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

当他离开电话亭时，黑暗已早早降临下来，还伴随着十一月的薄雾和细雨。他发出的信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老康普顿路上，标出了小霍利迪那点儿可疑生意的“书”字所发出的红色灯光被雨雾弄得模糊不清，投在人行道上后也不像以往那样显得厚颜无耻；对面店里的老霍利迪为求节省仍和往常一样佝偻在一只球形玻璃灯罩下。当卡瑟尔进店时他头也不抬就碰了碰一个开关，于是那几排陈放旧典籍的书架两旁都亮堂起来。

“一点儿都不浪费电。”卡瑟尔说。

“啊！是您，先生。是的，我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帮助政府，而且反正过了五点之后也没有多少存心买书的顾客了。只有几个不大好意思但又想卖书的，不过他们的书很少有保存完好的，我只能让他们失望地离开——他们以为只要有百年历史的书就是好的。我很抱歉，先生，特罗洛普的书迟迟没有下文，如果那是您想来找我的目的的话。很难拿到第二本了——电视上谈过这本书，麻烦就在这儿——连企鹅版的都卖光了。”

“现在不急了。一本也行。我就是在告诉你这事的。我朋友已出国定居了。”

“啊，您会想念你们那些文学之夜的，先生。就在前些天我还对儿子说过……”

“很奇怪，霍利迪先生，可我从没见过你儿子。他在店里吗？我想我也许可以和他说一说几本我想出让的书。我对那些淫趣十足的书已没什么兴趣。上年纪了，我想。我进去能找到他吗？”

“您找不到他，先生，现在不行。对您说实话，他给自己找了点儿麻烦。因为生意太好了。上个月他在纽应顿巴兹新开了一家店，那里的警察远没有这里的通情达理——或是说得愤世嫉俗一点，买通他们得花更多的钱。他整个下午都得在地方法庭交代关于他那些愚蠢的杂志的问题，还没回来呢。”

“我希望他的麻烦没有让你受累，霍利迪先生。”

“哦，哎呀，没有。警察对我挺同情。我真的认为他们都为我有这样一个从事这种买卖的儿子而感到难过。我告诉他们，要是我年轻的话，我可能也做同样的事情，他们都笑了。”

卡瑟尔一向觉得奇怪的是“他们”竟选择了小霍利迪这么不可靠的角色来做中间人，他的店铺随时都会遭到警方搜查。他想，也许这是一种双重失误。负责取缔淫秽制品的稽查队很难说受过精细的反谍报训练，甚至小霍利迪很有可能和他爸爸一样对自己被利用一直蒙在鼓里。那便是他非常想弄清楚的，因为即将要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了。

他凝视着街对面那猩红色的店牌以及橱窗里的色情杂志，同时也为自己的古怪情绪感到惊讶：他迫切地想就这么毫无遮掩地冒一次险。鲍里斯知道了是不会同意的，但现在他已向“他们”递交了最后一份报告及辞呈，他感到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愿望去用嘴里吐出的言语进行直接交流，跳过安全藏匿地、书码以及公用电话里那些复杂的信号等环节的干扰。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他问霍利迪先生。

“不知道，先生。我本人或许也能帮助您？”

“不，不，我不打扰你了。”他们没有给他能引起小霍利迪注意的拨话密码。他们一直小心谨慎地互相回避，以至于有时他想是不是他们唯有在最后的紧急关头才能筹划会面。

他问：“你儿子是不是有辆红色的丰田？”

“没有，不过他有时候去乡下时开我的车——为了卖书，先生。他不时地给我帮帮忙，我没法像以前那样四处活动了。您为什么问这个？”

“我想我曾在店外看见过这么一辆。”

“那不会是我们的。在城里不可能。那么多交通堵塞，用车很不经济。我们得厉行节约，响应政府的要求。”

“哦，我希望地方官员别对他太苛刻。”

“您是好心人，先生。我会告诉他您来找过。”

“我刚巧带来了一张便条，也许你能交给他。是要保密的，请一定记住。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年轻时喜欢收集什么样的书。”

“您完全可以相信我，先生。我从来没有让您失望过。那特罗洛普的书怎么说？”

“哦，忘了特罗洛普吧。”

卡瑟尔在尤斯顿买了一张去沃特福德的票——他不想把他往返的伯克翰斯德的季票拿出来。检票员是能记得季票的。在火车里，为了让脑子不想其他事情，他拿了丢在旁边座位上的晨报看起来。上面有一则对一位他从没见过的影星的访谈（伯克翰斯德的电影院已变成了宾果赌场）。显然这演员结了两次婚。要不是三次？他几年前在一次采访中告诉记者他已告别婚姻了。“那么说你改变主意了？”这个最爱打听飞短流长的文章作者放肆地问道。

卡瑟尔将这则访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是一个能够向记者谈自己最隐秘的私生活的人：“我娶第一个妻子时还是个穷光蛋。她不理解我……我们的性生活一塌糊涂。和娜奥米在一起就不同了。当我精疲力尽地从摄影棚回来时，娜奥米十分善解人意……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独自找个像圣托罗佩这样安静的地方待上一个星期，尽情地温存。”我要是指责他就太虚伪了，卡瑟尔想：要是能和鲍里斯谈心我就去谈——人总要有一诉衷肠的时候。

到达沃特福德后他小心地循着先前的路线，在公共汽车站踌躇片刻，最终还是朝前走去，并在下一个街角稍作停留，看看有没有盯梢的。他来到那家咖啡店，但没有进去，而是径直向前走。上一回他是由那个鞋带松了的男子领着的，这次可没人指引了。到了拐弯处他是向左还是向右？沃特福德这一带的街道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排排带山墙的房子，门前都有小花园，栽了滴着露珠的玫瑰——房屋间的连接处是容一辆车的车库。

他故作随意地向四周瞥了一眼又一眼，但他看到的总是相同的房屋，有时是在街边，有时在弯道里，他感到自己被那些类似的路名嘲弄着——“月桂道”“橡树地”“灌木林”——乃至他要找的“榆树景”。有一回一个警察看见他失魂落魄的样子，便问他是否需要帮助。穆勒的笔记原件如左轮手枪般沉甸甸地压在口袋里，他说不，他只是在这一带找出租房屋的广告。警察告诉他再往前走三四个路口向左转，有两家要出租的，而碰巧的是他在第三个路口左转时便来到了“榆树景”。他记不得门牌号码，不过街灯照在了一扇门的有色玻璃上，这使他认了出来。没有一扇窗户透着灯光。他凑上前仔细瞧，在不抱多少希望的情况下辨认出了那个破损的牌子“限公司”，并按了门铃。此时此刻鲍里斯不大可能会出现在这里；实际上，他可能根本不在英国。他在这里主要是代表他们跟他联络，那么他们为何还要让这条危险的渠道保持开通呢？他又试了试门铃，仍然没有反应。此时如果出来的哪怕是曾要挟过他的伊万，他也会很乐意。没有一人——实实在在地没有一个——留给他，使他能够说些什么的。

他刚才路过一个电话亭，此时他回头向电话走去。他看见马路对面一幢房子未拉帘子的窗户里，一家人正在享用丰盛的午茶，要不就是早早地开始了晚餐：父亲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一男一女，都坐在位子上，母亲端着盘子进来，父亲似乎正在念祷文，因为孩子们都低着头。他还记得自己儿时的这种习俗，但他以为这早已不复存在了——也许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宗教习俗在他们那里保留得要长些。他开始拨唯一的一个留给他的号码，一个在最后紧急时刻才启用的号码，他同时用手表计时，间隔一段时间就挂上。在拨了五次仍没有响应后，他离开了电话亭。他好像在空旷的街道上喊了五次救命，而是否有人听到也无从知晓。或许在他最后的报告之后所有的通信线路都已切断。

他看了看街对面。那个父亲说了句逗人的话，母亲会心地微笑起来，女孩子朝男孩挤挤眼，大概是想说“老爸又逗你了”。卡瑟尔顺着马路向车站走去——没有人跟踪，没有人在他路过时从窗户里望他，也没有人从他身边经过。他觉得自己是隐形的，流落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没有人将他认作己类。

他在那条叫“灌木林”的街的尽头停下脚步，这里邻近一座样式丑恶的教堂，看起来那么簇新，仿佛是一夜之间拿自助工具用闪闪发亮的砖头建起来的。里面有灯光，驱使他去找霍利迪的那同一种孤独情绪现在驱使他向教堂走去。从华而不实的装饰、艳丽的圣坛以及那些感伤的雕塑来看，这是一座罗马天主教堂。并没有一帮坚定忠实的中产阶级信徒肩并肩站着吟诵远方的青山。一位老者在离圣坛不远处枕着雨伞把手打盹，两个穿着相似的深暗色衣服，也许是姐妹的妇人在一旁候着，他估计她们身边的就是忏悔室。一个穿橡胶雨衣的女子从帘子里出来，另一个没穿雨衣的又钻了进去，像晴雨屋 [1] 展现的情景。卡瑟尔找了个靠近的位子坐下来。他感到疲倦——早已过了他喝三份j. & b.的钟点；萨拉要着急了，而当他听着忏悔室里嗡嗡的低声交谈时，那种渴求畅所欲言的愿望在沉寂了七年之后开始在他心中滋生。鲍里斯已完全撤走，他想，我再也没法吐露心事了——当然除非我最后上了被告席。我可以在那里做他们所谓的“悔过”——当然是在禁止旁听 的前提下，对他的审判是禁止旁听 的。

第二个女人出来了，第三个又进去。其他两个精神焕发地抖落掉了自己的秘密——在禁止旁听 的情形下。她们分别跪在各自的圣坛前，因顺利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而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当第三个女人出来时只剩下他在等候了。那老者醒过来陪其中一个女人出去了。从神父帘子的缝隙里他瞥见了一张长而苍白的脸；他听见有人清了清喉咙，十一月的潮气带给人很多不适。卡瑟尔想：我要说；为什么我不说呢？那样一位神父想必能保守我的秘密。鲍里斯曾对他说：“想找人说话了就随时到我这儿来。这危险性比较小。”可他确信鲍里斯再也不会回来了。倾吐一下是一种治疗行为——他缓缓走向忏悔室，如同一个第一次去看心理医生的病人一样颤抖着。

一个对绞刑一无所知的病人。他把身后的帘子拉好，犹豫不决地站在所剩的狭小的空间里。从何说起？淡淡的科隆香水味肯定是其中一个女人留下的。一扇百叶窗咔嗒一声打开了，他看见了一个人锐利的轮廓，就像戏里的侦探。那人影咳了一声，咕噜了一句什么。

卡瑟尔说：“我想和您谈谈。”

“你站在那里干什么？”人影说，“你的膝盖丧失功能了吗？”

“我只想和您谈谈。”

“你来这儿不是和我谈的。”人影说。里面传出叮当叮当的声音。那人在膝上放了一串念珠，看来他将它用作了排忧串珠。“你在这里是和上帝说话。”

“不，不是这样的。我到这儿来就是要说说话。”

神父嫌恶地看看四周。他眼睛里布满血丝。卡瑟尔感到，一个残酷的巧合使他遇上了另一个孤独与沉默的牺牲品，正如他自己一般。

“跪下，你以为你是怎样一个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

“那你到这儿做什么？”

“我想说说话，如此而已。”

“如果你需要指点，你可以把姓名和地址留在内殿。”

“我不需要指点。”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神父说。

“忏悔秘密难道不也适用非天主教徒吗？”

“你得到你所属的教堂去找牧师。”

“我没有所属的教堂。”

