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1日，原苏联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首都奥尔忠尼启则市北风凛冽，雪花飞舞。市印刷厂门前行人稀少，马路上来往车辆寥寥，偶尔有一辆汽车在风雪中呼啸而过。

下午3点30分左右，一群小学生欢蹦乱跳地拥出市印刷厂厂门。他们是第四十一小学四（4） 班的31名10岁左右的学生，在班主任叶菲莫娃带领下，刚刚参观了这家印刷厂。同学们整好队，准备步行回家。正在这时，从厂门对面停着的一辆大客车上，跳下来一个戴大皮帽的男人。他横过马路，走到叶菲莫娃面前，讨好地笑了笑，说：“我是校外辅导站的，我们的头儿要我用车送你们回学校。”

事情来得太突然。叶菲莫娃不由得愣了一下，心里说：事先没这个安排呀，以前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啊。她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中年男子，又看了看在风雪中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们，便答应了：“好吧。孩子们，上车去吧！”

小学生们一窝蜂似地挤上了客车。一股刺鼻的汽油味扑面而来，叶菲莫娃一看，车内紧挨着座位，放着七八个大小不等的汽油桶。她连忙要求大皮帽将汽油桶搬到驾驶室，以免发生危险。大皮帽却奸笑一声，说：“不用搬，等一下会有用的。”

叶菲莫娃等车开了，才注意到车厢里还有3个男人。小学生莎娃认出其中一个是她的邻居穆拉维廖夫，便亲切地问：“叔叔，您怎么也坐这辆车呀？”

穆拉维廖夫冷笑一声，说：“我是来护送你们的。”说完，动手将车内的窗帘拉了起来。

叶菲莫娃不禁疑窦丛生。过了一会，她偷偷地掀开窗帘一角，发现汽车正朝着与学校相反的方向行驶。她见事不妙，喊道：“司机，快停车！让孩子们下车！”但就在这时，她看到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个男人正用匕首抵住司机的腰眼。

大皮帽呼地一下站起来，掏出手槍，凶神恶煞地吼道：“不许动！你们现在都是人质了！我只要朝汽油桶开一槍，汽车就会爆炸，你们就会统统完蛋！”

原来，这伙人是绑匪！但他们是何许人？为什么要绑架小学生呢？

那戴大皮帽的是绑匪的头子，名川亚克西扬茨。这是个“五毒俱全”的家伙，两年前因酗酒、赌搏，欠了赌友扎法罗夫一万多卢布。老婆塔玛拉劝他几句，他非但不听，反而拳打脚踢。为还债，他又开始偷厂里的东西。结果东窗事发，被关进了监狱。塔玛拉实在无法与他生活下去，就跟他离了婚。

亚克西扬茨出狱后，并没有接受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不仅照样聚赌酗酒，而且仇视周围的一切，向往到西方去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于是做起了“出国梦”。

在一次聚赌时，亚克西扬茨流露出想出国的念头，没料到与赌友们一拍即合。他的三个赌友阿纳斯诺索夫、穆拉维廖夫、维什尼亚科夫也都有此想法。于是，他们便多次在一起合谋出国的勾当。偷越国境肯定不行，即使跑出去也会被遣送回国，因为周边国家不会因此而得罪苏联的。劫机似乎是个好办法，但这段时间在苏联连续发生几起劫机事件，机场防范极严，很难将凶器带上飞机。怎么办，亚克西扬茨猛然想起，最近放映的一部外国影片里，有一段恐怖分子通过绑架人质而获取飞机，逃出国境的情节，他便提议：“我们何不先绑架个人质，再以此要挟政府提供飞机，把我们送出国？”三个同伙认为这个方案可以一试。

从此，他们时常在一起密谋，并开始付诸行动。要绑架人质，首先得有武器，亚克西扬茨通过昔日债主扎法罗夫，从黑社会组织那里弄到一支小手槍。接下来是物色绑架对象，这可使他们伤透了脑筋。几个月前，一支“家庭爵士乐队”，全家11 口人劫持了一架图—134 客机，押有60 多个人质，满以为能一举圆了“出国梦”。但这吓唬不了克格勃，他们一边谈判，一边就冲上飞机，毫不顾及那些普通人质的死活。结果，劫持人质者全部成了阶下囚。可见绑架一般人质无济于事。要说劫持真正有影响的大人物吧，人家警卫一大堆，还没等你沾边，你就成了槍下鬼了。他们议论来议论去，总没有个结果。

