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区分异常和病态、生物学变化与负面生命价值，我们已经在整体上把察觉疾病的肇因的责任委派给了生物本身（它通过自身的动态极性而得到了考虑）。这就是说，在处理生物学标准的过程中，人们必须经常提及个体，因为这一个体，用戈尔德斯坦的话来说，“与由他自身的环境带来的那些责任在同一水平线上”[46，265]，处于一些对其他任何个体的责任来说都不充分的有机环境中。正如劳吉尔、戈尔德斯坦所说，一种以统计学的方式获得的平均值，并不会允许我们确定我们面前的个体是否正常。我们不能够由此出发，来放弃我们对个体的医治责任。当涉及超个体的标准时，我们不可能根据内容来确定“生病”。然而，这对于个体标准来说，是完全可能的[46，265，272]。

同样，西格里斯特坚持生物学标准的个体相对性。如果我们要相信传统，拿破仑在完全健康的时候，其脉搏也只有40！如果，伴随着一分钟40次的收缩，一个机体满足了加于他之上的要求，那么，他就是健康的，而40次脉搏这一数字，尽管确实偏离了70这一平均值，对这一机体来说，还是正常的。[33]西格里斯特总结说：“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对从平均中产生出来的标准进行比较，而应该，只要可能，对所考察的个体的环境进行比较。”[107，108]

如果正常在集体常数这一事实上没有固定性，有的是在和个体环境的关系中标准被改变的灵活性，很明显，正常和病态之间的界限就变得不确定了。然而，这绝不可能把我们引向正常与病态（除了量变外，两者在本质上相同）之间的连续性，也不可能把我们引向健康和疾病（两者很容易混淆，以至人们不知道健康在哪里结束，疾病在哪里开始）之间的相对性。正常与病态之间的分界线，对于同时被考虑的几个人来说是不确定的，但对于一个在时间上连续被考虑的个体来说，是非常明确的。为了能在特定环境下成为标准化的，正常的东西，在另外的环境中可以变成病态的，如果它仍然与自己保持着同一性的话。这个个体本身，才是这一转换的判断者，因为是他自己从感觉到新环境强加给自己这些任务的那一刻起，经受了这种转变。一个保姆，在离开岗位到山中度假时，只有通过她所经受的植物神经紊乱，才能感觉到自己血压过低。当然，没有人必须要住在海拔很高的地方。然而，如果一个人可以这样，那他就更出众一些，因为有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生活的标准，对另一种标准来说是更高级的，如果它包含了后者所允许和禁止的任何东西。然而，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标准。而它们作为不同的标准，具有同样的价值。因此它们也都是正常的。有鉴于此，戈尔德斯坦对加农（cannon）和他的同事们对动物实施的交感神经切除术实验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这些失去了温度调节的灵活性的动物，也无法获取食物或者与敌人斗争。这些动物只有在实验环境下才是正常的。在这种环境下，它们不会受到剧烈的变化和突然出现的适应环境的要求的侵袭[46，276-277]。然而，这种正常并不能真正被称作正常。因为对那些非驯养的、非实验培育的生物来说，正常的是要居住在一个各种变化和新事件都可能发生的环境里。

因此，我们必须说，病态或者非正常状态并不在于标准的缺失。疾病仍然是一种生命的标准，然而，它是一种低级的标准，因为它不能够容忍让它合法的那些条件有任何变化，不能够让自己变成另一种标准。得了病的生物，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中被正常化，它失去了标准化能力，也就是在别的环境下建立另一种标准的能力。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注意到，在膝盖的骨关节结核中，关节以一种有缺陷的姿势（被称为邦妮特［bonnet］姿势）被固定了。有关于此，奈拉通（nélaton）第一个给出了到今天仍然很经典的解释：“肢体要保持常有的笔直是很稀有的事情。确实，为了减轻其痛苦，病人会本能地把它们放置在一个介于弯曲和伸展之间的位置。这会让肌肉对关节表面产生更少的压力。”[88，ii，209]病态行为的享乐主义含义，以及最终，标准化的含义，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呈现。关节在肌肉收缩的影响下实现了其最大的能力，并不由自主地对疼痛产生了抗拒。这一姿势被认为是有缺陷的，仅仅是就关节的活动而言，它虽然可以有任何可能的姿势，但却不能向前弯曲。然而，在这一缺陷形式下，是隐藏于另一种解剖学和生理学条件中的另一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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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1918年的大战中，对头部受伤人员系统地进行的临床观察，让戈尔德斯坦得以形成一些神经疾病分类学的原则。在这里，对这些原则大致可以做一些总结。

