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序上来看民营企业，也很有意思。中国民营企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序从一些沿海地区开始发展的，沿海地区的地域特征和地域文化对其也很有影响。最早的民营企业，比较集中的当然应该是在特区，主要是深圳、广东、福建，这些地区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以贸易起家。贸易，以及由贸易带动的简单加工业，是珠江三角洲民营企业的一种基本形式。有趣的是，在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开放的通商口岸也是从广州开始的，之后沿海岸线一路北上直到宁波。那时，广州的十三行是国内最大的贸易公司，家族靠贸易发家，成为中国首富，并晋身全球富豪榜。所以在广东的民营企业身上，体现出明显的贸易文化。

贸易文化就是交易的文化。给钱就搞定，给多少钱，拿多少货，一把一利索，钱货两讫，一拍两散，贸易就是最简单的交易。早期沿海（广东、福建）一带贸易企业特别多，民营企业最崇尚的就是拿钱搞掂，以至于后来“搞掂”一词和交易文化渗透到大陆的各个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临近香港，香港的制造业大量以“三来一补”形式（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业务）在广东、福建落地生根，这使得当地的民营企业从公司组织制度上，更多地受香港的影响。所以他们更早懂得股票，最先知道炒楼花，然后最先知道怎样开董事会。深圳合资企业最多，那儿最早有合资企业，有三资企业，所以广东又最先引进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这样造成了广东最先“觉醒”了私人财富的概念，也最先“觉醒”了私人消费，因此一开始大款恶性消费都是讲的广东大款。

所以民营企业一开始这三个特点，也就是说贸易文化——交易的文化，现代企业制度，以及私人财富和消费观念，都是从广东的民营企业发起的。也正因为这样，一直到现在，真正治理得好的公司，还是深圳的企业。万科等，都是国内各行业中最大的企业，他们实际上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

类似的好企业比如李宁、康佳、tcl等等，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但往广东纵深里看，有一点就很不同了。广东内地，你看到佛山、中山，然后到番禺、清远、粤北，这些地方的人，就更多地跟传统文化有关了，他们较少受香港影响，更多依赖家族。这些地方出来的草根企业，几乎绝大部分是家族企业。另外，在这些地区，最基层的地方政府，如县政府、镇政府，甚至村委会，都很强势，它们孵化和扶植起一批后来很有影响的似国企实民营的企业，像容奇镇、三水镇，政府就是代表，科龙和健力宝就是它们的私生子。

江浙地区一向有两种文化传统。一种传统是在历史上，清朝以来的习惯，这个地方做小买卖的特别多，那犄角旮旯任谁都看不起的买卖他们都做了。浙江的许多民营企业仍然沿着这种传统发展起来，如现在的什么“纽扣大王”，“打火机大王”。浙江就有很多这种小的制造业，而这些小的制造业发展成像现在讲的“长尾理论”中的“长尾”，你看上去小，汇总起来就是巨量。所以这边的民营企业有制造业的文化，是传统的小作坊式的制造业。他们不是“三来一补”，一开始做的都是很土的小东西，他们的制造业文化中就没有办大企业的文化，都是做小企业、小制造业。这类小型的作坊式的制造业，几乎百分之百采取了家族管理的方式。

浙江的另一个传统就是从海上往外跑营销。在历史上，也是自清朝以来，他们一直有出海的习惯，尤其是温州地区，国际营销的能力很强，他们在国际营销史上一直都是主打欧洲，所以意大利、法国，现在都是浙江人在那营销。民生消费品当中完全放开竞争的是小商品，目前主要是江浙的企业在做。电饭煲大王、豆浆机大王、皮鞋大王、衬衫大王，他们一直有这种很好的营销传统。这些“大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营销起家，然后延伸到上游的制造业。

由于长期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所以就闷声发大财，基本上这样的民营企业都不怎么声张，慢慢做，然后也不借钱，或者只是民间借贷，信用还很好。去温州那些地方借钱一定要当地大佬出面。我跟他们的商会领导经常见面，听说过那儿的信贷方式：比如在温州有10个大哥，这10个大哥坐下来喝茶，说我们要做个事情，需要一家拿多少钱；第二天大家就把现金拎过来，签个名就走了。这种信用关系非常好。

浙江最近有一个吴英的案子，一个20多岁的女孩集资，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很有意思，她给抓起来了，可没有一个人来挤兑。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地民间的信用关系一直很发达，农村信用社一直是管理最好的。所以，浙江的民营企业是一个制造业的文化、出海营销谋生的文化和家族管理的文化。浙江商人非常务实，吃苦耐劳。在温州，宣传部，包括温州当地的商会领导都一直在讲，当地企业是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千里迢迢，诸如此类，反正一大堆顺口溜，就是讲他们的民营企业的精神。

中国还有一支民营企业大军是在海南，海南的民营企业更多的是流寇。海南最多的时候有将近两万家民营企业，泡沫经济结束以后全都黄了。当时聚集到那儿的是全国各地最失意和最有梦想、最不安分的人，因为建海南省，这些不安分的人，包括我们，全都跑过去了。当时我们就开玩笑，说到海南的全是“三不幸”女人＋爱折腾男人。“三不幸”就是不幸婚史、不幸恋史、不幸情史，失意的和爱折腾的男人女人，当时就成了海南省内市场的主体。这部分人在1993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就流散到全国了。所以他们来自于全国又回归各地，事实上大量的是流寇型的民营企业。

在2002年“非典”的时候，我回去一趟以后，特别有感触。那时，为了躲“非典”，有很多在外边跑的人又回去了。一天晚上，我们被中国城老板邀请，弄了条大木船，漂到海上。这时，原先认识或不认识的分散在各地的老板、兄弟、哥们、朋友，几乎被共同的文化记忆唤醒，立即陷入江湖啸聚的亢奋之中，赤膊挥汗三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放浪形骸。最有趣的是大伙都把中国城老板当成共同的精神偶像，他坚守海南十多年，而且从未易帜，始终守着“中国城”，守着娱乐业。

海南的民营企业数量很大，但是散得非常快，流寇习气严重，江湖味道浓厚。但是它也有两个优点，第一就是海南不相信眼泪，海南不承认历史。你不要说你过去干什么的，反正到这儿来的都是穷光蛋，你也别诉苦，因为大家都挺穷。所以这些人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强，像这两万家公司没了，海南全省人口中没有一个跟政府要工资的，也没有企业找政府添麻烦或者闹事的，所以海南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第二个优点，海南这批民营企业最先经历了泡沫经济的打击，所以后来的生还者，他们的风险控制相对来说比较好。比如像现在，包括从万通出来的易小迪、潘石屹，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泡沫，所以对风险的控制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我觉着民营企业的江湖，最明显的实际上主要是三部分，就是广东福建，另外是江浙，再就是海南，它们真正成为今天中国民营经济舞台上的三股最强大的力量。当然，其他地方，例如北京，也有很好的民营企业，但不管是新经济还是老江湖，都跟这三个地方有关系、有渊源。就像柳传志最初也是在广东、深圳那儿开始创业的，然后又回到北京。万通和国美也都是这样，都跟这三个地区有关联。因为这三个地区是最早开放市场的，制度环境比较宽松，贸易活动、经济活动比较活跃，于是培养出了中国最有意思、最有活力的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