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曰：“詞家之有清真，猶詩家之有杜少陵。”（《清真先生遺事》）周濟曰：“清真，集大成者也。”濟又教人以學詞之次第云：“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近人論詞之最高標準，爲一“渾”字，周濟以“渾化”目清真，是以清真爲詞家之極則。宋陳郁亦稱：“清真，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嬛妓女知美成詞爲可愛。”（《藏一話腴》）然則清真信不媿古今來之詞學宗師，而爲萬流所崇仰也！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自號清真居士，錢塘人。疎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遊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爲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祕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衞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逾年，乃知龍德府（王國維云：當作隆德），徙明州。入拜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旋罷官，居睦州。適方臘反，還杭州，又絶江之揚州，過天長，至南京，卒於鴻慶宫齋廳，年六十六。（《宋史·文苑傳》六，參《清真先生遺事》）今所見邦彦詞集，有毛氏汲古閣《宋六十家詞》本、王氏《四印齋所刻詞》本、許氏《西泠詞萃》本、鄭氏文焯精校本、陶氏《涉園續刊宋金元明本詞》景宋陳元龍注本、朱氏《彊邨叢書》陳注本，除王、鄭二刻題《清真集》外，餘並稱《片玉集》。
考清真之生平，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樓鑰、陳郁説並同）。賦多古文奇字。方李左丞（清臣）讀於邇英閣，多以邊旁言之。（《咸淳臨安志·人物傳》）樓鑰考之羣書，略爲音釋，猶有“闕其未知者以俟博雅之君子”之言，而於《清真先生文集·序》中，復有如下之稱述：
其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鷄，自以爲喜，此尤世所未知者。樂府播傳，風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能自已。人必以爲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力學以寸進者。及詳味其辭，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攻媿集》卷五十三）
據此，知清真之學，雖專注於辭章，而博覽羣書，儲材至富，一如杜甫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者，此清真詞成就之始基也。詞體之進展，本與音樂爲緣。《宋史》稱：“邦彦好音樂，能自度曲。”張炎亦云：“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是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詞源》卷下）清真在當時音樂界中，既居要職，又得万俟詠、田爲等與之商榷律吕。據《碧雞漫志》二云：
崇寧間，建大晟樂府，周美成作提舉官，而製撰官又有七。万俟詠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進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每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政和初，召試補官，置大晟樂府製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製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時田爲不伐亦供職大樂，衆謂樂府得人云。
