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雷尔神甫在纸板搭成的简易棚里度过了1999年的最后一夜，接着被一个居无定所的可爱的游民叫醒，和他一起分享了他的红葡萄酒。后来，多亏了一个推着装着她的全部家当的小车的流浪女人的帮助，又脏又冷的科雷尔找到了往伊西一勒一穆里内的方向。一个司机最后同意让这个奇怪的迷路的外国人搭了便车，神甫才得以回到旅馆，他要求老板允许他先暂住几天，那天老板正好在，而且还算好说话。他解释说，他的所有证件、旅游支票和现金都被人抢了，但他的行李箱里有足以证明他说的是实话和他在悉尼所从事的职业以及他的神职的见证：一本《圣经》。因为他从前一天就失踪了，所谓的行李也已经被搬到一间储藏室里有很长时间了。
他走进房间，打开行李箱，取出《圣经》——这个版本他还亲自修订过一部分，增加了几张手写的内容为了照顾信徒的情感——他把手按在烫金的书名上，说：“我发誓我会付钱给你们的。我发誓！”
老板安排他住在一个边上的小房间里，允许他一直住到澳大利亚大使馆办事处开始办公。科雷尔能冲个澡，重新穿上他随便带来的衣服，这让他想起他的职业服装：黑裤子、黑上衣、小小的自领子。这身打扮他会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老板借给他一个电动剃须刀。他重新回到大厅，胡子刮得很干净，手上拿着《圣经》，穿得就像神的仆人一样。
“您应该饿了。”老板说。
“很饿。”科雷尔回答，“如果您能这样提供我食物，一直到星期二，我保证上帝会对您施与的每一片面包都加倍偿还的。”
“和您在一起的有一位女士，我想问，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她怎么样了？您知道吗？”
“唉，我们被人群冲散了。那是一个难以慰藉的寡妇。她应该在什么地方住下了吧。法国人都是如此好客……”
老板忍住不笑。
“您觉得好笑？她的不幸？”
“不。我只想证明您是否在撒谎。您的寡妇恐怕已经擦干了泪水。一个法国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好客吧，送她回来取行李。他们看起来很相配。”
科雷尔露出一丝不屑。不过分，就必要的那么一点。
“她是绝望的，我向您担保！我相信她会回这里来的，不然会打电话给我让我和她会合。陪她一起来的男人肯定是她丈夫的老朋友。”
“她欠我的钱，您的寡妇，法国人已经替她付清了，用支票付的，支票上有地址。您想知道地址吗？”
“尽管我天生谨慎，但我不反对您告诉我地址。她问了我的消息吗？”
“她没有太坚持。当我告诉她我不知道您在哪儿的时候，她好像松了口气。”
老板走了，接着拿着支票回来。
科雷尔辨认着丹尼尔·加斯帕的名字和地址。
“离这儿远吗？”
“要乘地铁，换三次车。您每次只要问一问，别人会告诉您的。如果您饿了，您在走廊尽头的厨房能找到面包、香肠、奶酪。您还可以煮杯咖啡。”
“其他客人呢？”科雷尔问，“他们在哪儿？”
“大多数客人都在睡觉。夜里都累坏了……”
“几乎没有声音。”
“但我们全在这里。告诉我：在澳大利亚，人们也相信世界末日？”
“所有个人灾难都被看成是世界末日。”科雷尔说。
“您的回答很高明。随便怎么理解都可以。您期待什么？”
“一个星球爆炸。”
“一个星球？”
“一个吞灭一切的巨大火球。”
“您搞错了！”
“幸好。”科雷尔回答。
“那么，现在就积蓄一点力气吧，也有黄油。苹果也有。有一整箱。”
一个男人，神情黯淡，走进旅馆，经过总台时要了钥匙，接着慢慢地上了台阶。
“这是个很好的顾客。”老板低声说，“他每个月来一趟巴黎。他也说一大堆关于世界末日的故事。他害怕别人嘲笑他失败的预言，但我什么也不说。这就是外交！”
科雷尔向厨房走去，坐在一张摆满食物的桌子前面。吃饱后，他睡了一个下午，晚上他就出发去找雪莉。
他在热闹的街上走着，爱玩的人又恢复了玩的热情。他白色的领子，尽管白色有点脏，让他看上去与众不同。他换了两次地铁，重新回到地面，接着走路。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两百法郎。他走进一家酒吧，要了一杯甜烈酒。一杯下肚，他又要了一杯朗姆酒，一片柠檬和更多的糖。他美美地呷着杯中之物。支着吧台，从高高的凳子上，他注视着顾客。他希望有人请他坐到哪张桌上去，和一些淳朴的人一起喝酒说话，他们可能能听懂几句他的澳大利亚英语。他自己也会几个法语单词，像“仁慈”、“节日”、“2000年”、“地狱”和“上天”。他会让别人开心几分钟的。
但尽管他笑得很灿烂，没人注意到他。
他失望地走出酒吧。他遇到三个在一个大饭店的垃圾箱旁边安顿下来的流浪汉。他们很快地合计了一下，随后请求科雷尔拿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大大的字是募捐。一个现在沦为“无固定住所”的前公司职员用他会的几个英语单词告诉他牌子上写的句子是为了唤起上帝的存在。事实上，瓣板上写着：“我饿！”
他犹豫了一下就接受了，他很快发现巴黎人心肠不错：一个简单的召唤上帝的存在就让他们打开了钱袋，他想。
他把募到的钱交给流浪汉，问他们这些钱是交给哪个教堂的。那个能说—点英语的人向他解释说所谓的教堂离这儿不太远。神甫本可以做他们的摇钱树，但很快想到他所从事的行业：最好放了他。他们这样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