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景色是一种精神的补剂，可惜我国人除了少数知识分子以外，都可能享受而不懂得这样的享受——当然，大多数人还是陷落没法享受的阶级。西方人在星期尾常常作郊外的夜宴，或是到附近的山水地区去旅行。我国的都市人民大都把休假消磨在赌场和戏院里，一种习俗上的差异也只得有心人的反省。
我到公园里去，就想清一清我的头脑，把这件复杂隐秘的事件整理出一个头绪。初夏季节，公园中装点出一个簇新的姿态，虽不是万紫千红那么绚烂，然而绿肥红瘦也别有一种情味。游客人并不多，大半是年轻人。时装的少女早已穿上了袒臂的新装，有几个人脸上的粉太厚了些，猩红的唇膏也有些热辣辣的刺眼。
我走到一个位置在比较僻静地点的法国梧桐下面，在一只失修的枯木长椅坐下来，烧着了一支烟，开始作一次小小的分析。
霍桑说得对，这件案子一直像是浓雾中的花朵，使人捉摸不定。不过从目前的局势看，案情不能说没有进步。因着这第二案的发作，汪银林从两种同样古怪的凶器上假定两件事是出于同一个人，那的确是合于情理的。霍桑又透露出凶手就在屋子里面，这样就把外线的疑阵决破了，使案子的复杂性减损了些，把嫌疑收缩到一个较小的范围。不过就算是屋子里的几个人，也不容易马上指出那个真正的凶手。因为霍桑所以不肯立即指明，而譬做雾中看花，又举出那个不易领悟的玻璃缸里看金鱼的比喻，一定也有某种理由，决不是故弄玄虚。他大概还不能确定是哪一个，所以说还没有方法捉住它。总之，鱼是确切地在玻璃缸里，一时虽没法捞捕，但是越缸而逃，那也是不会有的事。
谁是霍桑心目中的那尾金鱼？起先处于嫌疑行列中的，除了外线不算，是岑纪璋和顾大荣两个。霍桑曾给何乃时保证，似乎不相信纪璋会行凶；但是对于大荣却有若干质疑，现在情势改变了。大荣成为被害者；而纪璋经老许的指证，前天半夜时分他曾诡秘地在后园中出现，而且他自己绝口不提，这一来他们两个的地位不是彼此互换了吗？但是霍桑听到了孟探员的报告，怎么似乎很淡漠？他到了顾家，不但不曾向岑纪璋当面质证，连老许不叫来问问。这又是什么意思？真是怕打草惊蛇吗？还是别有作用？为了何乃时的私人友谊而爱屋及乌地袒护他，那不是我的老友的素行。他是公私分明的，又绝端守法，除非为了正义的理由，他有时也稍稍轶去法律的轨道，而自由处置那犯罪人，但是那总的在真相揭露之后，决不会含糊地蒙蔽和袒护。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意思呢？
顾大荣这家伙给我的印象太恶劣。他老是指控别人，屋子里每一个人都有凶手嫌疑，只有他一个人不是。现在他突然转成了被害者，他本身的嫌疑自然可以脱卸了。可是实际上他的话并没有旁证；换一句说，这故事完全是他的片面之词。他上一天曾说纪璋和俐俐通同着杀人，俐俐的受伤是一种巧合的掩护计策。那么这会不会是他自己的一种具有掩护作用的苦肉计呢？而且他本身毫无伤损，说苦肉也是很廉价的。不过我记得他讲述时情感却是逼真，霍桑在这方面又毫不怀疑。这样一对照，我又觉得惘然了。
此外还有两个新进的嫌疑人，一个是顾俐俐，另一个是患病的顾太太。俐俐的言语态度很天真。动机和犯案机会伊固然都可能有，但是这女孩子太柔弱，一直是个受人欺负的可怜虫。从心理观点说，伊不可能有这种的勇气和决心；而且杀了一个不算，还再接再厉而毫不顾忌地企图进行第二件案子，更觉不合情理。况且指控这女孩子的是大荣；大荣本身还是一个疑问，他的指控当然算不得确证。顾太太呢？论动机和犯罪机会，伊恰正和俐俐一样。但是伊是一个不能行动的病人，在得到反证以前，我们至少得这样相信，而不能随便怀疑伊。翠喜告诉孟飞，这夫人好像有行走的可能，顾声扬也说伊是装病，那么，伊的病真是伪装的吗？