1988 年11 月30 日晚上，4 个歹徒又在一起聚会，依旧为绑架对象问题争论不休。穆拉维廖夫眼珠子一转，突然想起隔壁邻居家小孩，听说她所在的那个班级明天要去参观市印刷厂，何不利用这天赐良机呢？他把桌子一拍，喜滋滋地说：“我们绑架不到大人物，就绑架一批小学生吧。他们人虽多，却没有反抗能力，好下手，好看管。人多反而能增加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砝码’。何况人们对幼小儿童有一种天然的怜爱，政府和克格勃肯定不敢贸然动手，否则会引起众怒。”话一出口，同伙们都齐声叫好，认定这是最佳的方案。虽然时间仓促一些，但机不可失，必须连夜作准备。

经过一番策划，他们兵分两路。亚克西扬茨和穆拉维廖夫窜到马路上，见一辆大客车开过来，就拦在路中，要求搭一段车。刚上车，他们就掏出手槍，逼迫司机把客车开到穆拉维廖夫家。阿纳斯诺索夫和维什尼亚科夫则设法弄来七八个汽油桶，把它们放在车上。这是他们罪恶计划的第一步。

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他们又迫使司机将大客车开到市印刷厂大门口，等待小学生们出来。从而实施罪恶计划的第二步。

被骗上车的孩子们面对黑洞洞的槍口，顿时吓懵了。有的甚至哭了起来。

班主任叶菲莫娃为稳住学生们的情绪，轻声细语地安慰着惊恐不安的孩子们，给他们讲童话故事，并领他们唱起了队歌。

嘹亮的队歌，使亚克西扬茨十分害怕。他挥舞起手槍，怒声吼道：”不准唱！不准唱！”随后，他又挤出一点笑容，说：“孩子们，你们谁愿意解下红领巾，我就放谁下车！”解下红领巾，就能脱离这恐怖的地方。但孩子们望了望班主任老师那威严的目光，想起老师平日讲的有关红领巾的故事，谁都没有动手。他们都明白，红领巾所蕴含的意义，它比生命都宝贵。

穆拉维廖夫见孩子们都不理睬，就动手去解莎娃的红领巾。

可他刚碰到那鲜红的领结，手上就被莎娃狠狠地咬了一口。穆拉维廖夫大叫一声，疼得捂着手在车内乱跳，孩子们见绑匪这副丑态，不禁高兴得拍起手来。

这时，大客车开到了州党委大楼前的广场上。为引起人们的注意，亚克西扬茨拿出一张著名歌星肖像的宣传画，强迫叶菲莫娃在反面写上：“快救救我们！车上有人质—31 个小学生。不要开槍，车内有汽油桶，会爆炸！跋快送一部对讲机来！”

亚克西扬茨把这张纸挂在车窗外。

但是，此刻天还下着大雪，广场上行人稀少，没人注意到这辆大客车。

亚克西扬茨急了，将一只10 公升的汽油桶扔出窗外，证明车上确有汽油，可还是没引起过路人的注意。过了一会，有一辆小轿车开进广场，他便掏出手槍，对准小轿车就是一槍，玻璃被打碎，司机受了伤。

槍声惊动了行人，他们朝大客车车窗一望，不禁大惊失色，赶紧向警方报告。

下午4 点30 分，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的内务部副部长巴塔戈夫上校，率领一个行动小组赶到了现场。

巴培戈夫上校打开了对讲机，向匪徒喊话，表示同意他们的要求，同时也安慰车上的师生，相信政府一定会妥善处理好这一事件。几分钟后，民警少校胡阿多诺夫只身一人走近客车，双手高举一部对讲机，从窗户送进大客车，然后又在绑匪的监督下离去。

