但毕竟回生乏术，患者还是很快就死了。

他还曾以个人身份参加过一个四岁婴儿的葬礼。孩子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商人，将幼儿葬礼办得十分排场，似乎死者是什么名人或有功之臣。吊客队伍很长，大家徒步走到墓地。送殡的人当中也有彼得，只因为他当过死者的教父。

彼得自奉甚俭，但是给后妃购置衣服和修建官殿，他却挥金如土。就这个问题沙皇与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之间曾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阿普拉克辛说，沙皇送给教亲、产妇和其他人的礼物过于寒伧，“连我们这些人脸上都没有光彩”。彼得反驳阿普拉克辛的话说：

“我这样做决不是舍不得几个钱，而是因为第一，我认为，减少陋习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需要，我应该在这个方面为我的臣民带个好样；第二，理智要求我量入为出，我的收入比你们少啊。”

“圣上的收入有几百万。”阿普拉克辛反驳说。

“我个人的收入，只有我在陆、海军中按职衔支取的薪水，这些钱，我要买衣服，还有其他开销，还要送礼。”

这样，彼得·米哈伊洛夫承担起了个人应尽的义务，以身作则以供臣民效法。有关彼得的另外一种品质，我们可以从一些标准法令中窥见一斑。《军事条令》晓谕臣民：“皇帝陛下为一国之尊，圣上所作所为无须对世上任何人负责，圣上掌有权势，一如基督上帝，按己意与良知治理国家与社稷。”在另一项法令里，这种思想表达得更是言简意赅：“君权乃神授之专制政权。”沙皇彼得是一位专制君主，是权力无边的统治者，他按照自己的“良知”统治着一个大国的臣民。专制君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任务，正如他本人所说，是为达到臣民共享国泰民安这一最终目的而发号施令。

“国泰民安”的思想，是1702年彼得在号召外国人来俄国工作的一份上谕中最初提出来的。虽然这份上谕是就个别问题写成而且是供外国人阅读的，但仍不失为一份具有纲领意义的文件。彼得设想的治国方式是“俾使吾国每一忠实臣民均能知晓其在个人福利与国家昌盛方面所应有之一致愿望为何”。事隔二十年，彼得使这种思想更明朗了：“应为上帝所赐恩典与众人幸福而努力工作，以减轻人民之负担。”

“国泰民安”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是发展贸易，手工业和工厂工业，遵守法纪，根除税收和征兵工作中的“流弊和重负”，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在沙皇彼得在位年代，俄国的居民分成两个等级，即纳税阶层和特权阶层，二者泾渭分明。纳税阶层包括农民和市民，特权阶层包括贵族和僧侣。各阶层的“安居乐业”生活迥异，由于各自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其间有着霄壤之别。

那时，封建社会的阶层结构仍沿袭祖制，但各个阶层所负义务却有所改变。一言以蔽之，就是向国家提供的徭役名目繁多，有增无已。它涉及到所有的阶层，享有特权的贵旅阶层也不能幸免。当然，其对农民、商人、贵族和僧侣的命运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

在各阶层中，农民阶级忝居人下人。举凡军费开支，工业投资，要塞营造和城市建设，国家机关的供养，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首先落到农民肩上。现在除去原有的捐税和徭役之外，给他们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负担：义务兵役，修路造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船只税、龙骑兵税、军需品税、马鞍税与马轭税等等）。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运输徭役——用大车把辎重和新兵运到战场；还有驻军徭役——不仅要管新兵住，还要供他们吃。

“国家”的利益要求兼顾农业，不使它因耕者的徭役过重而濒于崩溃。彼得之所以起草《爱护耕者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这道上谕说，耕者“为一国之命脉，国家靠耕者维持生机一如动脉（即大血管）之滋养人体。故对耕者需加爱护，不令其负担过重，使其免于受责或破产，凡我官员，尤应善待之”。在这道上谕里，农民首先被目为老实的纳税人和新兵的供养者。如果农民因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荷而倾家荡产，他们就无力履行这几项主要义务，因而也不再成其为维持国家生机的命脉。

在另一道牵涉到农民的诏令里，也体现了彼得的上述思想。例如，彼得曾责成地方官查清，究竟有哪些地主由于向农民摊派过重致使土地荒芜。如遇此种情况发生，应向枢密院报告，由枢密院把这些领地拨给其他人——破产地主的亲戚经营。