确实，病态现象是对正常现象的常规改变，前者能够解释后者，仅仅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即这种改变的原始意义被抓住了。首先，一开始，我们必须把病态现象理解为暴露了被改变的个体结构。我们必须在大脑中记得病人个体人格的改变。否则，我们就会有忽略以下事实的危险，即病人，尽管能够做出与自己先前的反应类似的反应，他能够实现这些反应的方式也非常不一样。这些反应，非常明显地与先前的反应对等，却不是先前的正常行为的残余；它们不是某种枯竭或者减弱的行为的产物；它们不是生命的正常形态减去某些被破坏的东西：它们是一些反应，永远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条件下，出现在正常的主体中[45]。

为了定义一个机体的正常状态，我们必须考虑优先性行为；为了理解疾病，我们必须考虑灾难性反应。通过优先性行为，人们必须理解，在实验条件下，在机体所能够产生的全部反应中，只有一部分的使用，被当作优先性的。这种以一系列优先性反应为特征的生命模式，是这样一种生命模式，即在其中，生物对环境的要求做了最好的反应，并与之和谐共处；它包含了最好的秩序、稳定性，以及最少的犹豫、混乱和灾难反应[46，24；49，131-134]。生理常数（脉搏、血压、体温等）表现了一个特定环境中个体生物机体行为有序的稳定性。

“病态现象是这一事实的表现，即机体和环境的正常关系，经过机体的改变，而被改变了。同时，因此，很多对正常的机体来说正常的东西，对被改变的机体来说，已经不正常了。疾病造成了震动，并把生命置于危险中。因而，一个关于疾病的定义，就要求以一个关于个体存在的概念为出发点。当机体以这样的方式被改变，即在其合适的环境中，它遭遇了灾难性反应，此时，疾病就出现了。这使得它不但在运行的特殊障碍（根据缺陷发生的环境来定义的）中，而且在非常普遍性的障碍中都得到了表现，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任何范围内，失序的行为都或多或少地与整个机体失序的行为同时出现。”[46，268-269]

戈尔德斯坦在自己的病人身上所指出的，就是通过与新的，但更狭窄的环境有关的活动水平的降低，来建立一种生命的新标准。在遭受大脑损伤的病人身上，环境的变窄与他们无力回应环境（此前的环境）的要求相应。在一个没有被严格保护的环境中，这些病人只知道灾难性的反应；由于病人不愿屈从于病痛，他考虑着摆脱灾难性反应的焦虑。因此，这些病人对秩序极度狂热，十分谨慎，对单调乏味保持着积极的趣味，对他们知道自己可以控制的环境保持依赖。这个病人病了，是因为他只能接受一种标准。用一个已经对我们很有用的表达来说，病人不是因为标准的缺席才是非正常的，而是因为他不能成为标准化的。

带着这样一种疾病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离孔德和贝尔纳的观念有多远。疾病是生物身上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经验，而不仅仅是一种减少或者增加的现象。病态的内容，除了形式的不同，是不可以从健康的内容中推导出来的。疾病，并非健康维度上的变化；它是一种新的生命维度。不管这些观念对法国公众来说有多新鲜[34]，它们绝不能使我们忘记，在神经学中，它们是休林斯·杰克逊（hughlings jackson）创立的观念长期而丰富的演化的结果。

