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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朱敦儒的《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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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敦儒是南宋初期頗富創造性的詞家,能於蘇(軾)、辛(棄疾)間,别開生面,獨樹一幟。他的詞集——《樵歌》,自從曾慥《樂府雅詞》選録了十九首、黄昇《中興以來絶妙詞選》選録了十首之後,只有鈔本流傳着。直到1893年,王鵬運校刻《宋元三十一家詞》,纔訪得《樵歌拾遺》的傳鈔本,首先把它刊出。過了七年,他所夢寐以求的《樵歌》足本,纔被發現,立即在《四印齋所刻詞》之外,刻成單本流傳。在這一時期,還有一個梅里許氏的刻本。之後,朱彊邨先生(孝臧)又得另一鈔本,取王、許兩本互校,於1914年刊入《彊邨叢書》。這沉埋七百多年的《樵歌》,纔得重顯於世。

我們要瞭解《樵歌》的整個風格,給它以重新評價,就得先將作者所處的時代環境和社會關係等等,作一個簡單敍述。

朱敦儒的生卒年月,已不易考。他的父親朱勃,在宋哲宗紹聖年間(1093—1097),做過諫官。那時正是新舊黨争鬧得異常劇烈的時候,政權被掌握在變了質的新派人物章惇、蔡卞等人的手裡,把所謂舊派——元祐黨人如蘇軾、黄庭堅等,都竄逐到偏遠地方去。朱勃究竟屬於哪一派,《宋史》上雖然没有明文,我們只要看看敦儒的社會關係,就會知道他家是和蘇、黄一派接近的。在《樵歌》卷中有“清明百七日,洛川小飲,和駒父”的《好事近》詞。駒父即洪芻,是黄庭堅的外甥,爲“南昌四洪”之一。到高宗建炎初年(1127—1130),胡直孺(字少汲)帥洪州,曾派敦儒和李彤編集庭堅詩文爲《豫章集》,而一切由洪炎(字玉父)主持(見庭堅後裔黄 著《豫章先生年譜》引趙伯山《中外舊事》)。洪炎是洪芻的三弟。從這條綫索,就可以推測到敦儒和庭堅的關係,不是一般的了。蘇、黄一派在北宋末期的遭遇和那時的腐朽政治,敦儒父子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了。這對懷抱奇才而有志用世的壯年人,該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敦儒的主導思想,由“深達治體”而轉入消極玩世,這該要算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他的少年時代的生活情況,可以從他許多追憶舊遊的作品裏看出。例如《鷓鴣天》:

草草園林作洛川,碧宫紅塔借風煙。雖無金谷花能笑,也有銅駝柳解眠。

曾爲梅花醉不歸,佳人挽袖乞新詞。輕紅徧寫鴛鴦帶,濃碧争斟翡翠巵。

從這兩首詞的上半闋,知道他家住在洛陽,也有小小園林,雖然比不上那些“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邵博《聞見後録》卷二十四引李格非《洛陽名園記》),却也不失爲一個適於“裘馬清狂”的少年生活環境。

北宋中期的工商業,是相當發達的,尤其是絲織業,當時的趙氏王朝在開封、洛陽、潤州(鎮江)、梓州(四川三臺)等地,都設有規模宏大的紡織工場,這樣促進了都市的繁榮;而洛陽又是那時的西京,一般官僚退休之後,大多在這個地方置有莊園,作爲養老怡情的所在。這個所在,同樣也適合於風流子弟的豪侈生活。我們再看敦儒晚年追憶往事的《朝中措》云:

當年挾彈五陵間,行處萬人看。雪獵星飛羽箭,春遊花簇雕鞍。

又《臨江仙》云:

生長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記流年。花間相遇酒家眠。乘風遊二室,弄雪過三川。

以及在淮陰作的《水調歌頭》:

當年五陵下,結客占春遊。紅纓翠帶談笑,跋馬水西頭。落日經過桃葉,不管插花歸去,小袖挽人留。换酒春壺碧,脱帽醉青樓。

和他那“不堪回首洛陽春”的《鷓鴣天》詞“穿綉陌,踏香塵,滿城沉醉管絃聲”,都反映了當時的都市生活和作者的少年情調。這和杜甫《壯遊》詩中所描述“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下,冬獵青丘旁。呼鷹皁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 鶬。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強。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等等的話,以及後來愛國詩人陸游的《風入松》詞:“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萬金選勝鶯花海,倚疎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這前塵舊夢,迴蕩在詩人們的腦海裏。久經憂患窮厄的詩人們,想起過去的青春豪舉,怎能禁得住不悲歌慷慨呢?

我們再看敦儒那首在西都所作而最爲人們傳誦的《鷓鴣天》: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疎狂。曾批給露支風券,累奏留雲借月章。  詩萬首,醉千場,幾曾着眼向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

像這般風流瀟灑的情調,乍看似乎受了神仙家的影響。然而我們打開《宋史》來查考一遍,在北宋末期,那荒唐透頂的道君皇帝和蔡京等那一批奸佞之臣,正在求方士,受寶籙,被王仔昔、林靈素一流怪物騙得顛顛倒倒。我疑心敦儒這一首詞,恰恰是給那時的統治階級以一個尖鋭的諷刺。他自居於山林隱逸之士,是不肯同流合污的;究竟受了時代思想的局限,看到這樣的上下一團糟,也就只有消極的抵抗而已!

由於北宋朝廷的貪污腐朽達到了頂點,因而招致了金人的南侵,促成了王朝的崩潰。那時一般有心之士,不甘心於異族的統治,相率南奔。在這喪亂流離的道途中,他們感到了切膚之痛,追悔着當年迷戀於個人的狂蕩生活,幡然有了與祖國同休戚的悲壯懷抱,於是他的詞格改變了。且看他的《蘇幕遮》:

酒臺空,歌扇去。獨倚危樓,無限傷心處。芳草連天雲薄暮。故國山河,一陣黄梅雨。  有奇才,無用處。壯節飄零,受盡人間苦。欲指虚無問征路。回首風雲,未忍辭明主。

這不是“高尚其事”的詞人,在飽經憂患、痛定思痛之後的自白嗎?

我們進一步向《樵歌》裏面去查考一下敦儒避難南奔的路綫,大概是由洛陽流轉到蘇北淮陰、揚州等處,折過南京,再溯長江西上,經鄱陽湖、贛江以往虔州(贛縣),而後度大庾嶺,隨到現在廣東省境内各地的。他在現在江西省境内,似乎有一個短時期的逗留。前面所説胡直孺找他和李彤、洪炎替黄庭堅編集子,可能就在這個時候。可是金兵跟蹤隆祐太后,於建炎三年(1129)進陷洪州(南昌),追趕到太和,江西境内的許多州縣,都遭到了敵騎的蹂躪。當然敦儒是不能長久躭下去了,只得再往南逃。據《宋史》本傳説:“高宗即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辭。”這可推知,敦儒在金兵入汴後,早已流亡到了淮河流域。本傳接着就有“避亂客南雄州”的記載。由高宗建炎初到紹興二年(1127—1132),敦儒應召返浙之前,足足過了五、六年的流亡生活。在這一段時期的流亡生活中,他飽看了兵荒馬亂時廣大人民所遭受到的悲慘景象,以及他自己所經歷的種種苦痛,在他的思想意識上打上了許多烙印,促使他的作風發生劇烈的變化。且看他在這流亡途中的作品:

金陵城上西樓,倚清秋,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  中原亂,簪纓散,幾時收?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相見歡》)

登臨何處自銷憂?直北看揚州。朱雀橋邊晚市,石頭城下清秋。  昔人何在?悲涼故國,寂寞潮頭。箇是一場春夢,長江不住東流!(《朝中措》)

