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南开大学请著名作家刘绍棠去作报告。

当刘绍棠讲到文学创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时说：“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

有个女学生听后，写了一张条子：“刘老师，您说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能苟同。请问：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着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

刘绍棠读后，微笑着对这位写条子的女同学说：“我想看看你的学生证，上面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

女同学迷惑不解地问：“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多么难看呀，我怎么会去拍这样的照片呢？”

“漂亮的小姐啊，你不在长疮时去拍照片，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你知道长疮时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的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在长疮的时候照相，更不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你说对吗？”

那位漂亮的女学生脸红了：“是的，刘老师。”

刘绍棠继续说：“共产党的某些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有些事情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是涉及到许多方面问题的，应由党内采取措施去改正。可你非要把它揭露出来，这岂不是要共产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共产党的工作证上吗？为什么你对自己是那样的公正，而对别的事物就不公正了呢？”

在纽约国际笔会第48 届年会上，有人问中国著名作家陆文夫对性文学是怎么看的。

陆文夫幽默地答道：“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礼品时，往往当着别人的面就打开来看。而中国人恰恰相反，一般都要等客人离开以后才打开盒子。”与会者发出会心的笑声，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

以《人到中年》为代表作而驰名文坛的中国当代作家谌容，一次去美国访问。

她应邀去美国某大学进行演讲时，其中有个美国人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听说您至今还不是一个中共党员，请问您对中国共产党的私人感情如何？”

谌容应对如流：“您的情报非常准确，我确实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是，我的丈夫是个老共产党员，而我同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尚未有离婚的迹象，可见，我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有多么深呢！”

1982年秋天，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作家会议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中国作家蒋子龙解个怪谜：“把一只5 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

“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蒋子龙微笑道、“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放进了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金斯伯格赞赏道：“您是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

一次，英国一家电视台采访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梁晓声，现场拍摄电视采访节目。

这位英国记者忽然让摄像停下来，然后他对梁晓声说：“下一个问题，希望您能毫不迟疑地用‘是’或‘否’来回答，好吗？”

梁晓声不知是计，欣然答应。

谁知那位英国记者一扬手，遮镜板“啪”地一声响，记者把话筒放到自己嘴边，说道：“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产生你们这一代青年作家，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您看来究竟是好是坏？”说完把话筒立即伸到梁晓声嘴边。

摄像机对准了梁晓声的脸。

梁晓声的形象和声音将会由摄像机转告给广大观众。

此时，无论梁晓声回答“是”，还是回答“否”，都是笨拙的。但梁晓声刚才是答应用最“简洁”的一两个字回答问题的呀。因此不按照应诺的条件回答也不是个办法。看来对方是蓄意要出他的洋相。

在这进退维谷之际，梁晓声却不动声色地说：“在我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我也问您一个问题：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没有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著名的作家，那么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好是坏？”

梁晓声把话筒口转向英国记者。

此情此景，令人联想起一位足球守门高手把对方险乎踢进球门的球，“啪”地一脚，使之凌空飞起，直射向对方的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