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开办了一个专门给企业供货的贸易公司，客户里有美国企业、韩国企业、日本企业……也有国有企业，跟他在一起的时间长了，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外资企业付款很积极，到规定的日子你不去取钱都不行，对方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你；相反，国有企业付款很拖拉，到规定的日子你去几次也取不来钱，对方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

我一直不明就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终于了解了其中的猫腻。

一次，我陪同这朋友给一个国有企业送货，我随便地过目了一下他的送货清单，价格高得离谱，吓得我好悬从轿车的天窗蹿出去：

100w的白炽灯泡他卖5元钱一只；破铁锹他卖45元钱一把；破砂纸他卖3元钱一张；我问：“你小子也太黑了，这价格高得有点离谱了吧？”

他说：“你不知道，是他们企业领导太黑，不是我黑，我原来是白的，我身上的黑纯粹是被他们给染的，他们纯粹是逼良为娼，逼上梁山。最开始我给他们的灯泡一个就两元钱，但是把钱要回来的时候我仔细一算，赔钱！为什么赔钱？他妈的，他们企业规定，每一笔货款都必须有采购人员、使用者、使用者的领导、会计主管、总经理5个人签字，而且也没规定文件签署的最长时限，于是一笔货款无限期地在每一个人手里旅行，甚至都能把那付款的单子给你攥出水来，有的时候转到最后单子都不知道在谁手里了，于是重新填一张单子，再来一次旅行，就是不给你签字。每一个人不打点到你都无法把货款拿到手，很明显，这些打点费用最后都将计算在商品的价格里，羊毛出在羊身上。签署文件的人员越多，商品的价格就越离谱。后来我就明白了，他们这是雁过拔毛，怎么办？他们要拔毛我就得多长毛，要不我不被他们拔成白条鸡了？我就按着他们的人头往上加呗，比如一只灯泡，原来没有回扣的时候我送货的价格是每只两元钱。现在是5元钱，每个人的回扣是10%，5个人总计50%，我还剩下另外50%，也就是剩下2.5元，他们几个就占了货款的一半了，再去了17%的税款，是8角5分，最后一个灯泡的实际货款就剩下1元6角5分了，去了1元钱的采购成本，最后利润就6角5分钱，也就是13%的利润，这还没包括送货的运输费、办公费、财务费，如果把这些费用再减去，利润都不到10%，你说5元钱一个灯泡价还高吗？”

我无语，没想到一个灯泡里面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猫腻？

看来白条鸡也不容易。

为什么外资企业在规定的日子里必须给供应商付款呢？我结合白条鸡给我讲的这个案例，想了一些日子，懂了。

外资企业在付款的时候当然也需要相关人员的签字，但是他们规定出文件签署的最长时限，在规定的时间里他们必须把文件签署完毕，耽误在谁手里就将追究谁的责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剥夺文件签署者寻租的权力、索贿的权力、拔毛的权力。寻租的少了，索贿的少了，拔毛的少了，商品的价格自然也就降低了。

可见，监督、制约，成本是很高的，代价是很大的。

比如现在我们为了监督和制约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设置了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局、审计局、国家预防贪污腐败局、反贪局、检察院，一共6个部门，其实对一些贪污腐化的高官而言，这些机构就如同国有企业一样，只能增加监督成本，贪官们贪污腐败越难，贪污成本就越高，因此他们贪污的动力也必然会越大，因为贪的少了不够打点的，最后这些钱还是由纳税人来埋单。

我们不是已经wto很久了吗，怎么还学不会老外那几招呢？

得想辙，既要预防贪污腐败，还要把监督贪污腐败的成本降下来。看来用人监督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人都是活的，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你有多少人监督，贪官就会预备多少个红包。北京检察当局披露，90年代中期以来，近2万贪官外逃，携带款项达8千亿元人民币。为什么其他国家这样的事情不多，而我们国家这样的事情却这么多？而且，我们的监督机构也是最多的，说明还是制度设计上有漏洞。

生意经：

墨菲定理说：“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其实不是，其实就是钱的问题。”

很多时候都是如此。

用制度管人比较好，制度是死的，贪官没有办法给它送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