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三十三岁

仍在商报馆任事。商报基础渐立，销行日广，余与公展、更生等夙夜孜孜，以充实内容改良纸面为事。余每周撰评论五篇，星期日撰短评一篇，（星期日社论栏载每周大事述评，公展主持之。）自以学识寡陋，深自韬匿，社交宴会，不常出席，即同业之间，亦鲜过从，故沪上报界罕有知商报编辑部系何人主持者。为鲁案直接交涉事，与中华新报反覆辩难者约旬日，彼报主笔张一苇（季鸾）君许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转辗询问，始知余及公展之名，某日特往访谈，自此遂订交焉。

三月中易公司结束。中易公司内容早已空虚，不能复支，承祁忧愤得疾以死，协理俞佐庭事先引退，盛同孙君亦束手无计，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停市，因之牵动，遂停止营业，宣告清算。开股东大会日，李云书君主席，众议纷纭，责难甚烈，几不得下台，幸甬籍同乡多人在席上发言，赞助董事会，始获决议。是日盛君同孙震惧不可名状，余为会场纪录，事先准备尚周，于股东未散会前，即草成决议案，正式誊入纪录簿、由主席请到场股东代表二人洪雁宾、乌崖琴共同签署议遂大定。散会后即日脱离，自谓此后宜不复再入商界也。然余所认购之中易股票二百数十股，则已成为废纸矣。

自去年以来，所谓“信”“交”事业，纷纷兴起，有如疯狂，至本年乃均牵累倒闭。余家向民新银行入股最多，计季房七千五百元，仲房五千元，（现金不敷，有半数以抵押借款充之，）至是民新亦被牵累停业，而余个人所购如神州公司及中国商业公司股票，亦一文不值，综计结果，季房部分损失现金五千元，两家实际亏负达一万七八千金，余个人经济濒于破产，而欠人之款尚在八千金左右，诸弟均幼，宜由余负其责，乃约友好集一钱会（分十会，每年还一会）得五千金，出售仲房在二六市之田产四十亩得二千六百金，始获清偿。初意原期稍获盈利以为诸弟及子女教养婚嫁之资，乃不谙商业，获此结果，然仲房尚余田产百亩，大部分尚幸保全，此心亦无所忧戚。独念先君遗赀，耗损至此，对诸弟殊无以交代耳。

中易公司结束后，改入商务印书馆交通科任事，科长庄百俞、副科长张叔良，余所任者为第二股长，司广告编撰及出版图书提要审查事，月薪百二十元。

民国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三十四岁

仍在商报馆任事。汤节之君以营业折阅经济破产，乃将商报让渡于新公司（以中国通商银行为后盾），李征五先生改任总理，徐朗西任协理（仅拥名义），编辑部中无更动，后以本埠新闻编辑沈仲华辞职，改聘朱宗良继任。自本年起，商报论评改用署名制。盖余等原定不署名者，谓执笔者虽为个人，而文字则代表报馆之意志，故采用各国新制，然于当时中国报界为创见，外间不察，反谓商报无自撰之社评，乃决定更改以从俗焉。余在日报上署名畏垒，自此年始。

五月十九日四儿积哲生。

六月辞商务印书馆交通科事，改就修能学社之聘为国文教员，月薪九十一元（此款充沪寓家用，允默节约支持，略足敷用，而商报所入，则以还债且备特支，因馆薪常欠发也）。修能学社为秦润卿君所创办，冯君木师任社长，钱太希、朱炎父、沙孟海皆为教员，余每日下午前往任课四小时。

是年曹锟进行贿选，商报明揭反对之帜，同人等皆不避艰危，力持正论，甚为社会所重视。

民国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三十五岁

仍任商报馆事。商报出版已满三年，社会上渐有声誉，余等益奋发自爱，公展、更生诸君皆事繁酬菲，而每日到社未尝稍懈，同人相处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积极，在望平街中为仅见。余是时撰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胜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读者常有投书慰勉并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对商报尤爱护倍至，每值新年增刋，一经去函征文，无不应者，益信耕耘必有收获也。

正月七妹逝世。七妹体本强健，然董氏为大族，中衰以后，旧规不改，礼教繁重，嫁后时感抑郁，去年得瘵疾，就医保黎医院，疗治罔效，竟尔长逝，年二十八岁耳。

六月，通商银行总理傅筱庵先生嘱王心贯君来约余入彼行相助，心贯虽业商，而通瞻有识，爱读余之文字，谓傅君宜有一明晓近代大势之人以为助，两度见访，敦劝备至，余为感动，商于君木师及大哥遂应其聘，以六月辞修能教职，入通商银行任文书员，月薪七十两。与贺采唐先生（师章）同室以处，贺君阛阓中之君子也，皎然独立，德行甚茂，与余相处，有如昆季焉。

是年齐、卢战起，外姑及五妹家，均避居沪上，匝月始归。商报以反曹关系，袒浙而抑苏，然卢永祥军卒不振，孙传芳入浙后，商报又一贯反孙，在政治立场上与在粤之中国国民党如出一辙焉。

七月二十三日（阴历）五儿积皑生。时余方以本埠新闻栏论评激烈，被工部局控告而受审于会审公廨，几受缧绁之灾，卒以克威律师之辩护，罚金了事，同受审者，新申报及民国日报。

民国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三十六岁

仍任商队馆事。继续担任通商银行职务，每日十一时到办公室，下午五时退，即至报馆搜集材料，不常归寓晚餐，而夜中必三时后始归，诸儿女虽在沪，与余接触之机会甚鲜。

国闻周报社胡政之君来函约余每周撰时评一则，月致薪金五十元。闻声相慕，亦足感也。

是年曹锟被逐，段氏入为执政，北京政局一时颇有澄清之象，商报以主张去曹竟得贯澈，同人均感兴奋，对执政府之措施，时时着论，以善意而严正之词评骘之。

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病逝于北平，商报着论哀悼，时事新报同日有论评，竟谓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于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余次日着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以辟之。

九月为五弟成婚，以福康里楼下前厢为新夫妇之居室，居约两月，九弟别赁屋虹口以居。

五月三十日，工部局警务头目爱佛生发令开枪击毙南京路游行群众学生工人多人，上海商工学界界均哗然，罢市罢学罢工风潮，日益扩大，商报每日撰论，指导各界行动，监督政府交涉，首先主张缩小对象，俾罢工工人不生困难，继于交涉中主张以惩凶及保障为第一义，应拒绝接受赔偿金，许秋帆交涉使竟因此不敢遽接受英方七万五千元之支票。盖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间亦亲至各团体访问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云。

自是年起，中国共产党人，益注意商报，在向导周刋中常转载商报社论而评注之，且时有彼党分子投函于商报，对余等极尽拉拢之能事，然余与公展坚持中国必须以各阶级联合之力量，倒军阀而争回主权，全民革命之旗帜终始鲜明，久之彼党亦悟余等非可引诱者，乃放弃其企图而攻击余等为小资产阶级意志甚浓之分子，谓余等之言论不能澈底云。

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三十七岁

仍在商报馆及通商银行两处任事。

一月一日商报出版满五周年，发行纪念特刋，大哥撰五周年宣言，余撰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一文。是时商报本外埠之销数共约一万二千份，然上海之读者尤多。报馆经济始终困难，欠薪常三个月以上，有时纸张亦不继，穷困异常，然社中上下振奋团结，甘苦相共，某日无纸印报，余与营业部某君各出三十元，机器房工头余君亦罄其余囊二十元，凑集纸款，临时购买，次日仍照常出版。

是年李征五君辞经理，方椒伯、乌崖琴两君来任经协理，方君不解事，亦不常到馆，乌君更隔膜，潘君更生不乐引去，公展亦渐不安，余苦心调剂之，然终觉前途渐黯澹矣。

春间邵力子先生衔党命自广州来沪，约上海报界宴会，说明革命局势，并携蒋总司令亲签之小影赠余，谓时公对君极慕重也。（此或为十四年下半年事，待查。）

八月八日（阴历七月初二）六儿积明生。十日起余忽觉恶寒恶热，热度渐高，延医诊察，断为伤寒，有时谵语不绝，允默忧甚，虽在产月，而强起调护，辛劳备至，两星期后，热度始退，然疲乏殊甚，在寓休养两月，始恢复如常。

余病假二月，在商报为最多事时期，更生既引去，公展独支全局已甚辛苦，会北伐军克武汉，乡构以大字标题记载特详，引起董事会中谢衡牕、林孟垂诸君之惊恐，谓本报何能开罪吴子玉，言于傅君筱庵，傅君不信，谓布雷温和慎重，所主持之方针必不谬，然彼在病中，潘等如何则不可知，乃派叶伯允君往商报审查言论及新闻，公展怫然不悦，余病中闻之，力言一切余可负责，即欲派人，须余病愈面商，此时任何人入编缉部，必有害无益，设竟解体，余不任咎也。董事会乃不复干涉，然公展之能力，为同业所钦重，申报史君遂乘间延揽，及余销假，除展即翩然去职，改入申报任事焉。

病中为五弟筹措学费遣之留学法国。除贷借于亲友外，余凑集千元以助之。

十月至一月，在商报勉支残局，要闻由胡君仲持主编，商业由冯君柳堂主持，然两潘先后引去，余若以一足承全鼎，抚今念昔，怅怅不怡。是时有一事足使余感奋者，则叶誉虎君在北京闻余病，特寄三百金助药饵资，且道相念之深，叶君去年至沪会约余相见，且谓沪上友人曰：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才寥寥不多得，其论议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傅筱庵君常为余述之以为荣，余自以为文字识解，在南不及张一苇，在北不及颜旨微、陈博生，而叶君顾推重如此，可为愧悚也。

是年年终，乘报馆休刋之便，约潘君公展同游南昌。北伐军克服颚境后，彼中友人屡有寄语，盼余及公展以记者资格，前往视察，兼可晤党中诸先进，某君并传述蒋公盼余等相见之意。余以北伐军行将达长江下游，商报之编辑立场素支持国民革命，而董事会诸人与孙馨远关系太深，必不能相容，遂决意西行一游，暂解处境之困。遂与公展携仆人王三同搭江输赴赣。临行前二日，往晤傅筱庵君，犹诡称为我家修水公和典铺事而往，傅君谓君不必隐讳，此行目的，余已知之，今且别，请赠余以言。余谓“局势变化日剧，君宜谨守商业本位，勿慕虚荣权势，勿趋附军阀官僚，对大局之观察，一似虞洽卿先生之意为准，则必可免于咎戾。”傅君虽诺诺而未能全纳余之劝告也。

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三十八岁

阴历岁除抵南昌，阅三日往谒静江先生。翌日，蒋公自牯岭归，偕公展往见，谈约一小时，对北伐局势及人心趋向与收揽党外人心及现阶段革命方略均有所指陈。又二日，蒋公再约谈，坚劝余及公展入党，余等以党的政策与主义之未尽明了处提出请教，蒋公一一解答之。余等请假以考虑时间，蒋公谓“君等在藉神上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

二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隶组织部之直属区分部，蒋公及陈果夫君为介绍人，公展亦同时加入焉。

公展居赣旬余先归，余以蒋公意暂留，并迁入总部西花厅居住，前室张总参议岳军所居，而对门则广膺白先生之室也。蒋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谈话，间亦嘱代拟文字，在南昌发表之告黄埔同学书，即蒋公口授要旨而余为之起草也。在南昌所见，党政要人为谭组安、李协和、朱益之、陈公博、郭沫若诸君，而邓演达则以时间相左未及晤谈。蒋公询余此后志愿？余以仍回沪作记者对，蒋公韪之。

三月，自南昌动身赴汉口（谢传茂同行），住旬日即起程回沪，则上海已为北伐军所克复矣。

时事新报及商报均约余任主笔，允两处兼任。余以商报已无可为，时事新报内情复杂，两皆却之。

四月，以邵元冲君及张静江先生之意，被任为浙省府秘书长，赴杭就事，寓贝庄，旋以常务委员马彝初君专擅，不善其所为，而南京友人均盼余往助宣传事业，遂于五月下旬辞职赴京。

