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躲开我？

我干了什么事，使你害怕我？

——你听信了流言蜚语，我的孩子。

——《小公爵》

1

如果一个人要擦去书上画的铅笔印，他就得仔细擦干净，不留任何痕迹。因为想要保守一个秘密，不管怎样小心都不算过分。要是福里斯特医生在擦去托尔斯泰《我的信仰》一书中的旁批时不是那么马马虎虎的话，雷尼特先生便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琼斯出了什么事，约翰斯将仍然是一个英雄崇拜者，而斯通少校则有可能病得越来越重，永远被关在病号楼的一个隔离室中。那迪格比呢？迪格比将仍然是迪格比。

正是那几道没有擦净的铅笔痕迹使迪格比在那个凄凉孤独和索然无味的一天结束后，仍然能保持脑子清醒，思维活跃。你无法对一个不敢公开坚持己见的人产生敬意。迪格比对福里斯特医生的敬意丧失之后，医生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那张德高望重的苍老的脸失去了它固有的令人信服的力量。甚至连医生的品格也成了问题。医生有什么权力不给他送报？有什么权力禁止安娜·希尔夫来看望他？

迪格比仍然感到自己像个小学生，但他现在知道，他的校长有着某些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秘密。校长不再是那么道貌岸然、充满自信了。因此他这个学生策划谋反。晚上九点半左右，他听到了汽车声。透过窗帘的缝隙，他看见医生开车走了。说得准确点，是波尔开的车。医生坐在他旁边。

迪格比在看见波尔之前，只策划了一个小小的谋反活动——到约翰斯屋里进行一次秘密拜访——他相信自己能让这个年轻人开口。而现在，他变得更大胆了。他准备到病号楼里去看看，找斯通谈谈。病人们应该联合起来反对暴虐。他回忆起一件往事。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曾带领一个学生代表团去找校长，因为一个新老师破例叫他们这个文科班学三角。奇怪的是他竟对这件事记忆犹新，而对成年以后的事却全都记不起来了。自从他的记忆力逐渐恢复以来，这样的事很少发生。他打开自己的房门，朝走廊里迅速扫了一眼，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担心受到莫名其妙的惩罚。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觉得自己的行动很勇敢，自己不愧是一个热恋中的人。他心中有一种纯洁无邪的欲望。他像是一个男孩，一边坐在板球场旁边晒太阳，喝啤酒，听着用木头和羽毛做成的板球的啪嗒、啪嗒声，一边沉醉在春梦中，向一个女孩子吹嘘有一次自己和别人搏斗的经过……

按照病人的不同病情，规定了不同的就寝时间，不过，九点半左右，几乎所有的人都上了床，进入了梦乡。但迪格比很难入睡。他走过戴维斯的门口时，听到了一个男人的无法抑制的哭泣声……沿着过道再走几步，便是约翰斯的房间，房门开着，灯也亮着。迪格比脱掉拖鞋，快步穿门而入，但约翰斯不在屋里。此人酷爱交际，大概正在和管家聊天。约翰斯的桌上放着一堆报纸，这显然是他在医生下禁令之前找来准备送给迪格比的。这对迪格比是一种诱惑，他想待在那儿看看那些报纸。但这只是一种小小的诱惑，抑制不住他进行一次高级历险的愿望。今夜他要做一件病人们以前从未自愿做过的事——潜入病号楼。他小心地、悄悄地向楼下走去，“探险者”“印第安人”这些字眼出现在他的脑中。休息室里的电灯已经熄灭，但窗帘尚未拉上。月光伴随着喷泉的滋水声和银白色的树叶影子一同进入室中。几张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几本《小说月报》。烟灰缸已拿走，拍得松松的坐垫搁在椅子上——这个休息室看上去像是一个没人敢进的展览室。他穿过旁边那道门，走进通往福里斯特医生办公室的过道。每当他笃定地随手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又切断了一条退路。他的根根肋骨仿佛随着怦怦乱跳的心在颤动。前面就是那扇他从不见开过的绿门，通过绿门便是病号楼。他的思绪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他偷偷溜出宿舍，壮着胆子考验自己的勇气。他真希望绿门的那一侧上了锁，这样，他便只能悄悄回到床上睡觉，而他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

但那扇门轻轻一推就开了，那扇门的功能是隔音，是为了使办公室里的医生不受干扰。里面还有一扇门，但这扇门也没有上锁，甚至连插销也没插上。他刚推门走进过道，那绿门便吱呀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了。