“那我想你需要的是医生。”神父说。他啪地关上了百叶窗，卡瑟尔离开了忏悔室。这真是个荒唐的结果，他想，对应着荒唐的行动。即便他获准说话了，他怎能指望这个人理解他？这段历史太久远了，起始于那么多年前的一个陌生国度。

2

他将大衣挂在门厅里时萨拉出来迎接他。她问：“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你从没有不打电话回来这么迟的。”

“噢，我就四处转转，想找人聊聊。谁也没能找到。我估计大家都去度周末长假了。”

“你喝威士忌吗？还是直接吃晚饭？”

“威士忌。要一大杯。”

“要比平时多？”

“是的，不加苏打。”

“肯定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大事。只是天气又冷又湿，简直像冬天了。萨姆睡了？”

“是的。”

“布勒呢？”

“在花园里找猫呢。”

他在往常的椅子上坐下，往常的沉默亦降临在两人之间。通常情况下他像感受缠于肩上的一条惬意的围巾那样体味着这沉默。沉默便是放松，沉默意味着言语在两人间是多余的——他们的爱牢不可破，无须去确证：他们的爱情已拥有终身保险。可在今晚，当穆勒的笔记原件还在口袋里，而他抄写的复件此时正在小霍利迪手里时，沉默如同真空，使他艰于呼吸：沉默是一切甚至是信任的缺失，是坟墓的昭示。

“再来一杯威士忌，萨拉。”

“你真的 喝太多了。别忘了可怜的戴维斯。”

“他不是因为喝酒死的。”

“可我以为……”

“你以为的就跟其他人以为的一样。可你错了。如果再给我来杯威士忌太麻烦你了，说一声，我自己倒好了。”

“我只说了句不要忘了戴维斯……”

“我不想这样给人照管着，萨拉。你是萨姆的母亲，不是我的。”

“是的，我是 他母亲而你连他父亲都不是。”

他们惊讶而慌乱地面面相觑着。萨拉说：“我不是想……”

“这不是你的过错。”

“对不起。”

他说：“如果我们不好好谈谈，未来就会是这样。我问我干什么去了。我整个傍晚都在找人要聊聊，但谁也没找到。”

“聊什么？”

这个问题又让他沉默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和我 说？他们不准，我猜。《公务机密法约》——那些愚蠢的东西。”

“不是他们。”

“那是谁？”

“当我们到英国时，萨拉，卡森派了一个人来找我。他救过你和萨姆。他所要的全部回报就是一点点帮助。我当时心里满是感激，就同意了。”

“那又怎么了，有什么错吗？”

“我妈妈说我小时候总是拿太多的东西去回报别人，可是对于一个把你从boss拯救出来的人，我的付出并不算太多。于是就这么着，我成了他们所说的双重间谍，萨拉。我的罪够得上终身监禁。”

他一直明白，终有一天这样的情景将会在他俩之间展现，不过他一直想象不出他们彼此会怎么说。她说：“把你的威士忌拿给我。”他递给她杯子，她一口喝下去大半英寸深。“你现在处境危险吗？”她问，“我是说现在。今晚。”

“自从我们一起生活，我就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可现在是不是情况恶化了？”

“是的。我认为他们发现了有情报泄露，我认为他们以为是戴维斯。我不相信戴维斯是自然死亡。珀西瓦尔医生说过些什么……”

“你认为是他们杀了他？”

“是的。”

“这么说本来可能会是你？”

“是的。”

“你还在继续干吗？”

“我写了当时自认为是最后一次的报告。我跟整个事情说再见了。可接下来——又节外生枝。是关于穆勒的。我得让他们知道。我希望我已通报他们了。我不知道。”

“处里是怎么发现泄露的？”

“我估计他们在什么地方出了叛徒——很可能就在关键岗位上——他有办法搞到我的报告并传回给伦敦。”

“但如果他把这份也传回来了呢？”

“哦，我知道你会说的。戴维斯死了。我是唯一在处里和穆勒打交道的人。”

“那你为什么还继续干，莫瑞斯？这是自杀。”

“这也许能挽救很多条生命——你族人的生命。”

“别跟我谈我的族人。我已不再有族人了。你就是我的‘族人’。”

他想，这肯定出自《圣经》的说法。我听说过。嗯，她上过卫理公会学校。

她用胳膊搂住他，将那杯威士忌送到他嘴边。“我真但愿你没有等这么多年才告诉我。”

“我害怕说出来——萨拉。”他想起了那个《旧约》里的名字。一个叫鲁斯的女人说的正是她刚才说的——或者很类似的话。

“害怕我而不害怕他们 ？”

“为你而害怕。你不会明白在坡拉娜旅馆等你的时候有多么漫长。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来了。白天我用一副望远镜看外面的车牌号。双数号表明穆勒抓到你了，单数号就是你已在路上了。这一回可不会有坡拉娜旅馆，也没有卡森了。同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两次。”

“你要我做什么？”

“最好的办法是你带着萨姆到我母亲那儿去。我俩暂时分开。我们假装大吵了一场，你要准备离婚了。如果什么也没发生，我就待在这里，我们就又能团圆了。”

“那么长时间里我该干什么？看汽车牌号吗？告诉我退而求其次又该怎么做。”

“假如他们还在照顾我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他们答应过我一条安全的逃脱路线，但我得独自先走。所以那样的话你还是得带萨姆去找我妈妈。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将不能联络。你没法知道发生了什么——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如此。我想我更宁愿警察登门来逮捕我——这样我们至少还能在法庭上相见。”

“可是戴维斯从没有上过法庭，对吗？不，如果他们还在照顾着你，就走吧，莫瑞斯。那样的话至少我知道你是安全的。”

“你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萨拉。”

“那该是什么样的话？”

“嗯，通常我会被称作叛徒。”

“谁在乎？”她说。她把手放在他的手里：这是一个比接吻更亲密的动作——有时候亲吻的对象也可能是陌生人。她说：“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你、我和萨姆。你从来没有背叛这个国家，莫瑞斯。”

他说：“今晚没必要操心那么多了。我们还有时间，得睡觉了。”

可一上了床他们就立刻开始做爱，想都没想，说也没说，仿佛那是一小时前就约定好了，而他们所有的讨论只是延缓一下而已。他们有几个月没有这样在一起了。如今秘密已被道出，爱则得到了释放，而且他几乎一完成便沉沉睡去。他的想法是这样的：还有时间——在有什么泄露被报告回来之前还有几天，甚或几周。明天是星期六。我们有一整个周末的时间来决定何去何从。

第二章

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坐在乡村别墅的书房里读特罗洛普。这本应是一段近乎完美的安宁——周末的平静，除了公务在身的政府官员且有紧急报告，谁也不允许打破这一宁静，而紧急报告在秘密情报部门是极为罕见的——夫人很理解他没有去喝午茶，因为她知道下午的格雷伯爵茶会搅了他六点钟喝卡蒂萨克 [2] 的雅兴。在西非工作的时候，他喜欢上了特罗洛普的小说，尽管他通常并不爱读小说。在愤懑的时候，他发觉《养老院院长》及《巴切斯特塔》 [3] 之类的书能使人安下心来，可以锻炼他在非洲所需要的忍耐力。斯洛普先生让他联想到一个胡搅蛮缠、自以为是的地区专员，而普路迪太太则使他想起了总督夫人。现在他发现有一本小说使他心神不定，而它本来可以像在非洲时那样让他心绪宁静的。小说名叫《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曾有人——他记不清是谁了——告诉他该小说已编成了一部不错的电视剧。他不喜欢看电视，但他深信自己肯定会喜欢看特罗洛普的片子。

所以整个下午他还是享受到了片刻一向能从特罗洛普那儿得到的恬静——维多利亚时期的祥和，那时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谁都能一眼分辨出来。他没有孩子，因此没有人会教他改变看法——他从不想要孩子，他的夫人也如此；这一点他们有着共识，尽管理由也许不尽相同。他不想让自己的公共职责再添加上个人职责（在非洲抚养孩子永远都让人烦恼），而他的妻子——嗯，他不无关爱地认为——她希望能保全她的身段以及独立性。他们对孩子共同的漠视反而强化了他们彼此的爱情。当他肘边放着杯威士忌读特罗洛普时，她正带着同样的满足在自己房间喝茶。这对他俩而言都是一个平静的周末——没有狩猎，没有宾客，十一月的黄昏早早地降临在庄园里——他甚至能够想象自己正在非洲，在丛林里的疗养所里，无须长途跋涉——虽然他向来很喜欢——远离总部。厨师现在会在疗养所后面拔鸡毛，那些野狗也会聚拢来企图分点儿残羹冷炙……远处公路上的灯兴许就是村落里的灯，那里的姑娘们正互相在头发里挑虱子。

他正在读关于老麦尔摩特的内容，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将他看成骗子。麦尔摩特在下议院的餐馆里占据了一个位子——“根本不可能赶他走——就像几乎不可能紧挨着他坐一样。甚至服务员也不愿意伺候他；可是耐心和毅力最终使他得到了晚餐。”

很不情愿地，哈格里维斯感到被麦尔摩特的那种孤立无援吸引住了，他还很遗憾地回想起当珀西瓦尔医生谈起对戴维斯的喜爱时，他对珀西瓦尔说的话。他用了“叛徒”一词，正如麦尔摩特的同事用了“骗子”一般。他继续读：“那些观察他的人相互间都认为他对自己的厚颜无耻自得其乐；可实际上他在那一刻大概是整个伦敦最最悲惨的一个了。”他从不认识戴维斯——如果在办公楼的过道里碰见了他是不会认得的。他想：也许是我说得轻率了——我做出了愚蠢的反应——可除掉他的是珀西瓦尔——我不该让珀西瓦尔来负责这个案子……他往下看：“可即便是他，在被全世界都摒弃，因犯了法而遭受严惩，其面前除了最凄惨的景况一无所有时，还能用其最后的自由时光来为自己造出名声，尽管被人骂作厚颜无耻。”可怜的家伙，他想，勇气可嘉。戴维斯有没有猜到，当他离开房间一会儿时，珀西瓦尔医生给他的酒里放了什么？就在此时电话响了。他听见妻子在房间里接了过去。她在尽力维护他的宁静，这比特罗洛普还重要，可尽管如此，电话那头的什么紧急情况还是迫使她把电话转了过来。他满不情愿地拿起了听筒。一个他不认得的声音说道：“我是穆勒。”

他还沉浸在麦尔摩特的世界里。他说：“穆勒？”

“科尼利厄斯·穆勒。”

一阵令人不自在的停顿。然后那声音解释道：“从比勒陀利亚来的。”

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一时间以为这陌生人准是从那个遥远的城市打来的，接着他便记起来。“是的。是的。当然。我能为你做什么？”他补充道，“我希望卡瑟尔……”

“我正是 想和您谈卡瑟尔，约翰爵士。”

“我星期一会在办公室。如果你现在打给我的秘书……”他看了看表，“她应该还在办公室。”

“您明天不会在吗？”

“不。我这个周末在家过。”

“我能来见您吗，约翰爵士？”

“那么要紧的事？”

“我认为是的。我强烈地感觉到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迫切地希望和您谈谈，约翰爵士。”

特罗洛普看不成了，哈格里维斯想，可怜的玛丽——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总尽力把公务抛开，可它总是要挤进来。他想起来那个狩猎之夜，丹特里是那么难缠……他问：“你有车吗？”

“有的。当然有。”

他想，假如今晚我给他足够的礼遇，那星期六还会有空闲。他说：“两小时的车程，如果你愿意来吃晚餐的话。”

“当然愿意。您真是太好了，约翰爵士。如果我没觉得这事很紧要的话，我是不会来打扰您的。我……”