大晟樂府爲當日政府所設之最高音樂機關，網羅專門人才，既如《漫志》所稱之美備。以是創製新譜，其曲遂繁。清真實總其成，自製當不爲少。雅言詞既絶出，美成目之曰《大聲》，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並詳《漫志》二），又善琵琶，無行（《宋史·樂志》四）。雅言《大聲集》，美成、不伐皆爲作序（《直齋書録解題》二十一），雖與不伐詞集俱不傳，而三人之交誼，與當日共同研討樂律，極意歌詞之關係，可以推知。《漫志》又稱：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即爲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
與《避暑録話》所載“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爲詞，始行於世”者，彷彿相類。其沈浸於音樂環境中者如此，此爲清真詞成就之又一主因也。
邦彦叔父有名邠者，“熙寧間，蘇氏倅杭，多與醻唱，所謂周長官者是也”（《咸淳臨安志》）。考熙寧五年至七年（1072—1074），軾在杭州通判任，邦彦時已十八九歲。軾爲邠題《雁蕩圖》詩，有“西湖三載與君同”之句，則二人蹤跡之密，蓋可推知。軾喜宏奬風流，對此“通家子”，宜其樂於奬掖，乃兩家集中，皆不一見姓名，豈邦彦少時，果如《宋史》所言“疏雋少檢，不爲鄉里所重”耶？時當柳詞盛行之後，東坡出而思所以摧陷廓清之，對通家子弟之學爲詞者，定以柳七爲戒。邦彦乃絶不受其影響，意或由於性格志趣之不同。邦彦以元豐二年（1079）入京師，遊太學。（王國維《清真先生年表》）是年八月，東坡即由湖州逮赴臺獄，旋責授黄州團練副使（王宗稷編《蘇文忠公年譜》），自是彼此即無相值之期。邦彦在汴梁，先後歷十餘載，爲太學正後，既益盡力於辭章，則與“元祐詩賦科老手”之大梁詞隱，必多交往。其詞學淵源，不期然而接受柳永風氣。王灼列舉當時諸作者云：
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姪、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絶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韻。雅言初自編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豔”，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豔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次膺亦間作“側豔”（《漫志》二）。
所謂“側豔小詞”，即爲柳永一派之專業。反觀《大聲集》五類所標諸目，一望而知皆屬應歌之詞。邦彦年少風流，又居汴梁聲歌繁盛之地，閒游坊曲，自在意中。集中側豔之詞，時有存者。如《青玉案》云：
良夜燈光簇如豆，占好事，今宵有。酒罷歌闌人散後，琵琶輕放，語聲低顫，滅燭來相就。 玉體偎人情何厚，輕惜輕憐轉唧 。雨散雲收眉兒皺，只愁彰露，那人知後，把我來僝僽。
試與《樂章集》中“淫冶謳歌”之作相較，亦“伯仲之間”。此類作品，或亦有如雅言之悔其“無賴太甚”，稍自芟除。今所傳清真詞，要多淳雅之作耳。《耆舊續聞》：
美成至汴，主角妓李師師家，爲賦《洛陽春》云：“眉共春山争秀，可憐長皺。莫將清淚溼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清潤玉簫閒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倚闌愁，但問取亭前柳。”師師欲委身而未能也。
此外，張端義《貴耳集》及周密《浩然齋雅談》，對邦彦與李師師事，並有紀述，以爲《少年游》“并刀如水”闋，及《蘭陵王》“柳陰直”闋，皆作於在汴時，而覈其歲月，時復乖舛，鄭文焯、王國維二氏，已力闢其非（詳鄭著《清真詞校後録要》及王著《清真先生遺事》）。然觀集中追念舊歡之詞，如《瑞龍吟》諸作，其居汴京日，必有所戀，殆可無疑。吾嘗論曲子詞之發展情形，往往與倡樓妓館，發生密切關係，即清真亦何莫不然。私意以爲論清真詞之作風，言其師友淵源，則不免於万俟詠諸人，以上迄柳永之影響。言其音樂環境，則前期流連坊曲，獲助於教曲伎師；後期提舉大晟，集思於同官諸友。即其所以與東坡異趣，大約亦以此種因緣，非偶然而已也。