2

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静静地听着。某处有一只钟在嘀嗒作响，还有一个水龙头在不断滴水。这个地方以前可能是用人的住所：地面由石板铺成，他的拖鞋一过，便扬起一阵薄薄的灰尘。所有的东西都说明这儿无人照看。他来到楼梯跟前，发现木头做的扶手好久没有重新刷油漆，地毯已经磨得露出了线头。这跟门那边的整洁雅观的疗养院形成了明显对比。他周围的每样东西仿佛都在对他耸着肩说：“我们是无关紧要的。这儿谁也看不见我们。我们的唯一任务是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医生。”有什么东西能比灰尘更安静呢？假如没有嘀嗒的钟声，他会怀疑房子的这一部分是否有人住。钟声和粗烟丝发出的霉味使他的心重新不安地怦怦乱跳起来。

波尔准是住在传出钟声的地方。他一想到波尔，就感到有些不愉快，像是囚禁在脑海深处的某种东西急着要挣脱出来。这使他惊恐不安，如同在门户紧闭的房间里上下扑腾的鸟儿使他惊恐不安一样。为了使别人不致受惊，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打鸟，把鸟打昏或打死。刹那间，他忘记了斯通少校，摸索着朝波尔的房间走去。

是过道尽头的那个自来水龙头在滴水。那儿有一个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正方形大房间，石砌的地面，一块帘子把房间隔成两半——以前这儿可能是厨房。新主人使这个房间带上了一种咄咄逼人、邋里邋遢的男子气概，地上到处是烟头。

没有一样东西派上了正当用场。一个时钟和一把廉价的褐色的粗茶壶放在衣柜上作为书立，夹住了一堆破破烂烂的书——卡莱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者》，关于拿破仑和克伦威尔生平的著作，以及一些有关怎样跟青年、劳动、欧洲和上帝打交道的平装小册子。窗户全都关着。迪格比拉开斜纹布窗帘，发现床铺乱糟糟的——看样子波尔只知道在这儿略事休息，而从来想不到需要整理一下。水龙头朝固定在下方的一个盆子里滴水，床架上悬挂着一个海绵球。一只过去装过虾酱的空罐头里放着几片用过的刮脸刀片。这个地方设备简陋，与临时宿营地无异，房间的主人像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连墙上的斑点也不愿意动手擦掉，更别说改变一下屋里的现状了。一个敞开的箱子里塞满了肮脏的内衣，主人似乎连把它们叠好的意思也没有。

这儿好比是一块大石头接触地面的那一面。能够晒到阳光的一面是疗养院，干净整洁，可是你把它翻过来，便看到了它的另一面。

到处散发着粗烟丝的味道，床上撒着面包屑。波尔仿佛是带着食品上床的。迪格比久久注视着面包屑，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忧虑和惶恐不安的感觉绊住了他，仿佛有什么事情使他的期望落了空，仿佛板球赛失败了，仿佛谁也不能去享受半天假期，仿佛他在长官办公室门口等了好久的那位姑娘一直没出现。他找不出任何东西来比喻这个地方。疗养院是某种隐藏在花园中的人为的东西。难道日常生活便是这个样子吗？他想起了一个草坪，想起了午后茶点，想起了一个会客室，里面挂着水彩画，摆着小桌子，放着一架没人弹的钢琴，弥漫着科隆香水的香味。难道这就是我们必定要过的成年人的真实生活吗？他原来也属于这个天地吗？他对这一切感到熟悉，这使他很忧郁。不久前他梦见了几年前的学校生活，但他记得从那时起似乎又过去了好多年。

最后，一种危险感使他想起了失去自由的可怜的斯通。医生和波尔可能很快就要回来，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尽管不相信他们会拿他怎么样，但仍然害怕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惩罚。他的拖鞋声重新响起，他走进过道，登上黑暗的楼梯，来到一楼。这儿没有任何声响。嘀嘀嗒嗒的钟声传不到这儿。他从一间可能是配膳室的屋中走出，发现面前有几根生锈的铁丝，每根铁丝连着一个大铃铛，上面分别标着这些字样：书房，会客室，第一备用卧室，第二备用卧室，儿童白天休息室……铁丝由于长期没用，全部疲软地挂着，一只蜘蛛已在那个标着“餐厅”字样的铃铛上织了一个网。

