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都写日记,但风格迥然不同,这和他们的一性一格、主张以及记述的年代都有关系。
父亲的日记越写越简单,简单到居然一日下来就剩下“理发”二字。这当然和他的情绪,和他记述的那个越来越左的年代有关。想想,他也真聪明,是无奈中的一点儿智慧吧。
母亲开始记日记很晚,现在查到的,最早也不过始自1982年。
为什么是1982年?
细细一想,颇有道理。自从1978年起,她开始逐渐忙起来。这时她已经73岁了。找她来写字画画的人与日俱增。她好客,待人热情,而且心地善良,是个慈祥老人,招来一大帮朋友,谈天说地,办这做那,每天都高朋满座。她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一来二去,便滋生了记日记的念头。头绪太多啊,必须一一记下来。
她去世之后,姐妹们在她一抽一屉里找到了不少她的日记,居然装了整整一手提袋,沉得很。
我断断续续地翻着看看。
母亲的日记,头一个功能是充当她的工作日志:一天画了多少画,画的是什么,给谁画的,写了多少匾,题了多少字,是中堂,是题签,是贺寿词,是挽词,写了多少诗,是七言,是五言,是词,写了多少信,写给谁,见了多少客人,都是谁,出席了多少会议,看了什么画展,等等等等,非常详尽,真忙啊。
她常常一日之内把诸多事情列成一、二、三、四、五,分头叙述,有时竟列到十以上。她可是个七十多、八十多、九十多的老妇人!
从她写到的人名看,几乎文艺界各方名流都能在日记中找到,许多人是到家里来看她,也有很多时候是向她求字求画的。难怪许多朋友手中至今还 收藏着她的字画。
她的日记的另一大价值,是将她的诗作记录下来一部分,其中不乏写得很有感情,而且颇有功底的。有一本日记中居然记录了206首她的诗。
有一年,旅居台湾的老友台静农先生寄条幅赠诗给她,她有感而发,特书《怀老友》诗一首作答:
匆匆别去忽经年,有喜重逢海角边。
尔我遭时同作客,弟兄把臂各随缘。
遥瞻两岸家何远,近忆陪都梦自牵。
世处人情各不同,半窗风雨泪烛前。
母亲86岁那年,逢父亲92岁生日,她有一首诗,记在日记中,也感人泪下:
识苦含辛八六年,此身难得一日闲,齐鲁年年惊鼙鼓,巴蜀夜夜对愁眠。
几度一团一圆聚又散,首都重逢艳一陽一天,,伤心一陰一霾永隔世,湖底竭时泪涟涟。
由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母亲是个感情丰富而细腻的人,她恋家,重亲情,重友谊,挺过了一生的坎坷,到了晚年,遣忆一生,常常感慨不已,诗句便“流”了出来,随时随地。
母亲的日记,记着记着,突然蹦出我的名字,着实让我吓一跳。我平常白天在家的时候很少,自己忙自己的,每天晚上陪她吃吃晚饭而已,一交一流机会实际并不多,和她接触的时间比起姐妹和妻子来要少得多。怎么在她的日记中会有我的事呢?
当我们全家离开旧居平房,分别搬入各自的楼房宿舍时,我们征求母亲的意见:“您愿意和哪位儿女过呢?”她轻轻说了一句:“就跟你吧。”这样,直至去世,我这一家和她又一起生活了12年。
在这12年的日记中,她多次记录了我的行踪,譬如:“乙已去密云开会”(1990年早乙六时许回京,先开四天冰心学术会,带来水仙一筐,大号的头,并有大柚子一个,桂圆一大包,鱿鱼一大包,大蜜柑十个“1990年小雨,乙参观潭柘寺、戒台寺等处”(1992年乙在国子监讲演“1992年乙照了许多四川、山东照片,但旧房全拆,抗战痕迹皆无,留大人物故居不多,北碚故居匾仍挂着,但没有前门”(1993年),等等。
儿子每次远游,老人总是牵挂着。儿子回来了,老人放心了,跟着记述一些见闻。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平平常常的事,但此时此刻,翻阅着她的记录,心里便不再平静。
小时候,在重庆北碚,看见过天上有老鹰飞过来的时候,一大群小雏鸡怎样钻到母鸡的翅膀底下躲起来,当时便觉得鸡一妈一妈一真好,它的翼下一毛一茸一茸的,肯定又软又暖,非常安全,完全可以无忧无虑。
不知怎么搞的,看了母亲的日记,突然想起了鸡一妈一妈一和猫一妈一妈一,仿佛自己成了那些小雏鸡和睁不开眼的小猫咪。
或许,在母亲的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长不大,别管事实上他已经五十多岁还 是六十多岁。孩子自己倒不察觉,可是母亲老偷偷地惦记着你,不管你走到哪儿,她的心便跟你走到哪儿。不信,有她的日记为证。
天下的母一爱一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
我终于明白;所谓一点一滴的母一爱一,实际上就是一次次的揪心,一次次的惦记,或者一次次的不安。无数次的揪心、惦记和不安便汇成了两个伟大的字眼——母一爱一。
母一爱一永远是无声的,没有任何宣言,默默的,甘心情愿的,甚至让人不能察觉的,悄悄的,因为母一爱一根本不要回报,永远是单向的。
我在母亲日记里就读到一些微小而细碎的事,是她主动为我做的,或者是她特意记下来的,譬如1992年9月24日她写道:“为乙去浇花”,在此之前,8月16日,我过生日,她找出一张“文革”时她画的画,写道:“乙生日找出《猪圈多产丰收》祝寿”(我属猪),在这之后,同年12月13日日记里有这么一段:“中午乙做头天剩的青菜,做面条,爆羊肉。”
这样的记载,令我不光感动,简直有些吃惊了。
我发现她还 有这样的记载,如1993年1月17日:“舒乙越来越主观。”1993年5月1日:“得知乙心脏忽然不适,劝其戒酒少紧张。”
在家里,我说话常常不把门,有话直说,不会拐弯,对老人也间或有顶撞,无意中伤了她的心,她宁肯默默地写在日记中,少少的7个字,却也并不渲染。
这就是母亲的涵养和作风,对她来说,也许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孩子永远是孩子。
回想刚到四川的时候,我只有8岁,因水土不服,得了一身叫“天疱疮”的水疱,流脓不止。母亲天天带我去医院里换药,那里有一位叫刘燕公的外科大夫,医术很高明,说刚由国外传来一种疗法,由亲人身上一抽一血,再注射给患病者,增加病人身一体的免疫力,或许能有救。母亲自告奋勇,说就一抽一她的血吧。可是,等往我身上注射的时候,因我的小胳膊太细,找血管困难,弄了大半天也打不进去。我大哭不止。母亲自己竟难过得落下泪来。
她落泪的样子,我至今还 记得。
我仿佛找到了母亲日记的源头:大一爱一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