“我们大概只来得及做煎蛋了，穆勒。家常便饭。”他又说。

他放下话筒，同时想起了他们杜撰的关于他和食人者的故事。他来到窗口朝外看。非洲消退了。那灯就是通往伦敦及办公楼的公路上的灯。他感到麦尔摩特的自杀已然迫近——别无他路了。他来到客厅：玛丽正用一只她在克里斯蒂拍卖行购得的银茶壶里倒出一杯格雷伯爵茶。他说：“很抱歉，玛丽。我们有客人要来吃晚饭。”

“我就担心这个。在他坚持要和你说话时……是谁呀？”

“boss从比勒陀利亚派来的人。”

“他就不能等到星期一？”

“他说情况太紧急。”

“我不喜欢这些搞种族隔离的浑蛋。”普通的英国粗口在她的美国腔里总显得有些奇怪。

“我也不喜欢，不过我们得跟他们合作。我想我们可以赶紧弄点东西出来吃。”

“有几块冷牛肉。”

“那比我向他许诺的煎蛋要强。”

这是一顿拘谨的晚餐，因为没有什么话题好谈，尽管哈格里维斯夫人在博若莱葡萄酒的帮助下已使出了全部解数来寻找可能的谈资。她坦陈自己对南非文学和艺术一无所知，不过看来穆勒也不比她知道得多。他说了些诗人和小说家的名字——他倒也提了赫兹佐格文学奖，但又补充说没有读过一本获奖作品。“他们很不可靠，”他说，“大多数。”

“不可靠？”

“老是掺和在政治里。有个诗人因为帮助恐怖分子现在正蹲着监狱。”哈格里维斯试图换个话题，可他能想到跟南非有关的只有黄金和钻石——它们也在掺和政治，就和作家们一样。钻石这个字眼儿使人想起纳米比亚，而他记得那个百万富翁奥本海默支持了进步政党。他的非洲是那个丛林里的贫困非洲，而政治却像废矿床一样横亘在南部非洲。当他们终于能够单独带着一瓶威士忌在两张舒适的椅子里坐下来时，他感到很高兴——坐在舒适的椅子里谈艰难的话题总要好过些——他一向觉得坐在舒适的椅子上是很难发脾气的。

“你得原谅我没在伦敦迎接你，”哈格里维斯说，“我得去华盛顿。没法躲避的例行访问。我希望我手下的人很好地接待了你。”

“我那会儿也得离开的，”穆勒说，“去波恩。”

“但不算是例行访问，我想？协和飞机把伦敦拉得跟华盛顿近得要命——他们简直指望你过去吃午饭。我希望在波恩一切进行得都很圆满——当然是在适度范围内的。但我估计你已经和我们的朋友卡瑟尔都讨论过了。”

“您的朋友，我认为，谈不上是我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多年前你们有过点儿小麻烦。但那已是陈年往事了。”

“你认为会有陈年往事吗，爵士？爱尔兰人可不这么看，而你们所谓的布尔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我们的战争，只不过我们称之为独立战争。我很担心卡瑟尔。正为这个我今晚才来打扰您。我办事不够慎重。我让他拿走了我关于波恩之行的一些记录。当然没有机密的东西，但要是仔细在字里行间琢磨的话……”

“我亲爱的朋友，你完全可以信任卡瑟尔。如果他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不会请他来向你介绍情况……”

“我到他家里去吃过晚饭。我很惊讶他娶了个黑人姑娘，就是您说的那个小麻烦的起因。他甚至好像跟她还有个孩子。”

“我们这里没有种族歧视，穆勒，而且我们也彻底审查过她，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管怎样，当时组织她逃跑的是共产党。卡瑟尔是卡森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想您知道这个。”

“关于卡森我们全知道——还有那次逃亡。卡瑟尔的工作就是与共产党人接触。卡森还在给你们找麻烦吗？”

“不。卡森死在监狱里——肺炎。我看得出在我告诉卡瑟尔时他有多难过。”

“如果他们是朋友的话，怎么会不难过呢？”哈格里维斯不无遗憾地看着搁在卡提撒克威士忌旁边的那本特罗洛普的小说。穆勒突然站起身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他在一张照片面前停住，照片上一个黑人戴着以前传教士常戴的黑色软帽。他的半边脸因害狼疮而变了形，而且只咧着半边嘴朝摄影师微笑着。

“可怜的人，”哈格里维斯说，“我给他照时他已快死了。他知道的。他是个勇敢的人，就像所有克鲁人一样。我想留下点什么来纪念他。”

穆勒说：“我还没有彻底坦白，爵士。我意外地给卡瑟尔拿错了笔记。我本来给他写了一份，另有一份留作写报告时用，我把两个搞混了。的确没有非常机密的东西——我在这儿是不会把非常秘密的情报写在纸上的——但有些语句很不慎重……”

“真的，穆勒，你不必担心。”

“我还是禁不住很担心，爵士。在这个国家里，你们的生活氛围真是不同。和我们相比，你们没有什么恐惧感。那张照片里的黑人——您喜欢他？”

“他是朋友——一个我爱的朋友。”

“我对一个黑人可不会那样说。”穆勒回答。他转过身。在房间另一头的墙上挂着一副非洲来的面具。

“我信不过卡瑟尔。”他说，“我没法证明，可我有一种直觉……我但愿您当初另找了别人来向我介绍情况。”

“能处理你的材料的只有两人。戴维斯和卡瑟尔。”

“戴维斯就是那个死了的？”

“是的。”

“在这里你们处理事情真是轻松。有时我很羡慕你们。像对待黑人小孩一样。您知道，爵士，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没有比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官员更脆弱的人了。几年前我们在boss找到了一处泄露——在专对付共产党的部门。是我们最有才干的一个人。他爱交朋友——而友情左右了他。卡森也牵涉进了那个案子。还有一个例子——我们的一个官员是个才华横溢的棋手，情报工作在他看来就是另一盘棋而已。他只在棋逢对手时才会有兴致。到后来他越发感到不满足。棋局太简单了——于是他自己和自己玩了起来。他想只要那盘棋没下完，他就感到很快乐。”

“然后他怎么了？”

“他现在死了。”

哈格里维斯又想起了麦尔摩特。人们在谈到勇气时都视之为一种基本美德。那么一个骗子、破落户占了下院餐厅的位子，他的勇气又是什么？勇气是正当的吗？不管什么方面的勇气都能引出美德吗？他说：“我们很高兴戴维斯就是我们要封堵的漏洞。”

“一起幸运的死亡？”

“肝硬化。”

“我和您说过卡森死于肺炎。”

“我恰巧知道卡瑟尔是不会下棋的。”

“还会有别的动机。贪财。”

“那肯定不适用于卡瑟尔。”

“他爱他的妻子，”穆勒说，“还有他的孩子。”

“这又怎么了？”

“他们都是黑人。”穆勒言简意赅地答道，他的目光注视着对面墙上那个克鲁人酋长的相片，就仿佛，哈格里维斯想道，连我也得不到他的信任，他的满腹狐疑如同好望角上的探照灯，怀疑地扫过海面，搜寻着敌方舰只。

穆勒说：“我向上帝许愿你们是对的，泄露确系戴维斯所为。可我不相信。”

哈格里维斯看着穆勒坐着他的黑色奔驰穿过庄园离去。汽车灯光的移动放慢了速度并停了下来；他肯定到达了岗亭，自从爱尔兰人开始安放炸弹后就有特别行动组的人在此执勤。庄园看起来不再像是非洲丛林的延伸了——那只是他家族领地的一小块地方，而且这对哈格里维斯而言从没像过家园的样子。时间已近午夜。他上楼去自己的更衣室，但他仍将衬衫穿在身上。他用毛巾裹住脖子并开始刮脸。晚饭前已刮过了，这本不是必须的，但他在刮脸的时候思路总是比较清晰。他试图回想穆勒怀疑卡瑟尔的原因是什么——他与卡森的关系——这算不上什么。黑皮肤的妻子和孩子——哈格里维斯带着忧伤和失落回想起多年以前在还没结婚时他认识的那个黑人情妇。她死于黑尿热毒，她死时他感到自己的非洲之爱的一大部分也随她埋进了坟墓。穆勒说起过直觉——“我没法证明，可我有一种直觉……”哈格里维斯是绝不会小视直觉的。在非洲时他就是靠着直觉生活，他习惯了凭直觉挑选男仆——而不看他们带来的、附有字迹难辨的推荐信的笔记本。有一次他还靠直觉救了自己的命。

他擦干脸，思索着：我要给以马内利打个电话。在这个部门里，珀西瓦尔医生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他打开卧室门朝里张望。屋里没开灯，在妻子开口之前他以为她已睡了。“你还在忙什么，亲爱的？”

“一会儿就好。我只想给以马内利打个电话。”

“那个叫穆勒的人走了？”

“是的。”

“我不喜欢他。”

“我也不喜欢。”

第三章

1

卡瑟尔醒来时看了看表，尽管他相信自己脑子里有相当强的时间概念——他知道会是八点还差几分钟，正好让他到书房收看新闻而不用吵醒萨拉。他很惊讶地发现手表已指向了八点五分——身体里的时钟以前一向准确，他怀疑表出了问题，可当他到书房时重要新闻已播完了——只剩一些充当下脚料的花边新闻：4号公路上的一起恶性交通事故，怀特豪斯夫人对一项新展开的反淫秽书刊运动表示欢迎，好像她还举了个例子，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某个叫荷利迪的书店老板——“对不起，叫霍利迪”——因向一个十四岁男孩兜售淫秽影片而上了纽应顿巴兹地方法庭。他的案子已送到中央刑事法庭，保释金二百英镑。

那么他现在是自由的了，卡瑟尔想，大概正受到警方的监视，穆勒的笔记还在他兜里。他也许害怕将其送到指定的藏匿地，甚至害怕将其销毁；他最有可能的选择是以此来跟警方讨价还价。“我比你们想的可重要多了：如果能把这点儿小事摆平，我会给你们看些东西……我要跟特别行动组的人谈。”卡瑟尔完全能够想象得出此时可能正在进行的对话：抱怀疑态度的地方警察，霍利迪出示了穆勒笔记的第一页作为引诱。

卡瑟尔打开卧室门：萨拉还睡着。他告诉自己他一直预期的时刻现在已到来了，他要思路清楚、行事果断。怀着希望跟怀着绝望一样不合时宜，是会把脑筋搅乱的情感因素。他必须假设鲍里斯已经走了，线路已切断，他得靠自己了。

他下楼到客厅，在这儿萨拉听不见他拨电话，他第二次拨了留给他的最后紧急号码。他无从知晓那头的电话正在哪个房间响起——交换终端是在肯辛顿的某个地方：他拨了三次，每次间隔十秒，他感觉自己的紧急求救信号正发送到一个空荡荡的屋子里，可他无法辨别……没有其他的求助手段，剩下他能做的事情只有清理自己这块地盘。他坐在电话机旁盘算着计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将各项计划都过一遍并加以敲定，因为这些步骤是他早已制定好的。已经没有剩下什么重要东西需要销毁的了，他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他曾用来编码的书……他也确定没有需要烧掉的文件……他可以安全离开屋子，让它锁着，空着……当然没法将狗也烧了……他怎么处理布勒？此刻受一只狗的困扰是多么荒唐，一只他从来不喜欢的狗，可他母亲决不会容许萨拉把布勒带到萨塞克斯的房子里作为永久寄宿者的。他可以把它留在一处养狗场里，但他不知道哪里有……这是一个他从未能解决的问题。他一边对自己说这并非是个关键问题，一边上楼去叫萨拉。