到京后任中央党部书记长，主持秘书处之委员为胡展堂、丁惟汾、陈果夫三君。余对党务诸不熟悉，任此职颇感不胜任，数月之间，去旧业而改入公务生活，常觉个性与任务格格不相入，且以平昔期待于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实与理想相印证，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念国势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常忽忽不乐。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言，愿引退让贤，以促成团结。十三日蒋公及诸元老，卒翩然离都，余亦于十八日离京返里小住，如释重负焉。

十月仍由乡返上海，以潘公弼君之约，为时事新报任特约撰述，每旬日寄社论三篇，月薪百五十金。所寄之论文，以说明党的历史与党政制度者为多，间亦对左派幼稚之论有所指正焉。

冬，蒋公漫游日本，事先曾嘱张岳军询余能同行否，继知余不谙日语乃罢。

民国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三十九岁

一月，蒋总司令以各方敦促入京复职，重整军备，继续北伐，余亦被约同行入京、既抵京，寓铁汤池蒋公馆者旬日，继又迁寓总部之西花厅，曾文正公旧居之处也。蒋公有命余任总部秘书长意，嘱立夫转询，余坚谢之，立夫为余返报曰：“陈君书生，繁剧似非其所堪，不可强以要职。”蒋公遂罢斯议，其时任办公厅主任者，则吴思豫君也。居西花厅时，蒋公常招余谈革命前途，对余多所启迪，一日问余：君自择之，愿任何种职务？余谓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然机关重职，则非所胜也。蒋公笑谓：何能以君为私人之秘书。已而中央日报社长潘宜之来京，蒋公告潘约余为中央日报主笔，然中央日报有彭浩徐（学沛）任编缉部事，成绩甚佳，何可以余代之，遂亦坚辞焉。留居匝月辞归，临别谒辞，仍请蒋公助成余办报之志愿，蒋公许之。回沪以后，乃与时事新报商订合作之约，电告蒋公于徐州，得覆许可，遂入时事新报为总主笔，主持彼报之社论。

在沪兼办戊辰通讯社，使商报旧人略有安插，然非余志所存，盖当时通讯社太滥也。

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陈果夫诸君，创办新生命月刋，后交佛海全权主持之。

八月北平克复，随蒋公由南京转武汉赴北平，力子、立夫、天放诸君同行。途中起草辞总司令呈文，到北平后寓西山碧云寺，为蒋公撰拟祭告总理文，约留旬日而归。是年冬返里度岁。

民国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四十岁

仍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余在时事新报，奋斗至为艰苦，盖党员祇余及王新甫二人程君沧波亦尚未入党，其余均对革命无信仰，如赵叔雍、周孝庵等则反对本党甚烈。同事思想复杂，又不明中央政治之真实情况，恣意抨击，以唱高调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营利自图，潘君公弼任经理，亦相与委蛇而已。余在社年余，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顾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以为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也。即如十七年五月三日，国民革命军抵济南，日本军阀横出阻挠，陈师鲁境，辱我官吏，残我民众，宇内激昂，余首撰暴日膺惩一文以示国论之所在，继思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乃转移论锋，倡为“统一第一”之口号，督促国民革命军一意北伐，勉国民忍辱负重，澈底图强。其时有民众日报者，以别有政治作用，大唱宣战之论，与时事新报辩难甚烈，然卒无以折我所言，其后国府主席谭公以宣传方针密令沪上党报遵照，乃与余所揭橥者合符，沪上论坛，亦以时事新报非民国日报之比，认为此论正确，相率共鸣，盖在党的力量未能深入社会以前，固赖党员在非党机关多方奋斗，而后其效力乃大也。

本年春，以沪市党部代表资格，参加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事先，余曾提议“凡入党不满三年者概不得当选中央委员”，以绝幸竞之风，而保持党的纯粹性，然主席团恐引起争议，未予提出。及选举揭晓，又复上书胡、谭诸公及蒋总司令力辞，然以党中向例，既被选者，不得请辞，卒未获许可。余以主张不遂，且深忧党中此后将以争竞地位而多事，故对于当选，滋以为戚焉。开票之夕，尝为沈卓吾、张道藩二同述及此意，两君皆以为然。

七月，随蒋总司令再赴北平，时事新报社论之编撰，则托程沧波君代之。此次北上，为视察北方党务与阎、张（学良）等商军政要计，力子先生因事未随行，故蒋总司令调余及周君佛海（时任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同行，在平约留二旬，起草讲词及谈话等若干篇，且遍游平郊名胜，觉此行甚有意义。及过南京，乃闻张静江先生提请以余任浙肚省教育厅长（盖大学区制取消，蒋梦麟君调任教育部长，浙江大学之教育行政事务，须移交于新制之教育厅。静老商于稚晖、孑民诸公，均主以余任之。）余不谙教育且愿在新闻界久于其业，自信以过去之成就，若继续致力，可为本党培养一点宣传力量，较之从政，功效必远过之。故闻命之后，即向蒋公表示不就，蒋公赞成余意，归京乃向中央政治会议两次呈辞，然均不蒙许可，遂归沪上，拟稍缓再续辞焉。

是年五月七日（旧历三月二十八日）积乐生。是年为蒋公撰文字甚多，革命与不革命、三次代表大会感想、今日党中几个重要问题，以及在平时对新闻界谈话、欢迎美记者团与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皆余所起草者。

八月就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余归沪之日，辞意甚坚，然终于担任者，则以时事新报主者误谓余必以入仕为荣，总经理张君竹平一见余，即以升迁相贺，余颇疑其意在借此使余离社以保持彼报之所谓“中立性”，乃不欲再任时事新报事，此为一因。而其主要原因，则静江主席以癃疾之身，两次造余寓庐相访，谓君性情温和，且得人望，吾浙省府正欲得一味甘草以调和党政之间，为桑梓计亦不可辞，言之再四，意极懃恳，感于气谊，不忍过拂其意，遂向报馆辞职强为尝试焉。

八月中旬到杭州就职，以省教育会旧址为教育厅。任郑晓沧、冯季铭、林黎叔为秘书，晓沧兼第一科长，罗迪先代第二科长，赵步霞（冕）为第三科长，黎叔兼第四科长，并任命督学四人，用人取超然主义，以打破学派观念为整顿之前提。对于省立各校，均暂仍其旧，教育界中人皆以余之作风为非其意料所及也。（盖彼辈初时必以为高校同学将势力增大，而余所引用者，乃祇何酉生、李子翰、张任天等三四人，且均为科员，故时论颇以为异。）

九月起移家寓杭州，赁湖滨虞庄暂住。年终回里一行，五妹在家治馔，祝余四十初度，思圻哥亦与焉。

民国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四十一岁

仍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余于教育行政，未感如何兴趣，入手之处，期于安定中谋进步，故对内似偏于无为主义，仅在社会教育方面创立一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而已。然于省政方面，调协各方，疏通隔阂，并力陈人民意见与社会利病于静江主席，则未尝不竭尽心力，黎叔谓余在省府委员之职责上可云勇于负责，而对教育厅之本职则未免过于消极，余亦自承以为不谬也。

是年春第一次全国运动大会举行于杭州，撰大会宣言，季陶以为发皇蹈厉之文。

移寓于小莲庄，刘翰怡先先之别墅也，颇有庭园花木之胜。

以省费考选留美学生七人，分习应用化学、矿冶、土木工程、电机、机械及水利诸科。

夏秋之间，以西北军阀抗命，阎、冯联合称兵，有陇海路之战役，蒋总司令督师柳河，辛劳备至，力子、佛海均相从于列车中，亲冒矢石，甚至饮水不继，常五六日不澣濯，其苦可知。及九月间克郑州，力子先生已疲甚，乃请于蒋公，命余即往前线，余既抵郑州，而开封亦下、冯军大半投诚，战役遂告结束，余仅受命撰拟文字一二篇，代拟告中央日报各同志书，及常务委员提案。遂东返留京小住，复随蒋公往居溪口约一星期，仍回杭州。

出席第一次中央全体会议，奉命偕叶琢堂先生劝静公辞浙省政务，专任建设委员会事，吴稚老力赞之，静公欣然许诺，乃完满解决。

十月浙江省政府改组命下，张难先生为主席，各厅均更动，余仍留任，然难先迟迟未来接事，余亦奔走京、沪间，不常在杭州也。

十一月接行第院秘书长电嘱，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既至则知蒋公将自兼教育部长，而欲调余入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组，由于李（石曾）、蔡（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对蔡不满，且对放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谥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郑毓秀（上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等处办学成绩极不佳，且常蔑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张去蒋梦麟甚力，吴稚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议以高鲁（天文学者）代梦麟为教长，将通过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对甚力，即席声言“高鲁何如人，乃可托以教育行政之重任，岂不羞天下之士！”蒋公不得已，乃请于高鲁未到任以前，由蒋公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而以李书华（润章）为政务次长，润章则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统中为最纯谨公正之人物也。蒋公既自兼部长，因欲以余任次长，故由吕秘书长（蘧孙）电邀到京相商云。余既至京，适开国务会议，而蒋公在牯岭，余乃走谒戴季陶院长，始悉国府已内定余为常务次长云。念教育行政，非所素习，而此职将调和两大势力之间，尤为复杂而繁难，不知何以副蒋公之望耳。

到京之第三日，接蒋公牯岭来电，邀余及立夫随稚公往庐山一谈，乃与立夫自京乘邮航机前往，此为余第一次乘飞机。既至牯岭，蒋公促余早日赴部接事，且命之曰：“教育为革命建国要计，凡事当请教于吴、李、蔡诸先进，然必勿堕入派别之见，总之不可拂李、蔡诸公之意，亦不可一味顺从李、蔡之意见，宜以大公致诚之心，斩绝一切葛藤，而谋所以整顿风气，至于政府及前教部所行整顿大学教育与整肃学风之政策，则须排除万难以贯澈之，不以人事关系而稍为迁就也。”

回杭州一行，结束厅务，邀黎叔、子翰、酉生、祖望入教部相助，厅事俟新厅长张道藩同志到任接收，余即匆匆赴京。

十二月接教育部常务次长事。前次长刘大白先生代办移交后回浙，部中聘前常务次长朱经农君为特约编审，接收之际，同学赵述庭君相助之力为多。赵君，教部原任之参事也。

与政务欲长李润章君商定办事手续，凡以兼部长名义发出之部令，均由余二人会签负责，重要者以时报告于蒋公，因蒋公不暇到部也。润章笃实长厚，初相遇犹不相知，继则性情浃洽，知余坦白无他，同为书生本色，遂极相得焉。

民国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四十二岁

在京任事，寓中央饭店，辟一室以居，未携眷属同住，所居为普通旅客之三等室，仅自加一书桌而已。友人过者常笑余为真能以官为传舍者。余非有所矫饰，实以性不近于从政，常思有机会受代而去，故全家人居沪，以免迁住之烦，此种僻性，未合情理，然当时却以此为安，对职务方面，则未尝有所旷怠，即星期假日，亦不常回沪寓，一岁中仅归省六七次而已。

在教部常务次长任内，以处理学潮及调整大学教育方面较为尽力；（一）整顿劳动大学停办劳大附中，并贯澈劳动大学停止招生之命令，（此事沪市府协助之力最多（二）平定清华大学风潮，（三）厉行国立院校会计报销，（四）整顿光华大学，以部令停止教授罗隆基之聘约，（五）整顿上海法政学院及中法工学院，（六）解散北京俄文法政学院，调整北平大学组织，（以沈尹默先生任校长）。至于中等教育，则以重质不重量为主，对地方教育行政，以整理学产及普及小学教育与义务教育为主，独对于社会教育部分，余主张质量并重，而司长李蒸（云亭）专务扩充各省社教经费，以李次长信任云亭，余亦不得不取同一态度焉。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见关系（反对训政期约法及国民会议），辞立法院院长职，屏居汤山，继迁入城内黄龙巷暂住，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余在京目睹其事，深为本党前途忧之。更有感于党人先进者意气之盛，执政当局负责之难，益视政治生活为畏途，几欲诤劝蒋公引退焉。