沙皇之所以一再颁布诏令追寻逃亡农民，并把他们归还原领主，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维护个别地主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国家即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的出逃是他们的一种反抗形式。政府要求留在原地的农民纳税和服兵役，还要代替逃亡农民负担一份。结果，欠税增加，欠征的兵员额也增加了。因此，政府对逃亡农民绝不手软。

由此可见，所谓“天下大同”对农民来说，只不过是维持他们有为贵族官僚国家提供全部繁重徭役的能力。国家法律所要达到的也无非如此：对农民予以一定的“保护”，使其免遭破产地主的迫害和地方当局的鱼肉。迄今所知只有一份诏令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但即使这个诏令也只具有建议的性质。沙皇呼吁那些由于把农民的孩子“象牲口似地”卖掉，而造成“哀鸿遍野”的小地主贵族应扪心自问。彼得指示“禁止买卖人口”，但却附有一个保留条件：“……设若无法完全禁止，则在确有此需要之情况下，只可将全家或同姓人一起出卖，不得将人口单独售出。”

“天下大同”的内容，对城市居民来说，其含义又稍有差别。同农民一样，市民也是纳税人和兵源的补充着，但除此之外，市民还以商业税和手工业税款形式保证国库的补充收入。所以，彼得对商业发展和商人利益的关心是由来已久的。

由此可见、市民的“天下大同”同贵族国家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商品周转越快，工厂企业的规模越大，工商业家的生活就过得越好。而商人越富，他们投资的领域越多，给国家带来的收入也就愈丰。

归根结底，市民的“幸福”，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有多大一部分为国家所提取。

事实证明，市民要“安居乐业”而国家要花钱（打仗、建设海军修建城市和要塞无一不要钱），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的“利益”就成了国家的牺牲品。在十八世纪初的近二十年中，国家征收的种种苛捐杂税和加在人民头上的徭役，使许多商人破了产。只是在彼得死前六、七年里，他才恩赐工业家以多种重要的优惠和特权，其中包括给予大企业主免税经营其产品和工厂购买农奴作为劳动力的权利，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此外，还免除了工厂主对军队承担的徭役和运输徭役。当然，这种优惠只限于居民中一小部分人享用。对其他市民来说，“安居乐业”就是履行义务，维护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也渗透到修道院，从而使静修人士的整个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修士们饱食终日的生活和宏伟华丽的教堂，无不是由修道院农奴的劳动提供的。修道院的领地从来就是国家和地主垂涎的一块肥肉，五根不清净的修士，常受到严厉的训诫。但是对待他们的制裁并不严厉，充其量不让修道院扩大地产和免于披露修道士不守清规的恶行而已，彼得也强迫下层僧侣为国家利益服务。只要对比一下两份相隔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署名沼令，就可以看出彼得对修道院憎团的生活条件的坚定态度。在1701年的一份诏令里，他提出修士应遵从古制；自食其力，营集体生活，并以双手劳动所获供养为数众多之乞丐。他批评时下的修道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生活奢侈”。在1724年的诏令里，彼得指出多数修道士营寄生生活，游手好闲，俗念未断，而在出家之前，他们是“三重身份的纳贡者：向家庭、国家和地主纳贡”。

起初，不许修道院购买和交换土地，后来又褫夺了它们有支配自己领地收入的权利。分配给修道士的口粮极其微薄，不论大主教还是普通修士都同等对待，此外他们不得在净室内设文房四宝。规定男女修士均应当有一技之长，如做木工、画圣像、纺纱、刺绣、编织花边以及从事其他“不妨碍出家生活”的技艺。在修道院实现的主要的革新项目是：各修道院有义务用本身收入赡养老弱病残的士兵和军官并向学校提供经费。在推行这些革新时，彼得评论说：“我们的修道士养得太肥了。通向天堂大门的途径是：虔诚、茹素和祈祷。我要用面包和水而不是用鲟鱼和美酒为他们扫清去天堂的路。”

在彼得时代，贵族不能再在庄园中过养尊处优的生活了，他们要在陆军和舰队里服役，在战场上出生人死，同瑞典国王训练有素的军队打仗。贵族不得不穿上军官制服，在营房和办公室里忙于公务，他们把这种当差视为能使他们倾家荡产的沉重负担，因为当了这种差，他们的庄园产业就无人照顾了。