怎么今天早晨她睡得如此之沉？他怀着哪怕是面对一个睡着的敌人也会产生的柔情注视着她，并回想起做爱之后他是怎样陷入了几个月以来最深度的睡眠之中，只因为他们开诚布公地谈了，因为他们不再有秘密。他亲吻她，她睁开了眼睛，他看得出她立刻明白了时间已所剩无几；她不能再像平时那样慢腾腾地醒来，伸伸懒腰，说：“我梦见了……”

他告诉她：“你得现在给我妈妈打电话。如果我们吵了架，你 来打显得更自然。问问你能否和萨姆在那里待几天。你可以稍微扯点谎。要是她认为你没说实话反而更好，这样你到那里慢慢把事情讲出来就会更容易。你可以说我做了不可原谅的事情……我们一整晚都在谈。”

“可你说过我们还有时间……”

“我错了。”

“出事情了？”

“是的。你必须立刻带萨姆走。”

“你还留在这儿？”

“要么他们会帮助我出去，要么警察找上门来。那样的话你们就不能在这里。”

“我们就这么结束了？”

“这当然不是结束。只要我们活着，就一定能团聚。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

他们彼此几乎一言不发，迅速地将衣服穿好，就像旅途中必须合住一个卧铺车厢的陌生乘客。只是在她准备去叫醒萨姆时她才问道：“那么学校怎么办？我想这会儿不会……”

“现在不用担心。星期一时再打电话说他病了。我要你俩尽快离开，以防警察来。”

五分钟后，她回到房间，说：“我和你妈妈说了。她不是特别欢迎。她邀了人吃午饭。布勒怎么办？”

“我会想办法。”

九点差十分时她做好了带萨姆走的准备。出租车停在了门口。卡瑟尔感到一阵极为难受的虚幻感。他说：“如果什么事也没有你们就可以回来了。我们争吵完了会重归于好的。”至少萨姆挺开心。卡瑟尔看着他和司机说笑着。

“如果……”

“你当年不是来坡拉娜了吗。”

“是的，可你曾说过事情不会以同一种方式发生两次。”

在出租车旁他们甚至忘了吻别，当他们狼狈地想起来时，那亲吻却显得毫无意义，空洞，此外便是感到这一离别是那么不真实——是他们梦里才会有的。他们总在交换自己做的梦——这些秘密的代码比超级编码器更加牢不可破。

“我能打电话吗？”

“最好不要。如果一切平安无事，我会几天后在电话亭打给你。”

当出租车开走时，他甚至无法最后看她一眼，因为后窗是有色玻璃。他进屋开始收拾一只小号的提包，对监狱或逃亡生活都适用。睡衣、洗漱用品、一条小毛巾——犹豫片刻后他又拿了护照。然后他坐下来开始等。他听见一个邻居开车走了，星期六的沉寂便降临下来。

他觉得自己是唯一留在国王路的活人了，此外就是在街角的警察。门被推开，布勒摇摇晃晃地走进来。它用后臀坐着，睁大了它那有催眠作用的眼睛盯着卡瑟尔。“布勒，”卡瑟尔轻声说，“布勒，你向来是个不小的麻烦，布勒。”布勒继续凝视着他——那是请求出去遛遛的方式。

当一刻钟以后电话响起时布勒还这样看着他。卡瑟尔让电话继续响着。铃声一遍一遍像小儿的哭叫。这不可能是他所希求的信号——如果在线上耽搁那么长时间就无法控制了——大概是萨拉的某个朋友的，卡瑟尔想。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找他的。他没有朋友。

2

珀西瓦尔医生正坐在“革新”的厅堂里等候，靠着宽大堂皇的楼梯，似乎修建那楼梯就为了负荷那些留着胡须或鬓角、一副永远正派模样的老自由党政治家的重压。当哈格里维斯进来时只有另一位会员待在屋里，他长得瘦小、平庸，还近视，正吃力地读着自动收报机上的字条。哈格里维斯说：“我知道该轮到我，以马内利，可‘旅行者’打烊了。我希望你别介意我请了丹特里来。”

“嗯，他不是饭桌上最让人开心的同伴，”珀西瓦尔医生说，“安全方面的麻烦事？”

“是的。”

“我本希望你从华盛顿回来后能耳根清净些的。”

“干这一行别指望能有多少太平日子。反正我也没觉得享受了什么清净，或者这么说吧，我干吗还不退休？”

“别提退休，约翰。上帝才知道你走了后他们会把外交部里什么样的角色塞给我们。什么事让你烦心了？”

“让我先喝点什么。”他们上了楼，在伸出餐厅外的平台上找了位子坐下。哈格里维斯喝了杯纯卡提萨克。他说：“假设你错杀了人，以马内利？”

珀西瓦尔的目光里没有流露出惊讶。他仔细地检视着他那杯干马提尼的成色，闻了闻，用指甲挑去了柠檬皮切口，好像他已给自己开好了药方。

“我有信心我没弄错。”他说。

“穆勒可不像你这么胸有成竹。”

“哦，穆勒！穆勒能知道什么？”

“他什么也不知道。但他有种直觉。”

“如果仅此而已的话……”

“你从来没去过非洲，以马内利。你要相信非洲的直觉。”

“丹特里期望的可要比直觉多得多。他甚至对关于戴维斯的事实也不满意。”

“事实？”

“去动物园以及去牙医那里——就举这么一个例子。还有波顿。波顿是决定性的。你准备跟丹特里说什么？”

“我的秘书今天一早就试着打电话给卡瑟尔。根本没有回答。”

“他大概和家人去度周末了。”

“是的。但我让人打开了他的保险柜——穆勒的笔记不在。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人都有粗心大意的时候。可我考虑，如果丹特里到伯克翰斯德去一趟——嗯，如果他发现没人在，那正好有机会将屋子仔细检查一遍；而要是他在的话……他见到丹特里会很惊讶，要是他心里有鬼的话……他多少会紧张的……”

“你跟mi5说了吗？”

“说了，我找了菲利普。他又开始监听卡瑟尔的电话了。上帝保佑这一切都不会有结果。不然则将意味着戴维斯是无辜的。”

“你不用那么操心戴维斯。对处里来说，他不是损失，约翰。当初真不该录用他。他工作效率低，做事马虎，酒喝得太多。反正他迟早都是个问题。不过如果穆勒是对的话，卡瑟尔会让我们相当头疼。黄曲霉毒素没法用了。谁都知道他酒喝得不多。那就得对簿公堂了，约翰，除非我们能想出别的法子。他得有辩护律师。证据禁止旁听 。记者要恨死了。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我猜如果谁都不满意的话，丹特里准会很高兴。他最会坚持照章办事。”

“他终于来了。”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说。

丹特里顺着宽大的楼梯登上来，走得很慢。也许他希望检验每走过的一步，仿佛那都是充满了蛛丝马迹的证据。

“但愿我知道应从何说起。”

“为什么不像对我那样——直来直去一点？”

“啊，可他的皮没你厚，以马内利。”

3

时间显得如此漫长。卡瑟尔试着读书，可没有一本能缓解他的紧张。在段落与段落之间，他总禁不住要想他是否还在家里落下了什么会让他承担罪责的东西。他已把所有书架上的所有书都查了一遍——再没有他曾用来编码的书：《战争与和平》已被安全销毁。他已把书房里所有用过的复写纸——不管是多么毫无干系的——都拿出来烧了：书桌上的电话名录也无秘密可言，都是什么肉店老板以及医生的，但他感觉自己肯定把什么线索忘在了某个地方。他记得那两个特别行动组的人是怎么搜查戴维斯的住处的；他记得戴维斯在他父亲送他的勃朗宁诗集上用“c”做的记号。这座房子里不会有爱情留下的痕迹。他和萨拉从不互递情书——在南非情书会成为罪证。

他从没有度过这么漫长而孤寂的一天。他不觉得饿，尽管只有萨姆吃了点儿早饭，但他告诉自己夜晚降临之前根本无从知晓会发生什么，也没办法知道下一顿饭会在哪里吃。他在厨房里坐下，面前是一盘冷火腿肉，可他才吃了一块便想起现在得去听听一点钟的新闻。他从头听到尾，连最后一条足球新闻也听了，因为谁也不能那么肯定——说不定有紧急的补充呢。

可当然，没有任何与他有一丁点儿关系的报道。连小霍利迪也没提到。不大可能会有他的新闻；从此往后他将彻底地过上一种非公开的生活。对于一个从事了那么多年秘密情报工作的人而言，他感受到一种古怪的游离在所有人之外的滋味。他禁不住想再发一遍紧急求助信号，可甚至此前从家发出第二次信号也已经很鲁莽了。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信号会在哪里响起，可监听他电话的人则能轻而易举地跟踪到那个号码。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他对昨晚已确信的事情更加没有怀疑，即这条线路已被切断，他已遭遗弃。

他把剩下的火腿肉给了布勒，后者在他裤子上留下一串唾液以示回馈。他早就该带它出去了，可他不愿意走出这有四堵墙的房屋，甚至不想去花园。如果警察来了，他希望能在家里被捕，而不是光天化日在邻居主妇隔着窗的注视之下。他楼上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一把左轮手枪，一把他从未向戴维斯提过的左轮手枪，一把相当合法的左轮手枪，其历史可追溯到他在南非的时候。那里几乎每个白人都有枪。买枪的时候，他给一个弹仓装了子弹，另一个弹仓空着以防走火，而那弹药在枪里安安静静地待了七年。他想：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我可以给自己来一枪，可他非常明白对他来说自杀是绝不可能的。他已向萨拉保证他们终有一天会团圆的。他拿起书，又打开电视，接着又拿起书。一个疯狂的念头萌生出来——坐上去伦敦的火车，找小霍利迪的父亲问个究竟。可也许他们已经在监视他的房子以及车站了。到了四点半，在已近黄昏，灰黑的夜幕快要降临时，电话铃声第二次响起，而这一次他不合逻辑地去接了。他抱着一丝希望——会是鲍里斯，尽管他很清楚鲍里斯决不会冒险打到他家里。

他母亲严厉的嗓音传了过来，仿佛她跟他就在同一屋里。“是莫瑞斯吗？”

“是的。”

“我很高兴你在家。萨拉似乎认为你可能已经走了。”

“没有，我还在。”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荒唐事？”

“不是荒唐事，妈妈。”

“我告诉她把萨姆留在我这儿，她应该立即回去。”

“她不会回来的，是吗？”他担心地问道。再来一次离别是无可忍受的。

“她拒绝离开。她说你不会让她进去。这当然太可笑了。”

“一点儿也不可笑。如果她来我就得走。”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你们在考虑离婚吗？这对萨姆来说太糟糕了。”

“目前只是分居。先安静一段时间再说，妈妈。”

“我不明白。我讨厌不明白的事情。萨姆想知道你有没有喂饱布勒。”

“告诉他我喂过了。”

她挂了电话。他想知道是否有台录音机正在什么地方把他们的对话记下来。他需要来杯威士忌，可酒瓶是空的。他走下曾经是煤窖的地下室，这里存放了他的葡萄酒和烈性酒。运煤的通道已改成了一种斜窗。他抬头看见人行道上反射着一盏街灯的光线，以及站在灯下的某人的腿。

那双腿并没有藏在制服里，但当然其主人也许是特别行动组的便衣警官。不管他是谁，他就这么毫无顾忌地靠着门，可这么做的目的很可能是想吓得他惊慌失措。布勒跟着他下来；它也注意到上面的这双腿并开始叫起来。它目光里流露出危险的神气，它后臀着地坐着，高举着鼻子，可要是那双腿能再近一点，它会扑上去咬住裤管，并在上面留下唾液。他俩注视着，而那双腿却挪出了视线，布勒失望地咕噜着——它失去了一个交新朋友的机会。卡瑟尔找到一瓶j. & b.（他发觉威士忌的成色已不再重要了），并拿着酒上了楼。他想：如果我没把《战争与和平》销毁，也许还有时间可以读几章来消遣。