恐怖分子立刻用对讲机与当局谈判。亚克西扬茨沙哑着嗓子威胁道：“你们听着，我们手里有32 名人质，除一名老师外，其余都是孩子！我们要求你们把我们送出国。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就把这些孩子全炸死。我可是不怕死的，更不怕坐牢，我才从你们的监狱里放出来。”

上校强按住心中的怒火，平静地答道：“我很清楚，车上有儿童。只要你们释放全部人质，我们就答应你们的一切要求。你们的条件是什么？”

匪首得意地狞笑一声，说：“我们要一架飞机和几名机组人员，还要一些急救药品。用飞机把我们送到国外去。”

“这些要求我们都可以满足，但你们不得伤害孩子。”接着，上校问道：“你们要到哪个国家？”

亚克西扬茨没想到谈判进展得如此顺利，一时也想不出该去哪个国家，便与其他几个绑匪商量了一阵，才说：“我们要去以色列。”

上校见对方迟迟才答复，知道这几名绑匪并不是精于策划的职业恐怖分子，便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下来：“行，我负责让你们去以色列。我可以提供一架伊尔—76t 型运输机，不过，这里的机场大小，飞机无法起落。这样吧，你们可以到矿泉城去乘飞机。怎么样？现在，我希望你们先把车上的女孩子放出来。”

亚克西扬茨不答应。他坚持先兑现一部分条件，再释放一批人质。

绑架31 名小学生的消息，通过电波迅即传遍了整个苏联和全世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立即责成克格勃官员研究处理这一突发的恐怖事件，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波诺马廖夫担任这次反恐怖行动的总指挥。他会同有关方面的官员，很快制定了名为“霹雳行动”

的反恐怖计划。并将与车上绑匪有关的人也召集到指挥中心，其中包括亚克西扬茨的前妻塔玛拉。

傍晚时分，载有人质和恐怖分子的大客车，前有交通警车开路，后有克格勃3 辆警车护送，一路上浩浩荡荡地向矿泉城机场驶去。天还下着雪，道路很滑，坑坑洼洼的，汽车晃来晃去，缓缓而行，足足爬了8 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4 点才抵达矿泉城机场。

在途中，巴塔戈夫上校不时用对讲机与恐怖分子谈判，以稳住他们。与上校同车的亚克西扬茨的前妻塔玛拉也通过对讲机与前夫对话，希望他悬崖勒马，释放人质、放弃罪恶计划。

等车队到达机场，亚克西扬茨看到机场确实停着一架伊尔—76 型运输机，这才答应释放了一名身体最虚弱的小女孩。

依照“霹雳行动”计划，苏联当局已调来一支反恐怖部队埋伏在运输机的周围，并从附近几个城市调集大批民警到机场，以防不测。波诺马廖夫亲自坐镇，现场指挥。

大客车刚在运输机旁停下来，一个赤手空拳、身着便衣的人走到离客车十来米的地方，他就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国家安全局的谢列梅捷夫上校。

他拿起对讲机继续与绑匪谈判，苦口婆心地劝说恐怖分子回头是岸。但绑匪依旧一意孤行，并进一步要求当局提供防弹背心、手槍、自动步槍、手铐、毒品等。此外还要10 万美元，这伙视财如命的赌徒，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他们要到那个花花世界去，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

谢列梅捷夫一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表示，只要不流血，释放全部人质，所有的要求都可以满足。

从清晨开始，当局每隔一、二个小时，就送一批绑匪所需物品，恐怖分子也对应地释放几个孩子。亚克西扬茨原打算先把叶菲莫娃打发走，但女教师坚决不走，她说：“我是班主任，只要这里还有一名学生，我就不会离开。”

最后，客车上只剩下女老师和11 名小学生。

下午3 点50 分，恐怖分子要求登机。他们每个人抓住一个孩子作掩护，押着女教师和其他孩子，一起上了飞机。

他们仔细地搜索了整个飞机，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然后把住机舱门口，对上机的4 名机组人员逐一检查，并给飞行员们戴上了手铐。

谢列梅捷夫要求绑匪放掉所有的孩子。亚克西扬茨狡猾地答道：“先把塔玛拉带上来，我有话对她说，她不上来我不放人。”