這兩首詞,從時間推測,大概是作於建炎二年前後。這時高宗皇帝駐蹕揚州,局勢是飄摇不定的。這中間雖然充滿了悲觀失望的情緒,反映了南宋初期的危局;然而它的音節,是激壯蒼涼的。還有標題“金陵”的《芰荷香》下半闋:

無奈尊前萬里客,歎人今何在?身老天涯,壯心零落,怕聽疊鼓摻撾。江浮醉眼,望浩渺、空想靈槎。曲終淚濕琵琶。誰扶上馬?不省還家。

這都是路過金陵時的作品,説不盡的慷慨悲涼!這和杜甫《哀江頭》的“黄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幾乎有同等的沉痛。至於《水龍吟》:“放船千里淩波去,略爲吴山留顧。雲屯水府,濤隨神女,九江東注。”大概是由南京溯江西上時所作;連這個“長江天塹”的江寧府(後來改稱建康府),也是岌岌可危的。他這時的山林迷夢,很快就被侵略者的鐵蹄驚醒了!愛國主義思想不覺油然而生。所以他接着説:“北客翩然,壯心偏感,年華將暮。念伊嵩舊隱,巢由故友,南柯夢,遽如許!”他深深地感到,那“遺世特立”的態度是要不得的了。“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鐵鎖横江,錦帆衝浪,孫郎良苦。但愁敲桂櫂,悲吟梁父,淚流如雨。”這關係整個民族的生死鬬争,不是什麽摇摇鵝毛扇所能辦得了的,自己也正在追悔着爲甚麽不早些盡點心力來圖補救呢?

再看他標題“彭浪磯”的《采桑子》詞:

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雲,萬里煙塵,回首中原淚滿巾。  碧山相映汀洲冷,楓葉蘆根,日落波平,愁損辭鄉去國人。

這激壯之音,代表着南宋初期一般愛國主義者的思想。敦儒的詞格,到這時變得剛勁遒上了。

敦儒逃到嶺南之後,他的生活情況是更悲慘的了。且看他那咏雁的《卜算子》詞:

旅雁向南飛,風雨羣初失。飢渴辛勤兩翅垂,獨下寒汀立。  鷗鷺苦難親,矰繳憂相逼。雲海茫茫無處歸,誰聽哀鳴急?!

在國破家亡的飄流生活中,高潔不成了,脱離人民羣衆的知識份子,受到了這“當頭棒喝”,不覺“哀鳴”起來了!然而有誰去理會他呢?再看他在這一時期的作品:

萬里飄零南越,山引淚,酒添愁。不見鳳樓龍闕又驚秋。  九日江亭閒望,蠻樹繞,瘴煙浮。腸斷紅蕉花晚水西流。(《沙塞子》)

圓月又中秋,南海西頭,蠻雲瘴雨晚難收。北客相逢彈淚坐,合恨分愁。  無酒可銷憂。但説皇州,天家宫闕酒家樓。今夜只應清汴水,嗚咽東流!(《浪淘沙·中秋陰雨同顯忠椿年諒之坐寺門作》)

像這般的悲涼情緒,雖然還是從士大夫階級立場出發,然而“繫心君國,不忘欲返”,在那個時代,還是可以激起廣大人民的愛國熱情來的。

這一悲壯沉鬱的作風,直到敦儒回到江南以後,還是不斷地在他的作品中流露着。下面兩首《臨江仙》,就是最好的例子:

直自鳳凰城破後,擘釵破鏡分飛。天涯海角信音稀。夢回遼海北,魂斷玉關西。  月解重圓星解聚,如何不見人歸?今春還聽杜鵑啼。年年看塞雁,二十四番回。

幾日春愁無意緒,撚金剪綵慵拈。小樓終日怕憑闌。一雙新淚眼,千里舊關山。  苦恨碧雲音信斷,只教征雁空還。早知盟約是虚言。枉裁詩字錦,悔寄淚痕箋。

這該是爲徽、欽二帝的被俘北去,對屈辱主和派的失策而發的感歎。還有關係汴都名妓李師師的一首《鷓鴣天》:

唱得梨園絶代聲,前朝唯數李夫人。自從驚破《霓裳》後,楚奏吴歌扇裏新。  秦嶂雁,越溪砧,西風北客兩飄零。尊前忽聽當時曲,側帽停杯淚滿巾。

這也是借着李師師的流落情況,對荒淫腐化的道君皇帝的追憶和諷刺。與劉屏山(翬)詩“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顔色,一曲當年動帝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詩話前集》)是一般的感慨。

敦儒在這一時期的作品,確有如王鵬運所説“憂時念亂,忠憤之致,觸感而生”(四印齋刊本《樵歌·跋》),是值得讀者們特别注意的。

南宋“半壁江山”的局勢比較穩定之後,敦儒因了張浚、明橐的先後推薦和老友們的勸告,由嶺南回到了江南魚米之鄉。從紹興二年的被召,到十九年(1149)的辭官,在這十六七年中間,他由祕書省正字做過一任兩浙東路提點刑獄。他的“深達治體”的“文武才”,似乎没有什麽表現;而且遭到右諫議大夫汪勃的彈劾,説他“專立異論”。這可見到他在政治上雖然很想有點作爲,而在屈辱求和的小朝廷之下,是不容許他放手去做的。這影響到他晚年的思想,轉趨消極;結合着他在少年時代所傳聞得來的洛陽耆舊如白居易、邵雍等的風流餘韻,以建立理解他那一種樂天自適的人生觀,這是應該予以理解的。我們且看他那一首《念奴嬌》所表現的生活態度:

老來可喜,是歷徧人間,諳知物外。看透虚空,將恨海愁山,一時挼碎。免被花迷,不爲酒困,到處惺惺地。飽來覓睡,睡起逢場作戲。  休説古往今來,乃翁心裏,没許多般事。也不蘄仙,不佞佛,不學棲棲孔子。懶共賢争,從教他笑,如此只如此!雜劇打了,戲衫脱與獃底。

這種“看透虚空”和“逢場作戲”的消極思想,充分反映了作者在國破家亡之後,感到無力回天,而從生活上敗退下來的空虚寂寞的情緒。

這種思想情緒,往往深入一般“騷人墨客”的心靈深處,養成一種“玩世”的不負責任的所謂“名士習氣”,能起一定的銷蝕作用。像這類的思想,充滿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其最爲前人所稱道而認爲“辭淺意深,可以警世之役役於非望之福者”(《中興以來絶妙詞選》卷一),有如《西江月》二首: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原來有命。  幸遇三杯酒好,況逢一朵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這種樂天知足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統治階級的需要。任他這個有過一官半職的“名流”過得“無拘無礙”,可以利用他來粉飾承平,裝點偏安的小朝廷,有何不好?它所起的消極迷惑作用是應該予以指出的。 [1]

敦儒晚年寄住在嘉禾(浙江嘉興),生活雖不十分優裕,却也自得其樂。我們看到陸游去拜訪他時的記載:他常是盪着小船,出没於鴛鴦湖的煙波蘆葦間;他家客堂裏懸掛着琴、筑一類的樂器;也愛養些小鳥,儲備些乾果臘肉來待客人。這對他晚年的閒適生活,總算有了相當的物質條件,比起陸游的“半飢半飽過殘冬”,是值得羨慕的了。他自己描寫晚年生活情況的詞,有如:

先生饞病老難醫,赤米厭晨炊。自種畦中白菜,醃成甕裏黄齏。  肥葱細點,香油慢炒,湯餅如絲。早晚一杯無害,神仙九轉休癡。

先生笻杖是生涯,挑月更擔花。把住都無憎愛,放行總是煙霞。  飄然攜去,旗亭問酒,蕭寺尋茶。恰似黄鸝無定,不知飛到誰家?(《朝中措》)