焦虑再一次驱使他到卧室，在萨拉的物品里翻找旧信，尽管他想不出他给她的信里会有什么能定他的罪，可在特别行动组的手里，最清白的语言也可以罗织成罪状。他没法相信他们会善罢甘休——这类案子里总有那种寻机报复的丑恶嘴脸。他什么也没找到——当你在恋爱之中而又和爱的人在一起，那些过去的信便不再有何价值。有人按了前门的铃。他站在那里听着，门铃又响了一声，接着是第三声。他对自己说没必要让这个访客吃闭门羹，不去开门也很愚蠢。如果那线路并未被切断，那也许会有什么消息或指示传递过来……他不假思索便从床边的抽屉里取了那把只装了那么一颗子弹的左轮枪，放在了口袋里。

走到门厅时他还在踌躇。门上方的有色玻璃将一块块菱形的黄色、绿色和蓝色投射在地板上。他想若在开门时手持左轮手枪，警察将有权出于自卫向他开枪——那可是个轻易的解决办法；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也好向公众交代。于是他又用一贯的思路责备起自己：他的行为既不能受希望驱使，也不能被绝望左右。他将枪留在衣袋里，并打开门。

“丹特里！”他惊叫道。他没想到会看见他认识的面孔。

“我能进来吗？”丹特里用一种羞怯的语调问。

“当然。”

布勒突然从其藏身之处蹿了出来，丹特里往后退了一步。“它没有危险。”卡瑟尔说。他抓住项圈将布勒拎过来，布勒的唾液洒在两人之间，像个手忙脚乱的新郎把婚戒丢在地上。“你来这儿干什么，丹特里？”

“我正巧开车经过，想来看看你。”这借口一听就是假的，连卡瑟尔都为他感到难过。他不像mi5培养的那种圆滑、友善却能置人于死地的讯问者。他不过是个负责情报安全的官员，只会严守规章以及检查公文包。

“你喝点儿什么吗？”

“好的。”丹特里的嗓子有些嘶哑。他说——仿佛他谈任何事都需要有个借口——“这晚上又冷又湿。”

“我一天都没出门。”

“你没出门过？”

卡瑟尔想：如果早晨的电话是从办公室打来的，那可真是个不小的失误。他补充道：“就是带狗到花园里遛了一圈。”

丹特里拿起盛了威士忌的酒杯，盯着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环顾了一下客厅，眼光轻微而迅速地闪动，像新闻记者那样不停地拍着快照。简直能听见眨眼皮的声音。他说：“我真的希望没有打扰你。你夫人……”

“她不在。就我一个。当然还有布勒。”

“布勒？”

“那条狗。”

两人的声音使屋里的沉寂显得更加浓重。他们交替打破着这静默，说着些无关紧要的话。

“我希望没把威士忌兑得太淡。”卡瑟尔说。丹特里仍一口未喝。“我没想……”

“不，不。这正是我爱喝的。”沉默又像剧院里那沉重的安全幕帘似的落下来。

卡瑟尔鼓足信心开了口：“事实上，我遇到了点儿麻烦。”不妨利用这个机会来说明萨拉的清白。

“麻烦？”

“我妻子离开了我，带着我儿子。她到我母亲家去了。”

“你是说你们吵架了？”

“是的。”

“我感到非常遗憾，”丹特里说，“这些事发生时总是很讨厌。”他似乎在描述一种和死亡一样无可回避的情形。他又说：“你记得上回我们遇见的那次——在我女儿的婚礼上？你能在婚礼后陪我去我妻子家可真好。我很高兴你能跟我一起去。可后来我打碎了她的一只猫头鹰。”

“是的。我记得。”

“我想我还没好好谢过你。那也是个星期六，跟今天一样。她气坏了。我妻子，我是说，就为了那只猫头鹰。”

“我们不得不为了戴维斯立刻离开。”

“是啊，可怜的家伙。”安全幕帘又降了下来，仿佛在循着一根老式的幕帘线。最后一幕即将拉开。该到正面接触的时候了。他们同时端起了酒杯。

“你对他的死有什么想法？”卡瑟尔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说实话我尽量不去想。”

“他们相信他得为我这个分部的情报泄露担当罪责，是吧？”

“他们对在安全部门工作的官员不算太信任。你怎么会有这个看法的？”

“在我们部门里死了人，叫来特别行动组的人搜查住处，这可不是常规做法。”

“是的，我也觉得。”

“你也觉得死得离奇？”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的角色是否转换了，卡瑟尔想，是我 在盘问他 吗？

“刚才你说你尽量不去想他的死。”

“我说了吗？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也许是因为你的威士忌。你可没怎么兑水，你知道的。”

“戴维斯从来没向任何人泄露过什么情报。”卡瑟尔说。他感觉丹特里在看他的衣袋，衣袋因为枪的重量而垂到了椅垫上。

“你相信？”

“我知道。”

他说不出什么能更彻底地诅咒自己的话了。也许丹特里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所展示的羞涩、迷惑和自我表白或许是些新手段，那么他接受的讯问技巧训练可又比mi5高出一个级别了。

“你知道？”

“是的。”

他很想知道丹特里下一步会怎么做。他没有逮捕权。他得找地方打个电话给办公室商量一下。最近的电话是在国王路尽头的警察局……他肯定没有勇气问是否可以用卡瑟尔的电话吧？他看出来口袋里沉甸甸的是什么了吗？他害怕吗？他走之后我还有时间逃，卡瑟尔想，假如还有地方可以逃的话；可是毫无目的地逃，仅仅为了延迟被捕，只是慌不择路的表现。他宁愿就在这里等着——那至少还能保存一定程度的尊严。

“说实话，我一直对这件事有疑问。”丹特里说。

“那么他们真向你透露了什么？”

“只是出于安全检查的需要。那些事情我得安排。”

“那对于你来说真是个糟糕的日子，对吧？先是打碎了猫头鹰，接着又看见戴维斯死在床上。”

“我不喜欢珀西瓦尔医生说的话。”

“什么话？”

“他说：‘我当时没料到会出事。’”

“是的。我现在想起来了。”

“这使我睁开了眼睛，”丹特里说，“使我明白了他们一直在干什么。”

“他们的结论下得太快了。他们没有去好好地调查其他的可能性。”

“你是说你自己？”

卡瑟尔想，我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们，我不想和盘托出，不管他们这种新技巧有多么管用。他说：“或者沃森。”

“哦，是的，我忘了沃森。”

“我们部门的所有文件都经他的手。还有，当然还有驻马普托的69300。他们不可能彻底检查他的账目。谁知道他在罗得西亚或南非有没有银行存款呢？”

“说得很对。”丹特里道。

“还有我们的秘书。牵涉进来的不仅是我们的个人秘书。她们都集中在一个房间工作。姑娘们难道每次上厕所时都会把正在编码的电报或是正在打的报告锁上吗？”

“我明白。我自己就检查过她们的工作间。总是有很多粗心大意的事。”

“粗心大意也有可能发生在上层。戴维斯的死就有可能是个犯罪性的粗心大意的例子。”

“如果他无罪的话，这就是谋杀。”丹特里说，“他根本没机会为自己辩护，找个律师什么的。他们害怕审判会给美国人带来负面影响。珀西瓦尔医生和我说了关于箱子……”

“哦是的，”卡瑟尔说，“我知道那种陈词滥调 。我自己也常听人说。嗯，戴维斯现在算老老实实地待在箱子里了。”

卡瑟尔意识到丹特里的目光正停留在他的口袋上。丹特里是否在假装附和，以便能安全逃回车里？丹特里说：“你和我正犯着相同的错误——过早地下结论。戴维斯也许是有罪的。你怎能这么 肯定他没有罪？”

“你要能找到动机。”卡瑟尔说。他踌躇着，他躲避着，可他简直忍不住想回答：“因为是我泄露的。”他感到确信此时那条线路已被切断，他根本指望不上援助，那么这么延迟又图个什么？他喜欢丹特里，自从他女儿婚礼那天后他对他就颇有好感。在他打碎了猫头鹰之后，在他打碎了婚姻处于落寞之中时，他在他眼里突然变得很有人性。要是谁能从他的坦白交代中捞取到什么好处，他希望那人是丹特里。既是如此何不放弃抵抗，乖乖地跟着走，就像警察常说的那样？他在想自己这样拖长游戏时间是不是想找个伴儿，以逃避这屋子的寂寞，以及牢房的寂寞。

“我猜戴维斯的动机是为了钱。”丹特里说。

“戴维斯不太在乎钱。他需要的只是够玩玩赌马，喝点儿像样的波尔图。你在分析情况时得再仔细一点。”

“什么意思？”

“如果有嫌疑的是我们这个部，那么泄露只可能跟非洲有关。”

“为什么？”

“由我们部经手的情报还有很多其他的，由我们转出去，其中准有俄国人更感兴趣的。可如果是那些情报有了泄露，你难道看不出，其他部门就也有嫌疑？所以泄露只可能出在专由我们负责的非洲这块儿。”

“对的，”丹特里表示同意，“我明白了。”

“这似乎意味着——嗯，并不全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你没必要去排查一个共产主义分子——而是要留意跟非洲，或是非洲人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我怀疑戴维斯是否认识什么非洲人。”他顿了顿，然后不慌不忙，带着玩危险游戏的快感补充道：“当然，除了我妻子和我孩子。”他似乎明确了所有的暗示，却仍然言不尽意。他续道：“69300在马普托待了不少日子了。谁也不知道他交了什么朋友——他有自己的非洲特工，其中有许多是共产党。”

在遮遮掩掩了那么多年后，他开始享受这猫捉老鼠游戏的乐趣了。“就像我当年在比勒陀利亚。”他继续说道。他微笑着，“甚至是专员，你知道的，对非洲也有某种程度的热爱。”

“哦，这你就在开玩笑了。”丹特里说。

“当然我是在开玩笑。我只是想说明跟旁人比起来——我自己或是69300，还有那一整班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秘书——他们能拿得出的关于戴维斯的证据实在太少了。”

“她们都受过仔细的检查。”

“这个当然。我们会把她们的相好的名字记录在案，总之是当年的相好，不过这些姑娘换起情人来就像换冬衣一样勤。”

丹特里说：“你谈到了很多疑点，可你对戴维斯却深信不疑。”他又怏怏地补充说：“你不是情报安全官员，可真走运。参加完戴维斯的葬礼后我简直想辞职了。我但愿我真的辞了。”

“为什么没有辞？”

“那我该怎么打发时间？”

“你可以收集汽车牌号。我以前搞过。”

“你为什么和夫人吵架了？”丹特里问，“请原谅。这本不关我的事。”

“她不赞同我在做的事情。”

“你是说处里的事？”

“不完全是。”

卡瑟尔感觉得到游戏已接近尾声。丹特里已悄悄地瞥了一眼手表。他不知道那真的是手表还是一只伪装的麦克风。也许他想磁带快要用完了。他会不会提出要上洗手间，以便换一盘带子？

“再来点儿威士忌。”

“不。还是不喝了吧。我得开车回家。”

卡瑟尔将他送到门口，布勒也跟着。布勒见一位新朋友要离去很是难过。

“谢谢你的酒。”丹特里说。

“谢谢你给了这样一次机会，我们聊了很多。”

“别出来了。晚上冷得要命。”但卡瑟尔还是跟着他走进冰凉的细雨中。他注意到五十码以外、警察局的对面，一辆车的尾灯亮着。

“那是你的车？”