杰克逊把关于关系活动的神经系统的疾病，描述为等级制功能的瓦解。每一种疾病，都与这种等级中的一级相对应。在每一种关于病态症状的解释中，负面的和正面的都应该被考虑。疾病既是被剥夺，也是改变。高级神经系统的损伤，让低等的调节和控制中心获得了自由。这些损伤对某些功能的丧失负有责任，然而，现存功能的障碍，应该归因于从此不再是从属性的中心的相应活动。据杰克逊说，没有一种正面现象的起因是负面的。某种损失或者缺乏，都不足以在感觉神经系统运动行为中造成障碍[38]。正如沃夫纳格（vauvenargues）所说，人们不应该以他们所不知的东西为判断的基础，因而，杰克逊提出了这个被赫德（head）称为黄金法则的方法论原则：“注意患者真正理解的东西，避免健忘症、失读症、辨语聋等术语。”[87，759]只要不把一个病人感到词语缺乏的典型环境给明确化，那么，说他失语就毫无意义。问一个得了所谓失语症的主体：你叫约翰吗？他回答：“不是。”然而，如果命令他说：“说‘不是’”，他试了试，却说不出来。同样的字，当它具有感叹的意义，可以被说出来；而当它有判断意义时，就说不出来。有时候，病人不能够说出这个字，然而却以其他的说法来表达了它的意思。姆尔格（mourgue）说，假设病人无法说出某个日常物体的名字，而在人们把比如一只墨水瓶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又说“这个东西，我把它叫作用来装墨水的瓷器”，他是否有失语症[87，760]？

杰克逊的重点在于，语言，以及广义地说，每一种关系活动的功能，都能够有某些用处，尤其是，一种刻意的和自动的用处。在刻意的行为中，存在着某种先入之见，而且，整个行为的发生处于控制中，并在有效地实施以前就被渴望着。有了语言，在阐释具有刻意性和抽象性的这个命题时，有两个瞬间可以被区分开来：一个主观的瞬间，观念自动地出现在脑海中，以及客观的瞬间，这些观念按照某种命题的计划而被故意地安排组织。翁布雷丹（a. ombredane）指出，偏移在以语言为基础的这两个瞬间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如果存在着一些语言，在其中，这种偏移表现得很明显，就像我们在德语中看到动词处于最后位置那样。也有某些语言，其中的偏移很小。而且，如果我们记得杰克逊说过失语症几乎不会超出表达的主观瞬间的范围，像阿诺德·皮克（arnold pick）一样，我们可以承认失语障碍的严重程度因病人试图用来表达自己的语言的不同结构而各不相同。”[91，194]总之，杰克逊的观念可以作为戈尔德斯坦的观念的介绍。对病人的判断，必须根据他做出反应的环境，以及环境为他提供的行动的工具——语言（在这些病例中，是语言障碍）来进行。不存在自在的病态的障碍，只有通过某种关系，才能对非正常作出评估。

但是不管通过翁布雷丹[91]、艾和鲁阿特（rouart）[38]以及卡希尔（cassirer）在杰克逊与戈尔德斯坦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有多正确，我们都不能忽视他们深刻的不同和戈尔德斯坦的独创性。杰克逊的是一种进化论者的观点，他承认关系方面的功能的等级中心，与进化的不同阶段是相对应的。功能的尊位，也是一种时间性的连续：较高级的，也就是较晚的。较高的功能，出现得较晚，正好解释了其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疾病既是某种解体，也可以是某种退步。失语症或者运用不能症（l'apraxique）让孩子，甚至动物的语言和肢体语言被重新发现。疾病，尽管代表着剩下的东西中的某种改变，而且不仅仅是失去了所拥有的，并且什么也没创造，然而，正如卡希尔所说，它使病人“在人类需要不断努力才能渐渐开辟的道路上后退了一步”[22，566]。如果真如戈尔德斯坦所言，疾病是一种变窄了的生活模式，因为缺乏勇气而缺少创造性的宽宏大量，然而，事实是，对于个体而言，疾病是一种新的生活，其特征，就是有了新的生理常数，以及新的机能，以便获得明显未曾改变的结果。因此，就有了这段已经被引用过的警告：“必须警惕这样的想法，认为一个病人身上可能具有的各种姿态，仅仅代表正常行为的残余，即经历破坏而幸存下来的东西。在病人身上留存下来的姿态，正如人们经常承认的那样，从不会以这种形式在正常个体身上出现，更不用说在其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的低级阶段出现了。疾病赋予了那些姿态以特殊的形式，而只有考虑到疾病状态，它们才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45，437]事实上如果可以比较生病的成人和孩子的手势，两者最核心的相似之处，可以导致这样的可能，即把小孩的行为，对称性地定义为生病的成人的行为。这将是一件荒谬的事，因为它忽略了推动小孩把自己往新的标准提升的那种急迫心理。在根本上，这与病人在顽强而艰辛地维持生命的唯一标准（他在其中感觉到了正常，即处于可以利用和控制他自己的环境这样一个位置）时，要保存那种引导着自己的东西的小心谨慎是有区别的。

