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月，在法国军事学院的操场上，一名曾在这所学院学习过的犹太军官，被当众革除军职，他的肩章、帽徽、绶带、勋章全部被扯下，就连他的军刀也被折为两段，扔在地下，随后，便被押去服刑。
这名犹太军官名叫德雷福斯，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在军事学院学习时成绩优异，因而毕业后被选派到陆军总参谋部供职。
去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12月他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他终身监禁，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服役。
就这样，一场由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开始了他们企图借此反对新兴的中产阶级和人民的民主权利。
而另一面，进步律师、记者和作家则在《震旦报》强烈呼吁，要求撤销对德雷福斯的错误判决，以维护法律和人权的尊严。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的反德情绪日趋高涨，法国情报部门也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1894年9月，法国情报部门派遣到德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名女佣，意外地在废纸中发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这封信是寄给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的，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在德国边境掩护部队的情况和一些军事机密。
这封信很快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的手里。桑德尔上校正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法国一系列机密文件泄密而焦虑，一见到这封信，便喜出望外，马上命令副官：“立即通知两位副处长到这里来！”
不一会儿，亨利少校和边帕苇少校先后来到。当亨利接过封信一看，吓得他心惊肉跳。原来，上面竟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齐少校的字迹！
艾斯特拉齐是情报局的德语翻译，与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旅瓦茨、考本泄露的军事秘密，与亨利本人也有关系。亨利生怕此人失事牵连自己，误了前程，所以不由得胆战心惊，不敢说出真相。反而认真地和桑德尔一起推测谁有可能写这封信。
为了转移视线，亨利故意提出：“这件事有可能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说完，又列举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备提供这份情报的条件。
桑德尔上校早对德雷福斯有成见，早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他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他就是泄密之人。
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自己残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
在开庭审判以前，军方也履行了一下审查手续，特地请几名字迹专家鉴定字迹。但专家们最后的结论，认为特证根据不足，不象是德雷福斯的笔迹。
可这时，军方已骑虎难下，由于逮捕决定是陆军部长亲自作出的，为了维护军方的威信，只好将错就错。
军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开庭审讯。到场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辩护律师，警察署长和陆军部队的观察员皮卡多少校等四人。
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
接着，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法官看到没有什么结果，便宣布休庭。来日再审。
陆军部长派去的观察员皮卡尔上校是个正直的军官，他如实的向部长作出汇报，同时也指出，此案很难成立。
亨利少校得知消息后，急得跳了出来，亲自上法庭指证德雷福斯，并以军官的名誉宣誓作证。而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还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
就这样，法庭终于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判处他无期徒刑，革除军职，流放到“魔鬼岛”。
事件发生后，德雷福斯的亲属四处为他奔走，在进步律师、记者和作家的帮助下，他的兄弟在法国《震旦报》上把这一冤案公布于世。顿时，舆论大哗，正义人士纷纷呼吁，撤销对德雷福斯的错误判决。
就在这时，在从德大使馆收集到的废纸中，发现了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的一封信的草稿。并很快转到继任反间谍处处长的皮卡尔中校手里。
皮卡尔立即警觉起来，着手对艾斯特拉齐的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艾斯特拉齐与德国武官的关系可疑，尤其意外地发现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和那封被认为是德雷福斯写的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
皮卡尔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并请求重新审理此案。
但副总参谋长唯恐军队荣誉受到损害，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齐。皮卡尔一再向上级陈述利弊得失，劝说及时修正错案。一下子惹怒了那些达官贵人，他于1896年12月被远调到当时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战。
亨利少校为了定实德雷福斯的罪名，便伪造信件塞进“密档”，甚至伪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复信，以此证实德雷福斯就是德国间谍。
于是，反动沙文主义者气焰更加嚣张。1897年12月17日，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
与此同时，德雷福斯的亲属和朋友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此案的控诉。他们曾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他证明德国没有收到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报和书信。而德国对法国由于此案闹出的混乱暗自高兴，当然不会为他作证。
在这种情况，德雷福斯的亲属又复制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处张贴在街头，指望有人能认出真正的作案者。
不久，一位银行家便找到德雷福斯家，声称告密信的笔迹和他一个顾客的笔迹一样，这个顾客就是艾斯特拉齐。德雷福斯全家非常高兴，认为这次总算找到有力的证据。于是，就向法庭控告了艾斯特拉齐。
1898年1月11日，艾斯特拉齐终于上了军事法庭。但军方唯恐此事败露，派亨利等人为他代拟了审讯时的辩护词。结果，法庭宣判艾斯特拉齐无罪释放。
这下，正义人士愤慨了。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标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的罪犯。
左拉的勇敢行为引起了全国对此案的关注。无数正义之士都团结起来去伸张正义。
这下，陆军部长恐慌了，他一方面鼓动反动分子攻击左拉；另一方面，以诽谤罪对左拉进行起诉，并于1898年2月21日，指示法庭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左拉被迫流亡英国伦敦。
但是，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一名军官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
在确凿的罪证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当场被捕，第二天就自杀身亡。艾斯特拉齐闻讯畏罪潜逃，到英国避难去了。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并出现了许多起反法游行。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民主力量面前，新任总理生怕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提出一个折衷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
他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是认为无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在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的奋斗。
在此后的7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直到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终获得解决。这年7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后来，他被恢复军籍，并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曾一度受到监禁的皮卡尔中校也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1930年，武官施瓦茨·考本的记事手册公布于世，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德雷福斯的清白。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这本记事手册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上他丈夫临死之前用法文写的“德雷福斯无罪”的字样。
五年以后，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这个案件，集中反映法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