“不是。我的还在前面一点。刚才我只好走过来，因为下着雨，我看不清门牌。”

“那么晚安吧。”

“晚安。我希望事情能顺利解决——我是说你和妻子的事。”

卡瑟尔站在缓缓落下而又冰冷的雨里，直到丹特里驶过时向他招了招手。他注意到他的车开到警察局时没有停下，而是向右拐上了去伦敦的公路。当然他随时可以停在王权酒吧或天鹅饭店打电话，不过即便如此卡瑟尔也很怀疑他能明确报告出什么。他们很可能要先听听录音带，然后再做决定——卡瑟尔现在可以肯定那手表是个麦克风。当然，现在火车站也许已受到监视，机场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也得到了警告。丹特里的来访至少透露出一个事实。小霍利迪准是开口了，要不他们不可能派丹特里来看他。

他站在门口看了看马路两边。没有明显的监视者，不过警察局对面的车灯仍然在雨中亮着。它不像警车。警方——他估计甚至特别行动组也是如此——得用英国造的车，而这辆——他不能确定，但它看上去像是丰田。他记起去阿什瑞奇的路上看到的那辆丰田。他试图看清其颜色，但雨天使其难以辨认。细雨开始变成雨夹雪了，在如此的天色中很难区分红和黑。他进了屋，第一次萌发出希望来。

他将酒杯端到厨房仔细地洗着，仿佛他在清除掉他绝望的指纹。然后他又在客厅里放了两只杯子，并第一次鼓励自己的希望在心中滋长。那希望尚是一株孱弱的树苗，仍需要很多的鼓励，可他告诉自己那车肯定是辆丰田。他不愿让自己去想这一带有多少丰田，而是耐心地等候门铃响起。他很想知道会是谁走上来站在丹特里站过的位置。不会是鲍里斯——他可以肯定——也不会是小霍利迪，他刚刚获准保释，大概还忙着对付特别行动组的人呢。他回到厨房给布勒拿了一盘饼干——也许它下一顿要隔不少时间了。厨房的钟嘀嘀嗒嗒的很是吵闹，使得时间更显得漫长。如果确有一位朋友坐在丰田车里，那他真是够耐心的。

4

丹特里上校把车停在了王权酒吧的院子里。院子里只有一辆车，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不知道是否该打个电话，也不知道打通了该如何说。在“革新”与专员和珀西瓦尔医生吃午饭时，他心里暗藏了一团怒火。有几回他简直想将那盘熏鳟鱼一推，说：“我不干了。我再也不想待在你们这个肮脏的单位里了。”什么都得掖着藏着，有了错误还遮遮掩掩不肯承认，他对这些已厌倦透顶。一个男的从室外的厕所出来，吹着没有调子的口哨穿过院场，趁黑系着裤子上的纽扣，并朝酒吧里走去。丹特里想，他们用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杀死了我的婚姻。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人们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而战——比他父亲知道的那场简单多了。德皇并非希特勒，可在他们如今打的这场冷战中，竟和德皇的战争一样，对与错竟可以争辩，错杀人的动机也是扑朔迷离。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儿时那座冷清的房子里，他穿过门厅进了屋，看见他的父母手牵手坐着。“上帝明察一切。”他父亲一边回忆着日德兰战争以及杰里科海军上将一边说。他母亲说：“亲爱的，到了你这岁数是很难另找工作了。”他关掉车灯，在缓慢而沉重的雨中迈向酒吧。他想：我妻子有足够的钱，我女儿结婚了，我可以——想法子——靠养老金过日子。

在这么一个湿冷的夜晚酒吧里只有一人——他在喝一品脱苦啤酒。他说“晚上好，先生”时就好像他们是老熟人。

“晚上好。双份威士忌。”丹特里点了酒。

“如果你认为它好的话。”那个人说，同时酒吧招待转身去从一瓶乔尼·沃克下面拿出一只杯子。

“你说的‘它’是指什么？”

“我是说晚上，先生。不过在十一月能指望的就这天气了，我想。”

“能用你的电话吗？”丹特里问酒吧招待。

酒吧招待带着拒人千里的神气将威士忌推过来。他朝一个亭子间的方向点点头。他显然是那种少言寡语的类型：他在这里听顾客们想说的，但除非必要，否则很少开口，直到——无疑带着愉快——他宣布：“打烊了，先生们。”

丹特里拨了珀西瓦尔医生的号码，当他听见忙音时，正试图练习希望使用的语句。“我看见卡瑟尔了……他一个人在家……他和妻子吵架了……其他没什么好说的……”他会将电话啪地挂上，就像他现在啪地挂上了——然后他回到吧台、他的威士忌以及那个总想攀谈的人那里。

“嗯。”酒吧招待说，除了“嗯”还说过一次“对”。

那个顾客转过身对着丹特里，将他也拉进了谈话里。“这年头他们连简单的算术题也不教了。我对我侄子说——他九岁——四乘七等于多少，你认为他能回答我吗？”

丹特里喝威士忌时眼睛还盯着电话亭，仍在拿主意该怎么说。

“我看得出你同意我的说法。”那人对丹特里说。“你呢？”他问酒吧招待。“要是你说不上来四乘七等于多少，你的生意早砸了，是吧？”

酒吧招待揩掉吧台上溅出的啤酒，说了声“嗯”。

“而你，先生，我很容易就能猜到你从事的职业。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有直觉。从观察面孔得出的结论，我想，还通过看人的性情。这就是我怎么会在你打电话时谈到算术的。我对这里的贝克先生说，那位先生对这个话题会有不少高见。这是我的原话吧？”

“嗯。”贝克先生说。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再来一品脱。”

贝克先生加满了他的杯子。

“我朋友有时会请我露一手。他们甚至还下点儿赌注。他是个教师，我说，那位呢在地铁工作，或者这个是位药剂师，然后我就礼貌地去询问他们——我向他们解释的时候他们并不生气——而且十次有九次我是对的。贝克先生看见我在这儿猜过的，对吗，贝克先生？”

“嗯。”

“现在，先生，如果你能原谅我在这个又冷又潮的晚上用我的小把戏给贝克先生来点消遣的话——你在政府部门工作。我说得对吗，先生？”

“对。”丹特里说。他喝完了威士忌，放下杯子。该再试试电话了。

“这么说我们开始热和起来了，嗯？”那酒客用圆亮的眼睛盯着他，“从事机密工作。你比我们其他人知道的多多了。”

“我得去打电话。”丹特里说。

“再等一会儿，先生。我只是想让贝克先生见识一下……”他用手帕抹了抹嘴角的啤酒，将脸猛地凑到丹特里面前。“你是搞数字的，”他说，“你在国税部门上班。”

丹特里向电话亭走去。

“你瞧，”那顾客说，“碰不得的家伙。他们不愿意给人认出来。大概是个巡视员。”

这一回丹特里打通了，并很快听到了珀西瓦尔医生温和而让人感到安心的声音，仿佛他在早已起床之后还保留着起床时的慵懒。“喂？我是珀西瓦尔医生。您是谁？”

“丹特里。”

“晚上好，我亲爱的朋友。有什么消息？你在哪儿？”

“我在伯克翰斯德。我刚见过卡瑟尔。”

“哦。你的印象怎样？”

怒火点着了他想说的话，并像撕毁一封不想寄出的信一样将其化为灰烬。“我的印象是你谋杀了不该杀的人。”

“不叫谋杀，”珀西瓦尔医生轻言细语地说，“药方上的失误。那种物质没有在人身上做过试验。但你怎么知道卡瑟尔……？”

“因为他很肯定戴维斯无罪。”

“他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了？”

“是的。”

“他想怎样？”

“他在等待。”

“等什么？”

“等事情发生。他妻子带孩子离开了他。他说他们吵架来着。”

“我们已经发布了警告，”珀西瓦尔医生说，“下发到机场——当然还有码头。如果他企图逃跑，我们就拿到了不言自明的证据——不过我们还是需要确凿的材料。”

“对于戴维斯，你可没有等到确凿的材料。”

“这一回专员坚持要有确凿证据。你现在在做什么？”

“准备回家。”

“你问他穆勒的便条了吗？”

“没有。”

“为什么？”

“没有必要。”

“你干得很棒，丹特里。但是你觉得他为什么向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呢？”

丹特里一言不发地挂了电话出了亭子。那个顾客道：“我没说错，对吧？你是国税部门的巡视员。”

“是的。”

“你瞧，贝克先生。我又得分了。”

丹特里上校缓步出门向车走去。车发动之后他又坐了一会儿，看着雨滴相互追逐着滚下挡风玻璃。接着他驶出院子，拐上去鲍克斯摩尔和伦敦以及圣詹姆斯街他寓所的方向，昨天剩的卡芒贝尔 [4] 还在那里候着他。他开得很慢。十一月的毛毛雨下大了，且有要变成冰雹的意思。他想，好了，我尽了他们所称的我的义务，不过尽管在驶往回家的路上，他也准备在放卡芒贝尔奶酪的桌上写他的信，但是也不用匆匆忙忙地赶路。在他的脑子里，辞职这一举动业已完成。他告诉自己他是个自由人了，不再有义务，没有职责，可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感到过的极端的孤独。

5

门铃响了。卡瑟尔已恭候多时，可他仍然犹豫要不要去应门；现在他觉得自己乐观得近乎可笑。此时小霍利迪准已经招供了，那辆丰田不过是上千辆丰田之一，特别行动组正等着他一个人的时候伺机下手，而他知道自己在和丹特里交谈时也是轻率得近乎荒唐。门铃响了第二声，接着是第三声；他所能做的只有开门。他朝门口走去，手伸进衣袋里捏着左轮手枪，不过这枪柄比一条兔腿 [5] 也强不到哪儿去。他不可能用枪杀出一个岛国。布勒大声地咆哮，不过它的支持是欺骗性的，门一开它就会去讨好来者而不论那是何人。他没法透过滴着雨水的有色玻璃看清外面。甚至在他打开门时他看到的也是模糊的一片——一个弓着背的人影。

“真是个讨厌的晚上。”一个抱怨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他听出来了。

“霍利迪先生——真没想到会是你。”

卡瑟尔想：他来求我帮他儿子一把，可我能做什么？

“好孩子，好孩子。”几乎是隐形的霍利迪先生紧张地对布勒说。

“进来吧，”卡瑟尔向他保证，“它不会咬人。”

“看得出是条好狗。”

霍利迪先生小心翼翼地走进来，挨着墙，布勒摇着它尾巴剩余的部分，垂着唾液。

“你瞧，霍利迪先生，它和全世界为友呢。把大衣脱了。来喝杯威士忌。”

“我不常喝酒，但我现在倒不反对来一杯。”

“在广播里听说了你儿子的事，我感到很难过。你肯定很焦急。”

霍利迪先生跟着卡瑟尔进了客厅。他说：“他是咎由自取，先生，也许这能给他个教训。警察从他店里拖出了一大堆东西。检查员给我看了其中一两样，的确很恶心。不过正如我对检查员说的，我觉得他自己没看过那些东西。”

“我希望警察没找你麻烦。”

“哦，没有。我跟您说过的，先生，我认为他们很替我难过呢。他们知道我有一家很不一样的店。”

“你找到机会把我的信交给他了吗？”

“啊，先生，我当时觉得还是不交为妙，在这样的情形下。不过您别担心，我把条子交给了真正应该交的人。”

他举起一本卡瑟尔一直试图在读的书，并看了看书名。

“你到底什么意思？”