艾和鲁阿特在这一点上抓住了杰克逊的观念的漏洞：“在生理功能的秩序中，解体不但造成了某种能力的退步，还造成了人格进化上向低水平的退步。能力的退步并不一定会完全重造过去的阶段，然而却会接近它（语言障碍、感觉障碍等）。人格的退化，由于其完全是总体性的，不能够绝对地与个体发育或者系统发育的某个历史阶段相比，因为后者带着能力退步的痕迹，而且，作为此刻人格的反应模式，就算是与其更高级的环境割裂开来，它也不能够回到过去的反应模式。对精神错乱和儿童的精神或者最初的精神之间的相似来说，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得出结论认为它们是相似的。”[38，327]

同样，杰克逊的观点还引导了德尔马斯-马沙雷（delmas-marsalet）对采用电击进行神经心理治疗所获得的结果所做的解释。然而，德尔马斯-马沙雷不满足于像杰克逊那样，区分由缺乏带来的负面障碍，与由剩余部分的解放带来的正面障碍。他像艾和鲁阿特一样，坚持把疾病作为非正常，即作为新的东西所呈现出来的一切。在受中毒、外伤和感染影响的大脑中，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新关系中的改变，会在不同的动态方向出现。一个完整的细胞，在数值上没有变化的细胞，能够完成一种新的安排，能够在“同分异构形态”之间建立不同的联系，因为在化学中，同分异构体是由一种共同的分子式构成的，但某些链条的位置，不同于普通的分子。从治疗学的角度来看，必须承认，通过电击方式得到的昏迷，在消除了某种神经心理功能后，允许进行某种重建。这种重建不一定是先前的消除阶段的颠倒性重现。治疗也可以被解释为由一种安排换为另一种安排，就像恢复前一种状态[33]。我们在这里指出这些最近的观念，就是为了展示，在怎样的程度上，病态不能够直接地从正常推演而来这一观点，会更显得有说服力。那些可能对戈尔德斯坦的语言和方式感到厌恶的人会赞同德尔马斯-马沙雷的结论，就因为我们私底下认为是他们的缺点的那些东西，即用来表述他们的那些心理学原子论的词汇和形象（大厦、碎石、布置、建筑等）。然而，尽管有这样的语言，他们在临床方面的诚实还是建立了一些值得考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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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会反对说，在考察戈尔德斯坦的观点及其与杰克逊的观点的关系时，我们是在心理领域，而不是在身体障碍的领域，我们描述的是心理运动的利用的失灵，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理功能的变化（它构建了我们说过我们特别想要认定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即我们所处理的，不仅仅是其说明，而且最终，还有对戈尔德斯坦的解读，此外，我们用来支持我们的假设和主张的病态现象的例子——对它们来说，戈尔德斯坦的观点是一种鼓励，而不是灵感——都是从生理病理学那里借用的。然而，我们更倾向于陈述一些新的、毫无争议的生理病理学著作。他们的作者，就其研究倾向来说，没有从戈尔德斯坦那里借鉴任何东西。