六月举行中央全体会议。蒋公亲赴南昌主持剿匪军事，中央决议以李次长署理教育部长，而任命余为政务次长，钱乙藜（昌照）为常务次长。余复被推任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其部长则刘芦隐任之，而另一副部长乃程君天放也。

五月得留法友人来电，五弟行叔以肠疾殁于巴黎。病起已久而不以相告，卒致客死异域，闻讯悼痛，几于晕绝。四弟方任教于中央大学史学系，得电后邀之来寓，以凶耗告之，四弟闻而大恸，以道远不能归骨，乃电托邵鹤亭、毛无止君等为葬于巴黎，此余毕生一大憾事，亦毕生一最大伤心事也。

是年夏，长江大水为灾，居南京度夏，有如深秋。

秋间拟为诸弟分折田宅，已定期与望弟同归，且准备一切矣，沈阳变起，乃不果行。

九月十八日，日军突攻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讯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皇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者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至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

沈阳事变起后，中央宣传部事务顿见重要，部长刘芦隐久不来京，余与程君天放乃不得不负责任事，自是余遂以教育部事委托钱次长，而每日到中央党部办公，一切与天放协商而行，天放对国外宣传多负责任，而余则对于宣传方针之制定及国内宣传之指导多负责任，两人分工合作，至为和洽，其佐理者为秘书方希孔、朱云光两同志，而云光之尽力为尤多。

中枢设立特种外交委负会，戴季陶、宋子文两君分任正副主任委员，余亦被指定为委员之一，每日七时必集会，外交部部长次长均列席，报告消息及使领馆情报，当场决定应付办法，由外交部执行之。有时起草文件，戴君常以属余，故每日上午必十一二时会毕乃得至教育部办公一小时，而午后则均在中央党部，即晚间亦往往在中央宣传部办事，常至十一时后始归寓。学生团体来京请愿出兵宣战者不绝，大队集合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常有不逞之徒从中煽动，故意与政府以难堪。唯蒋主席始终保持中和严正之态度，对青年学生绝不取压迫之办法，故两三月间，至京请愿者无虑五六万人，而卒未发生一次冲突，其行动越轨者，亦只以警察徒手驱散或弹压之而已。所谓粤方委员之在沪上者虽欲造成惨案而终无间以入也。此一时期中余在职务上偏重于宣传方面，间亦奉蒋主席命办理特种文件之撰拟，每日工作常在十二时以上，所歉然于心者，则身为教育次长，未能助李代部长平息学潮，致使首都要地，发生殴辱中央大学校长教员等事件耳。

国联行动迟缓，英、美意见未能一致，日寇益鸱张，反政府分子之结合破坏亦愈烈，中央蔡、张（溥泉）及陈真如等力主斡旋宁、粤合谋团结，蒋主席亦以丙部不臻统一，无以对外，于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容纳粤方选出之中委后，决定委曲忍让，请胡、汪、孙以及粤系委员共同来京开会，然后辞职。嗣接胡电非蒋公先有辞职表示，不允来京。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常会接受辞呈，选任林委员森代理主席，陈真如代行政院长，而十七日孙委员科乃率粤方诸委共同来京，然胡、汪二人仍在沪未来，仅陈璧君先来耳。

余是年在京，意常不乐，每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自给，故客居旅舍，不另赁屋，及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期近，乃觉中央饭店不可久住，否则应酬谈话将不堪其扰，爰暂赁梅花巷一宅以居，及蒋主席辞职，乃决心共同引退，遂我初愿，不料行政院最后一次会议复发表余重回浙教育厅厅长之任，两次固辞，均不获请，甚为怅怅。及第四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将开，被推为全会四秘书之一（秘书长吴铁城，四秘书者曾仲鸣、梁寒操、程天放及余也）。方拟会后回沪，乃于全会秘书处会议中，发觉宁、粤界限依然森严，梁君甚至提议文书、议事科长宁、粤各推一人，如此相猜，毋乃太甚，遂于十二月二十日夜谒陈蒋公，即夕束装，留书铁城先生，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浩然返沪矣。计自去年十二月廿二日接教部事，迄离京之日适满一年，可谓巧合。先是阴历五月间，大哥在京任国府参事，某日约同君诲先生啜茗于鸡鸣寺，余偶求得观音签问何日可辞官归里，签语有“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之句，签解又有“官非宜解”之语，余先阅签解，嗒然若丧，意谓“官不宜解”则无解官之望也，大哥曰不然，曷不作三句读，即官、非、宜解，岂非即遂汝所愿乎。余乃恍然曰：得之矣；所谓“满载归”者，殆即谓满一载乃许汝归耳。自是常为友人言之，力子、佛海、志希诸人均知其事，至是果验。自京归沪以后，恍如重负顿释，每日对妻孥闲谈或市小食共饮或出游，意态闲适。然鲁主席已先赴任，屡催余到杭接事，则又为之败兴不浅耳。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四十三岁

一月赴浙接任教育厅长，寓葛岭路乐庐。发表钱均夫先生及黎叔酉生为秘书，（酉生以督学调秘书室服务）陆步青、罗迪先、张任天、李子翰为第一二三四科科长。

蒋公来杭居住约一周，汪亦来杭相会，于蒋公处初见汪先生，汪嘱余常过彼处谈话，意极殷懃，友人谓彼之对人往往如此，然人多不信其有真诚也。蒋公在杭时，有金陵大学学生八十余人来请愿，意在吁请重出督率国军与日作战，蒋公自以在野之身，不便延见，嘱余及许绍棣君劝止之，诸生乃归去。

一月下旬，布置厅务大致就绪，回沪稍作休息，然沪上日军屡作挑衅姿势，特务机关及领馆无理取闹，要求取缔排日运动，解散排日团体，其意甚恶。余恐沪、杭车中断，遂于一月二十六日回杭，留眷在沪，殊不放心，乃未及二日，而一二八之战事以起，一家七八口，均赖余妇独承其责，沪、杭电讯迟滞，久久始通，旋知暂避于合众公司楼上，于阴历年底归甬返里，中间曾传皋、皓两儿失踪，在杭闻之，为之焦急不置。二月间回沪一视家人，允默决整装再返慈溪，盖沪战仍继续进行也。

一二八事起之前旬日，南京政枢动摇，行政院长孙科离京赴沪，陈友仁任外交部长高唱宣战，蒋公既发表独立外交之论文（邵元冲拟初稿，而余承命润色之），复不忍中枢扰攘无主，乃与汪相约入京共同负责。既抵京而沪战即起，即日决定政府迁洛阳，蒋公护送至中途，仍回京坐镇，并督十九路与第五军（八十七、八十八两师）作战，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祇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祇送十九路军各部，然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曰：“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祇期歼敌，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忽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运命，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此电文祇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入。）如此精诚，真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也。

三月下旬以蒋公电招赴南京，见市况萧条，政府各机关均仅有驻京办事处，熟人多不在京，余承命代拟覆长兄介卿书，（答来书不遣援兵不增军队之责难，后弃置未发表。）及辞不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辞呈，（此事后经朱益之、何敬之两公切劝，蒋公允就任；故亦未发表。）居京五日而归杭。

军事委员会成立，发表余任秘书处长，未到任前以李仲公代。余去电呈请收回成命，以仲公先生为北伐时总司令部之秘书处长，未可以余居其名而令彼代行。书上不覆，继而蒋公命人传语，嘱余专心在杭办教育，暂不必到任，仲公当为负责云。

余此次重任浙教厅长，实亦甚违素愿，然鲁咏安主席特相倚重，而民厅吕君蘧孙、财厅周君枕琴、建厅曾君养甫及省委杨君绵仲等与余均极相得，同甘共苦，感情孚洽，更以蒋公重视苏、浙、赣、皖，谓必巩固地方，培养实力，乃足以根本御侮，余亦不得不奋勉自效焉。到任后二月，察知浙省学风，承九一八学潮之后，亦渐有浮嚣盲动趋向，乃发表安定教育秩序一文于浙中各报，以示整顿学风之决心，同时对内则饬各督学勤加视导，举行公私各校校长会谈以加重其责任观念，并与省党部及警务机关密切联络，防止校外恶势力煽惑青年，卒相安无事。浙省学风素极纯朴，反动者知无可乘，渐渐引去或销匿，不久遂复旧观。

是年夏仍迁入小莲庄与大哥同住。大哥是年遣眷回慈而独留杭州，兄弟晨夕过从，四弟任省立图书馆馆长，亦常来谈，最得骨肉相聚之乐。惜余忧时感慨未能从大哥商讨文艺为可惜也。夏间允默挈儿辈均来杭同住，乐儿已五岁，能认方块字，公余回寓，常携见出游，余第一次在浙任事，不常作湖山之游，是时始知游息与作事不可偏废，每值休沐日，亦常登临游眺，间亦观电影，西湖大礼堂常有余之足迹焉。

浙江财政以债务费支出过多，收支不敷本钜，二十二年度之概算，编制颇难适合，建厅专务扩张事业，财厅则不胜保安经费与建设费之负担，而中央方在暗中布置国防，浙省担负经费日增，以致预算会议，久久无结果，鲁主席忧形于色、未能裁决，余首倡紧缩之议，愿从教厅及教育费作始，主张机关经费及事业经费均以八折及九折分别扣减，而国防建设则十足支给，如计完成。曾君养甫问余教育方面办得到乎？若教厅能行，则建厅亦照减，卒以此原则定议。事后黎叔又谓余：此又君勇于作省委之一证也。然教育界人士亦能谅省库艰难，卒照此实行，各校经费均照九折缩减云。

夏六月举行中学毕业会考

中央政校派教育系毕业生雷震甲、赵祥麟、何灌梁、刘玉书等七人来浙教厅实习，余与黎叔及各科长为厘定学程与实习科目，亲自指导凡实习七周而毕，均派往各县任教育局长，而赵祥麟成绩尤佳，派为省立高中训育员。余此次来浙任教，对中等教育渐图充实，为适应师资需要，本年先筹设省立师范一所，而对省立县立各中学则分别整顿之。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四十四岁

在浙任教育厅长职。二月长城战起，蒋公驰赴石庄督师，电余北上，乃与立夫兄由汴乘车北行，先至石家庄，陈景韩君君亦来相会，嗣同赴保定驻列车中约二星期。北平军分会设立，张学良辞职，敌人请停战，乃别蒋公，转北平回浙，离任者约一阅月。

本年在浙教育设施，积极方面仍无如何开展，惟基础已立，行政方面与教育界相互认识益深，政令推行，较易为力，举其大者：在高等教育方面，为考查省费留学生成绩及充实医专之设备。在中等教育方面，筹设温州师范（初级）及省立农业实验学校（在金华），并举行训育会议。在地方教育及初等教育方面，则提倡师资进修与继续整理学产，并推设乡村小学。在社会教育方面，充实省立图书馆，并筹办电影巡回教育。各科中以第二科（初等教育与地方教育）最有成绩，三科科长张任天出任县长，以赵季俞代行科务。

是年提请省府拨定省公债四十万元为扩充职业教育与师范教育之基金。

自去年起，每值初夏，即患小疾，精神疲滞，心绪烦乱，往往因之失眠，今年更基，请假服药调治，约二十天始愈，盖体力渐衰矣。

举行第二次毕业会考。

蒋公来电有邀余往南昌佐助笔扎之意，且闻已物色继任人选，盼余能于学期结束后前往，余遂结束厅务。六月，两次电行政院教育部辞职，然教部以江、浙两省教育正待及时推进，不宜易人，请于蒋公，坚决慰留。嗣后蒋公又来电嘱继续服务，乃打销辞意焉。

夏回慈溪，为先祖妣叶宜人祝百龄冥诞，三家子弟咸集，约留一星期而归。

是年冬，福建有人民政府之变乱，蒋公于事变甫萌时，竭力劝导，不欲以纪律相绳，乃变乱终于勃发，蒋公在赣筹策既定，于十上月莅杭部署讨乱军事，凡留居一周，而后由浙入闽讨逆，时适其太夫人七十冥寿，余及鲁主席等均往奉化拜祭，而蒋公则未归家也。