至言清真詞之風格，則王灼嘗以“奇崛”二字當之。王氏不喜柳永，而頗崇清真。其説云：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案：此處疑有脱字） [1] ，序事閒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脱村野，而聲態可憎。前輩云：“《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淒涼一曲終。”《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間有《離騷》？惟賀方回、周美成，時時得之。賀《六州歌頭》、《望湘人》、《吴音子》諸曲，周《大酺》、《蘭陵王》諸曲。最奇崛。或謂深勁乏韻，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漫志》二）
吾人於此，可見柳詞當日之所以盛行，蓋由於“聲律諧美”與“淺近卑俗”，而清真詞之高處，乃反以“深勁乏韻”見譏，殊不知“深勁”二字，正其所以能於《樂章》、《淮海》之外，别樹一幟，而尤以用筆之拗怒奇恣，最爲難能。此雖由於天才學力之高，然於倚曲方面，實有絶大關係。據毛幵《樵隱筆録》：
紹興初，都下盛行周清真詠柳《蘭陵王慢》，西樓南瓦皆歌之，謂之《渭城三疊》。以周詞凡三换頭，至末段聲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師能倚之以節歌者。其譜傳自趙忠簡家。忠簡於建炎丁未九日南渡，泊舟儀真江口，遇宣和大晟樂府協律郎某，叩獲九重故譜，因令家伎習之，遂流傳於外。
今《清真集》中之《蘭陵王》，下注“越調”。北齊時，有《蘭陵王入陣曲》。王灼曰：“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漫志》四）證以毛説，則此越調《蘭陵王》，疑爲當時大晟府因舊曲創新聲之一，而又謂爲“九重故譜”，則非坊曲流行之曲可知。其詞雖敍離情，而以聲之激越，讀之使人慷慨。清真詞之高者，如《瑞龍吟》、《大酺》、《西河》、《過秦樓》、《氐州第一》、《尉遲杯》、《繞佛閣》、《浪淘沙慢》、《拜星月慢》之屬，幾全以健筆寫柔情，則王灼以“奇崛”評周詞，蓋爲獨具隻眼矣。《樂章集》中，雖羇旅行役之詞，時亦有大開大闔之筆，未盡如王灼所云“淺近卑俗”者，然欲求如清真《大酺》諸作之聲情激越、削盡浮靡之音者，實不多見。王國維云：
故先生之詞，於文字之外，須兼味其音律。……今其聲雖亡，讀其詞者，猶覺拗怒之中，自饒和婉，曼聲促節，繁會相宣，清濁抑揚，轆轤交往，兩宋之間，一人而已。（《清真先生遺事》）
承認周詞風格之高，半屬音樂關係，實爲知言。惟謂詞中所注宫調，不出教坊十八調之外，即斷定“其音非大晟樂府之新聲，而爲隋、唐以來之燕樂”，一似清真詞皆依舊曲而製者，其説未免含混。使果皆爲隋、唐舊曲，則《蘭陵王》不必傳自“九重”，又何必教坊老笛師始能倚之以節歌者乎？
自宋以來，論清真詞者，除王灼外，真知蓋寡。張炎對周詞之評語，以“渾厚和雅”（《詞源》卷下）當之，尚有見地。至清代賀裳謂：“清真雖未高出，大致匀浄，有柳欹花嚲之致。”（《皺水軒詞筌》）彭孫遹謂：“美成詞如十三女子，玉豔珠鮮，政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也。”（《金粟詞話》）二説恰與王説相反。彼蓋徒見周詞多言兒女之情，而不深味其聲情激越之處，譏以“軟媚”，非特爲皮相之談，抑亦掩却清真真面目矣。劉熙載沿賀、彭之説，更從而詆毁清真，謂：“論詞莫先於品。美成詞信富豔精工，只是當不得一箇‘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學之，學之則不知終日意縈何處。”（《藝概》）詞以抒情爲主，苟其言皆出於性情之正，即偏“軟媚”，何不貞之有？又況周詞本不以“軟媚”爲工乎？自常州派出，而清真詞始大顯於清代。周濟能知其“渾化”，而不能見其“奇崛”。近人馮煦乃引毛先舒之説曰：“北宋詞之盛也，其妙處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豔冶而在幽咽。豪快可以氣取，豔冶可以言工，高健幽咽，則關乎神理骨性，難可強也。”又曰“言欲層深，語欲渾成”，意以屬之清真（《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庶幾允當。然則欲見周詞之風格，畢竟當於高健幽咽，層深渾成處，參取消息矣。