在神经学中，人们很早就通过临床观察和实验注意到，神经切除所涉及的症状，仅仅从解剖学结构的非连续性的角度，是不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的。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一个涉及次感觉运动障碍的身体，受伤后得到了手术，并再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那个时代的解释，引入假性的恢复（pseudo-restaurations），并且正如通常所发生的那样，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时候，引入暗示病（pithiatisme），来作为解剖学的补充。勒利希伟大的优点在于，从1919年以来，他系统地研究了神经断端的生理学，并在“神经胶质瘤综合征”的名义下将其临床观察系统化了。纳热奥特（nageotte）将通常非常硕大的凸起的肿块称为截断的丛状神经瘤。它由神经细胞轴突（cylindraxes）和在被切断的神经末端中央形成的神经胶质构成。勒利希是第一个看到神经瘤是反射现象的起点的人，并且将这种所谓的反应的起源，定位在遍布于中央断端的神经突中。神经胶质综合征包括了否定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总的来说，就是某种前所未有的障碍的出现。勒利希假定交感神经纤维通常是传导发源于神经胶质瘤的兴奋的通道，并认为，这些兴奋“决定了在意外情况发生时的不同寻常的血管运动。这种血管运动通常是血管收缩，而正是这种反应，通过造成平滑肌的超高肌强直，在外围决定了一种真正全新的疾病，与神经切除造成的感觉运动失灵并存。这种新的疾病的特点是：苍白病（cyanose）、感冒、水肿、营养障碍、疼痛，等等”[74，153]。勒利希的治疗学结论就是，神经胶质瘤的形成必须被阻止，尤其是通过神经嫁接。这种嫁接可能并不会重建结构上的连续性，但是，它确实以某种方式造成了中央末端的极性，并通过将神经突推向更上端的方式来疏导它们。弗尔斯特（foerster）发明的一种技术同样可以被利用。这种技术的构成在于，绑紧神经膜，并通过注射纯酒精的方式让断端干瘪。

a. g.韦斯（a.g. weiss），以和勒利希同样的线索工作，并比后者更明确地认为，就神经胶质瘤的疾病而言，它很适于并足以消除神经胶质瘤，而且不会浪费时间去通过嫁接或者缝合来“模仿”结构连续性的重建。不能确定的是，人们能否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期待一种受损神经区域的完全的重建。然而，这涉及一个选择的问题。比如，在手肘抽搐的案例中，一个人必须在这两方面之间进行选择：一是如果在嫁接后神经的连续性得到了有效的恢复，由此可能带来瘫痪状况的改善，二是让病人能够立刻利用一只手，这只手通常会部分地瘫痪，但具有让人非常满意的功能上的灵活性。

克莱因（klein）的组织学研究或许可以解释所有这些现象[119]。不管根据各种状况（硬化症、发炎、出血，等等）所观察到的细节的形态如何，每一种对神经瘤的组织学考察都显示了一个常有的事实，即神经细胞轴突的神经原形质与神经鞘外壳的扩散（有时候是很大的扩散）之间所建立的持续的联系。这一确证，认可了神经瘤和整体感知接收端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整体感知接收端由神经突的末端和源于神经鞘而又区别于神经鞘的因素构成。这种密切联系可以确证勒利希的一个观点，即神经胶质瘤实际上是异常刺激的起点。

即便如此，a.g.韦斯（a.g. weiss）和j.瓦尔特（j. warter）非常有道理地宣布了这一观点：“在非寻常的程度上，神经胶质瘤疾病极大地超越了运动和感觉的简单干扰范畴，而且，在很多时候，由于其严重性，它构成了虚弱的本质。这是非常正确的，以至于一个人如果以某种方式成功地让病人摆脱了与神经胶质瘤的存在有关的障碍，一直持续的感官活动的瘫痪，掩盖着一个真正的次等的方面，通常与被感染者几乎正常的使用相容。”[118]