民国二十三年申戌（一九三四）四十五岁

当人民政府之叛变初起时，浙江毗连闽赣，最为反动分子之注意点，而军事运输及补给，亦须协筹，鲁主席以此役关系国家纲纪与安危，督饬各厅，就地方力量所及，为中央分忧劳，其时财厅则垫筹经费，建总则协助运输，（杭江铁道军运效率之强为迅速制胜之一主因）而教育方面，彼方亦有派人潜入活动者，多方防止，卒告无事，未及两月，而乱事遂平。

二月偕吕蘧孙厅长、鲁鲁山秘书长同赴南昌参加行营所召集之十省行政人员会议，苏、浙、闽、赣、皖、颚、湘、豫、陕、甘各省之秘书长，民教两厅长及一部分行政督察专员均集。住百花洲旅馆（病疟三天），开会约四日，报告省政及民政教育设施，蒋公三次出席致词，以生聚教训，明耻教战，勖勉与会诸人，谓期以五年，必当奠立国防建设，方能雪耻图强，完成革命也。

在赣垣三谒蒋公，最后一次，蒋公告余，谓行营诸务猬集，政事有杨秘书长畅卿，军事有熊主任天翼，惟文字撰拟，迄无佐助之人，实需如君者在余之左右，浙省教育厅事，如可兼任名义，以秘书代行则更佳，否则可另保一人自代，总之盼能来此相助，然亦不必急急，俟学年结束暑假后再来亦可。余感蒋公之意，遂允必来赣服务，但不愿居何名义耳。旋即拟继任人选四人（程天放、余井塘、叶溯中、许绍棣）请择定其一，蒋公谓即以叶君继任可也，嘱返浙待电命再来。

四月再得南昌电，乃结束厅务，并到京谒教部王部长雪艇，请提院议以叶溯中君继任，雪艇甚惜余离职，言之再四，遂归杭提辞呈，二星期后始得请焉。

五月赴南昌住省府招待所，奉命担任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设计委员会者，蒋公欲网罗国外留学生之青年有志者，俾作研究、设计、审议、调查等工作，而一面即训练之以期成材者也。旧为常务委员制，杨、熊及梁颖文为常委。今以余到赣，蒋公谓不能一无名义，且此会极重要，故改为主任制，以主任属余。余察知此会职权规定极含混，委员人数达二十人，颇涉冗滥，其真有学问见解又能明识分际者，寥寥四五人已，坚请收回成命，愿以无名义之身，留赣服务，蒋公不许。乃加任徐庆誉为副主任委员，谓会中日常事由副主任理之，汝但助余笔扎，并留心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且备谘询可已。

五月随蒋公回京参加军校十周纪念典礼。过牯岭小住，寓孙天孙君家四日，撰十年来之回顾一文，在京事毕，仍回赣垣，购得宁都三魏集及王于一（猷定）文集各一部，寄赠外舅。

七月到牯岭避暑，允默携两儿同来，赁屋河西路五十四号，晨夕出外观览，颇得游眺之乐。是夏蒋公亦至牯岭，设计委员会同人均迁来，以医生洼某号为会址。余每周去会三次，约各委员会谈研究，至会中日常各事，均嘱徐副主任办理之。其时蒋公所注重者，为精神教育与国防建设，余每入谒，必见图表方案，堆满几案间，蒋公每日披阅文件，签发命令，听取报告，核改方案，治事时间常在十小时以上。更以暇时约专家，讲述专门问题及国际形势，与东西洋历史，舆论界与学术界人上，渐知蒋公谋国之苦心矣。余虽在左右，愧无贡献，惟承命修改讲词及审定自反录二集之初稿。至八月下旬，忽患脑病，每日头眩心跳，且常有微热，及九月初，乃请假回杭州养病，住小莲庄凡两月，始稍愈。

十二月赴南京出席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寓京三周，以蒋公回籍，乃复返杭州小住。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四十六岁

一月，去奉化溪口住旬日，撰敌乎友乎一长文携至上海，以徐道麟君之名义发表于外交评论杂志。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至计。为日本彷彷无主之国论辟一新视野，而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也。既发表后，各报竞相转载，日本之报纸杂志，亦均纷纷转译，颇引起一时之注意。事后日本方面亦渐有疑此文为当局所授意者，然皆将信将疑，但至少与彼邦主张急进之少壮军阀以一打击云。

由溪口回杭州小住即去南昌。在南昌度阴历年，购陈后山诗注一册，日日讽咏之。旋奉蒋公电召，与杨畅卿同赴牯岭，住牯岭约旬日，南昌行营结束，改设剿匪总部于武昌，余所任之设计委员会职务，以该会撒消而解除。在牯岭时，蒋公决定修改侍从室之组织，分设第一二两处：第一处设第一（总务）第二（参谋）第三（警卫）三组，第二处设第四（秘书）第五（研究）两组，命原任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君为第一处主任，而以余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研究组设秘书八至十二人，以设计委员会原住设计委员徐庆誉、张彝鼎、李毓九、高传珠、徐道邻、罗贡华、傅锐、何方理诸人任之。（侍从室之组织始于民国二十二年，最初由林蔚文先生任主任，后由晏君任主任，其原来编制为第一组警卫，第二组秘书，第三组调查及纪录，第四组总务，另附设侍从参谋若干人。）

二月赴汉口，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职，奉命兼第五组组长，其第四组组长则以原任第二组长毛庆祥君任之。（原编制第三组撒消，代组长萧赞育改任侍从秘书）第五组之办公处设于汉口三北公司之楼上，研究工作分为内政、法制、文化教育、国际时事、中日关系及经济等各类，各秘书每人任一类为主，并认一类为副，其翻译工作，则分英、法、德、日、俄等五国文字，指定分任之。居汉口二月，寄寓电话局局长官舍，盖张君明镐适在汉任局长之职也。陈君秋阳随余同住，佐缮写收发之役。侍从室初成立，除五组诸人作研究工作须余为之规画督促外，四组之公事，大率分配至主管机关办理，故余所司之事甚简，以暇时阅通鉴及英、美近代史。自三月起始为日记，自是日日为之，未尝中辍焉。

赣匪自去年为国军倾荡巢穴后，西窜川黔，蒋公先派贺国光主任率参谋团入川，至是以川中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乃将武昌三省剿匪总部事，委张汉卿副总司令与钱参谋长大钧，而躬自入川，督率川、黔清剿匪事，杨秘书长畅卿偕行，命余暂留汉口待命入川。

四月由汉乘飞机经宜昌赴重庆，第五组诸人均留汉口，属罗秘书贡华代理组长事。居重庆约一月，寓上清寺陶园内之农村，与川中军政界及教育界新闻界人士相接触甚多，觉川人之颖慧活泼，实胜于他省，而沉着质朴之士，殊不多觏，模仿性甚强，亦颇思向上，然多疑善变，凡事不能从根本致力，即军人官吏，亦均文胜于质，志大而气狭。故蒋公到川，首以质朴诚信为尚，而标揭除匪禁烟为最大要政，省中军政，仍重寄事权于刘主席甫澄，以其人在川省军人中较为廉谨自好，望其有所成就也。余于外界不轻易往还，即相见亦不多发言，唯力劝川人尊重军政系统，服从刘主席，以刬除防区时代所遗留之封建恶习，庶不负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其时川中政客说士，萃于各军首领之门，交通游说，纵横结托，而蒋公幕中随行诸人，均处处持之以大，初到时尚有怀疑不安心理，未几即相安焉。及田颂尧剿匪失机，蒋公申明赏罚，改任孙震为军长，中央之威信，更为之一振，剿匪军事，遂亦益见顺利。

余到重庆约半月后，蒋公赴贵州，以窜匪在黔甚猖獗也。蒋公去时，仅携晏甸樵主任同往，拟于短期内归来，旋来电命余偕往，乃于五月某日偕陈辞修君与吴稚晖先生同飞贵阳。

在贵阳约住两星期，寓薛总司令伯陵之总部内，承蒋公命，起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数经修改，于八月间始发表之。在贵阳时事务较繁，盖杨畅卿秘书长在渝留守，前方承转各件，有时间性者，皆须由侍从室办理之，而第四组无谙习公牍之职员，不能不由余自为处理，然余于公牍实亦非所习也。

余至贵阳之日，匪势已稍杀，初时围扰息烽等处，迫近省垣，势极猖獗，卒被聚歼，人心称快，时王家照已去职，蒋公请政府改组黔省府，以吴礼卿先生任主席（因黔、桂接壤，礼卿先生与李、白诸人有交谊，可免除心理上之不安）；曹经沅、李仲公、叶元龙、朱庭祜分任民财教建厅长。省府就职之日，吴洗生监誓，蒋公亲临致词，余亦参加典礼。自兹中央政令，乃得达于黔省，然军阀擅政，百废凌乱，财用尤竭，省府接事之日，库存不及三千余元，请于蒋公，拨五万元济助之，仍责成财厅厉行整理焉。

假日偕吴稚晖先生往游修文县之龙场驿，瞻王文成公祠及玩易窠旧址，阳明墨迹，留镌壁间者尚完好如新。修文距贵阳仅半日程，流连至暮而归。黔人士为余言，黔之有文化，盖阳明实启之，明以前之黯陋，殆非近人所能置信也。

贵州天气多阴雨，晴天殊少，居此稍久者无不患小病，饮水殆亦有关系，此行如蒋夫人及稚晖先生均曾患寒热，余亦小病四五日，会蒋公出游安顺，余适以病未能偕也。

居贵阳二周后蒋公赴昆明，余以无机迟一日行，是日适为苗民节日，城外苗民男女每年此日均集省城游览歌舞，市所需以归，本年中央剿匪队伍为联络边民情感，特备饼饵食品分散之，苗民咸大欢悦。是晚与陈辞修君坐绥署庭中作长谈，次日即飞昆明。

在昆明住翠湖边之金铸九先生别墅，与稚晖先生同寓，蒋公住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之前院。昆明为高原，地势恺爽，气候温和，自贵阳来此，俨如重到江南，精神为之一振。（在由黔赴滇之飞机中，作家书二椷，托机师白利君回飞至重庆投航邮，两日而达杭州，家人均以为迅速出于意外。）翠湖者，在五华山（省府）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阮文达建）、唐公堤，俨如西湖之有苏、白二堤，旦暮游行其间，偶至昆华图书馆阅书，洵乐事也。（昆明近郊西山及滇池均风景胜地，余随蒋公作两日之游，并与稚公同至安宁温泉沐浴焉。）到昆明之日，省府龙主席设盛大之招待宴以迎蒋公，其客厅之闳丽有如北平之居仁堂，是日宾主到者三百人，礼数极盛。众中忽晤袁树五（嘉谷）先生，乃余在高校肄业时任浙提学使者也，相见执弟子礼，袁先生为之色喜，介余遍识省中之耆宿如王九龄、周惺甫、易夔举诸人，挹其言论，皆通达时务，洞明学术，虽规模稍狭，然较之在黔之荒寂，自不同矣。

残匪在会理、西昌间窜伏甚多，蒋公某日约龙主席同乘飞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属第一次，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亦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故到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仅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余等居滇，亦多与文化、建设方面之人物往还，曾出席滇省教育会对全城中学生讲演一次，各厅长过从较密者为建厅张西林（邦翰）、教厅龚自知及省委（前实业厅长）兼富滇银行长缪云台诸人，而缪君之言论识见，尤有过人者，民厅长丁兆冠思想稍旧，财厅长陆子安则极深沉而不多言，然省府诸人之意志一致，则非四川之可比云。

六月蒋公仍转贵阳回重庆，余等多留数日，偕稚晖先生应蒋夫人之邀赴个旧游览，乘汽车循铁路而往。至开远（即阿迷州）住小旅馆（安南人所设）一宿，拟再前进，而天气酷热，蒋夫人有小病，遂不果往，仍折回昆明，次日同乘飞机迳返重庆，盖蒋公临行时嘱不必绕道贵阳也。是日飞机途中遇雾，几迷失方向，冒险低降，始辨途径，安然抵渝。