清真詞格，既約略如上所言，更檢集中諸詞，其有時地可考者，猶能藉以推知其環境改移，與作風轉變之迹。清真軟媚之作，大抵成於少日居汴京時。例如《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温，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 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貴耳集》稱：“道君（徽宗）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彦悉聞之，櫽括成《少年游》云云。”王國維謂：“徽宗微行，始於政和而極於宣和，政和元年，先生已五十六歲，官至列卿，應無冶游之事。”（《清真先生遺事》）似《少年游》一類温柔狎暱之作，自不似五六十歲人所爲，假定此爲邦彦少年居汴贈妓之詞，殆無疑義。邦彦留汴京逾十載，三十後始出京，教授廬州，旋復流轉荆州，侘傺無聊，稍捐綺思，詞境亦漸由軟媚而入於淒惋。例如《少年游·荆州作》：
南都石黛掃晴山，衣薄耐朝寒。一夕東風，海棠花謝，樓上捲簾看。 而今麗日明如洗，南陌 雕鞍。舊賞園林，喜無風雨，春鳥報平安。
看似清麗，而絃外多悽抑之音。迨元祐八年（1093），邦彦遷知溧水縣。溧水爲負山邑，官賦浩穰，民訟紛沓，似不可以絃歌爲政，而邦彦於撥煩治劇之中，不妨舒嘯，一觴一詠，句中有眼。其所治後圃，有亭曰姑射，有堂曰蕭閒，皆取神仙中事，揭而名之，可以想像其襟抱之不凡（節強焕《題周美成詞》）。證以樓鑰所稱“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鷄，自以爲喜”者，知其人自遭時變，漂零不偶（《重進汴都賦表》），即性情亦因之而變化，無復少年“疎雋少檢”之風矣。斯時作品，如《鶴沖天》、《隔浦蓮近拍》之清疎，《滿庭芳》之幽咽，皆有時地可考，足見作風之轉移。且舉《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一闋爲例：
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午陰嘉樹清圓。地卑山近，衣潤費鑪烟。人静烏鳶自樂，小橋外新緑濺濺。憑闌久，黄蘆苦竹，擬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時眠。
當邦彦自荆州東下，道出金陵，有《齊天樂·秋思》、《西河·詠金陵》之作，沈鬱頓挫，已漸開官溧水後之作風。録《齊天樂》如下：
緑蕪彫盡臺城路，殊鄉又逢秋晚。暮雨生寒，鳴蛩勸織，深閣時聞裁翦。雲窗静掩。歎重拂羅裀，頓疎花簟。尚有綀囊，露螢清夜照書卷。 荆江留滯最久，故人相望處，離思何限。渭水西風，長安亂葉，空憶詩情宛轉。憑高眺遠。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薦。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斂。
邦彦居溧水約四年，復入京爲國子主簿。十年之内，超擢清班。雖霜鬢催人，應捐綺思，《禮書》待草，稍阻清歡。然而舊曲桃根，問渡頭之艇子，重來崔護，寄幽怨於東風，結習未空，情難自制。斯時詞格，乃一出之以沈鬱頓挫。例如《瑞龍吟》：
章臺路。還見褪粉梅梢，試花桃樹。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歸來舊處。 黯凝竚。因念箇人癡小，乍窺門户。侵晨淺約宫黄，障風映袖，盈盈笑語。 前度劉郎重到，訪鄰尋里，同時歌舞。唯有舊家秋娘，聲價如故。吟箋賦筆，猶記燕臺句。知誰伴、名園露飲，東城閒步。事與孤鴻去。探春盡是，傷離意緒。官柳低金縷。歸騎晚，纖纖池塘飛雨。斷腸院落，一簾風絮。
近人吴梅對於此闋，有極詳盡之説明，足驗清真詞技術上之精進。兹爲轉録如下：
