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到一个大森林。
看来里面没有可供通行的路。
——《小公爵》
有些梦只有部分是潜意识的，醒来时，我们还能清晰地记住它们，还能重新睡着，有意识地把梦做下去，再醒再睡，持续不断地做梦，使它串上一条在潜意识的梦里所没有的逻辑链。
罗又累又怕，他在夜间空袭中奔跑，走过了半个伦敦。伦敦已是空荡荡的，难得听到声音，也没有什么动静。牛津街拐角处的一家伞店起了火，在沃德街他遇上了一片飞沙走石。一个满面灰尘的男子靠在一堵墙上傻笑，一个民防队员厉声对那人呵斥道：“够了，有什么好笑的!”他对这些事全都不在意。它们像是写在书上的事情，与他个人的生活无关。他对它们抱无所谓的态度。但他总得找张床睡觉，于是他来到泰晤士河南岸的一个地方，按照希尔夫的建议藏了起来。
他躺在帆布床上，梦见自己走在特兰平顿路附近的一条漫长又灼热的路上，正用鞋尖踢着白色的石灰。接着他梦见自己在家里的红砖墙后面的草坪上喝茶，他母亲靠在花园里的一把椅子上吃着黄瓜三明治。一个闪闪发亮的蓝色板球放在她的脚旁，她微笑着，半是认真半是随意地注意着他。父母通常是这样对待孩子的。周围是一片夏天的景色。夜幕就要降临。他说：“妈妈，我杀死了她……”母亲说：“别说傻话，孩子，吃块三明治吧，味道挺好。”
“可是，妈妈，”他说，“我真犯了事，真的。”他好像非得让她相信不可。要是她相信了，她就能为他做点什么，她会告诉他说，这没关系，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但他先得让她相信。可是，她却转过头去，用略带恼火的声音叫着一个不在场的人的名字，并对那人说：“你得记着把钢琴上的灰尘掸干净。”
“妈妈，请你听我说。”但他突然发现自己只是个孩子。怎么能使她相信呢？他还没满八岁。他看到三楼儿童室的窗户上装着栏杆，过了一会儿，那个老保姆会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招呼他进屋。“妈妈，”他说，“我把妻子杀了，警察要抓我……”母亲笑着摇摇头说：“我的小儿子不可能去杀任何人。”
时间不多了。这片宁静的草坪的另一端是板球的球门，地上洒满了那棵昏昏欲睡的大松树的树阴。牧师的太太正从那儿走来，她提着一篮苹果。趁着她还没来到跟前，他必须把母亲说服，可是他说出的话却稚气十足：“是我干的，是我干的。”
母亲微笑着往躺椅中一躺，说：“我的小儿子连一只甲虫都不会伤害。”她说起话来老爱用些不大合适的短语。
“原因就在这儿，”他说，“不，原因在于——”母亲向牧师太太招招手说：“这是个梦，亲爱的，是个噩梦。”
他在昏暗发红的地下室里醒来——有人在灯泡外面系了块红绸巾挡光。墙边睡着两排人，彼此挤得紧紧的。隆隆作响的空袭声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一英里外发生的空袭就不算空袭了。一个老头在过道的另一边打鼾。防空洞的尽头有一对情人睡在床垫上，他们手脚交错，抱在一起。
罗想：对母亲来说，这是一个梦，她是不会相信的。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便已去世。一批飞机——它们像是一些奇形怪状的木板条箱——刚摇摇晃晃地越过海峡，她就死了。她想象不到现在的状况，她同样也无法设想，她的这个穿着棕色条绒灯笼裤和蓝色运动衫、面色苍白、神情严肃的小儿子——他看着她的相册中的那些发黄的照片中的自己，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似的——长大后会成为一个杀人凶手。他仰天躺着，捕捉他的梦，继续遐想。他要把牧师太太推回到那棵大松树的浓阴下，继续和母亲争辩。
“那种生活不复存在了，”他说，“坐在草坪上喝茶，傍晚做祷告，打板球，听着老太太们的叫唤，说些轻松无害的闲话，看着园丁推一辆装满树叶、青草的独轮小车……在人们的笔下，这一切似乎还在继续发生。女作家们在小说中一次又一次地描绘这些，然而它们已经不复存在了。”
他的母亲朝他微笑，她尽管很惊讶，但还是让他讲下去。现在他是梦的主人了。他说：“为了一桩莫须有的谋杀案，有人要抓我。他们要杀死我，因为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钻到地下室躲了起来。上面，德国人正把我周围的伦敦街区有条不紊地炸成瓦砾。你一定记得圣克莱门特教堂及其钟声。他们已经摧毁了圣詹姆斯宫、皮卡迪利大街、伯灵顿文化区和加兰旅馆，我们曾在那儿观看过梅普尔斯和约翰·刘易斯演出的哑剧。这听起来像是惊险小说，对不对？然而惊险小说就是生活——比你，比这草坪，比你的三明治和那大松树来得更真实。你常常嘲笑萨维奇小姐读的那些书——里面有间谍、凶杀、暴力以及疯狂的驱车追捕。可是，亲爱的，那就是生活的现实。自从你死后，我们已经把世道搞成这种样子了。我当初在你眼里是个连甲虫也不会伤害的小阿瑟，可现在我已成为一个杀人凶手了。威廉·勒·丘 [7] 已经重新安排了世界。”他在水泥墙上贴上了母亲的画像。他不能忍受画像上的那双惊慌的眼睛，他把嘴贴在铁床架上，吻着画像上那张白色的冰凉面颊。“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妈妈。你已经死了，我真高兴。可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儿子变成了凶手，死去的母亲看见自己的儿子变成了杀人罪犯，却又无力阻止，她会有什么感想呢？想到这里，他心中充满了恐怖。