直到我离开公园，我的分析的企图还是没有结果。到了家里，我不会把这回事仔细告诉我的妻子佩芹。因为事情太复杂，而且还毫无头绪，说出来也是徒乱人意，倒不如等真相揭晓了再谈。
午膳后我打了一下午盹，出了一身汗。天气突然转热，我也没心思动笔，心中只希望霍桑的消息会提早给我。可是事实并不像我所期望的那么美满，消息并没有来。其实他应许的是两三天，我却计算着钟点，未免太心急些了。
傍晚时我洗了一个澡，又到公园里去踱了一会儿。这时候游人们多了，挽臂细语的情侣占大多数，孩子们也不少，老年人却寥寥无几。园中的布置和设备还是那么零落残缺，有几处黑黝黝的没有灯光，可是这些地方反给予情侣们意外的便利。
我回到家里，就问佩芹有没有霍桑的电话。答复也就是失败。晚餐后，我随便拿一本战史书报，坐在窗口消遣，一边吸烟，一边在期待着霍桑的消息。这一天月轮上升得比较迟了些。薄云流动，月光时隐时现。云净时空中繁星闪烁，凉风习习，很觉舒爽。不过舒爽的只是肉体，我的心头的纠结依旧没法爬梳。烟尾积叠了半个烟灰盆，画报却没有翻动几页，而且眼睛里所看到的，脑子里简直毫无印象！
在闷懑期待的情绪下度过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五月二十九日早晨，我在早餐终了之后，就打一个电话给霍桑。接话的是施桂，说霍桑在天快亮时方才回家来，此刻正酣睡着。
霍桑整夜在外面——干什么？当然是从事侦查，侦查什么？主凶不曾确定吗？还是证据没有备齐？他所以不肯马上发表意见，这案子的确没有到瓜熟蒂落的阶段。那么，我如果不能忍耐地去强迫他解释，不但决无效果，我自问也觉得有违人情。
好容易挨到了下午五时光景，霍桑的消息依然石沉大海。我再忍耐不住了，再打个电话到爱文路去。施桂告诉我，霍桑在半小时前出去了。临走时没有说明往哪里去。
我另外打个电话给汪银林，打算问霍桑是不是他在那里。结果也同样失望。
银林说：“他不在这里。昨天我们一块儿在长寿路，分手之后，我没有见过他。”
我说：“也没有消息给你吗？”
“没有。我像你一样，两次要找他通话，都没有成功。……喂，我告诉你，昨夜里霍桑整夜在外面，你可知道？”
“喔，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可有其他消息？”
“唔，有。那把古董刀的刀柄头上已经找到了一个指印，不过很浅淡，不大清楚。我已经把刀送到指纹部去，叫他们设法截下来，洗出放大。要是显得清楚的话，那就有办法。”
“对，这是个好消息。你只要把屋子里几个人的指纹比对一下，就可以查明白。”
“是。刚才我已经到顾家里去过，叫他们各人打一组指印，预备洗出来比对。”
“唉，好极。你得到了哪几个人的指印？”
“四个有嫌疑的人都打过——纪璋，大荣，俐俐，顾太太也在内。还有四个仆人也都打，老许，金生，翠喜和烧饭的扬州女人。一共八个人。”
“恭喜你！你干得真周到，没有这样顺利。”
“唔，可并不顺利！”银林的语声变得阴沉些。“那四个仆人还算便当，但是那个躺在床上的女人死也不肯打；大荣也表示拒绝，我用了些压力才弄到。最顺服的是俐俐，那个医生也漂亮。”
“那么，你从这几人的打指印的态度，也许得到些心理佐证，是不是？”
“唔，这个——是的。现在我看用不着多麻烦，只要刀柄上的指印显得出，别的都不成问题。……包先生，你如果看见霍先生，请把这回事告诉他。我是本来要通知他的，可是没法找到他。这是侦查上应有的步骤，我想不得轻举妄动。包先生，你说是不是？”
“唔——是的。我一定给你传话。汪科长，要是你有别的消息，譬如指印比对成功了！请你给我一个消息。行吗？”