他在花园里看到的那些紧闭的窗户位于二层，他怏怏地又往上爬了一层。他每向前走一步，就切断了自己的一条退路。但他已下定决心和斯通谈谈，哪怕是谈一句话也行。他一边沿着过道往前走，一边轻声喊道：“斯通，斯通。”没人回答。那条裂了缝的旧亚麻地毯在他脚下嘎吱作响，有几次还差点把他绊倒。他重新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仿佛这种小心翼翼的摸索探步，以及这条空寂无人的过道，比另一幢楼房里的舒适卧室更加适合他的身份。“斯通。”他喊道，“斯通。”他听见一个声音在回答：“巴恩斯，是你吗，巴恩斯？”这个声音是从他身旁那扇门中传出来的，真叫人吃惊。

“嘘，”他说，然后把嘴唇凑近钥匙孔，“我不是巴恩斯，是迪格比。”

他听见斯通叹了口气。“当然，”那个声音说，“巴恩斯已经死了。我是在做梦……”

“你好吗，斯通？”

“刚才太可怕了，”斯通说，声音低得使迪格比很难听清，“太可怕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想吃东西……”

“走到门边来，让我听清楚点。”

斯通说：“他们给我穿上了紧身衣。他们说我患了狂暴症。我不认为自己患了狂暴症。这是陷害……”他大概已经向门口靠近了，因为他的声音清楚多了。他说：“老兄，我知道，我的神经有点不正常。我们都在这儿待着，是不是？但是我没发疯。他们搞错了。”

“你以前干了什么事？”

“我想找一间屋子，从屋里面向那个小岛开枪。你知道，几个月前他们就开始挖洞了。一天晚上，天黑后，我发现了他们。我不能不管。德国人不让那儿长草。所以我跑到这幢楼房里来，进了波尔的房间……”

“是吗？”

“我并不是要他们别挖洞。我只是想对他们说明，我在找什么。”

“让他们别挖？”

“医生正好在波尔的屋里。他们在暗中干着什么……”声音突然变了。听到这个中年人在锁着的门背后抽泣，真叫人心碎。

“他们在挖洞？”迪格比问，“你大概是在做梦……”

“那根管子……真可怕，老兄。我并不是真的不想吃。我只是怕中毒。”

“中毒？”

“暗害。”那个声音说，“你听着，巴恩斯……”

“我不是巴恩斯。”

又是一声长叹。“你当然不是。对不起，我的脑子糟糕透了。你要知道，我的神经有点不正常。也许他们是对的。”

“巴恩斯是什么人？”

“是个好人。他们在海滩上抓住了他，这不好，迪格比。我是疯子。从各方面来说，我都一天不如一天了。”

从远方某处发出的汽车声通过楼下一个打开的窗户传到了这儿，迪格比把嘴唇贴到门上说：“我不能待在这儿了。斯通。听我说，你没有疯，只是头脑里有自己的想法而已。把你关在这儿是不对的。我要想办法让你出来。再忍耐一下。”

“你是个好人，迪格比。”

“他们也用病号楼威胁过我。”

“你？”斯通低声回答，“但你很健康。上帝呀，也许我的神经并非不正常。他们连你也要送到这儿来，肯定是陷害。”

“坚持下去。”

“我会坚持的，老兄。我以前缺乏自信。我以为他们也许是对的。”

汽车声消失了。

“你有亲戚吗？”

“一个也没有，”斯通说，“我曾经有过妻子，但她离开了我。她做得很对，老兄，很对。大家都在算计我。”

“我会让你出来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会让你出来的。”

“那个小岛，迪格比……你应该去看看，老兄。我在这里什么也干不了。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要是我有五十个好朋友的话……”

迪格比用温和的声调保证：“我会去看那个小岛的。”

“我想，德国兵已经控制了那个小岛。他们不让那儿长草……但我有时脑子里有点乱，老兄。”

“现在我必须走了。你要坚持下去。”

“我会坚持的，老兄。即使出现更坏的情况也一样。但我希望你别走。”

“我会回来看你的。”

其实他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种强烈的同情心驱使他去干点事。为了把这个备受折磨的可怜虫解救出来，他甚至感到自己可以去杀人。他仿佛看见斯通少校走进了那个充满淤泥的池塘……见了少校那双碧蓝清澈的眼睛，那两撇硬而短的威武的小胡子，以及那个衣冠楚楚的身躯和那种一丝不苟的作风。这就是你在这里弄明白的一件事：一个人即使精神错乱了，也仍然保持着他的性格特征。任何一种疯狂症也不能减弱他那种需要对别人负责的军人气质。

