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为医生的多样性提一供了现实性和可能性，医生不再有统一模式。

便是在古代，中医也有衣食医和传道医之分。

我舅舅不是传道医，也不能算是衣食医，我叫他“工作医”。

姥姥死时，舅舅才三岁。用他的话说，是我母亲承担了他母亲的角色。母亲年轻时走南闯北，一直领着她这个小弟弟，自然地，舅舅被母亲领进了中医门。

舅舅被母亲送进中医院校学习 ，毕业后分到另一城市做医生，和一位针灸大夫结了婚。

做为医生，可以说我舅舅很称职，他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考试成绩、学术研究成果、甚至外语水平都为同行称道和认可，他干到了院长的位置。

母亲和舅舅这对姐弟中医，一个治病治得好，一个工作干得好，是不是都应算是好医生？

但母亲认为我舅舅不会看病，说一眼就看出是实病的人他还给人家开补药。

我曾就此质询过舅舅，舅舅说：“虚病和实病我还看不出来？你妈太傻、太实在，她不了解看病人的心理，我开的不过是人家想要的壮阳药而已。”我说，你这样做不是害人么？舅舅说，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如果这些人的身体早晚要出问题，你认为是让他们早出问题好还是晚出问题好？早出问题能得救，晚出问题救不了，能说我是害他们？

虽是歪理邪说，但舅舅话让我一时无言以对。

着实说，中医越老越吃香，舅舅如今应该是个大忙人才对。可他每天下棋、钓鱼、上网，过着悠哉游哉的退休生活，根本不给人看病。倒是我那搞针灸的舅母一直没得闲，天天为人针灸不止。

过去的中医没有退休一说，没人给他们退休金，活到老干到老，母亲给人看病就到生命最后一息。

然而，对舅舅来说，干中医是参加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衣食之源。所以，在拿到退休金不用再工作时，他也就不再给人看病了。所以，他如今虽然老了，但不能称他为老中医。

母亲在医院工作时，除了担当医生职责外，还给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开班当老师，我曾见过她与学生们的合影。这批与我舅舅同龄的新中国一代中医是在医院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首先学会的是怎样工作和适应医院。而这个“工作” 有时候与治病是一回事，比如在强调“救死扶伤”时；有时不是一回事，如在强调医院利益时。

医院之所以是医院，就是用工作统一医生思想，用制度限制个人行为，保障医院的运行机制。因此，对工作负责有时不等于对病人负责，既便是满腔热忱地投入工作也不等于是满腔热忱地对待病人。

人们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北京朝阳医院发生的孕妇死亡事件。但从工作角度看，医生犯了什么错误么？是不认真，还是不负责？没有。那么，在医院中，我们能对医生提出大于工作的要求么？

正是工作与治病的细微差别产生了医患矛盾。我想，我舅舅这一代隔着“工作”搞中医是不是造成中医退化的原因之一呢？

我们是如此地习惯工作，以至于对工作从不质疑。我小时就认定工作是个光荣的字眼，认为母亲不参加工作是落后、愚昧的表现。看来，中国古代官府不办医院，使中医没有“工作”可寻，必须直面病人的做法，正可保持中医的生命力。

如果说母亲学医是为了救人救己，舅舅学医是为了参加工作，那么我女儿这一代孩子学中医则大多是为了上大学。这样一来，中医人离中医就更远了。因此，大学毕业后很多孩子改行不搞中医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常有亲友问我女儿毕业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我和女儿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工作也好，上大学也好，对女儿来说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不想让女儿对“工作” 的理解比对病人的理解更透彻。中医可以不“工作”，只要有行医权就行。所以，当个游医或坐堂医都可以。女儿说，既便是办医院，她办的也会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

女儿鼓动我侄子学中医，我不赞成，，因为我侄子是个“手在脑前行”的人，我认为他不适合学中医。而女儿则认为中医现在天地广大，总会有适合他做的事情。可学了中医的侄子却在外科上显示出天赋，他非常擅长缝合血肉模糊的人一体 。看他网上日记，写得如同病历。手术的每一个步骤，怎么缝的肠，怎么接的筋，清楚得可当操作规程。我开玩笑说，到我侄子手里的人，便是死了也被缝得整整齐齐。

虽说人死了缝好也没用了，可凡是活过来的人又必须是被缝合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侄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缝无类的做法也是有道理的。

当身体被创成开放伤，中医的理论也随之被创而破了。女儿面对血肉模糊的躯体就是举着两手一脸茫然，她的头脑分析能力强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如我侄子马上动手缝合来得实际。所以他姐弟俩相互配合比各自独立行事更让我放心。

不过，侄子在外科上的擅长让我很为难，这表明他需要依附医院。我打听了一下，各级医院的医务人员都是人满为患，侄子想要参加工作非常之难。但不管怎么难他也得进医院，因为谁能为他建个手术室啊？这下我明白中医的外科为什么不发达了，因为历史上中医没有医院，这正是万事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

医生类型的多样化既是社会现实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为此，一味反对西医或要求取缔中医都不利于医学的整体发展。为了我女儿和我侄子能各得其所，我希望中医和西医共同存在、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