《瑞龍吟》一首，宗旨所在，在“傷離意緒”一語耳，而入手先指明地點，曰“章臺路”，却不從目前景物寫出，而云“還見”，此即沈鬱處也（須知梅梢桃樹，原來舊物，惟用“還見”云云，則令人感慨無端，低徊欲絶矣）。首疊末句云“定巢燕子，歸來舊處”，言燕子可歸舊處，所謂“前度劉郎”者，即欲歸舊處而不得，徒彳亍於“愔愔坊陌”，章臺故路而已，是又沈鬱處也。第二疊“黯凝竚”一語爲正文，而下文又曲折不言其人不在，反追想當日相見時狀態，用“因念”二字，則通體空靈矣，此頓挫處也。第三疊“前度劉郎”至“聲價如故”，言箇人不見，但見同里秋娘，未改聲價，是用側筆以襯正文，又頓挫處也。“燕臺”句用義山柳枝故事，情景恰合。“名園露飲，東城閒步”，當日己亦爲之，今則不知伴著誰人，賡續雅舉。此“知誰伴”三字，又沈鬱之至矣。“事與孤鴻去”三語，方説正文，以下説到歸院，層次井然，而字字淒切。末以“飛雨”、“風絮”作結，寓情於景，倍覺黯然。通體僅“黯凝竚”、“前度劉郎重到”、“傷離意緒”三語，爲作詞主意，此外則頓挫而復纏綿，空靈而又沈鬱，驟視之幾莫測其用筆之意，此所謂神化也。（《詞學通論》）
邦彦詞學之最大成就，當在重入京師時。蓋異地漂零，飽經憂患，舊游重憶，刺激恆多。益以年齡關係，技術日趨精巧。集中名作，如《大酺》、《六醜》、《蘭陵王》之類，料出此時。《浩然齋雅談》：
朝廷賜酺，師師又歌《大酺》、《六醜》二解，上（徽宗）顧教坊使袁祹問，祹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彦作也。”問《六醜》之義，莫能對。急召邦彦問之，對曰：“此犯六調，皆聲之美者，然絶難歌。昔高陽氏有子六人，才而醜，故以比之。”
是《大酺》、《六醜》二調，皆作於在京日，故得遽播於師師之口。惟《雅談》誤記其時爲宣和中，鄭文焯氏已加駁斥，謂“《六醜》犯六調之曲，當在提舉大晟時所製”（《清真詞校後録要》）。史稱崇寧四年（1106），置大晟府（《宋史·徽宗紀》及《樂志》），時邦彦已五十歲，入京亦近十年。以《六醜》爲此一時期作品，鄭説近是。惟邦彦提舉大晟，據《碧雞漫志》及《詞源》，在崇寧間，而王國維則以爲在政和六年（1116）出知明州之後，尚待詳考耳。
邦彦既素好音樂，自崇寧至政和之末（1105—1117），十餘年間，多在汴梁。與万俟詠、田爲討論古音，製作新曲，亦此一時期事。《清真集》中之創調，殆以此一時期作品爲多矣。邦彦六十後，歷官順昌（今安徽阜陽縣）、處州（今浙江麗水縣），既而流轉於睦（今浙江建德縣）、杭之間，又遭方臘之亂，暮年蕭瑟，終客死於南京。其《西平樂》自序謂：“元豐初，予以布衣西上，過天長（安徽泗州）道中。……辛丑（1121）正月二十六日，避賊復遊故地，感歎歲月，偶成此詞。”邦彦詞之有時地可考者，蓋止於此。特録如下：
穉柳蘇晴，故溪歇雨，川迥未覺春賒。駝褐寒侵，正憐初日，輕陰抵死須遮。歎事逐孤鴻盡去，身與塘蒲共晚，争知向此征途迢遞，竚立塵沙。追念朱顔翠髮，曾到處、故地使人嗟。 道連三楚，天低四野，喬木依前，臨路欹斜。重慕想、東陵晦迹，彭澤歸來，左右琴書自樂，松菊相依，何況風流鬢未華。多謝故人，親馳鄭驛，時倒融尊，勸此淹留，共過芳時，翻令倦客思家。
細玩此闋，一種蕭颯悽涼景象，想見作者内心之悲哀，結構亦不及前述諸作之謹嚴，所謂“深勁”之風格，駸不復有。年齡環境與作風之消長，從可知矣。
清真詞以年齡環境關係，而作風隨之變移，既如上述。若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大，一則由於聲律之美，二則由於文字之工。明毛晉稱：“美成當徽廟時，提舉大晟樂府，每製一調，名流輒依律賡唱。獨東楚方千里、樂安楊澤民，有和清真全詞各一卷，或合爲《三英集》行世。”（《宋六十家詞》本《和清真詞·跋》）後又有陳允平《西麓繼周集》（《彊邨叢書》本），全和周詞，此其文字方面，影響於當世詞壇最深者也。至其流播歌者之口，亦較其他作家爲最久長。樓鑰既稱：“公之殁，距今八十餘載，世之能誦公賦者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於世。”（《清真先生文集·序》）強焕爲邦彦搜輯遺詞，刊於溧水，亦言“不謂於八十餘載之後，踵公舊蹤，暇日從容式燕嘉賓，歌者在上，果以公之詞爲首唱”（《題周美成詞》）。則知清真詞至南宋中葉，猶盛播於管絃也。後此大晟餘韻，嗣音闃然，而歌唱周詞，時有紀録。一見於吴文英《惜黄花慢》詞序：
吴江夜泊，惜别邦人，趙簿攜妓侑尊，連歌數闋，皆清真詞。（《夢窗詞集》）
再見於張炎《國香》詞序：
沈梅嬌，杭妓也。忽於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山中白雲詞》一）
三見於張炎《意難忘》詞序：
中吴車氏號秀卿，樂部中之翹楚者，歌美成曲，得其音旨。余每聽輒愛嘆不能已，因賦此以贈。余謂有善歌而無善聽，雖抑揚高下，聲字相宣，傾耳者指不多屈，曾不若春蚓秋蛩，争聲響于月籬烟砌間，絶無僅有。余深感於斯，爲之賞音，豈亦善聽者耶？（《山中白雲詞》四）
