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受到惊吓时，母亲会把手插入我头发中抚弄说：“摸摸毛，不吓，不吓……”我往往就定下神来。这种安慰小孩子的方法被一代代地沿用下来。我是这样哄女儿的，将来也这么哄外孙子。这种用在孩子身上的“哄”法，人们认为对成一人 不适用，更不会承认这也是一种医疗方法。
一个年轻人最近睡眠不好，我让他母亲“哄哄”他，因为他刚刚参与一次死刑执行，我认为他内在受了惊吓，为此，年轻人笑我缺乏理性。首先，他不承认自己受了惊吓，这有他的沉着、镇静为证。再者，便是受了惊吓，他又不是小孩子，妈妈哄哄就能哄好？不管这个年轻人怎么认为，他母亲完全接受我的建议。
一位朋友，四十多岁了，路遇一起一交一 通事故，他很有效率地报警、救人，表现得十分出色。事后，他病了，厌食、无力、失眠……到医院检查没有查出问题，吃药、打针也不见效。看他一脸倦容，打不起精神的样子他妻子很着急，认定他得了大病没有被检查出来，领着他到各医院查来查去，弄得他很有精神压力。一天，他乡下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来看他。母亲一见他就问：“你鼻梁发青，受什么惊吓了？”他和妻子都觉得好笑，一个成年人，便是遇到和处理一些非常事件也是很正常的事，有理性的支撑，怎么可能受到惊吓呢？可他母亲坚持说他受了惊吓，得叫叫魂。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屋外象他小时候喊他回来吃饭那样呼唤他的名子，又象对待小孩子一样捋着他的头发给他吟唱“安魂曲”。看着母亲那么投入，他也就乐得撒娇，任由母亲摆布了。我们再见他时，他又恢复到先前精神焕发的样子了。朋友们问他是怎么把病治好的？听了他的讲述后大家又不得不惊叹他母亲精神安慰作用的神奇。
有理性的保护，非常事件在我们身上不以惊恐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不等于我们的精神没有受到冲击。我在非常事件面前往往表现得从容冷静，但事后那些在事发时惊慌失措的、当场昏倒的、一时精神措乱的人都恢复了常态，我却一天比一天倦怠直至犯心脏病。
“母亲”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母亲”能揭去覆盖在我们身上的理性外衣，直接抚慰我们的心灵。理性可以充当“父亲”，但不能替代“母亲”。不管“父亲”如何“教育”我们，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还是需要来自“母亲”的安慰。因此，“哄”这种对待小孩子的小技俩在某些时候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见过母亲治疗因受惊吓而精神出偏的病人。母亲一边飞快地点刺针灸，一边“哄”着病人。当病人最终无力地伏在母亲怀里哭出来后，情绪就渐渐趋于平稳了。
母亲治病用的往往都是小技。小时候，我闲时会按母亲的吩咐买几根四分粗细的竹子，一节节锯开，制做许多一寸半高的小竹罐。用中药把做好的竹罐煮上，母亲按穴位扎上针，我用镊子从锅里夹出竹罐甩一下水，趁热扣在针上……母亲还让我用艾叶象卷烟一样卷成一支支“雪茄烟”整齐地码放在盒子里。有来诉称胃疼、肚子疼、叉气、打隔的，拿出一支点燃，灸灸肚子或小腿上的“足三里”、“三阴一交一 ”等穴位，往往不用吃药就好了。有一年，大弟弟得了急性阑尾炎。一听西医说得开刀，他一下子滚下床 捂着肚子就逃出了医院。母亲急了，，让我捉他要给他针灸，可弟弟爬上房，我也捉不到。那时还没有糖衣药片，想哄弟弟吃药也难，全家只能坐等他穿孔从房上掉下来。我和弟弟反复商量，他只接受一个治法———灸，而且只能是我给他灸。弟弟到底没做手术，没吃药，也没扎针，连我也不相信阑尾炎能灸好。
中医治病的方式都可以归入小技类，能用小技治好的病当然不能算是大病，从这点上说中医治的病是小病我也不反对。在心理上，我们有时希望自己得的是大病，我那位被割去一侧肺子的同事后来对我说，她之所以没有听从我的劝阻而做了手术是想用做手术向人们证实她得了大病，为的是堵说她装病之人的嘴，开胸手术当然是大病。可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自己得大病，比如，患上需要换肝、换肾、换骨髓这样的病。因为在真得了大病的情况下，我们首先面对的可能不是病而是更难面对的东西————人性。
我一个做了大手术的同事求我给当地报纸写篇稿子赞美一下他的妻子，表达他对妻子的感激之情。我笑他作秀，两口子之间用得着这样吗？他说，你不知道，我在住院期间看到很多被配偶抛弃的病人。在病房内，当守护病人的常常是父母、兄弟姐妹，而配偶根本不露面时，就说明病人被配偶抛弃了，而被抛弃对人的打击往往比患病的打击更大。我给同事写了这篇表扬稿，同时感到些许悲哀，现代科技在许多方面把人性放入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中。在我一个朋友急需几十万元手术费时，他的家人却沉寂了。我一个个“捉拿”他们，逼迫他们拿钱。被我逼得没法，他的父母说：“你能向我们保证手术成功么？不能，那你这不是让我家倾家荡产，人财两空么？你有什么权力来逼我们？你先拿出几万元来，然后再来逼我们要。”我从来没有向朋友学说他父母这番话，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感情都承受不住这样的医疗考验，我们又怎能要求配偶、兄弟姐妹做得更好？有一天我接到医院电话，说有一个住院老太太的儿女们因承担不了医疗费，纷纷弃老人而去，让我这个维护妇女权益的人管一管。我费了好大劲把老人的儿女们找到一处，连哄带吓要来钱送到医院。老太太没有因我为她拿来医疗费而高兴，而是拒绝进食而死。这让我感到如果“治病”这事要是弄得过大，大得让爱情、亲情承受不了，我想，死亡的幻灭感也可能是由某些失望引起的。虽然这不干医学啥事，但很有做一些调节的必要，我们应如何调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