经过一番观察后，他发现事情要比他料想的容易得多。医生大概已经驾车到远处去了。他平安无恙地走到那扇绿门前。门在他身后发出吱的一声，仿佛是斯通发出的苦苦哀求，希望他快回去。他快步穿过会客室，然后更加谨小慎微地上了楼，直到再次看见约翰斯那扇开着的门。约翰斯不在屋里。桌上的时钟只走了十二分钟，报纸摊在灯光下。他觉得自己仿佛在一个奇怪的世界里进行了一番探险，回到家时却发现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他瞎逛了这么些天，日历却连一页也没掀过去。

3

他不怕约翰斯。他进了屋，抽出一张旧报纸。约翰斯把报纸理得整整齐齐，在某些文章上还做了记号。他大概产生了当侦探的热情。迪格比在报上看见，几个月前国内安全部长对丢失了一份文件的事情做了答复，所用的词句和最近的这次相同。其实文件从未丢失。是有关人员没仔细找。这份文件一直保管在某某人手中——约翰斯忘了这位可敬的先生的大名。面对这么一个声明，谁还能继续声称文件被拍了照片？这等于指控那位先生不是工作疏忽而是犯了通敌罪。也许把文件留在办公室里过夜的做法是个错误，可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先生却亲自向部长保证说，文件连一秒都没有离开过他。他是把文件压在枕头底下睡觉的……《泰晤士报》暗示说，若能调查一下这一诽谤的起因，将是一件趣事。也许敌人试图掀起一场诽谤运动，以削弱我们对我国世袭领袖的信任？这份报纸出了两三期后，谁也不言语了。

这些几个月前的旧报纸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迪格比不得不慢慢地记住那些家喻户晓的大人物的名字。他几乎每翻一页，都会碰到几个从未听说过的大人物的名字。有时还会偶尔发现一个他过去认识的人——一个二十年前官居高位的人。他感到自己像沉睡了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回到社会中的里瑞普·凡·温克尔 [9] 。他熟悉的人几乎都是属于他的青年时代的。一些才华横溢的人在商会中变得默默无闻，当然也有成为大人物的情况：一个被认为头脑过分灵活、野心过大、不能委以重任的人却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迪格比最近回想起一件事，他听说有一次这个人被退役军人从法庭的公众席上轰了出来，因为他在谈到过去的一次战役时说了一句逆耳但符合事实的粗话。如今这个领导人已教会他的国家去接受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

他翻了一页，无意中发现一张照片下面写着：“警察局急于寻找阿瑟·罗，因为他涉及……”他对这类犯罪新闻不感兴趣。照片上的人看起来都十分相似，也许这正是新闻摄影师的诀窍。他需要知道的过去的事情太多了，因此他实在不想在研究犯罪分子方面——尤其是国内的犯罪分子方面——耗费精力。门响了一下，他转过身去。约翰斯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口，眨巴了一下眼睛。“晚上好，约翰斯。”迪格比说。

“你在这儿干吗？”

“看报纸。”迪格比说。“可是，医生对你说过……”

“这儿不是监狱，约翰斯，”迪格比说，“除了对斯通以外。这是一个很迷人的疗养院。我是特殊病人，只是一枚炸弹使我失去了记忆，别的都正常……”他发现约翰斯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话。“是这样吧？”他问。

“应当是这样，可不是嘛。”约翰斯说。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自己的人格。我不想让自己昏昏沉沉的像睡觉一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我沿着过道走到你屋里来，聊聊天，看看报……”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的？”约翰斯说，“听起来倒也有道理。”

“医生却让你抱不同的看法，对不对？”

“老一套，病人应服从治疗……”

“要不就换医生。你要知道，我已经决定换医生了。”

“你要走？”约翰斯问。他的声音中包含着惧怕。

“是的。”

“请你别做任何莽撞的事，”约翰斯说，“医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受过许多苦……这大概使他变得有点古怪。但你最好还是留在这儿，真的，你不能走。”

“我要走，约翰斯。”

“再待一个月吧，”约翰斯祈求道，“在那个姑娘来这儿之前，你一直表现得很好。再待一个月吧。我去找医生谈谈。他会重新让你看报的。也许他还会让她来看你。这件事交给我好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他很敏感，会生气的。”

“约翰斯，”迪格比轻声问道，“你为什么怕我走？”约翰斯的那副无框眼镜反射出的灯光在墙上闪烁不定。他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说道：“我并不怕你走。我是怕……怕他不让你走。”他们俩听到了从十分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汽车引擎声。