到重庆不数日，即赴成都，（由成渝公路乘汽车往，中途宿内江，次日午后一时到达。）住陕西街之行辕，秋阳寓余之邻室，而庆祥、荻浪亦与余同寓一楼，公文往返接洽，较前为便。已而蒋公命余，凡杨秘书长承转之各项呈件，于批覆后，均交余详阅后再送达办理，盖暗示余当练习政务与公牍，以资接洽与联系也。是时京中政象，以蒋公出外日多，渐有纷纭轧砾之象，行政院与监察司法各院间，颇多龃龉，赖叶楚伧秘书长弥缝调节其间，勉克相安而已。朱骝先、罗志希、徐可均、萧青萍诸人均曾来川有所报告，余均劝彼等以大敌在前宜尽祛疑虑，既信任领袖，即应信领袖所信任之人，毋意毋必，共度艰难，必中枢安定，始有忍辱负重准备御侮之可能也。

是夏，敌方在华北军阀意图启衅，对我政分会压迫备至，要求撒退中央军及宪警，并将平、津党部撒除，蒋公从大处着眼，极端隐忍，卒一一许之，自此第二、第二十五师均先后撒退，而蒋孝先君原率宪兵驻平，亦调至侍从室服务，党部移地秘密进行。顾京中群情愤慨，汪氏无以自解于同志，蒋公于六月廿九日命草一电文，致中央政治会议，说明忍辱以备雪耻之至理，此电抵京，何敬之先生以为不宜发表，遂密存未报告会议云。

七月，蒋公移寓峨眉，开办峨眉训练团，调川省军官分批受训，余亦随往，住峨眉之新开寺，所居为一小木屋，室之低矮，俨如一谷仓，顾气候殊凉爽，其时五组一部分秘书亦迁川同寓山间，并任训练团之训育干事职务，余未参加训练团工作，仅为蒋公准备训练材料及整理讲稿撰拟文字而已。蒋公每周必至报国寺团部住三四日，训练极勤，间以余时研究国防建设及财政经济之方案，常招专家来相讲习云。

八月，汪氏忽萌退志称病赴青岛，蒋公以中枢无主，乃飞往庐山，命张岳军先生至青岛挽留汪氏，未得要领，乃回南京，出席中央政治会议，对出席各同志，痛切说明革命之环境现状与中枢诸人及中央委员应协同负责以济艰危之理，京中空气，始见转移。余住京三日，遂乘此时请假回里，为先考七十冥诞在家设奠。先一日由京返沪，偕允默及弟妹等全家乘轮返慈溪，家人团聚，皆以余于役数千里外，乃得及时归奠为非始料所及。大哥更为余言，虽旅途辛苦，而经历山川，得以开拓见闻，宜引为幸事云。留家二日，仍转沪、杭回京。以陈君秋阳不乐远行，有引退意，乃改约王学素君入侍从室为秘书。

为宪法草案事，奉命访黄膺白先生于莫干山，畅游山中，并与黄君谈三小时而归。九月到南京与程天放、萨孟武、梅思平诸君研究宪法草案，蒋公来电指示要点甚详，余等就立法院初稿，详加斟酌，别拟一修正案，凡一星期而就，遂携稿西行再赴成都。此时训练团已结业，乃不复去峨眉，住成都又半月余，曾往谒方鹤济、徐子休、尹仲锡、周菶池、徐申诸老，此数君者，成都所谓五老七贤，乃一般人所认为方正不阿者也。

十月初旬，蒋公离川，余亦自成都乘邮航机迳飞上海。晨八时自成都起飞，经长安郊外暂停，又过郑州、南京小停，午后五时卅分抵上海。越二日，参观全国运动大会。

十一月到南京住中央饭店，参加六中全会，汪精卫被刺入医院养伤，未几痊愈。此举与京中政界以一大刺激，浮议纷纭，久之乃侦知刺客为反动派王亚樵等所指使，即汪之友人亦疑虑冰释焉。六中全会未发宣言，其闭幕词则余承命起草者也。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南京，其代表即以四全大会之代表充之。十一月十二日开幕，林主席致开幕词，亦余所承命起草者。大会举行十日，蒋公有重要之外交报告，即“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是也。大会宣言，则戴君季陶草定要点而余为之连缀成文者，此文自属撰以至定稿，经修改三次凡费二十小时云。

五全大会以后，选定胡展堂为中常会主席，汪为中政会主席，蒋公任两会之副主席，兼行政院长，以顾孟余为中政会秘书长（旋决议由朱骝先代），余为副秘书长，自兹蒋公遂躬负党政军重责于一身。是年冬赁宅于南京之灵隐路，挈眷移寓焉。

大会毕后，余体力心力交疲，兼以党政机构改组以后，人事接洽，甚感纷纭，一部份同志，不明蒋公意志，动辄以安置亲厚者为先，而曾不计办事之效率，中政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尤为不易安排，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于神经错乱，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出言不逊，事后追悔，旋又犯之，延医诊视，投剂服药亦无效力，不得已以书白蒋公，告病体不支，蒋公覆准病假一月，中政会事托叶楚伧先生及狄君武同志料理，遂将各事与楚公接洽，于十二月中旬偕允默由京回沪转赴杭州养疴，到杭仍寓小莲庄，与五妹家同寓，阴历岁除，即在杭州度过，诸儿均未来寓，四弟送思佛侄来，博我欢笑，余对思佛甚爱其天真也。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四十七岁

仍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及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

二月到京销假，仍寓灵隐路。侍从室第二处自此始在军校内有固定之办公地址，每日到处办公数小时，第五组则每周举行会议与谈话会各一次，然五组各秘书多不明其职务之性质，常思越位言事，或请求调查各机关状况，或喜摭拾风闻之词攻讦主管人员，或条陈意见而实未详考法令与事实，余屡为指示，而彼辈之观念终不能改变，此最足令余烦惫不安者也。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故任钱大钧（慕尹），并兼侍卫长名义。晏甸樵调充西安行营参谋长，佐张汉卿主持西北剿匪军事，盖川匪已窜至陕甘矣。

蒋公既任行政院长，对内政锐意刷新，对国防积极准备，对经济加紧建设，对财政金融亦预作非常时期的筹划，而对日外交则多方运用彼国文治派与反军阀之力量，使与侵略暴力相抗衡，务期充份争取时间以达我建国自强之目的。外交部既任命张岳军先生为部长，即秉此意志以与日本外务当局相周旋。在内政方面，除经常会议外，每周在官邸召集党务谈话会及行政院各部会长官谈话会，及特种党务人员会报各一次，劳心焦思，唯日不给。又召集行政会议，开办县政训练班，而于民众组训方面，亦于中央军校内扩大设置特别班以造成干部。故此半年以内，实为开始建国准备最积极之时期。乃粤桂军人，竟以请求中央对日作战之名义，出兵于湘境，时局又起一轩然之大波浪。而西北剿匪，益见困难，日人侵略，亦遂乘之而作伺隙欲动之势矣。

陈、李、白等之军事行动既发生后，蒋公即在中央纪念周发表极恳挚严正之谈话，主张对日问题应于全体会议中解决，一面电劝粤方将入湘之师撒回粤境；一面即宣布召集全会之日期，粤方仿未遵从，中央乃遣队伍驻屯于衡州以北，师行神速，卒阻异谋使不得逞。其时中央各军事首领及冯焕章、李协和、唐生智等均电陈、李、白切劝慎重，而蒋公亦对陈济棠恳切诰谕，电文往复不下十数，余此时笔札之役，亦较繁于平日焉。

三四月间蒋公赴汉转往西北视察，余随舰西行，既抵汉口，蒋公命驰回以宪草改正之意见函达孙哲生、王亮畴诸氏。到上海与季陶、亮畴、楚伧等共商于亮畴之寓所，并合为意见七条，仍携归中央就宪草审议会中决定之。

二中全会举行于南京，决议以陈济棠、李德邻等为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设广西绥靖主任、副主任，裁撒粤、桂特设之党政机关，国内政令始归统一。余汉谋被任粤省绥靖主任，陈济棠辞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离粤赴港。辞职之前，派陈汉光师长来谒蒋公，蒋公是日准备西行，于一小时内草一长约千言之函慰勉之，其精诚洵足感动奕世也。

蒋公是夏仍赴牯岭避暑，筹备续办暑期庐山训练团，嗣因内外时局多故，临时停止。余以小病未及同时上山，约迟旬日，始携同事三四人前往，允默等留京未行。是年吟苢兄应俞樵峰部长之邀，入交通部任参事，亦挈眷与余家同寓于南京熙和路。

余未上山以前，钱主任以第一处主任对第二处事兼为指导，其时汪日章秘书已升任组长（此为本年春间在京时所定，盖钱欲以庆祥为第一组组长，故保汪任第四组事，既批准而毛不肯就第一组事，遂留侍从秘书名义而专任机要室之主任秘书，此事钱事前未商余同意，实不谙手续与系统然余，为和洽同事计，亦未与之计较焉。）某日有工兵学校请颁训词，钱不以寄余而交汪组长与张彝鼎二人同拟，既拟就呈阅，蒋公见其草率幼稚不可用，援笔批曰“此等文字，尚不够中学生程度，何得率为转呈。”钱以代余受过，意甚不怿，余上山始知之，然汪组长毫无内媿之心，余付之一嘅而已。

粤事渐定，空军黄光锐等全部来归于中央，蒋公颁词训勉，优待有加，唯桂局不定，李、白二人迟迟不就绥靖署职务，中央乃改派李为军委会常委，调白为浙省主席，而命黄季宽为广西绥署主任，李品仙副之。不料李、白于新命甫颁之日，忽来电表示就绥署职务，意在明拒中央所派之黄季宽到任也。蒋公为此事有俭、东、冬三电致李、白恳切劝导，李、白卒不从，且备战甚亟，桂省人心皇惑。蒋公又以粤中军政诸待处理，乃于六月某日以飞机驰在广州，余及朱益之主任等旋亦同行飞粤，盖慕尹已于两周前与辞修先赴广州也。

到广州后，借寓于曾养甫同志家，备蒙优待，约住一星期后，移寓李洁芝局长之公舍。旋因蒋公移节黄埔海关旧址，余及侍从室同人亦随往，住入昔年之校长官舍，慕尹与端纳居于楼上，余与第二处职员居楼下之东边二室，蒋公每于晚饭后散步，常过余等之办公室巡视，徊徘念旧，知其今昔之感深矣。一日，闻总理之卢太夫人在广州，命余过江谒之，余遵命往访，惜已于上半天回澳门，仅见总理之婿戴恩赛君而已。

广西事久悬不决，蒋公以绝大之宽容与忍耐处之，辞修次长多方赞画，蔚文厅长亦居中筹策，在军事上祇作戒备，决不进袭，亦勿使中央军与桂军，相距太近，而居觉生、朱益之、程颂云三先生更不惮辛劳，飞桂劝导，桂省军民，盛感中央德惠，空军一部率先归顺，最后彼方派刘为章（斐）等数人来粤，对军事政治及财政等有所请求，蒋公一一允之，且命西江附近之中央军先撤。此一役也，中外人士之观察者，均谓必出于一战无疑，最后卒以兵不血刃而获得圆满解决，李总司令德邻亲谒蒋公于广州，归还军权，完成统一。蒋公闻其到粤，不待来谒，先往访晤，谓不欲使彼有屈就之感。又与李同摄一影，消息传播，薄海欢跃。然敌国日本，对我畏忌愈深，而挑衅之阴谋亦日烈矣。

余居粤省先后一月余，是时日方浪人到处制造事变，上海、汉口成都、北海，先后发生日侨被袭害之事件，日方恃强要索，其势汹汹，而成都事件，且藉口必欲达到设置领事之目的。及北海事起，更复剑拔弩张，地方当局送达行辕之报告，类多模胡影响或掩饰其一部，往往览电躇踌，推敲许久，仍不得其端绪，然一经呈阅，蒋公必为批款导窍，予以详确之指示，承办之际，毫无困难，虽复辛劳，至为愉快也。在粤与教育界及党部之人士接触较多，省政方面，则与黄慕松主席所讨论者以财政与建设问题为多，蒋公并调俞寰澄先生偕王传麟科长来粤审核省府之预算，至十月中由行营批定之。