張氏二詞，殆皆作於宋亡之後。據近人馮沅君《玉田先生年譜》，炎以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北遊，逾年，始自燕歸杭（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一卷第三號），《國香》詞中有“不道留仙不住，便無夢吹到南枝，相看兩流落，掩面凝羞，怕説當時”之句，即充分表現亡國哀音，必爲至元二十七年之作。時距清真之没，已一百七十年。張氏所稱“猶能歌”者，足見其爲僅存之碩果已。至《意難忘》詞序所云“抑揚高下，聲字相宣”，猶能想像清真詞聲情之妙，而“傾耳者指不多屈”一語，則反映當日北曲之盛行，宋人歌詞之法，已不絶如縷。總之，清真在歌壇上之勢力，發迹於汴梁，盛行於大江南北，以北迄於燕、薊，歷二百載之久，信極樂歌史上之偉觀矣。
復次，自元人沈伯時著《樂府指迷》謂“凡作詞，當以清真爲主。蓋清真最爲知音，且無一點市井氣，下字運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而不用經史中生硬字面”，此其所以當行出色，而爲學者宗法，一如詩家之有杜少陵者，蓋不僅在其文字之富豔精工，而尤在其法度之可資循守。即於技術方面，有特殊之造詣。兹將其可以言傳者，約略舉例言之：
（一）字句方面。陳振孫云：“（美成詞）多用唐人語，櫽括入律，混然天成。”（《直齋書録解題》）張炎亦稱：“（美成）善於融化詞句。”（《詞源》卷下）其最顯著之例，如《西河·金陵》：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遶清江，髻鬟對起。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遥度天際。 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空遺舊迹鬱蒼蒼，霧沈半壘。夜深月過女牆來，傷心東望淮水。 酒旗戲鼓甚處市？想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説興亡，斜陽裏。
純用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又“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穿插融化，氣象一新。淒涼感慨之音，出以拗怒健爽之筆，不似後來之專講字面者，奄奄無生氣也。
（二）結構方面。長調之難，難於結構嚴密，而有開闔變化之妙，開篇煞尾，亦不容輕易放過。沈伯時云：
結句須要放開，含有餘不盡之意，以景結尾最好。如清真之“斷腸院落，一簾風絮”（《瑞龍吟》），又“掩重關，徧城鐘鼓”（《掃花游》）之類是也。或以情結尾亦好，往往輕而露，如清真之“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風流子》），又云“夢魂凝想鴛侣”（《尉遲杯》）之類，便無意思，亦是詞家病，却不可學也（《樂府指迷》）。
此論清真詞結句之利病，不爲無見，而近人況周頤對於“天便教人”等句之批評，則以爲“此等語愈樸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靈肺腑中流出，不妨説盡而愈無盡”（《蕙風詞話》二）。要在視何等情緒，以定表現之方法，斯得之耳。至論清真詞之全部章法，及拍搭襯副之妙，則可以《六醜·薔薇謝後作》一闋爲例：
正單衣試酒，悵客裏光陰虚擲。願春暫留，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迹。爲問家何在？夜來風雨，葬楚宫傾國。釵鈿墮處遺香澤。亂點桃蹊，輕翻柳陌。多情更誰追惜？但蜂媒蝶使，時叩窗隔。 東園岑寂。漸蒙籠暗碧。静遶珍叢底，成嘆息。長條故惹行客。似牽衣待話，别情無極。殘英小、強簪巾幘。終不似一朵，釵頭顫裊，向人欹側。漂流處、莫趁潮汐。恐斷紅、尚有相思字，何由見得？
近人任二北曾於所撰《研究詞集之方法》一文中詳説此詞云：
此詞大意，乃作者借謝後薔薇自表身世，時而單説人，時而單説花，時而花與人融會一處，時而表人與花之所同，時而表人不如花之處。曰“客裏”，曰“家何在”，曰“行客”，曰“漂流”，是其意旨所在也。前後闋固一貫。