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忍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個籃輿處處山。  添老大,轉癡頑,謝天教我老來閒。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鷓鴣天》)

在這幾首詞裏,我們可以看到這老頭兒的性格是很隨和的,生活也和一般人民很接近;所以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也使讀者有着瀟灑而又樸素的感覺。這裏面除了一部分帶有“宿命論”的消極思想,應該予以清洗外,也有許多地方是可取的。

從全部《樵歌》的風格看來,它是沿着蘇軾這一個清剛豪放的道路向前發展的。由於他的階級出身和青、壯年時的自由浪漫生活,養成了他的狂放習氣;一方面也因了這一條件,纔得着相當深厚的文學修養。在表現技法上既然有了好的基礎,一旦遭遇着外族侵陵、國破家亡的意外變故,個人也受到了流離窮餓的切身苦痛;因了生活方面的劇烈變化,一轉而爲沉鬱激壯之音。他在南渡初期所作的詞,受到人們的重視,却不是偶然的。我們讀到他“和師厚和司馬文季虜中作”的《木蘭花慢》:

指榮河峻嶽,鎖胡塵,幾經秋。歎故苑花空,春遊夢冷,萬斛堆愁。

“南都病起”的《桂枝香》:

念壯節漂零未穩。負九江風笛,五湖煙艇。起舞悲歌,淚眼自看清影。

以及前面所引這一時期所作的幾首小令,都是悽壯慷慨,可以激勵人們意志的。

由於作者胸襟的開展,以及奔競名利心比較澹泊,因而對自然界的感受,也就有了一種瀟灑清新的氣象,攝收到筆端來,洗盡塵埃,自然超妙。有如在垂虹亭作的《念奴嬌》:

放船縱櫂,趁吴江風露,平分秋色。帆卷垂虹波面冷,初落蕭蕭楓葉。萬頃琉璃,一輪金鑑,與我成三客。碧空寥廓,瑞星銀漢争白。  深夜悄悄魚龍,靈旗收暮靄,天光相接。瑩澈乾坤,全放出,疊玉層冰宫闕。洗盡凡心,相忘塵世,夢想都銷歇。胸中雲海,浩然猶浸明月。

這和張孝祥過洞庭湖作的《念奴嬌》詞,風格不相上下。其他如《好事近·漁父詞》一類描寫自然美的作品,也都是值得欣賞的。

敦儒晚年的詞,很愛採用口語,更顯得清新樸素。這難免受過邵雍《擊壤集》的影響;而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他晚年的生活,漸漸和農村羣衆接近,從而吸收了一部分富有生活氣息的人民語言,豐富了自己的詞彙,而使讀者産生新鮮異樣的感覺。本來採集民間口頭語,加以提鍊,使它接近音樂化和藝術化,這在北宋作家秦觀、黄庭堅、李清照和南宋辛棄疾等,都曾作過一番努力;不過在《樵歌》中確是比較的多;而且他對鄉村生活的描寫,大都刻畫得很自然而能曲盡情態,是有他的現實性和人民性的。例如《驀山溪》的上半闋:

鄰家相唤,酒熟閒相過。竹徑引籃輿,會鄉老吾曹幾箇。沈家姊妹,也是可憐人,回巧笑,發清歌,相間花間坐。

這不但描寫得很自然,而對歌女們寄以深厚的同情和平等的看待,也是值得贊揚的。

總之,《樵歌》在南宋初期諸作家的作品中,確有它的獨特風格和面貌。朱敦儒在文學和藝術方面的修養是很高的,尤其是詞和書法。所以,南宋的學者和詩人如朱熹、陸游、劉克莊等,都對他表示尊重。這沉埋已久的《樵歌》,讀者果能吸取其精華,揚棄其糟粕,對個人的創作,還是很有幫助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初稿,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改定。

(原載《詞學》第十一輯,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注解:

[1]  編者案:本段文字爲《詞學》刊本所缺,今據《龍榆生詞學論文集》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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