神经胶质瘤疾病的例子，对我们来说，似乎完全适于证明这样一个观点，即疾病不仅仅是某种生理秩序的消失，还是某种新的生命秩序的出现。这一观点是勒利希的——正如我们在这一研究的第一部分所看到的那样——也同样是戈尔德斯坦的。它并不能正确地证明柏格森关于失调的理论的合法性。并不存在什么失调，存在的只是另一种秩序对人们所期望的或者所钟爱的秩序的替代。对于这另一种秩序，人们要么改变它，要么忍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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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韦斯和瓦尔特指出，一种在病人和医生眼中都很满意的功能的重建，在不需要实现理论上相应的解剖学范围内的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由此，以一种他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确证了戈尔德斯坦关于治疗的观点。戈尔德斯坦说：“因此，保持健康意味着能够做出有秩序的行为。这种行为可以占据主流，尽管某些以前可能的表现在现在已经不可能了。然而……新的健康状态与原来的不同。正如对过去的标准来说，对内容的确定是独有的，同样，内容的变化会引出新的标准。根据我们对生物体的内容确定的观念，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对我们有关治疗的行为来说，变得特别重要……治疗，尽管有缺点，总伴随着某种本质的丧失，以及某种秩序的重现。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个新的正常的个体。在治疗中恢复某种秩序有多重要，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机体似乎首先有保持或者获得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那些能力的倾向。反过来说，机体首先试图获得新的常数。我们可能会发现，在治疗过程中——尽管有持续的缺陷——与过去相比很多领域都发生了变化，然而其特征是趋向新的常数。我们在身体和心理领域都发现了一些新产生的常数。比如，与先前相比脉搏的变化，然而相对恒定，有同样的血压、同样的血糖含量、同样的整体心理行为，等等。这些新的常数保证了新的秩序。我们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能够理解机体的行为。我们无权要求修改这些常数，这样我们只会造成新的失调。我们养成了不要总是和发烧作斗争的习惯，而是可以把体温的升高看作是这样的一种常数，对治疗是必要的。同样，在面对血压升高或者心理的某些变化的时候，也应该如此。还有很多这样的常数的改变，而今天，因为所谓的害处，我们仍然试图消除它们，然而，不干涉它们或许更好。”[46，272]

与用某种方式引用戈尔德斯坦（他似乎率先进入了一种费解的或者自相矛盾的生理学）相反，人们在这里会很高兴地强调他那些先导性的观念的客观性，甚至庸俗性。不止是临床医生（他们对他的论文不熟悉）的观察，还有实验的验证，都沿着他的研究路线前进着。凯塞不是在1932年写过如下的话吗：“从横切后的脊骨中观察到的反射消失现象，源于反射弧本身。休克状态的消失，伴随着反射的重现，严格来说，并非一种重建，而是一个新的‘降格’的个体的建立。一个新的存在被创造出来了，‘脊髓动物’（来自冯·魏茨泽克［von weizsaecker］）。”[63 bis，115]

通过宣称新的生理标准并非疾病出现之前存在的标准的对等物，戈尔德斯坦，总的来说，仅仅确认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生物学现象，即生命并不承认可逆性。然而，如果生命并不允许重建，它也不容许实际上是生理革新的修复。这种革新的可能性的或多或少的降低，是一种衡量疾病严重程度的方式。就健康而言，在最绝对的意义上，它无非是构建新的生物学标准的能力的最初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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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利希的指导下出版的《法国大百科全书》第六卷《人类》的标题页，以一个投掷铅球的运动员的形象来展示了健康的涵义。这个简单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其完全的启发意义与接下来的几页似乎不相上下。接下来的几页专门描述了正常人。现在，我们想要把散布于先前的解释和批判性考察中的思考集中起来，以便概括出一个关于健康的定义。