“那当然。不过洗印的报告今天也许来不及送来了。”
局势已经有转变的趋向，我的精神顿时兴奋起来。汪银林的电话结束以后，我再打到爱文路去，但是霍桑还没有回来。匆匆吃了些夜饭，我赶到他的寓所里去。因为指印的发现却是一个重要发展。要是比对成功，真相可以揭露。但是霍桑还是在另外的线路上奔波，那不会是白忙了吗？
我到达霍桑寓里时，施桂告诉我，霍桑没有回来，但刚刚有过电话，说他不回来吃夜饭。
我说：“你不会告诉他我要找他吗？”
施桂说：“我告诉他的，而且汪科长也有过电话。他说你们用不着找他，他会来找你们的。”
我放下了帽子，在靠窗边的藤椅上坐了下来。施桂仍留在办事室中，弯着腰等候询问。我将顾家的案情约略地告诉他，又表示我要知道霍桑进行到什么程度。
我问：“他还有别的话吗？”
施桂道：“没有。”
“他不曾提起顾家的案件？”
“没有。”
我叫施桂也坐下来。他不肯，依旧站着。这老人给霍桑服务了大半生。一直是忠心耿耿的，而且有时候他也会参加探案，像“沾泥花”一案里，他也是一个重要分子。此刻他虽已六十左右了，但是脑袋还很清楚。
“有客人来过吗？”我烧了一支烟，又提出另一个问题。
“也没有——唔，今天没有。昨天有客人来过，有两个，在饭后两点钟光景。”
“谁？你认识吗？”
“一个是自新医院的何院长。还有一个我没有见过，是个穿白西装的少年，个子很高，黑皮肤，高额角，有两条浓眉毛——”
我挥挥手，表示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人是谁，施桂就不再描摹。这少年明明是岑纪璋。他昨天和何乃时一起到过这里来，一定为着顾玲玲的事。施桂知趣地又补充一句。
他说：“何院长是霍先生邀请来的。因为昨天下午饭时候，他曾打电话到医院里去。”
我点点头。我相信他约何乃时是次要，纪璋才是要会见的主要人物；同时可以证明霍桑并没有漠视孟飞转报的老许所供的情报。他所以不在顾家里查究，一定是他表示过的只怕打草惊蛇，有所顾忌。进一步推想，他所以约这师生俩当面会谈，显然有什么疑难问题，不能不取得我们那位老朋友的谅解。那么，岑纪璋果真是这案中的主犯吗？
我告诉施桂，顾玲玲的案子盘踞在我的心头，我急于要知道些端倪。
我又问：“施桂，你可曾听到他们谈些什么？”
施桂皱皱眉，抱歉似的说：“没有——他们是关上了门谈的。”他顿一顿，又说：“我觉得他们谈的事好像很严重。”
我忙道：“喔，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听到何院长有一次发火那么地提高声音。”
“是争吵吗？”
“我——我说不出来。”
“两个人高声，还是他一个人？”
“唔，只听到何院长一个人的声音。”
我默默地吐吸两口烟。谈话间会使何乃时发火，施桂的猜想也许也不会错。霍桑也许指定了纪璋的罪行，何乃时还是固执地袒护他，因此才发火吗？
我再问：“他们谈了多少时候？”
施桂追想了一下，才说：“唔，很长久。我想想看，他们出去时候快近四点钟了。”
谈话延续到近两个钟点，严重性已是不言而喻。但是这样一回谈话，霍桑怎么不让我参与？莫非他顾虑着何乃时的面子，故意采取秘密的方式吗？
“他们临走时的情形怎么样？愉快呢，还是不欢而散？”
施桂摇摇头：“这个——这个我也说不出。不过愉快似乎谈不到。我看见何院长沉着脸，独个儿上他的汽车，那个青年人低头皱眉，脸上出过汗，又像含羞，又像懊恼。他是坐三轮车走的。”
“霍先生没有送他们出去？”
“送的，到办公室门口，没有出大门。”
“分手时候彼此可有什么话？”
“没有。”
“大家都是冷冰冰的？”
“唔，可以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