“医生出了什么事？”约翰斯摇摇头，眼镜的反光又在墙上晃动起来。“事情不妙。”迪格比紧接着说，“可怜的斯通发现了几桩怪事，所以被送走了……”

“这是为他好，”约翰斯恳切地说，“福里斯特医生心里有数，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迪格比。”

“什么为他好，胡说八道。我去过病号楼，和他谈过话……”

“你到那儿去过了？”约翰斯说。

“难道你从来没去过？”

“那儿是不让去的。”约翰斯说。

“你难道总是不折不扣地按福里斯特医生说的去做吗？”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迪格比。你不了解，大脑是最精密的机器。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失去平衡，那就全完了。你必须信任医生。”

“我不信任他。”

“你不应该这么说。你要知道，他的医术多么高明，他有多少事需要操心。他一直试图保护你，直到你真的完全康复……”

“斯通发现了几桩怪事，所以被送走。”

“不，不。”约翰斯伸出一只疲软的手，放在报纸上，如同一个从公文箱里搜集情报的令人讨厌的政客。“迪格比，要是你能知道这些就好了。人们妒忌他，误解他，伤透了他的心。他是了不起的，心地善良，为人很好……”

“关于这一点应该去问斯通。”

“要是你知道……”

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说：“我想他会明白的。”这是福里斯特医生的声音。于是迪格比又一次感到自己有可能遭到莫名其妙的惩罚，他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

约翰斯说：“福里斯特医生，我没让他走……”

“很好，约翰斯，”福里斯特医生说，“你很忠诚，我知道。我喜欢忠诚。”他开始脱下在汽车里戴的那副手套，手套慢慢离开他修长的手指。“我记得康韦自杀后，你是如何站在我这一边的。我不会忘记一个朋友。你对迪格比说起过康韦自杀的事吗？”

“从来没有。”约翰斯表示否认。

“不过他应该知道，约翰斯。这是个恰当的例子。康韦也患有失忆症。你知道，生活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丧失记忆是他的逃避办法。我试图使他恢复健康，加强他的抵抗力。这样，等他恢复记忆后，便能应付自己的十分困难的处境。可是我在康韦身上花的时间都白费了。约翰斯会告诉你，我对他有多么耐心，而他的固执简直叫人难以忍受。当然啰，我也是普通人，迪格比。有一天，我忍不住发了脾气。我很少发脾气，但有时也难免动怒。我把一切都对他讲了，可他当晚却寻了短见。你看，他的神经没来得及恢复正常。后来出现了许多麻烦，但是约翰斯始终站在我这边。他知道。要想当一名好的心理学家，你有时就得分担病人的精神病：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保持神经健全。同情心和其他的一些心理就是这么产生的。”

他说话时语调缓和，声音平静，像是正在讲授一个抽象论题，但他那外科医生的细长手指却已拿起一张报纸，把它撕成长条。

迪格比说：“但是，我的情况不同，福里斯特医生。只是一枚炸弹摧毁了我的记忆力。我没病。”

“你真的相信是这样吗？”福里斯特医生说，“我想，你以为斯通的精神失常是由于炮火或脑震荡造成的吧？不是这么回事儿。是我们自己使自己精神错乱的。斯通失败了，可耻地失败了，于是他就用‘别人算计他’来解释一切。但是，其实并不是别人的暗算使他的朋友巴恩斯……”

“你大概已经盘算好怎么向我介绍我的过去吧，福里斯特医生？”他想起了托尔斯泰的那本书中用橡皮擦去的铅笔道儿，想起那个不敢表明自己观点的人，这鼓起了他的勇气。他问道：“那天斯通发现你的时候，你和波尔在那儿摸黑干什么？”他提起这件事，只是想进行一次大胆挑战。其实他相信，当时的那种场景只存在于斯通的受迫害狂的想象中，如同说岛上有敌人在挖洞一样。他没有料到，福里斯特医生的长篇演讲居然被他打断了。随之而来的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他压低嗓门吞吞吐吐地说：“还有挖洞的事……”

那张苍老而高贵的脸注视着他，嘴巴微微张开，一滴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

约翰斯说：“睡觉去吧，迪格比。我们明天早晨再谈吧。”

“我早就准备好去睡觉了。”迪格比说。他突然感到自己穿着拖地晨衣和无跟拖鞋的模样很可笑。他也很担心——仿佛一个人正持枪对着他的后背。

“等一等，”福里斯特医生说，“我还有话要告诉你。你要知道，你可以从康韦的路和斯通的路之间任选一条。病号楼里有的是地方……”