“啊。那是个疯人院。”他母亲喊道。
“噢，不，那儿安静得多，”他说，“我知道的。他们隔一阵子便把我送去一次。那儿的人全都很和蔼。他们让我到图书馆里去当管理员……”他设法讲清疯人院和那个地方的区别。“那地方的人一个个都非常——讲道理。”他恶狠狠地说，好像他并不爱她，而是恨她。“我借你一套《当代社会史》吧。有好几百卷，但大部分是廉价书——《皮卡迪利大街上的死亡》《大使的钻石》《海军文件被窃记》《外交》《告假七天》《四位正直的人》……”
他强迫梦境符合自己的要求，但现在梦又占了上风。他梦见自己不再在草坪上了，他是在屋后的那片有驴子吃草的地里。家里人总是在星期一把要洗的衣服送到村子的另一头去。他和牧师的儿子——一个带外国口音的陌生男孩，以及一条叫斯波特的狗一起在干草堆上玩。狗抓到一只老鼠，逗着它玩。老鼠虽然背部受了伤，但它还想逃走。狗像跟它玩耍似的，兴冲冲地追上去。罗猛地感到他无法继续看这只老鼠受折磨了。他拿起一块板球拍，对准老鼠的头部反复砸着。他不敢住手，生怕老鼠还活着，尽管他听见保姆在叫嚷：“住手，阿瑟。你怎么能这样？住手。”希尔夫自始至终兴致勃勃地望着他。他住了手，不想再去看那只老鼠。他从这片草地上跑过去，找个地方躲藏起来。但你总得从藏身处走出来。过了一会儿，保姆说：“我不告诉你妈妈，不过下回可不能这样了。嘿，她以为你连苍蝇也不会去伤害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谁也没想到，驱使他这么做的是一种使他和别人都感到害怕的怜悯之心。
上面讲的这些一半是梦，一半是回忆。下面的则全是梦里的事了。他侧身躺着，呼吸沉重，大炮已开始在伦敦北部轰鸣，他的思想重新在那个奇怪的天地中游荡。在那儿，过去和未来留下同样的痕迹，这个地方的模样可能和二十年前一样，也可能和明年一样。他走进一条小巷，在一家门口等人。高高的篱笆后面传来笑声和网球的沉闷拍击声。他看到白色衣裙在树叶间像飞蛾似的飘动。此时已是黄昏，天很快就要黑了。玩不成了，会有人走出来。他依依不舍地傻等着。他那颗少年人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可他感到的却是成年人固有的失望。一个陌生人拍拍他的肩膀说：“把他带走。”他没有醒。他又梦见自己行走在一个乡镇的街道上，小时候他常和姨妈到那儿去。他站在“王室纹章”旅馆的院子外面，看着院子后面的那个谷仓。窗口亮着灯，每逢周末晚上，那儿便开舞会。他腋下夹着一双舞鞋，在等一个比他大好多的女孩子。她再过一会儿就会从衣帽间里走出来，挽起他的胳膊，与他一起走进院子。接下去的几个小时中，她都和他在一起。小小的娱乐厅里挤满了人，眼前全是熟悉的面容——药剂师夫妇，校长的女儿们，银行经理，还有下巴发青、显得饱经风霜的牙科大夫。蓝色、绿色、红色的纸飘带，本地的小乐队。人们感到生活很美好，很安静，很扎实。只是偶尔有些不愉快的小争执。年轻人兴致勃勃，有时想捣捣乱，但事后人们却感到这些年轻人格外亲切。接着，这些梦突然变成了梦魇。有人在黑暗中恐怖地叫喊——不是他正在等待的那位年轻姑娘。他还没有胆量去吻她，也许永远也不会有这种胆量。叫喊的是另一个人，而他对这个人的了解超过自己的生身父母。这个人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与他分担爱情的令人伤心的世界。一个警察站在他身旁，用女人的声音说：“你最好加入我们这一伙吧。”警察不由分说地推着他朝便池走去。石板槽里有一只老鼠，它已死在血泊中。乐声停了，灯灭了。他记不起来为什么会跑到这个黑洞洞的肮脏角落里来。这儿的地面轻轻一踩便会发出哀鸣声，似乎它也尝过受难的滋味。他说：“请让我离开这儿吧。”警察说：“你想上哪儿去呢？亲爱的？”他说：“回家。”警察说：“这儿就是你家，你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他只要一挪脚，地面便向他发出哀鸣声。他痛苦得寸步难行。
他醒过来，正好听见了解除警报的声响。防空洞里有一两个人坐起来听了一会儿，随后又重新躺下。他们都已习惯睡在地下室里，这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从前每逢星期六晚上就去看电影，或者每逢星期天就上教堂做礼拜一样。这就是他们所了解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