“呃，先生，我觉得，您一直有点儿误解。我儿子和您在做的事情从来就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他们 也认为——在遇到麻烦时——你相信是我儿子也没关系……”他弯下腰将手靠近煤气炉暖和着，他的目光里透着狡黠的愉悦。“嗯，先生，既然事已至此，我们得尽快将您弄出去。”

卡瑟尔非常震惊地意识到，甚至那些最理应信赖的人也是如此不信赖他。

“请原谅我的冒昧，先生，您夫人和儿子到底在哪儿？我得到指令……”

“今天早上，当我听到关于你儿子的新闻时，我把他们送走了。送到我母亲那里。她相信我们吵了一架。”

“啊，这样就少了一样困难。”

老霍利迪先生暖够了手之后开始在屋里走动起来：他瞥了一眼书架。他说：“对这些书我的出价不会比别的书商少。不到二十五英镑——只允许你带这么多出境。我身上带着钞票呢。这些书正好可以充实我的库存。所有这些都是世界经典和通俗读物。他们应该重印的，可是却没有，而要是重印了，那可是什么价格啊！”

“我本以为我们得赶快呢。”卡瑟尔说。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明白了一件事，”霍利迪先生说，“那就是遇事从容些。一旦仓促行动肯定会出错。如果你能挤出半小时，一定得使自己相信还有三个钟头。你刚才确实说过威士忌的吧，先生？”

“如果我们能匀出这时间的话……”卡瑟尔倒了两杯。

“我们有时间。我估计你已将所需用品都装在包里了？”

“是的。”

“你准备怎么处理这只狗？”

“留下它，我想。我还没考虑好……也许你能把它带给哪位兽医。”

“这不明智，先生。这样您和我之间就有了关联——不合适——如果他们要搜寻它的话。不管怎样，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得让它安静。把它单独留下它会叫个不停吗？”

“我不知道。它很不习惯独自一个。”

“我考虑的是邻居们的抱怨。他们完全有可能给警察局打电话，而我们不希望他们发现房子里空无一人。”

“无论怎样他们都会很快发现的。”

“等你安全出境之后就无所谓了。很遗憾你夫人没把狗带去。”

“她不能带。我母亲养了只猫。布勒看见猫就追杀。”

“是的，它们太顽皮了，这些拳师狗，对于猫而言。我也有一只猫。”霍利迪先生拽了拽布勒的耳朵，布勒不停地向他献媚。“我刚才就说了。如果您仓促行动就会忘事，比如这只狗。您有地窖吗？”

“不是那种能捂住声音的。如果你是想在那儿让它闭上嘴的话。”

“我注意到了，先生，你右边口袋里好像有支枪——要不我弄错了？”

“我本想要是警察来了……只有一发子弹。”

“准备走投无路时用，先生？”

“我没想好用不用。”

“您还是让我拿着比较好，先生。如果我们给拦住了，我至少还有执照，如今到店里来偷东西的这么多。他叫什么，先生？我是说狗。”

“布勒。”

“过来，布勒，到这儿来。真是条好狗。”布勒将嘴巴搁在霍利迪先生的膝上。“真是好狗，布勒，真乖。你不想惹麻烦的，是吧，不能给你这么好的主人惹麻烦。”布勒摇摇其半截尾巴。“你向狗表示喜爱时狗自认为是明白的。”霍利迪先生说。他挠了挠布勒耳朵后面，布勒显得很感激。“现在，先生，如果您不介意把枪给我的话……啊，你老是捕杀猫，呃……啊，真是条恶狗。”

“他们会听见枪声的。”卡瑟尔说。

“我们走到地窖下边。只一枪——谁也不会注意。他们会以为是走火了。”

“它不会跟你走的。”

“瞧着吧。来，布勒，我的小伙子。我们去走走。散步，布勒。”

“你瞧，它不肯去。”

“该要出发了，先生。您最好跟我一起下去。我本想让你免了这份罪过。”

“我不想免了这罪过。”

卡瑟尔在前面带路，下了去地窖的楼梯。布勒跟着他，霍利迪又尾随着布勒。

“我觉得不开灯的好，先生，一声枪响，接着灯灭了。那 会引起别人好奇的。”

卡瑟尔关上了那扇以前用作运煤通道的斜窗。

“好了，先生，如果您能把枪给我的话……”

“不，我来。”他拿出枪，指着布勒，布勒则以为要做游戏了，大概将枪口当成了橡皮骨头，紧紧咬住并使劲拽着。因为有空弹仓，卡瑟尔扣了两次扳机。他觉得想吐。

“在走之前，”他说，“我还想再来一杯威士忌。”

“您该喝，先生。真是奇怪，人会那么喜欢一只不会说话的畜生。我的猫……”

“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布勒。只不过……嗯，我从没杀过生。”

6

“在这样的雨天开车真难受。”霍利迪先生说，他的话打破了长久的沉默。布勒的死哽住了他们的喉舌。

“我们去哪儿？希思罗吗？这时候移民事务官员肯定已在留神我了。”

“我带您去一家旅馆。如果您打开手套箱的话，先生，您会找到一把钥匙。423房间。您所要做的只是乘电梯上去。不要去服务台。在房间里待着，直到有人来找您。”

“如果有服务员……”

“在门上挂个‘请勿打扰’的牌子。”

“那然后……”

“那我就不知道了，先生。给我的指令就这么多。”

卡瑟尔在想萨姆将会如何得知布勒的死讯。他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得到原谅。他问：“你怎么会卷进这里面来的？”

“不是卷进来，先生。我一直都是党员，地下的，您可以这样说，从我少年时代起就是。我十七岁参的军——自愿的。瞒报了年龄。我以为会去法国，结果给送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 [6] 。我给关了四年。这四年中我见识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

“他们怎么对待你的？”

“够呛，不过少年人能挺得住，而且总有很友善的人。我学了点儿俄语，足够给他们当翻译了，而当他们不能给我食物的时候，就送书给我看。”

“共产主义书籍？”

“当然，先生。传教士送的肯定是《圣经》，对吧？”

“于是你就成了信徒。”

“这是一种孤独的生活，我得承认。您瞧，我绝不可参加集会或是游行。连我儿子也不知道。他们在一些小事情上用我——比如在您进行的活动中，先生。我从您的藏匿地点取过好多次信。哦，您走进书店的日子对于我而言就是快乐的一天。我的孤独感会减轻一点。”

“你从来没有动摇过吗，霍利迪？我是说——斯大林、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我少年时代在俄国看到了那么多——我回英国时正赶上大萧条，也看到了很多，这些足够让我对那些个小事情有免疫力了。”

“小事情？”

“如果您原谅我这么说的话，先生，您的良心是相当有选择性的。我也可以对您说——汉堡、德累斯顿、广岛。它们也一点儿不曾动摇您对你们所谓的民主的信心？也许动摇过，否则您现在就不会和我在一起了。”

“那是战争。”

“我们的人自一九一七年起就一直在经历战争。”

卡瑟尔透过雨刷的间隙朝湿漉漉的黑夜看去。“你是 在带我去希思罗。”

“不是的。”霍利迪先生将一只手放在卡瑟尔的膝上，轻柔得像阿什瑞奇的一片秋叶。“您别担心，先生。他们 在照看着您。我很羡慕您。你要是能见到莫斯科，我一点儿都不会惊奇。”

“你从没去过？”

“从来没有。我去过的离那儿最近的地方就是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那座战俘营。您看过《三姐妹》 [7] 吗？我只看过一次，但我一直记得其中一位说的话，每当我在晚上睡不着时，也对自己说这个——‘卖了房子，把这儿的一切都了结，到莫斯科去……’”

“你会发现一个和契诃夫笔下很不相同的莫斯科。”

“其中一个姐妹还说了：‘快乐的人不会注意到是冬天还是夏天。如果我住在莫斯科，我才不管那儿是什么天气。’哦，好吧，我情绪低落时就告诉自己，马克思也不了解莫斯科，当我看着老康普顿街的对面时我想，伦敦仍然是马克思的伦敦。索霍区仍是马克思的索霍区。这里是《共产主义宣言》首印之地。”一辆卡车突然从雨里蹿出，一个急转弯，险些撞到他们，然后又若无其事地消失在夜幕中。“这些讨厌的司机，”霍利迪先生说，“坐在这么凶猛的庞然大物里，他们知道谁也奈何不了他们 。我们应该对危险驾驶处罚得更重些。您知道，先生，这才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真正出问题的地方——危险驾驶。杜布切克就是个危险的司机 [8] ——就这么简单。”

“对我而言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想过最后会在莫斯科安身。”

“我估计那会有些陌生——您并不是我们中的一分子，不过您不要担心。我不知道您为我们做了什么，但肯定是重要的工作，他们会照顾您的，这您尽管放心。哎，要是他们颁给了您列宁勋章或是像佐尔格 [9] 那样上了邮票，我也不会惊奇的。”

“佐尔格是共产党员。”

“我还很骄傲地想到，您是坐着我这辆旧车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路。”

“就算我们开一个世纪的车，霍利迪，你也没法让我信奉共产主义。”

“我可表示怀疑。您毕竟帮我们做了很多。”

“我只是在非洲的事务上帮了你们，仅此而已。”

“完全正确，先生。您走的是正道。非洲才是论点，黑格尔会这么说。你属于反题——可您是反题中的积极部分——您属于最终会是合题的一员 [10] 。”

“这些我听来都是专业术语。我不是哲学家。”

“一位斗士不需要成为哲学家，而您就是斗士。”

“并非为共产主义而战。我现在只是一位伤员。”

“在莫斯科他们会为您治疗的。”

“在精神病房吗？”

这话让霍利迪沉默了。是他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里发现了一处小漏洞，还是出于痛苦和怀疑而沉默？他再也不会知道，因为宾馆就在眼前了，车的灯光在雨中显得肮脏不堪。“下车吧，”霍利迪先生说，“我还是别给瞧见好。”他们停下时，从身边经过的车流像一条闪亮的链子，一辆车的前灯照在另一辆的后灯上。一架波音707倾斜着机身喧闹地准备降落在伦敦机场。霍利迪先生在汽车后部摸索着。“我忘了一样东西。”他拿出一只可能以前用来装免税商品的塑料包。他说：“把你箱子里的东西放到这里面来。你要是提着箱子去电梯，也许会引起服务台的注意。”

“这包不够大。”

“不够放的就留下。”

卡瑟尔顺从了他。即便从事了那么多年秘密工作，他还是认识到在紧急情况下，这个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年轻新兵才是真正的行家。他不情愿地放弃了睡衣——心想牢房里会提供的——还有毛衣。如果我真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他们会让我穿暖和的。

霍利迪先生说：“我有一样小礼物。一本您要的特罗洛普的小说。现在您不需要第二本了。是本大部头，可您将会有很多等待的时间。战争时刻都在进行。书名是《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你儿子推荐的书？”

“哦，我那会儿骗了你一下。读特罗洛普的是我，不是他。他最喜欢的作家是一个叫罗宾斯的。您得原谅我这小小的欺骗——我就是想让您对我儿子的印象好一点，尽管他开了那种店。他并不是坏孩子。”

卡瑟尔握住霍利迪先生的手。“我肯定他不是的。我祝愿他平安无事。”

“记住。直接去423房间，并在那里等着。”

卡瑟尔提着塑料包朝宾馆的亮光处走去。他觉得似乎已经失去了他在英国所熟识的一切联系——萨拉和萨姆待在他母亲的房子里，无法企及，而那儿从来都不是他的家。他想：我在比勒陀利亚时反而感到更自在。我在那儿有工作要做。可现在我无所事事。一个声音穿过雨雾在他身后叫道：“祝您好运，先生。万事如意。”接着他听见汽车开走了。