“你自己应该到那儿去，福里斯特医生。”

“你是个傻瓜……”福里斯特医生说，“一个坠入情网的傻瓜……我很注意观察自己的病人。我知道这一切。谈恋爱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从一份报纸中撕下一页，递给迪格比，“拿着。这就是你。一个杀人犯。拿回去好好想想吧。”

这就是那张他刚才懒得去多想的照片。这件事真荒唐。

他说：“这不是我。”

“那你就去照照镜子吧，”福里斯特医生说，“然后再回忆回忆。你有许多事情需要回忆。”

约翰斯低声劝道：“医生，这样不合适……”

“是他要这样的，”福里斯特医生说，“跟康韦一模一样。”

约翰斯后来说了些什么，迪格比没听见。他沿着过道，朝自己的房间跑去，半路上踩到自己的晨衣带子，摔了一跤。他并不感到疼，只是站起来时有点头晕。他要了一面镜子。

在这个熟悉的房间里，一张瘦削的、胡子老长的脸注视着他。这儿还有一股花香。这是他曾经快活地生活过的地方。他怎么能够相信医生说的话呢？准是搞错了。他跟那张照片没有关系……开始时，他简直看不清那张照片。他的心怦怦乱跳，他的脑袋乱糟糟的。那张瘦削的、胡子老长的脸，那双忧郁的眼睛，以及那身破烂的衣服都渐渐变得清晰了，他想：这不是我。在他记忆中的二十年前的自己跟警察局要找的涉案者阿瑟·罗不是同一个人。福里斯特医生是随手撕下这张报纸的。二十年里他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琢磨道：无论他们怎么说，站在这里的人才是我。我不会因为丧失了记忆而改变模样。这张照片里的人是配不上安娜·希尔夫的，他愤愤地想。突然间，他记起了安娜说的一句话：“这是我的工作，阿瑟。”他几乎忘了这句曾使他迷惑不解的话。他用手盖住下巴，盖住胡子。那个长长的鹰钩鼻说明了一切。还有那双眼睛，此时确实是够忧郁的。他用手撑在梳妆台上，心里想：是的，我就是阿瑟·罗。他开始低声自言自语：“但我不是康韦。我是不会自杀的。”

他是阿瑟·罗，但有一点不同。他回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他需要从那时重新开始。他说：“天快黑了，但我不是康韦，我已经逃避了很长一段时期，我的神经能够经受得住。”他并不只是感到害怕，他感到自己身上还有青年人固有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勇气和骑士精神。他并没有老朽不堪，恶习缠身，以至于不能重新开始。他闭上眼睛，想起了波尔。一大堆稀奇古怪、乱七八糟的印象出现在他潜意识的门口，争先恐后地想涌出来。一本名叫《小公爵》的书，还有那不勒斯这个地名——不到那不勒斯，死不瞑目。接着又是波尔，坐在一个又小又黑又脏的房间里的一把椅子上吃蛋糕的波尔，还有福里斯特医生，向一个黑乎乎的、正在流血的东西俯下身去的福里斯特医生……记忆模糊了——一张女人的无限悲伤的脸闪现了一会儿，然后又像落进水中似的从眼前消失不见了。其他往事争着要走出潜意识的大门，如同胎儿想娩出母体。他的头很疼。他双手按在梳妆台上，把它紧紧抓住。他反复自言自语道：“我必须站起来，我必须站起来。”仿佛保持站立姿势便是一种治病的良药。生活慢慢回来了，他感到恐怖，头晕得很厉害。

[1]炮弹或炸弹爆炸造成的休克症。——译者注

[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德联军在卡波雷托(位于意大利北部伊松佐河畔)和意大利进行的一次交战。

[3]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意大利爱国志士及军人。他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亲自领导了许多军事战役，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

[4]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 day， 1849—1923)，美国律师、政治家，曾任第36任美国国务卿，在任期间曾极力为美国谋取利益。

[5]凯斯门特(roger david casement， 1864—1916)，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外交官，后来成为人道主义活动家、诗人和复活节起义领袖。

[6]巴勒斯惠康，英国著名医药公司；拜耳，德国医药公司。

[7]也称拘束衣，用来限制精神病患者的行动。——译者注

[8]指托尔斯泰。——译者注

[9]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他在打猎途中喝了仙酒，睡了一觉。醒后下山回家，才发现时间已过了整整二十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