前闋首二句説羇人，次三句説花謝，“春歸”實花謝之替代語也。以上皆襯副，“爲問”三句精粹。既謂因風雨之葬送，致傾國於無家，更謂因屬無家之物，故雖擅傾國之姿，風雨亦不見憐，含思哀惋之至——乃説花與説人融會之處也。“釵鈿”三句襯副，“多情”三句精粹。“但”字非“僅有”之意，乃轉語“猶有”之意也。零落之餘，祇遺香澤，應無復追惜之人物，但蜂蝶癡憨，猶來叩窗尋問，堪許知己。言外謂客裏飄零，終不能得慰藉，人固不如謝後之薔薇耳。何以知其然？曰：兩處精粹，皆特用問語領起，重在表示無家與無人追惜之意，甚分明也。
後闋“東園”三句，因物及人，襯副而已，引起下文牽衣話别，強簪殘英，及斷紅難見三事。“成歎息”一語，直貫到底，所歎息者上三事皆在内也。落花向行客話别，自多同病之憐，殘英強簪，乃令人回想芳時姿韻，映帶謝後景況，有無限珍惜。推此珍惜之意，覺芳時固當鄭重，即謝時亦何容草草，斷紅之内，固仍寓相思無限也。前一事花與人自爲聯絡，後二事似全説花，而由花與人之處，消息只可以神會，而難於説實。末句復用一問語以示有物無可表見之意。若於“東園”三句之詞意中，即先安排流水，則歇拍之“潮汐”、“斷紅”便屬有根，組織乃益爲緻密矣。
章法乃因人及物，因物及人，糾紐拍搭而成；修辭則專擇情景幽通之處，融會入細，並重用問語，以提明意旨。（以上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九號）
由任説以研讀清真詞，於其結構、技術與表情之方式，殆可以思過半矣。故不憚煩冗而全録之。
（三）筆力方面。王灼既以“奇崛”評清真，前經論及。即如吴梅所稱之“沈鬱頓挫”，亦關於用筆方面，其説蓋本於清季陳廷焯。廷焯對清真之用筆變化處，頗有深切之見解。其言曰：
美成詞，操縱處有出人意表者，如《浪淘沙慢》一闋。上二疊寫别離之苦，如“掩紅淚、玉手親折”等句，故作瑣碎之筆。至末段云：“羅帶光銷紋衾疊。連環解、舊香頓歇。怨歌永、瓊壺敲盡缺。恨春去不與人期，弄夜色，空餘滿地梨花雪。”蓄勢在後，驟雨飄風，不可遏抑。歌至曲終，覺萬彙哀鳴，天地變色，老杜所謂“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也。（《白雨齋詞話》一）
又云：
美成《解語花·元宵》後半闋云：“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晝，嬉笑遊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縱筆揮灑，有水逝雲卷、風馳電掣之感。（同上）
清真詞，雖寫兒女柔情及羇旅行役之感，而能大筆振迅，幽咽而不流於纖靡，富豔而不失之狂蕩，其關鍵皆在於此。近人梁啓超以清真表情法爲“吞咽式”而推爲“促節”聖手（説詳《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且舉《蘭陵王》爲例：
柳陰直，烟裏絲絲弄碧。隋隄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緜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 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 悽惻，恨堆積。漸别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
梁氏解釋所謂“吞咽式”，謂：“他們在飲恨的狀態底下，情感纔發洩到喉嚨，又咽回肚子裏去了。所以音節很短促，若斷若續。”殊不知在“詞”一方面，音節之短促與靡曼，半由於曲調之關係，半由於筆力之伸縮，如清真此闋，一以“奇崛”之筆出之，故無一語不吞吐，而繁音促節，讀之使人神往。凡此，皆清真筆力之雄強，有以致之也。
清真詞既有濃摯之感情與精巧之技術，故能絶出當時，垂範後世。清代號爲詞學中興，自周濟《四家詞選》以清真爲極則，因以建立“常州詞派”。近代王（鵬運）、朱（孝臧）、鄭（文焯）、況（周頤）諸大師，無不扇揚餘烈，迄於今日而未有已，則《清真》一集，衣被於樂壇與詞壇者，蓋近千年，嗚呼盛矣！
（原載《詞學季刊》第二卷第四號，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
注解：
[1] 編者案：據岳珍《碧鷄漫志校正》，“愛賞”下脱“其實”兩字，屬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