如果我们承认疾病仍是一种生物学标准这一事实，这意味着病态不能够在绝对的意义上被称为非正常，而是某种定义明确的条件下的非正常。反过来，健康和正常并非完全对等，因为病态也是一种正常。健康意味着不仅仅要保持某种假定的环境下的正常，而且在各种可能的环境中都要成为标准的。健康的特点在于超越标准（这个标准定义了暂时性的正常）的可能性，容忍违反习惯性标准的行为并在新的环境中建立新标准的可能性。在给定要求的环境和系统中，一个只有一只肾脏的人也会保持正常。然而，他却从此不再有允许自己失去一只肾脏的奢侈。他必须照顾好它和他自己。医学常识的嘱咐，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以至于都不会去寻找它们更深层次的意义。然而，服从一个说这句话的医生是非常痛苦和困难的：照顾好你自己！“说照顾好我自己是很容易的，然而，我还有家务要做”，在一家医院的咨询室里一位母亲说道。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任何讽刺的或者语义学上的意图。一个家庭就是可能有一个生病的丈夫或者孩子，就是一条破旧的裤子需要在晚上孩子们入睡后缝补（因为他只有一条裤子），就是走更远的路去面包店买面包，因为常去的那家由于违法被关闭了，等等。当一个人活着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饭，不知道楼梯是否太陡，不知道最后一班电车的时间（因为如果错过了，他就要步行回家，走很长的路），要照顾自己是多么困难。

健康就是对环境的变化无常的容忍的边界。然而，说环境的变化无常，是否太荒谬？这对人类社会环境来说，确实是真实的。在其中，各种制度在根本上都是不稳定的，习俗都是可以被废止的，而时尚就像闪电一样消逝着。然而，宇宙环境、整个动物环境，不是一个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常数构成的，由不变量构成的系统吗？当然，科学所定义的这个环境，是由规律构成的，不过，这些规律是理论的抽象。活着的动物并不是生活在规律中，而是生活在改变这些规律的动物和事件中。支撑着鸟儿的，是树枝，而不是弹力规律。如果我们把树枝简化为弹力规律，那我们就再也不能谈论鸟儿了，而只能谈论胶态溶液了。在这样一个分析性的抽象层面，这不再是一个生物的环境问题，也不是一个健康或者疾病的环境问题了。同样，狐狸所吃的，是母鸡下的蛋，而不是蛋白质的化学物，或者胚胎学规律。因为合格的生物生活在一个有着合格的物体的世界里，那么，它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可能的事件的世界里。环境就是这样地变化无常。它的变化无常，就是它的形成、它的历史。

对生物来说，生命不是一种毫无变化的推演，一种直线运动，它无视了几何的刻板，它是与环境的一场辩论或者争吵（戈尔德斯坦所说的探讨研究［auseinandersetzung］）。在这个环境中，充满了缝隙、漏洞、出口和意料之外的抵抗。让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并非公开主张非决定论，一种在今天得到相当支持的观点。我们认为，生物的生命，即便是变形虫的生命，也只是在经验的层面上，而不是在科学的层面上，认识到健康和疾病的范畴，因为经验首先是情感意义上的考验。科学解释了经验，但并不因此使得经验无效。

健康是安全和保障的总体（德国人称之为保险丝［sicherungen］），当前的安全，未来的保障。正如存在着一种并非假定的生理学保障，也存在着一种并不过分的生物学保障，这就是健康。健康是一种对反应的可能性进行调节的方向盘。生命通常仅仅是可能性的这一方面，而一旦需要，它立刻表现出了这种预期的能力。这在抗击炎症的反应中非常清楚。如果对抗感染的战斗取得了突然的胜利，就不会产生炎症。如果机体防御立刻被强制执行，此后就再也不会有炎症。如果炎症存在，那是因为抗感染的防御行为瞬间遇到了意外并被动摇了。保持健康状态意味着能够生病和能够康复。这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奢侈。

反过来，疾病的特征就在于这一事实，即它是对环境的意外事件的容忍度的降低。谈到降低，并不意味着服从我们对孔德和贝尔纳的观念的批评。这种降低在于只能够生活在另一种环境中，而不仅仅是先前的环境的某些部分中。这就是戈尔德斯坦看得非常清楚的一点。在根本上，面对疾病的复杂性而产生的普遍的焦虑，所表达的不是别的，就是这种经验。我们更关心的疾病，是一定的疾病可能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那样一些疾病，而不是疾病本身，因为疾病的突然降临总是比疾病的复杂化来得更多些。每一种疾病都降低了对抗其他疾病的能力，耗光了先前的生物学保障（没有这些保障，甚至不会有生命）。麻疹倒没什么，然而，我们害怕支气管炎。梅毒只有在损伤了神经系统后才会非常可怕。糖尿病也并不是那么严重，如果它仅仅是糖尿的话。然而，休克呢？坏疽呢？如果必须动手术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呢？血友病事实上也没什么，只要不发生外伤。然而，除非回到子宫里去生活，谁能躲得了外伤呢？何况就算回去了，也还难说呢！