当各地“排日”事件踵时起，我外部与日使仍不断进行改善国交之谈判，彼方坚持其所提之原则而拒不讨论我方之要求，其中困难横生，非可言喻。王雪艇、张公权两部长，曾专程来粤谒见蒋公，高司长宗武亦亲自飞粤承商，最后形势已濒决裂，蒋公为备万一计，决始终不屈与之周旋，乃提先离粤赴赣，王、张两部长亦以为蒋公宜先至南昌，再定进止，万一破裂，居赣策画军事亦较易也。中秋前两日到南昌，余等初意以为必驻赣垣，不料蒋公即赴星子，是夜上牯岭，余等遂亦随行，钱君谓适有便机赴京将接其夫人来山，余以战事或竟不免！遂电属允默同乘飞机来庐山一叙。既知日方舆论，尚未极端恶化，乃决定用宣传方略，时何敬之部长适奉召来牯，遂电召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君偕同来山，余与之共同撰拟中日关系紧张中京沪报界之共同信念与期望，力言东亚紧张大局之不可破裂，沧波携回发表，日方反响尚佳，事态亦渐趋缓和。住山中一星期后，乘江输返南京。

旧历八月卅日为先母七十冥诞，四弟均在杭州，遂在杭州招贤寺设奠追荐，余与允默挈诸儿先二日到杭，思圻哥及六弟、弟妇均自沪来，同寓新新旅馆，是日家族亲戚到者四五十人，摄影以留纪念，家人团聚，亦近年难得之盛会也。

余到杭之翌日，蒋公为检阅航校并改进空军事，亦到杭小住，韩向方、杨虎城、于学忠诸将领及宋子文部长等均来杭，中外对此甚为注目，而日人尤极意宣传，以为有重大意义云。本年十月为蒋公五十寿辰，事先各方发起购机祝寿，蒋公却之不可得，旋闻京中将有盛大之祝庆会，乃决意离京作华山之游。事先谓余，远行太辛苦，可不必同行，惟口授拟报国与思亲一文，备于生日前发表，此文余携往沪上于福么里寓中撰成之，寄往华山，经蒋公命力子、楚伧酌加一段而后发表。

十月下半月在南京休息，卅日与朱骝先君同机飞洛阳，是日为蒋公生辰，阎百川、张汉卿、徐次宸、傅宜生等均来祝嘏，济阳、西宫开庆祝大会，演戱放炮，盛极一时，各方祝寿之电，除国际友人由外部拟覆外，均自洛阳办覆之。

居洛阳约一月，适值百灵庙大捷与日德防共协定发表，蒋公均有谈话发表，南京诸人来请示者有张岳军、陈立夫、张淮南、方希孔诸人，而何淬廉（政务处长）则奉命留洛，每日为蒋公讲英、法、美经济金融制度，旋钱乙藜君偕李赞侯来洛阳入谒。蒋公在此时期，对外交非常注意，而对共党问题与剿匪军事，更多深思筹划，余曾奉命撰肃清汉奸与灭扑残匪一文，盖针对中共中央之书告而发也。所谓人民阵线沈、邹、章、李等七人之被检举案亦发生于此时，各方为之营救，来电颇多不明立场者，蒋公均命以严正剀切之词覆之。是时蒋公拟发表一外交论文，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盖欲阐明中国不偏不倚之外交立场，以破阵线论者迷惑，此文在洛与张彝鼎秘书共同准备，未及完成而余忽患腹疾甚剧，延医诊视，迄未见痊。蒋公对入陕督剿残匪，谓余“西北天寒，有病之躯不宜同行，且朱骝先同志已调任浙省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事亦宜有一安排，兹给病假二十日，可先回京，如有必要，当电招西来，否则即在京相候可也。余乃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偕魏伯桢、张彝鼎、洪陆东诸君乘陇海车转津浦路回京。

到京后腹疾已痊，但精神殊疲倦，且患失眠，遂屏居养息。十二月十日以后方拟择日西上，乃十二月十二日即发生西安事变。是日下午一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至京电报已不通矣。外出探听，始知风传甚多，最后至何部长家，乃知其详，时中央各委员均集何宅，旋即决定召集中央临时常会，由于先生主席，宣读张学良之荒谬来电后，人人愤慨，决议出兵讨逆，任命何部长为讨逆军总司令，至夜深三时散会，接开中政会，照案通过。此后十数日间，余在京之繁忙痛苦，彷徨焦愤，直不可以言语形容。盖中政会应为最高权力发动机关，朱代秘书长已赴浙任事，会议各事不得不以副秘书长处理之。然中政会正副主席均不在京，开会与否须取决于四位院长，往往甲是乙否，莫知适从。其时戴院长则愤激失常，居、于二院长不甚问事，而孙院长之意见每与戴院长出入，余所能相与商榷者，楚公而外，祇有果、立、养甫诸人而已。且余身居侍从职员，而独不得与前方诸同人共患难，念蒋公之近状，忧前路之茫茫，每日常惘惘如有所失。其间经过，略可纪述者：（为张季鸾先生两次来商运用某方面外交力量，余力劝其在报上拥护中央讨叛立场，季鸾韪余言。（二）为与立夫、养甫联名劝诫张学良。（三）为代黄埔诸同志拟发警告电。（四）为协同宣传部策动全国舆论。（五）为听取蒋铭三自洛阳飞回时之报告。（六）为劝慰蒋夫人并解释其对中枢之误会。然事态纵极纷纭，而余心恰甚镇定，虽昼夜奔走，睡眠减少，亦不甚觉疲倦，事后思之，殆由服用胚胎素之功效者半，而精神力量足以支持体力，亦于此可以证明也。二十五日傍晚，得蒋公已抵洛阳之讯，以电话往询莫组长言明日即返京，是晚即派定工作人员，盖侍从室同人多随行被覊也。二十六日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纪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是日并草拟谈话稿与谢启等，参加官邸客室举行之中委谈话会，事虽繁而丝毫不感疲倦矣。

自二十六日至卅一日为蒋公草辞呈二首，发表谈话及消息约五六则，准备发表军法审判结果并拟请求特赦呈文，参加中央会议五六次。蒋公腰背受伤，艰于起坐，而钱主任又因胸部枪伤，在家养病，故余每日清晨必至办公室，往往深夜始归。军法审判张学良之日，蒋公恐有人为张说情，徒多烦扰，至余颐和路寓中小住半日，何部长询蒋公所在，余亦未以告也。首都举行西安蒙难人员追悼会，余率侍从室全体同人亲往祭奠，其时殉职死者有萧乃华、蒋孝先及侍卫官特务员等多人，追念旧谊，为之怆愤不置云。

元旦日代蒋公往谒林主席，行贺岁礼。蒋公以介卿先生之丧，于一月二日由京乘飞机回奉化，余与郑祖穆医师及竺培风君随行。培风，蒋公之甥也。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四十八岁

居溪口一月，寓慈庵，侍蒋公左右，遇文电之紧要者，常持原件以口头诵述，请示决定办法而办理之。庵中房室不敷，未携秘书同住，盖蒋公病中喜静畏烦也。某日闻张学良将来溪口，余恶与之相见，陈明蒋公，回甬一行，宿效实学校，为学生讲演西安事变之始末。后数日，力子先生及徐次宸、贺贵严诸君来，其时陕局仍极动荡，张部要求释张回部，中枢不之许，几不免用兵，而杨虎城操纵其间，尤顽强不讲情理，蒋公手电数次并作长函二椷教导之。此二函余请于蒋公，不在报上披露，以保全其体面。事后李君志刚语余，陕事终得和平解决者，盖杨虎城感于蒋公之宽大，故终不敢一意孤行也。汪精卫在海外闻讯驰归，特来奉化视蒋公，住三日而去，褚民谊、曾仲鸣同来，奉命招待之。

是年阴历岁除，诸儿均归官桥，来函请余归家度岁，余为职务所覊能往，作长函分别覆之。

二月二日蒋公赴杭州，余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既成乃赴沪，盖蒋归西爱咸斯路之沪寓请医检视身体也。

二月十二山沪赴京，十五日举行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决议案。汪先生回任中政会主席，余恳辞中政会副秘书长，全会决定改以张群、曾仲鸣分任正副秘书长，而外交部长则改由王亮畴先生担任之。三月日本实业考察团儿玉谦次等来华访问，蒋公致欢迎词，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勉。三月中旬由京回慈溪祝外舅杨先生八十寿，献寿言一篇，留慈二日仍返京。三月下旬由京赴杭，四月四日再至溪口助理蒋介卿先生丧事，为蒋公撰祭兄文。四月中旬再赴杭州，钱主任已于三月销假复职，护机同行，余则以汽车往，到杭住大华饭店。四月下旬再去上海，住伟达队店，约一星期后，再赴杭州。是年春夏之间，仆仆京、沪、杭、甬间，皆因蒋公移地疗病，故行迹靡定也。五月，蒋公病愈回京销假，时余以数月积劳，在杭寓旅中忽患脑病甚剧，神思烦郁，夜则失眠，昼则畏烦，而钱君与余复多不协，乃决定请假在杭休养，于侍从室诸人行后，移寓新新旅馆，允默来同住，每日游览湖山，心境稍觉怡旷，然学素常来函告处务及人事，每接函辄又忽忽不乐也。

五月二十日回京，病体仍未痊愈，蒋公闻之，命续假在京静养，以杨济民医生之劝，至鼓楼医院检验身体，知贫血已甚，乃购肝脏制剂饮服且注射焉，疗养匝月，效果殊鲜。六月终以蒋公等已去庐山近二旬，遂挈眷往牯岭，七月一日上山。

是年夏间，庐山有蒋、汪二公召集之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山中冠盖如云，行政院各部会亦多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余所居之五十四号，与外部徐次长为邻，且隔院即为谈话会之招待所，故座上之客恒满。

七月七日日军攻我芦沟桥，山中闻讯较迟，于九日以后始悉其梗概，蒋公知敌人意在挑起衅端，顾仍不愿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并于谈话会中发表讲演，声明我方最低限度之立场四点，以待敌国政府之觉悟，然敌军阀蓄意欲扩大事态，蒋公爰回京主持，临行乃嘱张秘书长及余等留山上，并命第二期谈话会仍须继续举行云。七月下旬举行第二期谈话后，北方事态益恶，余知战事将不可避免，乃于七月二十八日将牯岭寓所结束，偕眷返京。八月一月送眷旋里，旦文姨氏及允默均以为不必如此匆遽，同人等亦有诋余太性急者，然余与吟兄皆以家眷有安顿后，反可专心从公，故遂匆匆送之回籍。及八月十三日而沪上战事遂暴发矣。八月初旬，承命撰发军事宣传品约六七件，顾脑力极不济，某日撰告空军将士书，费十六小时仅乃写成，仅二千余言耳，而濡滞若此，自知战争既起，决难胜此重任，乃上呈乞辞，蒋公留置不报，书再上，请辞名义，仍留供笔札之役，蒋公乃嘱熊天翼等慰劝，许添一副主任，以周佛海君任之。九月改组侍从室第五组，将原任秘书八人及五组书记司书各二人均予解职，盖为战时行动便利，不能不缩小编制也。李唯果秘书以九月入侍从室任事，佛海兼任第五组长，九月陈芷町君奉调来京，与罗君强同就任第五组秘书。军委会扩大编制，设置秘书厅，以张岳军任秘书长而余兼任副秘书长，另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事宜。

其时颇有献议设置大本营者，蒋公不许可，谓未经宣战不必另设名目，即以军委会主持战事可也。

自八月十五日敌机首次袭京后，越旬有扫射军校毙员生兵役之事，侍从室第二处初迁至山西路赁民房以居，继以种种不便，乃迁至富贵山，余每日上午至处，下午四时后回寓，午餐即在办公处食之，不常归也。中央政治会议暂停，改为国防最高会议，党政各部均参加，每星期开会二次，以汪为主席，岳军兼任秘书长。另设国防参议会，网罗各党派及社会名流为参议员，亦以汪为主席。蒋公指定余出席国防会议，而佛海则出席国防参议会。九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越三日，蒋公发表谈话，望其遵从三民主义信守诺言，一致为抗战而努力，此一谈话稿于发表之前，送汪、戴、于、居、孔诸人共阅之。十月十日，蒋公发表国庆日宣言，勉全国上下奋起抗战，保卫国家生存。