7

他感到不知所措——当他走进宾馆大门时他便径直来到了加勒比海。没有雨。棕榈树环绕着一汪池塘，天上繁星点点；他嗅到了那种温暖湿润而又乏味的气息，他记得那是很久以前，战争刚结束时他去度假期间曾闻到过的：他被美国人的口音包围着——在加勒比地区那是无可避免的。不存在任何被长服务台上的什么人留意到的危险——刚拥进来的一群美国旅客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刚从什么机场过来呢？金斯敦，还是布里奇敦？ [11] 一位黑人侍者从他身边经过，托着两杯朗姆潘趣酒走向坐在池子边的一对年轻人。电梯就在那儿，在他一旁，而且开门迎候着，可是他仍然愣在那里踌躇着……那对年轻人在星空下用麦管喝起了潘趣。他伸出一只手，以使自己相信并没有雨，他身后附近有个人说：“咦，那不是莫瑞斯吗？你到这个鬼地方来干什么？”他伸出的手又缩回来，插进口袋，并四处张望。他很高兴他的左轮手枪已不在了。

说话的是个叫卜利特的，几年前是他在美国使馆的联系人，直到他被调往墨西哥——也许是因为他一点儿不会说西班牙语。“卜利特！”他佯装兴奋地喊道。他们向来都是如此。卜利特自第一次见面后就叫他莫瑞斯，而他对他则一直止于“卜利特”。

“你准备到哪儿去？”卜利特问，但他并不等待有何回答。他总是更爱谈自己。“我上纽约，”卜利特说，“该来的航班来不了。准备在这儿过夜了。不错的点子，这地方。简直像维尔京群岛了。如果我带了百慕大沙滩裤一定穿上。”

“我以为你在墨西哥呢。”

“那是陈年旧账了。我现在又搞欧洲这块儿了。你还在最黑暗的非洲？”

“是的。”

“你也滞留在这儿了？”

“我得在这里等一等。”卡瑟尔说，寄希望于他的模棱两可不会被追问。

“来一杯‘农庄潘趣’怎样？他们做得不错，听说。”

“我半小时后来找你吧。”卡瑟尔说。

“好的。好的。就在池子边上。”

“池子边上。”

卡瑟尔进了电梯，卜利特跟了过来。“上去吗？我也是。几楼？”

“四楼。”

“我也是。顺便载你吧。”

是否可能美国人也在监视他？在此情形下，把什么都归于巧合是不安全的。

“在这里吃吗？”卜利特问。

“还不确定。你瞧，这要取决于……”

“你是时刻把安全保密放心头啊，”卜利特说，“老莫瑞斯真不错。”他们一起沿过道走着。423房间先到，卡瑟尔磨蹭着找钥匙，看见卜利特毫不耽搁地进了427——不，是429。当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外面锁上门后，卡瑟尔觉得安全了点儿。

中央供暖系统的指针停留在75华氏度。对于加勒比地区而言已够热了。他走到窗口往外看。下面是圆形吧台，上面则是人工构造的天空。一个染了蓝发的矮胖女人摇摇摆摆地走在池子边上：她肯定喝了太多的朗姆潘趣。他仔细地检视着房间，看能否找到暗示他未来去向的蛛丝马迹，正如他检视自家的房子，寻觅岁月留痕一样。两张双人床，一把扶手椅，一个衣柜，一只五斗橱，一张除拍纸簿外空空如也的书桌，一台电视机，一扇到浴室的门。坐厕上贴了张封条，向他保证这是很卫生的，漱口杯也用塑料纸套好。他回到卧室翻开拍纸簿，从印了字的便笺上得知他住的是“星飞宾馆”。一张卡片上列出了各个餐厅及酒吧——其中一家餐厅里有歌舞——叫作“皮萨罗” [12]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烧烤房称作“狄更斯”，还有一间自助餐馆则为“雾都孤儿”，还加了句“多多益善”。另一张卡片则告诉他每隔半小时有巴士去希思罗机场。

他发现电视机下面的冰箱里有小瓶装的威士忌、杜松子、白兰地、奎宁及苏打水、两种品牌的啤酒以及一夸特瓶装的香槟。他出于习惯挑了一瓶j. & b.，坐下来等着。“你将会有很多等待的时间”，霍利迪先生送他特罗洛普的书时说过的，于是他在百无聊赖中读起来：“请让我来把读者介绍给卡伯里夫人，本书的趣味将主要取决于她的性格与言行，她正坐在威尔贝克街她自己的住房里，自己的屋子内的书桌边上。”他发现这不是一本能将他从现有生活中吸引开的书。他走到窗前。那个黑人侍者从他下面经过，接着他看见卜利特出来了，并环顾着四周。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已过半小时了：他向自己证明了这一点——十分钟。卜利特还不会太盼着他去。他关掉房间的灯，这样卜利特如果抬头看也瞧不见他。卜利特在环形吧台边坐下：他点了酒。是的，点的是“农庄潘趣”。侍者正将橙片和樱桃缀在酒杯上。卜利特脱去夹克，只穿了件短袖衬衫，使得由棕榈树及星空营造的幻象更加强烈。卡瑟尔看着他用了吧台里的电话，并拨了一个号码。那只是卡瑟尔的想象吗——卜利特说话时似乎朝423房间的窗口瞄了一眼？报告什么呢？向谁报告？

他听见背后的门打开了，灯也亮起来。他霍地转过身，看见一条人影闪过衣橱的镜子，像是不愿被人瞧见——人影是个留黑色唇须的小个子，穿一件深色西装，提着一只黑色公文包。“我让流通给耽误了。”他的英语发音准确却用词不当。

“你是来找我的？”

“我们时间很紧。必须让你赶下一班去机场的巴士。”

他把公文包放桌上并打开来：先是一张机票，接着是护照，一只像是装了某种树脂的瓶子，一只胀鼓鼓的塑料袋，一把发刷和一把梳子，一把剃刀。

“我所需要的都带了。”卡瑟尔用准确的措辞说。

那人不理会他。他说：“你会发现你的票只能去巴黎。我会向你解释这个的。”

“他们肯定会盯着所有的飞机，不管是到哪儿的。”

“他们会特别留意去布拉格的那班，起飞时间和去莫斯科的相同，后者因为引擎故障延误了。很少见的事情。可能苏联民航正在等候一位重要的乘客。警察会对去布拉格和莫斯科的特别留神。”

“监视在登机前就开始了——在移民服务台那里。他们不会只等在登机口。”

“有办法对付他们。你必须去移民服务台——我来看看你的表——再过五十分钟。巴士三十分钟后开。这是你的护照。”

“要是我真能到巴黎又该如何？”

“一离开机场就会有人找你，你会得到另一张票。你应该正好赶得上另一班飞机。”

“去哪儿？”

“我不知道。你到了巴黎就全明白了。”

“到这个时候，国际刑警肯定已通知当地警方了。”

“不会。国际刑警从来不过问政治案件。那有违规定。”

卡瑟尔打开护照。“帕特里奇 [13] ，”他说，“你选了个不错的名字。打猎季节还没过呢。”然后他看了看照片，“可这照片绝对不行。不像我。”

“是的。但我们这就来让你像这照片。”

他把他那套工具搬到卫生间。他把一张放大的、跟护照上相同的照片架在两只漱口杯之间。

“请坐在椅子上。”他开始修剪卡瑟尔的眉毛，接着又是头发——照片上的男子留着平头。卡瑟尔注视着镜子里剪刀的动作——他很惊讶地看到平头竟能改变整张脸，额头增宽了；似乎连眼神也换了。“你让我年轻了十岁。”卡瑟尔说。

“请坐着别动。”

那人接下来为他贴起了一抹稀疏的小胡子——属于一个羞怯而缺乏自信的人。他说：“络腮胡或很浓重的小胡子向来都是怀疑对象。”从镜子里回看卡瑟尔的是个陌生人。“好了。完工。我觉得够好了。”他到公文包里取了一根白色的杆子，他将其拉长变成了手杖。他说：“你是盲人。让人同情的对象，帕特里奇先生。我们已经请法航的一位空姐迎候从宾馆开去的巴士，她会领你穿过移民服务台去你乘的飞机。在巴黎的瑞希，当你离开机场后有人会开车送你去奥里——另一架有引擎故障的飞机。也许你就不再是帕特里奇先生了，坐在车里化第二次装，拿到另一本护照。人类的容貌变化无穷。这是对鼓吹遗传学的很好的反驳。我们生下来样子都差不多——想想一个婴儿——只是受到了后天环境的改变。”

“好像很容易，”卡瑟尔说，“但管用吗？”

“我们认为是管用的，”小个子一边收拾他的包一边说，“现在出去吧，记得用拐杖。请别转动眼珠，如果有人跟你说话就转动整个脑袋。试着保持空洞的目光。”

卡瑟尔不假思索地拿起那本《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不，不，帕特里奇先生。盲人不可能拿着书。而且你得把包留下。”

“可那只装了换洗的衬衫，一把剃刀……”

“换洗的衬衫上有洗染店的标志。”

“如果我一件行李都没有，不显得奇怪吗？”

“移民官员不会知道，除非他想看你的机票。”

“他很可能会的。”

“没关系，你只是准备回家。你住巴黎。地址在你护照上。”

“我从事什么职业？”

“退休了。”

“至少这一点是对的。”卡瑟尔说。

他出了电梯，开始用手杖敲打着伸向宾馆进口的通道，巴士正在那里等候。他走过到酒吧及池子的门时看见了卜利特。卜利特正不耐烦地看着表。一位上了岁数的妇女搀住卡瑟尔的胳膊说：“你要坐车？”

“是的。”

“我也坐。我来帮你。”

他听见一个声音在后面叫道：“莫瑞斯！”他得慢慢地走，因为那妇女走得很慢。“嘿！莫瑞斯。”

“我想是有人在叫你。”那女人说。

“搞错了。”

他听见了身后的脚步。他把胳膊从女人手里拿开，像小个子教他的那样转动脑袋，两眼空洞地侧对着卜利特。卜利特惊讶地望着他。他说：“对不起。我以为……”

女人说：“司机在向我们招手哪。我们得赶紧。”

当他们在巴士里一起坐下后她看着窗外。她说：“你长得肯定非常像他的朋友。他还站在那儿张望呢。”

“所以才有人说，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个翻版。”卡瑟尔答道。

[1] 　一种形似房屋的机械装置，能根据气压变化用玩偶的进出来报告天气好坏。

[2] 　一种清淡型的苏格兰威士忌，以著名的“卡蒂萨克”号帆船命名。

[3] 　分别是特罗洛普“巴塞特郡纪事”系列小说的前两部，下文的斯洛普先生和普路迪太太都是该系列小说中的角色。

[4] 　一种软质乳酪，原产于法国诺曼底大区的camembert村。

[5] 　常作为幸运的象征。

[6] 　俄罗斯西北部港口城市。

[7] 　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u， 1860—1904）所著的剧作。

[8] 　指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书记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1921—1992）推动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希望能建立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后遭到苏联强力的武力镇压。

[9] 　理查·佐尔格（richard sorge， 1895—1944）， 20世纪30年代苏联最优秀的特工之一。

[10] 　thesis，黑格尔辩证过程中第一阶段；反题：antithesis，黑格尔辩证过程中的第二阶段，体现主题的相反面；合题：synthesis，黑格尔的辩证过程中论点与反论点的结合，从而得到新的更高级的真理。

[11] 　分别是加勒比岛国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首都。

[12]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 1471—1541），西班牙早期殖民者，开启了西班牙征服南美洲的时代。

[13] 　不做姓氏时有“鹧鸪”或“鹌鹑”之意，故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