哲学家们为了弄清楚生命最根本的倾向是保存还是扩张而争论着。医学经验事实上似乎将一个重要的观点带入了这场论争。戈尔德斯坦注意到，有一种病态的忧虑，要避免可能最终造成灾难性反应的那些处境——它表达的是保存的本能。据他说，这一本能并非生命的普遍规律，而是一种萎缩了的生命的规律。健康的机体更少力求把自己保持在现有的状态和目前的环境中，而是更多地力求去实现自己的本能。这要求机体在面对风险时，接受灾难性反应的可能性。在某种突发的事情扰乱其习惯而造成问题之前，健康的人是不会逃离的，甚至从生理学的角度说；他会用自己克服机体危机、建立新秩序的能力来衡量自己的健康程度[49]。

人只有在感到不仅仅是正常的——即适应了环境及其要求——而且是标准的，能够适应新的生命标准的时候，才会感到处于健康中——这就是健康本身。这明显不是要试图给人们这样的感觉，即自然以极度的慷慨造就了他们的机体：太多肾脏、太多的肺、太多的甲状腺、太多的胰腺，甚至太多的大脑——如果把人类的生活局限到植物性的生活的话。[35]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表现出了一种最幼稚的宿命论。然而，事实却经常如此：人们通常感到，自己被过于丰富的方式支撑着，供他挥霍是很正常的。有些医生太匆忙地在疾病中看到了犯罪，因为病人从事了某种过度的行为，或者在别的地方有忽略的行为。作为对这些医生的反对，我们认为，生病的能力和诱惑是人类生理学最本质的特征。给瓦莱里的一句名言换个说法，我们说过，对健康的可能的滥用，就是健康的一部分。

为了衡量正常和病态，人类的生活必不能被局限于植物性的生活。迫不得已时，一个人可以带着很多的畸形、疾病生活着，然而，他无法用自己的生命做任何事情，或者，至少，他还能用自己生命做一点点事情，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机体的每一种状态，如果能适应一些被强加的环境（只要它还能容许生命存在）的话，最终在根本上都是正常的。然而，这种正常性的代价，在于放弃了所有可能的标准性。人，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并不局限于他的机体。通过工具来扩展了自己的器官后，人在自己的身体里所看到的，只是实现所有可能行为的方式。因而，为了分清对身体本身来说什么是正常什么是病态，一个人必须超越了身体来看。有散光或者近视这样的缺陷，一个人在农业或者畜牧社会中将会是正常的，但在航海或者飞行中是不正常的。从人类依靠技术手段扩张了自己的移动手段那一刻起，感到非正常，就是意识到某些变成了一种需要或者理想的活动，是不可实现的。因此，我们不能够清楚地理解，同样一个人，有着同样的器官，在不同的时间，在适于人类的环境中，是怎样感到正常或非正常的，除非我们理解了机体的生命力，是怎样在人身上以技术的灵活性的形式而发达的，理解了统治环境的欲望。

如果我们从这些分析，马上回到对它们试图定义的那种状态的具体感受上，我们就会理解，对人来说，健康是一种在生活中有保障的感觉，而这里的生活没有为自己确定任何限制。“valere”这个词，作为价值（valeur）这个词的词源，在拉丁语中意思是良好的健康。健康是一种面对存在的方式，因为它感觉自己不仅仅是占有者和忍受者，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还是价值的创造者和生命标准的建立者。因此，这种诱惑在今天仍然通过运动员的形象而影响着我们的头脑。在这种诱惑中，当代人对合理化的体育活动的痴迷，在我们看来无非是一副令人悲痛的漫画。[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