十月二十日，决定国府迁重庆办公，翌日发表宣言，并电知前线将士。吟苢兄于战事起后一月，得交部俞部长许可，辞职反里，命陶永标护送至杭州。余以颐和路地下室太简单，从友人之劝，迁至五台山村陈宅居住，而原址则命张司书留守焉。

十一月十四日，以前线战事紧胀，嘱莪生弟回慈溪伴送眷属西行赴赣，原拟暂住牯岭，继思亦非久计，乃商于卢作孚君，得其协助，决将全眷迁移入川，以长途电话告允默等至汉口接洽，而别以航函寄汉口为之安排，至十一月廿三日始知已安抵汉口，住一星期后附船入蜀，于十二月七日到重庆云。

敌人在金山卫登陆，我陆空军在前线血战已将三月，伤亡惨重，而英勇抵抗，迄不少衰，国际视听为之耸然起敬。十一月中旬，改组江苏省政府，改任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主席。

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命偕张秘书长、魏秘书长离京，与芷町、亦杰等乘小轮西上，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刻到达，暂寓电话局，一星期后接电话，知蒋公在庐山，命余即往，乃携亦杰同赴牯岭，起草告国民书，住三日仍回汉口，来船拥挤不堪，交通几于梗塞矣。蒋公于十二月中旬抵颚，住武昌省府，余亦移入胭脂坪办公。

当余抵汉口时，京效仍在激战，某日在汉出席国防会议，外部徐次长报告陶德曼大使奉其政府训令，愿以双方传言人责格斡旋中日和平，并转述日方与驻东京德使谈话接洽之概略，询我政府与统帅都意见，并请赴京谒蒋公。时汪氏主席，询各人意见，发言者多认为彼方所提乃如何接洽停战之手续，而未能看出日方有企求和平之真意，于是由张秘书长以长途电话与统帅接谈，其时统帅部已先得此消息，蒋公答称请德使来京一叙亦可，由徐次长陪来。张秘书长以电话中语报告于会议，与会者咸重视其事，汪氏似认为和平有一线希望，然张秘书长则为汪氏言，此当为蒋公尊重第三国友谊，不能拒绝其好意，未可即视为有接受可能，余亦以张君之观察为然，因敌人所提之接洽停战手续，乃不以平等待我而为极苛刻难堪者也。事后，张秘书长告我曰：“蒋公言：让德使来京一行亦佳，于军事上亦有意义，由此可知蒋公决无遽尔接受斡旋之可能，我所以报告会议者，即暗示此事之前途，不能断为有结果也。”然旺氏等怯战已极，则抱其片面见解，以为和平仍有望焉。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六）四十九岁

军委会内部改组，原有秘书厅及第一至第六部等均取销，改段军令、军欧、军训、政治四部。军法执行总监、抚恤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及办公厅均仍旧，余所任之副秘书长，亦随之解除。在副秘书长任内，未尝有所建白，盖侍从室事务已极繁，且秘书厅之职务，上有秘书长主持，下有机要文书各组负责，故余仅有时列席会议及代拟一部分公文而已。

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战时党政军各部门之最高决定机关，其原有中央政治会议职权内事项，则照旧行使而保持与中央常会间之关系，设秘书厅下置一、二、三处，并置参事及设计委员若干人，第一处为总务文书（另有机要室置主任一人），第二处为行政之审核调查设计，第三处即中央政治会议之秘书处所并入（所属各专门委具会仍旧），蒋公自为委员长，命张岳军先生任秘书长，仍以余为副秘书长。（此节当移置民国二十八年。）

侍从室第四组组长易人，汪日章调行政院秘书，以陈芷町（方）为组长。侍从室第四组，余早有提请易人之意，盖最初设置（旧为第二组）之时，仅为官邸须有人司收发及来文分配之责，故如毛如汪，均非谙习公牍熟习政务之人，近年以来，蒋公身任要职，文书萃集，抗战以后，党政各方请示裁决之件尤多，若无适当人选，明悉系统，擅长处理，且能文词，则余必事事亲理，既不胜其烦又必至误事也。去夏庐山谈话，芷町愿来相从共事，抗战起后，即调来京，乃为张秘书长调入军委会秘书厅任机要组长，今军委会已改组，芷町可来侍从室，余遂为请于蒋公，以彼担任四组事。芷町才具敏瞻，且亦勇于负责，而其信仰统帅，感激图报，则在行营时已有甚深之关系，故一般同志或有以其曾从杨畅卿共事，而疑其或有派别作用者，余则深知其空洞而平直也。

战事范围日广，各种专门问题，固待搜集材料，分类研究，贡献统帅，而各方条陈或请示裁决之件，有时亦非先经签拟统帅无从加以审择决定者，（战前数年，熊天翼诸人即力劝蒋公宜在左右有类似智囊团之组织，当时余力主慎重，以智囊团之延揽，亦必须有人主持推荐，若以见闻不广审择不周之人任之，则南昌行营之设计委员会，即失败之前车也。中国专家有限，有学问而又能以公心奉职，不植党羽，不存个人夸耀观念者更不多，智囊团云，谈何容易，故余祇主张宜延揽有专门学问更通晓政理者若干人，以备谘询，或奉交研究审核专门问题以为献替，智囊团之名称，余始终以为不宜适用于中国，盖何从得此人选耶。）加之各有志之士，愿自效者甚多，蒋公既不居行政院之任，亦宜有一直属之机关以资延揽，爰请于蒋公，在军委会内设置参事室，蒋公许之，命余草拟组织以呈。钱主任以告何参谋总长，参谋总长不明余意，以为又多一骈枝机关，余为解释其作用，卒获批定，派朱骝先君为参事室主任。

蒋公命撰拟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余以精神总动员为敌国所倡之名词，吾国似无须沿袭用之。蒋公谓不然，总理教导国人革命救国，即以军人精神教育为最要典范，所谓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质力量居其一也，敌人虽用此名词，亦何害焉。且吾人正宜提倡精神制胜之重要，发挥我固有道德与民族精神，以奠立千秋万世之精神国防，即在目前亦应以倡导创造物质，爱惜物质，集中精神力量，克服物质困难为先务，故此一运动必须提倡，可与邵力子先生共商之。力子方任宣传部事，乃告力子，请先拟办法及说明文字，而告国民书则俟后撰拟。越一月，力仔以初稿来，云为王冠青同志所起草，即为呈阅，蒋公命再与张季鸾君研究之。季鸾陈述意见颇多，余等坚请彼别拟一稿，张君允焉。嗣将二稿并呈，迟迟未决定，至初夏，又命余并合两稿之要点，别为一文，又另撰告国民书，即民国二十八年所发表者之底稿也。

是时一般舆论，渐次认识长期抗战与全面持久抗战之意义，报章杂志之要求为一面抗战一面建国，而蒋公深思远虑，其所著眼者又不仅战争有形之消长，而为战后复兴与改造民族之大计焉。

三月举行临时代表大会于武昌，（先时议决开会地点后，林主席等尚怀疑，以为应在国府所在地开会，盖误以为汪所主张也，及知为蒋公意，乃欣然赞同。）在珞珈山武汉大学开会，会期先后十日，蒋公有极痛切之开幕词，会议中会场一致议决修改党章案，推蒋公为总裁，而汪副之。盖蒋公意存谦让，以汪为革命旧人，望其兼负领导革命之责，然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余等皆察觉之，颇引以为忧。代表大会又通过抗战建国纲领为全国一致信守之准则。抗战建国纲领者，盖为申明战时政策，集中全国意志，俾党内外一致奉行，说者谓其效力与训政时期之约法相等。此稿初时似为陈豹隐或谭平山等所拟，经余及岳军、希圣、公博、雪艇等研究后而提出者。临时代表大会举行以后，接开四中全会，更定党部组织，添设海外部及社会部，以立夫为社会部长（立夫等原拟设置职业文化、青年、妇女各部，党中同志多不赞成，认为太繁复，故最后决定先设一社会部云），又决议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

临时代表大会之前后，尚有一事宜补记者，即蒋公对于党派问题之态度：蒋公以为中国问题，不仅在对外，而尤在对内能否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国，中国之困难，亦不在战时而在战后如何奠立民族久远之生存，若当此抗战而犹不能造成一个信仰，一个政党，一个意志，则暴日驱除以后，内部思想斗争之排拒，仍伏争夺相杀之端，而眈眈旁伺者何止倭夷一国，又安保无第二次国际侵略之祸患。蒋公之理想，以为与其用政权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党派于一个信仰──三民主义与一个组织之下，共为国家民族前途而努力。简言之，即化多党为一党，而后公政权于誓行革命主义之民众。顾犹虑其他党派（如中国青年国家社会党及中国共产党）以合并为嫌，不能使其党徒谅解，因之主张苟各党能赞成合并，则中国国民党可更改党名，或酌改组织，以泯吞并或降服之嫌猜。此种意见，于会前曾向各党派负责人坦白说明之，中国青年党表示可接受，国家社会党允可考虑，独中共负责人秦邦宁、王明等坚决拒绝，谓合作可，合并则不可，此议遂寝。然临时代表宣言一再申明勤求全国有志之士共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并引总理由兴中、同盟会以来每改组一次，即多吸收一批爱国革命分子以为例，盖即此等意志之吐露也。临时代表大会宣言为汪之手笔，余等均参加讨论，仅修改字句，未更动其内容，蒋公谓此文语意轻重未尽当，而主旨大体不谬，独戴君季陶颇加加訾诃，谓此文实毫不足取，与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同其芜杂而散漫，此实亦有所偏蔽也。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为集中意志力量，决定将国防参议会结束，另设国民参政会，以为抗战期中集合民意之机关。

自五月至七月，蒋公筹划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规制，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曾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汉，对于此文，凡五易其稿，终觉不惬意，最后所发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余为之酌加修润，并经蒋公亲自核改者也。

是年夏季甚热，且常有空袭，余有时至郊外珞珈山暂憩，晨往而下午归。

某日敌机袭武昌，余所住之胭脂坪房屋十余丈外落一弹，附近蛇山落弹甚多，等在防空室内受震动甚剧，键开灯灭，事后检视住所，屋瓦颇多震毁者，或谓敌人误以此地为统帅所曾居住者，故如此疯狂。朋辈闻讯均来慰问，蒋公亦嘱余慎之为宜，然公务在身，义不可避，亦只听之而已。

六月居书记亦杰以亏款误职，余迫令辞而为之垫归款项，电招翁祖望弟来侍从室服务，补居之缺额。不一月，七弟亦由浙来，为介绍入参事室任干事。时骝先因有他职务，参事室主任改由王雪艇君担任之。

七月初为蒋公撰拟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另有告友邦书及张子缨君初稿，告敌国民众书为郭沫若君所起草），蒋公未及口授大意，但言必将武汉保卫战之必要插入此文，以唤起军民注意，盖马当失陷后，敌氛渐向西侵云。张季鸾君评余此文为“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七月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以汪为议长，张伯苓先生为副议长。

七月九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告成立，设临时干事会及监察会，余被指定为临时干事兼常务干事，朱骝先君代陈辞修为书记长。

八月十二日草拟八一三告沦陷民众书成，呈蒋公核改，蒋公批改指示甚详，已发紧急警报，予仍在室中伫立约十分钟，又适有德人某君来辞行，蒋公已至楼下，再返室易服以见之，晤谈又约十分钟，始下防空室，是日敌机炸省府，东西南三面投弹处均甚近，顾半数未爆炸，余与希曾、唯果、国华诸人均在室内，闻炸声亦不大而空气震荡甚剧，事后出外检视，则省府邻近被毁之屋宇甚多，敌人之疯狂，可见一斑，然同人均无恙，仅卫士二人受伤而已。

钱慕尹君于夏间调任航委会主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改委林蔚文先生兼任，以邹竞为副主任，希曾任第一组组长。

六月李唯果君调任侍从秘书，凡有会议及接见宾客，均命列席。唯果学识通敏，不矜炫，不懈怠，一心以服务领袖为职志，对同事又极和洽，相处愈久，愈觉其可敬爱，盖第二处中才能品德并佳兼胜，惟此一人为最难得也。