塔玛拉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她明知有危险，但为了救孩子，便勇敢地登上了飞机。

可绑匪又提出了条件。亚克西扬茨要求谢列梅捷夫赶紧把10 万美元送上飞机。

上校沉着地答道，“外汇过一会儿就到。这样吧，你们先把孩子们和教师都放了，我愿意做人质。”

匪首觉得带这么多人质走，确实难以控制，况且他认为谢列梅捷夫上校也够得上是“大人物”了，当局会考虑他的份量，不会轻举妄动。于是，他与其他绑匪商量一阵，同意了。

谢列梅捷夫按照绑匪的要求，扔掉武器，双手抱头，走上飞机。两个绑匪立即给他铐上手铐，并搜查全身。余下的11 名孩子和女教师含着热泪，注视着这位可亲可敬的勇士，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走下了飞机。女教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这个26 岁的共青团员，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忠实地履行了她的职责，保护了全班学生。等待在机场上的学生家长们纷纷围上来，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

大约半个小时后，一只装有美元的皮箱送到舱门外。

绑匪留下两人监视驾驶员，准备开动发动机。亚克西扬茨带一个绑匪押着谢列梅捷夫上校来到舱门口。匪首打开皮箱，见到那一捆捆花花绿绿的美钞惊喜万分，贪婪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与另一个绑匪忙不迭地俯身数起钱来。就在匪徒疏忽的一瞬间，谢列梅捷夫敏捷地跃身跳出舱门，就地连打几个滚，然后爬起来就跑。

这时，“嗡嗡嗡”的发动机声已经响了起来。绑匪也顾不上朝上校开槍了，反正机上还有4 名机组人员和塔玛拉做人质，谅克格勃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于是，亚克西扬茨命令立刻起飞。

飞机呼啸着飞上天空。经苏呼米出境，飞越土耳其、塞浦路斯，于莫斯科时间当晚6 点45 分飞抵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上空。

绑匪们一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出国梦终于实现了。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早在飞机从矿泉城机场起飞之前，苏联外交部即打电话给苏联驻特拉维夫的领事马尔基罗索夫，指令他就此事与以色列当局接触。

实际上，在劫机事件发生前，苏以双方就彼此在对方的财产归属问题进行了长达3 个月的谈判。这次巧遇劫机事件，苏方有求，以方岂能不利用这个机会，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来呢？

不久，以色列外交部代理总干事，打电话给马尔基罗索夫，称以色列当局同意接收飞机，表示愿意将劫机犯引渡苏联。

当被劫运输机飞抵以色列领空时，以色列空军迅速出动喷气式战斗机前往护航。以国防部长拉宾和武装部队参谋长达恩·肖姆龙也亲自作出安排。

伊尔—76 型运输机刚一降落到本古里安机场跑道，大批以色列军警便荷槍实弹，把飞机重重包围。恐怖分子以为此举不过是以当局为遮世人耳目而演出的“假戏”，便表示“投降”。

10 分钟后，4 名动机犯走出机舱，交出槍支。以军警扑上来，给他们戴上冰冷的手铐，并将一皮箱美元也悉数收缴。这时，这伙歹徒才大梦初醒，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了。一辆警车开来，他们被押往特拉维夫附近的阿本·卡比尔监狱。

当天晚上，苏联克格勃的特别安全小组一行19 人，乘一架图—154 客机神秘地飞抵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

以色列当局根据事先与苏方达成的协议，将4 名恐怖分子交给了克格勃。这4 名绑匪只在国外过了一天囚犯的生活，在12 月3 日夜里就被分别带进那两架苏联飞机，连夜押回莫斯科。这次反恐怖的“霹雳行动”终于胜利地结束了。一个月后，在法庭上，女教师叶菲莫娃和31 名小学生站在证人席前，诉说了4 个绑架、劫机犯的滔天罪行。最后，俄罗斯最高法院判处首犯亚克西扬茨15 年徒刑，绑匪穆拉维廖夫、维什尼亚科夫、阿纳斯诺索夫各判14 年徒刑。为绑匪提供槍支的扎法罗夫也难逃法网，被判3 年徒刑。至此，一场震惊世界的绑架小学生劫机案终于划上了句号。

（陈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