许多贵族千方百计逃避这种勤务，就象逃避彼得所规定的另一种义务——学习一样。

彼得兴办的一些学校很象兵营，学生们则象新兵。普通学校和培养高级专家的学院，都强迫贵族子弟去入学就读。当时有人说，“在偌大一个俄罗斯，哪个名门望族都必须承担将八至十八岁的子弟或其他亲属送到海军学院去就读的义务。”

大批贵族子弟曾被送到国外去留学。起初这些青年人主要是学习航海、造船和军事，后来他们开始学习建筑、绘画、园林建筑和东方语言等。沙皇对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留学生大力褒奖、1716年 4月，彼得接见了准备去意大利深造的一批画家。为此事他还写信给在但泽的叶卡捷琳娜打招呼说：“吾已晤见贝克列米舍夫与画家伊万。俟其抵达你处时，可请求国王命该画家为其下属画像”，沙皇在信的末尾还提上一笔：“务令人人知晓，我国民间亦有优秀之艺术大师。”沙皇信上提到的“画家伊万”即指神甫之子伊万·尼基丁，一位天才的肖像画家，在前往意大利留学之前，在绘事上就已脱颖而出了。

在国内兴学办教育，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这样一来，俄国人就逐年充实军事和非军事专家的队伍，一反过去完全依靠从由外聘请专门人才的老例。此外各类学校的学生入学总数，就当时的规模而言，还是很可观的。航海学校的编制规定，该校要培养五百名学生。这一定额在1705年已经达到。海军学院有三百人入学，在工程学校就读的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人，此外还有数十人在专门医科学校学医。在乌拉尔，工人子弟在矿业学校里学习矿业知识。

学校网的建立首先使军官团摆脱了对外国人的依赖。早在远征普鲁特之后，彼得就命令二百多名外籍将军和军官退役。各军团中外籍军官的数目，已经不超过全部军官人数的三分之一。三年以后，对外籍军官举行了一次甄别考试，凡考试不及格的，通通都被解雇了。结果，在二十年代，军官团的十分之九都是俄国本国人。

贵族们为了要逃避学习尤其是逃避服役，挖空心思想了各种办法，但彼得也专能治他们，发明了各种惩罚这类贵族的手段。

1714年颁布的一批诏令，取代了对个别贵族和贵族集团的一次性惩罚措施。照彼得的想法，这些诏令应该能使统治阶层的社会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为什么要挨个抓回那些逃之夭夭的贵族呢？彼得曾经琢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为这批人创造一些条件，使他们能安心安意地在营房和机关里供职。这样，要刺激贵族对服役发生兴趣就只能依靠颁布《长子继承令》一途了。这可能是彼得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道诏令，诏令颁发之前沙皇曾对其他国家贵族的财产继承制度作了研究。

诏令规定，贵族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为此日的，制定了将全部不动产单传给一个儿子的继承制度。其余的儿子，由于不能继承产业，因而也没有生活资料，自应“通过服公务、学习、经商等去谋生”。

此外还补充制订了一些其他条款以充实《长子继承令》的内容。条款之一是禁止没有学会算术和几何学的贵族子弟娶妻。另一条是不得将未在近卫军中当过列兵的贵族晋升为军官。再一个条款是，在军队中服役满七年或做文职工作满十年，或者经营商业满十五年者方可以置办地产。否则即便“到死”也不得购置田产。

彼得认为只有每一个臣民都无条件地完成他所承担的义务之后，才可望实现国泰民安这个理想。只有到那时，工商业才能繁荣，人民才能奉公守法，赋税和徭役才能减轻。

包括彼得在内，当时力主“天下大同”的理论家们，是把当时社会中不平等现象作为出发点的。这种不平等和对天下大同田园诗般的理解，是格格不入的。

农民为国家服务，就理应耕种土地，缴纳捐税，提供新兵，并为地主负担徭役。贵族为国家服务虽然也受累，但毕竟还能额外得到一些好处：除了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劳役租和代役租之外，还能享用由国家付给的现金俸禄。国家预算的收入部分，大都来自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缴纳的税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天下大同”左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真正能叨光的只有贵族和巨商之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