八月下旬，迁寓汉口两仪街办公，此为农民银行叶琢堂先生所赁之宅，余分其一室以居，楼上则农行汉行长王伯天君居之。伯天义乌人，伉爽有豪气，能当危难而不变，商市中不可多得之才。其时蒋公移节汉口中央银行，时从室职员均迁汉办公。

自七月以后，中央党政机关多迁重庆，汉上渐感寂寥，蒋公谓外交、宣传两部要员宜驻统帅所在地，乃电召徐次长叔谟、佛海来汉，至十月中旬，亦先后回渝。

十月二十一、二日在敌机终日盘旋之下，承命起草谈话及宣言等稿件，约学素来为余助抄写之役，学素镇定不惊，亦自有可嘉者。其时侍从室已奉命令于二十三、四以前迁往湘省，指定在衡山附近集合待命，第一批萧秘书等于二十一日夜间起行，希曾组长坚主余亦于第一批离鄂，但因工作未竟，再留一日，遣车先行，决乘船动身，以此意语林蔚文主任，蔚文略沉吟，旋答曰：小船亦佳。（事后告余，谓车行较舟行为妥，当时即拟劝阻，而方草作战命令，未毕其词也。）

十月廿二日下午五时谒别蒋公，蒋公谓汝尚未动身乎？余答即晚五时后开船。时何雪竹总监亦来谒别，侍坐十余分钟而出，殊依依不舍，返寓进餐毕，即与芷町、学素、祖望、唯果、达程诸人下顺江渡轮，于暮霭掩映中离汉口矣。

十月廿三日下午一时，舟过新堤西十五里许之王家镇，晴空无云，余方在舟中卧室外小厅与芷町、祖望闲谈，突闻有敌机三架掠余舟而过，亦不以为意，不数分钟，此西行之机又掉首东指，始觉其有所企图，即闻轧轧之声，则已侧降，对我舟以机枪扫射矣。余等即卧倒于所居之室，旋枪声略止，余与芷町同入卧室僵卧于地，并引被覆身，而第二次之扫射又作，时余心尚定，瞑目自持，念抗战时期，前后方牺牲者多矣，余生平虽无大贡献于国，然立身行己，差无愧作，余父四十九岁弃余等而逝，余即不幸被难，而长见亦二十五岁矣。至此心愈宁静，然芷町忽呼余曰“吾老母将奈何？”闻此语为之凄然，未几学素狂呼奔入曰：“主任，余已受伤矣！”即移出位置令其卧于余侧，出毛巾嘱陈清为扎其伤口，机枪稍停又作，上士杨某急奔入扶余直趋底舱，知卫士六人受伤，而船上之大副及船员二人亦均受重伤矣。在底舱闻枪声不甚清晰，约又扫射二次始向西飞去。至是船已不得前行，且已有因伤而毙者，邹副主任效公乃命舟人停泊于江岸，船中诸人均登岸入乡村小憩，顾不辨道路，余等一行随效公前进，乃陷足泥涂中，始尚可行，稍久力乏，愈思举步，而陷泥愈深，勤务吴均背负余以达隔河之村间，检视伤者，饮以茶水，并共出所携白药为分敷之，同行五组钱司书瑞麟招集当地人民，扶救伤人，指挥运送，颇见干练。及天色薄暮，仍下船，驶回新堤，将卫士之死者嘱公安局暂为掩埋标志，伤者亦分别送院治疗。以引港及船员已受伤，别雇二人，并以前路或有危险，拟改道至沙市，然后循公路赴湘，以过洞庭湖时恐再遇敌机，故宁迂道以赴。自是舟行较缓，至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始抵沙市，登岸往访警备司令部友人及公安局长，知何雪竹、徐次宸两先生亦在沙市，住交通银行，相见道别后状况，雪竹谓早知如此，余必约君车与余等同行矣。次日船泊沙市一日，至晚动身，自兹经公安一宿，二十八日由颚入湘，过常德又一宿，二十九日经宁乡、湘乡、湘潭，以达南岳市，到时已黄昏后矣。询知蒋公已于前日到此，正往长沙处理大火善后云。

十一月一日，移入南岳山中写经台暂住，所居为李觉师长之宅，极坚固轩爽，嘱芷町携四组职员三人住楼下，余与祖望居楼上，发快函达重庆告平安抵湘。自是居南岳凡两星期，蒋公曾回山一行，住三日即再赴长沙，约英大使卡尔会晤（余未随行），旋侍室会报决定分批赴桂林，乃于中旬某日偕芷町、唯果、祖望等由衡山起程，先一日下午六时许动身，次晨九时入桂林市，寓乐群社。入桂境后地方瘠苦情状，迥异湘省，然山势之奇兀，与画本无异，乃第一次得见者也。

住桂林约三星期，初时甚闲，无甚多事务，各处来电择最重要者电达林主任，余均暂置之。与桂省党政当局相往还，觉其特点为朴俭勤劳，而规模不宏，盖地理环境限之。此间熟人不多，鄞县庄仲文（智焕）方任桂林市筹备处长，招待甚殷，陪同游览七星岩、月牙山等处，惜未往阳朔也。

月终，蒋公自衡飞桂，余乃移入藩署八桂阁内办公，距蒋公官邸才隔一门，蒋公时时过庭中游览，摩抚庭间桂树，测共径度，告余曰：此民国十一年随总理到桂之旧游地也。

蒋公决设置桂林行营，以林蔚文主任为参谋长，辅佐白健生处理粤、桂军事。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则命贺贵严（办公厅主任）君兼任之。

在桂林日，蒋公稍暇即召往谈话，所谈均第二期抗战中精神致胜之要点，对敌相近卫所唱之东亚同体与连环互助关系，痛斥之尤力，谓此种桎梏，将断送民族运命于永久，较诸军事占领为尤烈，万不可中其奸计，宜愈战愈奋，与之作精神斗争。凡口授四五次，命记于别册准备撰一长文。（此种言论惜不及令汪精卫、周佛海于当时得闻之，否则彼等或不致失身作汉奸。）

蒋公又命电告汪、朱（骝先）准备一月中召开五中全会，并指示应拟提案之要目，皆党政建设之急务也。

十二月七日由桂林乘机飞重庆，本与蒋公坐机同时起飞，然气候恶劣，蒋公之机竟未行，余机先开，冒恶劣之天气前进，几迷失方向，在涪陵降落，询明途径后续飞，旁晚始抵渝。则允默已先一日自北碚来迎矣。到渝知佛海已于五日赴昆明，余即暂寓其新租之住宅，夜九时往访汪先生，再三询余战局意见，事后觉其容止不甚自然，然当时不甚觉察也。

蒋公以八日抵渝，九日在黄山约孔、汪、王（外长）、叶、张等谈今后抗战要计，孔等屡以国际形势为言，蒋公止之曰：“勿问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之准备。”汪亦未有他语，仅谓“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事，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而已。其后蒋公有小病，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未提和战之意见，不谓未及一周，即潜行入滇而离国也。

蒋公病愈后即赴西北视察，余未随行。二十三日，赴北碚省家人，住三日而归渝，儿女久不见，重叙极欢。

二十六日为蒋公撰拟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词，此文以一日之时间草成，张季鸾君谓为抗战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经蒋公再四审阅，于二十八日发表，次日汪精卫即在河内发表其响应近卫声明之艳电矣。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五十岁

元旦团拜毕，召集临时中央常会，讨论对汪发表艳电之处置。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嘱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并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之所在。

一月下旬。举行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开幕之日，蒋公有极详尽之演词，说明敌国必败与抗战必成之至理。在全会期中，蒋公出席讲演六七次，余整理讲词纪录，随到随办，毫无留滞，复参加起草宣言（季陶主持其事）盖年来体力精神，以此一时期为最胜云。

一月十九日吟兄在余寓，以惊愤失常，突发生厌世观念，服宁神药过量，殆次晨发觉，医治无效，竟尔逝世，客中遭此惨变，悲感不可言喻。

二三月在渝照常治事，为蒋公撰拟文字，以此时期为最多：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及三民主义之体系与实施程序皆此时期所属稿者也。而各种纪念文字如新运周年纪念等文，写来亦觉顺利，此二三月中，为近年工作最愉快时期。

五中全会以后，改以叶楚伧先生任宣传部长，其他各部无大更动。唯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将中央党政军各机关主管长官悉任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蒋公自兼委员长，设秘书厅以张岳军为秘书长，余为副秘书长，秘书厅设三处：总务、审核设计与议事，第三处即串央政治会议秘书处并入之。另设参事八人，设计委员若干人，原隶中政会之各专门委员会亦改隶焉。

本年，蒋公所最致力者，军事而外，为干部训练，为县政建设，为经济建设。第一事由中央训练团分期举办党政训练班。第二事则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第三事以牵涉繁多，未有所兴举，然各战区经济委员会之设置，金融机构之调整，及工矿交通之督促改进，蒋公无不昼夜筹策以赴之。

四月以后，余身体精神，忽大感疲惫，竟日昏昏，作事无力，夜间又常失眠，且目眩手僵病态百出，而骨痛腰酸，头脑晕重，吏为习见之现象，以事务甚繁，未便休息，仅于万不能支时略请短假而已。蒋公及蒋夫人察知其事，乃于四月底嘱余移地疗养，蒋公初命余赴昆明休息一月，余恐有不便，未果往，然蒋公又函谕谆促，乃于五月八日离渝。

五月八日到北碚，十二日移往缙云山中之石华寺。缙云山原有相思寺，系唐时古刹，近年设汉藏教理院，由太虚法师之徒法尊任院长，彼此有交谊，余乃赁其别院之石华寺东厢以居，凡休养五十二日，其间即在山中为蒋公补辑民国十六年以来各年之日记，盖原本藏置地下室，日久为水浸入有剥蚀者，蒋公命余为之整理并督抄副本，调金省吾及郭子猷两君上山抄写之，其不可辨认者，余则为查补重订，凡六周而毕事。又为蒋公撰科学的群众时代之讲演，并复阅训练团讲稿多篇，虽在休假中亦仍有相当工作，然山中气候凉爽，每日必外出散步，居月余，诸患渐除，乃于六月卅日下山回渝销假。

七月初旬，精神复原，为蒋公撰拟并修改七七告军民、告友邦、告敌国民众书，又撰发激励将士通电，其时并有若干对外之函札，均一一如期撰拟未愆期。然天时渐热，暑中居室逼窄，蒸郁殊甚，又不免影飨工作也。（允默及旦姨等留山中未归。）

成都忽起反对王主席（缵绪）之风潮，扰攘甚久，由所谓七师长者发难，而政客从中播弄之，严诫婉劝，均无效果，最后王主席请命出川抗敌，蒋公乃决定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以贺国光为秘书长。

八月，王宇高（墉伯）、孙诒（翼父）、袁愚常（孟纯）自奉化奉召来渝，入侍从室任编纂员，掌编纂蒋公十六年以后之事略事宜，隶第五组，由余督导之。

十月三日随蒋公赴成都，住四道街陈武鸣先生家，蒋公就川省府主席职，并召集党政军绅耆学界各别指示建川要点，先后住两星期，十七日回重庆。

十一月十二日举行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蒋公出席训话凡八次，有极重要之外交演说，对欧战发生后之抗战形势，分析指示，至为详尽。会议凡九日而毕，调整中央各部会人事：以楚公为秘书长，骝先、雪艇、谷正纲、吴铁城分任组织、宣传、社会、海外各部长，并加推王泉笃、王秉钧、张厉生为常务委员。在行政方面，则决议蒋公兼任行政院长，孔庸之为副院长。

余自十一月下旬以后，旧疾又作，是时允默等已挈两儿自缙云山来渝，百般为余调治，终不见痊，且胃肠日见薄弱，人亦惭消瘦，故十一、十二两月，对公务多所旷误，自问精力，年不如年矣。

十二月二十六日，为余五十初度，大哥四弟等先后来函问讯。是日蒋公手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八字以为赠，勖勉期许之意溢于言表，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